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月存檔:十二月 2016

不回家的湾生:山口小静(邱士杰)

作者案:这是一篇旧的论文,很多年以前写的。正因写作时间太久,因此内容都需要再行修改、增补。但由于「湾生」(日据时期出生在台湾岛内的日本人)问题而折射出的台湾人亲日情节刚好在最近岛内上演,所以我也藉着这篇旧文加映「湾生」的另一种人生历程。这位湾生就是台湾岛内社会主义运动最初期的运动者,山口小静。--邱士杰
繼續閱讀

但望此後憶念起你,不致羞慚-悼映真先生(范振國)

案:本文原載於《批判與再造》。此處徵得作者同意後轉載。

但,老唐啊!你的大去,又一度喚醒我們。時日無多,待收的莊稼却任他荒廢。對於這樣懶惰的自己,不禁感到羞恥了。老唐,安息吧!我們會好好地振作起來,努力工作,說什麼也不能讓你再為祖國擔憂啊…

——陳映真《懷念唐文標》

2016年11月22日,星期二,整日落雨,天候微涼。
下午17:30鍾喬、曉榮先後來電告知:映真先生病逝北京的訊息。兩位老哥哥低抑滯重的聲音,聽來卻恍惚,很不真實。電話這端的我只「啊!」了一聲。電話那頭的鍾喬、老關竟也同樣是「下午3點左右…再聯繫」便掛了電話。我在樓梯口站了許久,忘了是要去臥室還是下樓。忽然感到口渴,於是下樓拿水杯。在餐廳轉來轉去的就是沒找著常日慣用的那隻。把餐桌當工作桌,正在繕打「綠色小組30周年紀念活動」核銷文件的兒子,提醒我說:你的水杯不是放房間嗎? 繼續閱讀

帝國主義簡論(林書揚)

一.語原與歷史;“帝國主義“一辭,出自古代史中帝制羅馬的“皇帝國家“(“imperium“)。指在羅馬軍團的武力征服下以羅馬法為基礎建制而成的統治領域稱為皇帝國家。而以組織,維持,並強化此等往往包括多種異民族異疆域的“皇帝國家“為目的的國家活動,當時被概稱為“帝國主義“。 繼續閱讀

美國新安保條約合作指針的本質(이수갑李壽甲)

AWC韓國實行委員會共同代表 李壽甲先生
「美‧日新安保條約合作指針」及配套法案於1999年五月二十四日在日本國會立法通過。美日帝國主義侵略者於1997年九月二十三日簽署的條約,主要目的在於計劃性地製造、擴大韓半島與台灣海峽事態,促發戰爭,進而以此為藉口,發動侵略戰爭,並透過戰爭在以中國為首的全亞洲地區建立經濟的、軍事的支配霸權,在亞洲建立類似NATO的武力支配。
過去帝國主義發動大東亞戰爭,並將之擴大為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戰爭慘禍,如此的歷史事實,正是理解新安保合作指針的本質的重要參考。
1905年七月二十九日,美國與日本簽署的Daft–桂太郎秘密協定中約定,美國侵略佔領菲律賓;日本佔領朝鮮,實施殖民統治。在此秘密協定的計劃性的戰爭策動下,戰爭擴大到整個亞洲。而現今的美日新安保合作指針,正是昔日的翻版。這次的合作指針在日本國會立法化的過程中,日本極右侵略主義自由黨黨魁小澤一郎即用簡單一句話明白指出合作指針的要旨:日本自衛隊不應只負責防衛,更應該直接介入戰爭。此話的意思內含著只要日本認為有必要發動戰爭,隨時都可以發動戰爭。
美國與日本可以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基準,隨意惡化周邊情勢。而且,已經從各方面證實美日帝國主義只要符合自己的國家利益隨時都有可能發動主動攻擊。
另外,美日帝國主義無視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主權,以軍事力量強制禁止北韓製造飛彈。
美帝擬定的「5027作戰計劃」正是壓迫北韓的手段,一旦北韓不順應美帝的要求,美帝即可能展開軍事攻擊。
美國為了執行其「5027作戰計劃」,需要將周邊情勢予以惡化,而此時需要的一連措失即是日本的周邊事態法的立法化、加強韓美日軍事共助體制,成立戰時聯合心理戰司令部(CPOTF)、建立地區飛彈防禦體制(TMD)等。
另外,將周邊情勢予以惡化的計劃,還包括99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四日止的RS01戰爭訓練–第二「團隊訓練」。
其第一階段就是,將美軍武力結集於南北韓的周邊地帶,封鎖北韓的上空、海域國境等,正式展開對北韓的制裁。
第二階段:武力打擊階段。利用龐大的野戰炮兵、戰鬥機、巡航艦隊、誘導武器等,在北韓全區進行武力壓制。
第三階段:地面攻擊作戰階段。在北韓的東西海岸進行大規模的登陸計劃,在陸地方面,實行對平壤的包圍計劃,並佔領至清川江境界。
第四階段:擴大戰爭成果階段。佔領清川江以北的北韓全域,完成滅共統一,置北韓於南韓支配之下。以上即是作為美帝戰爭策動計劃、先制攻擊的「5027計劃」先發攻擊。而且,這也是在南韓公然提出的四–五月危機的依據。
在美軍如此的韓半島支配軍事計劃中,日本自衛隊將會提供積極的支援。美軍與日本自衛隊選定了距離韓半島最近的日本九州基地(岩國、熊本),測定國內假想距離,據此在沖繩基地進行了數次海軍陸戰隊訓練與登陸作戰訓練。
美日新安保合作指針與其相關法案的要旨,一是將日本軍隊的活動範圍延伸到日本領土外圍,另一是讓民間企業、機場、港口等設施在必要時得隨時提供軍事作戰之用,並讓地方自治政府在周邊事態發生時也支援軍事行動。
事實上自衛隊已經不再是自衛的軍隊,我們應該將之規定為侵略軍,才能正確地掌握其本質。
日本防衛廳定義的六種周邊事態類型如下:一、日本周邊發生武力紛爭時。二、周邊地區即將面臨武力紛爭時。三、因政治體制的混亂可能會造成難民潮湧入日本的現象時。四、某國被聯合國安理會認定為破壞和平而需採取制裁手段時。五、周邊國的內亂、內戰對外擴大之時。六、周邊地區的武力紛爭雖已平息,但無法恢復秩序時,等等。
另外,日本外長高村正彥曾於二月十日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上表示,周邊國的內戰、軍事政變、政變等,也可以列入「周邊事態」。
根據駐韓美軍作戰計劃,「5027計劃」是明白的先發攻擊計劃。但在日本的周邊事態例示項目中,可以發現它竟被列為可發展為對日本的直接武力攻擊的項目,也就是被視為有事事態,因而日本軍的動員被視為理所當然。
若根據上述的有事事態的概念,日本無視於周邊國的主權,直接干預周邊國內政的侵略行為,在日本國內被合理化、合法化。而且,日本可以計劃性的製造所謂的周邊事態。而周邊的第一優先目標就是韓半島。美日帝國主義又無視於一個中國的原則,即台灣屬於中國之一部份,干涉中國內政,製造紛爭等,從而將中國也納入其周邊事態的對象。
對於上述美日帝國主義相互勾結,企圖以武力支配韓半島、中國以致整個亞洲的計劃,我們不得不再次強調全亞洲的人民必需團結一體,揭穿陰謀,追求平和,才是全球人民真正的使命。
而當前的實踐課題,即是驅逐所有駐屯在亞洲的美軍、逼使日本廢除周邊事態法、加強要求日本地方自治政府拒絕合作的運動、加強日本的和平憲法守護運動、加強大東亞戰爭犯罪行為全面公開運動、加強日本的戰犯處理促求運動、加強韓國內的美日軍事合作反對運動、要求韓國將停戰協定改為平和協定並加強美軍撤離運動、推動南北韓民族和解並加強民族統一運動、展開南北韓民族共同參與的要求戰犯處理、戰後處理的抗日鬥爭等。最後,懇切期望全亞洲的人民,團結一體,加強反帝國主義鬥爭。

小林多喜二文學作品的時代意義(藏原惟人)

