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林書揚先生的基本思想(邱士杰)

若對我們將回大地,
而要求別離的沉默,
我只求一個四面迴響的瞬間!
為了馬埃士托拉山,
至少一次的激昂歌聲的爆烈回響!

前言
近百年間,由於日本殖民當局與國民黨法西斯連續而長期的白色恐怖鎮壓以及運動本身的弱小化,馬克思主義傳入台灣並形成組織化運動以來的多數理論文獻,始終不能在良好條件下由運動本身進行整理。某些情況下,甚至反而在鎮壓者手裡作為有篩選的「敵情」或「匪情」資料而得到匯集。[1]因此,運動內部進行的文獻徵集,往往都是一次難得卻必然偉大的工作。
現在出版的《林書揚文集》四卷本,正是八○年代以來台灣社會主義統一派運動思想軌跡的一次重要見證。生於日據下台灣的林書揚先生(以下敬銜略),親見親聞二○年代台灣社會運動遺緒,或得其傳聞。戰後經歷二二八事件、地下黨活動,以及三十四年零七個月的獄中「黨校」生涯後,林書揚形成了相對完整的、有體系的、關於階級解放與民族解放的理論觀點。正因為林書揚由此逐步錘鍊而成的理論修養與人格魅力,使他成為解嚴後社會主義統一派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雖然目前出版的《林書揚文集》非其「全集」,仍有闕漏,但這套基於運動的問題意識加以編輯,並由運動本身整理出版的大書,無疑可以反映林書揚及其所經時代和運動的思想軌跡。──本文的目的,就是以現知的林書揚著作為對象,探討林書揚的基本思想。
本文從林書揚其思想中的兩個緊張性談起。
 
一、歷史與現實/現實與理想
林書揚基本思想中的第一個緊張性,存在於歷史與現實之間。為了現實鬥爭的需要,必須重建歷史;為了拯救歷史,則必須介入現實。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關係,體現在林書揚對「台灣人民左翼運動」所做的歷史分期:「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的第一期,是二○、三○年代日據下的反帝鬥爭;第二期,是五○年代國民黨統治下的人民民主運動;左翼運動的香火不絕如縷,一脈相傳至今,而有我黨的肇造。如此的歷史傳承,顯示了我黨肩負的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第三期人民民主與反帝相結合的重大歷史任務。」(林書揚,1991)
林書揚出獄之後首先著手的工作是重建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運動史。主要是史料翻譯,其次是根據這些史料改寫成文,最後則是組織老運動家進行口述。而一九八九年全部竣工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中譯本,就是包括林書揚在內的許多「老同學」──政治良心犯──辛勤勞動的代表性成果。
當政治氣氛逐漸寬鬆,而五○年代白色恐怖也因一九九三年在六張犁發掘的大量墓群而得到社會關注之後,以林書揚為代表的許多老同學也開始著手以五○年代白色恐怖為對象的「翻案」運動。在台灣的條件下,他認為存在著「法律」、「政治」、「倫理」(思想)三種層次的「翻案」。前兩種翻案不以推翻現有體制為前提,第三種翻案卻是在社會主義運動通過奪取政權以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意義上被提出;林書揚視之為兩種「倫理」之間的對決。(林書揚,1988c)第三層次的翻案把白色恐怖平反問題鑲嵌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對決的現實鬥爭裡,不但把現實鬥爭的勝利視為拯救歷史的方式,並把現實鬥爭加以歷史化,通過歷史指出現實鬥爭所應堅持的價值與原則。
在台灣,「倫理」層次的翻案極其困難。由於中共在戰後國共內戰中提出「反官僚資本主義」口號,使四九年之際的國共內戰也具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決的性質(雖然反封建在當時被規定為比反資本主義更重要的任務),因此,這樣的性質不但遺傳到作為國共內戰之內在延續的民族再統一問題上,更體現在主張民族再統一的「老同學」們身上。所以,凡是堅持民族再統一以及全世界社會主義前途的「老同學」們,他們所要求的「翻案」都超越前兩種層次而觸及「倫理」層次。但台灣社會對於「倫理」層次的翻案是敏感的。一九九四年,龍應台曾針對陳映真通過〈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一文而展開的「倫理」層次翻案提出強烈質疑,而林書揚當即批駁了龍應台。(林書揚,1994)龍應台與林書揚間的史觀鬥爭,就是「倫理」鬥爭的一次體現。
