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戰經驗的克服與南北韓的統一(洪根洙牧師)

原載於《左翼》第八期

一、前言:留為21世紀的課題的韓半島統一

限制著現今韓國人的生活與歷史的民族分斷,迫使住在南韓與北韓的所有人過著畸型的生活。雖然我民族的分斷是外勢所逼,但我們民族仍應該以自己的智慧與力量以及團結,來克服分斷。但很遺憾地,我民族自1945年分斷,更準確地說是從1948年2月7日分斷(註1)以來,已歷經20世紀而進入21世紀,仍未來完成統一。民族統一不得不再度成為21世紀的課題。

這塊土地上的民眾,在外勢的從屬結構、結構性的不義、壓抑性的體制下,遭受到雙重的壓迫與榨取。我們民族也因而生活於不斷的分裂、對立、價值觀的消失與扭曲中。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民族分斷。 繼續閱讀 韓戰經驗的克服與南北韓的統一(洪根洙牧師)

反思台灣工運(汪立峽)

本文原載於《左翼》第六期,2000年4月30日

回憶一個人

記得多年以前,我以《春風》雜誌執行編輯的身份,訪問過一位至今讓我懷念不已的工會領導人,他叫詹憲宗,當時是味王產業工會的頭頭。此人在那個肅殺冷峻、毫無工運可言的年頭,竟然發動過一次大獲全勝的罷工。此事在我發掘報導以前,並未見諸報端,外界鮮有人知。詹憲宗是礦工之子,只唸過小學,但膽氣識見過人。整個罷工過程既無「高人指點」,也未「依法行事」,完全憑著全廠工人對勞動條件的不滿和詹憲宗的鼓動號召,就揭竿而起。其間,詹一度遭解雇處分,終因全廠工人堅持罷工到底,詹不但很快復職,而且迫使資方答應工會的全部要求。我曾問他有沒有考慮過被抓被關的問題,他回答:「從沒想過,但相信戰鬥比法律更重要。」或許正是這種信念使得詹憲宗和他的工人夥伴們奮不顧身的取得了勝利。那是1979年的事,距今已二十年。當然,在戒嚴時代,這個事件相當特殊,但意義非凡。 繼續閱讀 反思台灣工運(汪立峽)

林书扬:迟来的春天——谈谈《资本论》解禁(1991年1月)

1990年,解严后两年的台湾,卡尔‧马克思的毕生钜着《资本论》三卷,公开合法地出版了。且出版机构还是斯业巨擘的时报出版社。
回想自1931年的东北事变起,日帝进入所谓的「非常时期体制」后,殖民地台湾的所有社会运动全部遭到彻底的弹压。尔后在严峻的战时体制下,曾经在台湾知识青年和劳工运动者之间风靡过一时的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多种原始经典,也随着一批左翼斗士们的销声匿迹,几个运动团体的解体星散,而被淹没在历史的表层底下,尘封长达六十年。

如今,国家权力的「反共最高国策」,在各方时势推演下似乎开始有松动的迹象。但四十年来戒严文化的心理堕性却依然未见完全消褪。在这样的政治气候和心理阴影下《资本论》重见天日,其意义,相信是极富启示作用的。

按马克思其人,终其一生不改人类解放的理想和志业,而把这一理想的实现寄放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自觉和实践上面。然而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原理,和帝国主义新旧殖民地政治的强制扭曲,使台湾的劳动大众六十年来一直被禁锢在严重的知识隔绝状态下。劳动者对这位世界劳动运动的初代指导者和解放理论的建构者的名字,即使不完全陌生,也谈不上熟悉。对他们来说,《资本论》的出版应该是迟来的春天,却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一部书,这一位著者。笔者有感于此,想提出有关的几点意见,供劳工朋友们以及一般关心的世人参考。

解禁现象下的时空背景

按马克思经典一类的反资本主义思想作品,在西方(战后也包括日本)所谓的资本先进国家里面向来是不受禁止的(除非法西斯化),其理由有如下数点:

一、言论自由是资产阶级据以对抗封建旧体制的民主权利中的重要一项。经过民主革命的成功而获取了政权后,资产阶级当权派面对昔年的反封建战线中的同盟军无产大众时,在统治策略上仍然不得不保存各项民主权利的形式上的一贯性。

二、在言论自由的政策下,资产阶级仍然拥有绝对优势的舆论工具。运用其金权影响力在量上足以生产出维护现体制的思想作品来压倒少数的反体制思想作品。

三、反体制思想作品如果因为经过实践化而对现体制产生了具有危险性的影响时,资产阶级还备有多种法令规章可透过国家机器的发动予以抑制甚至摧毁。

四、最重要的一点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已经积有雄厚的社会控制资本(包括社会安全福利系统)。且重要的剥削对象也多已移向落后地区。国内的阶级对抗一时有相对和缓化趋势。因此当局认为反体制思想的影响力现已不具有立刻的危险性。近年来的苏联东欧的政治风潮更加强了他们的乐观心理。

我们暂且不谈上面这些理由是否也存在于台湾。但台湾的经济水平及庸俗功利化的一般社会风气,显然令台湾当局将《资本论》解禁视为一种文化性措施而不像早年那么敏感是事实。

但,不论出版机构的商业动机或当局在政治考量下的方针如何,台湾的劳动者大众,必须有确定的心理立场来迎接一个——即使是象征性的迟来的春天。基于这样的认识,下面试从两方面—《资本论》是什么样的书,大众能不能学习《资本论》,来简介《资本论》。

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经典

首先谈谈《资本论》的意义和内容。卡尔‧马克思生在资本主义霸权确立期的19世纪欧洲。以其炽热的人类爱和天才的聪慧投入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劳工解放运动。同时也以毕生的研钻努力建立起近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完整的体系。他是一位在运动中检验理论,在理论中总结运动的,集运动领导者和理论建构者的双重任务于一身的史上第一人。从早期的《经济学及哲学手稿》(1844年3月∼8月)《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开始,马克思的理论劳作无一不在人类思想史上呈显出划时代的意义,影响当代及后代的历史走向至为重大。其中尤以《资本论》三卷最为重要。等到《资本论》大体系的提出,始于19世纪的劳工阶级运动才有了理论与实际的最高度的辩证统一系统。

就内容而言,这是一部剖析资本主义的内在运动规律的经济学著作。资本主义做为当代世界的最主要的支配性经济体制,产生了近代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给资本家带来史无前例的庞大且快速的利润的积累和集中,同时也替无产阶级招来受压榨的悲境。而在压榨与反压榨的阶级对抗运动中,资本主义的内容特性,它的结构及运作过程如何,对社会整体的发展性及桎梏性的辩证秘密在那里等等问题,都是规范被压迫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及阶段策略的唯一根据。整个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特质在于它不止于是世界的解释系统,同时更是改造世界的系统。因而被称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总方法论」。而一切方法论所不可缺少的,客观全面的现实解析和建构的成果,正是这一本《资本论》。它分为三卷。第一卷的内容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出版于1867年。第二卷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在马克思死后由恩格斯整编,1885年出世。第三卷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同样经过恩格斯的整理于1894年出版。另外根据马克思生前的构想,以有关剩余价值的学说史预定为《资本论》的第四卷,但因为恩格斯在1895年逝世而未及实现。直到1905年到1910年间,始由考兹基遵照恩格斯嘱托分三卷出版。但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名,独立于前述的《资本论》三卷。

大众学习《资本论》的方式

其次有关大众对《资本论》的学习方式问题,据笔者所知,大概有深浅广狭不同的三阶段学习方法。因为该书是一部非常精细博深的经济学钜作,非经济学专攻者要做全面深入的研究相当吃力。但一般的社运人员或关心社会进化问题的知识青年,只要有一般的基础常识和耐心,学习《资本论》并不特别困难。所谓的三阶段,第一是简易化重点化的入门概论。这中间包括重要概念和判断命题的解说和组合,再附以基本的前提哲学,以便重现《资本论》的格式。第二阶段是比较系统化整体性的全面架构的掌握。在这一个阶段的学习过程中,有时候被告知应以1849年的〈工资劳动与资本〉和1865年的〈工资、价格、利润〉做为入门导论先行阅读。至于第三阶段的学习,那已经是十分专业的精研工作,除非是理论队伍钻研人员,其余之人是不太需要。

根据笔者在国外刊物中看到的《资本论》学习班成员的经验谈,经过第一阶段的学习者大概能持有一定的见地来面对资本主义在生活现象中的一些隐密的关连性,并在表层的社会多元结构中还能反映出基本的阶级关系。第二阶段的学习者大概能做些经济事项的原则性评估甚至一些预估工作。至于两个阶段所共同的困难,在于有限度省略原著的部分说明或抽象的演绎过程时分寸应如何,才不至于对整体性原则性的把握产生太大的影响。

马克思十七岁的自我期许

最后,引用十七岁高中生卡尔‧马克思的作文中的一节,好让读者们从那作品中所预示着的,对全人类的爱心和历史的自我期许,也就是潜流在那庞大的文字堆底层的,《资本论》的科学与道德精神,得到顿悟。

「当我们自动选择一种地位的时候,我们的主要指针,应该是人类的福祉和个人本身的完成。如果我们以为这两种目标是互相敌对互相冲突,一方必定否决对方的关系,那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想法。真实是: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只有个人为了自己身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完善和幸福而努力的时候,他才能同时完成个人的发展目标。这种想法才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人只想到自己的发展,即使他能成为一位有名的学者、卓越的贤者、优秀的诗人,还是不能成为一位真正完成了的个人,真正伟大的人物。历史把为了社会全体的福祉而努力,从而提升自我的品味的人物,称为最大的人物。假如我们有勇气选择了一种能替人类提供最大奉献的位置,即使承担了极大的压力,也不会为之挫折吧!因为那种负荷不外是替所有的同胞所奉献的牺牲。因此我们不应该以贫乏的、狭窄的、利己的快乐为快乐。我们的幸福应该是属于万人的。我们的事业即使是无声的,也永远不能停顿下来。如果确能做到这样的境地,即使我们有一天在艰辛中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的骨灰将永远有那心地高贵的同胞们的热泪滋润着它。」

这是马克思十七岁时的高中毕业作文。我们不是说这篇稚气未脱的文章也是天才作品。但每当我们读它的时候,总觉得有件事深深打动着我们的心。马克思的一生正如这篇作文所述,早在少年时代他已经思考着这样严肃的问题:唯有追求社会完善的个人实践,才是个人的完善过程。以十七岁少年的领悟,那是何等的纯真。而更可贵的是,护着这份童真,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沿路把它珠玉般地镶嵌在他的作品中。

林書揚:黃昏的故鄉——從〈官僚主義的黃昏〉談民間哲學的迷思與欺罔(1987年6月)

林書揚:黃昏的故鄉——從〈官僚主義的黃昏〉談民間哲學的迷思與欺罔(1987年6月)

前言

最近以來,在台北的某個角落有所謂「民間學派」的興起,這個學派致力於鼓吹「民間哲學」,強調台灣目前「民間力量」的洶湧澎湃,以這點認知為基礎,聲稱正有一個不斷壯大的「民間社會」即將形成、出現,並據而宣告了「官僚主義的黃昏」、「意識型態的黃昏」、「統獨論爭的黃昏」、「公權力的黃昏」……一時間竟使台灣成了我們「黃昏的故鄉」。三月間,南方朔先生發表在《新新聞》創刊號上一篇題為〈官僚主義的黃昏〉的文章中,我們終於看到了「民間哲學」在各個觀念領域的全面呈現,也讓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認清「民間哲學」的真面目。
在該文中,南方先生對官僚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態度,基本上附和了費正清之流的說法,認為:

中國有著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傳統,因此,從太平天國革命之後,迭經國民革命、中共革命、以迄於文化大革命,和最近的「四個現代化」的革命,卻被官僚主義的傳統所滲透、扭曲,因此中國的革命直到如今尚未完成,……中國人真正需要的可能是革官僚主義的命!

