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稿]評一則新黨份子的二二八論(根培)

又讀到了一則新黨份子寫的二二八論
這類反面教材要多寫,才能暴露出新黨這類人是如何給祖國認同和台灣人的去殖民扯後腿。
這篇「論證」全部都是舉例說明式的回答。舉例當然可以,問題是舉例的方式實在缺乏說服力。比方,憑甚麼說因為陳儀主張「官逼民反」所以「反民逼官」就不是國民黨的觀點?這到底邏輯關係在哪裡?你們新黨就算自認與國民黨不同,但與國民黨共享一樣的史觀卻是明擺的事實。此外,無論你們如何界定你們的「反民」(皇民)如何不同於國民黨所指控的「反民」(共產黨),你們都是主張你所說的「反民逼官」,你們的敘事有甚麼不同呢?然後,在中日矛盾始終未曾緩解的當下故意把二二八事件講成「中日矛盾」,然後用綁架大陸官民反日情緒的方式解消二二八鬥爭在歷史上實際蘊含的解放意涵,特別是其中的去殖民契機。可以說,皇民造反說是不可饒恕的曲解!如果大陸方面為了迎合反日情緒而接受甚至繼續容忍這種說法,那更會對島內統派造成巨大傷害。
讓人憤怒的地方根本不是二二八中的中共地下黨被「皇民造反論」所遮蔽(所以你們也不用假惺惺地說你們多尊敬這些犧牲或者被捕的中共地下黨人或左翼前輩),而是這種論述否定了台灣人民的主體能動性。只是在台灣人民的主體能動性被否定的前提下,台灣的中共地下黨的行動才被否定。我不認為現在有人是為了專門論證中共地下黨有多厲害才要反對你們的皇民造反論。
此外,這篇所有涉及中共地下黨(包含當時剛重新入黨的日據時期舊台共)的談論,似乎也是要回應某種預設「中共地下黨領導二二八起義」的敘述,但到底誰做了這種敘述?是中共、還是台盟?如果這種敘述真是由中共或台盟所做,是否又真是長期存在並公開宣傳的主張?拿出證據!不要老是拿一個自己設計的中共或台盟的稻草人亂戳。
「皇民造反論」簡單講就是把外省人和本省人各自總體化,從而忽略掉在二二八族群衝突的背後有大量的各省人士在台灣或在大陸對二二八人民抗暴的支持。儘管族群衝突的現場阻礙了非台灣省籍人士的介入,但「皇民造反論」無論如何不能說明那些沒被逼迫學當皇民的「外省人們」為什麼要支持起義,而且「皇民造反論」也不能說明各種口述與回憶所不斷指出的省外省內同胞相互救助的事實。
只有從官逼民反的角度出發,才可能同時把握二二八鬥爭期間同時出現的官民衝突、民眾內部的衝突,以及民眾內部的團結與合作。
以下摘引一些回憶材料作為佐證。首先是省外人士支持二二八起義的相關論述。
郭沫若:

在蔣朝管治下早遲會有「二二八」慘史發生,本是意料中事,但慘得那樣酷烈,卻是出人意料之外。「殘民以逞」那樣的暴君德政,在今天的蔣朝,真可算家常茶飯了。
故在今天誰都可以預言,蔣朝不搞垮,「二二八」慘史不僅要再發生於台灣,而且要普及於全國。上海的殺人頭子吳國楨之流不是已經奉命對人民「格殺勿論」,各地農村不是早經恢復三光政策實行「並村」嗎?蔣朝覆亡在即,它是會加緊瘋狂地倒行逆施的。(郭沫若,〈還要警惕著不流血的「二二八」!〉)

陳耀寰:

