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士未歸──紀念蘇新(林書揚)

1993年2月

太平洋戰爭中的某一年,筆者還是一個中學生,有一天和幾個朋友一起到市內一家書店去閒逛。無意之間看到一本書,書名是《家兔飼養法》(原著日文),著者的名字是蘇新。
我壓低聲音招呼同伴們。等他們圍上來,我指那本書,還特地示意蘇新兩個字。他們先把書拿在手上翻了幾下,卻默不作聲。
大家之所以不出聲,是因為那位作者的名字有點不尋常。幾個台灣孩子在一家日本人開的書店裡不願意唸出聲來。
當時在軍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大多數中學生可能沒有聽說過蘇新的名字。但筆者是認識的。那一天在一起的同學們也認識。
以年僅十七、八歲的中學生,筆者和幾位同學,經常背著學校偷偷地涉獵著早年本地反日運動的一些遺留物—例如當年農民運動的學習教材的片斷;台共工作人員編造的《新三字經》等。因此我們約略知道蘇新其人,是台灣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唸過台南師範、東京外語,入獄多年;是有數的殖民地反抗運動的鬥士等。
除此外,蘇新和本人還有小同鄉的關係。雖然因為年齡懸殊和社會情勢的變遷,我們兩人並不相識。他的出生地是佳里,本人是麻豆。是鄰鄉。兩地都在嘉南平原上。在日治時代的行政劃分下同屬於台南州。
台南州是主要的農業州(當然,當時還沒有一個工業州),農作物的兩大宗是稻米和甘蔗。日本人叫做「米作」和「蔗作」。產量相當豐盛,可以說是當年殖民地財富的最大項目。殖民當局委之於數家財閥企業大事榨取,這中間的機制是殖民地模式—經濟的剝削加上政治的掠奪。台灣本土社會中的地主受不了壓榨,地主下面的農民更不用說。不過地主階級還有一點迴旋餘地,可以把部分的負荷轉嫁給佃農。並且如稍有積蓄,也可以參加本地的小中型工商業活動。這些人為了爭取和確保利益,要求有限的政治發言權,於是發起了最早的殖民地反對運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20 年代便已出現了台灣地主階級主導的殖民地政治改良運動。如,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
這一類的活動是屬於現代法範疇下的合法性群眾性政治運動,需要受過日文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來擔任各項工作。而當年家境稍好的台灣人子弟,因為島內的高等教育設施相當缺乏,不少人留學海外。主要的留學目的地,或殖民本國的日本「內地」,或「精神祖國」的中國大陸。彼時正是全球性的獨佔資本主義體制危機和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解放運動的高潮時期,中日兩國社會在不同的國情和結構,不同的發展階段下,社會矛盾的型態和性質雖然有所不同,但矛盾的激化帶動出來的人民的迫切的危機感和各方面運動形勢的持續性緊張,是共同的現象。在那種環境下,不論東渡日本或西行大陸,在出生地飽受異族壓迫的台灣子弟大都接受了時代的洗禮,積極主動地承擔起歷史所賦給的艱苦任務。先在留學地參加一段時日的運動後帶著經驗和理論回到故鄉台灣,成為台灣殖民地政治運動的幹部。這樣的歷程變成了當年台灣留學青年中間相當多見的典例。
但殖民地社會中的傳統的既得利益者地主,因為階級屬性的兩面性—堅定性不足、妥協性大,是被剝削者也是剝削者;限制了運動主導作用。由其催動的政治改良運動便早早地零落下去。反抗運動的主力地位,則落在自覺了的工農群眾的肩上。於是出現了中後期以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赤色總工會等為中心的殖民地反帝鬥爭運動的高潮時期。
而蘇新,便是在這一段台灣社會運動的激盪期中由留學地趕回來投入運動的,接受過反資本帝國主義的時代號召和一定的思想教育及工作訓練的時代青年之一。而他的優秀的素質—包括一位運動指導者應具備的人格條件,不久便在艱苦的工作實踐中凸顯出來。普遍受到工作同志的肯定和器重。更難得的是,他的道德人格對周圍群眾的生活教育、潛移默化的作用。關於這一點,留傳在北門一帶的不少軼事,頗能證明當年蘇新在鄉里一般群眾之間享有很高的德望。
