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發動四十周年的回顧與反思座談會(林正慧整理)

【《批判與再造》編者按】今年三月十八日,日本學者土屋昌明先生帶來一部日本電影工作者在「文革」發生半年後拍攝的「文革」紀錄片,供台灣的學術、文化界人士觀賞。在通過影像回顧「文革」之餘,我們於次日舉辦了座談會,探討文革的歷史意義,以紀念「文革」發動四十週年。因時間所限,討論未及更加深入,但已可反映與會者的基本看法。

「文革」發動四十周年的回顧與反思座談會
時 間:2006年3月19日(日)
地點:跨界文教基金會
主持人:鍾喬(「差事劇團」團長、劇導)
與談人:杜繼平(「批判與再造」總編輯)
金寶瑜(「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作者)
櫻井大造(日本「野戰之月」帳棚劇導)
前田年昭(日本日雇工鬥爭成員)
丸川哲史(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學部專任講師)
土屋昌明(日本專修大學中國語助教授)

主持人:杜繼平列了以下五個討論題綱,每個題綱由一至二人主談,其他人再行補充回應。
一、為什麼發生「文革」(由杜繼平主談)
二、「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由金寶瑜主談)
三、大陸之外對「文革」的認識與反應(由日本朋友及金寶瑜主談)
四、「文革」挫敗後的感受
五、「文革」挫敗的原因與影響(由杜繼平主談)
六、重新反思「文革」的歷史意義
 
為什麼發生「文革」?
杜繼平(以下簡稱杜):鄧小平派上台後為了全面否定「文革」,將「文革」說成是毛澤東個人晚年的重大失誤。右派一般也以毛澤東的政治野心來解釋文革發動的原因,認為毛澤東從1959年卸下國家主席職務,退居第二線之後,由劉少奇掌握了國家的行政權力,毛發現幹部、官僚不再聽其指揮,為了奪回個人的政治權力,於是發動了「文革」。這種從毛個人政治野心出發的「政治權力鬥爭」論,當然是錯誤的,我們有必要探討「文革」發生的主客觀原因。多年來,我不斷閱讀「文革」資料,思考「文革」歷史的意義,我認為發動「文革」的原因應該從中國國內及國際兩個因素來看:
國內因素:
1)黨內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意見分歧和擴大
中共黨內從建國到新民主主義階段基本上沒有太大爭議,但是,1957年之後,黨內針對社會主義該如何建設的問題開始出現重大分歧,對於進入社會主義階段是否過急、過快產生了爭議。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仍然保留著市場和私人資本,而由國家資本來限制私人資本,究竟新民主主義階段應該繼續鞏固一段較長時間,還是早些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形態,至少在毛和劉之間就有爭論。1958年中國大陸經濟在「三面紅旗」路線指導下面臨一些問題(如「大躍進」產生的浮誇風),又發生了自然災害,使得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爭論更加擴大起來。黨內部份人士認為中國在生產力和物質條件不足的情況下,應該借用資本主義的有利因素來促進生產力發展,因此,新民主主義階段應該再持續一段時間。另一派則認為當時民眾對於社會主義有高度的嚮往和高昂的積極性,因此,能夠以主觀能動性來克服客觀條件的不足,比較快速地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這個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和速度的歧見在「三面紅旗」出現問題之後,急速擴大為黨內的主要矛盾。說句後話,後來鄧小平派上台,認定當初社會主義階段進入得太快太早,生產力發展不足,所以,才有所謂的「補課論」,這其實都反映了黨內從1958年開始的爭論。
2)政治制度:共產黨專政造成的問題
列寧主義式的革命政黨是由高度覺悟的革命先鋒隊組成,這種講求紀律和高度集權的組織,在革命時期可以發揮強大的戰鬥力和革命領導力量,一旦執政之後,也正由於服從領導、紀律嚴明和權力集中的組織特性,很容易形成官僚主義和命命主義的專制體制。掌握權力的官僚容易異化為騎在人民頭上、不受制約的統治集團。毛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認為共產黨可能產生脫離群眾的官僚集團,內部則有派系鬥爭和權力分配問題。毛要建設的是一個平等待人、優先考慮人民群眾利益的革命黨,他很清楚黨官僚機器一旦脫離人民群眾的監督,就很可能變成騎在人民頭上,做官當老爺,比資本家還可怕的吸食人民血汗的特權階級。這是毛當政後不斷想要克服和解決的體制問題。
