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爆發之際的《人民日報》報導

人民日報1947-03-04,第3版
專欄:反抗四大家族獨佔政策 台北人民奮起鬥爭 蔣警槍擊市民群情益憤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合眾社上海消息,台灣人民之反抗蔣政府日益加緊之貿易管制與獨佔政策,於二十八日包圍台北(台灣省會)市警察局等機關時,警察竟開槍射擊,擊斃市民數人。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據中央社透露,二十七日晚,台灣省國民黨當局在台北市延平路以搜查民宅,與市民發生衝突,並草煎人命,激起公憤。二十八日有大批民眾包圍國民黨當局、及警察局等控告兇犯,國民黨當局立即宣佈臨時戒嚴。


1947-03-09,第2版(本篇與台灣無關,但值得注意)
專欄:

台北工人武工隊活躍敵後
解救人民拒繳蔣捐
【新華社華中四日電】活躍於著名棉產地台(東台)北大中集附近的阜百宏武裝工作隊,現已成為棉墾區人民的屏障。阜百宏是在大中集做過十四年工的工人,在舊社會裡受盡種種壓迫,去年僅積極領導工人翻身,被選為全鎮軋花工會總會長兼大隊長。大中集被蔣軍侵佔後,他即領導工人組織武工隊,堅持自衛鬥爭;去年十二月十五日,該人乘蔣軍換防兵力空虛之際,進入街中,搬運回被搶民物二百餘擔後;安全轉移。夜半將往返回該集時,驚為天兵下降,去年一月二十五日,該隊並一度逼退蔣軍,救出被困居民二百四十餘。同月二十九日,該隊再度進入鎮丙,活捉蔣記“自衛隊”多名,滿貼反對賣國 裁等標語而回。兩月來該隊曾作戰二十餘次,斃俘蔣軍及“還鄉團”二十三名。在該團積極抗擊下,蔣軍始終困守大中集,據點附近各鄉、始終未編保甲、未繳蔣捐。


1947-03-13,第1版()
專欄:

抗蔣民變發展至新階段
台灣組織自治政權
成立人民武裝頒布政治改革綱領命令接收蔣家在台之“公”營事業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台灣反蔣民變已發展至組織臨時自治性政權階段。“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已事實上成為台灣臨時自治政權,並已頒布重要綱領及命令,擁有一定武裝。據中央社台北九日電稱:“台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已儼然以政府自居。”又據美聯社南京九日電稱:蔣政府的台省行政長官“陳儀的命令僅能在省政府內生效”。按:自二、二八蔣政府在台北屠殺市民激起全台騷動後,台人已成立自己的武裝,維持秩序及交通。蔣政府台灣當局曾於本月六日宣佈“改組省政府”等項辦法,企圖維持蔣家統治,軟化人民反抗,此項欺騙已為台人洞燭而慘遭失敗。據中央社消息,二、二八委員會已頒布重要命令多項,其一為命令設立處理局處理事件善後事宜,另設政務局負責策劃改革台省政治。政務局將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該局委員將由台人普選,先由各鄉選舉候選人一人,再由各所屬城市參議會選舉之。分配名額如下:台北市二人,台北縣三人,基隆市一人,新竹市二人,新竹縣三人,台中市一人,台中縣四人,彰化市一人,義市一人,台南市一人,台南縣四人,高雄市一人,高雄縣三人,屏東市一人、澎湖縣一人,花蓮縣一人,台東縣一人計三十一人。
處理委員會另一重要命令為接收蔣家在台之“公”營事業,每一企業將設監理人員,對外省人員間亦將留用。中央社稱:接收之“一切措施均如三十四年十月政府(指蔣政府)自日人手中接收各項事業時改採之步驟然。”處理委員會並命令切實保護各官營事業之完整,以便接收。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八日中央社訊:台灣人民組織之“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七日通過“改革台省政治建議案”三十二條,並“提呈”陳儀,其全文如下:“(1)制定自治法為本省政治最高楷模,以便實現國父建國大綱之理想。(2)市長於本年六月以前實施民選,縣市參議會同時改選。(3)省各處長入選應經省參議會(改選後之省參會)之同意。省參議會應於本年六月以前改選,目前其入選由行政長官提出文屬理委員會審議。(4)省各處長三分之二以上,須由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擔任之,最少秘書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長應該如是。(5)警務處長及各縣警察局長應由本省人擔任,省警察大隊及鐵道、工礦等警察即刻停止。(6)法制委員會委員半數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7)除警察機關外,不得逮捕人犯。(8)憲兵除軍隊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9)禁止帶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10)非武裝之集會結社絕對自由。(11)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廢止新聞申請登記制度。(12)即刻廢止人民團體組織條例。(13)廢止民意機關候選人檢定辦法。(14)改正各級民意機關選舉辦法。(15)實行所得統累稅,除奢侈品稅、直接稅外不得徵收任何雜稅。(16)一切公營事業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擔任。(17)設置民選之公營事業監察委員會,日產處理應委任省政府全權處理,各接收工廠應置經營委員會,委員須過半數由本省人充任。(18)撤銷專賣局。(19)撤銷貿易局。(20)撤銷宣傳委員會。(21)各地方法院院長,各地方法院首席檢查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22)各法院推事檢查官以下司法人員各半數以上由省民充任。(23)本省海陸空軍應儘量採用本省人。(24)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應改為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核准前暫由“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政務局負責改組,普選公正賢達人士充任。(25)處理委員會政務局應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26)勞動營及其它不必要之機構廢止或合併應由處理委員會政務局檢討決定之。(27)日常處理事宜申請准中央由省政府自行辦理。(28)警備司令部應撤銷,以免警權濫用。(29)高山同胞之政治經濟地位及應享之利益應切實保障。(30)本年六月一日起實施勞動保護法。(31)本省人戰犯與漢奸嫌疑和拘禁者要求無條件釋放。(32)已由中央運出之白糖十萬噸請由中央依照市價撥款歸還。台省尚有未運之五萬噸暫停運輸出口。”


1947-03-13,第1版
專欄:台灣人民武裝強迫蔣軍繳械 蔣家軍政機關均遭攻擊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中央社透露,台灣自“二、二八”事變發生後,經數日之表面平靜,七日人民組織之“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提出的三十二項要求被蔣政府拒絕後,即要求蔣政府在當地之部隊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亦被拒絕。八日台人乃於台北、基隆兩地對蔣政府軍政機關發動武裝進攻,強迫蔣軍繳械。黑夜中之台灣首府台北市,步槍機槍手榴彈之聲大作,被襲擊之機關有台省行政公署、警備司令部、圓山海軍辦事處,樺山町警務處、供應局倉庫及陸軍醫院等,自夜十時半直至次晨,槍聲不絕。基隆要塞司令部於下午二時被攻擊。台省國民黨警備司令部則謂人民反抗運動自台北一隅開端,佔據廣播電台,風聲所播,全省政府機關或被佔領、或被搗毀,全省行政機關“或被劫持,或被毆辱”。美聯社九日電稱:有的縣政府被人民佔領。中央社稱:國民黨閩台監察使楊亮功,自閩率領憲兵兩營,八日在基隆港口登岸後,九日轉赴台北,途中亦被持有小炮步槍手榴彈之人民隊伍襲擊;對戰中,楊之隨員劉啟坤被擊斷手指,憲兵一名受傷,楊本人亦受驚跌倒。目“二、二八”事變後,行政長官陳儀及各處處長均藏身行政公署,不敢回家。七日起,台北市面有人民組織之忠義服務隊及青年學生,巡邏與搜查蔣記官員之槍支、文件等。陳儀之弟陳公銓住宅亦被搜查,台灣中央社之電話亦被截斷,蔣記台省行政處長週一鶴八日起“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請求停止搜查住宅,已遭拒絕。平日魚肉人民之蔣記官員,現均如坐針氈,急於求去。僅七、八兩日往“招商局”登記船位者即達數千人。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台北訊:在六日陳儀宣佈蔣政府對反抗運動的軟化政策後,台北市民數千人於八日舉行示威遊行,此一遊行系參加陳撫溪的葬禮後舉行者。按陳撫溪因參加上月二十八日反抗蔣政府菸草專賣之時被蔣警開槍殺死。


1947-03-13,第1版
專欄:蔣介石實行武力鎮壓台民被慘殺達四千人 上海台人團體痛斥蔣黨罪惡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各方報導:蔣介石已在十日南京“紀念週”上宣佈其武力鎮壓台灣民變之方針,並宣佈正急派軍隊赴台灣。在報告中,蔣介石又說,台灣暴動“系由共產黨所煽動”,並誣衊被逼起義的台灣人民為“在日本派遣服役過的分子”,以為其屠殺人民的反革命藉口。據合眾社滬電引親國民黨報紙消息稱:蔣介石決定簡派國防部長白崇禧、國民黨秘書長吳鐵城、甘肅省主席朱紹良為赴台灣之“宣撫”專員,“宣撫”台灣人,謀求“妥協”。據說,國民黨第二十一師已在台灣東北之主要港口基隆登岸,而第二十師迅將離滬。據說,政府部隊現在台灣島者據估計有四萬人,並表示警察大多數為台灣人,在目前情況下系“不可靠的分子”。同時,據透露上海台灣間無線電交通已告斷絕。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美聯社南京十日電及合眾社上海十一日電報導:在蔣介石宣佈武力鎮壓台灣民變之後數小時,上海六個台灣人民團體發表宣言,譴責國民黨。並選六名代表赴南京,提出立即允許台灣實行地方自治的要求。抵達南京的六位台人代表譴責謂:在騷亂中已有三千至四千台胞被殺,“此種大批屠殺,其殘酷程度僅日寇可比擬。”台灣代表團招待記者說:“六百萬台灣人要求達到自治的目的,並為我省自保證安全起見,應撤免陳台省行政長官之職。”台灣代表團說將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三十二點要求。(按:即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三十二條政治建議案。)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塔斯社南京九日電,南京新民報引消息靈通方面評論,表示台灣事件實為蔣政權對台灣施行殖民地奴役的結果。據稱:最近台灣暴動死傷數目實際上較各報所報導者多的多,騷動尚未停息,並且表現了擴展的傾向,這一群眾運動已普及台灣南部。該報宣稱:台灣悲慘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台灣省長陳儀在那裡想造成一種肆無忌憚地統治的氣氛,把台灣看成是殖民地,承繼了日本人剝削台灣人的一套制度。該報結語道:只有急劇實施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各項措施,該島的情勢始能政進。
又據美聯社稱:台人認為“二、二八”運動乃愛國運動。此次遊行隊伍提出“反對內戰”、“打倒一黨專政”等口號,在台省蔣政府中僅佔二等地位的台灣人,自上月二十八日騷動以來,迄未恢復工作,以待蔣政府對台灣之適當處置。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路透社南京十日電:福建台灣建設協會代表楊超昆(譯音)今日否認共產黨與台灣暴動機關。渠稱:“暴動的發生僅是由於陳儀的虐政而起。”


