「二二八」七十年特集

二二八:改良與革命的歧路

從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並在有限的資本主義化過程中誕生了台灣近代社會運動以來,台灣的社會運動大致上可以歸納為兩條路線,一是畏懼社會革命的改良路線,另一則是斥責改良不可能改變任何現狀的社會革命路線。改良主義路線是1920年代台灣誕生社會運動以來的主流,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則是這一主流的代表。請願運動者認為,只要能爭取在日本帝國的統治之下實現台灣的自治,並以台灣議會作為台灣的民意機關,就可以使台灣人民的權益得到保障,並使台灣通過「自治」而拒絕日本帝國任何齊一性的統治。 繼續閱讀 二二八:改良與革命的歧路

詹志芳:我記憶中的梅[益]伯伯

我是1950年出生的,父親吳克泰當時看了話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小說由梅益所譯],深深地被保爾的堅韌精神所感動,於是全然不顧我是一個女孩,決定我以後的名字就叫保爾。當他把這個決定告訴梅伯伯時,梅伯伯說:“小說沒有提保爾的父親。”他的意思很清楚,既然書裡沒提到保爾的父親,便不能肯定保爾的名字一定是他父親為他取的,所以父親的做法在書裡是找不到根據的。更何況保爾後來成為英雄,同他當初被取名保爾不能說有任何一點因果關係。可是,梅伯伯的婉言規勸沒有起到絲毫作用,根本動搖不了父親要長女成為保爾的決心。保爾終於成了我的名字。 繼續閱讀 詹志芳:我記憶中的梅[益]伯伯

莊志霞:無敵的美麗——懷念著名日語播音員陳真

陳真案:陳真,本名陳蕙貞。1932年6月生於日本東京,是陳文彬和何灼華之女,籍貫臺灣高雄,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後,隨父母回臺灣,14歲時發表日文小說《流浪的小羊》,描述一個臺灣人家在異國飄零的遭遇,小說出版後引來香港記者採訪她。1948年秋隨母親經香港赴祖國大陸,與先期到達的父親團聚,1949年16歲進「北平新華廣播電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前身)從事對日廣播工作,1973年擔任對日漢語廣播講座主講人,1988年兼任中央電視臺《星期日日語節目》主持人,她標準的發音,甜美的音色,深受廣大中日聽觀眾的喜愛,她編寫和主持的廣播、電視節目多次獲獎,1985年被評為首批譯審,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89年被聘為北京大學漢語教學中心兼職教授,1991年至2000年應聘在日本NHK主持漢語講座節目。2005年1月4日在京病逝,享年73歲。

陳真的父親陳文彬是著名台灣抗日運動家。曾任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台盟中央候補中央委員,1904年4月生於台灣高雄崗山縣燕巢村,曾留學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畢業後任教於上海復旦大學和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在日本東京參與籌備成立“台灣同鄉會”和“旅日華僑總會”工作並被選為會長,1946年返台任教於台灣大學文學院和台灣師範學院同時任《人民導報》主編,後任台北建國中學校長,1947年參加二·二八起義遭國民黨通緝撤職被捕入獄、《人民導報》社被查封,1947年5月由建國中學學生家長保釋出獄,l949年5月由台灣經香港抵達天津,l950年至1962年任教於人民大學國文教研室並在文字改革委員會從事文字改革工作,1962年8月任商務印書館編審,1982年11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歲。

繼續閱讀 莊志霞:無敵的美麗——懷念著名日語播音員陳真

台灣自治運動 :《解放日報》1947/3/20社論

台灣人民和平的自治運動,由於蔣介石政府的武裝大屠殺,迫得起而自衛,到本月八日已發展成為武裝的鬥爭。台灣人民所組織的“二·二八慘案處理委員會”通過了“改革台省政治建議案”三十二條,並頒布命令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政務局,其委員由台省各地人民普選產生,同時又命令接收蔣政府在台灣以“公營”為名的四大家族獨占企業。

八日事變爆發後,蔣介石不但不悔悟,反而加緊其武裝的進攻,開往台灣共有兩個師,即第二十一師與第二十師。蔣介石並派了白崇禧、朱紹良等往台灣指揮。蔣介石的意圖,顯然想把台灣人民的自治運動淹沒在血泊中。 繼續閱讀 台灣自治運動 :《解放日報》1947/3/20社論

吳克泰:一條曲折前進的認同之路(藍博洲)

