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駒[陳映真]:支那共匪究竟罵了誰?

編者按:這是陳映真先生為當年的《人間網》創網所專門撰寫的一篇文章。陳先生原為此文專門配上的圖片有待尋找和還原。目前僅能先復原此文的文字部分。

石家駒:支那共匪究竟罵了誰

原載於2003年09月04日~8日,人間網

“支那”一詞的起源﹐據辭海記載﹐是印度婆羅門教及佛教經典中稱呼中國的用語cina的漢語音譯﹐原來並無任何歧視、憎惡、輕蔑﹐反而帶有“文化上國”美稱的義涵。直到八國聯軍、日俄戰爭以及日本侵華戰爭時期﹐在日本人口中﹐“支那”一詞開始有了極端鄙視、醜化的涵義。

這種把他民族污名化的伎倆﹐諸如﹕納粹德國時稱猶太人為“猶太豬”、越戰時美軍稱越共為“Charlie”、美國白人慣稱美國黑人為“Niger”都是現成的例子。這種“污名化”的作用在於﹕使被稱呼的對象不成為一個“人”﹐殺戮了這些個被污名化的支那人、清國奴、猶太豬、黑鬼﹐只是殺了一些非人的“低等動物”。美國三K黨殺美國黑人、納粹德國將大批猶太人送進毒氣室﹐以至於南京大屠殺日軍泯滅人性的殘暴行為都可歸結到污名化所起的作用。

可見﹐“污名化”是一種十分野蠻的、人類文明的逆反行為。

最近在台灣的台獨語言中甚囂塵上的“支那”一詞﹐也就是延襲了二戰前、二戰中日本人鄙稱中國的、刻意將中國人污名化的故技。

再回顧歷史﹕1949年國民黨撤守台灣﹐開始在台灣實施反共教育﹐透過各種媒體及學校教育﹐將共產黨描繪成殺人放火的流氓、痞子形象﹐把大陸錦繡河山敘述成赤地千里、哀鴻遍野的人間煉獄。將祖國同胞惡魔化、醜陋化。這就廣泛影響了幾代台灣人對祖國大陸產生一種憎惡、恐懼甚至鄙視的心理﹐種下今日部份台灣人對自己民族的“近親憎惡”的毒果。

更早之前的日據時代末期﹐日本人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企圖同化台灣人民。其實﹐在日本人推行皇民化運動之前﹐一直視台灣人民為“次等公民”。日本人透過各種機制歧視台灣人﹐如國民教育就分成“小學校”與“公學校”﹐“小學校”供日裔學童就讀﹐“公學校”供台灣人子弟就讀﹐兩者的師資、設備、教材都有區別﹔如台灣人對日本人必須表現得十分卑屈恭敬﹐否則動輒掌摑辱罵﹔如台灣人在高等教育領域內只能讀醫科
農科等無關社會科學的學門……。如此層層制約﹐使得台灣人知識份子在日本人面前自覺到自己是矮了一截的“次等人”﹐絕望而沮喪。

隨著日本侵略中國的腳步日亟﹐1937年日本開始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對台灣人宣傳﹕只要效忠天皇﹐在“聖戰”中為天皇效死﹐就具有“日本皇國民精神”﹐就可以成為日本皇民。

如此﹐皇民化開啟了一扇虛幻的門﹐使台灣知識份子開始“感覺”有了晉身之階。因此﹐於1940年代中期培養了一批皇民化青年及作家。在這批皇民化了的台灣人心目中﹐他們接納了日本人的觀念﹐也將自己的族人視為下等的“支那人”﹐而以其虛幻的皇民身份傲視自己的同胞﹔真是情何以堪﹗

由於上述諸種原因﹐也就是﹕
﹙1﹚從1895至1945年﹐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歷史”﹔﹙2﹚從1949年迄今仍為美國遏制中國的﹐作為反共反華戰略最前線的台灣“新殖民地歷史”﹔再加上今日島內外的反動、反革命派的煽惑下﹐在民族分裂的傷口上不斷滋長的﹐對自己骨肉同胞的憎惡與反感已到了極致﹗以至於如今年輕一代台灣人居然以“支那共匪”稱呼“中共”﹐從而在台灣島內到處散發著濃烈的民族法西斯主義的腐臭味。

在殖民時期的日本人眼中﹐“台灣人”在法律上、社會形象上﹐從來不曾是日本人﹐而是不折不扣的“支那人”。那麼﹐在日本人鏡頭下﹐日治下的“台灣人”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形象呢﹖讓我們透過一組歷史照片來觀察﹗