[日]藏原惟人著,丁大譯,《小林多喜二文學作品的時代意義》《文化譯叢》,1982﹕2,16-23。
(一)
在這由於小林多喜二的文學作品而聞名的小樽市,經各方面人士的積極努力,今天在這可以俯瞰小樽市的高崗上建起了小林多富二的文學碑,我感到非常高興。我想借此機會講一講小林多喜二的作品所具有的時代意義。 繼續閱讀

南朝鮮學生運動史概述(柳永益)

60年代激烈的學生運動席捲了歐美或日本等工業社會的大學校園。但到70年代後期﹐大部分國家的學生運動已無聲無息。與此相反﹐南朝鮮從60年代開始抬頭的過激的學生運動﹐其勢頭至今不減當年。面對這種現免人們自然會問﹐南朝鮮的學生運動為什麼持續這麼長久﹐而且那麼嚴峻﹖我們可以從多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如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分配的不平等問題﹔急劇的社會變化引起人的異化﹐課堂教育的內容和現實的背離﹔大學生人數的激增及不能與此相適應的就業機會不足﹐等等。然而這些分析仍不能充分回答上述問題。因為和南朝鮮相似的社會﹐或者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條件比南朝鮮糟得多的其他社會﹐並沒有爆發這樣持續而激烈的學生運動。因此﹐在論述南朝鮮的學生運動時﹐不能不詳細說明學生運動同特有的文化背景﹐特別是歷史傳統有著一定的關係。
朝鮮的學生運動始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實際上它與朝鮮王朝時代的土大夫知識階層﹐尤其是成均館儒生的上疏乃至集體的抗議傳統有著內在的聯繫。因此﹐鮮朗學生運動史應當列朝鮮王朝時代的學生運動中去尋找淵源。
朝鮮王朝時期的學生運動表現為儒生的“權堂”活動﹐這種活動在王朝中期尤為須繁。從第一個國王世宗到末代國王哲宗在位的幾百年問﹐共發生過96起“權堂”活動。1876年門戶開放至1910年“韓日合併”朝鮮淪為殖民地﹐這段時間被稱為“開化期”。在此期間﹐1881年發生過保守的知識分子發起的嶺南萬人疏運動﹑1898年由獨立協會聯合官民共同會合萬民共同會舉行群眾示威運動。開化期的學生運動員然規模較小﹐且帶有萌芽的性質﹐仍為以後展開的民族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學生運動做出了榜樣。
從1910年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期開始到1945年“8.15”解放﹐朝鮮的學生運動曾出現過四個高峰﹕1919年“二•八”獨立宣言運動和“三.一”運動﹑1926年“六•十”萬歲運動﹑1929年光州學生運動。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南朝鮮社會不斷爆發學生運動﹐其中比較重要的規模較大的運動有﹕1948年以前的反托管和反對美軍占領當局建立“園立漢城大學”方案的鬥爭﹔1960年自由黨政權下的反獨裁鬥爭﹔1964年反對共和黨政權下的“韓日會談”運動﹔1973年反對三選改憲及實行維新體制的運動等。
通過對上述學生運動的分析﹐可以看到南朝鮮學生運動的特徵﹐1.南朝鮮的學生運動有長期的歷史淵源。從廣義上講﹐它已有300餘年歷史﹔從狹義上講﹐近代學生運動也有90年歷史。朝鮮的“二•八”宣言運動和“三.一”運動比中國五四運動早發生數月﹐光州學生運動也比中國共產黨1935年領導的“一二.九”運動早6年。
2.朝鮮近代學生運動經歷了許多曲折和反復。它大致經歷了八個時期﹔開化期的始動期﹕1910年的成長期﹔本世紀20年代的高發期﹔30一40年代的潛伏朋﹔解放以後的激動期﹔50年代的停滯朗﹔60年代的湧現期﹔70年代的內燃期。這說明﹐近代學生運動在遭到政府鎮壓時可能被邊轉入地下﹐但只要有政治的觸發因素﹐就會重新死灰復燃。
3.朝鮮近代學生運動不僅是在朝鮮的傳統思想﹐而且是在形形包包的外來思想的影響下展開的﹐這些思想包括﹕基督教﹑自由土義﹑民族自決思想﹑社會主義﹙馬列主義﹚﹑依附理論﹑解放神學等。但從運動的思想背景和標榜的目標看﹐可以分為反對外來勢力的民族主義型﹐反獨裁的民主主義型和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型三大類。
4.除了一般屬性以外﹐還有“南朝鮮學生運動”的特殊性﹐如利他的﹑忘我的純潔性﹔自發性及主動性﹔浪漫性和理想主義﹔進步性乃至急進性。除此以外﹐還有幾個和歷史條件有關的特性﹐如以強烈的歷史意識為壓礎﹔參加者負有使命感及殉教徒式的敢死精神﹐從強烈的民族精神甚至民族大義意識出發﹔有強烈的抵抗精神。
5.運動極少實現它原定的鬥爭日標。
6.由於它淵源流長﹐因而給民族史留下了令人矚目的業績。
﹙儀琳編譯﹚
原載於南朝鮮《亞細亞研究》﹐1987﹕1﹐63-97﹐朝文。
本文轉載自《南朝鮮學生運動史概述》《國外社會科學快報(月刊)》﹐1988﹕9﹐59-60。