  日本教育的歧視
一九二五年,我出生於日據下宜蘭鄉下的農家。公學校畢業後,我即到臺北報考二中。儘管我在公學校的成績非常不錯,但我卻連考兩年都落榜。當時,父親雖然有意讓我繼續升學,但看這情形也不得不告訴我說:「今年如果再考不上,你就別再考了。」
在當時,臺北二中是唯一讓一般臺灣人子弟就讀的中學,學生原本都是臺灣人:但後來卻有三分之一的名額留給日本小孩;而那些會到二中就讀的日人小孩,大體士都是成績較差、考不上一中的人。因此,為了方便這些日人小孩,入學考試的考題完全取自日人小學的教課書。然而,在日本帝國「差別待遇」的教育政策下,日人小學與臺灣人公學校所使用的是兩種不同的教課書;這樣,對臺灣人小孩而言,在入學考試時一定要吃虧的。
我搞清楚了這種狀況之後,便買了日人小學的教課書,重頭學習。在強烈的升學慾之下,我每天都勤讀到第二次雞啼時才敢上床睡覺。通過這一年的努力,我終於考進臺北二中了。那年是一九三九年。
  民族意識的覺醒
在二中的第一次考試,我在全年級一百五十個當中,排名第三;後來,我還曾經進步到第一名。那些日本學生的成續都很差,可他們在學校裹頭一個個都是一副耀武揚威的姿態,我們臺灣人學生經常被他們欺負;此外,學校的日人老師對待我們也是極盡歧視、辱罵之極。有一次,我就被我的日本法西斯老師狠狠地毒打了一頓。
首先,為了響應小林總督「臺灣志願兵」制度的實施,那個日本老師要作為副班長(班長是日本人)的我起帶頭作用,然而,當班上許多同學都已簽了名時,我卻還沒有簽。接著,為了配合推動臺灣人改換日本姓名的「皇民化運動」,這個法西斯老師也要我加入「改姓名」的行列,但我卻藉口家產繁多,有山、有林、有田地……等(其實我家是一無所有),改了名將非常麻煩而不願「改姓名」。因為這前後兩次都拒絕響應日本帝國的政策,而且我又是班上的副班長,這樣的行為,他們認為會不利於日本政策推行的作用。這個法西斯的日本人老師於是就氣急敗壞地向我身上拳打腳踢,並且一邊大聲罵道:「支那人,回去支那!」當時,忍著痛挨打的我就在心裹告訴自己:「我本來就是中國人,我當然要回中國去!」 那個日本人老師整整打了我有一個鐘頭之久。放學回家時,當我從學校走到樺山的天橋上時,我把帽子脫下來,用手一摸,這才發現整個頭都腫得起包了。當下,我即委屈得掉下淚來,並且自誓日後一定要到大陸,參加抗日戰爭。
  大屯山上的呼喊
我之所以會想到大陸參加抗日戰爭,蔣碧玉與鍾浩東等人的行動起了決定性的啟示作用。在二中時,我認識了低我一級的、蔣碧玉的弟弟戴傳李(蔣碧玉的生父姓戴),因為家裹窮,我平常都吃得不好,因此常常到戴家打打牙祭。久了以後,戴傳李的父親戴旺枝先生也和我熟了。有一次,我去的時候,他正在看照片簿;看我進來,他就把我叫到一旁,指著蔣碧玉的照片告訴我說:「這是我的二女兒,她已經到大陸參加抗日戰爭了。」
通過戴先生的敘述,我才知道殖民統治下的臺灣青年竟然也有人回到祖國大陸,參加抗日戰爭的行列;因此有了起而效法之意。
除此之外,我還在那本照片簿上看到蔣渭水先生出殯時的照片,照片上送葬的人很多,寫著 「工友總聯盟」……的各種旗幟在空中迎風招揚。因為我是鄉下小孩,對世事渾然不知;因此我並不知道誰是蔣渭水 ?也不知道他做過什麼事 ?戴先生於是給我講述蔣渭水及其領導的抗日運動事蹟:這樣,我才知道蔣渭水這個人;並且知道了臺灣這塊土地上曾經有過無數的先輩付出了他們的青春、血汗,為臺灣人民的幸福而勇敢地與日本殖民統治者鬥爭。這樣的認識更堅定了我回大陸抗日的心願。
我於是改變了學習的態度,從此不太計較在二中的成績;只管自己用功讀書,準備考臺北高等學校。我計劃高等學校畢業後即奔赴大陸,參加抗戰。
依照當時的學制,中學要唸五年。但我唸完二中四年級時,即以同等學歷越級考上臺北高校文科。在高校期間,我念念不忘大陸抗戰的事。記得,有一次,我曾經和幾個同學爬上大屯山,想要瞭望大陸;儘管看不到對岸,我們還是站在山頭上,大聲地呼喊著:「祖國啊!我們臺灣人是這麼悽慘,你聽得到我們的呼喊嗎 ?」
  高校時期的交遊
高校時代,我終於有機會閱讀到孫逸仙先生的《三民主義》。在二中時,我在蔣碧玉生父家的客廳第一次看到孫先生的畫像,同時,通過戴先生的介紹,我知道蔣渭水先生是中山先生忠實的信徒;從那時候起,我對「三民主義」的學說也感到興趣。當時,正值中日戰爭爆發不久,我只知道蔣介石與孫先生創立的國民黨正領導全國人民抗日:我不曾聽過中國還有一個共產黨,事實上報紙也沒有報導過它的活動。我的父親也許以前也接觸過「三民主義」的思想,因此他會跟我提到他所知道約有關孫先生的革命事蹟,其中「倫敦蒙難記」的故事,印象尤其深刻。
因為這樣,有一天,當我在日報上看到蔣介石與宋美齡合照的新聞圖片時,我即剪下來寄給在宜蘭鄉下的父親,誰知父親竟因這份剪報而被當地的日警抓去偵訊。在這之前,父親已經有兩次被捕坐牢的經歷了。第一次是在我唸公學校時,他因為喝醉酒打當地的警察主任(日本人)而被關了廿九天;後來,我知道父親其實是「藉酒裝瘋」。第二次則在我唸二中的初期,因為家裹一直沒寄學費來,我熬不過學校的催討就寫信回去問,這樣,我才知道父親又被日警抓去關了。當時,日帝硬要鄉人們種甘蔗,但因為沒飯吃,大家都要種稻。我父親就起來帶頭「反對日帝強迫種蔗」:父親因此而第二度坐牢。
因為有這樣那樣的對祖國的感情,所以當學校來了幾名廣州留學生時(當時日本已佔領廣州),我心理上就把他們當成是自己的同胞,感覺很親,因此就主動與他們交朋友。後來,汪精衛政府也派來十幾個留學生。有一次,我到他們的宿舍 —興亞寮—找他們聊天。就在那裹,我第一次見到郭琇琮,當時,他正在帝大醫科唸書,已經會講北京話了:雖然我聽不懂他用北京話和那些留學生談話的內容,但是郭琇琮給我的第一印象卻是個熱情、精明、腦子好、囗才好的人。此外,通過這些留學生,我也認識了當時正就讀於臺北商校的雷燦南。雷燦南到過我的宿舍幾次,我們談得很投機。有一天,他邀我到淡水他家玩。他家經營米店的生意,我看到他在生意忙不過來時便暫停我們的談話,扛起米袋就去送米。當時,我對他的舉動感到非常感動。畢竟,以當時的眼光來看,一個高商的學生也是個屬於上流社會的知識份子,可是他卻可以撂下這個身份,像個普通工人似地,扛起米來就送。雷燦南的父母很疼他。那天晚上,他們還把我留下來吃飯。吃過飯,他就帶我到樓上房間看他的書。我看到,他的書中凡是提到「支那」或「支那語」、「支那人」的字眼,統統都被他塗掉改為「中國」或「中國語」、「中國人」了;甚至連書的封面,他也同樣處理。
「你要是被發現的話怎麼辦 ?」我不禁替他擔心。
「這沒什麼好怕的。」他笑一笑,然後回答我:「我正準備著回大陸參加抗戰呢!」
然而,不久後,雷燦南、郭琇琮等即因為日警的大檢舉而入獄:雷燦南並且在日警的嚴厲拷打下拒不吐實而犧牲了。我則因為還末涉入當時的學生組織而倖免於難,可是這個事件卻使我奔赴大陸的決心提早實施。
  為了抗日到上海
除了郭琇琮、雷燦南等數以千百計的青年學生被捕的事件刺激之外,我之所以在高校還末畢業(三年的學制我只唸了一年餘)即決定到大陸的另一個動機是,臺灣總督府已經開始實施徵兵制度了,而我恰恰是頭一批被徵的對象。我想,與其被抓去當日本兵跟美國拚命,倒不如回祖國跟日本人拚!因此,我找到一條到上海的門路之後即棄學而走。那時已是一九四四年了。
臨行前,戴傳李特地為我送行。他告訴我,到了上海可以先去找蔣渭水的二公子蔣時欽,然後再去找蕭道應的丈人,這樣,也許可以打聽到碧玉姐他們一行五人的下落。
到了上海,我即按址找到蔣時欽的住處,但不巧的是,他人到南京正好不在。一段時日後,蔣時欽從南京回上海了,他就帶我去找蕭道應的丈人,同他打聽鍾浩東等人的訊息。
「我也不知道他們現在人走到那裹了?」他說,然後反問我們:「你們有他們的消息嗎?」我們只好失望地告辭了。
這之後,我即在上海的這裏那裹四處浪盪,尋找到重慶抗戰區的路。當時,我仍然只知道國民黨,一心一意要找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可是,我在上海不但沒有任何社會關係,而且連一張身分證也沒有;相對的,日軍的關卡卻到處都是;因此,儘管我每天鄱在研究地圖,尋找到重慶的路,卻一步也走不出來。還好,上海還有個蔣時欽在;這段期間,他不但在生活上照顧我:透過他給我看的魯迅等左翼進步作家的書,我的思想認識不知不覺地也起了深刻的變化。