(一)日本統治者騎在台灣“支那人”頭上




被台獨論者頌稱台灣“現代化之父”的後藤新平長官(圖左轎上)及另一個日本總督府官員被台灣“支那人”抬在轎上的威儀。(魏政文先生提供)

某總督府文官被台灣“支那人”抬在轎上巡視的威儀。(魏政文先生提供)

﹙二﹚台灣“支那人”被日本人屠殺的鏡頭﹕



八國聯軍時被日軍屠殺的義和團戰士 日軍侵台時被屠殺的台灣人


日據時代待決的台灣義民 劉永福軍隊被日軍屠殺的檔案照片

以上這組照片乃是日本人以勝利者的姿態為表彰戰功而拍下來的﹐如今成為歷史罪證的材料。

﹙三﹚以下是日據時代由日本人拍攝下來的台灣人的影像﹐而當時日常生活裡的台灣人的形象在日本人眼中就是“支那人”﹕



台北市“大稻程永樂町”﹙今日延平北路一段二段地帶﹚市場中的台灣人。小吃攤子。



小吃攤前。時在日本割台初期。


日據初台灣人街頭賣春捲圖。


日據下台灣農民在鳳山市場趕集的形貌。


台灣卜掛算命先生﹐開門收徒傳授命卜之術。


日政初期台灣閩系漳泉時髦少女造像﹐纏足後又纏的雙腳允為特色。


日據下台灣人行腳修鞋匠造像。


轎夫。


日據時代的閩南系台灣人造像。
左下為閩南系台灣婦女之結髮﹐稱“龜仔頭”。


日據下客家系台灣人造像。
左下為客家婦女獨有的高髻。


台灣士紳階層﹐在日據下仍雅好中國傳統音樂。圖為台灣在日據下的崑腔樂樂團﹐長袍馬掛﹐正襟危坐。

理髮匠和理髮中蓄辮的台灣人。

這些就是日常生活裡日本人口中所稱的“支那人”﹐實際上他們都是日據下“正港的台灣人”。而這樣的形象﹐在今天﹙2003年﹚65歲以上的台灣人﹐直到
台灣光復仍然有著極其鮮明的記憶。

﹙四﹚被稱為“流氓”、“刁民”的抗日義士的形象﹕


 



焦吧哖蜂起事件領導人余清芳
余清芳被捕押送口焦吧哖支廳﹙1915年8月26日﹚所攝。8月27日押送台南。9月23日在台南監獄被處絞刑﹐壯烈犧牲。
焦吧哖蜂起事件另一領袖羅俊被捕後犧牲之前留影。1916年。 焦吧哖事件三領袖之一江定被捕犧牲前所攝。時1916年。

【焦吧哖蜂起事件圖片與解說】

余清芳﹐台南長治後鄉莊人。早年曾零星參加多次抗日活動﹐並曾被日警押送至收容所兩年。1911年被釋放後﹐決心繼續抗日。與同志共組齋教於台南西來庵﹐並擔任主持人﹐以修築廟宇為名﹐廣募捐款﹐準備秘密起義。

余與助手羅俊﹐利用宗教活動揭露日本暴政﹐宣揚日本氣數將盡。當時正值日本強迫袁世款政府接受二十一條﹐並強佔中國山東省領土之際﹐台灣人民反日情緒高漲﹐此情勢使得西來庵的宣傳工作進行更為順利﹐黨徒遍佈全省﹐達數千人。

1915年5月﹐以“大明慈悲國本台征伐天下大元帥”名義﹐發表宣言﹐宣布起義。日警聞訊﹐立即在全島各地進行大搜捕。羅俊於6月底在竹頭崎山中被捕。7月起﹐余清芳與另一名助手江定攻襲因日警全體出動而空虛的甲仙埔支廳等警察機關﹐隨後﹐一千多名起義軍佔領虎頭山﹐與日警相峙數日﹐互有傷亡。日軍當時將附近村居民3200餘人集中屠殺﹐屍體狼藉﹐令人鼻酸。8月初﹐義軍化整為零﹐分頭潛逃離山﹐余清芳一行人被捕。次年5月﹐江定被誘捕。之後﹐義軍共兩千五百多人被捕﹐計死刑一千餘人﹐有期徒刑者四百六十餘名﹐不予起訴而遭誘殺、暗殺者二百餘名﹐案情重大﹐株連廣泛﹐刑殺殘暴﹐世所罕見。

從以上照片我們可以看出來﹐這些人都是1895年日本佔據台灣以後的台灣人﹐為了捍衛中華民族的尊嚴﹐以最原始的武器﹐挺身面對日寇鋒鏑的偉大的“台灣人”。當你說起“支那人”時﹐你腦海中浮起的形象是否就是這些人﹖