當然,今天在海峽兩岸大行其道的就是龍應台的那套論述。但這並不意味龍應台的論調更能說服人,而是反映出林書揚等「老同學」在當年所獻身的中國革命事業,如何在改革開放後的今天遭遇到比巨大成就還要難以估量的巨大挫折;而這樣的挫折正以革命史與價值觀的全面倒錯或危機為其內容。正如陳映真筆下的「蔡千惠問題」那樣──「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陳映真,《山路》)──然而這樣的疑惑並不只是五○年代以來的犧牲是否全然徒勞的問題,而是當下正繼承著這些犧牲者的道路前進著的後來人應該如何繼續走下去的問題,是擁有自己歷史的現實運動如何通向未來的問題。
為了處理運動如何通向未來的問題,林書揚在現實和理想之間出現了第二個緊張性。這種緊張性可通過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型態》所說一段話來說明:「共產主義對我們說來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馬克思與恩格斯,1995:頁87)這段話經常被視為馬克思從唯心的「人本主義」轉向「唯物主義」的標誌;而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異化」論正是其「人本主義」階段的代表。──林書揚思想中的緊張性表現在下列兩種「應然」間的鬥爭中:
唯物主義的「應然」:林書揚力圖說明民族再統一運動應該是客觀上「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而不是主觀設想的「應當確立的狀況」或「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
人本主義的「應然」:林書揚又試圖說明,即便「現有的前提」中存在著這樣那樣有利於民族再統一的可能,運動也應該把自身規定在最能避免機會主義、從而最有利於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之方向上前進;但既然存在著應然,也就存在著重新掉入「應當確立的狀況」或者「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的危險。
二、「反帝」是民族再統一運動具有現實性的第一根據
一九九五年,林書揚通過參與關於「中國意識/台灣意識/台獨意識」的討論[2],而對引入討論之中的「異化論」提出批判。(林書揚1995:頁259-260)這個批判,可說是林書揚對抗「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的縮影。但從更大的角度來看,林書揚出獄以來所有關於民族再統一問題的論著,無不貫穿著這樣的對抗。林書揚並不認為「分」「合」有高下之分,不認為中國曾經統一將來就必須統一。他認為,統一或分離之正誤,只能從何者能夠符合歷史客觀趨勢的要求來判斷:「在原則上,不論是單一民族社會抑或多元民族社會,若其既存的內在結合原理,與客觀的未來發展原理相一致者,即使原為分裂者亦必趨向統一之局,而原已統一者,其凝聚力必將更趨堅強。與之相反,若其內在結合原理與發展原理相悖者,則已合者亦必趨向分裂。」(林書揚1986a:頁7)
雖然林書揚不認為「分」「合」有高下之分,卻認為不正常的、因外力而導致的「分離」必須克服──林書揚經常稱之為失土回復權──此即歷史如何在現實中仍具正義的問題。但「失土回復」之所以迄今意義不減,從而不得不在歷史的線索中伸張為正義,正在於當年造成分離乃阻礙失土回復的因素──也就是帝國主義侵略──從造成分離之初到現在,都未曾消滅。因此,在帝國主義仍然把維持兩岸分斷作為介入手段的當下,通過民族再統一克服兩岸分斷,從而反對帝國主義,便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也因此,社會主義統一派的「民族主義必帶有強烈的反帝意識。特別是針對美日等直接干繫到兩岸分裂的國家抱持高度警惕與反感。」(林書揚,1990:頁63)
林書揚進一步指出,「台灣的現代化社會運動,一開始就是反帝運動」。「反帝」口號的長期存在,同時體現出當前運動的現實鬥爭性與歷史延續性,因此,當「瞭解了台灣史中的社會運動一開始就是反帝運動,而且是以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原則的結合為運動的指導理念之後,我們就不難進一步理解,為甚麼在當前的民族分裂局面下,台灣的民間統一運動仍然應該以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為思想基礎。」(林書揚,1992:頁73-74)
林書揚的思想提供這樣的啟示:雖然當前台灣的分離主義運動中也存在著極小部分的「反帝」主張,但這種「反帝」之所以必然無效乃至根本虛妄,正在於他們的「反帝」無一例外首先基於把「中國」定調為「帝國主義」而來。即便在規定出「中帝」之後也順便規定一下「日帝」與「美帝」的存在,也難掩這種論調通過「反日」「反美」從而「反帝」去掩護其反共反華的實質。且不說這種論點多數從「改革開放」的資本主義後果乃至拒絕放棄武力解放去判斷大陸的「帝國主義性質」,最關鍵的是,因為這種論點全然拒絕歷史,所以拒絕承認兩岸至今仍然存在的對峙狀態乃是(台灣人民也投入其中的)中國國內戰爭未能徹底完成的後果。雖然這樣的後果,已然從大陸對台「武力解放」(這是保釣運動參與者大量左轉之後普遍認同的手段)與台灣人民「自求解放(然後統一)」兩者並舉的方式,轉化為不放棄「武力解放」下的兩岸「和平發展」,但是,僅從不放棄「武力解放」乃至改革開放下出現的資本主義化,便意圖藉此論證「中帝」的存在,則顯然忘卻了台灣人民曾經是「解放戰爭」之主體的歷史。