  終戰以後的變奏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三天後,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當時,上海的報紙都不敢據實報導這個新聞,因而大家只知投下的是特殊的炸彈。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這時,大家都知道日本一定會倒的!到了十一日,透過短波收音機,上海市民知道日本已經準備投降了,整個上海都已經沸騰起來了。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終於透過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了。
當時,我怎麼也沒想到戰爭會那麼快就結束。到上海前,我已經透過一個朋友的日文剪報看過「開羅宣言」的內容。現在,日本戰敗了,臺灣自然要回歸祖國懷抱:我雖然沒有機會參與到抗戰的行列,但我的願望已經達成了,所以我還是歡欣鼓舞地迎接勝利的來臨。
不久,我所盼望的國民黨來了。但我沒想到國民黨竟會那麼糟糕!我看到那些接收的官員竟搶著發國難財,過著花天酒地的墮落生活。同時,我還看到許多原屬汪精衛政權的漢奸,花錢買通後,搖身一變又是國民黨的官員。
我在上海所看到的這樣那樣的怪現象,讓我對國民黨感到非常失望!理想中的國民黨竟是自己所看到的這樣不堪,那麼中國的未來要怎麼辦昵 ?我為此而苦悶地思考著。然而,我不死心,我告訴我自己:我當初是為了理想而來上海的,我不能因為這樣就回臺灣,我總要在這裹多看、多學習,才能更瞭解中國!於是,我白天到復旦大學讀書;晚上則在一家日本人辦的《改造日報》 打工。這個報紙是針對當時在上海的日僑辦的日文教育報紙。在報館,我看到一些進步的書籍、報刊、電訊。這樣,我才慢慢地理解:中國除了國民黨外,還有一股強大的民主勢力;同時,通過蔣時欽給我看的斯諾的《西行漫記》,我才知道原來中國還有個共產黨,以及他們「長征」的歷史。也因此,我才知道原來中國有兩個,一個是舊中國、一個是新中國;一個是獨裁、一個是民主。從此,我的思想即有了決定性的轉變了。
  為了改造回臺灣
一九四六年二一月,我回到臺灣。
回臺灣前,上海與昆明兩地的學生已經起來搞「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學生運動了;我所讀的復旦大學也受到這種影響,學生分成兩派,從互相辯論到打起群架。與此同時,我從許多先回臺灣再來上海的人那裏聽到國民黨在臺灣「劫收」的慘狀;另外也通過報紙看到臺灣從「歡天喜地」–>「花天酒地」–>「黑天暗地」到「哭天叫地」的變化過程。這些訊息讓我非常生氣。我心裏想:像臺灣這麼好的地方,如果好好治理一定是個寶島的!因此,我就決定回臺灣從事社會運動。
回臺後,我先進入臺大醫學院就讀。
日據時代原是三年制的臺北高校,後來不知為什麼改為兩年制,我在高校唸了年餘,因而也算畢業了。畢業後,我的學籍在臺灣帝大的醫學部,戰後改為臺大醫學院,因此,我在父親同意 後即到臺大醫學院復學。在醫學院,我只去讀了兩天。因為想到以後每天都要解剖屍體,而且教授在黑板上寫得滿滿的拉丁文學名都要記下來,我就擔心:「這下可糟了!如果把這些都記下來的話,我怎麼還有時間搞社會運動呢!」於是我就轉到文學院。
那時,日本人學生都走光了,幾乎沒有什麼臺灣學生(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教育政策使然),因此不能成班。當時,郭婉容比我早回臺灣,在那裏等著開班;後來,彭明敏等人也回來了;我們商量後即決定向當時的校長陸志鴻先生交涉。因為當中只有我懂北京話,因此就由我作代表前去交涉;之後陸志鴻即答應為我們幾個設一個特別班。特別班的師資有日本人與臺灣人教授;但因為語言不通的關係而沒有外省籍的教授。
  臺大學生兼記者
因為家裹的經濟條件不好,所以除了唸書以外,我也同時在新聞界工作。最早,我是透過蔣時欽的介紹到《民報》;雖然它是一份為臺灣人民說話的報紙,但卻看不出明確的編輯方針,感覺上還是保守的,因此,待了一個月就離開;轉到《人民導報》。當時,發行人已經是王添燈了,社長宋斐如、總編輯是蘇新,其他比我早進去的記者還有呂赫若、周青……等,基本上是一個相當進步的報紙,不管我寫什麼、怎麼寫,總編輯都會刊登。記得,當日據時代彰化二林蔗農爭議事件的主角李應章醫師從上海回來時,我還特地前去採訪他,並且寫了一篇《毋忘二林蔗農事件》的報導,引起一定的迴響!此外,王添燈與林日高在省參議會與國民黨鬥爭的議事實況,我都詳盡報導了。
一直到四六年年底,我才又從《人民導報》轉到《中外日報》。在這段期間,我還從頭參與了《自由報》的籌備工作。《自由報》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份開始籌備的,蘇新、王白淵、徐淵琛、蔣時欽、孫萬枝、周慶安、蕭來福、潘欽信等人,還有我,就編輯方針、經費、發行諸事多次開會討論,多半在王白淵和蘇新家中。籌備開始不久,蔡子民回來也參加了。後來決定以《自由報》為名,經費由王添燈負擔,蔡子民掛名總編,實際上是蕭來福。九月份出刊以後,很受到青年學生歡迎。但國民黨很不滿意,幾次申請登記,名字更換了好幾個───《自由報》、《臺北自由報》、《青年自由報》都不正式批准。
《中外日報》在一九四七年一月試辦了一個月,二月一日正式發刊。首先是省參議員林宗賢(板橋林本源家族)和台灣紙業公司經理鄭文蔚合資,後來王添燈也入股,並介紹徐淵琛、陳本江、周肯和我幾個工作人員進去。《自由報》的朋友幫忙寫很多稿,但是,鄭文蔚很害怕,不肯登,報社因而常常吵架,言論也搖搖擺擺的。不久,二.二八事件就發生了。事件發生後,報社裹大部分外省人都跑了,沒人管,我們就把蘇新請來當總編輯。蘇新自王添燈筆禍事件後,離開《人民導報》到文化協進會,和王白淵一起編《臺灣文化》。
  終戰以後的學運
戰後不久,「臺灣學生聯盟」就組織起來,主要的人物是士林人郭琇琮。抗戰中曾到廈門,學會了普通話,回士林組織「協志社」,史明、潘淵靜、何斌等都參加了,舉辦一些醫學、文化、攝影、鄉土的展覽會,表面上不帶有政治色彩。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雨港基隆爆發了戰後以來第一次的學生運動。為了紀念「五.四」運動,基隆中學的學生上街遊行,但卻受到當地警察、特務的毆打、逮捕。因此,當地的省參議員顏欽賢便透過名律師陳逸松找到學生聯盟領導幹部之一的我,要求我動員學生到正在開第一次大會的省參議會抗議,要求當局查辦、放人。
五月十一日,正當省參議會將要閉會時,顏欽賢議員忽然緊急動議,要求警務處長和基隆警察局長臨席參議會,說明基隆學生「五.四遊行毆打事件」。接著,由連震東秘書長宣讀臺北巿各校學生代表遞交的關於該事件的請願書,結果議決派顏欽賢、林日高、劉傳來、林連宗等參議員前往基隆調查,據其結果再決定參議會的態度。
這場規模不大的事件,基本上可說是正式拉開了戰後臺灣學生運動的歷史序幕。第二次則是抗議日本流氓迫害僑民的東京澀谷事件。
規模最大的一次則是沈崇事件。臺北的大陸籍學生先起來活動,但因人少力量很小,開始時本省學生因不了解而持觀望態度,後來經過我在中間溝通,雙方便合起來,在一月九日(一九四七年)組織了一萬多人的示威遊行。運動的主題則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與「反對美帝干涉中國內政」。遊行時,因為大家只會唱《義勇軍進行曲》這首抗戰歌,所以遊行隊伍從頭到尾都沿街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通過這次的示威遊行,臺灣的學生運動終於和國內大陸的學生運動合流了。
這場「一.九」反美示威遊行後不久,二.二八事件就爆發了;原先參與幾次學運的學生們都紛紛投入戰鬥的隊伍。
  二二八的導火線