關於社會主義如何發展,以及專制的統治集團如何避免腐化墮落為壓迫、剝削群眾的特權集團,這兩種因素結合在一起,讓毛認為黨內這批想要保留資本主義因素,並由掌握知識和權力的菁英來領導的想法,配合上黨所掌握的具有鎮壓性的國家機器,可能形成少數人領導和壓制中國社會的問題。現實中,這批人在農業上,是站在富農的立場,反對人民公社,他們認為過早過急的公社化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他們也認為不宜過早建立大片全民所有制。中國革命之後,打破了封建生產關係的束縛,農業生產力大幅增長,農村出現新的階級分化,產生了新的富農階級,而一部份原來條件不好的貧農則淪落為雇農,毛澤東注意到這種新的階級分化,並認為應該防止分化的擴大。毛引用列寧的看法,認為在小農為基礎的社會裡面,可能每天每日不斷出現新的資產階級。他觀察到1950年代後期,已經出現了苗頭,而為了防範新的剝削階級的形成,就要破除根深蒂固的小農個體經營的私有觀念,因此,毛希望以人民公社互助合作的精神,經過從低級社到高級社的過程來克服傳統的、落後的小私有思想。毛澤東面對中國這個農民佔大多數,有著濃厚的封建傳統思維、小農經濟的基礎,以及新起的一批官僚統治集團的國家,想辦法要去克服這些問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毛希望透過人民公社以及人民對社會主義嚮往的積極性來發揮主觀能動性,補足客觀物質條件的不足,來加速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毛不是無視或反對發展生產力,而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方式和劉鄧派不一樣。在「文革」期間他曾說要「抓革命、促生產」,他認為調動革命積極性之後反而有利於生產。劉鄧派則相反,他們認為不搞物質刺激,光談理想和精神動員,效果不好。他們強調物質刺激、多勞多得,這就是毛所批判的資產階級法權。毛和劉、鄧代表的是兩種不同促進生產力的思維和做法。
關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歧見,加上「大躍進」受挫,以及1959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發起攻擊,毛意識到黨內對於快速建立社會主義的路線是有抵制的,他也認識到如果要按照他的想法來搞社會主義建設的話,必須對黨內的這些想法和官僚加以清理。特別是在「四清」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過程當中,毛發現當他要通過黨內整風來防止幹部──尤其是農村幹部──的貪污腐敗行為時,遇到相當程度的抵制,效果不彰。劉少奇則批評「大躍進」是「七分人禍,三分天災」,這其實是在嚴重指責毛發動「大躍進」的錯誤。從1957至1964年間幾次重要的運動和會議中,毛很清楚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黨內有相當大的分歧。以劉鄧為代表的一派基本上是接受蘇聯模式,也就是強調物質刺激、技術官僚當政領導的所謂「白專道路」,毛不能接受他們強調黨官僚權力,以及由上而下的指揮和命令。
國際因素:
國際和國內因素其實是交織在一起的,不過,為了便於討論,還是可以粗略加以劃分。最突出的事件是1953年斯大林過世後,赫魯雪夫在/956年的蘇共二十大發表「秘密報告」,徹底否定和清算了斯大林,毛警覺到蘇聯共產黨正在發生變質。毛認為所謂「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口號的提出,表示蘇聯已經放棄世界革命的想法,希望能以和平共存的方式和美國相處,不願再充當世界革命的火車頭。另外,蘇聯強調「全民國家」,表示內部已經沒有階級對立,已經全民平等、不存在階級分別,毛認為這不符合實際情況,也表示他們已經放棄階級鬥爭的想法,顯示蘇聯已經在變質。加上1956年和1957年,由於赫魯雪夫否定斯大林路線,連帶動搖了東歐共產黨在國內的領導,匈牙利和波蘭黨內出現自由派,社會上則有知識份子和學生的自由化運動,毛認為社會主義陣營已經出現分化。他警覺到中國黨內如不妥善處理的話,日後也會出現赫魯雪夫之流的人物和修正主義路線。毛對於赫魯雪夫上台後蘇聯路線的變化非常警惕,日後更演變為中蘇共論戰。在中蘇共論戰當中,中蘇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全世界反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如何進行的問題上發生重大分歧。毛認識到中國黨過去和蘇聯的關係密切,尤其是留蘇的一批人受蘇聯影響很深,另外也有一批人實際上和蘇聯有密切的聯繫,中國必須防止蘇聯的影響和勢力透過他們滲透到中國黨內,影響了中國的走向。「文革」提出了反帝防修,是毛對於社會主義如何在全世界範圍進行革命的方法和前途的看法。毛認為蘇聯既然變修不再充當世界革命的火車頭,中國黨在防止走修的同時,也要承擔起推動世界革命的責任,為社會主義建設和世界革命路線提出新的方向。
 