1947-03-16,第3版

專欄:蔣政府鎮壓台灣起義 下令強迫人民交出武器解散“二、二八”處理委員會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據合眾社、中央社消息國民黨當局正積極鎮壓台灣人民,除派軍隊進行慘酷鎮壓後,台灣全省已宣佈戒嚴,十日下令解散台灣人民所組成的“二、二八”委員會,交通電訊機關亦受到嚴格管制,十一日又下令強迫人民交出所有武器。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十一日國民黨政府正式命令“國防”部長白崇禧前往鎮壓台灣民變,並令其對於此次事件全權處理,同日午白崇禧已由京飛台。

1947-03-16,第3版

專欄:一年多來美國在華幹了些什麼?(廖蓋隆)
自日本投降後一年多來,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做了些什麼呢?它只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指使和援助蔣介石打內戰。
一年多來,美國以四十億美元的作戰物資與金錢供給了蔣介石。
其中包括飛機一千一百五十架,艦船四百七十一艘,各種車六萬七千輛以及許多坦克、大炮、火箭炮、化學戰具、彈藥等。這些“物資”,已使上百萬中國人在蔣介石發動內戰中喪失其生命!
一年多來,美國拚命裝備、訓練打內戰的蔣介石軍隊。迄最近止,美國已裝備了蔣軍六十四個師、十八個交通總隊、二十個保安團及傘兵大隊,共計八十四萬人。一年多來美國訓練了蔣介石的海、空、步、炮、工、輜、汽車、通訊、傘兵、特務、交通警察、參謀、軍醫、軍需等軍事人員,共計十四萬到十五萬人。美國除訓練蔣軍外,尚有四五千人的軍事顧問團員長留中國。而在蔣介石進攻中國解放區的許多戰役,例如去年一月十七日的盤山之戰役以及二月五日的昌黎虹橋之戰中,直接由美國軍官率領及督戰。
一年多來美國運了蔣軍十四個軍,八個交通總隊,共約五十四萬人,進入打內戰的陣地。
不僅如此,美國還直接參與蔣介石對解放區的進攻,日本投降後美國曾派遣了十一萬的陸上部隊,一百五十架以上的飛機、二百餘艘軍艦,進駐南京、上海、青島、天津、北平、秦皇島等地,幫助蔣介石侵佔這些解放軍所包圍的城市、海港,並侵佔和守駐北寧路。到一九四六年七月止,美軍直接進攻解放區的事件共達三十餘次,出動兵力二千三百人,與其帶領之蔣偽軍合計則為四千八百人。美國飛機對解放區作無數次的襲擾,美國海軍曾侵入煙台海面,以最後通牒迫令解放軍退出煙台。
特別可恥的,就是美國命令日寇幫助蔣介石對受降的解放軍作戰。去年八月日本一投降,麥克阿瑟就命令侵華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投降。馬歇爾、麥克阿瑟還商妥派遣大批日本軍官來華,充作蔣介石內戰軍隊的教練。
一年來,馬歇爾來華對中國內戰作了“調處”,而“調處”的結果是一個全面的空前的大內戰。馬歇爾來華後,違犯停戰令的規定,運了蔣軍九個軍進入內戰的火線,在此前,尚只運了五個軍;馬歇爾來華後裝備了蔣軍二十五個師,並爭取了時間,掩護蔣介石把進攻解放區的軍隊從一百萬人增加到二百萬人。關於馬歇爾“調處”的真相,上海權威的自由主義刊物《週報》曾指出:馬歇爾初來華的任務,是把關內的軍事態勢凍結起來,使蔣介石可以向關外發展。當蔣介石進攻東北時,馬歇爾飛回了美國。馬歇爾再度來華後,對東北內戰則採取“袖手旁觀態度”。直到一八四師在海城起義反對內戰,形勢對蔣介石不利,馬歇爾才恢復了活動。“當宣化店岌岌可危時,馬歇爾沒有說一句話,但當李先念軍衝到襄樊,可能入川入陝之際,馬歇爾就趕快派執行小組來調處阻止了。”
上面這些事實說明了:中國的內戰是美國“援助”出來的,其規模則隨著美國的“調處”而空前擴大起來。英國《新政治家》雜誌說得完全確切:“美國總統實際上成了國民黨軍隊的最高統帥。”
一年多來美國在華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鞏固蔣介石的法西斯獨裁,幫助他蹂躪民主。
首先,美國支持蔣介石大打內戰,本質上即是通過向民主的解放區的進攻來扼死中國的民主。蔣介石在其侵佔區的一切措施證明了:蔣介石內戰的目的就是要破壞解放區的自由土地制度,使封建土地制度復辟,摧毀解放區的民主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實行封建保甲制度與封建買辦官僚資本統制的復辟。一句話,美國要幫助蔣介石窒死新民主中國的胚胎。
美國帝國主義對蔣介石在其統治地區的一切專制黑暗設施給以直接間接的支持。二月間,政協決議墨跡未乾,美國反動派即暗示蔣介石在各地發動反蘇反共的法西斯運動,作為撕毀全部政協決議的藉口,當時情形,正如上海《週報》所記載的:“美國國務卿貝納斯曾適時發表反蘇聲明遙相呼應”。從此以後,就接連爆發千百次摧殘言論及各種民主權利的暴行,一直到支持蔣介石召開其一手包辦的偽“國大”製造偽憲法。美國還重新訓練了萬惡的蔣幫特務。美蔣合辦了“中美合作所”,在各地遍設特務訓練班,其口號為:“以中國式精神,美國式技術,建立德國蓋斯塔波式秘密警察和黨衛軍”。
一年多來,駐華美軍殺害、毆辱我們同胞,強姦我們婦女的暴行,更層出無窮。從一九四五年九月起一年間,僅上海一地,我同胞死傷於美軍暴行者,即達一千八百六十六人,被強姦、侮辱的人數還不在內。
事實說明了:美國乃是推動蔣介石,及和蔣介石一起摧殘中國民主的罪魁。這難道還有疑問嗎?
一年多來美國在華所做的第三件事,就是用各色各樣的辦法侵害中國的主權,變中國為它自己的殖民地。這也就是美帝國主義侵華的總目的,分開來說,就是:
一、根據蔣介石的“同意”美國佔駐了大城市、鐵路與海港,取得了青島等處的海空基地。根據蔣美商約,美國被准許侵入中國全部領空飛行拍影。在十一月四日公開簽訂的《中美商約》中、美國取得了以軍艦侵入並停泊在中國任何海港之權;在十二月二十日簽訂的《中美空軍協定》中,美國又取得了在上海、天津、廣州及“今後隨時同意”的地點,“非交通的”軍事飛行的降落權。因此,美國已把中國的領土、領海、領空主權全部破壞,蔣管中國已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
二、一年來廉價美貨已滾滾傾銷我國。《中美商約》和《空運協定》簽訂後美國商船更可控制中國的通商口岸、海關和貿易,控制海上、陸上和空中的運輸道路和交通事業,摧毀了我國的民族工業。中國已成為美貨的獨佔市場。
三、一年來美已插足並逐步控制了中國的石油、鉛、銻、鎢、錫、電氣、電力、海、陸、空交通事業等等;《中美商約》簽立後,“中國全部領土均對美國工商界開放”(蔣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語),美國便更得以挾其雄厚資本與高度技術,利用我國廉價勞動力,在華直接開礦、設廠。中國已成為美國金融寡頭的獨佔投資場所。
四、美貨以空前規模(去年上半年美對我出超在二億元以上)傾銷我國,經過蔣、宋、陳、孔四大家,在我國逐步建立了從城鎮到僻壤的買辦網,並經過蔣政府所規定的低匯率,以不等價交換剝削中國廣大農民,並逐步迫使中國農業服從其需要。美國農業考察團且已擬定控制中國農產,首先是桐油、羊毛、絲等的“廣大計畫”,並即將實施,實現“農業中國,工業美國”,使中國成為美帝國主義獨佔的原料供應場。
五、經過四十億美元的對蔣借貸,美國已控制了整個蔣政府的金融、財政,扼住了整個蔣管中國的咽喉。
六、戰前美國對我國的領事裁判權,已因駐華美軍,聯總人員之特權,以及中美商事公斷委員會”的設立,而變相復活。美國顧問普遍於蔣政府的各部門;蔣介石軍隊均由美國人訓練並設計及建議戰術計畫………。
一年多以前,杜魯門總統曾經聲明,要使中國成為“獨立”、“和平”、“民主”的國家。但一年多來的事實證明這一聲明是何等虛偽與可恥!去年十二月杜魯門總統卻又重申其一年前的聲明,說要“不干涉中國內政”,要使中國得到“和平”、“民主”。美帝國主義者實在欺人太甚了。今天除非是瘋子,才會相信這一套鬼話!
中國人民經過一年多的教訓,已經深刻瞭解擺在自己面前的新民族危機是何等嚴重,實事證明,中國人民是不可能被征服的,蔣介石加上美國帝國主義並不頂事,一年多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愛國自衛戰爭,已殲滅了大量的賣國賊進犯軍,愛國民主運動與抗蔣民變,已磅礴全國,這證明了中國人民正向勝利前進。
美國當局不改弦易轍,那麼日本帝國主義覆亡,即是前車之鑑。
(轉載一月份解放日報)


