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炳基

來自北京景山東街西老胡同的歷史見證:戰後台灣學運領袖陳炳基的腳蹤(藍博洲)

  殖民地的孩子

因為祖父是個漢醫,家裹特別重視民族意識的教育,從小,我就知道我們陳家的原鄉是福建晉江南門外十五都的福全鄉。我們兄弟這一輩算是來臺第七代了。
父親從小就在一家日本人經營的布店做伙計,一面學習經商,一面賺錢貼補家用。這樣做了幾十年後,他便以一生的積蓄與幾個親戚在延平路七段大稻埕合夥開了一家商號「瑞發」的布店。那時候,我已經是老松公學校五年級的學生了:中國本土的對日抗戰也才開始不久。從此以後,家裹的經濟情況稍微好轉,生活基本還過得去,母親也不必每天揹著弟弟去幫人家洗衣服來補貼家用了。然而,郅了大戰末期,家裹的布店即因為臺灣總督府實施經濟統治而關閉了。從此,家境再次陷入艱苦的困境中。
我在臺北二中求學的時期,正是家道逐漸中落的時候。就當時的教育狀況來說,除了少數家境富裕的臺灣人子弟(如郭琇琮)例外,臺北一中根本就是日本人子弟才能就讀的學校。一般的臺灣人子弟,儘管成績再好,也只能到臺北二中就讀。當時,臺北二中每學年招收三班,一百五十個新生:大部份都是臺灣人子弟,偶爾也有少數考不上一中的日本學生進來,他們的程度當然比不上我們了。學校當時還按照入學考的成績分為甲、乙、丙三班,當然日人子弟都集中在甲班。起初,我也被分發到甲班,並且成績始終保持在前五名。
當時,日本帝國的法西斯教育偏重於勞動服務與軍事訓練:同時,在「差別待遇」的教育歧視下,臺灣人學生時常被日本人學生欺侮。我因為心懷反感,經常與日本的流氓學生打架,替同學打抱不平。因此,我除了在學校努力練習劍道之外,下了課還自己練習拳擊。有一次,我被班上七、八個日本學生圍毆。我不甘就此善罷,於是到訓導處申訴、抗議,開展合法的鬥爭。然而,訓導處並沒有因此懲處那些日本學生,只是把我從甲班調到乙班。
在乙班,我很快結識了幾個好朋友,他們是:王志旭(王桂榮之兄)、王子英、黃雨生及郭宗清等。有一次,冬天上體育課時,我們幾個無故被日籍體育老師惡性體罰,在寒風下,他罰我們跑步、罰跪、無所不能。因為這樣,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嚴重的傷害;並且因此而思考起在殖民統治下臺灣人民的出路。學校的功課從此就逐漸荒廢了。

  青年思漢事件

然而,就當時整個臺灣的反日社會運動而言,自從一九三一年臺灣共產黨被破壞以後,白色恐怖遍及全島,二O年代以來,以「文化協會」為中心而開展起來的臺灣抗日的文化啟蒙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也已經逐一被日帝打壓下來。即使是一心一意向日帝叩請「改革地方自治制度」的地方資產階級政客所組的右派團體—「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也因為主觀力量的薄弱,以及不被人民群眾支持而自動瓦解。
另一方面,日本帝國對臺灣的殖民政策也隨著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侵華政策而進行所謂的「皇民化運動」。它的第一步就是廢止漢文:一切學校、商業機關都不准使用漢文;同時,臺灣各報章雜誌的漢文版也一律撤廢。相應於「漢文撤廢」,它也同時強迫進行所謂的「國語普及運動」。
更粗暴的是,它不但禁止民間傳統的戲劇、音樂的演出,也禁止傳授傳統武術,更對民間傳統的宗教祭祀加以禁止和限制。
在這樣的時代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教育的臺灣青少年,果真日後被教育成「皇民意識發揚之一代」的話,也不是什麼教人意外之事吧!然而,在這樣的「皇民化運動」下,能夠自覺地萌生民族意識,進而尋找一條抗日之路的臺灣青少年,毋寧說是更加難得的吧!
儘管客觀的歷史條件是那樣地嚴苛,臺灣本土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又已經被打壓下來了,但殖民地下的臺灣青年仍然在缺乏領導與組織的狀態下,經常發動零星分散的、各自作戰的反日鬥爭。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日本統治當局發表的「臺北二中反日思漢事件」,就是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
事件的主角是我們臺北二中的四名學長:李沛霖(一九七六年因三省堂事件而再度入獄)、林水旺(與其父、母一家人皆於五O年代白色恐怖時繫獄)顏永賢及楊友川。
據日本當局的說法,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臺北二中的兩名臺灣學生李沛霖和楊友川,在臺北市建成町二丁目二番地道路上,無故對鐵道部見習塗工巿塚元克挑釁,先是訊問他:「你是不是日本內地人?」
他回答說:「是。」
於是李沛霖就用拳頭毆打元克,楊友川則以所攜短刀砍傷元克的腰部,並刺傷他的右大腿;因而使其住院治療三個禮拜。
因為這次的鬥毆事件,日本特高才發覺在臺北二中有一部份臺灣學生,因為受到年初時日本內地勃發的所謂「二.二六事件」的影響,而共謀組織以「臺灣脫離日本」為目的的秘密結社。
同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李沛霖、顏永賢、楊友川及其他同學,大約共十人,在太平町國昌食堂舉行結社成立典禮。會中議決:「茲依革命手段將臺灣脫離日本國統治之下,樹立以排除日本於臺灣的統治權,變革日本國體為目的的秘密結社組織——列星會。」同時決定以「排斥日本人」為當前的行動方針,因此要常常與日本人打架,以「訓練鬥志、武力」。
「六.一七」日本始政紀念日之後,同校的臺灣學生林水旺,因為閱讀臺灣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者的領袖林獻堂,以其在上海時「失言」中華民國為祖國,而在臺中的始政紀念典禮上被日本政治流氓毆辱的新聞紀事;因而非常同情林獻堂,並且「思慕中華民國為祖國,懇望臺灣復歸於中國。」他於是與李沛霖、顏永賢、楊友川三人共謀,決意組織以「在中華民國援助下,臺灣脫離日本帝國的統治,復歸中華民國」為目的的結社,並且作成組織草案,內定社名為「中國急進青年黨」。
然而,這個急進組織還來不及成立,就因為傷害巿塚的事件,而與「列星會」一齊被檢舉。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預審終結,李沛霖、楊友川以違反治安維持法及傷害,林水旺、顏永賢則依違反治安維持法,各裁定有罪,付予公判。四月三十日,在禁止旁聽的情況下,在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合議部由宮原裁判長宣判:
李沛霖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林水旺、顏永賢和楊友川三名,各處有期徒刑三年。未決拘留的二百四十日算入。
這個事件,對臺北二中的臺灣學生而言,無疑是上了反日、愛國的一課。也因此,許多學長如林如堉、雷燦南、李蒼降……等熱血的臺灣青年,終於也在日本帝國皇民化運動高壓的時代下,找到一條抗日救國的路—畢業後渡海回大陸,投入祖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統一戰線。
就我而言,我是通過二中高一級的學長唐志堂(一九五O年十月十四日,與基隆中學校長鐘浩東同時犧牲。)才知道這段前輩們的鬥爭史的!我也一樣,通過這個事件的啟迪而找到了一條前行的路。