即便戰爭「解放」的意義與可能性大減、即便大陸的社會主義性質在改革開放之後遭遇重大挑戰、即便台灣人民的認同發生劇烈轉變,反帝國主義作為現實任務卻未曾消失。更重要的是,無論分離主義將多大的善意融於自身,只要帝國主義通過兩岸分斷以介入兩岸局勢的歷史條件持續不改,分離主義就永遠不可能把反帝貫徹到底,且必然在客觀上協助帝國主義。反帝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也不是社會主義統一派意圖以此一勞永逸的口號;但取消或遮蔽反帝,必然在現階段成為問題。因此林書揚才在讀完蘇新於一九四九年撰寫於香港的〈談台灣解放問題〉之後,感慨「五十年前企以軍事解放達成反帝反封建的目標,五十年後成和平統一的目標仍需以反帝反獨為途徑,可見歷史的大階段還未成過去。人們的統左努力還是要持續推動下去。」(林書揚,2002b:頁159,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此外,為了說明「反帝」的優先與持續性,林書揚在與謝里法和《民進報》的論爭中,特別討論了「反帝」以外的其他口號──主要是「反封建」──是否也能擁有優先性的問題。林書揚認為,只有當「封建」確實存在而且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利用的手段時,才必須反對。此外,像《民進報》那樣,不但在「反帝」之外進而提出「反封建」,還把所謂的「封建」等同於「中國文化」,則顯然是為了反對「中國文化」而拉出一個叫做「反封建」的稻草人而加以攻擊。雖然林書揚的反論認為「反帝」在台灣是更為重要的任務,但他還是肯定了「反封建」的本質性意義(這點於是又回歸到中國革命的基本認識上)──「反封建,則是一種自我超越,自我改造」。(林書揚,1987b:頁224-225)──林書揚的見解,令人想起伊藤虎丸沿著竹內好的話而提起的「通過『抵抗』即通過『自我執著』而獲得的『發展』」。(伊藤虎丸,2005:頁10-11)
 
三、資本主義「經濟主義」的現實性與陷阱
除了反帝之外,民族再統一運動的現實性其實還有很多根據。其中,林書揚特別注意他稱之為「經濟主義」與「民族倫理」的兩種統一論,並稱前者為現實主義,而後者為理想主義。所謂的「經濟主義」統一論,就是一種認為兩岸只要通過經貿交流,就可以在經濟整合中「促統」的見解。至於「民族倫理」統一論,則是林書揚基於他對中國社會主義之新民族主義紐帶的信賴而提出的見解。
「經濟主義」統一論的代表人物是陳映真。八○年代初期,他與戴國煇的對談中,就曾經從台灣為什麼不能產生認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來分析台灣分離主義的成因。陳映真提出民族資產階級的用意,就是在談兩岸能不能形成一個統一的經濟圈(他甚至假設了如果中共當初未能渡江,台灣能否與華南形成統一的經濟圈)。[3]到了陳映真也參與的《海峽》雜誌,則更直接把「社會主義國家」(即指大陸)視為台灣中小企業可以投資的市場,藉此暗示兩岸應該進行經濟上的整合。[4]到了九○年代,閱讀到韓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朴玄埰著作的陳映真,乾脆提出一個極類似於朴氏「民族經濟論」的民族經濟圈論。[5]直至進入二十一世紀,陳映真(2000)才另外提出「兩岸無產階級聯合論」這樣的新見解。
雖然林書揚曾對「經濟主義」統一論表達某種妥協,但根本上,林書揚認為經濟主義是危險的;貌似促統,實則未必。早在一九八六年,林書揚便在〈有關反壟斷同盟的幾點意見〉文中指出,台灣的壟斷資本有可能因為兩岸和談乃至三通帶來的經濟整合而得以存活,從而使這種貌似促統的經濟契機轉而成為台灣「壟斷體制的延命策」;這樣的遠景容易為民族再統一造成障礙。(林書揚,1986b)林書揚在後續文章中更不斷指出,經濟主義可能因為完全無益於工人階級的生計,反使他們無法認同統一:「資本家的熱衷和工人的離心是否變成極化現象,則無非是統一前途的一種隱憂。蓋純資本主義的統一動機即使在法理上的統一局面營造成功之後,也仍然是潛在的不穩因素。」(林書揚,1992:頁86)兩岸開放二十多年來的歷史,可說完全證明了林書揚關於「經濟主義」弊病的論斷。[6]
林書揚對「經濟主義」的批判,在改革開放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並進深化的當下尤具挑戰意義。比方,某些分離主義右派明明只是為了反對兩岸經濟整合(及其可能導致的政治後果),卻把高度拉升到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從而擺出以左掩護右的姿態。這種左右混亂的思想狀態,不正是「經濟主義」負面後果的最佳體現?為了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該如何直面並化解「經濟主義」派生的各種後果?