「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是由一群國民黨的緝私人員對一個婦女菸販林江邁的暴行而點燃起來的。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一群國民黨的「緝私」人員,包括省專賣局的「緝私」科員傅學通、葉德根等六人與警察大隊警察四人,乘一輛卡車去淡水港一帶取締「走私」。臺灣和大陸同屬一個國家,彼此商品流通是正常的國內貿易,毫無走私可言。可是,國民黨以穩定臺灣經濟為名,承襲日本帝國主義衣缽,實行煙、酒、樟腦的專賣制度,壟斷國內貿易,設立貿易局、專賣局和緝私機構,專門取締「走私」。他們以專賣、緝私為名而行貪污舞弊之實,百姓無不痛之恨之。這天,這群緝私人員茌淡水一帶毫無所獲,空手而歸,老羞成怒之餘,竟向煙攤小販耍起威風來。這天天黑不久,他們把卡車開到圓環附近延平北路天馬茶室前面,一下車就衝向在茶室前廊設攤叫賣香煙的林江邁老大娘,凶狠地搗毀了煙攤,搶走了老大娘賴以餬囗的所有香煙和現款,老大娘抱住緝私人員苦苦哀求發還香煙和現款,至少把專賣局製的香煙發還給她。這一帶是鬧市區,很快有很多人圍攏過來替老大娘說情。緝私人員不但不肯,反而用槍托重擊林江邁頭部,林大娘血濺滿地,昏厥過去,在旁的小女兒哇地哭了起來。過路群眾見此暴行,義憤填膺,忍無可忍,即赤手空拳與緝私人員搏鬥。傳學通等緝私人員見勢不妙,拔腳向永樂町(今西寧北路)方向逃去,邊跑邊向追來的群眾開槍,打死了在自宅樓下觀看的民眾陳文溪。群眾更加氣憤,繼續追下去,誓將凶手逮捕嚴懲。凶手最後跑進中山堂旁邊的警察局躲藏起來。憤怒的群眾不斷從延平北路方面追過來,包圍了警察局。這大約是晚上九時左右。
  現場目擊與報導
當時,我是臺北《中外日報》記者。我在回報館編輯部的路上,遇上了追捕凶手的群眾,即參加了進去。群眾團團圍住了警察局,幾次衝進警察局長的辦公室,要求交出凶手加以嚴辦。警察局長驚恐萬狀,支吾其詞,拖延時間。後來又說凶手已經交給憲兵隊了,群眾立即包圍了附近的憲兵隊,並派代表進去交涉,要求交出凶手加以嚴辦。憲兵隊始終沒有負責人出來,不肯將凶手交出。群眾抑制不住對國民黨暴政的怒火,緊緊包圍著憲兵隊,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我在那裏遇上了同報記者周青,便同他商量寫一篇報導趕發出去。周肯從事件一開始就在場,由他寫前半段,我寫後半段即群眾包圍警察局和憲兵隊部分。報導寫完後,採訪主任、副社長兼總編不敢發。經過一番爭執之後,印刷廠的工人出來說話了,他們說,如果這篇報導不發,就要把印刷廠燒了。這才把報導發了出去。第二天一早,報紙發到全臺北巿並發往全省各地,被搶購一空。
稿子發排以後,我和周青又回到了憲兵隊。同時帶去了該報專員、新聞界前輩徐淵琛(五0 年代犧牲)和由北京回臺的文化人陳本江(聽說後來長期被關押、出獄後病故)。這天夜裹下著濛濛細雨,天氣相當冷,但是上千名群眾一直包圍著憲兵隊,呼囗號要求交出凶手。我們也同群眾一起堅持到天亮。
  跟隨群眾的腳步
二月二十八日,在細雨薄霧中,天剛朦朧亮,我就發現穿著黑色制服、帶著長槍的長長一隊警察,從西面的鐵路線上由南向北緩緩移動。我一看就知道,這是曾在省參議會上受到攻擊的警察大隊。省警務處長曾大言不慚地聲言,設立警蔡大隊的目的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曾在《人民導報》上用大字標題予以揭露過。現在,這個鎮壓人民的機器終於開動起來向群眾反包圍過來了。我告訴群眾立即向相反的方向散開。找他隨即離開憲兵隊,回去休息。這大約是清晨六時左右。
  一九四七,二二八
早晨,大約八點多鐘的時候,我被一片嘈雜聲驚醒。走出大街一看,到處是憤怒的人群、囗號聲、鑼鼓聲響成一片,整個臺北巿沸騰起來了,自然形成了總罷工、總罷課、總罷巿。醞釀已久的火山終於大爆發了。任何個人,任何組織都不可能在這麼短短約兩小時內動員這麼多的群眾, 這完全是群眾自發的。國民黨說這是「奸黨及少數野心分子有計畫有組織地煽動起來的」,完全是一派胡言。
群眾首先把憤怒集中到肇事的專賣機構,砸爛了重慶南路的專賣(批發)公司。我趕到那裹的時候,馬路上人山人海,一堆堆香煙和鈔票扔在馬路中間燃燒。大街上和火車站廣場上,國民黨大官坐的小轎車東一輛西一輛地車底朝天在燃燒。 這時,大部分群眾已經湧向省長官公署(事件後改為省政府)請願。長官公署的衛兵從屋頂上用機槍猛烈掃射,當場有幾名群眾被打死,數十名群眾被打傷。這是對群眾的憤怒火上加油。國民黨在臺灣的最高行政機構長官公署的,這一嚴重挑釁把事態進一步擴大了。被激怒的群眾分成了幾路,一路湧向小南門的專賣局,一路湧向新公園開群眾大會,並通過廣播電臺向全臺灣廣播了事件的真相,號召全省人民起來同國民黨政府鬥爭。全省各地群眾聽到消息後紛紛響應。
當天下午,國民黨宣布戒嚴。我和許多群眾一樣,都不知道已經戒嚴,繼續向市中心的新臺公司前進。
天剛黑下來,國民黨就利用戒嚴令在巿內到處射殺過路行人。我路過新臺公司前面就遇到一批便衣警察瘋狂射殺群眾的場面,我急忙躲進一家醫院才得倖免。 第二天下午,一隊憲兵分乘幾輛卡車向聚集在鐵路局前面的群眾猛烈掃射,當場打死了數十人。當時,我在延平北路看到死難烈士的遺體被裝在卡車上運走,慘不忍睹。
  兩條戰線的鬥爭
三月一日起,臺北的「二‧二八」鬥爭在兩條戰線上進行。一條戰線是在行政長官同意下,以地方士紳如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參政員、省巿參議員為主,以及部份群眾代表參加組成的「處理委員會」。其中許多人是站在國民黨立場的,或是妥協性很強的;軍統、中統的特務也混在裹面。他們整天在中山堂開會,會場很亂,顯然解決不了什麼問題。最糟糕的是,國民黨利用這個委員會強行作出了把維持治安的工作交給軍統特務成立「忠義服務隊」的決定。他們利用流氓,拉攏一部分天真的學生,整天坐卡車在街上「巡邏」。最後,這批流氓都成了劊子手,被他們利用的學生都被集體屠殺了。國民黨誣指「暴徒八日夜晚襲擊圓山據點」,實際就是對這批無辜學生的大屠殺。
一直代表民意同國民黨鬥爭的省參議員王添燈先生也參加了「處理委員會」。他一如既往,利用這個公開講壇,不顧個人安危,為人民說話,爭取作出對人民有利的決議。他主持起草約三十二條要求,是代表民意的。在這三十二條通過之後,國民黨又利用特務和流氓起哄,強行追加了十條,其中有些條款是和前面約二一十二條重覆的,有些是矛盾的,最壞的是加入了「本省人之戰犯及漢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無條件釋放」這一條。這成了國民黨進行血腥鎮壓的藉囗。
各地的「地方處理委員會」的情形大體也與臺北市的情形類似。
另一條戰線是準備武裝鬥爭的群眾。他們看到「處理委員會」的妥協性和複雜性,看到國民黨一再的挑釁和屠殺,紛紛自動組織起來,進行武裝鬥爭。
  臺北的武裝計劃
臺北缺乏武器,國民黨的兵力又比較集中,武裝蜂起比較不容易。這時候,中共在臺地下黨的領導人如廖瑞發、季中志………等便站在群眾中間,領導和組織他們發動武裝進攻。找他參加了其中的一部分工作,白天聯絡、組織群眾;晚上收聽各地廣播,編印「廣播快報」,報導各地人民鬥爭的消息。我從廣播中聽到臺中、嘉義、高雄的武裝鬥爭組織得比較好,其中地下黨負責人之一張志忠(五0年代犧牲)指揮的嘉義最有組織,連家庭婦女、女學生都組織起來,進行救護傷員、送水送飯等工作。
臺北的武裝蜂起計畫在三月五日午夜發動。然而,因為發動而被國民黨所察覺,工人、農民、學生的隊伍又極度缺乏武器彈藥,而且同烏來的山地同胞的聯繫也出了問題,因此武裝蜂起的計畫沒有落實。為了發動第二次進攻,我們又投入了緊張的準備工作。一直到國民黨軍開始大屠殺的第二天,即三月九日早上,我們還召集學生代表開會,準備鬥爭到底,終因大批國民黨援軍開到,全臺北市實行戒嚴,一片白色恐怖,無法行動而告結束。全省各地的武裝鬥爭也因為未能統一指揮、彼此密切配合,最後都歸於失敗了。
  慘絕人寰的屠殺
事件發生後,臺灣的國民黨軍方就發電報要求南京火速派兵前往鎮壓。蔣介石在三月二一日清晨以前就發密令從江蘇調兩個師,從福州調一個憲兵團趕赴臺灣鎮壓。援兵到來以前,陳儀囗頭上對「處理委員會」的要求百依百順,但到了鎮壓大軍開到前夕(三月七日晚),眼看緩兵之計已經成功,就露出凶相,把「處理委員會」的要求全盤推翻了。