「文革」中的新生事物
主持人:謝謝杜繼平對「文革」的背景進行國內和國際因素的分析。以下請金寶瑜針對「文革」的內容進行發言。
金寶瑜(以下簡稱金):我很贊同杜繼平關於「文革」背景分析的看法。我想補充一點的是:當馬克思談論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針對的是生產力相對發展的地區。列寧則提出由於帝國主義的存在,使得很多地區是不可能經過資本主義化來發展生產力,列寧認為這些生產力較低的地區可以通過革命,向社會主義來過渡。剛剛杜繼平提到1957年之後中共對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開始產生爭論,這個爭論至今仍未結束。在改革之後,改革派認為從新民主主義進入到社會主義進行得太快,所以需要補課。但是,所謂太快是否有客觀標準可以決定呢?另外,小農經濟是不穩定的,中國經過土改,農村出現兩極分化、土地再次集中,農村裡的富農開始跟城市裡的糧商結合,造成發展資本主義的可能。我認為在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程中,不存在一個停留在新民主主義而不往前發展的可能,下一步或者是資本主義,或者是社會主義,總是會發展,它不可能停留在那個階段不動。
「文革」的新生事物,包括上山下鄉、赤腳醫生、重訂大學入學標準、修改大中學課程、確立工農文藝路線、更新工廠管理制度(鞍鋼憲法)、普設農村基礎教育,這些措施都是為了減少城鄉差別、體力和腦力勞動差別,防範小資產階級的形成,鞏固「工農聯盟」,以及加強知識份子與工農的連結。
「文革」的這些新生事物一方面要打破黨的集權統治,另方面在黨已經形成專制的統治集團時,所有這些新生事物又要如何鞏固?當然不可能靠統治的官僚集團,只有靠群眾運動來推動。對於沒有民主傳統的中國,也是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民主實踐。「文革」是場群眾運動,但是,群眾運動並不是從文革才開始,更早在土地改革時,廣大的農民就已經透過群眾運動方式來從事這場翻天覆地的農村改造。「文革」可說是將群眾運動推行到更大的層面。工廠方面,有鞍剛憲法關於工作管理制度的改革,所謂「兩參一改三結合」,就是要擴大工人對工廠的民主參與。如果工人連治廠的能力和權力都沒有,如何能治國,如何能說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杜: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由農業革命為工業革命奠定基礎,榨取農業部門來為工業發展提供資本和勞動力,這就是幾百年來資本主義過家所歷經的殘酷的原始積累過程。像中國這樣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國家,也面臨如何工業化的問題,可是既然已經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在進行工業化時,自然不能再走資本主義幾百年來的老路。公社裡興辦「社辦企業」,就是希望農村能夠就地工業化,透過農民的積極性和合作方式,來進行農村工業化,這種以合作方式來發展小型工業的社辦企業,就是為了減少工業化對農業部門的衝擊以及對農民的榨取和剝削。在中國這樣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國家裡,經濟建設的過程還是不得不靠農業剩餘來支援工業發展,但是毛希望盡量減少對農民的榨取和剝削。在農村興辦社辦企業的工業化途徑,既可增進農民生活水平,又可促進農村的工業化,減少原始積累對農村和農民的衝擊。這不僅是社會主義經濟如何建設的問題,也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如何從農業過渡到工業的發展課題。
 
大陸之外對「文革」的認識與反應
主持人:由於冷戰關係,我們這代人,一直到最近,才有可能重新去認識「文革」的正面性。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東亞圈也開始對「文革」進行新的思考和評價。「文革」發生時,前田先生正值高中時期,接受了毛澤東的號召而決定一生的道路,是否請前田先生談談這個經歷過程。
前田:首先,我很同意杜總編的看法,我也認為「文革」基本上是為了找回革命理想初衷的一場運動。今年是「文革」發動40週年,是相當值得紀念的。其實,毛在很早就已經對蘇修展開批評,1964年在〈人的正確思想從哪裡來〉一文當中,毛就指出蘇聯只抓生產而忽略階級鬥爭的問題,毛也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人民群眾應該發揮創造性,而不是被動地被指揮領導。當時,我們一些日本青年從學習毛的著作當中,認識到反帝就得反修,而要反修就必先改造自己,也就是所謂「鬥私批修、破私立公」的精神。對一個運動者來說,自我反省批判是很重要的工作。世界各國也跟著「文革」的發生而產生變化,各國共產黨組織因為支持或反對「文革」而發生歧見,當時日本國內的華僑運動,也在這個問題上因意見不同而發生了分裂。