 
四、堅持階級論、堅持工人階級運動優先性
林書揚之所以如此關注工人階級對於民族再統一問題的態度,一方面在於林書揚把工人階級的命運擺在更優先的地位,這體現出他對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堅持;另一方面,林書揚清楚認識到:八○年代初期以來的種種分離主義論述(無論是台獨還是獨台),都急於形成一種把自己區隔於中國之外,乃至區隔於國民黨政權之外的「整體論」;而這種「整體論」以取消階級差別(等差別)為前提。在「台灣結/中國結」論戰期間,這種「整體論」以「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為代表,當時的陳映真曾以階級論批判了這種意圖取消「一千八百萬人」內部之階級矛盾的論述。[7]到了解嚴前後,這種「整體論」則以「反壟斷聯盟」論以及「民間社會」論(或稱「民間哲學」)為代表。[8]前一種論述主張階級聯合,後一種論述則遮掩階級鬥爭。而此時首先跳出來批判兩者的,正是林書揚及其主辦的《前方》雜誌。
反壟斷聯盟論反對從正面的口號(如「民主」)劃出統一戰線,因為「『反壟斷』優於『民主』,因『民主』一旦延伸於社會,經濟上即形扞格不入。」所以該論主張從「對立面界定盟友」,藉此「團結新壟斷體制以外的一切社會勢力,主要是工農大眾與中小企業主,組成一條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林書揚則認為,反壟斷聯盟論錯估台灣各階級的代言人以及各階級間的關係(比方高估民進黨建黨背後以壟斷資本為背景),而中小企業主與廣大台灣工農之間的深刻矛盾也難以使兩方在「反壟斷」的口號下形成統一戰線。但跨階級統一戰線仍是可以的,除非是以「工農聯盟」為核心的中國統一運動。(林書揚,1986b)
在批判反壟斷聯盟論的延伸線上,林書揚批判了「籠統地把凡不屬公權力結構,而成為公權力行使對象的一切團體和個人,都歸納為民間社會」的民間社會論,因為「官民對立因而不是社會內在矛盾的唯一表現,也不是最大表現,而只是社會內在矛盾的衍生現象之一,最根本的社會矛盾,是統攝官民矛盾的階級矛盾。」(林書揚,1987a:頁26-27)
從今天來看,林書揚當年的批評堅持了階級論的原則,也為日後的「民間社會」批判打響了第一槍。當然,其批判的路徑不同。此外,又由於民間社會論以公營事業民營化(以「拍賣中華民國」等口號為代表和先導)為訴求之一,而這樣的訴求又相當體現了新自由主義在台灣的客觀要求。因此林書揚當年的批判,也成為台灣的新自由主義批判的前軀之一。
必須承認,林書揚反對無條件的統一戰線的立場引起許多值得討論的爭議。但可肯定的是,以階級論為基礎的、強調工人運動具有指導性地位的「工農聯盟」論,是林書揚一切思想的原點。
總的來說,拒絕從「對立面界定盟友」的林書揚不僅僅直接突出了運動所需依靠的階級,更反映他認為運動除了「反對」敵人之外,還須從正面提出自己的主張,如此才能擁有主體性。正因如此,民進黨於兩千年之際上台後,林書揚基於民進黨政權仍然代表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判斷,指出「當代台灣的兩種不同形成期的資產階級以政權交替為契機,逐漸走向合流」,「並沒有出現形式民主實質化的進一步作為。到了政權交替實現,掌權者由官僚資產階級的政治代理人轉為新興本土資產階級的受託人,人民在各方面的民主權利並沒有實際的改善。」(林書揚,2002a)因此林書揚以「新民主運動」為口號,從正面提出反對壟斷資本依然專政的局勢;而「新民主運動」也因此成為林書揚晚年親自領導的最後一場「當代民間政治批判運動」。
 