跨世紀亞洲人民反對美日帝國主義運動國際研討會行動共識

1999年7月26日到28日,台灣的勞動黨邀請了來自韓國、日本、菲律賓、印尼和馬來西亞的同志們和朋友們,召開了「跨世紀亞洲人民反對美日帝國主義運動國際研討會」,來紀念她創立十週年之慶。
三天來熱情洋溢,真摯而認真的研討,會議對於(1)帝國主義全球化和亞洲金融危機問題;(2)美日新的、帝國主義的軍事同盟和擴張主義問題,特別是關於日美安保修訂及新指針、菲律賓軍事參訪協定以及東北亞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的問題;(3)韓國和台灣海峽兩岸在帝國主義干涉下的民族分裂對峙的問題,以及(4) 反帝人民運動在各地成長的現況,進行了廣泛、深入而極富於啟發的討論和相互學習。
I. 會議的內容和成果
就帝國主義全球化和亞洲金融危機問題,會議思考了當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帝國主義本質,理解到金融危機正是世界資本主義體制的內包的矛盾向全球規模的擴大,批判地認識到西方「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論是造成經濟主權喪失,失業率上升,民族工業被國際獨占資本併購和私有化,貧富差距擴大化等苦難的根源。
就美國和美日新的、帝國主義軍事同盟和擴張政策,會議以高度的警覺,分析和批判了美國所炮製的「美菲軍事訪問協定」(VFA)將菲律賓重新變成戰爭基地,嚴重踐踏菲律賓政治、軍事、社會獨立的本質,分析和批判了「美日安保條約新指針」和TMD體系的美日新軍事同盟,妄圖美日聯手制霸全亞洲的陰暗本質。會議深切認識到這些新的軍事協定,新的軍事同盟建立在煽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惡魔化」(demonization)宣傳和民族歧視、民族仇恨之上,並且企圖在後冷戰時代重新把亞洲變成美日帝國主義的戰爭基地。
就帝國主義干涉下的民族分斷的歷史,會議認識到韓國和臺海兩岸的民族分斷是美日帝國主義干涉的一個結果,幾十年來,造成兩地民族對峙,同胞相殘的悲劇;認識到美日安保條約新指針、TMD體制,是對兩地民族和解與統一運動的粗暴、放膽的干預和威脅。會議認識到,韓國和中國的民族分斷,是美日帝國主義用來擴張其軍事體系,推銷昂貴武器裝備、壓抑境內反對美日帝國主義和追求公平與獨立的人民運動的藉口。
就印尼和馬來西亞成長中的人民運動,會議以無比的、同志的關切聽取了印尼和馬來西亞同志深入而富有教育意義的報告,對躍升中的印尼、馬來西亞的人民運動有了初步的理解,增進了對印尼和馬來西亞人民連帶和共同鬥爭的思想和感情。
II. 各國/地區反對美日帝國主義的聲明
菲律賓
1. 拋棄菲美軍事訪問協定(VFA),譴責美國-艾斯特拉達政權核准了這項可憎、片面、繁重且不平等的條約
VFA是美國軍械庫中新增的不平等協定,而此片面的聯盟,則意味著不只是在菲律賓,且總的來說,是在整個亞太平洋地區,強加其軍事霸權。
菲美軍事訪問協定(VFA)是一可憎、片面、繁重且不平等的條約,它嘲弄了菲律賓的主權,且將菲律賓人民暴露在致命的危險之下。這項協定假借增強國家與美國間在防禦與安全上的聯盟為理由,事實上則是增強了美國遍及整個群島的霸權,並因而增強了其在亞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地位。這項協定以政治穩定與經濟進步為藉口,卻實際上用來增強新殖民政府的力量,使用一系列法西斯手段來對付反對帝國主義的團體及人民,以確保其反人民經濟計劃的執行。
菲美軍事訪問協定(VFA)即便以「中國入侵」的威脅做幌子,但它其實只是美國帝國主義為保衛其在此地區經濟與政治利益所進行軍事部署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允許壟斷公司與銀行完全榨乾當地經濟的狀況發生;只要對美日帝國主義的奇想唯命是從,即便是專制的政府它們也會視而不見。這就是我們人民不需要的,所謂的穩定。我們應該拋棄並廢除像菲美軍事訪問協定(VFA)這種只強化不公及剝削的新世界秩序。
2. 堅決高舉菲律賓的人權,制止美國-艾斯特拉達政權惡質的軍事行動和鎮壓手段
美日軍國主義反映在美國-艾斯特拉達政權的軍事化傾向上。這個政權其實是恢復了馬可仕當年法西斯式的腐敗統治。密集的反暴亂軍事行動,不分青紅皂白的轟炸、掃射、騷擾等行為,已造成菲律賓農村大量人民社區瓦解,流離失所。人民的政治和公民自由,如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遭到了打擊。一系列新的法令(即國民身分證制度、無搜索票逮捕權的擴大、反恐怖即及反犯罪條例)都在強化警察及軍隊對進步人民的鎮壓。
3.反對自由化、私有化、去管制化和其他帝國主義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計劃,取消菲律賓的債務
帝國主義者通常透過國際金融機構(即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多邊貿易協定(即關貿總協、世界貿易組織、亞太經合會)來施行整套經濟政策,它造成了菲律賓及許多亞洲國家人民大量失業、降低了收入、購買力和生產力的破壞。特別是菲律賓所借的570億美元外債,大部分都不利於人民,只是繼續成為國家的巨大負擔,使國家更不發展,迭受壓迫。
4.反對世界貿易組織的千禧年回合的帝國主義日程,將農業排除在世界貿易組織之外
世界貿易組織正在對現有的協定重新審查,一般將此稱為「千禧年回合」。這個重審將會產生新的法令,一般地強化跨國∕多國公司對各國經濟的支配力量。這些法令的剝削程度將甚於關貿總協烏拉圭回合談判,因為它們將給予外國資本超越本土資本與資源經濟上與政治上的好處。受影響的範圍包括農業、智慧財產權、服務業(TRIPs/TRIMs)。基本上,帝國主義者要用世貿組織來把許多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所草擬的多邊投資協定(MAI)條款強加在全球經濟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協定所涉及到的農業方面對菲律賓的農民將造成很大的影響。
5. 加強菲律賓及亞洲的反帝人民運動
菲律賓和亞洲的人民反帝運動急需加強。為此,菲律賓同志必須努力針對工人、農民和所有進步的、民主的勢力進行鼓動、組織與動員,以為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地合作者的民族解放奮戰。特別要加強各國及各地區學運與工運的進一步發展。這兩個部門在亞洲與世界的反帝及民族解放鬥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時,必須更有力地發展跨越國界的人民團結。
日本
1. 今天,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建立軍隊,剝奪工人的基本權利,鎮壓人民運動,強化它對教育制度的控制,並按美國的安全戰略路線所設想的侵略戰爭,有計劃地動員所有人民和物資。
2. 1998年5月日本國會在美日帝國主義的聯手推動下通過了新指針法案,這個法案使得日本軍隊可以和美國軍隊在包括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在內的亞太地區實行猖獗的聯合軍事行動。
3. 日本帝國主義也正計劃在這次國會會期間通過不利於人民的各種法案,如《組織犯罪法案》,它使得警察的電話錄音合法化;修改了《勞動基準法》和《公務人員法》以及《國旗與國歌法案》,這項法案將「日之丸」旗和「君之代」歌曲確定為日本的國旗和國歌。
4. 我們要在國會通過日美新指針的相關法案之後,在全國各地與自治團體聯合推動鬥爭去對抗我們共同的敵人,美日帝國主義的強制軍事協力要求、強化軍事基地及軍事演習。我們要和亞洲人民團結起來停止日本對亞洲的再侵略。
韓國
1. 要求金大中政府
停止缺乏對北(韓)政策的統一政策;實行內含對北政策的統一政策。
停止與美日新帝國主義的合作,推動南北韓的合作互助。
向西海岸交戰中死亡的士兵表明遺憾之意,並建立一套可以防止一觸即發的戰爭危機的制度,以及恢復包括金剛山旅遊在內的一切對北事業。
停止過度世界化與從屬性的新自由主義,推動自主、自立的政策。
廢除國家保安法,撤回(司法機構對)韓總聯、泛民聯的「利敵團體」界定,立即釋放被捕者,並給予赦免及復權。
加入「對人地雷禁止合約」。
2.要求美國、日本
廢除北韓殲滅計劃-「OPLAND-5027」,保障北韓的生存權。
完全履行1994年10月21日簽訂的「北(韓)美協定」,並簽訂和平協約以消除韓半島的緊張情勢。
還我戰時作戰指揮權,撤離駐韓美軍﹗
日本應立即撤回對北韓的敵對政策,進而與北韓建立邦交關係。日本應立即支付對北韓的正當賠償。
立即停止在韓半島進行所有軍事訓練﹗
印尼
美日帝國主義長年以來利用其強勢的文化意識型態分化印尼各民族的團結,擴大印尼各民族間的矛盾,以保障其在印尼的獨占利益。為此,印尼人民在開展人民運動的同時,應確立印尼文化的主體性,擺脫帝國主義的文化宰制,並應和亞洲各受壓迫、宰制和控制的民族透過召開亞洲人民反帝文化會議的方式,共同凝聚被壓迫人民的文化主體性。
支持東帝汶自決宣言(印尼、馬來西亞)
由於帝國主義延遲東帝汶的自決投票而使得情況變得不穩定。由印尼軍方(TNI)所支持的擁護統一的民兵一直在干擾這個在聯合國東帝汶援助使節團協調下的選舉。民兵還攻擊協助帝汶人民的人道派遣團。
軍方對擁統民兵的支持證明了他們害怕東帝汶萬一獨立,他們廿三年來在東帝汶的惡行就要被公諸於世。
考慮到東帝汶人民的自決權利及其反對1975年以來在美、英、德等帝國主義國家支持下軍方的鎮壓與印尼的殖民統治的抵抗與鬥爭,我們現在要求印尼軍方停止支持擁統民兵並解除武裝,並要求印尼軍方與政府尊重東帝汶人民的自決。
台灣
1. 我們認為:反對美日帝國主義支持和煽動的、在台灣的民族分裂主義,是當前台灣反帝運動最迫切、最核心的任務。台灣反對民族分裂主義的運動,籲求亞洲各民族人民運動的理解與支持。
2. 我們認為:美日安保條約新指針、菲美軍事訪問協定、美軍事基地和TMD體制,是美日帝國主義製造反中國、反北韓輿論基礎上,武裝威嚇亞洲人民,企圖制霸亞洲,干預韓半島和中國的民族統一的體制。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韓兩國人民,要和亞洲其他各國各民族人民形成反對美日帝國主義軍事措施的堅強連帶,共同奮鬥。
3. 我們反對把台灣變成美帝國主義附屬地的《台灣關係法》。美帝國主義進一步利用該法,恣意向台灣販售高額強殺傷破壞性武器,煽動兩岸軍事對立,製造兩岸民族相仇,並且從中獲取巨大利益。
4. 我們要求李登輝政府收回企圖使兩岸分裂永久化的「兩岸兩國論」,重新回到「一個中國」的原則,恢復兩岸正常溝通機制,逐步增進民族和解,重建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
III. 反對美日帝國主義的超國境的團結鬥爭
三天的會議在與會各國和地區的同志和朋友之間形成和發展了堅強而熱情的團結,進一步深化了對於美日帝國主義是亞洲人民共同之敵的認識;迫切感受到亞洲人民必須以堅強的連帶基礎上的共同行動,對美日帝國主義進行永不妥協的鬥爭。欲達到此目的,會議深切地認識到早日建立跨國界的團結,為亞洲的和平與發展,採取具體可行的行動方案。而今年11月AWC的國際幹事會議(CCB)將全面參照這三天會議中各國和地區所提出的要求與提案,制定亞洲人民反對美日帝國主義共同行動綱領。