至於這樣一個為中國人所真正需要的革命,應該以誰為主體來發動、完成呢?是中國的農工階級呢?還是新興的工商資產階級呢?還是某種階級聯合呢?對於這個問題,該文表示:

中國從來沒有一個強大的「民間社會」,因此,中國的專制是沒有希望改變的。只有外國才能打破它的歷史循環,走向新的自由。

換句話說,這個為中國人所真正需要,甚至迫切需要的革命,中國人是無法獨力完成的,而要靠帝國主義的大力,打破內部的封建循環,以使中國走向新的自由。這樣的觀點,據說源自一個所謂「東方專制主義論」的學派。而這個「學派」的傳承,又據說是從盧梭、黑格爾,一直到馬克思。
這個專制主義、官僚主義唯一剋星的「民間社會」,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據文中提示,是一個「根據利益、功能、理想而自行組織的社會」,但實在教人難於想像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它的結構原理和發展規律如何?內部真的就不存在強制性的霸權嗎?
既然中國「走向新的自由」的力量來自西方,我們便應把搜尋的目光隨著南方先生的指引轉向西方,去尋找古典自由主義的源頭。
西方中世紀的宗教改革,是否在蘇黎世發展出了自由民主的宗教體制,並擴而成為政制,進而讓民間發揮它的積極性力量?凡此種種,皆不無可商榷之路。
以上略為歸納南方朔先生大文要義。以下則分別就帝國主義、官僚主義、東方專制論、民間社會、宗教改革等五個部分,提出反論就教於南方先生。

帝國主義

有關近代帝國主義的論著相當繁多,內容主旨也不盡一致,但比較持平而客觀的說法是:近代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終階段,有它的歷史的必然性,而不是在人們的主觀世界裡可以任意催生或任予結束的。
帝國主義的必然性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的內在衝突因素, 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所有和分配的片面性、不平性帶來的內部侵略性—剝削機能,在積累和集中的自我膨脹中溢出了國家界線後,便從原始型態的利用暴力對異民族、異國家的直接行使或暗示行使,到建立制度化的掠奪體制,這就是帝國主義的發展過程。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資本主義都具有發展為帝國主義的現實性,但都具有其潛在的可能性。自可能性到現實性,關鍵在於其內部剝削的積累效果,是否足夠支持持續性的對外軍事制壓,在這時候,現實性就存在於主體的強制力和對方的反制力的比重上,只要對方的抵抗顯出弱勢,那原始型的暴力支配關係乃得以任何名義(保護國、殖民地、勢力圈、同盟、聯盟等)及時成立。因為異國異族間的原始關係,允許暴力的直接威脅甚至行使,不必像國內法那樣需要經過多重的迂迴,因此可以逕用政治的掠奪來補強經濟的剝削,以達成急速擴大國力增加國家財富的目的。
在這中間,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始終保持對被支配國家或民族的優勢,這種堅固的優勢,將允許它做一定程度的長期投資
—包括政治上及經濟上的投資:為利於長期收奪,在某種範圍內促進現地社會的近代化。因為如無法實施某種政策以促成當地的物質設施和人的行為模式的現代化,則其剝削與掠奪的管道,將無法經常保持一定的效率。
也就因為這一點,殖民者向來都抱有一種自傲心理,認為替一個落後社會帶來了現代化的轉機和建設。而一些失去了民族自尊的後進社會的人們,也往往擺脫不掉那種被強行灌輸的自卑和感恩心理。
帝國主義強權在經過一段以暴力摧毀現地人的反抗後,會用心拭去所有「殘酷故事」的痕跡,刻意在現地人的意識裡植下對現代化生活的憧憬,使他們在憧憬中肯定征服者的價值觀,於此完成了它的精神征服的全部過程。
我們時而看到、聽到的「帝國主義有功論」、「殖民主義有益論」,也都是這種精神征服的成功實例,雖然令人十分懊惱,但在一個尚未建立自主性格,本質上仍然屬於精神殖民地的社會中,還是無法迅速消失的歷史傷痕。
至於把帝國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罪惡等量齊觀,認為「『帝國主義』固然是罪惡,然而當『官僚主義』的罪惡也不小的時候,兩者事實上是沒有差別的。」(見〈官僚主義的黃昏〉)。這在屢遭帝國主義侵凌,又長期苦於官僚主義壓制的第三世界後進社會,也許有它情緒上的針對性,但衡之以社會與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則只不過是一時一地民眾生活感受中的憤慨之辭罷了,並不是什麼嚴密的科學評斷。
帝國主義與官僚主義兩者的性質,分屬兩個不同的社會層次,前者是國家行為的目的導向和政策規定,後者則僅屬於一種日常政務的執行職能和建制型態。前者的目的是透過國家權力的對外運用而達成自我膨脹,後者則僅以通過行政機構的內部運作,來維繫國家結構的存立為目的。
兩相比較,帝國主義和官僚主義不論在本質方面或現象領域,實皆不可同日而語,即使兩者的末端行為在民眾身上所產生的災害,有時候似乎輕重難分,卻也不能因此而言「事實上沒有差別」。所以不憚其煩地申明兩者之間的差別,乃為了廓清在壓迫中自求解放的鬥爭對象,因為在認識上對兩者無所分別,將嚴重蒙蔽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自救運動的目標和策略的設定。

官僚主義

做為治權的執行機關,職業性地從事於統治工作的集團就是官僚。
在社會學觀念上,最早正面提述官僚論者為 M.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根據他的說法,官僚制包括下列五項特徵:
一、根據明確規定的一定權限。二、上下系統化的統屬關係。 三、主要以文件處理事務。四、公私分離。五、憑專能選任及昇遷的人事制度。
以上這五項機能,就是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的內容。而所謂的官僚主義,就是基於這種官僚體制的僵硬化意識型態,其所以變成民主主義的對立物,也是從那五項機能異化轉惡而來,其質變過程是:
一、由規定中的權限,轉變為濫用規定的無限制權力。
二、把官僚體制內部的上下統屬關係不當地擴大,視人民為統屬關係中的最下位。
三、文件處理帶來繁文褥節和形式化。
四、名義上的公私分離,掩飾了實際的公私不分甚至假公濟私。
五、專能選任制度掩蓋了私利或情誼的選任昇遷。
不過,韋伯所沒有看到的一點是:這種官僚主義的形成, 不是孤立體系內部的異化,而是來自社會基本結構中的階級專制的客觀現實。說得具體一點,生產關係中的原本的自私性、壓迫性,反映到維護生產關係外在秩序的治權結構中的執行部門,踰越了形式合理性,在治權的最大限範圍內,發揮出其自私性、壓迫性,而終於蛻變為人民民主的對立物。
但因官僚為社會不可或缺的維繫系統,這種不可缺性,提供了官僚制的異化物—官僚主義的生存基礎。韋伯所說的「不發怒、不偏頗」的理想型官僚,不過是主權者(不論其為君主或人民)對其分授治權的官僚的期許,也是理想化了的「責任倫理」的官僚,卻會因為主權者本身所具的社會性格(如片面性、絕對性、自私性)而本身也被染色和定性。也就是說,有什麼主權者,就會有什麼治權執行者。這種主權者和執行者之間的浸染現象,可以說是社會動態中的必然—主權者具有壓迫性剝削性時,它所運用的治權工具自然要對人民進行實際的壓迫工作和剝削工作。如果主權者手中的官僚系統不能有效完成任務時,因失去「工具性」的存在價值,其結果不是使賴其存立的整個統治結構坍塌下來,便是被握有支配力的主權者更換下來。這兩種情況都是歷史上所有官僚體系命運下限,而它的上限卻止於有效提供工具性服務,使主權者的機關特質得以穩定維持,甚至產生增幅效果, 這就是好官僚和壞官僚的分界點。
換句話說,官僚因為其非全體的工具性,好亦好不到促使主權者完成躍進式的質變—再好的封建官僚也無法直接促成封建君主變為近代君主。優秀的官僚系統也只能提供較穩定的社會環境,間接培養社會理性,從而在有權階級中產生出改良運動者,使統治階級經常保持活力和調適力,繼續鞏固主權機關。而失效的官僚系統卻或因扭曲了施政目標而導致混亂,只知一味壓迫而不能化解人民的抗力,一味剝削而無力誘導重組再生產潛能,終致在人民的有效抗拒下,主體與工具同遭毀棄。
這種官僚命運的上限和下限,使最好的官僚也無法替代革命運動家!而最壞的官僚,卻也不至於發揮出與帝國主義同質的惡性作用。因為它既屬於主權者的治權工具,原則上,透過其業務推行所能作用的範圍,只限於主權法理所及的既有版圖。何況,最壞的官僚也不能以赤裸裸地使用暴力的方式,直接搶奪民間財物,並以此為正常的「職權行為」。而帝國主義卻能在遠離本國幾千萬里的異地,肆無忌憚地使用流血的手段,以圖達成永久霸佔他人土地,奴役他族人民的目的。
以上說的是傳統的國家官僚制。

此外,近來在次國家的大團體—如大企業、行業組織, 甚至工會、學校等,只要其內在關係基於權限的上下委任,具有非人格的組織優先的上意下達的管理方式,依法行使片面支配的行政型態,都一律被稱為「官僚制」。如所謂的「產業官僚」、「工會官僚」、「教育官僚」等名稱,正是此一趨勢的反映。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1960 年代的威特‧伏格爾想像到一種通過掌握國家機器,以政治性剝削取代擁有私有生產手段的純經濟性剝削的現代官僚的存在。他的立論顯然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所謂「黨官僚」而發。
伏格爾的此一說法,被多數人認為不符理論與實際,因黨官僚(黨幹部)是由下而上的授權產物,其職位沒有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法權關係中所受到的高度保障。且其職務行為所產生的是服務性效用,而不是如資本主的有形價值的增殖可以收為己有。前者只能在社會合意的分配標準下獲得一定的勤務報酬,以資個人包括家屬的消費,卻不可能將其轉投資為具有剝削機能的新資本。事實上最高級黨官僚的職務報酬和大資本家的收入幾乎有天淵之別。至於新登上歷史舞台的社會主義社會仍存留有官僚主義,那是歷史性體質的暫時殘留。
官僚制因為其不可缺性和連續性,通常都會保留一些前一時代的遺習。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社會的官僚主義,其根源不在於新的社會基礎的特質,而只在於前時代遺留下來的觀念繼續發生作用,其對新時代的諸項施政,或能時而產生扭曲甚至腐蝕作用,若因此而直指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器質性病象,不過是反社會主義者的老套障眼法,缺少社會因果觀的辯證認識。

東方專制論

黑格爾與馬克思是「東方專制論」的同一學派嗎?
黑格爾固然提到東方專制主義,但那只不過根據他有限的東方知識而想像出來的專制主義。在他死後編纂的《歷史哲學講義》中,把「東方專制」定性為「唯一者知悉自由,餘皆盲從」的「歷史幼年期」。
至於「東方」和「專制」因何結合,他只說是「太陽自東方初昇,在世界史的行程中,自我意識的太陽也從東方昇起」。
這種圖像化的敘述,究竟有多少現實意義呢?即令他因為「想像」到人類文明的黎明始自東方,而在以後的歷史進程, 由幼年期到青年期—希臘的個性自覺和人倫調和,再由青年期到成熟期—一切存在皆知自由,精神原理與世俗原理統一的日耳曼君主制的階段時,仍有包容尚停滯在幼年期的東方世界的可能性,但這只不過是他在德意志國權和民族主義膨脹期中的自我中心的夢囈。
試問,日耳曼君主制怎能說是「一切存在皆知自由」的「歷史成熟期」的代表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威廉二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希特勒,是「使一切人類皆知自由」的文明使者嗎?由經歷過「青年期」到「成熟期」的西方,來殖民支配東方,是「自由的擴散」嗎?