1945年台灣光復﹐陳儀來台主政﹐即將台灣日據以來的進步人士、左派改革份子和革命的社會運動家﹐一概稱為“奸黨”。因此而引發了二二八事變。

到了五○年代﹐又將台灣日據時代及戰後從事階級解放運動、勞工運動、民族解放運動、反帝運動人士和四○年代末期從事階級解放運動的地下運動的台灣人﹙包括外省來台者和台灣原住民﹚稱為“共匪”。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這些所謂的“共匪”的台灣人都是哪些人﹗

張玉蘭
出身屏東富有人家﹐受兄長影響﹐參加台灣農民組合工作。1928年﹐在農組二大當選為候補中委。 1929年“212”事件被捕﹐判刑四年﹐出獄後與著名農民運動家陳崑崙結合。1967年病歿。
簡娥﹙1909- ﹚
台南新化人。父親在西來奄事件後大屠殺中犧牲﹐深受影響。家貧好學﹐考入高雄高女﹐與張玉蘭同學﹐相偕出入農民組合鬥爭現場﹐後來輟學而投入社會運動﹐深受廣大農民的愛戴。1931年﹐入台共工作﹐同年被捕﹐判刑五年。現僑居北美。
許月里
農民組合時代年輕幹部。五0年代白色恐怖被捕﹐劫後與周合源結為夫妻。
簡 吉
簡吉﹙左﹚和李應章在1927年4月20日所攝﹐紀念二人因在二林峰辦農民演講被日本當局起訴。李應章台 中人﹐參加過台灣議會期成同盟和台灣文化協會的鬥爭。業醫師﹐為農民組合二林事件的領導人。
葉 陶
葉陶﹐楊逵的妻子﹙右﹚和同志。台灣農民組合幹部﹐曾與楊逵主編《台灣新文學》雜誌。
簡 吉
簡吉﹙後排左三﹚辭去教職、投身農民運動前夕與高雄第三公學校同事合影。時1925年2月。
蔣渭水﹙1891-1931﹚
宜蘭人﹐業醫。1921年﹐蔣渭水以傑出的組織才能﹐擁戴林獻堂為總理﹐組織了“台灣文化協會”。
李應章
台灣文化協會的創始人之一。在文化協會領導的農民運動中,李應章成功地組織了二林蔗農工會﹐領導農民向林本源製糖會社進行提高蔗價、公正過磅的鬥爭﹐引發“二林事件”被捕。時1926年。1932年﹐李應章潛赴上海﹐改名李偉光﹐加入中共﹐以“偉光醫院”掩護抗日工作。1945年﹐日帝戰敗﹐李組“台灣旅滬同鄉會”﹐任會長。1947年2月事件後﹐組織“二二八事件後援會”。1949年﹐出任共和國首屆全國政協代表。1954年病歿上海。
連溫卿﹙1895-1957﹚
台北人。1927年1月台灣文化協會臨時大會的左右鬥爭中﹐領導左翼排除右翼林獻堂等人改組為左傾文協出任“委員長”的關鍵人物。早歲研究“世界語”﹙ESP﹚有成。在思想上受到日本社會民主主義者山川均的影響。1927年﹐他領導文協左傾後﹐在1929年文協第三次全島大會中﹐因路線鬥爭被文協內台共系排除。晚年從事台灣民俗、社會史和政治史的研究。

台灣共產黨及其鬥爭

在共產國際委託﹐中共全力指導和協助下﹐“台灣共產黨”﹙全名“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建黨而誕生﹐通過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主張推翻日帝在台統治﹐台灣從日帝下獨立﹐實行土地革命、消滅封建勢力。時為1928年。

台共中央潛遷島內後﹐在謝雪紅指導之下﹐敏銳地參加文協和農民組合等的工作﹐幫助文協克服了以連溫卿為代表的機會主義道路﹐協助農組開展廣闊的農民運動﹐並協助在農組各支部開展思想教育。台共並在農村、礦區、鐵路、公車、鐵路機械廠、高雄淺野水泥中建立了黨組和工會等籌備機關。

1931年﹐由於台共中央發生路線矛盾﹐出於冒 進主義的錯誤﹐遭到日本大檢舉摧毀性的破壞。

未遭逮捕的黨人繼續活動﹐組成“赤色救援會”﹐並移轉軌道到文化文學戰線。1931年﹐日帝當局為了在當年9月侵略我國東北﹐對當時台灣反日政治和社會運動展開全面性大鎮壓﹐謝雪紅等一百零七人被捕入獄﹐組織瓦解。至1932年﹐台共影響下的農組桃園大湖支部﹐密議武裝起義﹐事洩後九十二人被捕﹐三十七人被判徒刑。至此﹐前後僅三年的台灣無產階級運動宣告了終結。