三月八日傍晚,從基隆登陸的國民黨軍開進了臺北,見人就開槍射殺,無數的行人倒在血泊中。當時,我同周青在延平北路,趕忙躲進一家商店,才倖免於難。血腥的大屠殺持續了四、五天,臺北市一片白色恐怖,變成了一座死城。大屠殺過後,我才往家裹走。馬路上到處是蓋著蓆子的屍體。不僅是臺北,凡是「國軍」所到之處都進行了大屠殺。基隆、高雄的屠殺之殘忍更是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連許多婦女、兒童都在他們的刀槍下喪生。許多社會活動家如參議員王添燈、《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民報》社長林茂生、「王添燈筆禍事件」的辯護律師林瑞端、甚至不聞政治的醫學博士施江南等許多人都遭到了暗殺。被捕的人數更是不計其數。這一次大屠殺和大逮捕,同一九五0年前後對成千上萬臺灣進步人士的屠殺和長期的關押,乃至七九年的高雄事件,給臺灣人民的心靈造成了極大的創傷。
  官逼民反的事件
我認為「二‧二八」事件完全是貪污腐敗的國民黨政府逼出來的,是官逼民反。這和當時大陸上國民黨統治區各地風起雲湧的大小民變性質完全一樣,只不過是臺灣「二.二八」事件來勢更加迅猛,從省會開始,幾天之內便迅速擴大到全省,規模大大超過其他地方罷了。至於「暴亂」的罪名,是安不到臺灣人民的頭上的。 此外,也有一部份人說,「二十二八」事件是省籍之間的矛盾所引起的。然而,只要冷靜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發現,「二‧二八」所表現的並不是省籍之間的矛盾,而是不分省籍的廣大人民同國民黨封建法西斯的階級矛盾。不可否認地,事件開始的頭一天,臺北街頭憤怒的群眾不但動手打了坐小汽車的國民黨大官,也誤打了一部份無辜的中下級公務員等外省同胞。但這只是事件開始的一陣子,因一時難於分辨好人壞人所致;畢竟他們的臉上也沒有寫明誰是貪官污吏?誰不是?再說,這種現象也是自發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初起時所難以避免的。大部份人很快就發現這個錯誤,起來予以糾正。臺灣民主聯盟就明確地公開指出,要保護無辜的外省同胞,把矛頭集中到一小撮國民黨統治者。
  省籍矛盾的謬說
實際上,後來有許多外省籍的教員、知識份子、學生、商人、中下級公務員都受到了保護。當時,率領新中國劇團的數十名團員在臺北演出的歐陽予倩先生,住在臺北火車站對面的旅館裹,事件發生後,有一批群眾聽說有外省人住在那裹,就前去要同他們算賬。歐陽先生從容不迫地走出來向群眾發表演說,說明新中國劇團的來意,並表示完全支持臺灣人民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的鬥爭。群眾聽了以後連連讚許,把歐陽先生一行很好地保護起來。據我所知,在事件中有不少外省籍同胞用各種形式支援了臺灣人民的鬥爭,也有人直接參加了鬥爭。
相反地,一小撮臺灣人中的敗類如劉啟光、林頂立、許德輝等軍統、中統特務,一開始就對 眾的鬥爭多方進行破壞,最後還參加了對臺灣人民的大屠殺。
我們不能忘記在大屠殺中被迫害的還有《大明報》發行人艾潞先生。參加過黃花崗起義的老國民黨上海某報記者鮑世傑先生。以及日據時代就受聘前往臺北帝國大學任教,一九四四年因參加郭琇琮等青年學生的反日活動而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光復後才出獄,並且留下來同臺灣人民生活在一起,並沒有進行什麼活動,祗因不同國民黨合作就被暗殺的北京人徐征。其他被捕的外省同胞就更多了。
  人民的中心要求
「二‧二八」起義的中心要求集中地體現在王添燈先生主持起草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七條,軍事方面條款三條,根本處理方案二十二條)。這三十二條除了事變的善後處理、避免事態擴大條款外,其中心要求是廢除國民欺在臺灣的腐敗專制統治,實行地方自治,實現孫中山先生建國大綱的理想,保障人民的各項自由權利、保障人民生活。蔣渭水先生次子蔣時欽先生參與組織的臺灣青年自治聯盟也在綱領中要求臺灣實行高度自治,實施省長、縣市長民選。臺灣民主聯盟發表 的兩篇文告雖然文字很短,但鮮明地表達了臺灣人民的共同要求和願望,其中寫道:「我們要求政治上的徹底改革,要求實現民主政治,這是我們決鬥的目標,我們是漢民族,應該和全國被獨裁一黨專政所壓迫的同胞攙起手來,要和國內同胞精誠團結,打倒惡劣腐敗政治,…共同爭取民主政治,…要求廢除長官制度,在臺先實行憲政,並予省自治。」這些要求並不是事件開始後才苦心想出來的,而是民心早已有之。二月二十八日一早,群眾砸爛專賣公司的時候,就從旁邊的屋頂下樹下來兩條大字標語:「打倒陳儀獨裁政權,建立臺省民主政府」,完全說明了這一點。
臺灣人民在「二十二八」事件中提出的政治要求可以歸納為「民主、自治」四個字。這是完全正義的,合情合理的,完全符合一九四五年國共兩黨的雙十協定和一九四六年初國共兩黨和其他各黨派共同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這些要求中哪一條是屬於叛國的?「叛國」的罪名實在安不到「二‧二八」頭上。
在「二.二八」事件中,心懷叵測的人有沒有呢 ?有的,那就是美國駐臺領事卡爾。當時臺北群眾苦於沒有武器,國民黨兵力又集中於臺北。卡爾認為有機可乘,四處伸出觸角,說可以在六小時內從馬尼拉用快艇運送武器到淡水。他派人去問王添燈先生要不要。王添燈大義凜然地說,「二‧二八」事件是內政問題,不容外國干涉,把他頂回去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卡爾到處碰壁,其陰謀終末得逞。
也有人說,臺灣人民在「二.二八」事變中要求「臺灣獨立」,國民黨也說有人提出「聯合國托管」。這是毫無根據的。「二.二八」事件中,我始終在臺北,從未聽見看見這種主張。後來,找到了基隆、宜蘭、桃園、臺中、員林、嘉義、臺南、高雄、屏東的城鄉許多地方,也從沒有聽說過這種主張。這種主張的開山鼻祖是廖文毅、廖文奎兄弟。「二.二八」事件中,他們根本沒有在臺灣,沒有參加「二.二八」鬥爭。廖文毅兄弟提出「聯合國托管」是後來到了香港以後的事,提出「臺獨」更是五十年代初到了日本以後的事。由此可見,「托管」、「臺獨」同「二.二八」事件扯不上任何關係。
  身分認同的轉變
「二‧二八」事件的積極參加者,一部分在國民黨軍的屠刀下犧牲了。那些倖存下來的青年學生與社會菁英,並沒有被白色恐怖所嚇到,他們一方面已經對白色的祖國徹底失望了,另一方面他們也通過在「二‧二八」當中的鬥爭,認識到了日據以來臺灣左翼運動的前輩們英勇獻身的精祌和光榮的犧牲,因而在曾經失落一時的認同上找到新的階級、民族的認同;因此,以郭琇琮為典型的臺灣青年,在「二.二八」之後的白色恐怖當中,紛紛加入了蔡前領導的中共地下黨,為整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繼續奮鬥。但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後,集中了全國各系統的特務,全力搜捕地下黨,破壞了地下黨的組織。一九五0年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國民黨重新取得美國的支持後,針對這些被捕者,有的處以槍決、有的則關在火燒島等地的監獄中。 地下黨組織破壞後,在得不到外援的極其艱難條件下,仍然堅持了五年之久。另外,在「二.二八」當中暴露的近百名起義參加者,或者流亡到上海,或者從香港到了大陸。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各地起義的重要領導人。他們包括謝雪紅、林良才、蘇新、潘欽信、蕭來福、王萬得、楊克煌、李喬松、王天強、李碩楷等人。他們大都參加了事變後在香港成立的「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繼承「二‧二八」的精神,為臺灣的民主、自治,實現臺灣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而繼續奮鬥。
我個人也於事變後的第二個月,到了上海。回想起來,一九四四年第一次到上海,是為了抗日而尋找國民黨的;但不到三年,我卻因為國民黨的通緝而第二次來上海:並且從此不得歸鄉!