按北門一帶土質貧瘠,終年吹著海風,農作條件遠不如鄰郡的曾文。民風也一向比較驃悍。即使在警察權威至上的日治時代,日人警察大都把赴任北門視為一件苦差事。而在那民風桀傲的北門,凡市井巷間發生了任何性質的紛擾,如鄰居吵架、乩童跳神、聚眾賭博、酗酒鬧事等等,蘇新聽到消息便趕赴現場。他有時聲色俱厲大聲斥喝,有時苦口婆心諄諄開導。他的熱心和誠懇,每每使那些倔強的北門人口服心折。他們大都能領會出這一位在反對官府的爭議事件中經常不畏權勢勇敢帶頭的留日青年,他的一片愛鄉土愛同胞的赤忱是如何的純,如何的深。於是乎蘇新的人格威望很快便在鄉里一帶豎立起來了。竟而成了一句當地俚語:「北門人不怕警察怕新仔(蘇新小名)」。「新仔來了」這一句話比「警察來了」更管用。吵架的不吵了。跳神的、賭博的,一聽新仔來了,個個趕緊收拾溜走。一位深愛同胞,深以故鄉的落後為苦為恥的殖民地鬥士,在他的艱苦的運動經歷中,能建立起如此的人格上的威望,實在是太難得。我們不能不說,這不僅是蘇新個人的成就。進一步看,無疑是當年台灣殖民地解放運動中極為可貴的一個範例。
計畫中的《蘇新文集》,在現時點的意義是非常不尋常的。那不僅僅是一疊歷史文件的彙集。因為蘇新代表著當年多數台灣知識青年所共有的,對歷史實踐的熾烈的使命感,以及達到這種時代參與感的,相當典型的心路歷程。在他的自傳裡,以及有關運動的一段沿革的敘述中,讀者們必能領會到一些。當然,文集並不完整。中間還欠了不少甚至是關鍵性的部分—如當年負笈東瀛,所目睹的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獨特面(一個相當典型的東方封建體系如何轉接上西方資本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思想激盪期中,殖民地青年的思想啟蒙歷程;其間最主要的歷史觀課題—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的理論處理和策略問題等。特別是,有關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在台灣運動領域中的爭論;事關台灣社會本質認定的,所謂的台灣資本主義論爭資料等,都缺。不能不說是一大憾事。
在記事方面,則有關台共創建後不久發生的分裂和再建事件的深層分析也欠缺。也許,身為當事人物,不得不顧及史料的整頓和當前任務要求之間的微妙關係。事實上,經過數番昔日台共同志之間的是非爭議,蘇新隱忍著很大的痛苦,針對過去的某一部分事實,不得已而做些保留。像這樣的特殊的處境問題,我們都能理解。以蘇新為人的正直和無私,他的用心一定不是為了個人身後的歷史評價。而是為了台灣解放的未來道路上後來者的感情凝結。這一點相信讀者們是會同意的。
其次,有關台獨的調查研究文章,寫得相當客觀而持平。雖然他在評理上主要以歷史和法理為基礎反對台灣獨立的內外主張,而比較上缺乏來自台灣社會結構論的統獨邏輯的推演。但即使較早時期(亦即,台灣資本主義的實質定位尚難明確以前)的台灣問題理論的一般傾向,有關台灣社會特質的概念在統獨理念的爭議中尚未受到重視。
不論如何,蘇新對這一塊令他獻出一世心血的鄉土的愛是無言可喻的。他在文中一再強調,不可把台灣人民反專制要求民主的主張一概誤認為台獨運動的口號。蘇新對層層的歷史情結糾纏下的「台灣意識」,是主張要有寬容的歷史宏觀立場來面對的。
其實,殖民地人民無可避免的雙重經驗—民族和階級的重層壓迫的權力機制問題,無疑是那時代包括蘇新在內的所有知識青年的,最耐思索的認識論和價值觀的重要構成要素之一。以蘇新的學習年代,對1928 年第三國際的「關於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的決議」,他必定熟讀過深思過。而就當年的台灣知識青年而言,只要具有一定的實際運動經驗者,大概不致受制於諸如民族、階級等概念範疇的糾纏困擾。即使特定的個人在心態上對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之間抱有不盡一致的置重點,但在現實的殖民地鬥爭環境下是不會產生很大的歧異的。事實上台共過去的思想路線上似乎不曾發生過說得上「本土化」、「國際化」等慣常出現在各地區左翼運動中的分歧問題。即使在個人的背景條件上有所差異,在凸顯無遺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殖民地政治現實下,也不曾導致他們所自奉的「科學的社會主義」鬥爭觀上的大分歧。就前面所提的台共改革同盟事件來說,蘇新本人是要角。當時的對立情況不能不說相當尖銳。但畢竟是組織路線、策略路線、領導方式等層次上的爭議,而非涉及到殖民地鬥爭大方向的問題。尤其對於當年一般群眾心態中的「精神祖國」的大陸中國,對其現狀評估政情分析,從中國社會的構造論到反帝反封建的時代性使命,他們的看法是相當一致的。