五、社會主義「民族倫理」的理想性與危機
也正在是堅持階級論、堅持工人運動優先性、堅持工農聯盟論的立場上,林書揚提出了「民族倫理」論。他認為,民族再統一之所以必須依靠工農──特別是工人階級──的原因,正在於中國革命形成了「以社會主義為內容的中國新民族主義的韌帶作用」。(林書揚,1986b)「在一定的世界觀規定下的民族倫理說,有其本然的指導性和統攝性,能超越一時的、局部的逆行現象而指向終極的價值目標」(林書揚,1990:頁66),從而使台灣民眾出現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認同,克服「經濟主義」論弊病。[9]
對林書揚來說,民族再統一運動與工人運動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高度妖魔化統一派的台灣社會,在削弱民族再統一運動正當性的各種變因層出不窮的條件下,更只能通過深入台灣的群眾生活,只有堅持在以工人運動為主體的各種社會運動中從事服務、了解、教育、組織,以及動員,才能為民族再統一運動打下真正紮實的基礎。若聯繫到遠化罷工以來勞動黨在新竹等地堅持的工運路線及其近年重大成果,或許正可視為工農聯盟思想落實到在地實踐的證明罷。
然而,正如林書揚自己也意識到的,「民族倫理」論「因其高超性和不可免的抽象性格,而不容易在運動中落實具體而實際的策略指導作用。」(林書揚,1990:頁66)再加上林書揚所重視的社會主義的「中國新民族主義」紐帶因為改革開放的資本主義化進程(這同時也是「經濟主義」的膨脹進程)而不斷在海內外削弱,從而衝擊了林書揚關於「大陸社會當前的結構原理大致上符合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原理」與「大陸社會以全民和集體共同佔有生產手段為基礎」等一系列判斷時,意圖以「民族倫理」作為民族再統一的根本基礎,就不免陷入「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的危險。因此林書揚認為大陸方面必須正視台灣工人階級因為改革開放下的「經濟主義」統一趨勢而出現的反認同問題,必須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10]
其實林書揚對於大陸的資本主義化過程始終有著冷澈的現實判斷。以「三個代表」來說,林書揚就直接針對該論的生產力優先論提出反思。他的反思,實際上也是在為大陸的工農發聲。林書揚以大躍進提出的「多快好省」口號為例,說明社會主義曾以這種標準界定生產力的先進性,從而,他技巧性地從多、從快、從好、或者從省,向當前所謂「先進生產力」提出衡量標準究竟為何的提問,從而直問落後生產力中的工人在生產力等級化的條件下將如何被代表的問題。此外,他也從生態保護的觀點,向「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提出了商榷。(林書揚,2001:頁143-150)──林書揚從左翼出發的提問非但無損於統一派的正當性,反而證明了統一派與社會主義者必須真正合一才能擁有批判性!