中國的專制是沒有希望改變的,只有外國才能打破它的歷史循環,走向新的自由。(見南方朔〈官僚主義的黃昏〉。)

如此說來,我們東方人拒絕帝國主義還真不識抬舉,我們東方人唯有接受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勢力的剝削和奴役,作為進步和走向新的自由的代價了!
萬萬想不到,在廿世紀快要落幕的今天,還有人從一堆變了色的十九世紀故紙堆中,撿出如此「時代倒錯」的舊貨,冒
充新品大力推銷!所謂「白人優越」「白人負擔」(White burden—意為把落後的東方帶上進步大道是白人的「不得已」負擔)的論調,相信在今天的白人社會中,也沒有多少人敢如此公然倡言,但在一個東方後進社會中,竟然還有這樣的「知識人」,懷裡還秘藏著這樣的洋符書!也許這就是上述帝國主義
「精神征服」的又一珍貴實例吧!

為什麼『殖民地』的香港要歸還『祖國』時,香港人會驚惶?而且要不斷爭取可能會失去的權益?為什麼當年被『帝國主義』佔據的台灣,被『帝國主義』租借的威海衛,一到『祖國』手中就反而發生人民的暴動?(出處同前)。

這樣的質疑聽來似乎順理成章,但卻十分皮相。
殖民地社會也是個階級社會。殖民當局自會培養起次等的權力階層,使其經營生產,提供貨物和服務供其吸奪。這些現地的有權者之中,總有帝國主義精神征服的屈從者,由其利害立場出發,做出純屬個人利益的選擇,這種現象本屬必有,不足為怪。但明明是「部份」香港人有此心態,如何籠統地用「香港人」的全稱來混淆事實。
至於台灣和威海衛的暴動,固然和「祖國」的官僚主義有關,卻也不能以此為唯一導因。
不錯,1947 年的「二二八事變」是台灣現代史上的大事, 也的確是在祖國政府手中發生的一件民族傷害事件。但在此之前的日帝五十年統治期間,難道都是和樂承平,一無風波的嗎?從日軍登陸澳底開始,一直噍吧哖事件,台灣人民前仆後繼所為何來?武鬥不成,繼之以文鬥,以此而有「文協」、「農組」的成立與活動,若說縱貫日帝據台的全程,台灣人民的反抗無日無之並不為過,而在這長期的抗爭中,犧牲了多少台灣人的性命,流乾了多少台灣人的血淚,南方先生不但視而不見地一概加以抹殺,反而說:「一到祖國手中就反而會發生人民的暴動」—好一個「反而」—言下之意,似乎日帝的台灣統治完全順當貼妥,毫無扞格矛盾,只因為交還「祖國」(請注意原文對「祖國」的括號),才會在自己人手中掀起大亂,相較而言,台灣人倒更安於日帝統治,也更樂於日帝統治,而不願也不該回歸「祖國」。南方先生這樣的認識與提法,令人深覺遺憾!
至於強調帝國主義可能打破東方專制的硬殼,從而帶來「新的自由」。但是,帝國主義在打破了東方專制體制之後, 帶進來的怎麼就一定是「新的自由」?怎麼就不是比落後退萎的東方專制官僚更加厲害百倍的「殖民地官僚」呢?回首日帝領台的五十年間,台灣民眾所流的十多萬人的鮮血,幾百萬人的汗淚,竟然還不能改變台灣人不得享有參政權的二等國民的地位,則帝國主義將為殖民地帶來什麼,也就不言而喻了。
馬克思在討論所謂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時,的確論述過東方專制主義。可是他的提法和黑格爾的觀念論是截然不同的。
1853 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為文批評英國的外交政策時,提到了亞細亞社會的概念。在當時,他們都不曾親自到過亞洲,他們的了解,主要來自於同世紀早期的幾部著作,如詹姆士‧密爾的《英國統治下的印度史》,李查‧約翰的《論財富分配與稅源》,以及一部十七世紀出版的《蒙古遊記》。他們從這些書中歸納出這樣的結論:

亞洲社會之所以長期停滯, 是因為缺少私有財產制,特別是土地私有的內在動因。只有國家是土地的主人,儘管朝代更替,行政制度和生產組織不變。加以自古承傳下來的部落共同體,以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生產自給制維繫了數千年。國家的主要功能在於建構、維護一套全國規模的水利工程,則必須有強大的集權力量,這就形成了東方專制體系的基礎。
因為小部落的生產是單純的再生產,久久未能累積為可觀的商業資本,因此也就無法出現西方歷史上的自治工商業都市,也就沒有工商業中產階級的出現,也就沒有發達的市民社會形成,中央政府的專制體制便得以持續下去。

此外,馬氏在《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論文中,亦曾多次指出:英國的統治印度,破壞了印度的停滯不前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創造了土地私有制,帶來了火車、新聞、近代化軍隊, 和近代化通信交通設備等,提供了印度社會的制度化的進步結構。
以上這些觀點,常被別具用心者引用,作為正當化、合理化帝國主義統治的一個藉口。使得當年某些馬克思主義運動家主張把這一部份理論暫行「凍結」或者「揚棄」,免得被帝國主義者利用,作為殖民有理的藉口。但在浩瀚龐大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洪流中,這些辯論只激起了幾朵浪花而已,更多的實踐家認為,應可由馬氏的整體哲學觀和世界觀,導出如下的兩點釋義:

第一,馬氏確無意把英、印關係的「事實判斷」提昇為「規律判斷」,認之為所有帝國主義必然的「善導」作用,以及為所有的殖民地唯一的近代化途徑。
British imperialism had become, however unintentionally, the principal exogenous force promoting the dissolution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英國帝國主義雖非有意,卻扮演了瓦解亞細亞生產方式的主要外來力量……。

從馬氏這一小段措詞中,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理解:
一、帝國主義本來就無意善導殖民地,因此,這裡就沒有帝國主義善意論存在之餘地。
二、帝國主義的「打破」也好,瓦解也好,不是唯一的, 而只是主要的一項「外因」。而依據辯證的歷史唯物論,外在條件必得通過內在條件的配合,才能發生作用,因此,帝國主義帶來的近代化事物,還是要經過殖民地社會的內部反應,始能發生作用。則殖民地的相對主體性,還是有其決定性意義的。
不過,這樣說的話,恐怕還是有人認為:無論如何,帝國主義總是東方社會改變落後面貌,走上「新的自由」所「必需」的誘因吧!關於這一點,我們應如何加以正確的認識呢? 從 1877 年到 1882 年,馬氏寫了不少信件給恩格斯和報館編輯部,討論俄羅斯社會結構和革命可能性問題。主題是:俄羅斯的「部落共同體」,能否提供社會主義以基礎條件,抑或只是政治進步的絆腳石?
在早期,馬、恩兩人都認為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是半亞細亞社會,恩氏更在《反社林論》中強調,俄羅斯部落是東方專制主義的基礎。但在這些通信中,馬、恩兩人都認為,俄羅斯部落能夠提供社會主羲以基礎條件,因為在廣大的俄羅斯鄉村,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還沒有很深的滲透。進一步而言,只要能和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取得配合,俄國的革命是可能的。至此,我們也就可以斷定,馬氏並不像黑格爾那樣,把西
風壓倒東風視為絕對的必然。他對東方專制主義的看法,仍然認為具有躍過資本帝國主義的附庸式近代化過程,而自主地尋找到更高級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性,唯一的原則性條件,是要和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取得配合。
由以上的論述,可見南方朔把馬克思和黑格爾同列於「東方專制主義論」這個「學派」,根本就是一種「亂集合」。

民間社會

除了主張由外部援引帝國主義力量,以打破本國的官僚體系之外,南方朔更積極的在台灣內部提倡「民間社會」來與官僚體系相比對,說台灣的民間社會已日形強大,「在人才與能力上」已壓倒官僚,並視此趨勢為台灣社會進步的保障,說
「公權力」是十八世紀的概念,現已臨近黃昏云。
他對「民間社會」的這種提法,似乎是對西洋史上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錯誤理解的產物,只籠統地把凡不屬公權力結構,而成為公權力行使對象的一切團體和個人,都歸納為民間社會,這是一種偷懶的機械化、單純化的社會二分法, 如果人的社會真能這樣簡單地劃出內部界限,那我們的社會科學將變得十分地省力,可惜這只是一種錯覺而不是實相。
有關民間社會(此處遷就其用語)的界說相當多歧,但大都認為,民間社會應以個人身分構成的經濟社會為主,這裡所謂的「個人」,不是指單獨的一個人,而是指脫離了中世紀封建社會的種種組織身分,如家族種族身分、隸民身分、行會身分、教派身分等,在沒有任何組織的規範約束下,以「無所屬的自由個人身分,從事於經濟活動的早期城市工商資產階級分子」。他們雖不像封建地主般具有等級團體中的身分保障,卻擁有個人的財產主權。這種財產權不是來自於政治的等級,而是來自於經濟的階級。
這種經濟的階級身分,以其在社會必需的生產、流通、分配領域中顯露出來的重要性,而使得封建支配者不得不加以承認,這就是格蘭姆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所謂的市民社會中的「霸權」(Hegemony)。
這種非政治的經濟霸權的具體型態,就是一般通稱的「金權」,是新興資產階級分子所獨享的新型權力(對封建權力而言)。在經濟關係中處於劣位階級者,必須服從此一霸權,藉以維持生活,這就是格氏所謂的「自發的同意」(Spontaneous consent)。
由此可見,民間社會還是存有其原始的權力結構,只是這類權力在文明史中保留著較濃的本能契機(也就是廣義的自然史契機)。此所以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是「自私本能的競技場」,而馬克思也認為民間社會是個人分裂性、衝突性的慾望領域,是粗糙的庸俗唯物論、近代私有財產關係、利己主義等