1947-03-19,第3版

專欄:響應自治運動台北一度罷課罷市 蔣軍兩師已由上海開往台灣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據日前中央社電訊及滬報透露:台灣省會台北商店曾一度罷市,台灣大學亦曾一度罷課,響應台灣自治運動。台灣蔣記政府對人民自治運動瘋狂鎮壓,台灣各地領袖二百餘人及學生二十餘人已被拘禁,贊同台灣自治主張之台灣旅滬代表在抵台後即失去行動自由,現台大雖被追復課,但到校學生寥寥無幾。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據合眾社上海十三日電稱:國民黨軍兩師已由上海開往台灣,用以鎮壓該省人民自治運動,原定運往內戰前線之若干軍需品,亦改運台灣,各種象徵顯示蔣政府對台民之血腥鎮壓,業已開始。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滬訊:文匯報報導台灣自治運動暴發前夕狀況稱: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到處聽到人民痛苦的呼籲,那些衣衫襤褸的國民黨軍隊到處搶掠,“你的就是我的”,使台灣人民深感失望。國民黨台灣行政長官陳下面的各級官員,多數都是偽滿和汪記屬代的人員,他們的講話都用日語,唯一的政績是苛徵暴斂。人民憤恨到極點,到處張貼“去了惡狼日本鬼,來了惡虎國民黨”等標語。台灣物價暴漲,較一九三七年高百倍,十個人中即有一人挨餓,多數兒童被迫失學,街頭巷尾充滿淒叫賣兒女聲。


1947-03-22,第1版
專欄:解放日報社論

台灣繼續全面抗蔣
民軍控制全省農村
雲南漢夷民變武裝迅速發展
【新華社延安二十九日電】台灣人民刻正繼續全面反抗蔣政府之黑暗統治。據合眾社滬訊,台人駐滬六團體赴京請願代表之一陳碧生,十三日招待記者稱:自蔣軍援軍到達台省後,該省人民武裝從各處山地湧出與蔣軍作戰,民軍控制全省廣大農村,並確實控制台東等三個重要城市,蔣軍現僅據守七個城市。據十三日中央社稱,蔣政府據守之台南、台中、嘉義等城市尚未完全恢復“秩序”,省曾台北及重要港口基隆“戒嚴”迄未解除。台北因交通斷絕物價已較二、二八事件前漲兩倍。據合眾社稱,陳碧生譴責謂:當國民黨增援部隊抵達台省後,陳儀立即自食其已宣佈的一切“改革政治”之諾言,且已開始大批逮捕大學學生、教授及各界領袖(包括省參議員)。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據合眾社上海十七日消息:蔣政府對台灣人民之欺騙政策已遭失敗,許多參加台灣自治運動之台灣青年不顧白崇禧所宣示之所謂“寬大為懷”,相繼進入山中。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重慶新華日報昆明二月四日通訊引昆明報紙消息:各報透露,日前雲南各地漢夷民變武裝有進一步發展。滇南建水縣屬普雄一帶少數民族反抗蔣政府之武裝,去年僅數百人,現達兩千以上。去年年底蔣軍曾大舉“進剿”,並在附近干河壩建立小型機場,用飛機助戰,迄未收效。石屏變民龍永和部原亦數百人,近已發展至六七千人,活動於塔沖一帶。滇西南思茅、普洱間之數百變民隊伍,近來規模愈大,使蔣軍不敢輕易“進剿”。滇西金沙江西南岸山地,原為萬餘夷族武裝之根據地,一月間賓川、鶴慶、鄧川三縣交界處更出現美式裝備之變民一部,連放衝鋒槍示威,使當地團隊不敢出擊。滇東師宗縣城外三、四里地方及縣屬撐腰石附近,自十二月以來多次出現數千或百餘人之變民隊伍。至小部變民的活動,則到處皆是。據各報稱:雲南民變蜂起之原因為蔣介石大量裁遣滇軍,恢復徵兵徵糧暴政,生活慘苦,與極度壓迫少數民族,人民被迫鋌而走險。蔣介石奪取雲南政權之初,僅滇黔路上及滇西時有變民活動,至去冬則蔓延全省各地。


1947-03-22,第1版()
專欄:台灣自治運動

台灣人民和平的自治運動,由於蔣介石政府的武裝大屠殺,迫得起而自衛。到本月八日,已發展成為武裝的鬥爭。台灣人民所組織的二、二八慘案處理委員會通過了《改革台省政治建議案》三十二條,並頒布命令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政務局,其委員由台省各地人民普選產生。同時,又命令接受蔣政府在台灣以“公營”為名的四大家族獨戰企業。八日事變爆發後,蔣介石不但不悔悟,反而加緊其武裝的進攻;開往台灣者有兩個師,即第二十一師與第二十師。蔣介石並派了白崇禧、朱紹良等往台灣指揮。蔣介石的意圖,顯然想把台灣人民的自治運動淹沒在血泊中。
如果略為溫習抗戰勝利以後台灣發展的歷史,就可以知道台灣的自治運動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的所以變成武裝鬥爭,完全是由蔣介石逼出來的。蔣介石對於台灣的統治,其野蠻程度,超過了日本帝國主義。台灣人民在蔣介石法西斯統治之下的生活,比當日本帝國主義的亡國奴還要痛苦。不少訪問過台灣的中外記者,老早就指出了這一點。蔣孔宋陳四大家以劫收和專賣的方法,完全壟斷了台灣的經濟。這批中國封建法西斯對於台灣人民的掠奪如此殘酷,簡直連一線生機也不留給他們。最近由於蔣介石拚命打內戰,在台灣徵兵徵糧,使台灣人民更加求生無路。台灣人民的要求,是極其平凡的,不過是要自治,要廢止專賣制度,要台灣人能在台灣當行政官吏等而已。蔣介石既然說“還政於民”,台灣人民提出如此合理的要求,採取和平的合法的手續以求其實現,有何理由不答應他們?然而,蔣介石竟不但不答應,反以比日本法西斯更殘忍的手段來加以鎮壓。二月二十八日的慘案中,台胞死傷者至少三四千人,其殘暴程度真是曠古未有!蔣介石的所謂“還政於民”,所謂“民主憲法”,在這裡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其純粹欺騙的性質。台灣人民的武裝自衛,因此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義的,是正確的。台灣人民的自治運動在其目的沒有達到以前,是一定不會停止的,欺騙與鎮壓都只能激起台胞更大的憤怒而已。
僅僅為了要求自治,就非武裝鬥爭不可,這不僅台灣的經驗如此,解放區的經驗也是一樣。中共二十餘年的鬥爭,其目的之一,也就是地方自治。在這二十餘年的鬥爭中,我們已經有很充分的爭取自治的經驗來貢獻給全國人民和台灣同胞作為借鑑。
我們要告訴台灣同胞:你們以和平方法爭取自治,和在蔣介石武裝進攻之下採取武裝自衛的手段,我們對此是完全同情的。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解放區軍民必定以自己的奮鬥來聲援你們,幫助你們。
我們要貢獻給台灣同胞以下列幾點經驗,以便台胞的自治運動能達到勝利的目的。
第一、武裝鬥爭既已開始,必須反對妥協,反對出賣。須知對法西斯蔣介石的妥協投降,將使台灣同胞受到蔣介石最殘暴的血洗;任何上層領袖如果主張妥協,那就是叛賣台胞,就應該堅決把它清洗出去,驅逐出去;只要堅決反對妥協,反對出賣,堅持下去,台灣的自治運動就一定會得到勝利。
第二、處理委員會通過的三十二條綱領是好的,應當堅決為其實現而鬥爭。接收蔣政府財產供作自治運動的經費,和建立民主的政務局作為自治機關的初步,這些都是對的。除此以外,應該立即成立軍務局,把武裝的人民組成台灣人民自治的武裝隊伍,把廣大的勞動人民武裝起來,並指揮這些武裝為自衛和爭取自治而奮鬥。由於蔣介石決心向台胞作更大的武裝進攻,因而武裝鬥爭成為極其重要的鬥爭形式,應當很快的把軍務局成立起來,並組織基幹的正規自治軍,掌握在最忠心、最堅決、最有能力的革命者的手裡。
第三、應當立即設法滿足勞苦人民的經濟要求。在城市中把日本人的房屋和蔣家財產分配給工人、農民,組織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組織城市貧民團體及其武裝;在鄉村要滿足農民的經濟要求,如減租減息、耕者有其田和把農民組織起來。滿足勞苦大眾的要求,並把他們組織起來,自治運動才真正有了力量,自治的綱領也才會實現,這就是真正切實的照顧了各階層的利益。如果不這樣做,以照顧各階層利益為藉口來阻礙勞苦大眾的發動,則運動就沒有力量,就會有失敗的可能,因而就無法去照顧各階層利益,實際上乃是叛賣了全體台胞的利益。
第四、為了使自治運動取得勝利,必須有堅強的政治團體來做領導,這個團體對自治運動的敵人能堅強不屈的鬥爭?對於敵人派在自治運動中的內奸能夠加以識別和肅清。參加自治運動的台灣各黨派、各團體和個人,應當團結在為自治而堅決奮鬥的陣線中,這個陣線中所有的黨派,都應當互相團結,互相幫助,並且大家得到自己的發展,使這個共同的陣線成為自治運動中堅強的核心。這個陣線應該公開出來指導自治運動,以免自治運動的領導機關被動搖分子所出賣,或被反動派的內奸所篡奪。必須時時警惕自治運動內部的叛賣是比外面的敵人更凶惡的敵人。
第五、必須立即訓練大批的幹部派到各地方去,派到城市和農村中去領導武裝,領導政務工作,領導群眾運動和領導經濟工作,訓練得愈多愈快愈好,派出得愈普遍愈好。台灣人民的文化程度是比較高的,這是一個便利的條件,可以一開始就從勞苦人民中多訓練出幹部來。
第六、蔣介石對於台灣自治運動的方針是加以猛烈的鎮壓;在不久的將來,這個運動的中心由大城市轉到小城市和鄉村中去是不可免的。要迅速在蔣軍鞭長莫及的地方,派出重要的領導人員和大批幹部去建立自治運動的根據地,把接收的資材送到這些地方去的,並適當的分散開來,建設起長期支持自治運動財政經濟基礎,把這裡的人民武裝起來,組織起來,堅決的採取步驟滿足這裡勞苦人民的經濟要求。大城市及其周圍,將來蔣軍來後,不可免的將成為戰場,該處的工作應當以此為著眼點。
中國解放區有無數經驗可以供獻給台灣同胞,上述的幾點是當前對於台胞最重要的。台灣的自治運動無疑的還會經過許多曲折,但是它一定勝利,而且時間是不會很久的。蔣介石決心以武裝進攻來反對台灣的自治運動,但是他的兵力已經非常枯竭。現在調往台灣的兩個師,是原來駐在台灣而後來調去參加內戰的,其二十師是在徐州戰場,那裡蔣軍從十二月下旬以來,一連被殲五個整師(或軍)十六個整旅(或師),正在痛感兵力不足;二十一師戰鬥力薄弱,其新七旅已被全部殲滅。兩個師一共只有三萬八千人,只要台胞採取堅決的立場,這些兵力決無辦法鎮壓燃燒全台灣的自治運動。蔣介石再要加派兵力到台灣去是不可能的了,相反的,如果蔣管區各地都有自治運動和民主運動,解放區戰場再打幾個勝仗,蔣介石的兵力將更感不足,對於台胞的壓力就會減輕。因此,台灣同胞的自治運動是一定勝利,而且不久就會勝利的。中國共產黨人熱烈讚揚台胞的英雄奮鬥,而且預祝台胞的光榮勝利!(三月十九日)