 
六、倫理與政治──代結語
為了克服「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的統一論,林書揚從帝國主義如何繼續維持兩岸分斷的「現有的前提」出發,論證反帝就必須實現民族再統一、論證民族再統一運動就是「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但當林書揚面對著同樣具有高度現實性的「經濟主義」統一論時,林書揚卻因著眼於「經濟主義」趨勢為台灣工人階級帶來的反認同,而主張具有「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之危險的「民族倫理」論。林書揚的矛盾不但是台灣社會主義統一派始終面臨的難局,更是中國革命的歷史成果與社會主義的前途能否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得到維護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林書揚的矛盾,恰恰是中國社會主義正在歧路上的反映。
雖然林書揚的「民族倫理」論因為改革開放的成就與挫折,而在當前遭遇了巨大的挑戰;但經常被他歸之於「倫理」範疇的社會主義以及相應產生的新型態的民族主義,卻提示了新的政治的可能。或者說,提示了一種同「去政治化的政治」相對抗的立腳點。長期以來,許多「左翼」所謂的「政治化」,往往以取消原則為前提,導致林書揚意圖通過「倫理」這個哲學字眼而表達的原則從「政治」中割離出去,成為一般的世俗的、看到哪邊人多就跑過去、只要能搞人就被認為有效的「政治」。這種「政治」貌似現實,實際上卻失去了政治的主體性與判斷力。雖然,拒絕在「政治」與「倫理」之間畫線,產生了很多困難,卻也因為避免機會主義、堅拒任何模糊地帶,從而保持了左翼運動政治的可能性。
在林書揚因病而瀕於不能動筆的二○○九年五一節前夕,他親自組譯並撰寫了一本關於五一節的小冊子。(勞動前線,2009)他在這個小冊子中提出了「社會主義是代案」(Socialism is Alternative!)的口號。如所皆知,世界社會論壇曾提出「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並因為這個口號,而招致反對派「孟買抵抗2004」指摘其運動目標不該是機會主義意味濃厚的「另一個世界」,而應該直指「社會主義」。[11]林書揚將「社會主義」同「代案」聯繫起來的提法,顯然與反世界社會論壇者有類似的思路。其實兩者之間並沒有任何聯繫,但只要聯想到林書揚拒絕只從「對立面界定盟友」,便不難想像他為何直指「代案」為社會主義──正如林書揚眼中的「反壟斷」必須直指「民主」,而「反帝」必須直指「民族」一樣。
還記得羅莎·盧森堡所說的嗎?她說,未來取代資本主義的若非「社會主義」,就只能是「野蠻」。林書揚的思路可說提示了進一步的問題:如果不能在實踐與理論中直指未來為社會主義,而只是空提「代案」的可能,真正成為「代案」的,將真的只能是野蠻。而林書揚向著台灣、向著全中國、向著全人類發出的警號,就是現在立即聯合起來,要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被壓抑的諸國民!
快睜開眼睛看,
到處都有聳立雲端的,
馬埃士托拉山!

──聶魯達詩,林書揚譯,〈為了奉獻
馬埃士托拉山的歌的一刻!〉[12]

[1] 比方《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國防部保密局〕搜獲共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重要秘密文件》。
[2] 這是因為陳昭瑛(1995a,b)論文而引發的論戰,有陳映真、王曉波、林書揚、陳芳明等人回應。
[3] 在陳映真與戴國煇的1984年對談中,陳映真曾提出了一種猜想:如果1949年內戰的結果是國共劃江而治,台灣資產階級就有可能同長江以南的大陸資產階級共同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從而使台灣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可以在民族經濟圈內進行。戴國煇認為陳的看法「太樂觀」,「因為中國資產階級不夠成熟,世界史的胎動沒有來得及提供時間,讓他們找出『生機』」。雖然陳映真同意戴國煇的反駁,但他之所以有這種猜想,正是因為「台灣生活中有太多的實例說明了這實在是階級的問題,而不是什麼『民族』的問題。」雖然陳映真的「劃江而治」畢竟只是猜想,他卻盼望台灣的資產階級能在將來匯合於逐漸開放的大陸經濟之中,成為民族經濟體的一部分,從而逐漸解消台灣資產階級的台獨屬性。(陳映真與戴國煇,1988:頁151-152)