意識型態的歷史根源。
但互相矛盾的個人利益必得加以調和,否則勢將瓦解一切社會生活的穩定性,因為無節制地追求私人利益,最後終將埋藏所有的私人利益,於是如馬克思所言,由自私的實際動機出發,十分諷刺地竟然產生了理想的國家觀念,而民間社會也就建立了國家政權,產生了官僚體系。
從精神美學的立場來看,那是擺脫了舊時代的教權和君權支配,自覺到個人憑現世成就,亦可獲得近世資產階級尊嚴的合理主義的果實,因而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市民時代的新道德,而以「國家」為此一道德的具體表現。
然而,即使「國家」的出現,也只是經濟權力的自然史的不穩性和脆弱性的暫時平衡的表現,例如:為了獲取生存手段,須與控制生產手段者發生關係—自然史現象。為了領取生活資料,必須服從資料擁有者的意志,在秩序下協力結合
—社會史現象。若得不到合意的生存資料供應,便以動物性暴力加以攫奪,以遂生存目的—自然史現象。凡此種種,在在迫使有產階級需要警戒、管理、調和、壓制這些內在於民間社會的具高度爆炸性、衝突性的矛盾。
因此,我們也就可以明白,政府本是社會的自我約束的機關,官僚便是政府的執行系統。換句話說,政府與國家是社會的上層建築。於是,我們必須留意幾件事:
一、官與民的本質把握。正如格蘭姆西所言,民間社會與政權機關孰輕孰重,孰主孰次的問題,其實只是方法論的差異。本質上是同一個社會實體的基礎部份與上層部份的辯證關係。基礎固然決定上層,但上層相對地亦能有條件地反過來決定基礎,但究竟(in the last resort)還是基礎決定上層。在這中間有矛盾的相互浸透,卻不是機械式的反撥關係。
二、因此,官僚職權的異化,超出了正常機能而趨向濫權貪婪,是民間社會原有特質的浸染所致。民間社會具有牢固的個人自我本位的行為準則,影響了官僚作風。
三、官民對立因而不是社會內在矛盾的唯一表現,也不是最大表現,而只是社會內在矛盾的衍生現象之一,最根本的社會矛盾,是統攝官民矛盾的階級矛盾。
四、所謂「民間社會」的權力結構,比官僚權力結構更具恆常性與深刻性。民間霸權以經濟的金權為主,以文化、習俗、道德的柔性強制為輔,發揮了深入而久遠的統治功能。尤其金權更是有時以超公權,有時以次公權的型態,起著決定性地影響社會生活的重大作用。
我們因此領會到,把社會矛盾簡單化約為官民矛盾,是喪失了分析焦點的皮相形式論。請看那些資本先進國家的大財團、巨型跨國公司,以它們「民間社會」的力量,要搞垮某些國家的官僚體系豈非易如反掌,但這類的「民間社會」並不代表正義與進步。至於大家樂、地下高利貸、人口販賣,甚至竹聯幫、四海幫,也都算是「根據利益、功能、理想而自行組織的社會」,但是,要叫官僚體系如何在他們之間去「居間扮演協調折衷的角色」呢?
處身矛盾重重的社會中,欲求人類理想的充分實現,不僅有賴於政治革命以改造國家機器,同時,也有賴於人性革命以消除市民社會中的個人自私性。

宗教改革

蘇黎世的宗教改革,真的發展出了「自由民主」的宗教體制嗎?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蘇黎世是茲文利派的大本營。
茲文利(Ulrich Zwingli, 1481-1531)在 1520 年提出四大項改革目標,和信仰舊教的數州發生了幾次戰端。後來,在 1523
年召開了「蘇黎世教義討論會」,提出了67條要求,經過近一個月討論,會議接納了茲文利的全部主張。而這 67 條中沒有一條規定信教自由,更沒有「讓民間發揮它的積極力量」的主張。
新舊不同信仰的各州,以後也常常發生戰爭,也常常出現意欲避免流血的調停努力,而茲文利派則除了和不同信仰的敵人作戰外,卻鮮少有過從事調停努力的紀錄。
當時的宗教改革派是多歧的,其中最能反映下層階級疾苦的,是所謂的「重洗派」。這一派不但反羅馬教皇,也反對貴族地主的剝削。「重洗派」的教眾之中,以不識字者佔多數, 他們不重視聖經的研讀,而只主張一種近乎共產主義的現世生活。
茲文利對這派以貧農和城市無產者為主的改革派非常敵視,他和路德一樣,著書立說攻擊這一個重洗派,說他們是
「煽動暴亂的不逞分子」「強盜、放火者」。1525 年,茲文利曾經設計誘殺重洗派,誆騙說要開教義辯論會,等重洗派信眾到場,突然宣布該派為異教分子,派士官將其全行逮捕。
被捕之後,重洗派的領導分子昂然承認他們是共產主義者,但卻否認煽動,其中有一人說,「我們和你一樣,也是用

上帝之名宣揚真理。上古亞當耕、夏娃織的時候,又有誰是紳士、淑女呢?我們只這樣向大眾發問,這叫煽動嗎?」茲文利還是把他們處死了。
茲文利是個貴族主義者、國權主義者,在蘇黎世的統治極其嚴酷,賭博飲酒都在禁止之列,不上教堂做禮拜是犯罪行為。
後來,在他戰死後教派分裂,產生了一個叫「無差別信仰派」,比較傾向於寬容政策。但即使是這個最寬容的教派,也只准許有信仰各派基督教的自由,而不准許不信教的自由。其寬容並不包括無神論和泛神論。
另一個統治日內瓦的喀爾文(Jean Calvin, 1509-1564), 外號叫「凱恩」,就是舊約中殺死自己胞弟的人物。他的統治比茲文利更嚴厲。幾乎是國王兼教皇再兼上帝的無上權威者。對教義上的不同意見者,常採取極其殘酷的手段。他的足以和茲文利誘殺重洗派比美的一項暴政,是焚死了懷疑三位一體教義的西班牙神學家塞維答斯。
雖然韋伯認為他的重視勤勞的清教徒生活,替近代資產階級提供了精神支柱,促成資本積累的內在動因,但這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相去實在不可以道里計。
因此說由宗教改革發展成自由民主的政制,不知所據為何。實際上,宗教改革時期的瑞士城邦的一般市民,連不禱告的自由都沒有,而懷疑上帝存在的知性表現,更意味著殘酷的死亡,凡此種種,那裏談得上宗教改革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源頭」呢?

結語

台灣的「民間社會」,並沒有那樣的「日漸強大」的氣勢和實質。在與台灣的既成官僚體系對比之下,反而顯得愈形紛雜、怪奇,充滿了形形色色的小我利益的衝突(如消費者問題,公害問題等),一般民眾的心智狀態,更有偏離正常理性生命的傾向(各種洋土迷信、追求刺激、享樂主義、剎那主義、麻木不仁等)。城市的暴發戶和失業者,農村的高齡勞力,蟑螂般吃著自己的肢體以渡過難關的中小企業,套利者、犯罪集團等等,民間社會的矛盾鬱結愈來愈深刻化,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把台灣這樣一個正不斷迸發各種疑難雜症的後進資本主義社會,說成正在日益強大之中,其誰肯信!一個新政黨的登場,幾場街頭活動,固然呈現了某種轉機,但充其量也不過範圍有限的初步轉機而己,說是日益強大,就難免有陶然自醉的意味了。
但話說回來,如此的民間社會,卻也不是絕望的。當檢視者的眼光只掃視浮面現象時,自然有人樂觀,亦有人悲觀。但當我們深入台灣社會的內部結構時,當可越過感性的悲喜情緒,平實的分辨出結構中的推力和拉力,腐朽以及腐朽中的無限生機。
至於所謂的「民間哲學」,不論其動用如何的理論架構, 實際上不過是困厄於時代之艱難的某些知識分子的逋逃藪而已,他們以「否認終極目標」而預留了一大片自我放縱的天地,以「實踐的自我目的」,自我寬慰一切機會主義的方便行為,同時卻以「民間力量」作為道德勇氣的自我暗示,企圖掩飾深層意識裡的空茫與不安。抱持著這樣虛幻的偏執心態的「民間哲學」的信仰者,眼前出現的便只能是一片「民間社會」的海市蜃樓了。

石家駒[陳映真]:支那共匪究竟罵了誰?

編者按:這是陳映真先生為當年的《人間網》創網所專門撰寫的一篇文章。陳先生原為此文專門配上的圖片有待尋找和還原。目前僅能先復原此文的文字部分。

石家駒:支那共匪究竟罵了誰

原載於2003年09月04日~8日,人間網

“支那”一詞的起源﹐據辭海記載﹐是印度婆羅門教及佛教經典中稱呼中國的用語cina的漢語音譯﹐原來並無任何歧視、憎惡、輕蔑﹐反而帶有“文化上國”美稱的義涵。直到八國聯軍、日俄戰爭以及日本侵華戰爭時期﹐在日本人口中﹐“支那”一詞開始有了極端鄙視、醜化的涵義。 繼續閱讀 石家駒[陳映真]:支那共匪究竟罵了誰?

李興華[陳映真]:臺灣戰後民主主義的極限

臺灣戰後民主主義的極限:為什麼一個承接黨外反蔣民主鬥爭的政黨會快速、徹底地墮落和腐化﹖

文/李興華[陳映真]
本文原載於人間網(2006年06月30日 14:56:52)

一個反民族宣傳的破產

在二·二八事件變後不久﹐臺灣民眾之間就流傳著這曆久不衰的、煽動省內外人民間的矛盾的說法﹐說是臺灣人“因為受過日本統治﹐從而因受過日本教育﹐有了日本精神‘﹐所以臺灣人老實、正直、不貪不取……’”﹐而來到臺灣的外省人﹐則“‘巧言佞色﹐貪污腐敗’恣意強佔和掠奪日本人留下來的廠礦事業……不知廉恥為何物﹗”因此﹐“誠實正直的臺灣人不但永遠無法和‘貪婪腐敗的外省人’相處﹐而且註定了要受狡詐的外省人統治和欺負。”


 

然而﹐自從趙建銘醫師﹐僅僅以“總統女婿”的關係竟然鬧出了牽連廣泛的大貪污斂財案﹐而案情廣泛﹐包羅了幾個大財團、金融商品﹙如股票﹚的大玩家﹐買賣上層職位和官位。如今檢調正在調查總統府的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和另兩位80年代學生運動出身的總統貼身親信。直到最近﹐這把火終於要延燒到“總統夫人”吳淑貞……。

2000年民進黨從國民黨手中奪取了政權﹐為時僅僅六年﹐整個“總統府”竟成了貪婪無度﹐枉法斂財﹐貪瀆舞弊肆無忌憚的核心總部﹗而這一宗以“總統府”為掩體形成的大貪腐罪行﹐徹底打破了臺灣人因為日本統治而變得正直、老實不貪不取……“外省人則天生巧言佞色、貪污腐敗……不知廉恥”這樣一種挑唆民族分化﹐同族而相憎惡的反民族宣傳。但是今天人們終於知道﹐一個地方上的臺灣人小學校長﹙趙建銘之父﹚﹐竟也如此墮落貪腐﹐不知廉恥﹗臺灣人中也有巧言佞色、貪腐無度的人﹐正如外省人中也不少“正直老實﹐不貪不取”的人。貪廉邪正﹐原無省籍的差別﹗

凡權力莫不貪婪和腐敗

資本除了通過工農階級的勞動過程中殘酷掠奪剩餘價值以自肥﹐資本也與權力進行形形色色的勾結、聯合﹐使利潤最大化。通過收取賄賂、股票的“內線交易”從權力非法取得金融氣候﹐投資金融市場﹐取得暴利﹐而後又將收賄﹐投機所得投資而“資本化”。資本與權力的同盟和勾結﹐取得非法的超額利潤﹐逐漸形成一個權力與資本所獨佔的統治階級的核心構造——一個充滿密室交易、肆無忌憚的“權錢統治”體制。軍火工業市場激烈的競爭﹐使幾乎每一宗國際軍火交易中的軍火商、掮客、政府官僚都沉浸在甜美的、巨額的買賣“回扣”中﹐而國家和媒體既使心知肚明﹐卻密而不能宣。據研究﹐20世紀中﹐在“民主自由”的西方世界﹐已有十幾位國家領導人、總理、和政黨黨魁和議員因收取不當利益或金錢而遭罷免、判刑。而議員、高層員警、部長的收賄醜聞﹐幾乎無日無之。