櫻井:我是1952年出生,「文革」時上初中。我先講一下當時的大環境,1963年甘迺迪被暗殺,1964年在東京舉辦奧林匹克運動動,透過美日衛星聯播,當時國際的情況很容易在各地傳播開來,作為年輕學生的我,在這個大環境之下,開始了思想的啟蒙。關於「文革」的訊息,我是透過當時電視的新聞報導得到片段零星的認識。1980年韓國發生光州事件,雖然韓國國內沒有報導,我們在日本卻透過電視而得知這個事件。我想說的是,同樣在亞洲,我們獲得訊息的管道和內容卻不相同,自然對世局有不同的看法和影響。不過,像前田先生這樣在十五歲受到「文革」感召而決定一生道路的例子是很少見的。
前田:我生活在關西地區,當地有不少華僑。當時大部分人是從電視認識「文革」,但電視當然是很日本主流式的觀點。我個人則是從收聽「北京放送」的廣播節目瞭解「文革」。我當時每天收聽,還組織了一個收聽小組來學習討論。當然,像我這樣的中學生實在是少見的異類。每天聽「北京放送」裡的「東方紅」都感動得哭了起來。
櫻井:日本國內訊息的接收方式對如何認識「文革」影響差別很大,像前田先生這樣透過「北京放送」去瞭解的,和大部分透過電視衛星去瞭解的,是相當不同的視角。我跟前田不一樣,我是透過電視媒體去瞭解的,因此,對於外界對「文革」的看法我跟前田有不一樣的觀察。當時日本國內左翼思潮高漲,對於歷史,展開全民懺悔運動。在學生、工人、進步知識份子裡,整個主流取向是自我否定的,新左派就是在這個氛圍背景下發展起來,所以,整個運動是倫理主義取向的。在道德化的同時,由於缺乏思想化,很難形成氣候,因此到了今天,日本幾乎不存在什麼左翼的力量。在我之後的一代,也就是丸川先生這代,他們比較注重的是歷史研究。另外,在日本不同年齡層的人,由於訊息來源的不同,對「文革」也會有不同認識。
金:我補充在日本之外「文革」所產生的影響。我認為「文革」的影響深淺跟當地左翼運動發展程度很有關係。從日本的經驗,我發現到美國也有相近的地方,有一陣子很熱,讓人很興奮,但由於缺乏思想的深化,一般流於激情化和口號化,很快就像一陣風一樣過去,而不太有深刻長遠的影響。不過,還是有些成果。譬如:一些美國年輕人受到感召,去了中國,回來把他們的見聞發表出來,成為對於當時中國和文革很可貴的紀錄檔案,也給了我不少啟發。十年前,我們在紐約舉辦了一場「文革」三十週年的紀念會,很多美國朋友都來談「文革」對他們的影響。以「黑豹黨」的經驗來說,他們注意到群眾基礎,因此,在黑人社區裡為窮人的小孩提供了早餐服務,在社區有很大的影響力,還讀小紅書,來學習毛澤東思想。這是美國方面的狀況。
至於其他國家,亞、歐、拉美國家的共產黨一向親蘇,在美蘇的和平共存政策之下,美國又對拉美提出「進步聯盟」來拉攏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使得當地左派產生思想混淆,一度失去了革命方向。
在毛展開中蘇論戰,批評蘇修之後,各國具反省力的革命力量開始脫黨,成立新的馬列黨或革命共產黨。「文革」的發動又給了他們最大的鼓勵,讓他們可以堅定自己的路線和進行群眾組織。
至今全世界活躍的革命的左翼政黨都受到文化大革命正面的影響而更加堅定,譬如:德國的馬列黨就是在文革中發展起來的,而親蘇的修正共產黨則已經解體,馬列黨還接收了他們的出版設備。歐洲方面,土耳其的政黨還在發展,希臘的共產組織也在擴大中,期望不久可以成立共產黨。亞洲方面,菲律賓舊的共產黨十分腐敗墮落,革命派於是脫黨成立新的共產黨組織,他們和他們所帶領的群眾運動,是目前菲律賓最有戰鬥力的一支隊伍。放眼全世界,幾乎所有的修正黨全部破產,而脫離舊共產黨的新的革命力量,現在則有能力批評中國的資本主義改革,就像當年中國有能力批評蘇聯一樣。
杜:除了寶瑜提到的那些國家,亞洲方面,尼泊爾的毛派在當地也很活躍。除了政治運動方面,「文革」在1960年代對全世界的學生運動──尤其是法國的學運,有非常大的影響。法國當時最有名氣的理論家阿圖塞,在他的著作中,就特別突出毛澤東的《矛盾論》在哲學中的地位。加上他對中國革命的肯定,透過他的思想和理論,相當程度地影響了西歐左派,特別是在知識份子方面。早期的傅柯也一度嚮往「文革」,在接受法國毛派的訪問中,他就提到「文革」及毛澤東思想對他的啟發和影響。他的反叛性格、對權威的質疑,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文革」反抗權威的影響。總之,整個「文革」對全世界的政治思想、革命鬥爭、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影響幾乎無所不在,它對當時社會的影響或是潛在的影響,都會隨著今後形勢變化而有新的發展。
 
對「文革」挫敗的感受
主持人:關於「文革」挫敗,不知大家有什麼樣的感受?