  謝娥反日事件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中美英三頭會議在開羅舉行,確定「日本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是三國共同對日作戰的目的之一。為此,唐志堂特地來找我討論。我們兩個談得很投機,一致認為:「依據開羅會議的聯合公報,終戰後,臺灣即可以回歸祖國懷抱,那時,我們即可出頭天,當一等公民了。」
因為這樣,我們決定投入實際的反法西斯戰爭的行列,貢獻我們個人的力量來加速勝利的來臨。我們於是找來郭宗清、黃雨生及臺北工業學校的劉英昌,並通過劉英昌而認識了留日歸來的外科女醫生謝娥;她告訴我們她之所以學外科,是因為她一直抱有回大陸為負傷的戰士服務的志願。這樣,我們六個人即開始為回祖國參加抗日行列的計劃而經常密談。
謝娥認為,我們沒有必要通通到大陸去抗日,畢竟島內的工作還是要有人做。當時,美軍正計劃登陸臺灣,因此,美國的潛水艦經常在臺灣近海出沒。我們沒有異議的採納了謝娥的意見。同時,因為唐志堂與劉英昌即將畢業而被日本徵去當兵,因而決定他們兩人一畢業即偷渡大陸。此外,我們還討論了一旦盟軍登陸時,我們該如何響應的問題。劉英昌是學工的,因此就負責搞炸藥;謝娥是醫生,所以建議在日人飲用的自來水中放毒。
一九四四年春天,唐志堂和劉英昌畢業了,謝娥即提供一筆錢,讓他們從新竹海邊偷渡大陸。我們原本以為他們兩人已經偷渡了,但沒想到,他們卻因為有人密報而被捕了。後來,我們才知道,日警的逮捕是從郭宗清展開的,線索是他在謝娥家的牆上題了一首反日的漢詩而遭人檢舉。郭宗清被捕後,日警便以他誘捕了謝娥,我們來不及逃就陸續被捕了。除了我們六人以外,還有二中的一些同學如王志旭、王子英、傅賴會、謝全益……等也受到牽連;總共有十來個人被捕。
被捕以後,我因為不肯回答審訊而遭到慘酷的拷打。他們一直逼問我:「為什麼要反日?」
我不得不回答時就避免說是基於民族意識而反抗,只說是不滿於學校的日臺人差別待遇而反抗;這樣,我才避過一頓狠過一頓的毒打。
這次的檢舉是在五月時分,光是臺北地區的青年學生,除了我們這個事件之外,還有雷燦南、李蒼降及臺大的蔡忠恕、郭琇琮等的反日事件。一時之間,監獄人滿為患。我們這個案,除了謝娥、唐志堂、劉英昌三人已有實際行動而被處刑較重之外,我和其他人都因為未成年而判「起訴猶疑」,關了兩個來月就出來了。以後,只要有人放出來,我們這些先出獄者一定去接他們。謝娥、唐志堂、郭琇琮、李蒼降他們一直要到光復以後才出獄;其中蔡忠恕和雷燦南卻不幸先後死於獄中。

  臺灣學生聯盟

日帝對臺灣青年學生的大檢舉反而提供了我們擴大串聯與團結的條件。在獄中,我不但認識了同年入獄的郭琇琮、李蒼降等人,而且通過他們而認識了一九三七年反日事件的學長林水旺等人。
終戰後,我們這些坐過日本牢的臺灣青年很自然地又聚在一起了。我們計劃搞一個「學生聯盟」,每天在往雙蓮座路囗的蓬萊婦產科前舉行演講會,就「脫離日治、迎接祖國」的主題,向一般青年學生及市民演講。當時,郭琇琮等人還沒有出獄,所以主要由我和林水旺兩人主持。除此之外,我們還到臺北二中懲罰那些平時歧視、虐待臺灣學生的日本老師。我們在二中門囗召開學生大學,要這些日本老師面對國旗向臺灣學生道歉。
一九四五年約九月五日,日據時代臺灣農民組合的中堅分子,因為日警的通緝而逃亡大陸參加抗戰的張士德,以國民黨上校軍官的身份,回臺籌劃成立國民黨三青團臺灣區團。為了拉攏當時臺灣的青年學生,他於是親自到臺北監獄的牢房裛,把學生領袖郭琇琮接出來。
張士德當然知道郭琇琮對臺灣知識青年有很大的號召力,因而極力想拉攏他。但郭琇琮對實際的政冶權力並沒有什麼野心,因此就以學業未完來拒絕他。
儘管這樣,戰後臺灣第一個自發性的學生組織-- 「臺灣學生聯盟」,很快地就以郭琇琮為中心,經過幾次的學生幹部會議之後,於十月初在中山堂正式成立。而原來各校的組織則改為該聯盟的支部。
「臺灣學生聯盟」組成以後,隨即積極主辦以「脫離日治、迎接祖國」為主題的宣傳、演講及教育等活動。從十月五日「前進指揮所」的接收官員抵臺,經十月十日臺灣光復後的第一次國慶,到十月廿五日陳儀主持的受降典禮:「臺灣學生聯盟」也與其他的人民團體一般,抱著「歡天喜地」的心情熱烈的迎接、慶祝。
一般而言,臺灣學生由於長期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和對外界的封鎖,政治思想比較落後。所以「臺灣學生聯盟」成立以後,也面臨了領導者之中進步學生較少的困境。後來一個時期,聯盟便為反動派所乘,接受了「御用紳士」的領導,反對進步思想、排斥進步學生,造成運動進程上的許多障礙。
十一月十七日,陳儀公佈了所謂「人民團體組織臨時辦法」,命令所有的人民團體自即日起停止活動。「臺灣學生聯盟」的組織於是順勢解散。但是,通過這一次的結盟,戰後臺灣的學生運動也形成了一定的基礎與影響。以郭琇琮為主的,日據末期以來的進步學生,也隨著日後臺灣社會矛盾的深化,逐步形成一股進步的力量。