臺灣的美國化改造(陳映真)

在臺灣讀到丹陽的《回歸的巡禮--給文琪的十五封信》(以下稱“這本書”),思想和感情上都受到很大的震動。
這本書原本的末尾,附有好幾篇大陸讀者回應的文章,說明這些讀者在讀完這本書之後,如何也在思想和感情上受到了深刻之震動。
海峽兩岸,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歷史進程中睽隔了將近五十年。然而兩岸的知識分子在讀了這本書之後,竟而在他們的心神和思想中,引動了幾乎完全相同的震波。究其原因,恐怕就在於兩岸共有了在戰後的不同時期受到以美國高教體系為中心的文化殖民主義強烈挑戰的經驗。
因此,把我們比較熟悉的、戰後臺灣的文化殖民地化之構造加以凝視,對於更好地理解這本書,應有一隅之得吧。
一八九五年,清廷在甲午戰敗後訂立恥辱的“馬關條約”,臺灣淪為日帝的殖民地。臺灣的殖民地化,和香港一樣,是老大中國悲慘的半殖民地化的結構部分。因此,一九一五年以後,在島內殖民地高教體系中受盡歧視的臺灣青年,或奔向日本、或奔向祖國大陸,去尋求現代知識的啟蒙。其中固然有人成為親日精英,幹上警察、醫生、教師、律師……也有人成為依附“國府”在光復後衣錦榮歸的“半山”系精英,但更多地受到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日本和大陸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深刻影響,不但在日本和大陸內地參加革命,並且紛紛帶著變革的理想和知識回到故鄉臺灣,廣泛地參加“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甚至台共,推動了自二十年代以迄一九三七年的大鎮壓為止,前仆後繼、風起雲湧的民族民主運動。
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底,有一些留日回台的前進的知識分子,經歷了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事件,對舊中國完全失去了希望和幻想,蜂湧著尋找並且加入了中共在臺灣的地下黨。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二年,在美國艦隊冷戰封斷海峽形勢下,島上展開了持續三年多異端撲殺的恐怖肅清,五千人刑死,萬餘人投獄。不但党人遭到大屠,組織潰滅,從日據期英勇艱苦的民族民主運動中積累下來的解放的社會科學、哲學和文藝傳承,受到了根本性的摧殘。
一九五○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武裝佔據臺灣,封斷海峽,進一步將臺灣改造成封鎖中國大陸的軍事基地,並逐步建設深入干涉臺灣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和文化的“援助”體制。龐大、強有力、多金的美國“援助”機關,深入到台灣經濟、軍事、財經和文教部門,並對臺灣的政治、外交的一般,起到全面指導監督和影響作用。
美國的“援助”計劃打從一九五○年開始就展開頻繁的台美間人員交流,人員培訓等活動。設在臺灣北、中、南美國使領館的“美國新聞處”(USIS)籍著圖書、展覽、演出和文化活動,向青年知識分子宣傳美國的“民主”、“自由”、“富足”、“友好”,宣傳美國如何對他人領土不抱野心,宣傳美國的科技、文化和令人羡慕的文明開化,當然也宣傳以前蘇聯為首的“共產世界”如何貧困落後、獨裁、及其必然的衰敗等等,影響深遠。
“美國新聞處”並且“發掘”和有計劃栽培臺灣的畫家、文學家和學者,提供他們到美國參觀訪問和進修的優越條件。除此之外,美國新聞處還有一項至今成效卓著的工作,即廣泛介紹和協助青年學生到美國接受碩士以上高等教育。這項工作包括提供美國大專院校的相關資訊,協助申請獎學金等等。五十年代以後,一批又一批臺灣學生湧到北美洲“深造”。經過將近五十年後,為臺灣積累了大量美國製造的博士和碩士,廣泛地佔據了臺灣政治、外交、軍事、經濟、金融、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中的領導高地,影響至深且遠。原來,自四十年代末開始,尤其眼看國共內戰形勢急速逆轉,美國對台政策的主要精神,在於塑造和保證一個“非(反)共、親美、與中國分立的臺灣”。這個一直持續有效於今日的政策,從今日臺灣廣大精英層一般地親美、反共,感情上和政治上必欲脫離中國的這麼一個政治局面看來,顯然績效卓著。而政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五十年來通過人員培訓、人員交換和留學政策十分“成功”地在臺灣培育了大批滿腦子美國價值的留美精英,由他們廣泛、深入地佔據了臺灣政界、官僚系統、產業界和文教學術界的結果。美國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成為臺灣朝野精英共同的思想和意志。普天之下,估計沒有其他的社會像臺灣省那樣,向美國廣泛地一面倒,一至於斯。
使臺灣知識分子全面向美國屈膝的機制,和丹陽在這本書裡指出的、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留學美國的“人尖子”們如何成為當代智力奴隸而滯留美國的機制,有相同之處,也有為臺灣所獨有的地方。
先說特殊的地方。五十年代的反共肅清,徹底清除了臺灣的反帝民族解放的思想和知識。很長一段時期,在臺灣反對和批評美國,可能招來足以破身亡家的“匪諜”帽子。臺灣知識界喪失了第三世界前進的知識界批判戰後世界新殖民主義霸主美國的知識、思想和能力。另一方面,美國在東亞冷戰構造下,以反共安全體制深入臺灣的文教和社會的肌理,在青年、知識分子的心中,早早建立了美國強大、文明、開化、富裕的形象。至今“學優而留美”,成了臺灣青年學生最高的價值。
然而讀丹陽這本書,才知道經歷社會主義思想洗禮,在五、六十年代高聲呼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中國大陸的青年學子,在八十年代中期後,竟也曾經一度瘋狂地崇美親美;而一直至今日,正如丹陽這本書所描寫,大陸留美的“人尖子”中,過度崇媚美國,又極度輕賤自己祖國的人,竟而也大有人在!
這也許就得從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對美屈服構造的共通性去尋找答案。
首先是美國著名大學的威望。戰後美國國勢高漲,很快取代了英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豪強,其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威力無遠不屆,鼎盛一時。在美國戰後大擴張的過程中,美國著名大學、研究機關、各種文教基金會也隨著各種美國對外“援助”計劃,人員訓練和人員交換計劃,透過國務院、中情局交辦的各種涉外研究--主要為戰後冷戰體制中美國戰略利益服務的各項“研究”,而鋪天蓋地地伸向美國勢力範圍下第三世界各國高教領域。於是類如哈佛之類的美國長春藤高校,在第三世界青年的心目中變成了最高學問、知識、文明和開化的象徵。進入這一類名校,獲得這類名校的獎學金,取得其博士學位,意味著在學識、人格上更靠近強大的美國,上足以被美國精英社會接納為同儕,下足以在知識、人格上高國人一等。於是,特別是在美國勢力範圍內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莫不爭先恐後,想方設法,到美國深造,從而形成對美國高教體系及其所代表的美國國家利益和美國意識形態的屈服機制。
這屈服機制的第二個支柱,便是丹陽所指出的“勞動價值與交換價值間的差距”所造成的,滲透到一切美國所支持的人員交換計劃、人員培訓計劃、獎學金和基金會體制中每一個細部的、強勢美元所起的作用。
特別是戰後的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經濟落後,生活窘困。在二戰中以軍事工業的擴張帶動戰後新能源、新技術、新的耐久消費產品的開發,加上企業跨國化組織的整編,使美國成為戰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而美元也相應地成為世界上最強勢的通貨。在美國的一筆美元小錢,在第三世界的生活中會翻譯成一筆相當的財富。