二二八:改良與革命的歧路

從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並在有限的資本主義化過程中誕生了台灣近代社會運動以來,台灣的社會運動大致上可以歸納為兩條路線,一是畏懼社會革命的改良路線,另一則是斥責改良不可能改變任何現狀的社會革命路線。改良主義路線是1920年代台灣誕生社會運動以來的主流,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則是這一主流的代表。請願運動者認為,只要能爭取在日本帝國的統治之下實現台灣的自治,並以台灣議會作為台灣的民意機關,就可以使台灣人民的權益得到保障,並使台灣通過「自治」而拒絕日本帝國任何齊一性的統治。 繼續閱讀 二二八:改良與革命的歧路

詹志芳:我記憶中的梅[益]伯伯

我是1950年出生的,父親吳克泰當時看了話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小說由梅益所譯],深深地被保爾的堅韌精神所感動,於是全然不顧我是一個女孩,決定我以後的名字就叫保爾。當他把這個決定告訴梅伯伯時,梅伯伯說:“小說沒有提保爾的父親。”他的意思很清楚,既然書裡沒提到保爾的父親,便不能肯定保爾的名字一定是他父親為他取的,所以父親的做法在書裡是找不到根據的。更何況保爾後來成為英雄,同他當初被取名保爾不能說有任何一點因果關係。可是,梅伯伯的婉言規勸沒有起到絲毫作用,根本動搖不了父親要長女成為保爾的決心。保爾終於成了我的名字。 繼續閱讀 詹志芳:我記憶中的梅[益]伯伯

莊志霞:無敵的美麗——懷念著名日語播音員陳真

陳真案:陳真,本名陳蕙貞。1932年6月生於日本東京,是陳文彬和何灼華之女,籍貫臺灣高雄,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後,隨父母回臺灣,14歲時發表日文小說《流浪的小羊》,描述一個臺灣人家在異國飄零的遭遇,小說出版後引來香港記者採訪她。1948年秋隨母親經香港赴祖國大陸,與先期到達的父親團聚,1949年16歲進「北平新華廣播電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前身)從事對日廣播工作,1973年擔任對日漢語廣播講座主講人,1988年兼任中央電視臺《星期日日語節目》主持人,她標準的發音,甜美的音色,深受廣大中日聽觀眾的喜愛,她編寫和主持的廣播、電視節目多次獲獎,1985年被評為首批譯審,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89年被聘為北京大學漢語教學中心兼職教授,1991年至2000年應聘在日本NHK主持漢語講座節目。2005年1月4日在京病逝,享年73歲。

陳真的父親陳文彬是著名台灣抗日運動家。曾任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台盟中央候補中央委員,1904年4月生於台灣高雄崗山縣燕巢村,曾留學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畢業後任教於上海復旦大學和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在日本東京參與籌備成立“台灣同鄉會”和“旅日華僑總會”工作並被選為會長,1946年返台任教於台灣大學文學院和台灣師範學院同時任《人民導報》主編,後任台北建國中學校長,1947年參加二·二八起義遭國民黨通緝撤職被捕入獄、《人民導報》社被查封,1947年5月由建國中學學生家長保釋出獄,l949年5月由台灣經香港抵達天津,l950年至1962年任教於人民大學國文教研室並在文字改革委員會從事文字改革工作,1962年8月任商務印書館編審,1982年11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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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治運動 :《解放日報》1947/3/20社論

台灣人民和平的自治運動,由於蔣介石政府的武裝大屠殺,迫得起而自衛,到本月八日已發展成為武裝的鬥爭。台灣人民所組織的“二·二八慘案處理委員會”通過了“改革台省政治建議案”三十二條,並頒布命令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政務局,其委員由台省各地人民普選產生,同時又命令接收蔣政府在台灣以“公營”為名的四大家族獨占企業。

八日事變爆發後,蔣介石不但不悔悟,反而加緊其武裝的進攻,開往台灣共有兩個師,即第二十一師與第二十師。蔣介石並派了白崇禧、朱紹良等往台灣指揮。蔣介石的意圖,顯然想把台灣人民的自治運動淹沒在血泊中。 繼續閱讀 台灣自治運動 :《解放日報》1947/3/20社論

吳克泰:一條曲折前進的認同之路(藍博洲)