顯然,蘇新那一年代的多數年輕人所認知的時代良心,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筆者在拙作《從二.二八到五○年代白色恐怖》的自序中,針對這兩種思潮的涵義作過如下的界定:「前者(民族主義)代表著一個血緣和文化的歷史共同體處在外來強權的控制下無法自主決定本身的發展方向,因而必須以整體團結的力量爭回主體性,這樣的自然要求。而後者(社會主義),則首先代表著共同體中佔有最大的人口比例,承擔著最基本的社會生存手段的生產責任的勤勞大眾,對更公正、更合理、更進步的社會正義的當然要求⋯ .」。這樣的界說,筆者自知是一種近乎常識論的提法而已。但也相信,如此的措辭卻蘊含著共同體的對外關係和內在關係的統一揚棄的機制。
本來對外爭主體自由,對內爭公正合理,兩者都屬於歷史群體的發展原理。而內外兩方面的合理化運動,也就是說一個被壓迫民族趨向自我解放的必然動態,它的歷史性任務在客觀上必定重疊地落在共同體中佔最大人口比例的勤勞大眾的肩上,這一點也就成為自明之理了。
出色的殖民地馬克思主義者蘇新,自然有他在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方面的研修和造詣。但筆者對蘇新這樣一位時代感受性特別敏銳的青年,寧可重視他的思想成型更多地源自殖民地人民血淚生活的事實,而不僅是留日時代的一般性理論模型的研修。
下面讓筆者抄錄一段1933 年台灣共產黨政治綱領中的文字。該文是台共第二次臨時大會上所採擇的新綱領,是由甫就任中央常務委員兼書記的蘇新負責完稿的。其中第四章是「目前的革命客觀情勢與黨的總路線」,第十節是「無可避免的革命的醞釀與革命的高潮已來臨」,其中有一段描述:
……工人農民及一般民眾的生活於是陷入非常悲慘的狀態……如霧社原住民的暴動與東台灣原住民的騷動,基隆地方採煤礦工的同盟罷工,台北平版印刷工的同盟罷工,台北菜農與蔬菜販賣人的鬥爭,台北生魚零售商的鬥爭,彰化行商人對警察的鬥爭,北港賣冰人的爭議,新竹電費降價運動,苑里漁民的鬥爭,竹山市民的藥價降低運動,高雄及東台灣租屋人問題的糾紛,宜蘭的有關墓地使用費的反對鬥爭,台北高等學校學生的同盟罷課,台中一中的學生騷動;台北高等學校、淡水中學、宜蘭農林學校的反對奴隸教育的鬥爭,台北金銀紙工的同盟罷工,台北印刷工的同盟罷工,石碇煤礦工人的同盟罷工,基隆碼頭苦力的同盟罷工,松山製瓦工人的同盟罷工,新竹木工工人的同盟罷工,台北蓬萊鐵工廠的同盟罷工,台中人力車伕的同盟罷工,台中菸草組合傭工的鬥爭,台中汽車從業
員的爭議,台南印刷工的爭議,高雄碼頭苦力的爭議,高雄印刷工的同盟罷工,高雄女工的同盟罷工,彰化道路問題的鬥爭,台北青年三.一○反戰鬥爭,曾文蔗農反對蔗價下降的鬥爭,學甲、佳里、曾文、麻豆、下營水租拒繳同盟的鬥爭,桃園農民對扣押農物的反對鬥爭,屏東反對土地收回的鬥爭……。
以上,筆者不憚繁冗抄錄下來,是想讓讀者們稍加體會當年殖民地人民的生活苦況和社會抗爭的一斑。試想所列舉的每一件抗爭的背後,隱藏著多少人民的無奈呻吟和憤怒吶喊!筆者前面所提,蘇新那一批人的思想更多地源自殖民地人民的血淚生活,意思正在這裡。而在那些繁多的人民鬥爭事件中,絕大多數是事關異族壓迫,但也有暴露民族內部矛盾的糾葛的事實。如何把民族鬥爭和階級矛盾的目標和動力統一在殖民地運動的大綱裡,這才是蘇新和他的同志們的實際責任。
總觀那一頁的事件表,其中某種性質的事例因為時代和社會的變遷,顯然不再以同一型態出現在當前社會上。但是否都已變成了完全的歷史檔案了呢。那些矛盾不論經濟的或政治的,是否都已經獲得了解決,都不再是今天的問題了呢?我們只要稍加思考便能發現,那些紛爭事件即使在型態上有變,在社會的基本人際結構上看,仍然還是今天的問題。從六十年前蘇新他們所反映、所關注、所投入的客觀環境環顧今天,我們仍然面對著基本的問題延續,同樣圍繞著、困擾著、束縛著人民大眾的思路和行為。想想六十年前的台灣,和六十年後的台灣,在政治構造和經濟階段方面發生了不少表層或淺層的變化,但仍然遺留著多少未變的社會質素。我們不免感覺到,蘇新他們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思想仍然是構成眼前社會的重大問題意識的一種。且他們的行為模式幾乎是尊貴的。努力學習為的是把痛苦的根反映出來,據以作成自我犧牲式的選擇;群眾工作中的任勞含辛,官憲追蹤下的腐心經營,鐵窗下的沉潛歲月,甚至在黨當權下一而再的冤災等。
在倒溯時光的反思中,重現當年解放鬥士的胸懷,他們的信心,他們悟徹「歷史的逆說」、「時代的嘲諷」的智慧;蘇新文集的啟發價值,應該是沒有爭論餘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