美國充分利用這個國際匯率上的不平等結構,最大限度地伸張美國對世界的物質影響和控制。美國支持的人員培訓、人員交換計劃中發給的薪資和費用,以美元形式表現的獎學金、津貼、基金補助等,對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發揮了極大的物質和精神上的吸引作用。正如丹陽在這本書上指出的那樣,美國以大大低於美國正常給付的代價,就可以讓第三世界貧困人民的勞動辛辛苦苦培育出來的智力,滯留美國,為美國所有;或向美國盡情傾吐祖國各領域的虛實以交換美元;甚至出賣對祖國的忠誠,不論身在美國或回國工作,終身成為美國忠誠不二的“合作的精英分子”。
第三個屈服機制是語言。英語作為強大國美國的語言,便附麗著一切與美國有關的政治、軍事、文化上“正面”的價值。因此,會不會說寫英語,會不會標准地、地道地、優美地說寫英語,在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中成為評價一個人的知識、文明開化程度甚至人格的標準。跨過英語說寫力的門檻,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于是進入英語世界的思想方式、價值體系、西方知識的意識形態的邏輯世界之中。語言的改造,也是價值系統和意識形態的改造。被改造的人,在思想情感上逐漸和自己的祖國與民眾剝離,而自以為自己變成了美國或西方精神和文化的一部分。留學美國的制度,便透過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對英語的崇拜和屈服機制,改造成身在美國或身在祖鄉的,美國價值、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代理人。
為了在美國的學院世界出世和立足,在美國學院體系下的研究主題和思想,往往受到指導教授,支持研究的機構的意識形態、政治和利益的嚴格制約。在研究議題上,極大限度受到對美國或西方為重要、相關的議題--而不是對留學者祖國社會為重要、相關、有利的議題--的制約,否則,就極難取得學位。更多的時候,正如丹陽所指出的那樣,往往要按照美國國家利益,政策,方針去做有害于自己祖國的調查和研究,否則,就極難取得學位。其結果,是美國在遼闊的第三世界,培育了大批為美國霸權秩序(Pax Americana)服務的、滿腦子美國價值和意識形態的,美國--白人中心的“合作精英”階層,或在北美學園、大企業和研究機關;或在自己祖國的產業、官僚、學術、文教各界,為美國的利益忠謹服務。第三世界國家每多了一個這種美國的“合作精英”,她自己就失去了一個祖國勤勞人民艱難養育出來的“尖子”同胞的忠誠。美國的國家權力和學術、文化的結合體所發揮的意識形態霸權,是這種“屈服機制”的第四個方面。
第五個“屈服機制”源自留學國美國的生活。對於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美國“生活水準”和他們貧困的本國相去不啻雲泥。從薪給、研究費、住房、日常消費用品、社會福利以至於研究設備、設施和學研環境,都是一個留學生一旦返國後就要有覺悟立刻與之斷絕的。在相應于先進國先進環境、生活,設施而發展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知識,一旦離開先進的環境,回到近于前現代的祖國社會,不能不頓時失效,研究不能不中斷,技術無用武之地。此外,社會保險體制,住房、耐久消費財產的預付制等形成的枷鎖,都使留學學者的生活和美國資本主義體制發生盤根錯節的糾葛,動彈不得,形成了使第三世界滯美知識分子歡歡喜喜地“屈服”不歸的機制。
殖民地制度的傷害,絕不只限於物質上的掠奪和社會的貧困化,也不只限於肉體上的壓榨、苦役和拷問。殖民地體制對於人的人格、精神和靈魂的加害,有時歷數代猶無以療愈。舊殖民制如此,戰後的新殖民制亦複如此。
殖民主義的內核,是現代產業資本對前現代社會之勞動和資源的強權佔有與剝削。而以這種殘酷佔有與剝奪的實體的殖民地制度,殖民者的意識形態卻以“文明”對落後、“現代化”對後進的評價,將殖民主義的野蠻作用加以合理化、加以美化。殖民壓迫者和掠奪者變成了教育者、文明開化的教化師、現代化的傳播者和建設者。而被殖民者卻成了愚味、未開--落後的土著,沒有殖民者的教化,不經由按照殖民者形象自我改造的努力,永難成為現代化文明世界的一員。
於是,被殖民者的抵抗、忿怒轉變成對殖民者的歆羨、崇拜、取媚和依附;被壓迫者的自尊、義憤轉變成自卑、自棄;而極度的自卑、自慚發展成對自己民族、文化和祖國的恨惡和憎厭。而這種“近親憎惡”,又表現於自己在語言、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民族和國家認同上向殖民者世界的投靠、降服、依附和自動自願的同化。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殖民地現實生活存在的嚴峻的民族與階級的壓迫與歧視構造,使被殖民者墜入絕望的自卑與自慚。日本侵華戰爭前夕,為了強化被殖民者在支援侵華戰爭中的忠誠,日本人在臺灣展開的“皇民化”洗腦運動,正是利用被殖民者極度的民族自卑,而後開啟一條透過“皇民煉成”(意謂自我改造成皇國日本的國民之一員)而求取與日本人“一體平等”的地位的途徑的欺騙性同化運動。皇民化即非中國人化,亦即脫(離)中國化。因為戰後在臺灣的中國內戰與國際冷戰雙重構造下,在臺灣未經清算的皇民主義,終究發展成為今日以親帝國主義(美、日)、反華、反共、脫華為本質的“臺灣獨立運動”,便是一個慘痛的實例。
而在丹陽的這本書中,文化殖民的傷痕則表現為大陸滯美一部分知識分子之貶憎中國,崇揚美國,以改隸入籍於美國而自得,背叛自己的祖國,對洋人“低眉順目”而贏取洋人支給“不同政見者”的津貼……一類的人物。新殖民主義對人格心靈的殘害,曷勝乎此!
當然,這卑瑣猥賤的圖畫,絕不是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的全部描寫。人們可以舉出成篇累牘的人名和歷史,高舉在殖民地宗主國接受教育而對民族解放的知識與運動張開了眼睛,英雄地投身于實踐的、第三世界革命家、革命的思想家、醫生、教授、文學家和社會運動家。正是他們,從戰後的五、六十年代,就在美帝國主義的新殖民主義支配下悲慘的土地上,樹起反美民族民主鬥爭的偉大旗幟,從四面八方的被壓迫民族年輕學生的喉嚨,發出“美帝國主義滾回去!”的呐喊。
因五十年代初血腥的異端撲殺運動而荒廢、而白色化的臺灣當地和留學美國的知識分子,竟而在七○年初保釣愛國運動的左翼,在乍響的春雷中,掙破了五十年代以來內戰和冷戰意識形態的枷鎖,展開了認識中國革命、認識中國現當代史的運動,從而對製造美國“合作精英”的留學體制展開了批判和反省運動。
這個反省運動影響深遠。離開保釣左翼的這一思想運動,七二年到七四年的現代(主義)詩批判和七七年到七八年的鄉土文學論爭就無從理解。但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保釣左翼在理論、社會科學上不暇建樹,隨大陸“文革”的落幕而終場,卻迎來了八十年代臺灣分離主義的反動。
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在全面否定文革,並且大幅度向著改革開放換軌的八十年代上半,大陸年輕的知識界發展了從馬列毛體系掉頭,轉向目迷五色的西方的傾向。但十年而後,歷史挑選了丹陽的這本書,對這個傾向提出了深刻而生動的反省和批判。
丹陽的書和文章在大陸刊出之後,迎來廣大知識分子、勞動者、市民和學生的廣泛而激動的反響。這激動的反響,說明社會、民眾與“合作精英”之間的龜裂,表現了大陸社會、知識、文化界健康的一面。當新殖民主義“合作精英”成為社會、民眾崇拜諂迎的對象,成為知識、文化界爭相豔羨模仿的對象,甚至成為一個社會思想、學術、價值體系的權威,問題就會十分嚴重了。
丹陽這本書,在寫作上沒有採取厚重的論說方式。丹陽極其成功地以人物形象的塑造與描寫,把深層的思想和鮮活動人的情感揉合起來,造成一種光是理論論述所絕不能達成的、深刻的感染力,把反省和批判的種子,深植人心,讓它在日後的生活中萌芽。
但是丹陽的反思,還有待更多類似丹陽的,懷抱著主體意識和反思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將反思進一步發展為對當前中國社會實然的本質之科學的、具體而深刻的研究,探索祖國前去的方向,而蔚為一個新的思想和社會科學的運動,才能有效地斬斷美國意識形態支配複雜而頑強的機制。
這是為什麼在臺灣的我和不少的朋友對丹陽這本書感到激動的原因。而如果在臺灣的保釣運動左翼在七十年代的反省/批判運動在八十年代後的弱質化有其歷史的、社會的複雜因素,那麼,以丹陽這本書為象徵的大陸知識分子對待文化殖民主義的反省和批判的發展前途,也引起我們密切而熱情的關注。
 