  日本教育的歧視
一九二五年,我出生於日據下宜蘭鄉下的農家。公學校畢業後,我即到臺北報考二中。儘管我在公學校的成績非常不錯,但我卻連考兩年都落榜。當時,父親雖然有意讓我繼續升學,但看這情形也不得不告訴我說:「今年如果再考不上,你就別再考了。」
在當時,臺北二中是唯一讓一般臺灣人子弟就讀的中學,學生原本都是臺灣人:但後來卻有三分之一的名額留給日本小孩;而那些會到二中就讀的日人小孩,大體士都是成績較差、考不上一中的人。因此,為了方便這些日人小孩,入學考試的考題完全取自日人小學的教課書。然而,在日本帝國「差別待遇」的教育政策下,日人小學與臺灣人公學校所使用的是兩種不同的教課書;這樣,對臺灣人小孩而言,在入學考試時一定要吃虧的。
我搞清楚了這種狀況之後,便買了日人小學的教課書,重頭學習。在強烈的升學慾之下,我每天都勤讀到第二次雞啼時才敢上床睡覺。通過這一年的努力,我終於考進臺北二中了。那年是一九三九年。
  民族意識的覺醒
在二中的第一次考試,我在全年級一百五十個當中,排名第三;後來,我還曾經進步到第一名。那些日本學生的成續都很差,可他們在學校裹頭一個個都是一副耀武揚威的姿態,我們臺灣人學生經常被他們欺負;此外,學校的日人老師對待我們也是極盡歧視、辱罵之極。有一次,我就被我的日本法西斯老師狠狠地毒打了一頓。
首先,為了響應小林總督「臺灣志願兵」制度的實施,那個日本老師要作為副班長(班長是日本人)的我起帶頭作用,然而,當班上許多同學都已簽了名時,我卻還沒有簽。接著,為了配合推動臺灣人改換日本姓名的「皇民化運動」,這個法西斯老師也要我加入「改姓名」的行列,但我卻藉口家產繁多,有山、有林、有田地……等(其實我家是一無所有),改了名將非常麻煩而不願「改姓名」。因為這前後兩次都拒絕響應日本帝國的政策,而且我又是班上的副班長,這樣的行為,他們認為會不利於日本政策推行的作用。這個法西斯的日本人老師於是就氣急敗壞地向我身上拳打腳踢,並且一邊大聲罵道:「支那人,回去支那!」當時,忍著痛挨打的我就在心裹告訴自己:「我本來就是中國人,我當然要回中國去!」 那個日本人老師整整打了我有一個鐘頭之久。放學回家時,當我從學校走到樺山的天橋上時,我把帽子脫下來,用手一摸,這才發現整個頭都腫得起包了。當下,我即委屈得掉下淚來,並且自誓日後一定要到大陸,參加抗日戰爭。
  大屯山上的呼喊
我之所以會想到大陸參加抗日戰爭,蔣碧玉與鍾浩東等人的行動起了決定性的啟示作用。在二中時,我認識了低我一級的、蔣碧玉的弟弟戴傳李(蔣碧玉的生父姓戴),因為家裹窮,我平常都吃得不好,因此常常到戴家打打牙祭。久了以後,戴傳李的父親戴旺枝先生也和我熟了。有一次,我去的時候,他正在看照片簿;看我進來,他就把我叫到一旁,指著蔣碧玉的照片告訴我說:「這是我的二女兒,她已經到大陸參加抗日戰爭了。」
通過戴先生的敘述,我才知道殖民統治下的臺灣青年竟然也有人回到祖國大陸,參加抗日戰爭的行列;因此有了起而效法之意。
除此之外,我還在那本照片簿上看到蔣渭水先生出殯時的照片,照片上送葬的人很多,寫著 「工友總聯盟」……的各種旗幟在空中迎風招揚。因為我是鄉下小孩,對世事渾然不知;因此我並不知道誰是蔣渭水 ?也不知道他做過什麼事 ?戴先生於是給我講述蔣渭水及其領導的抗日運動事蹟:這樣,我才知道蔣渭水這個人;並且知道了臺灣這塊土地上曾經有過無數的先輩付出了他們的青春、血汗,為臺灣人民的幸福而勇敢地與日本殖民統治者鬥爭。這樣的認識更堅定了我回大陸抗日的心願。
我於是改變了學習的態度,從此不太計較在二中的成績;只管自己用功讀書,準備考臺北高等學校。我計劃高等學校畢業後即奔赴大陸,參加抗戰。
依照當時的學制,中學要唸五年。但我唸完二中四年級時,即以同等學歷越級考上臺北高校文科。在高校期間,我念念不忘大陸抗戰的事。記得,有一次,我曾經和幾個同學爬上大屯山,想要瞭望大陸;儘管看不到對岸,我們還是站在山頭上,大聲地呼喊著:「祖國啊!我們臺灣人是這麼悽慘,你聽得到我們的呼喊嗎 ?」
  高校時期的交遊
高校時代,我終於有機會閱讀到孫逸仙先生的《三民主義》。在二中時,我在蔣碧玉生父家的客廳第一次看到孫先生的畫像,同時,通過戴先生的介紹,我知道蔣渭水先生是中山先生忠實的信徒;從那時候起,我對「三民主義」的學說也感到興趣。當時,正值中日戰爭爆發不久,我只知道蔣介石與孫先生創立的國民黨正領導全國人民抗日:我不曾聽過中國還有一個共產黨,事實上報紙也沒有報導過它的活動。我的父親也許以前也接觸過「三民主義」的思想,因此他會跟我提到他所知道約有關孫先生的革命事蹟,其中「倫敦蒙難記」的故事,印象尤其深刻。
因為這樣,有一天,當我在日報上看到蔣介石與宋美齡合照的新聞圖片時,我即剪下來寄給在宜蘭鄉下的父親,誰知父親竟因這份剪報而被當地的日警抓去偵訊。在這之前,父親已經有兩次被捕坐牢的經歷了。第一次是在我唸公學校時,他因為喝醉酒打當地的警察主任(日本人)而被關了廿九天;後來,我知道父親其實是「藉酒裝瘋」。第二次則在我唸二中的初期,因為家裹一直沒寄學費來,我熬不過學校的催討就寫信回去問,這樣,我才知道父親又被日警抓去關了。當時,日帝硬要鄉人們種甘蔗,但因為沒飯吃,大家都要種稻。我父親就起來帶頭「反對日帝強迫種蔗」:父親因此而第二度坐牢。
因為有這樣那樣的對祖國的感情,所以當學校來了幾名廣州留學生時(當時日本已佔領廣州),我心理上就把他們當成是自己的同胞,感覺很親,因此就主動與他們交朋友。後來,汪精衛政府也派來十幾個留學生。有一次,我到他們的宿舍 —興亞寮—找他們聊天。就在那裹,我第一次見到郭琇琮,當時,他正在帝大醫科唸書,已經會講北京話了:雖然我聽不懂他用北京話和那些留學生談話的內容,但是郭琇琮給我的第一印象卻是個熱情、精明、腦子好、囗才好的人。此外,通過這些留學生,我也認識了當時正就讀於臺北商校的雷燦南。雷燦南到過我的宿舍幾次,我們談得很投機。有一天,他邀我到淡水他家玩。他家經營米店的生意,我看到他在生意忙不過來時便暫停我們的談話,扛起米袋就去送米。當時,我對他的舉動感到非常感動。畢竟,以當時的眼光來看,一個高商的學生也是個屬於上流社會的知識份子,可是他卻可以撂下這個身份,像個普通工人似地,扛起米來就送。雷燦南的父母很疼他。那天晚上,他們還把我留下來吃飯。吃過飯,他就帶我到樓上房間看他的書。我看到,他的書中凡是提到「支那」或「支那語」、「支那人」的字眼,統統都被他塗掉改為「中國」或「中國語」、「中國人」了;甚至連書的封面,他也同樣處理。
「你要是被發現的話怎麼辦 ?」我不禁替他擔心。
「這沒什麼好怕的。」他笑一笑,然後回答我:「我正準備著回大陸參加抗戰呢!」
然而,不久後,雷燦南、郭琇琮等即因為日警的大檢舉而入獄:雷燦南並且在日警的嚴厲拷打下拒不吐實而犧牲了。我則因為還末涉入當時的學生組織而倖免於難,可是這個事件卻使我奔赴大陸的決心提早實施。
  為了抗日到上海
除了郭琇琮、雷燦南等數以千百計的青年學生被捕的事件刺激之外,我之所以在高校還末畢業(三年的學制我只唸了一年餘)即決定到大陸的另一個動機是,臺灣總督府已經開始實施徵兵制度了,而我恰恰是頭一批被徵的對象。我想,與其被抓去當日本兵跟美國拚命,倒不如回祖國跟日本人拚!因此,我找到一條到上海的門路之後即棄學而走。那時已是一九四四年了。
臨行前,戴傳李特地為我送行。他告訴我,到了上海可以先去找蔣渭水的二公子蔣時欽,然後再去找蕭道應的丈人,這樣,也許可以打聽到碧玉姐他們一行五人的下落。
到了上海,我即按址找到蔣時欽的住處,但不巧的是,他人到南京正好不在。一段時日後,蔣時欽從南京回上海了,他就帶我去找蕭道應的丈人,同他打聽鍾浩東等人的訊息。
「我也不知道他們現在人走到那裹了?」他說,然後反問我們:「你們有他們的消息嗎?」我們只好失望地告辭了。
這之後,我即在上海的這裏那裹四處浪盪,尋找到重慶抗戰區的路。當時,我仍然只知道國民黨,一心一意要找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可是,我在上海不但沒有任何社會關係,而且連一張身分證也沒有;相對的,日軍的關卡卻到處都是;因此,儘管我每天鄱在研究地圖,尋找到重慶的路,卻一步也走不出來。還好,上海還有個蔣時欽在;這段期間,他不但在生活上照顧我:透過他給我看的魯迅等左翼進步作家的書,我的思想認識不知不覺地也起了深刻的變化。
  終戰以後的變奏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三天後,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當時,上海的報紙都不敢據實報導這個新聞,因而大家只知投下的是特殊的炸彈。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這時,大家都知道日本一定會倒的!到了十一日,透過短波收音機,上海市民知道日本已經準備投降了,整個上海都已經沸騰起來了。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終於透過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了。
當時,我怎麼也沒想到戰爭會那麼快就結束。到上海前,我已經透過一個朋友的日文剪報看過「開羅宣言」的內容。現在,日本戰敗了,臺灣自然要回歸祖國懷抱:我雖然沒有機會參與到抗戰的行列,但我的願望已經達成了,所以我還是歡欣鼓舞地迎接勝利的來臨。
不久,我所盼望的國民黨來了。但我沒想到國民黨竟會那麼糟糕!我看到那些接收的官員竟搶著發國難財,過著花天酒地的墮落生活。同時,我還看到許多原屬汪精衛政權的漢奸,花錢買通後,搖身一變又是國民黨的官員。
我在上海所看到的這樣那樣的怪現象,讓我對國民黨感到非常失望!理想中的國民黨竟是自己所看到的這樣不堪,那麼中國的未來要怎麼辦昵 ?我為此而苦悶地思考著。然而,我不死心,我告訴我自己:我當初是為了理想而來上海的,我不能因為這樣就回臺灣,我總要在這裹多看、多學習,才能更瞭解中國!於是,我白天到復旦大學讀書;晚上則在一家日本人辦的《改造日報》 打工。這個報紙是針對當時在上海的日僑辦的日文教育報紙。在報館,我看到一些進步的書籍、報刊、電訊。這樣,我才慢慢地理解:中國除了國民黨外,還有一股強大的民主勢力;同時,通過蔣時欽給我看的斯諾的《西行漫記》,我才知道原來中國還有個共產黨,以及他們「長征」的歷史。也因此,我才知道原來中國有兩個,一個是舊中國、一個是新中國;一個是獨裁、一個是民主。從此,我的思想即有了決定性的轉變了。
  為了改造回臺灣
一九四六年二一月,我回到臺灣。
回臺灣前,上海與昆明兩地的學生已經起來搞「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學生運動了;我所讀的復旦大學也受到這種影響,學生分成兩派,從互相辯論到打起群架。與此同時,我從許多先回臺灣再來上海的人那裏聽到國民黨在臺灣「劫收」的慘狀;另外也通過報紙看到臺灣從「歡天喜地」–>「花天酒地」–>「黑天暗地」到「哭天叫地」的變化過程。這些訊息讓我非常生氣。我心裏想:像臺灣這麼好的地方,如果好好治理一定是個寶島的!因此,我就決定回臺灣從事社會運動。