來自北京景山東街西老胡同的歷史見證:戰後台灣學運領袖陳炳基的腳蹤(藍博洲)

  殖民地的孩子

因為祖父是個漢醫,家裹特別重視民族意識的教育,從小,我就知道我們陳家的原鄉是福建晉江南門外十五都的福全鄉。我們兄弟這一輩算是來臺第七代了。 繼續閱讀 來自北京景山東街西老胡同的歷史見證:戰後台灣學運領袖陳炳基的腳蹤(藍博洲)

雷石榆:詩人羅鐵鷹墓誌銘

羅鐵鷹.原名羅樹藩,191 7年2月2日生於雲南洱源縣.1985年8月28日病逝于昆明.終年六十有八。作為現代詩人、文學評論家,終生為民族解放、祖國獨立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驍勇戰鬥至最後一息。

羅鐵鷹在明媚之洱海抱育下、點蒼山雪峰光照中.得大自然之厚澤。幼年入私塾,接受大理古國文化的啟迪,童蒙漸開慧眼。及至30年代,昆明高中畢業後.負笈至上海,就讀于大同大學,眼界愈闊,胸蕩時代思潮,痛心國土戰災人禍,奮起筆桿,詩情如火山噴焰,評鋒似利刃剔骨.其詩文發表於津滬報刊.為文壇鳴鏑增聲。先後使用羅鐵鷹、駱駝英、華萊士、周比得等筆名,或詩或文或翻譯,服膺於革命文藝戰線。以署名羅鐵鷹的最多,充分體現其矯健翱翔呼嘯之性格。抗日戰爭開始,鐵鷹回昆明,在雲南大學土木系續學,養成明晰的思維能力,故其評論如游刃於肯綮。然而充分表現其才智的,則是1938年8月,在徐嘉瑞、雷濺波協力下創辦大型詩刊《戰歌》,並加入廣州《中國詩壇》.與撰者志趣契合.互相支援文稿。1 939年冬初,撰者從西北戰區輾轉至昆明,方與鐵鷹面識,一見如故.交往甚密。撰者主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昆明分會時,鐵鷹主掌「詩歌組」,開展創作與朗誦等活動。又為充實《戰歌》及出版詩集,通力合作。翌年,鐵鷹雲南大學畢業.即在昆華女中任教國文,與魏猛克、張光年等共事,因學潮而散走,鐵鷹轉往楚雄中學任教。時當1944年春,撰者遠走東南,未得與鐵鷹握別。其後得聞鐵鷹主編《金碧旬刊》與《真理週報》。1947年秋,被國民黨反動政府通緝,輾轉至臺灣,撰者為其謀得中學教席,深受學生愛戴,曾組織進步學生傳閱國內革命讀物。同時不忘揮筆戰鬥,響應撰者在《新生報》副刊《橋》上的論戰,發表了有關臺灣文學走向的評論,為此種種,招嫌愈露。1949年春,為免身陷危境,撰者資助其秘密返上海,從此在蘇滬解放區工作,活躍於文藝陣線。不久,參加解放雲南之進軍,先後加入「作協」分會、現代文學學會,並任教于昆明師院中文系。經歷「十年浩劫」,備受摧殘,家破人亡,孤棲斗室,仍不折其志,其《小麥組詩》、《望昆明》及《東風路組詩》,是痛定思痛、橫眉冷對之作。晚年病榻淒其,戰鬥精神未減。何天之無情,奪此英才於未竭,哀哉!