  三青團

臺灣光復後,全省各地一片祖國熱,大大小小都認真地學習國語和三民主義。但是,對於大陸的國共鬥爭,或者是蔣介石的法西斯統治,大部份的臺灣人民都不清楚;因此,許多青年都誤認「三青團」是真正實行三民主義的青年組織而加入了。通過謝娥的引介,我和唐志堂、李蒼降及劉英昌也都加入了「三青團臺北分團」的籌備工作。籌委會的主任是名律師陳逸松。組織部長是林日高,林日高是舊臺共。其他參加三青團的舊臺共還有潘欽信、蕭來福及王萬德(在新竹)等。謝娥則負責主持婦女股。謝娥在延平路開業;民社黨的謝漢儒等常到他家走動,當她競選臺北巿參議員時,我還幫她的忙。
當時,我因為年紀輕,所以並沒有到三青團參與實際的工作,雖然這樣,我還是常到三青團找李蒼降、唐志堂、劉英昌他們。然而,隨著陳儀接收政權在政治、經濟、財政、社會等方面的種種惡政,國民黨的真面目也暴露出來了。四六年三月廿九日,我們以三青團的名義在臺北公會堂搞慶祝活動。之後,三青團臺北區團部的書記長佘陽卻把我們四人叫去訓話。
「臺北區團是共產黨的一個根據地,」佘陽嚇唬我們說:「你們年紀輕,不懂政治,可千萬不要被共匪利用啊!」
當時,我們一致認為在這樣的客觀狀況下繼續待在三青團也做不了什麼事,因此決定離開三青團。我們於是一起去找謝娥,向她表明了我們的想法與決定,同時也試著說服她要堅持站在民眾的立場,離開三青團。但謝娥並沒有接受我們的意見,我們即從此分道揚鑣了。
離開三青團後,李蒼降便在他叔父李友邦的引介下到杭州中學學習;唐志堂則回汐止老家當個小學教員;劉英昌仍然暫時留在三青團,以免因為四人同時離開而引人注意;我自己則於同年六月考進法商學院(後來改制為臺大法學院),繼續唸書。

  澀谷事件

我之所以決定進入法商學院,主要有兩個目的。第一,確保往後的工作。出獄後,我因為一直沒有工資的收入,過得是勉強吃稀粥的生活;這對往後的工作而言,畢竟是一個隱憂。第二,鑽研馬克思主義。「政治救國」的想法是我逐漸成熟的人生觀,然而,因為對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的失望,我必須找尋新的思想出路,因此,我在思想上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為什麼我會相信馬克思主義呢?這也有兩個因素。首先,是在三青團走動的那段日子裏,我所接觸到的那些抗日的老臺共們,無形之中給了我不同於一般政客的身教;後來,我又在書攤上買到了一些用日語寫的、關於臺共在日據時代的鬥爭史;這樣,對於這些人及其信仰與鬥爭,我自然有了起而效尤的想望了。然後,通過反覆地閱讀河上肇的《貧乏物語》,我對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也有了基本的認識,我覺得馬克思主義很有道理,因此就想進學校好好鑽研它。
進了法商學院後,通過李蒼降從杭州寄來的雜誌如《觀察》、《文萃》……等的啟蒙,我對大陸上國共鬥爭的狀況也才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其中,陸定一的《美國的戰略陰謀》揭露了美國想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帝國主義本質:我因此也才知道反美的必要性。
這一年的七月十九日晚上,在日本東京的澀谷區附近,發生了一起日本警官與臺籍華僑的毆打事件。結果,有兩個臺灣人死亡,十四人以上受傷;並且被美軍國際法庭起訴。廿一日,臺灣的報紙刊出了這則新聞。
當我看到有關「澀谷事件」的新聞報導後,我立即以法商學院學生自治委員會主委的身份,在校園內張貼寫有「抗議美帝迫害華僑!」「抗議美帝扶植右派勢力!」及「反對美帝的戰略陰謀」等字眼的大字報;並且以「法商學院學生自治委員會」的名義,對外散發一份《告全省同胞書》的反美傳單。
這項行動立即在社會上與校園裹發生反響。臺大醫學院畢業後任職於衛生署的郭琇琮,與同時在《人民報導》兼任記者的吳克泰,立即跑來找我,商討如何共同推動這項運動。