回臺後,我先進入臺大醫學院就讀。
日據時代原是三年制的臺北高校,後來不知為什麼改為兩年制,我在高校唸了年餘,因而也算畢業了。畢業後,我的學籍在臺灣帝大的醫學部,戰後改為臺大醫學院,因此,我在父親同意 後即到臺大醫學院復學。在醫學院,我只去讀了兩天。因為想到以後每天都要解剖屍體,而且教授在黑板上寫得滿滿的拉丁文學名都要記下來,我就擔心:「這下可糟了!如果把這些都記下來的話,我怎麼還有時間搞社會運動呢!」於是我就轉到文學院。
那時,日本人學生都走光了,幾乎沒有什麼臺灣學生(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教育政策使然),因此不能成班。當時,郭婉容比我早回臺灣,在那裏等著開班;後來,彭明敏等人也回來了;我們商量後即決定向當時的校長陸志鴻先生交涉。因為當中只有我懂北京話,因此就由我作代表前去交涉;之後陸志鴻即答應為我們幾個設一個特別班。特別班的師資有日本人與臺灣人教授;但因為語言不通的關係而沒有外省籍的教授。
  臺大學生兼記者
因為家裹的經濟條件不好,所以除了唸書以外,我也同時在新聞界工作。最早,我是透過蔣時欽的介紹到《民報》;雖然它是一份為臺灣人民說話的報紙,但卻看不出明確的編輯方針,感覺上還是保守的,因此,待了一個月就離開;轉到《人民導報》。當時,發行人已經是王添燈了,社長宋斐如、總編輯是蘇新,其他比我早進去的記者還有呂赫若、周青……等,基本上是一個相當進步的報紙,不管我寫什麼、怎麼寫,總編輯都會刊登。記得,當日據時代彰化二林蔗農爭議事件的主角李應章醫師從上海回來時,我還特地前去採訪他,並且寫了一篇《毋忘二林蔗農事件》的報導,引起一定的迴響!此外,王添燈與林日高在省參議會與國民黨鬥爭的議事實況,我都詳盡報導了。
一直到四六年年底,我才又從《人民導報》轉到《中外日報》。在這段期間,我還從頭參與了《自由報》的籌備工作。《自由報》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份開始籌備的,蘇新、王白淵、徐淵琛、蔣時欽、孫萬枝、周慶安、蕭來福、潘欽信等人,還有我,就編輯方針、經費、發行諸事多次開會討論,多半在王白淵和蘇新家中。籌備開始不久,蔡子民回來也參加了。後來決定以《自由報》為名,經費由王添燈負擔,蔡子民掛名總編,實際上是蕭來福。九月份出刊以後,很受到青年學生歡迎。但國民黨很不滿意,幾次申請登記,名字更換了好幾個───《自由報》、《臺北自由報》、《青年自由報》都不正式批准。
《中外日報》在一九四七年一月試辦了一個月,二月一日正式發刊。首先是省參議員林宗賢(板橋林本源家族)和台灣紙業公司經理鄭文蔚合資,後來王添燈也入股,並介紹徐淵琛、陳本江、周肯和我幾個工作人員進去。《自由報》的朋友幫忙寫很多稿,但是,鄭文蔚很害怕,不肯登,報社因而常常吵架,言論也搖搖擺擺的。不久,二.二八事件就發生了。事件發生後,報社裹大部分外省人都跑了,沒人管,我們就把蘇新請來當總編輯。蘇新自王添燈筆禍事件後,離開《人民導報》到文化協進會,和王白淵一起編《臺灣文化》。
  終戰以後的學運
戰後不久,「臺灣學生聯盟」就組織起來,主要的人物是士林人郭琇琮。抗戰中曾到廈門,學會了普通話,回士林組織「協志社」,史明、潘淵靜、何斌等都參加了,舉辦一些醫學、文化、攝影、鄉土的展覽會,表面上不帶有政治色彩。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雨港基隆爆發了戰後以來第一次的學生運動。為了紀念「五.四」運動,基隆中學的學生上街遊行,但卻受到當地警察、特務的毆打、逮捕。因此,當地的省參議員顏欽賢便透過名律師陳逸松找到學生聯盟領導幹部之一的我,要求我動員學生到正在開第一次大會的省參議會抗議,要求當局查辦、放人。
五月十一日,正當省參議會將要閉會時,顏欽賢議員忽然緊急動議,要求警務處長和基隆警察局長臨席參議會,說明基隆學生「五.四遊行毆打事件」。接著,由連震東秘書長宣讀臺北巿各校學生代表遞交的關於該事件的請願書,結果議決派顏欽賢、林日高、劉傳來、林連宗等參議員前往基隆調查,據其結果再決定參議會的態度。
這場規模不大的事件,基本上可說是正式拉開了戰後臺灣學生運動的歷史序幕。第二次則是抗議日本流氓迫害僑民的東京澀谷事件。
規模最大的一次則是沈崇事件。臺北的大陸籍學生先起來活動,但因人少力量很小,開始時本省學生因不了解而持觀望態度,後來經過我在中間溝通,雙方便合起來,在一月九日(一九四七年)組織了一萬多人的示威遊行。運動的主題則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與「反對美帝干涉中國內政」。遊行時,因為大家只會唱《義勇軍進行曲》這首抗戰歌,所以遊行隊伍從頭到尾都沿街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通過這次的示威遊行,臺灣的學生運動終於和國內大陸的學生運動合流了。
這場「一.九」反美示威遊行後不久,二.二八事件就爆發了;原先參與幾次學運的學生們都紛紛投入戰鬥的隊伍。
  二二八的導火線
「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是由一群國民黨的緝私人員對一個婦女菸販林江邁的暴行而點燃起來的。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一群國民黨的「緝私」人員,包括省專賣局的「緝私」科員傅學通、葉德根等六人與警察大隊警察四人,乘一輛卡車去淡水港一帶取締「走私」。臺灣和大陸同屬一個國家,彼此商品流通是正常的國內貿易,毫無走私可言。可是,國民黨以穩定臺灣經濟為名,承襲日本帝國主義衣缽,實行煙、酒、樟腦的專賣制度,壟斷國內貿易,設立貿易局、專賣局和緝私機構,專門取締「走私」。他們以專賣、緝私為名而行貪污舞弊之實,百姓無不痛之恨之。這天,這群緝私人員茌淡水一帶毫無所獲,空手而歸,老羞成怒之餘,竟向煙攤小販耍起威風來。這天天黑不久,他們把卡車開到圓環附近延平北路天馬茶室前面,一下車就衝向在茶室前廊設攤叫賣香煙的林江邁老大娘,凶狠地搗毀了煙攤,搶走了老大娘賴以餬囗的所有香煙和現款,老大娘抱住緝私人員苦苦哀求發還香煙和現款,至少把專賣局製的香煙發還給她。這一帶是鬧市區,很快有很多人圍攏過來替老大娘說情。緝私人員不但不肯,反而用槍托重擊林江邁頭部,林大娘血濺滿地,昏厥過去,在旁的小女兒哇地哭了起來。過路群眾見此暴行,義憤填膺,忍無可忍,即赤手空拳與緝私人員搏鬥。傳學通等緝私人員見勢不妙,拔腳向永樂町(今西寧北路)方向逃去,邊跑邊向追來的群眾開槍,打死了在自宅樓下觀看的民眾陳文溪。群眾更加氣憤,繼續追下去,誓將凶手逮捕嚴懲。凶手最後跑進中山堂旁邊的警察局躲藏起來。憤怒的群眾不斷從延平北路方面追過來,包圍了警察局。這大約是晚上九時左右。
  現場目擊與報導
當時,我是臺北《中外日報》記者。我在回報館編輯部的路上,遇上了追捕凶手的群眾,即參加了進去。群眾團團圍住了警察局,幾次衝進警察局長的辦公室,要求交出凶手加以嚴辦。警察局長驚恐萬狀,支吾其詞,拖延時間。後來又說凶手已經交給憲兵隊了,群眾立即包圍了附近的憲兵隊,並派代表進去交涉,要求交出凶手加以嚴辦。憲兵隊始終沒有負責人出來,不肯將凶手交出。群眾抑制不住對國民黨暴政的怒火,緊緊包圍著憲兵隊,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我在那裏遇上了同報記者周青,便同他商量寫一篇報導趕發出去。周肯從事件一開始就在場,由他寫前半段,我寫後半段即群眾包圍警察局和憲兵隊部分。報導寫完後,採訪主任、副社長兼總編不敢發。經過一番爭執之後,印刷廠的工人出來說話了,他們說,如果這篇報導不發,就要把印刷廠燒了。這才把報導發了出去。第二天一早,報紙發到全臺北巿並發往全省各地,被搶購一空。
稿子發排以後,我和周青又回到了憲兵隊。同時帶去了該報專員、新聞界前輩徐淵琛(五0 年代犧牲)和由北京回臺的文化人陳本江(聽說後來長期被關押、出獄後病故)。這天夜裹下著濛濛細雨,天氣相當冷,但是上千名群眾一直包圍著憲兵隊,呼囗號要求交出凶手。我們也同群眾一起堅持到天亮。
  跟隨群眾的腳步
二月二十八日,在細雨薄霧中,天剛朦朧亮,我就發現穿著黑色制服、帶著長槍的長長一隊警察,從西面的鐵路線上由南向北緩緩移動。我一看就知道,這是曾在省參議會上受到攻擊的警察大隊。省警務處長曾大言不慚地聲言,設立警蔡大隊的目的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曾在《人民導報》上用大字標題予以揭露過。現在,這個鎮壓人民的機器終於開動起來向群眾反包圍過來了。我告訴群眾立即向相反的方向散開。找他隨即離開憲兵隊,回去休息。這大約是清晨六時左右。
  一九四七,二二八
早晨,大約八點多鐘的時候,我被一片嘈雜聲驚醒。走出大街一看,到處是憤怒的人群、囗號聲、鑼鼓聲響成一片,整個臺北巿沸騰起來了,自然形成了總罷工、總罷課、總罷巿。醞釀已久的火山終於大爆發了。任何個人,任何組織都不可能在這麼短短約兩小時內動員這麼多的群眾, 這完全是群眾自發的。國民黨說這是「奸黨及少數野心分子有計畫有組織地煽動起來的」,完全是一派胡言。
群眾首先把憤怒集中到肇事的專賣機構,砸爛了重慶南路的專賣(批發)公司。我趕到那裹的時候,馬路上人山人海,一堆堆香煙和鈔票扔在馬路中間燃燒。大街上和火車站廣場上,國民黨大官坐的小轎車東一輛西一輛地車底朝天在燃燒。 這時,大部分群眾已經湧向省長官公署(事件後改為省政府)請願。長官公署的衛兵從屋頂上用機槍猛烈掃射,當場有幾名群眾被打死,數十名群眾被打傷。這是對群眾的憤怒火上加油。國民黨在臺灣的最高行政機構長官公署的,這一嚴重挑釁把事態進一步擴大了。被激怒的群眾分成了幾路,一路湧向小南門的專賣局,一路湧向新公園開群眾大會,並通過廣播電臺向全臺灣廣播了事件的真相,號召全省人民起來同國民黨政府鬥爭。全省各地群眾聽到消息後紛紛響應。
當天下午,國民黨宣布戒嚴。我和許多群眾一樣,都不知道已經戒嚴,繼續向市中心的新臺公司前進。
天剛黑下來,國民黨就利用戒嚴令在巿內到處射殺過路行人。我路過新臺公司前面就遇到一批便衣警察瘋狂射殺群眾的場面,我急忙躲進一家醫院才得倖免。 第二天下午,一隊憲兵分乘幾輛卡車向聚集在鐵路局前面的群眾猛烈掃射,當場打死了數十人。當時,我在延平北路看到死難烈士的遺體被裝在卡車上運走,慘不忍睹。
  兩條戰線的鬥爭
三月一日起,臺北的「二‧二八」鬥爭在兩條戰線上進行。一條戰線是在行政長官同意下,以地方士紳如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參政員、省巿參議員為主,以及部份群眾代表參加組成的「處理委員會」。其中許多人是站在國民黨立場的,或是妥協性很強的;軍統、中統的特務也混在裹面。他們整天在中山堂開會,會場很亂,顯然解決不了什麼問題。最糟糕的是,國民黨利用這個委員會強行作出了把維持治安的工作交給軍統特務成立「忠義服務隊」的決定。他們利用流氓,拉攏一部分天真的學生,整天坐卡車在街上「巡邏」。最後,這批流氓都成了劊子手,被他們利用的學生都被集體屠殺了。國民黨誣指「暴徒八日夜晚襲擊圓山據點」,實際就是對這批無辜學生的大屠殺。