前田:日本共產黨跟著蘇聯走修,它之所以還能存在跟它的中產階級基礎很有關係,黨內大部分成員是由公務員、官僚、專業人士組成。回顧起來,當時日本國內同情「文革」者確實還不少,但是缺乏堅固的政治組織和政黨來維繫和鞏固這些力量。另外,支持「文革」的黨派雖然也不少,但是由於內部的權力鬥爭,很快的就分裂渙散了。就像櫻井先生說的,當時運動很大程度上是侷限在道德層面,沒有思想理論的深化,這是一個大問題,也是今後運動的一大挑戰。毛澤東曾經說過他死後會被批判,「文革」也會被否定,這些走修的預言現在都實現了。為了對抗修正主義,今後我們的運動得重新去尋找革命的初衷和理想,而中國革命的社區服務(如:醫療、教育等)、群眾路線、武裝鬥爭等都是值得我們深思和支持的。
丸川:對我來講,一開始接觸毛澤東思想,就碰觸到赤柬的暴力問題,對我們這個世代的人來說,得思考如何去面對這樣的歷史事實。除了剛剛大家提到的蘇聯的修正主義,在歐洲方面,也出現了歷史修正主義。以法國來講,主要內容就是反對法國大革命的說法,一些研究以人口學統計來主張革命並未發生。像這些以實證研究來批判否定革命理想的做法是我們這個世代的課題,我們要思考如何去克服這種歷史轉向的思想。
另外,許多否定革命的講法是以「人權」做為修辭的,像他們會批評柬埔寨的波布紅色政權如何殘殺無辜人民,以此來質疑和否定革命的必要和理想。櫻井提到戰後日本對軍國主義的反省,但是隨著戰後世代的產生,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沒有戰爭的記憶,之前基於道德的反省,又缺少思想化內容,所以,這個世代的課題是要如何重新找回戰爭記憶,並且能夠深化思想內容,而其中必須處理的課題就是革命跟暴力的問題。
許多人以實證主義的偽科學來反對革命中的暴力,革命儼然和人權對立了起來。要如何去處理這些以「人權」為藉口來反對革命的講法,是我這個世代要處理的重大課題。這其中又牽涉到人口學的統計問題,在我研究戰後台灣歷史時,就遇到這個問題。以「二二八」事件來說,台灣政府依照人口統計學,得出的受害人口在一萬八千人至二萬八千人之間。但實際上呢?受害人數到底如何計算?
杜:所謂的科學論證,很多都是庸俗的實證主義,即使以科學證據的觀點來看,這些數字的來源都是有問題的,必須要重新受檢驗。以「二二八」來講,台獨派與官方的說法,其前提已經肯定了這些戶口統計的正確無誤。但是如果我們不只看到表面的、看似客觀的數字,就必須去考察實際的社會背景。以「二二八」受害人數來說,它的反證可以從申請補償並通過審查的數字來看,這也是所謂實證的方法。從這個不同的方法得出的人數就減少到一千人左右。
實質的舉證和戶口統計之間存在這麼大的差距,一個是活人的舉證,一個是死的數字。從科學角度來看,哪一個更可靠?當然是活的。受害者家屬當然有積極意願出來舉證,所以,這個數字應該是更接近事實的。這個懸殊差距顯示了從不同年代的戶口數字來看問題是不可靠的。
主持人:我想丸川的意思不是說他相信這些統計數字,而是在面對現實裡充斥的偽科學,我們要如何從思想上去突破。
杜:我知道丸川的意思,我想強調的是要能夠從哲學思想和歷史研究方法上去揭穿實證主義的偽科學。假人道主義者或糊塗人道主義者,總認為不能死人,和平是絕對的,戰爭必然是罪惡的,這種思維和道德觀實在很有問題。這種論調等於說,你面對壞蛋殺人不能反擊,否則你也犯了殺人罪,成為暴力者。這根本是沒有是非,天真地認為人類的衝突可以光靠和平說理、毫無傷害的方式來解決,這是行不通的。這種希望可以不付任何代價就得到正面的社會進步和諧的看法,在現實上是非常荒謬、有害的。
金:這種傾向在美國特別明顯。美國把任何可能反對它的力量和組織都定義成恐怖主義,只有美國能攻擊別人、殺害別人,別人都不能反擊。所以,即使像菲律賓共產黨這樣的人民解放力量,對它來講,都是不可忍受的「恐怖主義」。剛剛大家談到台灣的二二八的受害人數的爭議,其實大陸「大躍進」的人口統計也是很有問題。「大躍進」期間,有幾年出生率較低,那些反對「大躍進」的人,就按正常出生率來推算,然後,把這些實際上並沒有出生的人,當成被「大躍進」害死的人數來計算。所以對於「大躍進」期間的人口死亡數字便從幾百萬一路上升到三千多萬,創造出了一個虛擬的驚人死亡人數。
杜:這是科學研究的問題,人口統計的根據從何而來?究竟是全面確鑿的統計,還是粗略推估?這是很不一樣的。這些否定「大躍進」的說法是以生命預期值來看,以正常出生率和死亡率去推算,不符合生命預期值的部份,就被當成是給「大躍進」搞死的。這就是偽科學的、可疑的說法。
人口調查的數字本身也會因調查方法、技術和其他因素而有很大的差距。以美國和中國學者的研究來看,死亡人數就相差了一千萬人。姑且不去質疑這種人口統計的方法,他們運用相同的資料來推算還是產生了這麼大的差距。所以,我們在運用證據進行推論時,一定要考察資料來源的可靠性以及取得的方法;在做結論時,也要指出限定條件,以及指出可能的不足和錯誤。像「文革」和「大躍進」這種政治涵義很強的事件,就更可能在運用和解釋資料時受到立場的影響,這是做歷史研究要特別注意的問題。如果方法不正確和思想不夠深刻的話,就很可能被誤導,做出錯誤的判斷。
 
「文革」挫敗的原因
主持人:我們大致談了「文革」發生的原因和內容,現在是否就「文革」挫敗的原因和影響來談談?