一九九七年七月 (本文是由丹陽著、臺灣人間出版社出版的《回歸的巡禮》一書的代序)

歌唱“同期之櫻”的老人們--皇民化運動的傷痕(陳映真)

楊威理寫的《雙鄉記》(人間出版社,一九九三),從一個角度看,是研究臺灣被日帝殖民地化過程中造成臺灣人重大心靈創傷的重要材料。書中細膩地記錄了殖民地臺灣知識分子在成長過程中心靈、人格的曲扭和挫傷。被殖民者在殖民統治結構中,感受到統治者的強大、文明、開化;感到自己的落後、粗野、弱小;感到臺灣話野蠻,日本話文明,感到日本人說臺灣人愛吃豬肉、講話嚷嚷、不講衛生是事實,而自慚形穢。
在具體生活中,殖民地臺灣到處充滿著對臺灣本島的制度性歧視,生活中到處明白地確定被殖民的“支那”臺灣人是劣等、污濁、卑下的人種,無從改變。
這種長期、無從改變的劣等地位和劣等感,一方面激起不甘屈服者的抵抗,但一方面也帶來屈服、苦悶、抑鬱,更帶來對壓迫者的諂媚、逢迎,甚至甘為爪牙,欺淩同胞以求統治者的歡心。
二戰期間,臺灣成了日本侵攻華南、南洋各地的軍事和工業基地。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攻打中國,日本人開始擔心領台四十二年後仍然強烈地以漢人自居的絕大多數臺灣人在戰時對日本的忠誠。缺乏台人絕對的忠誠,日本就無法安心地使用基地臺灣,無法放心動員臺灣的人力以役使於戰爭。
因此,一九三七年九月,日本當局制定了強迫臺灣人“皇民化”的方針,要把“日本國民精神”“滲透到島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去……”,其目的在消滅臺灣人的漢人意識——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剔除臺灣人的“大中國意識”,消滅中國語言、文化、文字、宗教信仰,代之以日本語言、文字、姓名、神道信仰等等。
“皇民化”是以強烈的洗腦手段進行的強制性同化運動。據研究,它的驚人的效果,不是來自懷柔,而正是來自強烈的民族歧視所造成的劣等感。四十年的歧視統治,使被殖民者確定了自已無可改變的“劣等”地位化皇民化運動就是在這優劣差等的定局上,日本人特別開啟了一道虛構的門,即“皇民煉成”,提供“劣等”的島民一條“救贖”之道,一線翻身的希望,即努力修煉“日本國民精神”,從卑賤不堪的“支那”的一切脫皮而出,化為潔淨、順服、謙卑的“天皇之赤子”。這於是引發了一部分自信“卑賤”的奴隸們“皇民煉成”的歇斯底里。著名的皇民小說《道》,以身上中國的血流為大恥,至死要修煉成一個完全日本人的思想和感情,就是個中的典型。
皇民化的目,標在於把臺灣人改造成拋棄漢族認同、“忠勇無雙”的“天皇赤子”,成為侵略戰爭愚忠而馴服的工具。一九四二年,臺灣施行陸海軍“志願兵制度”,一九四四年九月,進一步實施了“徵兵制”,把三十萬人以上的臺灣青年以軍夫、軍屬、軍人的身分徵調到遼闊的中國大陸和南洋各地,為日本的侵略戰爭服務,充當炮灰。但穿上日本軍裝,開赴戰地,成為天皇軍隊的臺灣日本兵戰鬥員、後勸人員、工技和農技人員、軍中伙夫、交通運輸,在面對被日軍蹂躪的華南、南洋人民之時,感受到了終於“煉成”而為日本人(兵)的“威風”,少數一些人,甚至以日兵本的身份參與了殺人、拷問、搶掠、強姦等罪行,並且在這些罪行中體驗了“天皇軍隊”的身份,在以被害者(即被殖民者)與加害於人(即侵略軍)的過程中,緩解了“優越”被殖者的劣等感。而這以加害他人來治癒自己劣等意識的構造,又使加害的行為愈趨兇殘,罪孽愈深。至於極少數一些充當日本人通譯,當上軍曹、士兵,甚至下級軍官的臺灣人,其陶醉在日本化的“感激”、恣殘虐於人而逞假日本人的優越意識,種種言行,有不忍聞問者。這是為什麼有近百名臺灣人日本兵被國際法庭判處死刑,至今被奉祭在日本東京的靖國神社。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帝國戰敗。“臺灣人日本兵”在大陸各地和南洋各地迎接戰爭終結的體驗,也是十分複雜而辛酸的。有些“煉成”“皇民”的意識較深的,感到日本應該尚能一戰,何至投降,覺得不服氣,為日本戰敗感到惋惜。當然,有一些人聽說日本人戰敗,自己恢復了戰勝國中國的國籍而高興不已。也有一些在盟軍收容所裡,尚未遣返,就迫不及待地辦刊物,熱情討論如何建設故鄉臺灣,建設新中國。當然也有很多人感到茫然。但戰事結束,可以回家團聚,總是可歡喜的事。然而把自己當成日本人而想為日本戰敗一哭的人,發現部隊已經把他分出去,告訴他他已不再是日本臣民,請他到另外來收臺灣人的營地集中。他於是也喪失了為帝國慟哭的立場。那些為恢復中國籍而高興的人由於昨日還是中國人民和南洋人民的敵人,而在中國大陸、南洋遣返過程中,遭到當地人理所當然的白眼……
臺灣人日本兵的遣返,也是曲折而辛酸的。在盟軍司令遣返日俘的作業保證和國民政府聯日反共的政策下,日本兵從各戰區遣返日本的作業,安全而有效率。而各地臺灣人日本兵的還鄉,由於複雜的政治情勢和國民政府認識不足,反而一波三折。不少人蹉跎數年才回到臺灣來。
回到故鄉的臺灣人日本兵,固然不可能受到英雄式的歡迎,更沒有理由領取分文慰問補償的金錢,當然也不曾受到任何歷史清算。但當陳儀集團的惡政開始引起台人普遍的反感,終至爆發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事件時,也有很少數的臺灣人原日本兵重新把日本軍服穿上,和“支那人”(外省官僚)對抗。當然,他們很快就被壓服下來了。
多少自覺曾經夥同日本侵略、敵對過中華民族的這些原日本兵,在往後的歲月,也就默默地在生活中沉浮。隨著臺灣經濟發展,日台交流的頻繁,很多人和在日本的復員軍人組織聯繫上了。他們在類如“戰友會”的組織下,相互往來,一起喝日本燒酒,含淚高唱“同期之櫻”,用拙劣的日本話和日本人前士官長、班長、長官、同僚苦話別後。“皇民煉成”的情結又開始無忌憚地復活……
一直到八零年代,原本在私下醞釀的、要求日本政府對這些臺灣人原日本兵給予賠償的運動,浮到檯面上來。第一批到日本請求賠償的一位陳先生告訴我,在去日本一路上,他和團員都想像著老長官、國會議員和日本政府一定會流著熱淚擁抱他們這些離失多年前袍澤、同胞,從而快速通過立法,賠一大筆錢,好讓他們度過安適的晚年。但日本當局和過去曾多次在東京、在臺北一塊喝燒酒、吃生魚片、共唱“同期之櫻”的戰友會老長官,都冷著臉、皺著眉說,日本早已不把他們當成帝國的公民,沒有資格享受帝國給予日本複軍人的優渥的福利與恩給。
他們始而驚訝、失望,繼而悲念。他們開始向日方索取戰時積欠給他們的軍餉和未曾償付的軍中郵政儲金。但是雙方對賠償的幣值見解相去天壤,至今談不攏來。“現在我們是向他們要債。欠債還錢,天經地義。”陳老說。
他們很不諒解:為什麼打仗的時候,說他們和其他日本人一樣是“天皇赤子”,“內台如一”(日本人和臺灣人平等),要賠償、補償就推得乾淨。他們說“日本國民精神”講信義,看來是騙人的……
然而,內心深處,這忿怒還是來自日本認同的挫折。在我的採訪中,不少人承認他們一直是見到日本人特親切,聽到日本話特高興。看到他們對日本的愛恨交織,深深感到殖民地心靈的曲扭與複雜,遠遠不是簡化的邏輯可以處理的。
當然,一般說來,受到皇民化洗禮的臺灣人精英階層,他們的處遇就比這些農民、小市民出身的原日本兵幸運得多了。在國際冷戰和國共內戰的結構下,他們輕易地規避了對於他們“效力”日本的歷史之清算。時至今日,這殖民地精英中的秀異者,在當代臺灣朝黟政治、工商、產業諸領域中,占取了領導性地位。一九八零年中後,舊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舊“效力派”精英迎來了恐怕自己都不曾料想的第二個春天,揚眉吐氣。
值得注意的是,以反華、脫華、反共為主軸的、廣義的皇民主義,在臺灣政局中發生了“隔代遺傳”的現象。完全不曾接受過皇民化運動直接影響的一代人,有一些人在反華、反共的政治上,歌頌馬關割台的歷史,在選戰宣傳車上當街播放日本軍國主義的“軍艦進行曲”,仿日本室的“菊之禦紋章”設計八瓣菊旗為“新國家”的“國旗”……
於是,人們在看到臺灣的“主體”論、“政治實體”論、“獨特性”論和“獨立”論空前地成為主流論述的同時,對於日本將臺灣殖民地化的歷史所遺留而未加以絲毫清理的精神、心靈、文化的挫傷,非僅視若無睹,而且對於“臺灣主體”論以迄“獨立”論其實就是這挫傷之本身、之再蓄膿的事實混然不覺。這才是臺灣的“後殖民論”的嚴重的盲點。
而每次偶爾在臺北的街頭,看見頭戴日本陸軍或海軍戰鬥帽,有人甚至還在後腦掛著遮陽巾的老人,踽踽而行,我都很難於不感覺到他們是臺灣的曲扭的歷史所造成的、至今不曾愈好的傷口,心情愴然。 (原載《新新聞》)