一直代表民意同國民黨鬥爭的省參議員王添燈先生也參加了「處理委員會」。他一如既往,利用這個公開講壇,不顧個人安危,為人民說話,爭取作出對人民有利的決議。他主持起草約三十二條要求,是代表民意的。在這三十二條通過之後,國民黨又利用特務和流氓起哄,強行追加了十條,其中有些條款是和前面約二一十二條重覆的,有些是矛盾的,最壞的是加入了「本省人之戰犯及漢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無條件釋放」這一條。這成了國民黨進行血腥鎮壓的藉囗。
各地的「地方處理委員會」的情形大體也與臺北市的情形類似。
另一條戰線是準備武裝鬥爭的群眾。他們看到「處理委員會」的妥協性和複雜性,看到國民黨一再的挑釁和屠殺,紛紛自動組織起來,進行武裝鬥爭。
  臺北的武裝計劃
臺北缺乏武器,國民黨的兵力又比較集中,武裝蜂起比較不容易。這時候,中共在臺地下黨的領導人如廖瑞發、季中志………等便站在群眾中間,領導和組織他們發動武裝進攻。找他參加了其中的一部分工作,白天聯絡、組織群眾;晚上收聽各地廣播,編印「廣播快報」,報導各地人民鬥爭的消息。我從廣播中聽到臺中、嘉義、高雄的武裝鬥爭組織得比較好,其中地下黨負責人之一張志忠(五0年代犧牲)指揮的嘉義最有組織,連家庭婦女、女學生都組織起來,進行救護傷員、送水送飯等工作。
臺北的武裝蜂起計畫在三月五日午夜發動。然而,因為發動而被國民黨所察覺,工人、農民、學生的隊伍又極度缺乏武器彈藥,而且同烏來的山地同胞的聯繫也出了問題,因此武裝蜂起的計畫沒有落實。為了發動第二次進攻,我們又投入了緊張的準備工作。一直到國民黨軍開始大屠殺的第二天,即三月九日早上,我們還召集學生代表開會,準備鬥爭到底,終因大批國民黨援軍開到,全臺北市實行戒嚴,一片白色恐怖,無法行動而告結束。全省各地的武裝鬥爭也因為未能統一指揮、彼此密切配合,最後都歸於失敗了。
  慘絕人寰的屠殺
事件發生後,臺灣的國民黨軍方就發電報要求南京火速派兵前往鎮壓。蔣介石在三月二一日清晨以前就發密令從江蘇調兩個師,從福州調一個憲兵團趕赴臺灣鎮壓。援兵到來以前,陳儀囗頭上對「處理委員會」的要求百依百順,但到了鎮壓大軍開到前夕(三月七日晚),眼看緩兵之計已經成功,就露出凶相,把「處理委員會」的要求全盤推翻了。
三月八日傍晚,從基隆登陸的國民黨軍開進了臺北,見人就開槍射殺,無數的行人倒在血泊中。當時,我同周青在延平北路,趕忙躲進一家商店,才倖免於難。血腥的大屠殺持續了四、五天,臺北市一片白色恐怖,變成了一座死城。大屠殺過後,我才往家裹走。馬路上到處是蓋著蓆子的屍體。不僅是臺北,凡是「國軍」所到之處都進行了大屠殺。基隆、高雄的屠殺之殘忍更是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連許多婦女、兒童都在他們的刀槍下喪生。許多社會活動家如參議員王添燈、《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民報》社長林茂生、「王添燈筆禍事件」的辯護律師林瑞端、甚至不聞政治的醫學博士施江南等許多人都遭到了暗殺。被捕的人數更是不計其數。這一次大屠殺和大逮捕,同一九五0年前後對成千上萬臺灣進步人士的屠殺和長期的關押,乃至七九年的高雄事件,給臺灣人民的心靈造成了極大的創傷。
  官逼民反的事件
我認為「二‧二八」事件完全是貪污腐敗的國民黨政府逼出來的,是官逼民反。這和當時大陸上國民黨統治區各地風起雲湧的大小民變性質完全一樣,只不過是臺灣「二.二八」事件來勢更加迅猛,從省會開始,幾天之內便迅速擴大到全省,規模大大超過其他地方罷了。至於「暴亂」的罪名,是安不到臺灣人民的頭上的。 此外,也有一部份人說,「二十二八」事件是省籍之間的矛盾所引起的。然而,只要冷靜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發現,「二‧二八」所表現的並不是省籍之間的矛盾,而是不分省籍的廣大人民同國民黨封建法西斯的階級矛盾。不可否認地,事件開始的頭一天,臺北街頭憤怒的群眾不但動手打了坐小汽車的國民黨大官,也誤打了一部份無辜的中下級公務員等外省同胞。但這只是事件開始的一陣子,因一時難於分辨好人壞人所致;畢竟他們的臉上也沒有寫明誰是貪官污吏?誰不是?再說,這種現象也是自發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初起時所難以避免的。大部份人很快就發現這個錯誤,起來予以糾正。臺灣民主聯盟就明確地公開指出,要保護無辜的外省同胞,把矛頭集中到一小撮國民黨統治者。
  省籍矛盾的謬說
實際上,後來有許多外省籍的教員、知識份子、學生、商人、中下級公務員都受到了保護。當時,率領新中國劇團的數十名團員在臺北演出的歐陽予倩先生,住在臺北火車站對面的旅館裹,事件發生後,有一批群眾聽說有外省人住在那裹,就前去要同他們算賬。歐陽先生從容不迫地走出來向群眾發表演說,說明新中國劇團的來意,並表示完全支持臺灣人民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的鬥爭。群眾聽了以後連連讚許,把歐陽先生一行很好地保護起來。據我所知,在事件中有不少外省籍同胞用各種形式支援了臺灣人民的鬥爭,也有人直接參加了鬥爭。
相反地,一小撮臺灣人中的敗類如劉啟光、林頂立、許德輝等軍統、中統特務,一開始就對 眾的鬥爭多方進行破壞,最後還參加了對臺灣人民的大屠殺。
我們不能忘記在大屠殺中被迫害的還有《大明報》發行人艾潞先生。參加過黃花崗起義的老國民黨上海某報記者鮑世傑先生。以及日據時代就受聘前往臺北帝國大學任教,一九四四年因參加郭琇琮等青年學生的反日活動而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光復後才出獄,並且留下來同臺灣人民生活在一起,並沒有進行什麼活動,祗因不同國民黨合作就被暗殺的北京人徐征。其他被捕的外省同胞就更多了。
  人民的中心要求
「二‧二八」起義的中心要求集中地體現在王添燈先生主持起草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七條,軍事方面條款三條,根本處理方案二十二條)。這三十二條除了事變的善後處理、避免事態擴大條款外,其中心要求是廢除國民欺在臺灣的腐敗專制統治,實行地方自治,實現孫中山先生建國大綱的理想,保障人民的各項自由權利、保障人民生活。蔣渭水先生次子蔣時欽先生參與組織的臺灣青年自治聯盟也在綱領中要求臺灣實行高度自治,實施省長、縣市長民選。臺灣民主聯盟發表 的兩篇文告雖然文字很短,但鮮明地表達了臺灣人民的共同要求和願望,其中寫道:「我們要求政治上的徹底改革,要求實現民主政治,這是我們決鬥的目標,我們是漢民族,應該和全國被獨裁一黨專政所壓迫的同胞攙起手來,要和國內同胞精誠團結,打倒惡劣腐敗政治,…共同爭取民主政治,…要求廢除長官制度,在臺先實行憲政,並予省自治。」這些要求並不是事件開始後才苦心想出來的,而是民心早已有之。二月二十八日一早,群眾砸爛專賣公司的時候,就從旁邊的屋頂下樹下來兩條大字標語:「打倒陳儀獨裁政權,建立臺省民主政府」,完全說明了這一點。
臺灣人民在「二十二八」事件中提出的政治要求可以歸納為「民主、自治」四個字。這是完全正義的,合情合理的,完全符合一九四五年國共兩黨的雙十協定和一九四六年初國共兩黨和其他各黨派共同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這些要求中哪一條是屬於叛國的?「叛國」的罪名實在安不到「二‧二八」頭上。
在「二.二八」事件中,心懷叵測的人有沒有呢 ?有的,那就是美國駐臺領事卡爾。當時臺北群眾苦於沒有武器,國民黨兵力又集中於臺北。卡爾認為有機可乘,四處伸出觸角,說可以在六小時內從馬尼拉用快艇運送武器到淡水。他派人去問王添燈先生要不要。王添燈大義凜然地說,「二‧二八」事件是內政問題,不容外國干涉,把他頂回去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卡爾到處碰壁,其陰謀終末得逞。
也有人說,臺灣人民在「二.二八」事變中要求「臺灣獨立」,國民黨也說有人提出「聯合國托管」。這是毫無根據的。「二.二八」事件中,我始終在臺北,從未聽見看見這種主張。後來,找到了基隆、宜蘭、桃園、臺中、員林、嘉義、臺南、高雄、屏東的城鄉許多地方,也從沒有聽說過這種主張。這種主張的開山鼻祖是廖文毅、廖文奎兄弟。「二.二八」事件中,他們根本沒有在臺灣,沒有參加「二.二八」鬥爭。廖文毅兄弟提出「聯合國托管」是後來到了香港以後的事,提出「臺獨」更是五十年代初到了日本以後的事。由此可見,「托管」、「臺獨」同「二.二八」事件扯不上任何關係。
  身分認同的轉變
「二‧二八」事件的積極參加者,一部分在國民黨軍的屠刀下犧牲了。那些倖存下來的青年學生與社會菁英,並沒有被白色恐怖所嚇到,他們一方面已經對白色的祖國徹底失望了,另一方面他們也通過在「二‧二八」當中的鬥爭,認識到了日據以來臺灣左翼運動的前輩們英勇獻身的精祌和光榮的犧牲,因而在曾經失落一時的認同上找到新的階級、民族的認同;因此,以郭琇琮為典型的臺灣青年,在「二.二八」之後的白色恐怖當中,紛紛加入了蔡前領導的中共地下黨,為整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繼續奮鬥。但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後,集中了全國各系統的特務,全力搜捕地下黨,破壞了地下黨的組織。一九五0年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國民黨重新取得美國的支持後,針對這些被捕者,有的處以槍決、有的則關在火燒島等地的監獄中。 地下黨組織破壞後,在得不到外援的極其艱難條件下,仍然堅持了五年之久。另外,在「二.二八」當中暴露的近百名起義參加者,或者流亡到上海,或者從香港到了大陸。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各地起義的重要領導人。他們包括謝雪紅、林良才、蘇新、潘欽信、蕭來福、王萬得、楊克煌、李喬松、王天強、李碩楷等人。他們大都參加了事變後在香港成立的「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繼承「二‧二八」的精神,為臺灣的民主、自治,實現臺灣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而繼續奮鬥。
我個人也於事變後的第二個月,到了上海。回想起來,一九四四年第一次到上海,是為了抗日而尋找國民黨的;但不到三年,我卻因為國民黨的通緝而第二次來上海:並且從此不得歸鄉!

