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志芳:我記憶中的梅[益]伯伯

我是1950年出生的,父親吳克泰當時看了話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小說由梅益所譯],深深地被保爾的堅韌精神所感動,於是全然不顧我是一個女孩,決定我以後的名字就叫保爾。當他把這個決定告訴梅伯伯時,梅伯伯說:“小說沒有提保爾的父親。”他的意思很清楚,既然書裡沒提到保爾的父親,便不能肯定保爾的名字一定是他父親為他取的,所以父親的做法在書裡是找不到根據的。更何況保爾後來成為英雄,同他當初被取名保爾不能說有任何一點因果關係。可是,梅伯伯的婉言規勸沒有起到絲毫作用,根本動搖不了父親要長女成為保爾的決心。保爾終於成了我的名字。

那時,我們兩家住在麻花胡同宿舍的前後院。在前院,我們家和幾家日本專家住在一起。後院是梅伯伯一家人。因為梅伯伯是潮汕人(潮汕原隸屬福建省,當地方言屬閩南語系,不知哪朝的昏頭皇帝把潮汕劃到了廣東省),他的母親和我父母語言相通,生活習慣有許多相同之處,母親一去梅伯伯家就和老人家聊一會天。當時,我在幼兒園,所以不記得梅伯伯。

搬到真武廟的“老302”(工地代號)宿舍以後,梅伯伯家住在正中間的一座樓內,因此,他每天的出出進進都在人們的注視之中。1964年,梅伯伯力排眾議,把父親的名字列入訪日代表團的名單。當時,中日不通航,梅伯伯和父親一行要從香港轉機去日本。飛機飛過臺灣上空時,父親眼含熱淚,看著舷窗外那片已經十幾年沒有回去過的生他養他的土地。當時,組織上已經通知了父親祖父去世的消息。父親來大陸後,祖父曾被抓進監獄,受盡折磨,放出來後,年事已高,不知是如何度過那些年的,也不知去世後有沒有人給他下葬。父親是祖父唯一的兒子。父親熱淚盈眶,浮想聯翩,梅伯伯很理解父親,在一旁勸他:“別再看了。”一次,母親去梅伯伯家,梅伯伯問母親:“你家的廁所堵住了怎麼辦?”母親說:“叫工人來修理呀。”梅伯伯說:“我自己通廁所。”梅伯伯工作那樣忙,對於家裡的麻煩事,他還會自己動手,真讓人想不到。

60年代,我的小朋友的父親去世,梅伯伯親自去她家慰問。我朋友的父親是湖南土家族的一個一般幹部,他的去世對他的家人來說本是一件非常悲痛的事,可他們一家卻逢人便說,把梅伯伯的親自登門看成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梅伯伯和父親先後被打成“走資派”、漢奸。那時,學校都已經停課了,我們幾個孩子在家裡睡懶覺。忽然一陣敲門聲,開門一看,原來是梅伯伯,他奉命把“走資派”“黑幫”家的沙發抬走,我家住四樓,梅伯伯當時已經50多歲了,穿著一件舊中山裝,把沙發一件一件地抬走。我想:他老年後腰直不起來,是否就是那時落下的病根?

又過了一段時間,梅伯伯和父親都被關進了“牛棚”,每天他們幾個廣播局頂尖的“黑幫”排隊出來,由“專政隊”看著去食堂吃飯。一天,排隊吃飯時,梅伯伯乘看守不注意,和父親說:“人家說你什麼,你都先認著。”父親悟性較差,回去獨自一人想了很久也不明白。梅伯伯挨鬥時,人家說他是“走資派”,他說是,說他是“反革命”,他也承認。後來,形勢有所好轉,梅伯伯說:“以前說的都不算了,從今天開始我說真的。”(大意如此)父親才明白,為了保存實力,還有這樣的鬥爭策略呀。

我大學畢業後,先分配到廣播科研所,後又被調到中央電視臺工作。在那裡我接觸到一些50年代就在電視臺工作的老同志,他們不時談起梅益老局長過去逢年過節,總是在重要部門督促工作。他到演播室看直播節目時,總會和在場的工作人員說:“同志們辛苦了。”這些老同志說,那時沒有加班費,沒有獎金,但這樣一句話,是很溫暖人心的,因為老局長?也沒有在家,而是和他們一起忙碌,而且他身上的責任還那麼大。每當老同志們回憶起老局長作報告時,都很佩服他講話言簡意賅,非常精練,沒有噦唆話、車軲轆話。

“文革”後,我們家裡又搬進了一家人,是蘇東部的俄語播音員李振興。我父親去世之後,他家約好和我們一起去給我父親掃墓。給父親鞠完躬之後,我說:“梅伯伯也在這室,在正面31號。”我們一起來到梅伯伯像前,李振興夫人史阿姨說:“給老首長三鞠躬。”我們排成一列,給梅伯伯鞠了三個躬。從八寶山公墓出來,李振興對我們說:“我剛從蘇聯回來時才十幾歲,是個高中畢業生,是梅局長親自批示讓我在中灶吃飯,對我太愛護了。”

梅伯伯為了中國的廣播電視事業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可以說是新中國廣播電視事業的奠基人。在歷次運動中,他保護了許多幹部,這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的一大罪狀,他也因此挨鬥受罰。當年我還是一個孩子,從心裡敬畏梅伯伯,更不敢打擾他,他也總是忙忙碌碌沒有時間,所以從沒有和他說過一句話,但我會永遠記住他的。

2004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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