20世紀60年代後﹐因世界冷戰大局下﹐美國在亞洲、中近東、中南美洲和東南亞洲﹐以巨額金錢和武裝﹐支持無數惡名昭著的反共、親美、以“反共國家安全”為大義名份的“次法西斯政權”。美國除了默許甚至鼓勵這些政權對其人民中力主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民眾和教師﹐工會、政治運動家、社會運動家施加最殘暴的人權踐踏、酷刑拷打﹐非法刑死之外﹐更縱容這些扈從於美國的反共軍事獨裁政權領袖恣意貪腐﹐掠奪人民的財富。菲律賓歷屆“總統”如馬可仕之流﹔中南美洲的將軍和總統﹙如蘇慕薩等﹚、和中近東的反共親美頭頭﹙如法魯克﹚﹔印尼的反共獨裁者蘇哈托﹐南越解放前的歷屆軍人政府領袖。南韓的盧泰愚﹐在下任後﹐被清算在職期間的貪污瀆職﹐凡此﹐莫不在反共、親美、對內施加法西斯鐵腕統治中﹐以美式武裝支持下的反共法西斯統治﹐恣意貪瀆掠奪而累致巨富。

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反貪腐﹖

不少人說西方“民主”國家富可養廉﹐且有獨立的司法和新聞媒體和民主政治制度﹐完全可以杜絕錢權的同盟和掠奪。這是為更大規模的權錢交易和資本與政治同盟摭天下人耳目的謬說﹐只需要一般常識水平的批駁﹐就可揭發慌言真相。

一、資產階級一人一票制的選舉遊戲﹐是代價極度昂貴的遊戲。如同企業為產品宣傳周知﹐以利擴大認同與選購某產品一樣﹐資產階級“民主選舉”也要花千百萬、甚至上億美元宣傳侯選人﹐換取侯選人的認同﹙商品、品牌認同﹚﹐並歸結為購買消費﹙投給侯選人一票﹚。如果你不相信世上有人竟願意花上億美元爭取“為人民服務”的機會﹐就很容易明白各大財團、企業集團和利益集團以巨額“投資”某侯選人﹐來保障與擴大他背後的目的——即階級利益、企業獨佔體的利益。它們是在投注資金﹙“政治獻金”﹚﹐一旦勝選﹐就可以通過參政、制定有大利於資本集團的利益的法案、措施﹐從而獲取暴利。因此﹐許多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大政方針﹐取決於政權交易和資本寡頭在秘室中的討論和決定。陳哲男、趙建銘和臺灣大公司、大金融資本高層在“三井”日本飯店的秘室操作﹐只是這種資本集團在權錢的同盟以掠取利益的高比率縮小的列子。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皆各有其獨佔資本集團、媒體的支持﹐毫不隱晦。日本執政黨內也各有日本大財閥﹐資本集團的支持﹐也是眾所周知的日本政治實相。此外﹐個別閣員﹐參議員因官商勾結﹐貪污腐敗﹐東窗事發而下臺的事﹐報紙上絕不少見。

其次﹐資產階級喜歡世界不平靜﹐喜歡軍火交易。理由是軍火的買主往往是一個國家的政府﹐手中有人民稅收而來的大量金錢。軍火買賣數量巨大﹙飛機、槍彈、潛艇、坦克、飛彈的買賣都是以國家﹐利潤豐厚預算的巨大金額進行﹚。而軍火買賣競爭十分激烈﹐國際上便有許多軍火交易的“掮客”﹙個人或公司﹚穿梭於國際軍火市場。這些掮客為了搶奪生意﹐不得不以高“回報”和賄賂來買通買賣雙方的軍事系統和政治系統高層。軍火預算多半涉及國防機密﹐很多國家的軍火交易自然地免除議會﹐檢調機關的調查與監督。國際龐大的軍火獨佔工業資本便如此腐敗了自己的政府﹐腐敗了自己的交易和文職與軍職官僚體系﹐當然也腐敗了買方國家的政軍體系。臺灣“法拉葉”艦案反為其中一例。

再次﹐有些國家﹐為了擴張自己的利益﹐不惜動用武力來保護它的跨國性企業﹐使用諸如戰爭、顛覆﹐蹂躪人權等手段﹐來保護其跨國企業在國外的龐大利益。美國為石油打響侵略拉克的戰爭。在中南美洲﹐美國以顛覆和破壞民選政府的方法﹐來鎮壓被害國家為抵抗外國大企業獨佔自已民族資源的運動。為了自己的冷戰戰略利益﹐美國分裂別人的民族﹐使別人的民族同族相殘﹐來獨佔美國在親美一方的同盟﹐為了自己的利益﹐對於對其不言聽計從的民族和國家施加經濟制裁、政治孤立、維護各當地腐敗的親美獨裁政權﹐其罪行早已超過個別政商貪瀆腐敗的層次了。

西方“民主”國家有個別政商集團的貪腐。而被西方媒體批評為“不民主”的、設立了廉政公署後的香港地區﹐及新加坡﹐卻能以政風廉潔著稱。

臺灣用名 蔣氏政權的政風

國民黨因制度性遍及全社會的貪腐﹐為人民所唾棄﹐在1949年被中共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建立了其在大陸的政權。

1945年後﹐流亡到臺灣島上的國民黨政權﹐也在臺灣搞貪污腐敗和掠奪人民的故伎﹐使廣泛臺灣人民由光復的喜悅跌入絕望和憤怒的深淵。官逼民反﹐逼出了1947年二月的“二月事變”﹐而以蔣政權對臺灣人民的鐵血鎮壓靠終。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同年﹐蔣氏政權流亡到臺灣。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國悍然干預中國事務﹐壓抑新中國﹐支援國府﹐在臺灣維持了三十年左右的獨裁政權。

這在歷史上貪腐成疾、病入膏肓的國民黨政權﹐從1950年到1980年代末﹐相對而言﹐政治上固然獨裁專制﹐外交上反共親美﹐但整體政風﹐有“相對性的廉能”。官僚收賄雖時有所聞﹐巨型貪腐﹐也有“黃豆案”和毛邦初挾臺灣當局購買飛機的鉅款叛逃美國去當寓公的事件。但相形之下﹐特別是和1978年李登輝執政、繼而自2000年陳水扁繼任迄今的黑金結合﹐官商結盟的貪腐肆無忌憚相比﹐蔣氏在台政權不能不說有其“相對性廉能”。而且在付出30年對外經濟、軍事和政治外交的扈從的代價上﹐取得了依付性的經濟發展。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固民黨汲取了在大陸貪腐敗而失去江山的慘重教訓。

弱小而沒有人文積澱的臺灣的資產階級政權。

今天﹐人們都驚訝﹐為什麼崛起於70年代﹙更準確地說﹐從50年代的“自由中國運動”起算﹚的臺灣資產階級反蔣、民主化運動﹐只經過後蔣時代短短8年﹐就急速墮落為一個貪贓枉法﹐無所不至的政權。究其原因﹐至少有下述幾點﹕

一、20世紀中葉發展的亞洲資本主義一一即所謂“亞洲四龍”的資本主義化﹐都沒有自己經歷過資產階級自力奮鬥崛起﹐在政治、經濟、哲學、文化、宗教諸領域上也不曾發展了“資產階級”個人的自由、自由競爭﹐獨夫政權可得而誅伐取代﹐個人主義﹐新教神學﹐浪漫主義的文學和藝術運動﹐進一步挾其新思潮威力﹐以當時已成不可侮的社會階級“市民和資產階級”為核心﹐在英國首先推動了真刀真槍的資產階級市民革命﹐推倒了封建君王和教會的統治﹐建立了新興資產階級自己的國家政權。

然而早在俄國彼德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資產階級維新運動﹐俄日兩國資產階級人數少﹐力量虛弱。兩國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推動者﹐都是王室上層的維新勢力﹐以及有志於經濟發展的文官官僚﹐推動了各自的產業化﹐成為一種自上而下﹐資產階級依付於半封建王室而積累其資本的共同發展模式﹐而不是由新興的、強有力的、懷抱著遠大文化積澱和理想的資產階級﹐發動市民革命﹐為自己的階級締造了新國家。

與此相較﹐在1950年後﹐在世界冷戰結構下﹐為包圍新中國、遏阻新中國﹐美國趁著國際分工的重組﹐有計劃地幫助了臺灣、香港、韓國和新加坡等地區和國家﹐發展了依附性資本主義工業化。

在這個過程中﹐臺灣大資產階級依靠國民黨權力獨佔島內市場而肥大。在低廉工資基礎上的臺灣中小企業資本﹐以加工出口貿易追求積累。

1970年代開始﹐臺灣中小企業資產階級和市民階級結成同盟﹐開始推動反蔣獨裁和民主化的並不強大的運動。

大資產階級因其與國民黨間的扈從與蔭庇關係﹐沒有加入反蔣民主化運動。廣大農村﹐可以說依然是國民黨的票倉。因此70年代民主化運動的主要力量來自先天體質薄弱的城市民和小資產階級﹐無力領導這全面性資產階級叛變的歷史任務。

1978年﹐李登輝意外繼位。波拿巴式個人專政的過度時代結束﹐開始了戰後第一個代表臺灣資產階級的政權。臺灣的大資產階級一改向來回避政治﹐附從權利以求利的態度﹐如今蜂湧進入國民黨﹐立法院等權力核心﹐於是權力和資本的結合沸沸揚揚﹐自此以政治謀求“獻金”﹐以各種請托報酬勾結土木建設資本﹐分刮建設預算。金融資本與權利勾結獲取金融投機市場的暴利﹐到了毫無忌憚的程度。此次陳水扁身邊的近臣、佞幸和姻親、甚至內宮夫人所暴露的陳水扁政權的貪污腐敗案件﹐便是後蔣時代臺灣戰後新資產階級政權如何迅速墮落和腐化的活生生的例子。一個隻靠權利蔭庇而成長﹐本身沒有自己新的階級的文化、理想和眼界﹐只能因循蔣政權以來反共、親美和臺灣分離主義﹙所謂“台獨”與“獨台”路線﹚的政權﹐不論政權如何輪替﹐其爆發戶、貪婪擅權和粗俗不文的本質﹐是怎麼也改變不了的。

媒體的“民主化革命”?