『為紀念聞一多烈士而創作的《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這幅著名的木刻原題作《民主的火炬》,是1948年春在台灣開始刻製,同年夏秋在香港完成的。我親眼看見他起草稿時不厭其煩地反覆徵求朋友們的意見,反覆修改加工的情形,那種一絲不苟的精神,實在使人佩服。事隔三十年後,在一次閒談中,荒煙談到這幅木刻的創作過程。1946年7月,他在上海從報上看到聞一多繼李公僕之後慘遭國民黨特務殺害的消息,十分震驚,也十分憤怒。他立刻就決定要刻一幅巨幅木刻來紀念聞一多烈士,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滔天罪行。當時上海各界五千多人舉行李聞追悼大會,會上有人大聲疾呼:「一個人倒下了,但千萬個人會起來的!」這就為木刻的畫面構圖定下了基本輪廓。到台灣後,他一直在進行具體構思。他說,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變對這幅木刻起了催生的作用。事變當天,他在現場看到激烈的群眾鬥爭場面,心潮澎湃,不能自己。但是幾天後,人民起義被鎮壓下去了,接著是大逮捕,大屠殺,白色恐怖籠罩全島。那時,我們都蜇居寓所,悚聽戶外槍聲……而荒煙要用木刻刀參加戰鬥的願望卻十分強烈。他心裡明白,直接刻劃「二、二八」起義是不可能的,而構思已久的《民主的火炬》卻更加成熟了,更具體地形象化了。』(陳耀寰,〈南國幽蘭展素心──悼念木刻家荒煙摯友〉)

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站起來
其次是省內外人士相互救助的回憶:
張克輝(彰化):

『我們離開D君家,仿佛覺得街上鮮亮了許多,來往的人也格外親切。突然,有一個小同學飛奔著來告訴我們,有幾個流氓在火車站廣場欺負一個外省女教員,與幾個同學吵起來了。我們急忙趕去,果然見到在頭等旅館前有一群人圍著。S君等幾位同學正拚力掩護著一個三十出頭的女人,不讓幾個流氓拖去。地上撒落著好幾本教科書。那幾個流氓見我們人多勢壯,怯怯地退了幾步。S君告訴我們,那幾個流氓把女教員拖進旅館去,她掙脫了,跑了出來,正好遇見了S君他們,便大聲呼救。這時,圍觀的人們都同聲譴責流氓卑鄙無恥。一個穿西裝的流氓頭子,陰陽怪氣地說:「有什麼大驚小怪的,這個外省女人可能是教員,但她的丈夫或兄弟一定是貪官汙吏,教訓一下有什麼不應該。」這伙人原來是想利用人們反對貪官汙吏的激情,來混水摸魚的。這蠻不講理的話,馬上引起人們的憤慨,大家都嚴正地說:「教員有什麼罪,就是她的丈夫、兄弟是貪官,跟她也不能劃等號。」那些流氓理虧,便嗷嗷亂叫,說下流話。群眾更憤怒了,有人高喊:「畜生滾開去!」人們用熱烈的掌聲來響應、支持。流氓們見勢不妙,灰溜溜地跑了。我們護送那個女教員到火車站,一直等到她登上開往南方的列車,才分頭回家。
上了天橋往西走去,又看到「五分」車站裡圍著一群人。近前一看,又是兩個流氓在糾纏一個穿著肥大棕色漢裝的大陸漁民,不讓他上車,便要拉他到站外去。這時,一個列車員敲了鐘,高喊:「去鹿港的旅客,請快上車。」並過來為漁民解圍。小流氓便朝列車員亂罵。我見了便上前評理:「我們反對的是貪官汙吏,不是一般的漁民。」
「說得對!」有一個身材健壯的工人也對那兩個小流氓高聲說,「不能一概反對外省人,他的祖父可能還是你們曾祖父的大哥哥呢。」人們都笑了。兩個小流氓討了沒趣,悻悻地走了。開車時,那個漁民從車窗伸出頭來,朝我笑笑,我也用微笑回答他。』

李霽野(台北):

  一天下午,我們請的臺灣女工驚慌失措,指手畫腳,向我們說了一大片閩南話。我們不懂得她說的是什麼意思,只從她的神氣猜想,出了什麼滔天大禍了。她情急生智,先用手比畫我們兩個孩子的高矮,又做出用力拍打的手勢,我們想也許上小學還未回來的孩子被臺灣的孩子打傷了吧。
我對妻說:「我出去看看吧!」妻要同去,我勸阻她。她點點頭。讓我一個人出去了。