關於東亞冷戰和國家恐怖主義的幾點問題意識 ——在第一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學術研討會的開幕致詞(林書揚)

1997年2月
各位女士先生們,諸位今天從韓國、從日本、甚至遠從美國等地,不辭千里,來到台灣參加97 年台北國際研討會,本人代表台灣的研討會執行委員會同仁,及所有關聯團體的同仁,向各位女士先生們表示由衷的歡迎和謝意。我們中國的儒教經典之一《論語》,開卷有一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本人雖然萬萬不敢自比孔夫子,但這麼多的遠方異國朋友,因為志同道合而會聚台北,當然是一件令人十分歡欣鼓舞的快事。更何況來賓都是極為難得的貴客,有名聞全球學界泰斗的權威學者,有少壯氣銳業蹟輝煌的研究者,有以匡世正風為志業的社會運動界的傑出人士,甚至宗教文化界的主要領導人士等,做為本地接待的一方,我們的興奮喜悅有多高、有多深,相知各位女士先生們都能體會得出。世紀末的台灣竟然出現這樣的盛事,是主客雙方共同努力的成就,實在值得同樂一番的。
其次,做為大會第一位發言者,本人認為首先應該針對本次研討會的由來和宗旨和各位與會者提出報告。不過有關這方面等一會將由籌備處的負責同仁再向大家做比較周嚴的報告,這裡暫且省略,本人將直接提出關於研討會的主題內涵的幾點意見,還請與會女士先生們多多指正。
本研討會的總題目是「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首先要說明的一點是,在題目上冠以「東亞」一詞的用意不在突出地理空間上的特定區域,而是要指出這是世界現代史中的資本帝國主義的一個受災區的基本事實。除了日本曾經一度以「中進資本主義」的籠統定位接受過經濟史家的理論審評外,韓國和台灣都曾經是貨真價實的資本帝國主義殖民地。且同樣由雛型殖民地資本主義出發,在二次大戰後的冷戰遞進中,因為有關要素的複合效果而定型為所謂的新殖民地後進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種由舊殖民地到新殖民地的演變過程,超越了不同國家不同社會的傳統和國情上的差異因素,變成了傳統帝國主義在二戰後的解構性危機的伴隨現象,實際上則產生了維繫資本帝國主義在全球性主控體系的延命手段的作用。然則,這種二戰後的所謂新殖民地後進資本主義社會的共同體質究竟包括哪些特徵呢?下面請容許本人表示幾點個人意見。
首先,是形式上尚擁有虛化了的獨立主權,但實質上則是一個依附外國強權的附庸地位。其次,是依賴境外經濟強權的掠奪性投資,在資本循環、擴大再生產的總過程中必須在幾項關鍵性環節上忍受不平等交換。最後,因上述政治經濟領域的被動和受制關係而在內部結構上產生了畸形扭變,在整體發展上持續著落後位置。質言之,附屬性、畸形性、落後性,正是新殖民地社會的歷史性格。我們也想像得到,如此的歷史性格如何影響、甚至決定一個社會的政權結構或政權本質。本人認為,最大的關鍵恐怕是落後地區的有限近代化,非如先進國家那般的自主性—亦即正常性的發展結果,而是在外來的強勢壓力下的被動性的變革。它的內在結構的變化非出於內在機制完整的揚棄過程。如此則,資本主義原有的發展原理已經喪失了活力,對前資本主義的舊經濟因素或封建性土地關係的遺留物的消除方面顯得力有未逮,新生的經濟關係多屬移植型性格,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表現在社會構造上,階級分化遲緩不明,新舊關係雜陳,社會心理混沌,政權基礎危弱,政權本質易趨反動。這種政權,是脆弱性和高壓性的惡性混合。因其基礎不穩,唯有依賴高壓手段來維持:而因其施政手段高壓橫暴,民心愈行遠離、愈見脆弱。國家權力一旦掌握在這樣的政權手中,在缺少正規的制衡機制的情況下,國家乃變成世上最大的恐怖實體。凡批評者反對者,都會變成恐怖政治下的犧牲品。
自1950 年代到90 年代,歷經半個世紀的動亂激盪,台灣也好,韓國也好,其他國家區域也一樣,「東亞」這個地理空間,何嘗不是這一類歷史性的苦難和傷痛的象徵地,甚至同義語呢!回顧50 年代至60 年代之間,韓國李承晚政權、台灣蔣介石政權、菲律賓麥格塞塞政權、越南吳廷琰政權、高棉龍諾政權、泰國他農政權等等,這些統治者無一能真正代表人民,無一能為國家的前途去清除進步的障礙,扶育進步的種子,他們始終堅持的是一己一黨的利益權益,始終反對的是人民自發的革新運動。尤其韓國和台灣,反動政權在內戰中本已瀕臨潰滅,革新卻投身為美國的反共馬前卒,不惜分裂祖國,藉外力蹂躪同胞,把反內戰要求民主和平的人民視為寇讎,連連發動軍事肅清。在那種恐怖風暴席捲千萬人民的身家生命的時期中,除了不計其數的懷有理想目標的人民身受摧殘外,有時也出現受激發的民怨的怒濤淹沒了一個權力結構體的事例。說得上同胞相殘以血洗血的慘劇,令人不忍回首。
然則,所謂基礎手段高壓的落後地區政權,何以尚有多數竟能渡過人民抗暴的衝擊而茍延下去?理由不外這些極端缺乏民意基礎的政權,大都已經被收編為美國帝國主義的全球性冷戰戰略布置圖中的某一據點地位,而能享受到一定實效的被保護權。至此,我們應該對研討會總題目中繼「東亞」一詞出現的「冷戰」兩個字稍加審視。這一句二戰後的造語,其所內含的意義不外指不以通常的攻防武器實際交火,而只在政略指導下進行的政治戰、經濟戰、文化戰、思想戰的總稱。這種冷戰態勢的形成有如下的一些因素—二戰戰況的慘痛記憶猶新,厭戰心理普遍,新出現的核武的破壞力帶來的世界末日的濃重恐懼感等,都產生了阻擋大規模熱戰的強烈戒心。再加上美蘇兩超強通過連年的核武競賽而達成的所謂的「恐怖平衡」概念,促成了不以主動出擊,而以承受攻擊後的反擊系統為主的戰爭指導觀念等,尚能抑制大規模熱戰的爆發。