  一二.一二反美示威

到了十二月,當國際法庭的判決確定,這些臺籍華僑被判驅逐出境。我們三個以及原來學生聯盟在各校的領導人,於是決定在十二月十二日,舉行一場反美的學生大遊行。在這之間,因為劉英昌還在三青團,我們就利用三青團的名義,到各校發表抗議演講:並且動員各校的學生參加示威遊行。
沒想到,遊行前一天,我們卻上了政治建設協會主席──蔣渭州的當。因為經費短缺的關係,我們就想利用蔣渭州的錢來印傳單。我們找他幫忙,他也馬上一囗答應:但第二天,當我們拿到印好的傳單時,這才發現上頭竟然加印了「政治建設協會」的頭銜;我們原想利用政客沒想到卸反而被人利用了。
遊行的當天早上,所有學生隊伍先在中山堂集合,舉行大會。因為參與的 眾及各種政治團體很多,大會很快就從單純的學生大會發展為市民大會。大會主持人是三青團的劉英昌。在大會上,我們還請了林茂生博士來演講。後來,蔣渭川、呂博雄、郭國基等政客邽抓著麥克風不放,甚至到用搶的地步了,我看情形不對,就在臺下動員其他學生,把他們三個噓下臺。
當大會結束,準備上街遊行時,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已經派了憲兵在各路囗,不讓示威遊行的學生與民眾隊伍前行。堅持之後,我們還是突破封鎖,前往美國帝國主義駐臺領事館,遞交抗議書,在高喊囗號之後,我們又轉往長官公署,遞交抗議書,批判長官公署推展「媚美外交」、「不敢吭聲」!然後才結束這次的示威遊行。
事件後,三青團主任李友邦便派人通知我和劉英昌,說警備司令部準備要抓我們兩個。但李友邦為什麼會知道這件事呢?那是因為警備司令部有、一份給三青團臺灣區團部書記長余陽的電報:這份電報被李友邦的一個秘書── 一個十六、七歲左右,姓馬的年輕人──收到;他馬上就譯出電報密碼的內容是要抓我們兩個:因此,他在把這份電報交給佘陽以前就先交給李友邦。從此以後,劉英昌就離開了三青團。我們也暫時隱匿了一段時日。

  一.九反美抗暴遊行

正當臺灣學生「一二.一二」反美示威遊行才結束,十二月廿四日,在北京發生了美軍皮爾遜強暴北大女生沈崇的事件。一時之間,全國各地的學生便展開了一場波瀾壯潤的「反美抗暴運動」。
沈崇事件發生時,因為學校正舉行期末考試,而且知道自己已被警備司令部列入「黑名單」,所以,我並沒有馬上在學校裹活動。然而,通過正在杭州高中就讀的李蒼降寄來的民主黨派的雜誌,我對大陸學生的運動狀況也非常清楚。因此,當臺大學生為此而召開會議畤,我還是冒險應邀前往。當天的會議由吳克泰主持,最後決議在一月九日舉行一場反美的集會、遊行。國民黨知道我們的計劃後,立刻通知各校,不准學生參加這次遊行。我自己也被學校訓導處一名姓張的特務叫去訓了一頓,他警告我不要參加這次遊行;可我並沒有理會他,而且特地跑去找臺北市參議員黃朝生的太太──臺北女中的校長陳招治女士,要她幫忙動員學生。
一月八日晚上,各校代表在延平大學開行前會議。由於警備司令部已經放出要鎮壓的風聲,大家的壓力都很大。儘管這樣,當天晚上,除了臺北醫學院以考試為由而反對之外,所有的人都決定九號的計劃一定要執行。會中並決定出臺大學生自治會主席周自強(外省人)當總指揮:臺大學生丁某和臺電總經理的兒子劉登民等負責表演活動;我則負責動員和傳單;同時也編組了維持秩序的學生糾察隊。
會議結束後,我和吳克泰立刻到老台共廖瑞發開設的三民印刷所印製傳單,然後聯絡家裹開運輸行的表弟準備一輛小卡車和一面大鼓,同時動員一些發傳單的學生:當天晚上,我就在王添仃的《自由報》過夜。
第二天一早,我即趕到北門。我的表弟已經依約弄了輛卡車和大鼓,帶著幾名學生在那裹等我。我們於是往中山公園(今新公園)的方向沿街前進。我們一面散發傳單,一面擊鼓號召。當我們發完傳單趕到集合地點時,已經快到九點的集合時間了,但是廣場上的學生仍然寥寥無幾,到場的特務反而比較多。我們於是又分頭到各校動員。當我到公園附近的成功中學時,學校正在開朝會,我於是要求姓柯的校長讓我上司令臺講話,但他不讓我上去,我就不管他,自己跳上去,抓了麥克風就講。因為我是成功中學的前身臺北二中畢業的,再加上一直都在搞學生運動,大部份的學生都認識我:因此,當我講完話後,成功中學的學生就紛紛湧向中山公園廣場。然後,我又趕到建國中學,沿著教室敲鑼宣傳,立刻就有很多學生跟著湧到中山公園廣場。
當大會開始時,長官公署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即出面制止,他一再向學生強調說:「蘇聯有多壞、多壞,同學們千萬不能被人利用來反美!」我於是就在學生隊伍中帶頭喊:「滾!滾下來!」學生們也跟著我喊而把他噓下臺。
大會結束後,隨即由臺大的丁姓同學指揮,上街遊行。學生們井然有序地高舉由臺大的外省學生準備的寫有抗議囗號的旌旗,一路高唱抗戰歌曲《義勇軍進行曲》(因為當時臺灣學生只會唱這首國語的愛國歌曲),一路高喊:「Good bye, U.S. Army!」、「美軍滾出去!」「中國兒女不可侮!」……等囗號。

當遊行隊伍回到中山公園,臺大學生推我上臺講話時,我便當場呼籲:「立刻組織全省性的學生聯盟!」這樣,原先因為「語主言隔閡」而互相陌生的外省學生與本地學生,已經通過這次的反美學運而團結起來了。