杜:曾經轟轟烈烈、震動全中國和世界的「文革」後來為何遭到挫敗,我想,可以從主客關因素來看。
首先,中國是個有濃厚封建傳統的社會,中國革命不可能擺脫這個客觀物質條件和歷史傳統的影響。當年跟著革命的幹部,很多成分上是農民、工人、知識份子,他們或多或少都受到封建傳統的影響,在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的壓迫時,他們跟著走,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反壓迫。特別是在日本侵華之後,大量知識份子受到愛國主義號召加入共產黨;在農村,有很多人則因為破產或不堪國民黨欺壓而加入革命隊伍,也就是說他們加入革命主要是基於反帝和反封建,對於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信念相對之下是不足的。當革命成功,三座大山被推掉,他們認為任務達成了,革命動力也開始削弱了。共產黨的革命理想是要建立社會主義,但這是個更為高遠的理想,不是那麼容易理解的。對於這些因為現實裡受到壓迫而跟隨革命的人,在他們的現實壓迫去除之後,就出現怠惰和安於現實的心態。有些幹部在執政後不免出現自認革命有功,可以「坐江山」、「分權力」的傳統功臣心態和保守性。毛為了防止這類幹部蛻化變質為新的統治集團,而批判官僚主義,力求創造沒有特權的社會,勢必挑戰到他們的既得利益,甚至造成衝突。這些保守的黨政官僚集團自然也會抵制繼續革命。這是從官僚集團和中共內部的問題來看。
其次,要在一個像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也是無前例可循的。中國在第一個五年計畫時,只能從蘇聯取經,按照蘇聯模式發展。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毛就發現,蘇聯的經驗不能照搬,而且從唯物辯證法的哲學思想論來講,普遍真理和具體情況必須結合起來,所以,不能完全照搬蘇聯經驗。在第一個五年計畫之後,毛就體察到不但經濟建設不能照搬,有鑑於蘇共出現赫魯雪夫的修正主義,政治上更要防止出現修正主義。
在缺乏發展經驗的情況下,中共幹部對中國具體現實的評估也不盡相同,幹部與社會也還存在各種關係,並影響他們的思維、觀點。譬如當時農業部部長鄧子恢回到老家,聽了富農的申訴,就認為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不好,還以此做為反對人民公社政策的依據。因為中國社會依然存在著階級分化和利益集團,幹部跟哪些集團有實際上的連帶,就會在黨內反映和代表他們的利益。總之,幹部一方面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有差距,另方面對現實的階級利益的看法也不同,於是就產生了黨內的路線爭議。毛在文革後期就感慨,黨內許多老同志,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是很堅定的,但是到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要繼續推進社會主義革命,他們就開始抵觸。這批人在中國社會裡有相當大的基礎,他們同時也掌握了權力,具備了知識和統治的經驗和能力,所以,他們佔有優勢的力量。
毛發現到這個現實問題,於是希望透過發動群眾運動來衝破,問題是群眾是散漫無組織的。一般來講,群眾的政治鬥經驗爭、知識、能力無法與黨官僚集團對抗,他們也缺少組織性。相形之下,群眾方面就顯出派性和散亂問題。另方面,由於急於發動群眾,因此在思想準備上顯得不足,只能以通俗化的方式──譬如:小紅書──來表達基本觀點和立場,但是對於體大思精的馬克思主義並無深刻的認識與系統論述的能力,也因此,容易變成激發道德、情感,流於來得快去得也快的情緒發洩和道德控訴。毛從1950年代就感慨黨內真懂馬列主義的實在不多,因此,幾次發起幹部讀書運動。中共在武裝鬥爭期間,曾發起學習、整風運動,但是兵荒馬亂時期,學習的時間是被壓縮的,因此,對社會主義制度、理論的認識基礎是很不夠的。由於這些缺陷,整個運動是政治性高於思想性。不論是黨內幹部或群眾方面,對於社會主義、馬列主義的瞭解是很不足的。由於一大批參與幾十年革命的老將抵抗文革,毛不得不起用新人,只是新人在能力和經驗上都不足,在黨政軍領域的的鬥爭和群眾的掌握上都無法與老當權派抗衡。文革派由於急於奪權,手段上又不免過激急躁,這又進一步激化矛盾,引起了不必要的不滿與反撲。