這次陳水扁政府的貪婪醜聞被逐步揭發﹐很大一部分鬥爭是有線電視臺TVBS一個政論談話節目﹐和《聯合報》《中國時報》的報導、社論、短評把揭發此一醜聞的浪頭﹐一波波推到高潮。2000年民進黨當政前幾年﹐廢止了《戒嚴令》﹐臺灣的言論自由有了長足的推展。經歷過蔣氏政權威權統治的人﹐很難以相信眼前每天揭發和批判最高權力腐敗無能的、媒體所發動的資產階級革命似乎正在迅猛發展。

然而﹐我們對此不敢懷抱過度樂觀態度。一個偉大的思想家說過﹐政治是政權的捍衛和政權奪取的鬥爭﹐言簡而意賅。他說﹐政治是被統治的階級推翻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全力捍衛自己手中的政權的鬥爭。這種鬥爭﹐也反映在同一階級的不同派系、集團之間。因此﹐掌權6年的民進黨統治集團﹐絕不可能輕易在媒體的抨擊下放棄政權﹐因為放棄政權﹐就是放棄這些階級、集團和階層因民進黨的權力而來的豐厚利益。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已直如欲來的山雨。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毫不猶豫地唾棄了國民黨政權的廣大城市中產階級﹐今天固然對民進黨幻滅了﹐但要把希望再寄望於國民黨﹐恐怕也是一個複雜而矛盾的過程。

臺灣為什麼沒有一個受人民廣泛信賴的、進步清廉的第三政黨可供選擇﹖這是歷史對臺灣進步、愛國的政治集團與個人提出的嚴肅的提問﹐等待著回答……

2006年6月15日

二二八爆發之際的《人民日報》報導

人民日報1947-03-04,第3版
專欄:反抗四大家族獨佔政策 台北人民奮起鬥爭 蔣警槍擊市民群情益憤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合眾社上海消息,台灣人民之反抗蔣政府日益加緊之貿易管制與獨佔政策,於二十八日包圍台北(台灣省會)市警察局等機關時,警察竟開槍射擊,擊斃市民數人。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據中央社透露,二十七日晚,台灣省國民黨當局在台北市延平路以搜查民宅,與市民發生衝突,並草煎人命,激起公憤。二十八日有大批民眾包圍國民黨當局、及警察局等控告兇犯,國民黨當局立即宣佈臨時戒嚴。


1947-03-09,第2版(本篇與台灣無關,但值得注意)
專欄:

台北工人武工隊活躍敵後
解救人民拒繳蔣捐
【新華社華中四日電】活躍於著名棉產地台(東台)北大中集附近的阜百宏武裝工作隊,現已成為棉墾區人民的屏障。阜百宏是在大中集做過十四年工的工人,在舊社會裡受盡種種壓迫,去年僅積極領導工人翻身,被選為全鎮軋花工會總會長兼大隊長。大中集被蔣軍侵佔後,他即領導工人組織武工隊,堅持自衛鬥爭;去年十二月十五日,該人乘蔣軍換防兵力空虛之際,進入街中,搬運回被搶民物二百餘擔後;安全轉移。夜半將往返回該集時,驚為天兵下降,去年一月二十五日,該隊並一度逼退蔣軍,救出被困居民二百四十餘。同月二十九日,該隊再度進入鎮丙,活捉蔣記“自衛隊”多名,滿貼反對賣國 裁等標語而回。兩月來該隊曾作戰二十餘次,斃俘蔣軍及“還鄉團”二十三名。在該團積極抗擊下,蔣軍始終困守大中集,據點附近各鄉、始終未編保甲、未繳蔣捐。


1947-03-13,第1版()
專欄:

抗蔣民變發展至新階段
台灣組織自治政權
成立人民武裝頒布政治改革綱領命令接收蔣家在台之“公”營事業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台灣反蔣民變已發展至組織臨時自治性政權階段。“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已事實上成為台灣臨時自治政權,並已頒布重要綱領及命令,擁有一定武裝。據中央社台北九日電稱:“台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已儼然以政府自居。”又據美聯社南京九日電稱:蔣政府的台省行政長官“陳儀的命令僅能在省政府內生效”。按:自二、二八蔣政府在台北屠殺市民激起全台騷動後,台人已成立自己的武裝,維持秩序及交通。蔣政府台灣當局曾於本月六日宣佈“改組省政府”等項辦法,企圖維持蔣家統治,軟化人民反抗,此項欺騙已為台人洞燭而慘遭失敗。據中央社消息,二、二八委員會已頒布重要命令多項,其一為命令設立處理局處理事件善後事宜,另設政務局負責策劃改革台省政治。政務局將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該局委員將由台人普選,先由各鄉選舉候選人一人,再由各所屬城市參議會選舉之。分配名額如下:台北市二人,台北縣三人,基隆市一人,新竹市二人,新竹縣三人,台中市一人,台中縣四人,彰化市一人,義市一人,台南市一人,台南縣四人,高雄市一人,高雄縣三人,屏東市一人、澎湖縣一人,花蓮縣一人,台東縣一人計三十一人。
處理委員會另一重要命令為接收蔣家在台之“公”營事業,每一企業將設監理人員,對外省人員間亦將留用。中央社稱:接收之“一切措施均如三十四年十月政府(指蔣政府)自日人手中接收各項事業時改採之步驟然。”處理委員會並命令切實保護各官營事業之完整,以便接收。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八日中央社訊:台灣人民組織之“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七日通過“改革台省政治建議案”三十二條,並“提呈”陳儀,其全文如下:“(1)制定自治法為本省政治最高楷模,以便實現國父建國大綱之理想。(2)市長於本年六月以前實施民選,縣市參議會同時改選。(3)省各處長入選應經省參議會(改選後之省參會)之同意。省參議會應於本年六月以前改選,目前其入選由行政長官提出文屬理委員會審議。(4)省各處長三分之二以上,須由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擔任之,最少秘書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長應該如是。(5)警務處長及各縣警察局長應由本省人擔任,省警察大隊及鐵道、工礦等警察即刻停止。(6)法制委員會委員半數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7)除警察機關外,不得逮捕人犯。(8)憲兵除軍隊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9)禁止帶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10)非武裝之集會結社絕對自由。(11)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廢止新聞申請登記制度。(12)即刻廢止人民團體組織條例。(13)廢止民意機關候選人檢定辦法。(14)改正各級民意機關選舉辦法。(15)實行所得統累稅,除奢侈品稅、直接稅外不得徵收任何雜稅。(16)一切公營事業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擔任。(17)設置民選之公營事業監察委員會,日產處理應委任省政府全權處理,各接收工廠應置經營委員會,委員須過半數由本省人充任。(18)撤銷專賣局。(19)撤銷貿易局。(20)撤銷宣傳委員會。(21)各地方法院院長,各地方法院首席檢查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22)各法院推事檢查官以下司法人員各半數以上由省民充任。(23)本省海陸空軍應儘量採用本省人。(24)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應改為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核准前暫由“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政務局負責改組,普選公正賢達人士充任。(25)處理委員會政務局應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26)勞動營及其它不必要之機構廢止或合併應由處理委員會政務局檢討決定之。(27)日常處理事宜申請准中央由省政府自行辦理。(28)警備司令部應撤銷,以免警權濫用。(29)高山同胞之政治經濟地位及應享之利益應切實保障。(30)本年六月一日起實施勞動保護法。(31)本省人戰犯與漢奸嫌疑和拘禁者要求無條件釋放。(32)已由中央運出之白糖十萬噸請由中央依照市價撥款歸還。台省尚有未運之五萬噸暫停運輸出口。”


1947-03-13,第1版
專欄:台灣人民武裝強迫蔣軍繳械 蔣家軍政機關均遭攻擊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中央社透露,台灣自“二、二八”事變發生後,經數日之表面平靜,七日人民組織之“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提出的三十二項要求被蔣政府拒絕後,即要求蔣政府在當地之部隊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亦被拒絕。八日台人乃於台北、基隆兩地對蔣政府軍政機關發動武裝進攻,強迫蔣軍繳械。黑夜中之台灣首府台北市,步槍機槍手榴彈之聲大作,被襲擊之機關有台省行政公署、警備司令部、圓山海軍辦事處,樺山町警務處、供應局倉庫及陸軍醫院等,自夜十時半直至次晨,槍聲不絕。基隆要塞司令部於下午二時被攻擊。台省國民黨警備司令部則謂人民反抗運動自台北一隅開端,佔據廣播電台,風聲所播,全省政府機關或被佔領、或被搗毀,全省行政機關“或被劫持,或被毆辱”。美聯社九日電稱:有的縣政府被人民佔領。中央社稱:國民黨閩台監察使楊亮功,自閩率領憲兵兩營,八日在基隆港口登岸後,九日轉赴台北,途中亦被持有小炮步槍手榴彈之人民隊伍襲擊;對戰中,楊之隨員劉啟坤被擊斷手指,憲兵一名受傷,楊本人亦受驚跌倒。目“二、二八”事變後,行政長官陳儀及各處處長均藏身行政公署,不敢回家。七日起,台北市面有人民組織之忠義服務隊及青年學生,巡邏與搜查蔣記官員之槍支、文件等。陳儀之弟陳公銓住宅亦被搜查,台灣中央社之電話亦被截斷,蔣記台省行政處長週一鶴八日起“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請求停止搜查住宅,已遭拒絕。平日魚肉人民之蔣記官員,現均如坐針氈,急於求去。僅七、八兩日往“招商局”登記船位者即達數千人。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台北訊:在六日陳儀宣佈蔣政府對反抗運動的軟化政策後,台北市民數千人於八日舉行示威遊行,此一遊行系參加陳撫溪的葬禮後舉行者。按陳撫溪因參加上月二十八日反抗蔣政府菸草專賣之時被蔣警開槍殺死。


1947-03-13,第1版
專欄:蔣介石實行武力鎮壓台民被慘殺達四千人 上海台人團體痛斥蔣黨罪惡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各方報導:蔣介石已在十日南京“紀念週”上宣佈其武力鎮壓台灣民變之方針,並宣佈正急派軍隊赴台灣。在報告中,蔣介石又說,台灣暴動“系由共產黨所煽動”,並誣衊被逼起義的台灣人民為“在日本派遣服役過的分子”,以為其屠殺人民的反革命藉口。據合眾社滬電引親國民黨報紙消息稱:蔣介石決定簡派國防部長白崇禧、國民黨秘書長吳鐵城、甘肅省主席朱紹良為赴台灣之“宣撫”專員,“宣撫”台灣人,謀求“妥協”。據說,國民黨第二十一師已在台灣東北之主要港口基隆登岸,而第二十師迅將離滬。據說,政府部隊現在台灣島者據估計有四萬人,並表示警察大多數為台灣人,在目前情況下系“不可靠的分子”。同時,據透露上海台灣間無線電交通已告斷絕。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美聯社南京十日電及合眾社上海十一日電報導:在蔣介石宣佈武力鎮壓台灣民變之後數小時,上海六個台灣人民團體發表宣言,譴責國民黨。並選六名代表赴南京,提出立即允許台灣實行地方自治的要求。抵達南京的六位台人代表譴責謂:在騷亂中已有三千至四千台胞被殺,“此種大批屠殺,其殘酷程度僅日寇可比擬。”台灣代表團招待記者說:“六百萬台灣人要求達到自治的目的,並為我省自保證安全起見,應撤免陳台省行政長官之職。”台灣代表團說將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三十二點要求。(按:即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三十二條政治建議案。)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塔斯社南京九日電,南京新民報引消息靈通方面評論,表示台灣事件實為蔣政權對台灣施行殖民地奴役的結果。據稱:最近台灣暴動死傷數目實際上較各報所報導者多的多,騷動尚未停息,並且表現了擴展的傾向,這一群眾運動已普及台灣南部。該報宣稱:台灣悲慘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台灣省長陳儀在那裡想造成一種肆無忌憚地統治的氣氛,把台灣看成是殖民地,承繼了日本人剝削台灣人的一套制度。該報結語道:只有急劇實施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各項措施,該島的情勢始能政進。
又據美聯社稱:台人認為“二、二八”運動乃愛國運動。此次遊行隊伍提出“反對內戰”、“打倒一黨專政”等口號,在台省蔣政府中僅佔二等地位的台灣人,自上月二十八日騷動以來,迄未恢復工作,以待蔣政府對台灣之適當處置。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路透社南京十日電:福建台灣建設協會代表楊超昆(譯音)今日否認共產黨與台灣暴動機關。渠稱:“暴動的發生僅是由於陳儀的虐政而起。”