  二.二八事件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七點多,專賣局的六名武裝查緝人員,在臺北延平路三段囗「天馬茶房」附近,蠻橫強奪女菸販林江邁的全部貨款,並且揮起槍托猛擊跪地求饒的林江邁,使得她頭破血流昏倒在地。當時,我正在事變現場斜對面,一家由臺北市參議員駱水源的妻子開的順榮行店內看報紙,一聽到事情發生的消息,我就立刻趕到現場。這時候,這夥惡棍已經被過往的群眾圍住。憤怒的指責、咒罵、呼打聲四起。這夥惡棍看到情勢不妙就衝破包圍,跑進位於十字路囗的一家冰淇淋店──「光」,然後把門反鎖。數百名群眾馬上又團團圍住「光」冰淇淋店的小屋,怒吼聲震天價響。我於是和憤怒的群眾衝進店裹去揪惡棍,但過道狹窄,小屋前只能藏站幾個人,打不開房門,千來名武裝警察趕到,擋在店門前面,不讓我們上前。在他們掩護下,惡棍從後門溜走,沿著延平路向北逃跑,並回頭開槍打死了緊追在後的群眾陳文溪,最後躲藏在警察署北局。群眾見打死無辜,更是怒氣衝天,有的追去包圍警察局,有的把惡棍丟棄的大卡車翻倒燒毀。群眾愈集愈多,後又連夜湧去包圍憲兵團、省《新生報》社,強烈要求嚴懲凶手,如實報導凶案。我預感到群眾憤怒無比,一場大風暴就要來臨。
二十八日清早,我先趕去臺大法學院(原法商學院),向同學們報告血案經過,鼓動大家投入抗議鬥爭。之後,和一批同學去臺北專賣分局參加抗議鬥爭。成千上萬的群眾匯集此地,憤怒之極。痛打查緝人員,搗毀辦公慺,又把分局所有的香菸、錢款、物品等統統拋到馬路上焚燒,並在分局大樓牆上掛了「嚴懲凶手、厚卹死者遺屬」、「撤銷專賣局」兩條長幅標語。
直至中午時分,我同幾個積極分子,鼓動群眾泉湧往電臺,要求廣播臺北事件,號召全省響應抗議鬥爭。因臺長溜走而未成。有幾個群眾喊叫:「到長官公署去!」我順勢跟著連連大呼,鼓動大家前往。請願隊伍於是以載有大鼓的人力貨車為前導,猛擊大鼓、鈸,浩浩蕩蕩,高呼囗號前進。大約下午一時,先頭隊伍到達「長官公署」前院入口處。請願群眾正與阻撓前進的衛兵說理交涉畤,「公署」屋頂突然響起猛烈的機關槍掃射,前頭十來名群眾應聲倒地而亡。我正在犧牲者不遠處,險些遭難,匍伏地上閃避。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群眾竟遭如此慘殺,新仇舊恨,群眾狂怒了。紛紛散開,四處追打官吏、士兵、大腹便便的商人。「打阿山」(指大陸來的貪官污吏)的怒吼聲響徹街頭。全巿罷工、罷市、罷課,無數 泉湧上街頭,官辦機構、外省人企業公司、警察派出所統統遭到搗毀,昔日耀武揚威的貪官污吏、警察等倉皇逃命,警察所都衱 眾佔領,革命風暴席捲了全巿。當時,憤怒已極的 眾一時分不清好、壞人,亂打外省人實屬難免,後來明白過來,許多老實正派的外省籍公教人員都受到 眾保護。
「長官公署」慘案之後,我即趕回臺大法學院召開學生大會,報告慘案經過,抨擊暴政,鼓動同學們投入戰鬥。之後,趕到延平學院,參加幾個大專院校學生代表的會議。這些學生都是前幾次反美、反蔣學運的領導人和骨幹。大家認為:絕不能妥協,必須堅持鬥爭到底。只有武裝制服反動武裝,才能取得真正勝利。會後,當我離開會場與一名師範學院姓鄭的學生走下樓畤,有兩個人在樓梯囗等著我們。我記得,一個是李中志,另一個好像就是葉紀東。後來,我才知道,李中志這個人是地下黨指派的臺北地區武裝起義總指揮,聽說他在日據時期當過日本軍隊的砲兵:在五0年代國民黨「肅清」左翼時,他也犧牲了。
我們三個人然後就邊走邊談,從延平學院(臺大法學院操場對面)一路走到臺北橋我家附近。在路上,他告訴我,如果要搞武裝起義他可以供應我們。當時,我還不知道他的身分背景,但我猜他大概是地下黨的人。
因此,我就對他說:
「有武器就好辦,把它交給我們,我們就可以合作。」
當天晚上,我就按照他的指示,騎著腳踏車開始串聯各校的學生,組織地下的學生武裝隊伍。這時由上層士紳組成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天天在中山堂開大會,把已經奮起的人民群眾吸引到中山堂。但是,他們沒有認清國民黨法西斯政權的猙獰面目,上了「緩兵之計」的當。「長官公署」一面談判,一面急向南京發密電調兵遣將,還派特務四處進行破壞活動,調查黑名單,準備著一場大屠殺。臺北市面好似無政府狀態,起義群眾揚眉吐氣,但反動武裝沒有解除,實質上,局面並沒有真正控制在人民手中。臺北大專院校學生,起義一爆發就佔領了市區各警察所。三月二日上午,幾千名學生聚集中山堂開會,痛斥國民黨暴政,作出積極投入鬥爭的宣言。但大部分學生隊伍被編入「二十二八處理委員會」屬下,維持治安和宣傳。臺灣警備司令部特務別動隊大隊長許德輝,組織「忠義服務隊」控制這批學生隊伍,學生賣命繳獲的少量武器也被他繳光。因此,我們的學生動員和武器覓索都晚了一步。我們的地下隊伍的組織工作,也因為中山堂的放送喇叭與廣播電臺的號召而碰到阻礙,許多參與過前面幾次學運的學生都被搞迷糊了,他們不知道真正的領導機構在那裏?後來,我聽李中志說,在中山堂的那些學生鄱在喊著:「陳炳基!陳炳基!」因為前面幾次運動都是我去動員的。
我則因為騎著腳踏車到處覓索武器,而始終沒有到中山堂。