  街上亂哄哄的。常有一堆堆的人激動地談論什麼事。當然我也不知道他們談些什麼。
我走到孩子們所上的小學校,情況倒還平靜的.一位內地去的老師知道我來接孩子,告訴我說,只聽說一個賣紙煙的女攤販引起一點風波,街上有打內地人的事,把孩子接回去避避也好。我便一手拉著一個孩子,仍然從大街上走著回去。成堆的激動著談話的人偶然看看我們,也並不理會。
事情的真相我毫不知道,我便繞點道去找一個朋友。怕她萬一受到干擾,不如到我家去暫避,一面去打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家對面有一位臺灣同胞,是在天文臺工作的,我們同他和他的父親有點頭之交。我想就近問問他倒也方便,他們很客氣地接待我。寒暄幾句,便略知發生的事情真相了:臺灣的煙酒仿日本人的專賣辦法,是一件很大的斂財之術,有專門的緝私隊防止私販私賣。有一個女攤販,據說是販賣私煙的,被查獲後煙被沒收.在引起的風波中有人受傷甚至死亡,因而引起了臺灣人民的公憤,傳說也有毆打內地人的事。但他們說,臺灣人民絕對不仇恨內地同胞,這次事是緝私隊殘暴引起的,說臺灣人恨打內地人是惡意的宣傳,萬不要相信。他們說,你們若不放心,可以請到我家裡暫住。我謝謝他們便告辭了。
我們比較安了心。那位朋友要回家,我們也沒有勉強勸留。我們想,事態或者不致大發展,風波幾天也許就會平息了吧。
晚問先有零星的槍聲,離得也較遠,不一會兒槍聲越來越密,離我們也越來越近了。我們想,臺北人民可能同國民黨軍隊發生了衝突,事態可能要擴大。
臺灣省編譯館派人口頭通知:館中人員都安全.這幾天內先不外出,以免遇到意外的事。但事件的性質如何,我們還是蒙在鼓裡的。白天還不斷有槍聲,但不如夜間密。
傍晚我們見到一群人喧鬧著闖進附近一家去。以後聽說打了人,砸了家具,又有人宣傳是臺灣人打內地人。後來聽師範學院的人說,被打的是管總務的人,學生打他是因為他平常太刻薄,引起公憤,借機報復而已,同事件並無聯繫。
大概第三天,我見到李何林。他說他見到離編譯館不太遠的地方有群眾集會,有人在臺上激昂慷慨演說,群眾常常呼震耳欲聾的口號,顯然是一次有組織的抗議機會。他聽不懂全部的話。但知道與攤販私煙問題有關。他正在聽得入神,一位臺灣同胞勸他離開會場,以免引起誤會,並說明這是抗議國民黨軍隊暴行集會,什麼臺灣人仇視毆打內地人全是胡說。
一兩天後。一位共產黨地下黨員學生才告訴我,這是一次抗擊國民黨苛政的臺灣人民起義,攤販私煙只是導火線。他並說起義的風暴已經遍及全省,有些行政機關已經被起義人民佔領了。
我們也從報紙上看到消息,起義人民代表被邀同國民黨當局開會協商解決辦法.我們擔心臺灣人民會被騙上當,因為報上公佈的條件太開明寬大了。
臺北表面上安靜了幾天,但幾天後就形勢大變,聽說有人被捕被殺,街上也多處可以看見屍體橫陳。國民黨已經用飛機運來軍隊,大屠殺在全省各地開始,「二二八」臺灣人民的起義,幾天內就被殘酷鎮壓下去了。犧牲的人數不確知,因為我以後見到的集中材料所統計的數字不一樣,不過總在萬人以上吧。(李霽野〈臺灣「二二八」起義點滴〉)

林書揚(台南):

『情勢演變的結果,全省幾個大城市的駐軍與民眾武力的衝突日益嚴重,民眾方面除了自衛隊之外,還組織了「事變處理委員會」,針對政府年來的種種惡政,提出種種政治性要求。當時的麻豆自衛隊,以組織成份而言,包括兩個不同部份。一部份是最早自動聚合的青年和學生,另一部份數日後才結群參加的是戰爭末期被徵召至南洋一帶作戰,日本投降後才由盟軍遣送回鄉的部份鎮民。而以後一部份人,對事變的態度比較激烈。
『當時,有人鑑於局勢日趨緊張,為了雙方的安全,主張將鎮上的外省人集中一處。於是自衛隊決定把各機關仍然散居各處的外省人職員中的成年男性,集中於區署旁邊的一所建築物內,派武裝隊員戒護。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沒有人提出連區長也加以看管的要求,丁氏還是自由地來往於區署與宿舍之間,從未遭到干擾。』(林書揚〈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背影:丁名楠與二‧二八事變〉)

