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改良與革命的歧路

從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並在有限的資本主義化過程中誕生了台灣近代社會運動以來,台灣的社會運動大致上可以歸納為兩條路線,一是畏懼社會革命的改良路線,另一則是斥責改良不可能改變任何現狀的社會革命路線。改良主義路線是1920年代台灣誕生社會運動以來的主流,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則是這一主流的代表。請願運動者認為,只要能爭取在日本帝國的統治之下實現台灣的自治,並以台灣議會作為台灣的民意機關,就可以使台灣人民的權益得到保障,並使台灣通過「自治」而拒絕日本帝國任何齊一性的統治。

  改良主義的請願運動在1923到1928年間開始遭遇革命派的挑戰。1923年在台灣島內爆發的治警事件,讓許許多多以「自治」為核心訴求的請願運動者遭到總督府當局的大逮捕,由此暴露出改良主義的脆弱性。治警事件的爆發,激化了台灣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在台灣島外的發展,並使這些「主義者」提出了革命的主張。不久之後,以連溫卿為代表的左派(有無政府主義傾向)在1927年奪取了當時台灣最主要的抗日啟蒙運動組織——台灣文化協會——的領導權,台灣社會運動自此發生左右分裂。在文協左轉的基礎上,台灣左派更在1928年進一步誕生了革命綱領相對徹底、布爾塞維克的台灣共產黨。

台灣共產黨的成立,讓改良與革命的對立獲得了比較成熟的型態。一方面是以日本帝國內的「台灣自治」為目標的改良主義者,也就是右派,代表人物是請願運動的參與者;另一方面則是以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而獨立為目標的革命派,也就是左派。

左派之所以具有革命性,並不是因為他們主張獨立。

獨立本身是談不上激進或者保守的 (同理,統一也不見得就不革命或不激進)。左派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是因為他們主張在台灣發動土地革命,改變台灣社會的生產關係。也正是因為他們把改變台灣的社會生產關係作為革命的目標,他們的「獨立」口號才因此具有革命性。相較之下,右派所主張的、在日本帝國內部的「自治」卻始終只是一種只考慮台灣一島的偏安思想,而且也缺乏徹底改造台灣社會的願景。

也因為台共黨人的「獨立」只是針對日本殖民者而言的獨立,並不是絕對而不可妥協的獨立,因此,當這些日據時期主張「獨立」的舊台共紛紛在1945年台灣光復之後重新投入政治運動,甚至大批加入中共地下黨,他們便很容易把自身的眼光從台灣拓展到全中國,進而提出在全中國共同的民主解放鬥爭中爭取台灣自治的口號。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角度來說,台灣的光復是一件大事。早在1928年,匈牙利經濟學家、共產主義者瓦爾加就曾在他為中共所擬定的綱領草案中主張中國革命必須收復台灣。只是當時囿於「一國一黨」原則以及日共已經著手在台灣建黨的現實,中共才並未積極提出收復台灣的口號。儘管如此,台共在1931年提出的第二次綱領卻放棄了許多隱含著「絕對獨立」傾向的口號(比方定義不明的「台灣民族」和「台灣共和國」),並提出了準備與中華蘇維埃統一的「台灣蘇維埃」口號。雖然台灣的共產主義者終究沒能親手讓台灣回歸祖國(以上史實可參見:http://sex.ncu.edu.tw/column/?p=101),但1945年台灣的光復卻實現了瓦爾加當年的理想,進而使台灣的革命運動徹底從「獨立運動」轉變為「自治運動」。

光復後的台灣左派之所以選擇支持台灣自治,是因為此時的自治口號已經被他們重新定義為改變台灣社會生產關係的唯一載體,台灣自治成為了台灣革命的代名詞。他們的主張可以概括為「一個中國、一國一制、台灣自治」。

不過,對於台灣左派來說,「一個中國、一國一制、台灣自治」並不是台灣光復之際立即想好的計畫。以1946年才在台灣島內站穩腳根的中共地下黨來說,他們當時只想在一般的民主黨派的政治水平上規定台灣的運動方針,而這種方針基本上只屬於改良主義(以上參見吳克泰回憶錄)。然而二二八之後的形勢教育了台灣左派。二二八讓台灣左派看到了台灣社會運動仍然必須保持高度的革命性。而在國共內戰激化以及中共在各解放區開始發動土地改革的巨大變動之下,左派也認識到台灣的社會運動也必須呼應這樣的巨大變革。而台灣革命只有作為中國革命的一部分才可能真正成為現實。

謝雪紅在二二八之後向中共中央上海局工商統戰委員會書記張執一總結的「十條經驗教訓」很能反映出台灣左派如何藉由二二八的鍛鍊才從社會革命的角度重新定義「台灣自治」之內容。這十條經驗教訓指出:「對敵我力量估計不足,黨沒有及時決定對事件的指導方針,沒有獨立自主的領導權,又錯誤地交出軍權;沒有建立根據地;起義部隊全靠青年學生,沒有動員廣大工人、農民參加;運動中沒有提出工農經濟要求的口號,三月四日處理委員會提出『以軍事力量為背景,爭取真正的自治』的政治口號,不能解決工農群眾的切身利益和實際困難。當時有的地方『開倉濟貧』起到了動員工農的作用。」——謝雪紅所說的「工農經濟要求的口號」正是意識到地下黨在二二八爆發以來一直沒有真正注意到工農大眾的經濟要求而做出的反省,而這樣的反省也反映出地下黨確實不是二二八起義的刻意發動者(國民黨往往如此指控之),而是在起義爆發之後積極介入並努力將群眾的政治要求加以總結和提高的關鍵力量。

相較於台灣左派希望海峽兩岸都同時發生社會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但保持台灣的自治,在政治上繼承了右派位置的一些活動家(如廖文毅)反而開始主張日據時期的許多右派——請願運動者和御用紳士們——不敢主張的「獨立」,進而把自己同全中國的解放事業區隔開來,使「獨立」變成了偏安思想的新載體。社會變革被這種偏安思想推遲到了不知何時才能達成的「獨立」之後,因而實際上解消了社會變革本身。

今天台灣最為流行的「維持現狀」論無疑是二十世紀台灣偏安思想的唯一繼承者,而且這種維持現狀論還飽含著某種歷史終結論的傾向,彷彿台灣社會已經達到了某種高度完美而無須進化的確幸境界。於是,今天的維持現狀論者甚至連絲毫的改良主義精神都未能繼承。然而,繼承了「台灣高度自治論」的後來人能否在兩岸關係走到決定性關頭的今天繼續把台灣社會變革的願景鮮明地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呢?在1949年之際的台灣未能與大陸同時實現社會變革(當時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為變革的目標)的歷史背景之下,假如這樣的願景不能勇敢地向台灣人民提出來、不能向台灣人民許諾「台灣自治」將能帶來台灣社會更進步的發展,以中華民族的完全解放為目標的「台灣高度自治論」必將無法將自己同形形色色的「維持現狀論」相區隔。假設這樣的區隔不再存在,改良與革命的兩條路線鬥爭,就將在台灣人民最需要求取解放的今天徹底終結。假如二二八對於今日仍將有任何啟示,其啟示也許就在這裡。(卓言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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