然而如此深重的厭戰避戰心理下,為何全球各地多次的反戰和平運動還不能從根拔除所有的對抗因子,連冷戰的對立結構也從根克除,走向永世和平呢?至此我們發現,那些國與國之間,或區域之間的矛盾,有的可以透過「談判代替對抗」加以解除,而有的則很難消除。那些政治領域或經濟領域的衝突因子,若單純屬於歷史遺留的糾紛或局部利益的一時相背等,還能經歷耐心的努力找出妥協點來解決。但若事關美蘇國家利益的衝突或東西兩大集團的共同衝擊上的矛盾,則往往變成了永續性的懸案甚至時而引發出外緣部分的短暫的軍事衝突。其實冷戰並非所有熱戰的否定,而只是東西兩大陣營之間由於安全和發展策略的針鋒相對性所帶動出來的持續性對抗局面,被抑制在全面武力衝突的極限以下的,所謂的「爭而不戰」的狀態。美國為了圍堵歐亞心臟部分的擴張聲勢,自50 年代起廣建區域性反共聯盟,而在創建過程中為了充實聯盟力量,常常對各區域的執政當權派施以籠絡。美國要求於加盟國家者並非該政權的合法性或合理性。而是執政的實際能力和效果。而就各該區域內的國家而言,在美國保護下無異取得了最強大的支持力量,似乎足以彌補原來的脆弱體質。但犧牲了國家民族的主體性或自主權換來了受保護權後,那些原本就具有反動保守性的政權對治下人民往往更加地有恃無恐,一味加強片面高壓,甚至不顧最低的民主守則,非法對內發動國家強權。一個政府敢於以非法手段對付人民:它必須具備著相當的情況把握力,否則那種赤裸裸的暴舉無異於政權的自殺行為。但一個加盟國或在雙邊安全協定下的國家,只要妥為遵守或配合美國政
策,善盡條約義務,其對內暴舉也能受到美國的免責對待。甚至在內部政情緊張的時刻還可以受到及時的援助。如此則,一個不義而有力的政權,慣於接受美國式的反共價值觀,遵奉「反共有理殺戮無罪」的帝國主義戰爭原則,視人民為敵人,施以恐怖攻擊,濫用國家安全的名義逕行蹂躪人民的基本人權。我們發現,冷戰中在東亞區域多處出現的,政府殘民的大量慘案,在背後因素方面可以說如出一轍,總不外潛藏的美國立場的,或直接或間接的默契和影響。
推論至此,本人認為對國家暴力和基本人權的關係問題,也應該做一點深入的追究。所謂的國家暴力,是國家權力的最後憑據,也是國家組織體的最後本質。我們個人在自己的國家組織中擁有特定的成員位置,日常承受著各種名稱的外在強制或壓力。其中最大最強的一項便是來自國家公權的政治性強制。它的極致性發揮,足以直接否定或抹殺一個或一群人的生存權。國家聚合個體形成具有一定內在關係的群體,在建構和維繫的過程中,它具有至高的統制和操控力,是非情的,甚至是絕情的。從這個側面來看,國家說得上是個人最大的壓力源。然而我們若以歷史演進的觀點,而不是從超歷史的純理念觀點來看個人和國家的關係,我們可能會達到幾點基本性認識。首先,做為國家社會的成員的個人,不是生物學範疇的自然人。而是群體內在關係的多重匯聚者,也就是社會人。因而我們視為附屬於個人的所謂的基本人權,也不單是自然人的本能層次的慾求問題。而是一個社會人在社會關係中應該自我肯定,相互尊重,以集體意志來加以保障的基本權。論其實質不外個人在群體中的生存與發展的保障。唯有這種保障才是歷史進化中國家存立的道德要件。也唯有這種保障功能的堅持,才能使國家的存在免於被認定為絕對惡。
然而,歷史地看國家和人權問題,當群體組織中因含有階級矛盾而人民處在由不同的階級地位所產生的,個人生活基本條件上的不平等的前提下,即使在法理形式上有平等的人權規定,那也不過是內容空洞的,名目上的人權而已。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在內在結構中包含著階級對立的制度後,優位階級對劣位階級的機能性剝削和政治性掠奪,根本上就否定了任何具有實質內涵的人權的存在了。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時期中出現的人權宣言十七條中,有經濟性訴求,有政治性訴求,也有精神生活方面的訴求。但顯然以屬於經濟權方面的財產權為重心。實際上我們不難想像,一位不具有足夠的經濟能力的社會成員能享受多少人權保障。
從同樣的視角來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倘若是一種強國主控的情況,亦即帝國主義霸權的支配體制下,受制的弱國連主權獨立都遭到侵犯,其人民的基本人權云,無異是一片癡說而已。總之,國家內部的階級剝削機制和出現其延長線上的國際間的侵略行為,是一切政治悲劇的主要源頭。而國家的暴力機器便是剝削和侵略的最後手段。
當國家機器掌握在一己一家一黨一階級的私利追求者的手中時,國家權力將是一項極為可怕的反動事物。人民的自衛行為也常常遭到懲罰,甚至任意的摧殘。為了避免如此的悲劇叢生,一般的民主國家都規定,任何一項國家功能都必須在廣泛的人民授權基礎上進行。當然,世界上的絕對君主國早已絕跡,所謂主權在民的國家觀已經是一項普遍性通則。但徒具形式的虛假的人民授權,短視的利益交換式的人民授權,威嚇下煽動下的人民授權,金權連作下的人民授權等,何其風行,何其暢行!而通過這種「形式民主」的授權過程取得執政機會的政府,在其深層的意識結構中還存有幾分為人民為社會的真誠意願?一旦政權基礎搖動,權柄發生危機,當尋常的議會民主的政黨制度已不足以穩住局勢時,將是國家暴力的超法令超規章的發動,則所謂的白色恐怖全面展開的時期。這是曾經襲擊過30 年代德、日、意等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法西斯大風潮,以及數十年來亞、非、拉後進地區接連不斷的政情激盪衝突不停,人民流離的結構性原因所在。
最後還有一點,我們不得不沈痛指出。一個隨時準備動用國家暴力的最後手段的政權,平日除了壓制機器外另有思想意識領域的控制系統,對部分群眾的認識態度產生一定的影響。如人民反暴政的舉發和批判運動,往往遇到來自民間反共心理的抵制,或一種政治實用主義的反諷。部分「輿論」還會提一些道德相對論來混淆是非。針對諸如要求追究歷史真相,剖析壓迫實態,呼籲民眾多關心被掩埋的政府罪惡記錄,提高人民對手握國家權力者的戒心等人民自發性運動,常常造成阻礙。我們只有以耐心、毅力和超越國界的人民連帶,來逐漸建立人民對國家權力的正當批判制度。像經常性的舉發惡質化的國家權力裝置,特別對人民現實生活中所造成的具體惡果不斷加以揭發,這些都是運動的初步目標。只要我們各自在生活中維持清晰的問題意識而勤於互相交換互相支援聯合行動共同努力,不日提昇運動的層次,還是做得到,並非夢想。本屆台北「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研討會的舉辦意義在此。謝謝各位長時間的聆聽。希望各位異國來賓有一趟愉快的台北之旅!
出處:《林書揚文集(二)【史觀與批判】如何讓過去成為真正的過去》p.155。人間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