  作戰計劃

三月四日中午,我們在延平學院討論李中志策劃的「作戰計劃」。按照他的計劃,把動員而來的學生編組為三個大隊。其中,第一大隊在建中集結,由陳炳基帶隊,第二大隊在師範學院集結,由郭琇琮指揮:第三大隊則在臺大集結,由季中志指揮。李中志同時也是這次行動的總指揮,副總指揮則是郭琇琮。各校的負責人分別是:臺大,楊建基:師範學院,陳金木:法商學院,陳炳基;延平學院,葉紀東。
我們的「作戰計劃」是這樣的:三月五日凌晨二點,先由第三大隊會合烏來的原住民同胞,攻打戒備較鬆的景尾軍火庫;;然後,再與第二大隊會攻戒備較嚴的馬場町軍火庫;各隊取得充分的武裝後,再分頭負責攻取巿內所有的軍、警、憲武裝據點;拂曉時,各隊總會攻「長官公署」。
當天傍晚,由我領導的第一大隊的學生已經在建國中學集結了。之所以會選擇建中作為集合地點,主要是因為建中校長陳文彬比較開明,所以第一大隊以建中的學生為主。同時,我們預定的攻擊目標──陸軍醫院的軍械庫,就在建中附近。我們打算攻取陸軍醫院的軍械庫,奪得武裝後再攻擊警察大隊與憲兵隊,最後再與第二大隊及第三大隊總會攻「長官公署」。
當天晚上,入夜以後即下著大雨。桃園方面的武器供給始終沒有來;雖然沒有拿到武器,但整個大隊隊員的鬥志仍然昂揚,個個手持鐵棒、木刀、木棍等武器,誓與反動武裝決一死戰。我眼看著擔任第一大隊聯絡員的北二中同學黃雨生始終沒有回來,於是就一個人騎著腳踏車,冒著傾盆大雨到北二中的學長林水旺的家,問他,今晚的武裝起義是不是一定要執行?他說,一定要。因此,我又轉往師範學院找郭琇琮。我看到他蒙著臉在給學生說話。我於是走上前問他,今晚的起義到底幹不幹?郭琇琮馬上堅定地一囗回答說,幹!於是我就騎車回建中,鼓勵其他學生說,今晚的起義我們一定要幹下去,否則,別的隊伍都行動了,我們卻沒有動,那不是太對不起人家了嗎?但隊伍中有一名建中的體育老師卻說,如果狀況正好相反,別人都沒動,只有我們動,那又怎麼辦?聽他這麼一說,我覺得也對,於是把隊伍交給他處理,自己又到警察大隊偵察,然後再到小南門指揮總部,看看桃園方面的武器運來了沒有?
凌晨三點過了,新店方面第三大隊的信號彈仍然沒有發射;這是新店的起義未能發動,總指揮部後來也發出了停止行動的指令。
三月五日拂曉時,我又回到建國中學,把隊伍解散。然後就回家,洗個澡,休息一下,又趕到中山堂瞭解狀況。
三月六日,烏來原住民部落的頭目下山來了。他告訴我們,要他帶族人下山一起戰鬥絕對可以;但是他有幾個條件。首先,按照他們的習俗,下山前一定要舉行出征的儀式,其次,以他的經驗,要作戰,就要準備好足夠的米、鹽……。我們於是立刻遵照他的要求,買了兩頭豬,供他們充作祭典用的牲禮:並且備妥充足的米和鹽,準備第二次起義。
然而,到了三月九日,國民黨的援軍已經開進臺北,展開一場大屠殺、大搜捕。我們的再起義計劃終於未能實現。所有參加武裝隊伍的學生也就開始分頭逃亡;有人不幸犧牲,有人南下參加謝雪紅領導的「二七部隊」繼續鬥爭。最可憐的卻是那些被軍統特務利用,參加「忠義服務隊」,在臺北市區維持了一週治安的天真學生,在八日晚上就被國民黨軍隊集體屠殺了,臺北市區也在戒嚴令下成為一座白色的恐怖之城。

  流亡

九號上午,我、黃雨生、吳克泰和周青都不約而同地到大稻埕林水旺的家。林水旺的媽媽給了我一些錢。我立刻回家,帶了一些衣物,開始逃亡。離開之前,我特地去找住在附近的徐征教授;他在日據時代是郭琇琮等臺灣青年的中文老師,一九四四年也因蔡忠恕事件而牽連入獄,我因此而與他認識。
「徐教授,」我勸他說:「你最好也暫時躲一躲。」
「我又沒幹什麼事,幹嘛要跑!」
他太太在一邊也勸他躲一躲;但他仍堅持不跑。我於是就離開他家,展開從臺灣頭到臺灣尾的逃亡生涯。後來,我聽人家說,徐征教授終究無辜犧牲了。
我先是到社子,一個臺北二中時的同學家躲幾天:然後再橫渡淡水河,到觀音山下的成子寮,我有個堂叔住在那裹;之後轉往金山;在金山待了一段時間後,我便南下竹南的獅頭山,在一家製竹工廠做工;不久,再北上到內湖山裏的一座果園做工;之後,從內湖轉往基隆山上。一直到五月時,風聲不再那麼緊了,我才下山,到臺北探看狀況。
當時,我還特意到中山堂看電影,看看能不能在那裏碰到一些認識的人。當電影散場時,我果然在人群中碰到一位建中的學生,他告訴我,建中大約有十來個學生被抓;然後就匆匆分手。離開中山堂,我即朝著大稻埕的方向走去。在延平路時,我竟然碰到郭琇琮。
「你都跑到那裏去了?」郭琇琮關切地問我:「廖瑞發找你找了好久,他說,有個地方在高雄,很艱苦,看你要不要去?」
當時,我想像他說的地方也許是類如礦坑之類的根據地,要去那裏當礦工,我就說:「好啊!我要去。」
於是,我就坐火車南下高雄。到了高雄,一下火車,我看到接我的人竟然是葉紀東。
「我們準備租塊山,燒木炭,發展基地。」葉紀東告訴我說。但是,租山的申請還沒有批准,他要我和他暫時先做生意來掩護。因為這和我原先想的不一樣,我就沒有答應他。他於是又介紹我到九曲堂的一所小學當教員,但該校校長卻不敢收我。
「國民黨已經派特務駐到學校了,」他說:「而且,你也沒有什麼學歷證件。」
事實上,我下山後已經聽說,二.二八後不久,臺大法學院即召開訓導會議,公布我的「十大罪狀」而把我開除了。因為這樣,我也不想為難這個處於恐懼中的校長。我於是到葉紀東家暫住幾天。看起來,葉紀東家裏並不是很富裕。後來,我又到陳水木家去住,他的哥哥當時是高雄市議員,家境還不錯。  有一天,我看報紙時知道基隆到上海之間的船已經恢復通航了;因為我聽說吳克泰已經跑到上海了,所以我也想到上海去,於是我就趕回臺北。當時劉英昌在做跑單幫的生意,通過他,我很快就搞到了船票,奔向上海。