另外,由於毛發動文革,並不是像外界講的是要鬥倒、消滅這批老幹部,而是要提醒他們避免腐化、變質,走錯誤的資本主義道路,所以,是以改造為目的,希望透過群眾的鞭策讓老幹部跟著他走社會主義道路。以鄧小平為例,他被解職後,給毛寫檢討報告,承認錯誤,毛就重新重用。毛認為只要犯錯承認,就應該給機會繼續為黨為人民服務。在以改造為主,所謂「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政策之下,這批老幹部不可能被打倒消滅,他們的影響力和權力一直存在著深厚的基礎。文革派只是靠著毛的權威而暫時得到保障,所以,毛在世時,他們還能發揮作用,一旦毛過世,這批接班人根本無法與老當權派對抗,承擔起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局。因此,鄧小平很快就得以聯合華國鋒把四人幫整倒,而毛的路線也被終止了,四人幫在文革期間一些過激的做法就被拿來做為否定「文革」的口實。
金:關於文革失敗的原因,我雖然同意繼平所說的,但是我覺得這樣的解釋還不夠充份。我認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在經濟基礎上有很多矛盾。這些矛盾中的一部分是與低的生產力發展有關,像兩種所有制並存的問題,毛澤東在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提到,毛認為兩種所有制不能長久的並存。但是因為農業的生產力尚低,所以要提高生產的核算單位(從生產隊提高到生產大隊)都有問題。還有其它的矛盾,在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這個階段,按照馬克斯所講的商品生產要逐漸減少到消滅。但是在低生產力的國家內,在社會主義階段商品生產實際上還在發展,因此也是一個矛盾。還有別的經濟基礎上的矛盾,有待再進一步繼續研究和討論。
櫻井:「文革」能說是一場革命嗎?或只能說是一場運動?我個人覺得它只能算是一場運動。又既然名為「文化大革命」,究竟怎麼看它在文化上的影響?
杜:從破四舊、打破傳統思維觀念和官僚專政的角度來看,我覺得它是場革命。
櫻井:如果要談「文革」的挫敗,首先得澄清何時結束。我認為「文革」從1966年8月開始,雖然一般說到1976年結束,但是政治上來講,1967年就已經挫敗了。
杜:我想從毛澤東過世,堅持文革的路線無以為繼,才能算是「文革」的終點。毛當初計畫以三年時間來進行「文革」,希望透過「鬥、批、改」,讓原先抵制文革路線的幹部能夠改正,也就是透過「團結─批評─團結」的辯證過程,希望以三年時間讓黨內不同路線可以重新統一起來。但是發動之後,出現新的狀況和矛盾,三年時間是不足夠的,所以才又持續下去。
金:我贊成杜繼平的觀點。文革不只是一場運動,而是一場革命。因為文革決定了無產階級可以繼續專政,直到毛過世,才發生政變,被走資派奪了權,繼而轉向進行全面的改革開放。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一直維持到70年代末。如果沒有文革,劉鄧的資本主義改革早從六十年代末就開始,而不會是七十年代末才開始。
櫻井:我想當時很多年輕人其實只是造反心態,為反抗而反抗,不見得有什麼深刻的覺悟和認識。同時,我也認為「文革」文化上是一場運動,政治上則是一場暴亂。
杜:我想不能這麼說。毛在總結「文革」時,認為是三七開,七分功三分過,而所謂的三分錯誤,主要是在「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毛一再強調要文鬥不要武鬥,但是客觀情勢的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還是造成不少無原則的派性武鬥,也整錯了不少人,留下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當時,毛一方面希望透過共產黨執政來實現社會主義,但是國際上又面對著美、蘇帝國主義的威脅,所以,毛希望「文革」能鬥而不亂,因為如果陷入內戰的無政府狀態,中國首先就要亡國。所以,對外要維持中國的獨立自主,內部又要形成壓力來迫使官僚集團走上建立真正社會主義國家的道路。在這樣困難的局面下,要盡量平衡各方面問題、進行左右調整,這是很大的挑戰。
櫻井先生提到年輕人的造反心態,我想,「文革」高舉造反批判精神,引起年輕人的共鳴。不過,我認為這只是要達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手段而已,決不是為造反而造反、為批判而批判,否則,就變成虛無主義,反抗一切權威,就像有些人講的「我在反叛中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這種虛無式的不滿不是毛發動「文革」的目的和想法。