謝雪紅﹙1901-1970﹚

台灣省彰化人﹐本名謝假女或謝阿女﹐曾化名謝飛英、山根美子。隨著台灣抗日反帝民族啟蒙運動的發展﹐謝雪紅於1921年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的行列﹐熱烈參與文協的識字啟蒙、婦女啟發的各項活動﹐體認到台灣政治社會的脈動方向。

1924年謝經杭州至上海﹐加入中共的上海總工會﹐參加反帝罷工運動。後又在上海結識日後台灣左翼運動的先驅許乃昌、翁澤生等人﹐加入中國共產青年團。1925年﹐獲中共推薦前往莫斯科就讀東方大學。

1928年﹐謝雪紅與林木順、翁澤生、陳來旺、林日高等人﹐在4月15日於上海法租界﹐召開了“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即一般稱為“台灣共產黨”的成立大會。

因“上海讀書會事件”被移送回台後釋放﹐謝積極和新文協、台灣農民組合取得聯繫﹐並且聯絡歸台的台共黨員﹐使得台共得已透過這些外圍展開工作。1931年﹐台共內部產生方針路線鬥爭﹐加上日本當局全面鎮壓下﹐謝雪紅被捕入獄﹐台共瓦解。二二八事件發生﹐謝在台中地區組成“二七部隊”﹐與國民黨進行武裝抵抗﹐最後因在中共疏散保幹下撤走香港﹐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1949年﹐謝奔赴大陸﹐迎接共和國的成立﹐並出任北遷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流亡至中國大陸後﹐曾任“中國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民主青年聯合會副主席、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1947年﹐在極左路線統治時期﹐謝雪紅關於台灣問題的立場受到批判。八0年代初平反.並恢復名譽。1970年因肺炎併發症去世。

王萬得﹙1903-1985﹚

宜蘭人。於1922年投入台灣文化協會機關報《台灣民報》任業務員﹔曾參與文協的文化演講會﹐到各鄉村作巡迴宣傳﹐並號召台北“無產青年”反對林獻堂等人所領導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等改良主義運動。

1927年至1928年間﹐王萬得出入於武漢國民黨左派陣營內“東方被壓迫民族聯合辦事處”﹐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又轉籍台灣共產黨潛入南京活動。後潛返台灣﹐負責台灣共產黨在台北的工作﹐參加左傾後的“新文協”﹐擔任台共的黨團工作。

1929年﹐日本當局舉辦台灣“始政紀念日”﹐王萬得親撰檄文抨擊﹐明白揭櫫台灣共產黨的政策﹐主張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使台灣自日本統治下獨立﹐終遭日警逮捕。1930年之後﹐台共中央產生更生派與改革派的鬥爭﹐1931年王萬得於台北召開改革同盟成立大會﹐並當選中央委員﹔同年召開台共第二屆臨時大會﹐當選中央常委﹐並任書記長。1932年﹐日警全島大搜捕台共黨人﹐王萬得被捕判刑十三年﹐直到光復前夕才出獄。台灣發生二二八事變﹐王萬得與蘇新曾因幕後活動﹐被國民政府通輯﹐遂逃往大陸﹐加入台灣民主自治盟﹐1949年北上大陸﹐於1985年病歿。

蘇新﹙1907-1982﹚

蘇新攝於1929年。 蘇新1979年 蘇新夫婦攝於1944年。

台南佳里人。出身貧寒﹐聰穎好學。1922年入台南師範﹐1924年因反日思想與行為被開除學籍﹐入東京大成中學﹐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深遠影響。1926年入東京外語大學﹐領導日共外國“學生聯合會”﹐參與“東京台灣青年會”及附設社會科學研究部。1927年﹐經過左右鬥爭﹐蘇新擔任“青年會”書記。1928年在東京主持台灣新文協機關報《大眾時報》。同年﹐蘇新轉籍於台共“東京特別支部”。

1929年﹐蘇新回台工作﹐深入林班礦場。1931年被日本當局逮捕﹐判刑十二年。

1943年出獄。1945年﹐台灣光復後至1947年二二八事變﹐蘇新主編多種進步言論報刊﹐發揮重要影響。事變後流亡香港﹐協贊“台灣自主自治同盟”工作。1949年自港入北京﹐在極左路線下受長期沖擊。