1947-03-16,第3版

專欄:蔣政府鎮壓台灣起義 下令強迫人民交出武器解散“二、二八”處理委員會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據合眾社、中央社消息國民黨當局正積極鎮壓台灣人民,除派軍隊進行慘酷鎮壓後,台灣全省已宣佈戒嚴,十日下令解散台灣人民所組成的“二、二八”委員會,交通電訊機關亦受到嚴格管制,十一日又下令強迫人民交出所有武器。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十一日國民黨政府正式命令“國防”部長白崇禧前往鎮壓台灣民變,並令其對於此次事件全權處理,同日午白崇禧已由京飛台。

1947-03-16,第3版

專欄:一年多來美國在華幹了些什麼?(廖蓋隆)
自日本投降後一年多來,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做了些什麼呢?它只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指使和援助蔣介石打內戰。
一年多來,美國以四十億美元的作戰物資與金錢供給了蔣介石。
其中包括飛機一千一百五十架,艦船四百七十一艘,各種車六萬七千輛以及許多坦克、大炮、火箭炮、化學戰具、彈藥等。這些“物資”,已使上百萬中國人在蔣介石發動內戰中喪失其生命!
一年多來,美國拚命裝備、訓練打內戰的蔣介石軍隊。迄最近止,美國已裝備了蔣軍六十四個師、十八個交通總隊、二十個保安團及傘兵大隊,共計八十四萬人。一年多來美國訓練了蔣介石的海、空、步、炮、工、輜、汽車、通訊、傘兵、特務、交通警察、參謀、軍醫、軍需等軍事人員,共計十四萬到十五萬人。美國除訓練蔣軍外,尚有四五千人的軍事顧問團員長留中國。而在蔣介石進攻中國解放區的許多戰役,例如去年一月十七日的盤山之戰役以及二月五日的昌黎虹橋之戰中,直接由美國軍官率領及督戰。
一年多來美國運了蔣軍十四個軍,八個交通總隊,共約五十四萬人,進入打內戰的陣地。
不僅如此,美國還直接參與蔣介石對解放區的進攻,日本投降後美國曾派遣了十一萬的陸上部隊,一百五十架以上的飛機、二百餘艘軍艦,進駐南京、上海、青島、天津、北平、秦皇島等地,幫助蔣介石侵佔這些解放軍所包圍的城市、海港,並侵佔和守駐北寧路。到一九四六年七月止,美軍直接進攻解放區的事件共達三十餘次,出動兵力二千三百人,與其帶領之蔣偽軍合計則為四千八百人。美國飛機對解放區作無數次的襲擾,美國海軍曾侵入煙台海面,以最後通牒迫令解放軍退出煙台。
特別可恥的,就是美國命令日寇幫助蔣介石對受降的解放軍作戰。去年八月日本一投降,麥克阿瑟就命令侵華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投降。馬歇爾、麥克阿瑟還商妥派遣大批日本軍官來華,充作蔣介石內戰軍隊的教練。
一年來,馬歇爾來華對中國內戰作了“調處”,而“調處”的結果是一個全面的空前的大內戰。馬歇爾來華後,違犯停戰令的規定,運了蔣軍九個軍進入內戰的火線,在此前,尚只運了五個軍;馬歇爾來華後裝備了蔣軍二十五個師,並爭取了時間,掩護蔣介石把進攻解放區的軍隊從一百萬人增加到二百萬人。關於馬歇爾“調處”的真相,上海權威的自由主義刊物《週報》曾指出:馬歇爾初來華的任務,是把關內的軍事態勢凍結起來,使蔣介石可以向關外發展。當蔣介石進攻東北時,馬歇爾飛回了美國。馬歇爾再度來華後,對東北內戰則採取“袖手旁觀態度”。直到一八四師在海城起義反對內戰,形勢對蔣介石不利,馬歇爾才恢復了活動。“當宣化店岌岌可危時,馬歇爾沒有說一句話,但當李先念軍衝到襄樊,可能入川入陝之際,馬歇爾就趕快派執行小組來調處阻止了。”
上面這些事實說明了:中國的內戰是美國“援助”出來的,其規模則隨著美國的“調處”而空前擴大起來。英國《新政治家》雜誌說得完全確切:“美國總統實際上成了國民黨軍隊的最高統帥。”
一年多來美國在華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鞏固蔣介石的法西斯獨裁,幫助他蹂躪民主。
首先,美國支持蔣介石大打內戰,本質上即是通過向民主的解放區的進攻來扼死中國的民主。蔣介石在其侵佔區的一切措施證明了:蔣介石內戰的目的就是要破壞解放區的自由土地制度,使封建土地制度復辟,摧毀解放區的民主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實行封建保甲制度與封建買辦官僚資本統制的復辟。一句話,美國要幫助蔣介石窒死新民主中國的胚胎。
美國帝國主義對蔣介石在其統治地區的一切專制黑暗設施給以直接間接的支持。二月間,政協決議墨跡未乾,美國反動派即暗示蔣介石在各地發動反蘇反共的法西斯運動,作為撕毀全部政協決議的藉口,當時情形,正如上海《週報》所記載的:“美國國務卿貝納斯曾適時發表反蘇聲明遙相呼應”。從此以後,就接連爆發千百次摧殘言論及各種民主權利的暴行,一直到支持蔣介石召開其一手包辦的偽“國大”製造偽憲法。美國還重新訓練了萬惡的蔣幫特務。美蔣合辦了“中美合作所”,在各地遍設特務訓練班,其口號為:“以中國式精神,美國式技術,建立德國蓋斯塔波式秘密警察和黨衛軍”。
一年多來,駐華美軍殺害、毆辱我們同胞,強姦我們婦女的暴行,更層出無窮。從一九四五年九月起一年間,僅上海一地,我同胞死傷於美軍暴行者,即達一千八百六十六人,被強姦、侮辱的人數還不在內。
事實說明了:美國乃是推動蔣介石,及和蔣介石一起摧殘中國民主的罪魁。這難道還有疑問嗎?
一年多來美國在華所做的第三件事,就是用各色各樣的辦法侵害中國的主權,變中國為它自己的殖民地。這也就是美帝國主義侵華的總目的,分開來說,就是:
一、根據蔣介石的“同意”美國佔駐了大城市、鐵路與海港,取得了青島等處的海空基地。根據蔣美商約,美國被准許侵入中國全部領空飛行拍影。在十一月四日公開簽訂的《中美商約》中、美國取得了以軍艦侵入並停泊在中國任何海港之權;在十二月二十日簽訂的《中美空軍協定》中,美國又取得了在上海、天津、廣州及“今後隨時同意”的地點,“非交通的”軍事飛行的降落權。因此,美國已把中國的領土、領海、領空主權全部破壞,蔣管中國已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
二、一年來廉價美貨已滾滾傾銷我國。《中美商約》和《空運協定》簽訂後美國商船更可控制中國的通商口岸、海關和貿易,控制海上、陸上和空中的運輸道路和交通事業,摧毀了我國的民族工業。中國已成為美貨的獨佔市場。
三、一年來美已插足並逐步控制了中國的石油、鉛、銻、鎢、錫、電氣、電力、海、陸、空交通事業等等;《中美商約》簽立後,“中國全部領土均對美國工商界開放”(蔣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語),美國便更得以挾其雄厚資本與高度技術,利用我國廉價勞動力,在華直接開礦、設廠。中國已成為美國金融寡頭的獨佔投資場所。
四、美貨以空前規模(去年上半年美對我出超在二億元以上)傾銷我國,經過蔣、宋、陳、孔四大家,在我國逐步建立了從城鎮到僻壤的買辦網,並經過蔣政府所規定的低匯率,以不等價交換剝削中國廣大農民,並逐步迫使中國農業服從其需要。美國農業考察團且已擬定控制中國農產,首先是桐油、羊毛、絲等的“廣大計畫”,並即將實施,實現“農業中國,工業美國”,使中國成為美帝國主義獨佔的原料供應場。
五、經過四十億美元的對蔣借貸,美國已控制了整個蔣政府的金融、財政,扼住了整個蔣管中國的咽喉。
六、戰前美國對我國的領事裁判權,已因駐華美軍,聯總人員之特權,以及中美商事公斷委員會”的設立,而變相復活。美國顧問普遍於蔣政府的各部門;蔣介石軍隊均由美國人訓練並設計及建議戰術計畫………。
一年多以前,杜魯門總統曾經聲明,要使中國成為“獨立”、“和平”、“民主”的國家。但一年多來的事實證明這一聲明是何等虛偽與可恥!去年十二月杜魯門總統卻又重申其一年前的聲明,說要“不干涉中國內政”,要使中國得到“和平”、“民主”。美帝國主義者實在欺人太甚了。今天除非是瘋子,才會相信這一套鬼話!
中國人民經過一年多的教訓,已經深刻瞭解擺在自己面前的新民族危機是何等嚴重,實事證明,中國人民是不可能被征服的,蔣介石加上美國帝國主義並不頂事,一年多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愛國自衛戰爭,已殲滅了大量的賣國賊進犯軍,愛國民主運動與抗蔣民變,已磅礴全國,這證明了中國人民正向勝利前進。
美國當局不改弦易轍,那麼日本帝國主義覆亡,即是前車之鑑。
(轉載一月份解放日報)


1947-03-19,第3版

專欄:響應自治運動台北一度罷課罷市 蔣軍兩師已由上海開往台灣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據日前中央社電訊及滬報透露:台灣省會台北商店曾一度罷市,台灣大學亦曾一度罷課,響應台灣自治運動。台灣蔣記政府對人民自治運動瘋狂鎮壓,台灣各地領袖二百餘人及學生二十餘人已被拘禁,贊同台灣自治主張之台灣旅滬代表在抵台後即失去行動自由,現台大雖被追復課,但到校學生寥寥無幾。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據合眾社上海十三日電稱:國民黨軍兩師已由上海開往台灣,用以鎮壓該省人民自治運動,原定運往內戰前線之若干軍需品,亦改運台灣,各種象徵顯示蔣政府對台民之血腥鎮壓,業已開始。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滬訊:文匯報報導台灣自治運動暴發前夕狀況稱: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到處聽到人民痛苦的呼籲,那些衣衫襤褸的國民黨軍隊到處搶掠,“你的就是我的”,使台灣人民深感失望。國民黨台灣行政長官陳下面的各級官員,多數都是偽滿和汪記屬代的人員,他們的講話都用日語,唯一的政績是苛徵暴斂。人民憤恨到極點,到處張貼“去了惡狼日本鬼,來了惡虎國民黨”等標語。台灣物價暴漲,較一九三七年高百倍,十個人中即有一人挨餓,多數兒童被迫失學,街頭巷尾充滿淒叫賣兒女聲。