  茲為彰詩人生平業績,擇其犖犖者為墓誌銘,以供瞻仰者憑弔追思,世世代代望其風範而勵志於永久,是以援筆銘之。

雷石榆敬撰1987年5月於河北大學

回首海天相接处──内在于绿岛的台湾史和历史正义(根培)

2012年10月11日,台湾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1926-2012,中国统一联盟前主席、劳动党荣誉主席、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首任总会长),在北京治疗两年后,不幸病逝。对于多数两岸民众来说,生长于日本殖民台湾下的嘉南平原乡野,却为了民族统一和国际主义而奋斗至人生最后一刻的林书扬,当然是陌生的名字。但恰恰是这个因为国民党白色恐怖而在台湾社会消失长达三十四年又七个月(1950-1984)的名字,集中体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两岸民族分裂与国际冷战的时代轨迹。在林书扬先生的告别式与纪念会上,主办单位播放了林书扬接受知名报告摄影家关晓荣先生访问时的一段纪录片:

靠什么坚持过来,现在叫我要怎样跟你们说呢?在那种境遇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总是要过日子啊。像我这种判无期徒刑的人,这点若没看开,几乎就没办法生活下去。……大概十年刑期将至的人要出去的时候,他们还未出去,我就有心理准备了。大概再二、三个月,就有一大批人要出去了,做伙在那个风暴里头一起共甘苦生活过来,有一大批人已要脱离监狱的生活,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对留在那里的人来讲,如果没有心理准备,当然会形成相当大相当大的冲击,……你必须要有一个思想上,有关人生观。一个人生命的过程和终点,或者说得抽象一点,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一个人的生命在什么状况下结束,才没辜负生命的价值?像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无意借用宗教的力量,所以就是一个人生观、生命观。也许说得大一点,口气说得大一点,说不定认为:这也是我们正在承担,为了替这个社会的进步承担某一种代价,不得已的代价由我们来承担。

林书扬接受访问时,背景正是曾经关押着他与多政治受难人的集中营旧址;而这个飘摇在海天无垠相接之处的远方,就是因为集中营才广为人知的太平洋小岛──绿岛。

绿岛这样走来

绿岛地处台湾东南海面,与目前存放大量核废料的兰屿遥遥相望。天晴时,可从绿岛西北看到台东,或向南方看到兰屿。这两个蕞尔小岛,成为台湾本岛与菲律宾之间的中介地带。相对于海峡两岸整个范围,可谓国境边陲了。绿岛因其地理特性而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后成为流氓流放地之一。1930年,一篇递交给共产国际的台湾形势报告曾提到两个强制劳动地,一个叫「Hung Tai Yui」,另一个则叫「Ho Aou Yui」,前者可能是原名「红头屿」的兰屿,后者则可能正是曾被称为「火烧岛」的绿岛。──对于二十世纪的台湾来说,绿岛作为「流放地」的历史姿态,就是从日据时代展开的。

「日本的战败及中国的胜利,给我们在主观和客观上,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且,今天仍在继续地进行中。」──这是台籍中共地下党员叶盛吉(1923-1950,知名台大医师)被捕之后,以日文撰写的自叙传的最后一段话,也是其政治遗言。这段隐晦却又难掩其历史和政治视野的判断,说明了一九四五年的台湾光复如何改变台湾人民的命运。由于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官僚腐败无能,复以持续高涨的全国革命形势,一九四七年爆发了「二、二八」全岛蜂起。「二、二八」促使大批台湾的省内青年出现认同左转──包括叶盛吉──从而为当时试图在岛内站稳脚跟的中共地下党(以「台湾省工委」为主)创造出发展条件。然而四九年之际,岛内白色恐怖开始台头。以年初的「四六事件」为始,岛内情治机关公开打击以台大师大为首的学生运动;同年底,地下党刊物《光明报》遭破获,连带致使党组织从基隆、台北等地开始瓦解。地下党不断被破坏的过程宛如涟漪,许多牵连深浅不一的省内省外群众大量遭到逮捕。受难人陈英泰先生回忆:「到处都是抓人与办人的地方:保密局、调查局、保安处、内政部、刑警总队、宪兵队、陆军总部、海军总部、空军总部、联勤总部、而各机关都备有看守所。」「很多抓人机关、一个地方不够关,还设有看守所分所。」「这些调查机关都把人犯集中到我们所说的军法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做最后的……定夺。」

朝鲜战争爆发后,解放军渡海可能性大减。而这个历史背景所衬托的,就是国民党当局在血腥中大规模展开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台北市新店溪畔的「马场町」,是当时最知名的刑场,许多烈士在这里遭到枪决、曝尸示众,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叶盛吉。无人认领的尸体(许多是外省籍)在殡仪馆收尸之后草草集中埋葬。直到一九九三年,这个湮没已久的乱葬岗,才被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在台北六张犁山区发现,共有两百多墓石遗存。

一九五一年,未判死刑的政治犯开始往绿岛的「新生训导处」转移。虽然新生训导处只是台湾许多白色恐怖遗迹的一部分,绿岛的命运却从此改变。如林书扬先生所云:「五十年前的政治犯的服刑机关有两种。虽然服刑者的法律身份都是所谓的『叛乱犯』,但不同的机关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和生活规定,其间的差异很大。一种是集中营,另一种是监狱。前者如著名的『绿岛新生训导处』(起自一九五一年);后者如早期的台北军人监狱,中期(一九六三年起)的台东泰源感训监狱,后期(一九七一年起)的国防部绿岛监狱等。集中营因为有强迫劳动和强迫学习,各项规定比监狱更严苛、更繁杂。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营里的生活虽然活动空间比较大,但导致强制和反强制、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的恒常性紧张总是带着思想斗争的成分。从而整个生活气氛是沉郁的,还带有一点诡谲。」

国民党在岛内发动白色恐怖以来,新生训导处是第一个为了关押政治犯而专门建设的设施。直到以台北新店安坑的军人监狱为代表的狱所陆续盖好,才开始有政治犯先后从绿岛回送岛内。虽然也曾出现大批政治犯再次送返绿岛的状况,新生训导处还是在六十年代逐渐荒废。直到七十年代初期泰源监狱发生政治犯暴动,当局才又使绿岛成为政治犯的集中关押处。然而此时迎接政治犯的已非集中营式的新生训导处,而是新盖的监狱,也就是今日已然改建为绿岛「人权园区」主要景点之一的「绿洲山庄」。