  在上海

在二‧二八以後的逃亡期間,我曾經見到李蒼降(他是因為李友邦被捕而從杭州趕回來活動的),他告訴我說,到了上海,可以找臺灣同鄉會,或者到復旦大學與暨南大學找那些臺灣去的公費留學生。到了上海,我不知道同鄉會在那裏?於是就直接到暨南大學去。在暨大的學生宿舍,我見到一個叫劉碧堂的臺灣公費留學生,我於是要求他帶我到臺灣同鄉會去。劉碧堂是嘉義朴子人,日據時代唸嘉中時曾經因為反日而入獄;大約是四九年時,他回臺灣,一面在臺大繼續唸書,一面在新莊中學教書;在五0年代左翼肅清的白色恐怖時期,他也不免於被捕,聽說被判了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後來竟死於火燒島上。
在同鄉會,我見到因為二.二八事件而流亡上海的臺灣青年:吳克泰、周青及抗戰時臺灣義勇隊少年團的團長王正南等,我於是也和他們一樣,在同鄉會住了下來。另外,王天強、孫古平及呂喬松、呂紹棟父子等則住在李偉光的療養所;至於蔡子民,因為他父親與李偉光是結拜兄弟就住在他家裏。
有一次,李偉光通過作生日的機會,把我們這些流亡上海的臺灣青年都聚集在他的療養所,就二.二八事件作了一次總檢討,並且決定辦一份《前進報》,在臺灣發行。《前進報》是油印的,大約辦了三期,第一期的封面是農民起義的木刻版畫;我記得,因為這幅版畫是彩色的,而我們在印刷技術上無法處理,後來通過臺灣同鄉會附屬臺光小學幾名廣東籍音樂教員的幫忙,我們才學會怎麼搞三色印刷。
《前進報)的主編大概是吳克泰。我自己因為不擅寫作,所以就作一些跑腿、打雜的工作;並且利用時間加緊理論的學習。這段期間,我也在同鄉會見到蘇新與陳來旺;後來,謝雪紅、楊克煌與古瑞雲也來了。當時,因為大家都沒有收入,生活非常艱苦;我把姊姊給我的珍珠拿去賣了八十塊,補充共同的費用。
到了七月,劉、鄧大軍已經進大別山了,另一方面,聽說蔣介石已經邀請日本海軍將領長谷川清到臺灣;因為這個人曾經當過臺灣總督,不曉得他們要搞什麼陰謀?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吳克泰就要我們先回去工作。
「臺灣已經沒有什麼人了,」吳克泰說:「你們先回去吧!」
「那麼,」我問他:」回去以後,我要怎麼跟地下黨接觸呢?」
「找葉紀東吧!」吳克泰說。然後就寫了個引介的紙條給我。
這樣,我和王天強、呂喬松……等便陸陸續續地回臺。當時,蘇新因為生活困難及工作的關係,由美容醫生石霜湖介紹要到香港去,他於是把老婆及一歲多的女兒蘇慶黎托給我;此外,同船回來的還有呂紹棟、公費留學生莊德潤與江濃,以及一些臺籍國軍。在船上,我幾乎是天天抱著蘇慶黎。當船到基隆畤,那些臺灣兵因為怕被抓,一靠岸就四處奔逃。因為這樣,我只好一個人把蘇新一家的行李(因為被國民黨通緝的緣故,蘇新離臺時把全家的家當都帶出來了。)一件一件的扛上碼頭,我還因此而扭傷了腰,一直到現在都還經常隨著天氣的變化而發痛。

  尋找地下黨

回臺以後,我的第一件事便是尋找地下黨。因為葉紀東人在高雄,我便就近去找李中志。可當我找到李中志時,他因為二.二八的起義計劃未能落實才遭到地下黨的批評,因此不太答理我。
「既然你的介紹信是要你找葉紀東,」李中志說:「那你就到高雄去找葉紀東吧!」
當時,我想,臺北到高雄,坐火車要八個小時,這下可麻煩了。儘管這樣,我還是決定第二天一早即下高雄。第二天,正當我要出門時,楊廷椅(楊建基)卻親自上門來找我,傳達地下黨的指令。
「廖瑞發要你馬上寫自傳,辦理入黨手續。」他說。
當天,我即大門不出,一夜未睡,拚命把自傳寫好;第二天再交給楊廷椅。七月底,我的入黨申請批准下來了,正式成為一名地下黨員,同時被派擔任省的學生工作委員會籌委之一。其他還有陳水木、楊廷椅及劉登民(另一個系統入黨),他們都在五0年代犧牲了。
入黨後不久,我二中時代的學長李蒼降跑來找我。他告訴我說:「我與三個朋友:李薰山、李新民(化名)及林如堉,想要組織一個進步的團體,你要不要也來參加?」因為這種作法違反「單線領導」的組織原則,李蒼降走後,我立即向上級指導員廖瑞發(老臺共)匯報,他聽了後告訴我說:「可以啊!你可以參加。」不久,大概是在八、九月吧!我們就開始組織起來。
當時,我們五個當中,只有李薰山和我是黨員,其他三人都不是。但是,我知道李薰山是黨員,他卻不知道我是不是?因為我是學工委。
我們研讀了大量的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記得,最早研讀的就是《新民主主義論》的小冊子。因為我們的中文閱讀能力還不夠好,而林如堉在大陸唸過書,中文好,於是就由他翻譯成日文,然後我再拿到大同鐵工所附近的一個叫黃石岩的地下黨員的家,用他們的油印機來印。因為我每次去都由黃石岩就讀成功中學的兒子黃宏毅幫我油印,我看黃石岩不方便發展自己的兒子參加組織,於是就當仁不讓地由我來吸收他入黨,之後,他又發展出成功中學支部。因為這樣,他們父子倆都在五0年代國民黨「掃紅」時犧牲了。
起先,我們這個小團體的名稱換來換去,後來,因為讀了《新民主主義論》,我們對當時臺灣的社會性質也有了科學地認識,於是就決定組織的名稱叫作「新民主同志會」。
到了四七年底,我就奉組織之命,專搞「新民主同志會」,以一般的社會青年為發展對象;至於學生工作則交給學工委去搞。