來自北京景山東街西老胡同的歷史見證:戰後台灣學運領袖陳炳基的腳蹤(藍博洲)

  殖民地的孩子

因為祖父是個漢醫,家裹特別重視民族意識的教育,從小,我就知道我們陳家的原鄉是福建晉江南門外十五都的福全鄉。我們兄弟這一輩算是來臺第七代了。 繼續閱讀 來自北京景山東街西老胡同的歷史見證:戰後台灣學運領袖陳炳基的腳蹤(藍博洲)

「二二八」七十年特集

郭沫若〈還要警惕著不流血的「二二八」!〉

在蔣朝管治下早遲會有「二二八」慘史發生,本是意料中事,但慘得那樣酷烈,卻是出人意料之外。「殘民以逞」那樣的暴君德政,在今天的蔣朝,真可算家常茶飯了。

故在今天誰都可以預言,蔣朝不搞垮,「二二八」慘史不僅要再發生於台灣,而且要普及於全國。上海的殺人頭子吳國楨之流不是已經奉命對人民「格殺勿論」,各地農村不是早經恢復三光政策實行「並村」嗎?蔣朝覆亡在即,它是會加緊瘋狂地倒行逆施的。

但用殘殺手段或許可以駭退一些神經衰弱者,中國的老百姓卻是兩千多年前就號稱為「民不畏死」,流血的「二二八」只有增加老百姓的憤恨而已,並不足怕。我倒有些擔心著另外的一種手段,而是美帝國主義一向所慣用的「必先予之」的那一種。

今天的台灣是帝國主義所公開表明要攫取的地方,它已處心積慮想把台灣弄成為菲律賓第二。美帝奴化菲律賓的高明手段是有目共睹的,它為了使菲律賓成為控制南太平洋,踏上亞洲大陸的墊腳石,數十年間差不多一直是「予」而不「取」,而在今天不是連「獨立」雅號都已公然賜予了嗎?

中國人是重情誼的。受了美國的賜予,像北大校長胡適之流都正死心塌地的感恩懷德準備做中國的羅哈斯,誰能說我的擔心是出於神經過敏呢?分明是美帝的侵略,而在人們的口頭筆下不是都習慣地在使用著「援華」的字樣嗎?

因此,我要向台灣同胞和全中國的同胞忠告:我們不僅要紀念著流血的「二二八」,還要警惕著天天是不流血的「二二八」!(二月十七日)

《華商報》1948年2月28日

李霽野〈臺灣「二二八」起義點滴〉

一天下午,我們請的臺灣女工驚慌失措,指手畫腳,向我們說了一大片閩南話。我們不懂得她說的是什麼意思,只從她的神氣猜想,出了什麼滔天大禍了。她情急生智,先用手比畫我們兩個孩子的高矮,又做出用力拍打的手勢,我們想也許上小學還未回來的孩子被臺灣的孩子打傷了吧。

我對妻說:「我出去看看吧!」妻要同去,我勸阻她。她點點頭。讓我一個人出去了。

  街上亂哄哄的。常有一堆堆的人激動地談論什麼事。當然我也不知道他們談些什麼。

我走到孩子們所上的小學校,情況倒還平靜的.一位內地去的老師知道我來接孩子,告訴我說,只聽說一個賣紙煙的女攤販引起一點風波,街上有打內地人的事,把孩子接回去避避也好。我便一手拉著一個孩子,仍然從大街上走著回去。成堆的激動著談話的人偶然看看我們,也並不理會。

事情的真相我毫不知道,我便繞點道去找一個朋友。怕她萬一受到干擾,不如到我家去暫避,一面去打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家對面有一位臺灣同胞,是在天文臺工作的,我們同他和他的父親有點頭之交。我想就近問問他倒也方便,他們很客氣地接待我。寒暄幾句,便略知發生的事情真相了:臺灣的煙酒仿日本人的專賣辦法,是一件很大的斂財之術,有專門的緝私隊防止私販私賣。有一個女攤販,據說是販賣私煙的,被查獲後煙被沒收.在引起的風波中有人受傷甚至死亡,因而引起了臺灣人民的公憤,傳說也有毆打內地人的事。但他們說,臺灣人民絕對不仇恨內地同胞,這次事是緝私隊殘暴引起的,說臺灣人恨打內地人是惡意的宣傳,萬不要相信。他們說,你們若不放心,可以請到我家裡暫住。我謝謝他們便告辭了。

我們比較安了心。那位朋友要回家,我們也沒有勉強勸留。我們想,事態或者不致大發展,風波幾天也許就會平息了吧。

晚問先有零星的槍聲,離得也較遠,不一會兒槍聲越來越密,離我們也越來越近了。我們想,臺北人民可能同國民黨軍隊發生了衝突,事態可能要擴大。

臺灣省編譯館派人口頭通知:館中人員都安全.這幾天內先不外出,以免遇到意外的事。但事件的性質如何,我們還是蒙在鼓裡的。白天還不斷有槍聲,但不如夜間密。

傍晚我們見到一群人喧鬧著闖進附近一家去。以後聽說打了人,砸了家具,又有人宣傳是臺灣人打內地人。後來聽師範學院的人說,被打的是管總務的人,學生打他是因為他平常太刻薄,引起公憤,借機報復而已,同事件並無聯繫。

大概第三天,我見到李何林。他說他見到離編譯館不太遠的地方有群眾集會,有人在臺上激昂慷慨演說,群眾常常呼震耳欲聾的口號,顯然是一次有組織的抗議機會。他聽不懂全部的話。但知道與攤販私煙問題有關。他正在聽得入神,一位臺灣同胞勸他離開會場,以免引起誤會,並說明這是抗議國民黨軍隊暴行集會,什麼臺灣人仇視毆打內地人全是胡說。

一兩天後。一位共產黨地下黨員學生才告訴我,這是一次抗擊國民黨苛政的臺灣人民起義,攤販私煙只是導火線。他並說起義的風暴已經遍及全省,有些行政機關已經被起義人民佔領了。

我們也從報紙上看到消息,起義人民代表被邀同國民黨當局開會協商解決辦法.我們擔心臺灣人民會被騙上當,因為報上公佈的條件太開明寬大了。

臺北表面上安靜了幾天,但幾天後就形勢大變,聽說有人被捕被殺,街上也多處可以看見屍體橫陳。國民黨已經用飛機運來軍隊,大屠殺在全省各地開始,「二二八」臺灣人民的起義,幾天內就被殘酷鎮壓下去了。犧牲的人數不確知,因為我以後見到的集中材料所統計的數字不一樣,不過總在萬人以上吧。

接陳誠下手的是魏道明,據說第一道命令就是解除臺灣省編譯館,館長是許季茀,他在「二二八」起義周年前不久就被國民黨殺害了。

1986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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