岛上的白色恐怖遗迹

现在去绿岛参观,非常方便。台北搭上火车,沿着岛屿边缘向东向南而行,穿越高山与碧海之间的兰阳平原与花东纵谷,就可以从台东的富冈渔港乘船前往绿岛。到了绿岛,租上一台摩托车,更能在半小时内环岛一周。这是多么小的岛屿!然而一九五一年第一批押往绿岛的政治犯,却是从基隆港集体搭乘美制LST登陆艇前去,并且直接集中到绿岛北岸的新生训导处。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五十年代新生训导处的许多遗迹,甚至还可以看到依据受难人陈孟和先生回忆而于近年重建的受难人营舍(仅复原第三大队营舍)。这些新旧建筑,结合起七十年代兴建的绿洲山庄,共同在绿岛北岸形成现在所称的绿岛人权文化园区。

强制劳动是五十年代绿岛最突出的政策之一,其中包括让政治犯盖围墙把自己围起来。他们被迫在海边敲打礁石,搬回营区,最后竟形成长达一千多米的围墙。因此也有人戏称为万里长城。时至今日,遗下的残迹仍能体现白色恐怖年代的氛围。就像目前仍遗留在台北市华光社区后的台北监狱围墙遗址一样,那面据说用清代台北城墙之墙石重砌而成的石壁,就是日本殖民者迫害许多爱国爱乡志士的血泪证明。不过,作为集中营,新生训导处时期的关押状况毕竟不同一般监狱。由于绿岛最大的围墙就是四周的海洋,因此当时的政治受难人仍有可能因为强制劳动或生活所需而被允许在岛上其他地方活动。极个别者,甚曾远达绿岛东南潮间带上的温泉村──也就是现在最出名的朝日海底温泉───活动。

比起强制劳动,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直接决定生死的思想斗争。在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狱方使出了许多畸形而恐怖的镇压手段。新生训导处四周,设有许多碉堡。这些现在犹然可见的碉堡并非防卫之用,而是用来教训政治犯的禁闭室。许多受难人回忆,关进后,满地湿臭,人体必要的排泄恶化碉堡空气,人多时更加难受。于是被关者只能努力站着将头伸往唯一可以吸到新鲜空气的枪眼上。任何人都承受不了这种非人折磨──然而,这还只是关禁闭而已。当许多受难人因为层出不穷的镇压而牺牲,就会被送往绿岛东北角埋葬。久而久之,这片公共墓地就成为了受难人十二个中队建制之外的第「十三中队」。从新生训导处向东通往「十三中队」的途中,会经过美丽的沙滩;陡峭的山壁有时还能看到野生梅花鹿。但这沿途美景,正是受难人当年打石劳动之所在。从「十三中队」再向东走,就能看到一个巨大无比,宛若室外音乐厅的海蚀洞穴,这就是有着许多传说的燕子洞。据说该地曾在五零年代初期被狱方当局视为集体屠杀的实行场所;也有人说,这是受难人的暂时停尸之处。

一九七○年「泰源暴动」后,许多受难人转往新建的绿岛监狱关押,即绿洲山庄。受难人史庭辉先生回忆,对他们七十年代才入狱的政治犯来说,其实不如五十年代入狱的难友熟悉绿岛周边环境,因为绿洲山庄完全是高墙铁柱交织而成的现代监狱,而非半开放的集中营。于是眼前所见,只能是高墙之上剩余的风景──比方最初由美国人兴建于绿岛北岸的灯塔。虽然这个灯塔已是今日著名景点,但在当时,灯塔之类的建筑却被受难人视为自己正在坐美国牢的象征。

遭遮蔽的历史线索

狱中的思想检查和非人道镇压,在七十年代仍然存在。于是,洗脑与反洗脑的斗争,依旧在或者公开、或者隐蔽、或者集体、或者个人的状况中发生。在人事的生死来去和建物的兴起颓圮间,唯一贯串绿岛白色恐怖历史的隐蔽线索,即在于此。六十年代入狱的作家陈映真,曾这样回忆绿岛政治犯的思想斗争:

「自省自勉录」,是狱中交给每个犯人的小本子,要人天天检查自己的思想吧。大多数的人自然懂得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交差,唯独书扬却每天认真地记下所感所思,丝毫不因狱中现实环境的荒谬性格,而稍微屈笔。
「这样,只会惹来无谓的麻烦吧。」
有一次,在他告诉我一则他写的「自省自勉」内容后,我担心地问。
他沉默了一会,独语似地说:
「如果对自己最起码的真实勇气都丧失了,我要到那里去得到力量,支持我渡过这漫长的二十五年,支持我渡过前头漫无终点的囚人的岁月?」
他的声音是平静的。几十个在那个秘密的监狱中的放封场上或慢跑、或疾走着兜着圈子的犯人,都脱光上身,贪婪地亲炙着五月的离岛上并不猛烈的阳光。天空是一片纯净的碧蓝,而我的心中却哽满了书扬的话所激起的动荡、翻腾的情绪。

七十年代因「成功大学共产党案」而入狱的吴俊宏先生则回忆:

〔一九七五〕年底,我们这批狂热的年轻左翼政治犯,革命热情再度燃起,倡议在监狱里建立新的革命组织,并将此提议告知老政治犯,邀请他们共襄盛举。年轻一辈当时所提出的新的革命组织名称为何,至今我已不记得,只记得当时在第一区的林书扬,透过外役难友,辗转传来他的看法,提议组织名称为「政治犯反暴政自卫组织」,英文为Political prisoner Anti-tyranny Self-guard Organization(简称PASO),这个名称因局限在监狱一隅,不被狂热的一辈所接受,最后由于年轻一辈意见也产生分歧,此新的革命组织遂告无疾而终。我也就在此时第一次听到林书扬这一号人物。对他的日式教育背景,而且常年关在牢里,居然能运用出这样的英文辞句,也感到好奇。我很想见见他,然而他在一区,我在四区,不得相见。

……林书扬也不畏艰险,系统地传来他所写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记得当时,在传递他所写的纸条时,我们常将它藏在衣缝里,以免被监方查获。……如今回想起这些过往小事,还真为当时我们所处的险境,捏把冷汗,也对林书扬的勇气油然起敬。

林书扬感性地说:

绿岛方圆十六里,固然容不下我们的梦想凌云。无奈那砂砾数亩的营地,却紧紧地索住了我们的忧愤乡愁万斛!我们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拚斗。在愤怒中我们彼此警惕于爆发的临界点。恐惧时,互相印证眉宇间的决心。在憧憬中,相期等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损思想的锋锐。纵然长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与热!日日、月月、年年,让躯体老去,却要挽住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

「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这正是支持着许许多多政治受难人抵抗狱中压迫与狱外社会歧视的精神动力,然而这种思想上的坚持无论如何不可能仅从这样那样的物质遗存而得反映。纵然绿岛绵延着数十年的思想斗争,但在今天的绿岛人权园区,这一切带着价值抉择的故事,都被剥离在选择性保留的「事实」之外,从而也就被遮蔽了。

「人权园区」与「转型正义」 繼續閱讀 回首海天相接处──内在于绿岛的台湾史和历史正义(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