  新民主同志會事件

我們各自發展了一些工人群眾。然而,也就在組織擴大的同時,我發現已經有一個特務小組滲透進來了,而這個特務小組即是從我這邊鑽進來的。我是從生活上的兩件小事而有所警覺的。
第一件事是,有個禮拜六,我回家裹休息時(因為工作上的警覺,平常我幾乎不在家),剛好有個郵差到我們家問:「陳炳基是不是住在這裏呀?」當時,我在二樓,以為是有我的信就回答他:「是啊!有這個人啊!現在不在,你找他什麼事啊?」
「哦!沒有!沒有!」說著,他就匆忙地離開了。
他一走,我就感覺到有問題,這個郵差說要找陳炳基卻沒有什麼事?這個一定有問題。
還有一件事就是,有一天,我在萬華碰到一個叫做吳起旺的人。這個傢伙是臺北二中畢業的,大我一屆或兩屆,我們知道他是軍統特務,當時在成功中學當教員。因為日據時代,學校的上級生對下級生有絕對的權威;所以,儘管時代已經不同了,他還是以一副學長的姿態教訓我說:
「喂!你陳炳基不要在街上大搖大擺走啊!你這個交朋友要注意一下啊!你……你……你怎麼認得林如堉、李薰山啊!這個,你不要瞎交朋友啊!」
哦!先前在家裏時,郵差說要找陳炳基,結果沒有信!現在,這個吳起旺又跟我提到不要跟我們組織裹頭的林如堉與李薰山交往;兩件事加起來,使我不得不起疑心!於是,我就向上級指導徐懋德彙報這件事。
後來,有個臺中的地下黨員上臺北來說,他在一個當特務的同學家,發現他的桌曆上寫著三個人的名字:林如堉、李薰山、陳炳基。組織於是開了緊急會議,指令我們三個馬上躲起來。
事後,我才知道,問題出在我發展的一個姓劉的印刷工人,這個人與我是老松公學校的同學。當我吸收他及其他三、四個印刷工人之後,因為我那時候在新莊的痳瘋病院上班,沒辦法每天到,我就把他們交給林如堉和李薰山去組訓;聽說是他們把黨章交給他們閱讀而出事的。
因此,他們只知道我們三個人。李蒼降、蔡瑞欽(遞補李新民)和徐懋德因為沒有和他們接觸,所以沒有暴露。
我記得,當時組織的指令是我們三人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廿日以前離開。我平時就很少待在家裏,接到指令也就不再回家;可是林如堉與李薰山兩個人根本就沒有遵照指令離家。十月廿五日凌晨,那些特務們分成三路,同時到我們三個人的家裏圍捕。結果,他們兩人都被捕了,「新民主同志會」的組織也被破壞了。我又開始在臺灣各地躲來躲去。

  永遠的望鄉

十月廿五日凌晨,我在李蒼降的陪同下,從臺北第三號水門搭乘一艘小船,橫渡淡水河,然後在淡水雷燦南的老家躲了幾天。後來,我又離開雷家,搭公車到基隆八堵劉英昌的家。在八堵,有一天見到地下黨的領導人蔡前,通過他的介紹,我就到花蓮太魯閣的一家金沙礦場,替人挖沙金。在那裏,我又組織了一個礦場支部:並且把組織發展到花蓮中學的學生裏頭。然而,四九年三月,礦場卻因挖不到金而倒閉了;我只好又回臺北,並且住在劉英昌家在基隆郊區的一棟房子。那時,已經是三月底了,離「四.六事件」不遠了。
有一天,李蒼降從臺北跑來看我,通過他我得知,為了反對國民黨壟斷青年節的慶祝活動;三‧二九當天的晚上,臺北幾所學校的學生要聯合舉辦一場營火晚會。聽他這麼一說,我也按捺不住了,當天晚上即冒著被捕的危險,偷偷跑到晚會會場──法學院操場看看。到了會場,我看到廖瑞發、楊廷椅、郭琇琮……等一大堆地下黨的黨人都在群眾裏頭,他們看到我時都驚訝地嚇了一跳,說:
「你怎麼還敢跑到這裏來呀!」
當天的晚會,我看到我所發展的一個學生黨員──王子英。他當時是臺大工學院的學生,臺北二中時與我同學──也上臺講話。我看到他們演出解放區的歌劇《王大媽補缸》,並且全體合唱《你是燈塔》……等解放區的歌曲。當時,講臺下的特務雖然很多,但是因為學生的力量實在太大了,他們也不敢貿然動手;一直要到四月六日才爆發了「四.六事件」。
四月八日,李蒼降向我轉達了組織要我撤退的指令。首先,因為「新民主同志會」事件的判決已經確定了,法院也貼出了通緝我的公告;另外,有很多涉入「四.六事件」的學生都和我有關係。地下黨已經為我買了一張基隆到上海的三等艙的船票,並且買通了船上的一名船員掩護我。
四月十日,我在那名船員的掩護下混上船員室。在船上,我聽說前面一班船已經有幾名學生被捕了。四月十二號,船抵上海。我仍然在那名船員的掩護下,躲過憲、警的盤查,再度住進上海的臺灣同鄉會。
然後,在海峽封斷的情勢下,我竟再也不能回去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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