我認為「文革」是場革命,因為它的目標和理想是要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主要體現為取消三大差別,也就是城鄉差別、體力腦力勞動差別,以及工農的差別,也就是建立一個共同勞動、共享成果、人人平等的社會。
前田:「文革」對全世界的年輕人產生很大影響,許多人因為受到文革號召而投入社會改革,未來還有更多的年輕人會受到「文革」精神的感召而獻身,從這點來看,我認為「文革」不能說是挫敗,它其實是一場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革命實踐。
杜:以毛澤東的講法,發動「文革」是打預防針,是為了反修防修,他知道中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建成社會主義,他一再強調社會主義建設是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他看到國內及國際上資本主義復辟的危機,所以,要在全黨全國造成警惕,預先演練,打下反修防修的政治基礎。這個效果在今天可以看得出來,今天在中國大陸反對走資路線的人,就是重提毛在「文革」中的警告。反修的旗幟重新被樹立起來,用來糾正走資路線的錯誤,這是「文革」的歷史作用。毛澤東並沒有預期在他有生之年可以看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完成,在他1966年7月8日寫給江青的信裡,就提到以後右派會利用他的話得勢於一時,但是右派不可能永遠得逞,左派也會利用他的話組織起來,把右派打倒。這是在「文革」發動初期,毛就預見到的。
 
「文革」挫敗的影響
主持人:大家談了不少「文革」挫敗的原因,現在是否談談造成的影響。
杜:「文革」挫敗的影響,首先就國內來看,是鄧小平路線的崛起。今天有很多人支持以改革開放來發展生產力,主要是建立在對文革的否定上。我們看到四人幫被打倒之後,在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調,就是全面徹底的否定文革。我們先不論從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來看,「全面否定」的講法已經違背唯物辯證法,就政治、思想上來看,它造成極為惡劣深重的影響。由於文革標舉的是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原則,鄧派為了消除文革派的影響,全面否定文革路線,連帶地也就把社會主義的正當性和理想性一併給否定掉了,這是相當糟糕的。於是,到了1980年代才會產生所謂的「社會主義無望論」、「共產主義渺茫論」,把中國革命的正當性,也就是中國共產黨起家的本錢都一併否定掉了。這是鄧派沒有預想到的結果。也因此才有1980年代通過知識份子和思想、文化界而氾濫起來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浪潮,這首先最嚴重影響到的是學生,所以,有1986年的學潮出現。這個學潮暫時壓下去之後,隨著經改過程產生的官倒、貪污、腐敗和通貨膨脹問題,又有1989年的民運。不少黨內幹部、知識份子和青年對社會主義的理想幻滅,中共政權也就面臨嚴重的正當性危機。全面否定文革,固然有利於鄧派走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但是如此一來,除了造成黨的正當性危機之外,連帶著中國革命的精神面貌和崇高價值也大量的消失。在崇高的信念被摧殘之後,人心從文革強調的「破私立公」,惡化為如今的一心為私,甚至是寡廉鮮恥,廉恥道喪,史所罕見,也造成社會高度的兩極分化。徹底否定文革的結果,不但在社會經濟上,在人心道德上,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都非常巨大。
鄧派為了確立經改路線的正當性,全面否定文革,故意誇大文革的災難性和負面性。透過傷痕文學以及對文革派人身及政策的醜化,一方面固然為他們的經改掃清道路,另方面卻對黨、對中國社會,都產生極大的破壞。我個人在大陸讀書時有很深刻的親身經驗。當時知識份子中,普遍有種論調,認為僅就東亞地區來看,中國兩岸和南北韓的經濟對比,顯示搞私有制和資本主義才是正確的發展方向,這種淺薄的論調真是不可思議。1989年民運時,人民大學還公開貼出「中國私有化宣言」的大字報。這是文革挫敗,鄧派全面加以否定之後必然的結果。中共表面上還講社會主義,但是內在的精神和價值觀已經跟馬克思主義完全脫節了。
金:可是現在的政權沒有辦法不去否定文革,因為以改革派的階級性來看,他們勢必要對文革加以否定才行,因此連帶的它也不可能繼承共產黨以前的革命功績。
主持人:因為時間關係,座談會必須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