曾重郎(新竹):

我在新竹市率領學生積極參加到清算貪官污吏的民眾行列。自發參加暴動的群眾先湧向市政府,但以郭紹宗市長為首的貪官污吏早已聞訊逃跑,分別躲進警察局、憲兵隊和郊區兵營。參加暴動的民眾掃蕩貪官污吏的住宅區(原日本殖民官員住宅區),把清算出來的整箱鈔票和衣物當眾焚燒,群情激憤,場面壯觀。我們新竹中學的幾位同學來到辛志平校長的宿舍,他的相鄰一棟住著教務主任羅富生(我的新竹中學先輩,客家人),後面一棟住著訓導主任鄭啟中(大陸籍,是個基督教徒)。當我們走進辛志平校長的會客室時,看到他臉色蒼白,一個人呆坐在那裡,他一改常態.脫掉中山裝,改穿西服,領帶繫向一邊歪斜著,他那驚恐狼狽的模樣,令我同情。我告訴他,我們是清算貪官污吏,你是教育家不必害怕,我們學生可以保護你。他知悉我們的來意,頓時感到放心,隨即叫躲在天篷上面的夫人和七歲的兒子下來。當時他的夫人在新竹女中執教。就在我們和辛志平校長談話的時候,突然槍聲大作,我們都迅速趴在院內的牆腳下。槍聲過後,從門縫往外看.看到一輛車上的憲兵隊員用機槍掃射暴動的民眾,釀成了新竹市的第一筆血債。這樣一來暴動的民眾更加激怒了。因辛志平校長是大陸籍人,激怒的民眾很難分清誰是貪官污吏誰是無辜的教育家。因此,我和幾位同學商量,決定把辛志平校長一家三口轉至位於新竹中學校園內的學生寮(即學生宿舍)由學生保護。辛志平校長的七歲兒子由我們兒個同學輪流背著,於當天傍晚步行至新竹中學的學生宿舍,住在學校附近住宅區的不少大陸籍教師已先來到學生宿舍避難。我把住在宿舍的學生集中起來,向他們作了交代。我說,辛志平校長和教師是從事教育的,平時並未發現他們有貪污行為,我們這次暴動是清算國民黨的貪官污吏,他們是教育家.大家要保護他們。隨即我們幾位同學即告別辛志平校長離開了學生宿舍。在暴動中,學生是一支比較有組織的力量,我組織學生進駐市內的各警察派出所以維持社會秩序。
不料,3月8日風雲突變,國民黨自大陸調集軍隊鎮壓臺灣人民的「二二八」起義。但我還蒙在鼓裡,對形勢的變化毫無準備。正在此時,林安雄同學急急忙忙來通知我,說國民黨軍隊已在基隆登陸開始鎮壓,辛志平校長顧及我的安全囑我到他家躲藏。當夜,我即去到辛志平校長家。他說,這次暴動你救了我全家,我很感謝你,你現在有危險我應該相助;我把你看成我的兄弟,你可在此暫避一個時期。他把我安置在後面一棟鄭主任家裡。鄭主任告訴我,暴動期問,牧師的兒子把他全家接至新竹長老教會的教堂保護起來,所以安全地渡過了這次暴動。在國民黨軍隊對臺灣人民施行大屠殺的黑暗日子裡,我就在辛志平校長和鄭主任的保護下躲過了殺身之禍。(曾重郎〈我所親歷的臺灣「二二八」起義〉)