[4] 《海峽》的前三期始終對綱領尚未定型的民進黨抱有寄望,提出了結合反壟斷、爭取中小企業,以及「曲線」主張中國統一的「獻策」:「假使民進黨以包括中小企業的中智階級為其主體群,我們為民進黨借箸代籌,這篇尚未問世的政策宣言至少應為下列重大問題之解決提出理論性的詮釋……提出一套開發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的理論及行動綱領,當能博取中小企業的衷心支持。」「三、根據開拓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的需要設計一套新的外交政策綱領,當比〔民進黨〕現行基本綱領戊項第四款「終止臺海兩岸對抗」的說法來得有號召力,也比行動綱領第一、第三項:與海峽對岸進行所謂和平競爭及重返聯合國來得實際。」(張大林,1987:頁34)
[5] 開放台灣資產階級向大陸投資之後,陳映真曾提出這樣的解釋:「隨著台灣中小企業資本愈益深入地組織到在大陸開放改革過程中不斷膨脹的中國民族經濟中進行其循環,原本帶有買辦性、依附性──甚至非民族性和反民族性的台灣中小企業資本,勢將逐漸改變其性質,即逐漸增加資本的民族性。1991年底,原本代表了中小企業政治願望的民進黨,在將台獨條款正式列入黨綱的黨內爭議中,就具體出現過部份中小企業資本的躊躇與反對意見。」(陳映真,1992:頁21-37)陳映真還認為,隨著台灣資本向大陸投資的增加而使民族性相應增加,將來甚至可能在台灣的議會中出現遊說團體。而且兩岸經濟基礎的變化也將促使上層建築必須發生變化。(陳映真,1993:頁157-162)陳映真樂觀猜測:「台灣戰後經濟的現階段,離開了資本在大陸的循環是不可思議的」「台灣經濟不可逆轉地重編到開放改革後的中國民族經濟再生產構造,正在展開使我們目不暇接的兩岸經濟整合運動。」(許銘義,1993)受邀參加香港回歸典禮之後,陳映真提出了一些感想。他認為,台灣與香港的殖民地化是在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過程的構成部分,因此香港的回歸實是「中國半殖民地歷史終結的一部分,香港以『回歸』而不是『獨立』的形式完成了它的非殖民化。」從而也可以「看到經濟變化所起到的近於決定性的作用」。這個「近於決定性的作用」使香港在港資納入大陸經濟圈的過程中,承受了中英聯合宣言、六四、彭定康政改方案的衝擊。對於台灣而言,「如果和大陸的經濟聯繫越來越成為台灣財富和生活發展不可缺的因素;如果大陸的發展和繁榮越來越不可忽視,台灣經濟的歸趨將如何影響於精神、政治和意識的問題,在香港回歸之後,勢將成為眾目的焦點。」並認為,香港回歸將給台獨帶來挑戰,因為香港殖民地化的歷史比台灣長,卻沒有出現香港民族論。(陳映真,1997:頁134-140)陳映真民族經濟圈論的來源,可參見朴玄埰(1990:頁123-141)。
[6] 林書揚:「經濟非唯一的交流部門,其他文化、學術等部門的交流也有促進統運的意義。但這些範圍的交流所能發揮的社會影響比較屬於靜態,不具急迫性,也不易凝結成物質力量對決策層形成有效壓力。這類柔性活動反而往往變成執政黨應付或軟化人民的強烈要求的障眼法。」「最大的問題在於台灣的廣大勞工群眾被排除在資本掛帥的兩岸互動形勢之外。為了鼓勵台灣資本家的轉投資,台資優待辦法訂出了許多條,但總人口中最大比例的台灣勞工則非但在兩岸經濟交流中無從參與,反而往往在資方結束原地營業時遭受到資方倒債,失業更不用說。此外台灣勞工還面臨大陸偷渡勞工的競爭威脅。……」「台灣的勞工群眾在兩岸經濟交流的熱潮中所遭到的生活上、意識上的衝擊甚至挫折是很現實的。……」「因為台灣資本主義的後進性,使農村階級結構的轉移分化不夠徹底,跨產業的低熟練或非熟練工人反而對高剝削率具有較大的承受耐性。再加上長達38年的軍事戒嚴,使台灣勞工對現體制的抗爭意識至今仍然消極。特別是對政治層次上的問題,認識低關心亦低。對勞資間的矛盾也只是透過生活體驗而來的感性反撥,而少有理性層次上的制度批判。至於關係到台灣未來的統獨問題,多數勞工傾向於保留判斷;而他們的判斷標準,也必定是以現實利益上的衡量為主。」「資方的大陸轉投資熱潮,附帶地導致各地的關廠事件,而勞方除了在生活上遭到失業的衝擊外,還會遇到思想上的困惑。如:中國走了四十年的社會主義道路後仍要借重資本主義的作法,究竟是社會主義優越,還是資本主義優越?又,統一後一國兩制下的台灣仍然是個資本主義社會,那麼台灣勞工階級的位置如何,有何改善的可能?」「像這樣的疑問,如能在一定的認識水平上進行理性討論,倒不算是難題。但工人們的素樸觀念不容易接受和他們的感性認識有距離的說明。還有,台獨運動年來也有意強化他們的工運部門。他們看準了大陸經改中的資本主義要素和兩岸交流中的資本主義要素都把台灣勞工疏外在統運行列之外,認為台獨運動大可以和勞工運動相結合。」