1947-03-22,第1版
專欄:解放日報社論

台灣繼續全面抗蔣
民軍控制全省農村
雲南漢夷民變武裝迅速發展
【新華社延安二十九日電】台灣人民刻正繼續全面反抗蔣政府之黑暗統治。據合眾社滬訊,台人駐滬六團體赴京請願代表之一陳碧生,十三日招待記者稱:自蔣軍援軍到達台省後,該省人民武裝從各處山地湧出與蔣軍作戰,民軍控制全省廣大農村,並確實控制台東等三個重要城市,蔣軍現僅據守七個城市。據十三日中央社稱,蔣政府據守之台南、台中、嘉義等城市尚未完全恢復“秩序”,省曾台北及重要港口基隆“戒嚴”迄未解除。台北因交通斷絕物價已較二、二八事件前漲兩倍。據合眾社稱,陳碧生譴責謂:當國民黨增援部隊抵達台省後,陳儀立即自食其已宣佈的一切“改革政治”之諾言,且已開始大批逮捕大學學生、教授及各界領袖(包括省參議員)。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據合眾社上海十七日消息:蔣政府對台灣人民之欺騙政策已遭失敗,許多參加台灣自治運動之台灣青年不顧白崇禧所宣示之所謂“寬大為懷”,相繼進入山中。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重慶新華日報昆明二月四日通訊引昆明報紙消息:各報透露,日前雲南各地漢夷民變武裝有進一步發展。滇南建水縣屬普雄一帶少數民族反抗蔣政府之武裝,去年僅數百人,現達兩千以上。去年年底蔣軍曾大舉“進剿”,並在附近干河壩建立小型機場,用飛機助戰,迄未收效。石屏變民龍永和部原亦數百人,近已發展至六七千人,活動於塔沖一帶。滇西南思茅、普洱間之數百變民隊伍,近來規模愈大,使蔣軍不敢輕易“進剿”。滇西金沙江西南岸山地,原為萬餘夷族武裝之根據地,一月間賓川、鶴慶、鄧川三縣交界處更出現美式裝備之變民一部,連放衝鋒槍示威,使當地團隊不敢出擊。滇東師宗縣城外三、四里地方及縣屬撐腰石附近,自十二月以來多次出現數千或百餘人之變民隊伍。至小部變民的活動,則到處皆是。據各報稱:雲南民變蜂起之原因為蔣介石大量裁遣滇軍,恢復徵兵徵糧暴政,生活慘苦,與極度壓迫少數民族,人民被迫鋌而走險。蔣介石奪取雲南政權之初,僅滇黔路上及滇西時有變民活動,至去冬則蔓延全省各地。


1947-03-22,第1版()
專欄:台灣自治運動

台灣人民和平的自治運動,由於蔣介石政府的武裝大屠殺,迫得起而自衛。到本月八日,已發展成為武裝的鬥爭。台灣人民所組織的二、二八慘案處理委員會通過了《改革台省政治建議案》三十二條,並頒布命令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政務局,其委員由台省各地人民普選產生。同時,又命令接受蔣政府在台灣以“公營”為名的四大家族獨戰企業。八日事變爆發後,蔣介石不但不悔悟,反而加緊其武裝的進攻;開往台灣者有兩個師,即第二十一師與第二十師。蔣介石並派了白崇禧、朱紹良等往台灣指揮。蔣介石的意圖,顯然想把台灣人民的自治運動淹沒在血泊中。
如果略為溫習抗戰勝利以後台灣發展的歷史,就可以知道台灣的自治運動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的所以變成武裝鬥爭,完全是由蔣介石逼出來的。蔣介石對於台灣的統治,其野蠻程度,超過了日本帝國主義。台灣人民在蔣介石法西斯統治之下的生活,比當日本帝國主義的亡國奴還要痛苦。不少訪問過台灣的中外記者,老早就指出了這一點。蔣孔宋陳四大家以劫收和專賣的方法,完全壟斷了台灣的經濟。這批中國封建法西斯對於台灣人民的掠奪如此殘酷,簡直連一線生機也不留給他們。最近由於蔣介石拚命打內戰,在台灣徵兵徵糧,使台灣人民更加求生無路。台灣人民的要求,是極其平凡的,不過是要自治,要廢止專賣制度,要台灣人能在台灣當行政官吏等而已。蔣介石既然說“還政於民”,台灣人民提出如此合理的要求,採取和平的合法的手續以求其實現,有何理由不答應他們?然而,蔣介石竟不但不答應,反以比日本法西斯更殘忍的手段來加以鎮壓。二月二十八日的慘案中,台胞死傷者至少三四千人,其殘暴程度真是曠古未有!蔣介石的所謂“還政於民”,所謂“民主憲法”,在這裡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其純粹欺騙的性質。台灣人民的武裝自衛,因此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義的,是正確的。台灣人民的自治運動在其目的沒有達到以前,是一定不會停止的,欺騙與鎮壓都只能激起台胞更大的憤怒而已。
僅僅為了要求自治,就非武裝鬥爭不可,這不僅台灣的經驗如此,解放區的經驗也是一樣。中共二十餘年的鬥爭,其目的之一,也就是地方自治。在這二十餘年的鬥爭中,我們已經有很充分的爭取自治的經驗來貢獻給全國人民和台灣同胞作為借鑑。
我們要告訴台灣同胞:你們以和平方法爭取自治,和在蔣介石武裝進攻之下採取武裝自衛的手段,我們對此是完全同情的。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解放區軍民必定以自己的奮鬥來聲援你們,幫助你們。
我們要貢獻給台灣同胞以下列幾點經驗,以便台胞的自治運動能達到勝利的目的。
第一、武裝鬥爭既已開始,必須反對妥協,反對出賣。須知對法西斯蔣介石的妥協投降,將使台灣同胞受到蔣介石最殘暴的血洗;任何上層領袖如果主張妥協,那就是叛賣台胞,就應該堅決把它清洗出去,驅逐出去;只要堅決反對妥協,反對出賣,堅持下去,台灣的自治運動就一定會得到勝利。
第二、處理委員會通過的三十二條綱領是好的,應當堅決為其實現而鬥爭。接收蔣政府財產供作自治運動的經費,和建立民主的政務局作為自治機關的初步,這些都是對的。除此以外,應該立即成立軍務局,把武裝的人民組成台灣人民自治的武裝隊伍,把廣大的勞動人民武裝起來,並指揮這些武裝為自衛和爭取自治而奮鬥。由於蔣介石決心向台胞作更大的武裝進攻,因而武裝鬥爭成為極其重要的鬥爭形式,應當很快的把軍務局成立起來,並組織基幹的正規自治軍,掌握在最忠心、最堅決、最有能力的革命者的手裡。
第三、應當立即設法滿足勞苦人民的經濟要求。在城市中把日本人的房屋和蔣家財產分配給工人、農民,組織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組織城市貧民團體及其武裝;在鄉村要滿足農民的經濟要求,如減租減息、耕者有其田和把農民組織起來。滿足勞苦大眾的要求,並把他們組織起來,自治運動才真正有了力量,自治的綱領也才會實現,這就是真正切實的照顧了各階層的利益。如果不這樣做,以照顧各階層利益為藉口來阻礙勞苦大眾的發動,則運動就沒有力量,就會有失敗的可能,因而就無法去照顧各階層利益,實際上乃是叛賣了全體台胞的利益。
第四、為了使自治運動取得勝利,必須有堅強的政治團體來做領導,這個團體對自治運動的敵人能堅強不屈的鬥爭?對於敵人派在自治運動中的內奸能夠加以識別和肅清。參加自治運動的台灣各黨派、各團體和個人,應當團結在為自治而堅決奮鬥的陣線中,這個陣線中所有的黨派,都應當互相團結,互相幫助,並且大家得到自己的發展,使這個共同的陣線成為自治運動中堅強的核心。這個陣線應該公開出來指導自治運動,以免自治運動的領導機關被動搖分子所出賣,或被反動派的內奸所篡奪。必須時時警惕自治運動內部的叛賣是比外面的敵人更凶惡的敵人。
第五、必須立即訓練大批的幹部派到各地方去,派到城市和農村中去領導武裝,領導政務工作,領導群眾運動和領導經濟工作,訓練得愈多愈快愈好,派出得愈普遍愈好。台灣人民的文化程度是比較高的,這是一個便利的條件,可以一開始就從勞苦人民中多訓練出幹部來。
第六、蔣介石對於台灣自治運動的方針是加以猛烈的鎮壓;在不久的將來,這個運動的中心由大城市轉到小城市和鄉村中去是不可免的。要迅速在蔣軍鞭長莫及的地方,派出重要的領導人員和大批幹部去建立自治運動的根據地,把接收的資材送到這些地方去的,並適當的分散開來,建設起長期支持自治運動財政經濟基礎,把這裡的人民武裝起來,組織起來,堅決的採取步驟滿足這裡勞苦人民的經濟要求。大城市及其周圍,將來蔣軍來後,不可免的將成為戰場,該處的工作應當以此為著眼點。
中國解放區有無數經驗可以供獻給台灣同胞,上述的幾點是當前對於台胞最重要的。台灣的自治運動無疑的還會經過許多曲折,但是它一定勝利,而且時間是不會很久的。蔣介石決心以武裝進攻來反對台灣的自治運動,但是他的兵力已經非常枯竭。現在調往台灣的兩個師,是原來駐在台灣而後來調去參加內戰的,其二十師是在徐州戰場,那裡蔣軍從十二月下旬以來,一連被殲五個整師(或軍)十六個整旅(或師),正在痛感兵力不足;二十一師戰鬥力薄弱,其新七旅已被全部殲滅。兩個師一共只有三萬八千人,只要台胞採取堅決的立場,這些兵力決無辦法鎮壓燃燒全台灣的自治運動。蔣介石再要加派兵力到台灣去是不可能的了,相反的,如果蔣管區各地都有自治運動和民主運動,解放區戰場再打幾個勝仗,蔣介石的兵力將更感不足,對於台胞的壓力就會減輕。因此,台灣同胞的自治運動是一定勝利,而且不久就會勝利的。中國共產黨人熱烈讚揚台胞的英雄奮鬥,而且預祝台胞的光榮勝利!(三月十九日)

《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序(林書揚)

邱士杰君的劳作硕士论文另以《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为题而改写成册了。邀我一篇序,因时间上有所紧凑,请邱君容以数段感想以代。 繼續閱讀 《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序(林書揚)

二二八:改良與革命的歧路

從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並在有限的資本主義化過程中誕生了台灣近代社會運動以來,台灣的社會運動大致上可以歸納為兩條路線,一是畏懼社會革命的改良路線,另一則是斥責改良不可能改變任何現狀的社會革命路線。改良主義路線是1920年代台灣誕生社會運動以來的主流,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則是這一主流的代表。請願運動者認為,只要能爭取在日本帝國的統治之下實現台灣的自治,並以台灣議會作為台灣的民意機關,就可以使台灣人民的權益得到保障,並使台灣通過「自治」而拒絕日本帝國任何齊一性的統治。 繼續閱讀 二二八:改良與革命的歧路

詹志芳:我記憶中的梅[益]伯伯

我是1950年出生的,父親吳克泰當時看了話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小說由梅益所譯],深深地被保爾的堅韌精神所感動,於是全然不顧我是一個女孩,決定我以後的名字就叫保爾。當他把這個決定告訴梅伯伯時,梅伯伯說:“小說沒有提保爾的父親。”他的意思很清楚,既然書裡沒提到保爾的父親,便不能肯定保爾的名字一定是他父親為他取的,所以父親的做法在書裡是找不到根據的。更何況保爾後來成為英雄,同他當初被取名保爾不能說有任何一點因果關係。可是,梅伯伯的婉言規勸沒有起到絲毫作用,根本動搖不了父親要長女成為保爾的決心。保爾終於成了我的名字。 繼續閱讀 詹志芳:我記憶中的梅[益]伯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