把台灣人總體化為皇民,把二二八總體化為皇民造反,這類論述無非就是一種台獨史觀的鏡像。只不過台獨派強調衝突的本質是「中台矛盾」,「中國人」是「新殖民者」,而「皇民造反論」強調「本省人」是「被殖民殖到擺脫不了奴化的被殖民者」而已。台獨派強調台灣人被「中國人」屠殺,而「皇民造反論」強調「皇民」大殺「外省人」。這兩種觀點各自把日本殖民的罪惡歸結為「這種殖民者」或「那種被殖民者」身上,實在是一島史觀的雙生子。
還是如前面講的:隨便找一些例子或「言證」就想定調整場事件的性質或史實,這實在非常片面。比方這篇文章對陳炳基證詞的詮釋就是如此。一句「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竟不知下落」就可以當成事實嗎?有沒有考慮到陳炳基講這些話的時候是以怎樣的角度看待後來已經叛變的蔡孝乾呢?平常新黨這類人都覺得自己反台獨很了不起,這個時候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乾脆直接把周婉窈、張炎憲、翁佳音的觀點當成事實來陳述。這是甚麼拿來主義的歷史解釋?這不就說明了你們跟你們以為反對的那些人正是一路貨色嗎?
周、張,翁的觀察也可能是對的,但這也不能支持皇民造反論。首先,台灣的光復不是台灣人民自己爭取來的。儘管有許多台灣志士前往大陸抗戰,但終究不能等於台灣人民廣泛的自我去殖民。正因為台灣光復不是台灣人民自己爭取來的,而國民政府後來也不敢貿然在台灣進行大規模的「漢奸」審判(依據司法院,台灣的漢奸審判要依據國際法),因此台灣人民始終沒能在戰後進行有效的歷史清算。儘管二二八因為這種清算的未實施而存在著很多有利於新黨這類人標籤以「皇民造反」的舉動,但二二八的偉大意義就在於這是台灣人民自發爭取自己前途的鬥爭,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成立以及島內青年在二二八後出現的左轉,正意味著二二八鍛鍊了台灣人民,讓台灣人民找到了在全中國的解放鬥爭中為台灣去殖民的契機。這就是我們要紀念二二八的關鍵所在。
只有(兩岸的民族)統一才有(台灣人民的)自決,這就是我們從二二八鬥爭中得出的結論。
當然,二二八更為關鍵的還是新黨這類人所完全無視的國民黨統治失能。正是因為執政失能才會導致民怨上升,並在全國各地引發各種抗暴運動。而以島內的執政失能來說,那是省內外同胞早在二二八之前就已經發現的。
這類材料數不勝數,但我要特別舉出幾個少見的材料做介紹。首先是當時托派刊物《青年與婦女》(上海)在一九四六年八月的評論。評論者云:

「在台灣六百五十萬的民眾中,中國人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日本人只占百分之五。希望重歸日本統治的傾向當然不是大多數,但他們對腐敗無能的中國政府,顯然具有很強烈的離心傾向。,,,,,,『四強』的幌子可以用來招搖撞騙,騙得他們服服貼貼地忍受下去嗎?不!在威望喪盡而民眾的痛苦又忍無可忍的時候,騷亂就必然要到來了。」

另一個是當時同時是民盟與中共二重地下黨員的楊奎章(廣東人)在一九四六年潛入台灣之後的現地證言:

「說到今日臺灣的現狀,『光』『復』兩字該是個多麼冷峻的諷刺!一年多來,台灣不但不敢希望她『復』原,並且是每況愈下,愈久而愈糟糕愈混亂。台灣的『光』明啊,究竟要待到什麼什麼?又在什麼地方?」
「今日臺灣的土地一樣在茁壯五榖,台灣人民一樣在胼手胝足的耕耘,但是,祖國啊!祖國!究竟是誰對不住你?誰對不住台灣?」
「台灣一年來的惡化,說明了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政治』原來是最實際的東西,絕不是掛在嘴邊,寫在只上的堂皇文章和辭令。」
「當官僚政治由中央一直伸張到地方的時候,我們是不能對任何一個地方人民生存條件的改善作過度的樂觀的。這也同時說明了,只有祖國的民主進步的勝利,台灣才不致再是無『光』未『復』的光復,而是自由幸福的徹底的解放。」
(楊村〈(台灣通訊)祖國啊!祖國!〉《文匯報》,1947年1月14日,第六版。)

台灣的真正「光復」只有作為全中國人民的社會變革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實現。謹以楊奎章最後的話作為本文的結語:「只有祖國的民主進步的勝利,台灣才不致再是無『光』未『復』的光復,而是自由幸福的徹底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