「如果台獨運動得以利用勞工運動的成長來彌補中小企業因大陸投資熱而減低對民進黨的支持,在策略上還是有它的可行性。他們的作法將是:把民進黨一向的策略重點稍作修改,將民主化改革的內容擴及到勞工權利的提高甚至經濟民主,再把它和台灣獨立的最高理念緊密結合,讓台灣意識涵蓋台灣工人意識。一方面針對當前大陸的優待台資辦法提出尖銳批評,指說:『只歡迎資本家,不顧工人死活』,用心鼓起反中國情緒。」(林書揚,1992:頁84-86)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7] 就現實論述來說,陳映真主打「一千八百萬人論」泯滅階級差異這一點。「『台灣人民』有一千八百萬,總要有階級構成之分析吧!不同階級的『台灣人民』,有絕不相同的政治、經濟利益。」並指稱「一千八百萬人論」以及與之結合的「自決」口號,正是台灣資產階級(無論省籍)將自己的利益「強加在」「一千八百萬人」身上、要求「一千八百萬人」買單的口號。(陳映真1988a:頁37;1988b:頁47)
[8] 「民間社會」論的論述史和批判可參見:機器戰警(1991),李丁讚與吳介民(2010:頁393-446)。
[9] 林書揚:「所謂工運與統運不可並行的論調,只是有意把台灣工運永遠壓低在初級的生活爭議階段上,斷定其為永不成長的侏儒運動,也把統一運動看成與人民大眾實際權益無關的,結構上層的權力推移。實則,工運之終必面向並掌握台灣社會的特殊課題,不能也不應迴避的課題——統一問題;統一運動之終必促進人民大眾經濟生活,特別是勞工出路的新機運,乃無可置疑的趨勢。」「台灣工人運動的目的在於勞工階級的解放。而台灣勞工階級,不也是中華民族的一構成要因?且所謂嶄新的中華民族乃為具有階級解放的結構原理的民族主義。只要民族仍然是一種歷史的共同體,具有它的運動規律,民族主義運動和勞工運動,是同具解放運動的本質的。再說現實上沒有人主張直接以中國意識來推動工人運動。因為統運和工運畢竟不屬於同一個活動領域。但也不是絕對的異次元。中國意識的闡明可以在戰略層次上使台灣勞工運動找到現已存在但尚未被充分反映出來的歷史方位。使台灣勞工的局部觀點和本位觀點及早擴大超昇為現實基盤上(因為中國不是一個夢)的全局觀點。卻又不牴觸於勞工運動的國際主義原理(因為中國新民族主義同時不牴觸於國際主義)。」「為了近八百萬台灣勞工不至於被台獨所引誘,統左路線的勞工運動必須有力推動。那是階級和民族的雙重認同,也就是,勞工階級對資本主義剝削體制的批判和改造的立場(左),和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壓迫下復權,重新發揮民族團結的創造力(統)的,兩種思想要素的高度統一。如何以群眾語言將此一原則傳播在人民大眾之間,應該是民間統運的努力重點之一。」(林書揚,1988a:頁45;1988b:頁53;1992:頁76、86)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10] 林書揚提出解決方案如下:「一、應由有關政府機關做明確的政策宣示:凡台灣經營者提出新投資(在大陸)案要求審批時,核准條件中應包括一項不得在原經營地(在台灣)有未經依法清理的、以從業員工為對象的債務。二、將大陸勞工生活中的各種國家保障、共同福利及政治的、職場的各種民主權利規定等,向台灣做系列介紹。特別是有關生活實際面的,如居住、子女教育、醫療等項目,應是台灣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勞工群眾所最關切者。三、台灣勞工群眾對大陸現行經建,及未來一國兩制的統一方式所懷有的疑念,可經由兩岸交談或公開信等方式予以解釋,或舉辦兩岸青年工人對談,或由總工會向台灣數百萬勞工同胞提出問候和說明的公開信等。」(林書揚,1992:頁86-87)
[11] 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 WSF)與反對派「孟買抵抗2004」(Mumbai Resistance-2004)兩造之間的對立可參見:Immanuel Wallerstein(2004).
[12] 這是林書揚停止寫作前的最後作品之一,馬埃士托拉山即當年古巴革命隊伍的基地。(勞動前線,2009)
 
徵引書目(拼音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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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於【不屈的鬥魂──林書揚追思紀念暨文集發表會】
台大集思會議中心國際會議廳,2012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