1978年平反﹐恢復了中共黨籍和職位。1981年病故。

郭德欽

郭德欽攝於北京藝術學院

1924年留學廣東大學醫學院。1926年﹐起草組織“廣州台灣學生聯合會”章程﹐並任總務部長﹐從事鼓舞台灣學生參加北伐革命的工作。同年底﹐受命秘密起草章程並成立“台灣革命青年團”﹐主張以革命推翻日本在台統治﹐並積極參加中國革命﹐並與張月澄共同負責編刊《台灣先鋒》。1927年事發﹐被日本當局逮捕於廈門﹐解送回台灣後﹐1929年被判三年徒刑。出獄後不久﹐加入台共﹐1930年﹐台共王萬得等刊《伍人報》﹐另與賴和、王敏川刊《台灣戰線》及《新台灣戰線》﹐對推動台灣左翼文學與文化運動﹐有重要貢獻。

莊 守

莊守攝於東京早稻大時期﹐手挾列寧著作Quo Vadis﹐時1928年。

在東京期間加入台共東京支部。1929年放棄學藉返台工作﹐擔任台共在文協中黨團工作﹐1931年並參與台共改革工作﹐並深入高雄水泥廠及碼頭勞動。1995逝世台北。

王敏川﹙1889-1942﹚

王敏川﹙1889-1942﹚

彰化人﹐1931年代表台共全面掌握文化協會﹐清除連溫卿路線後﹐出任台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會委員長。1919年﹐入東京早稻田大學。1921年參加台灣文化協會工作。1923年因“治警事件”被捕入獄。1927年﹐支持連溫卿排除文協右翼林獻堂等人﹐負責新文協組織工作。1929年﹐領導台南墓地事件鬥爭被捕。1931年在台共謝雪紅支持下﹐清算了連溫卿路線﹐文協進一步左傾﹐同年﹐大鎮壓中被捕。1942年去世。

陳江山

“東港事件”1941年11月﹐東港事件發生﹐被控“陰謀結集澎湖、高雄、東港漁船﹐協助中國軍隊登陸台灣”﹐逮捕二百餘人。1945年﹐郭國基、陳江山等四人才出獄。圖為陳江山。

施至善

施至善﹙右﹚﹐彰化人。是台灣文化協會創始人之一。後因不願在日帝下生活﹐舉家遷回漳州﹐許多台灣年輕的抗日革命者如翁澤生、潘欽信、詹以昌等都受過他夫婦的照顧﹐他曾隨紅軍長征至江西﹐因病離隊。

陳江山 施至善

 

翁澤生﹙1903-1939 潘欽信 馮志堅﹙翁阿冬﹚翁澤生胞妹

翁澤生﹙1903-1939﹚

台北市人。幼時受到大陸辛亥革命、苗栗事件、西來庵事件的影響﹐萌發反帝反日思想。青年時代﹐積極參加過台灣文化協會的反日民族運動﹐不久﹐被家人送到廈門讀書﹐往返台廈﹐在兩岸從事抗日愛國活動。1924年﹐翁澤生從廈門大學轉入上海大學後不久﹐五卅慘案爆發﹐翁澤生投入熾烈的反日學生運動﹐同時接受了社會主義革命思潮的洗禮。和同時代在大陸台灣知識青年一樣﹐翁澤生從抗日愛國運動走上了尋求民族和階級解放的革命道路。1925年﹐二十二歲的翁澤生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1926年﹐北伐軍入閩﹐翁澤生積極參加北伐革命的工作。1931年﹐台共在日本當局鎮壓下瓦解。1933年3月﹐翁澤生在上海被國民政府逮捕﹐時年三十。他以表露台灣籍身分﹐被移送台灣﹐從而逃過了國民黨政府的拷問﹐保全了中共組織。翁澤生在台灣受盡了日本偵警的殘酷拷訊﹐加上長期監禁和拷問﹐傷悒而成疾。在1939年3月病逝台灣獄中﹐享年三十六歲。

潘欽信

台共創黨黨員。1930年﹐應第三國際要求攜帶台共應進行改革的指令傳達台灣﹐1931年自大陸潛台﹐並參加台共改革同盟﹐出任台共新中央的中央委員。1931年被捕﹐判刑15年。光復後渡大陸。

馮志堅
  馮志堅﹙翁阿冬﹚翁澤生胞妹。曾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參加過長征﹐獻身革命。1953年到1955年8月﹐她參加在哈爾濱審判日本戰犯的工作﹐親身目睹了日帝元凶可恥的下場。

葉綠雲葉綠雲又名謝志堅﹙右﹚﹐翁澤生原配﹐後與翁仳離。1926年﹐中共江浙區委讓她與翁澤生、莊泗川赴閩支援北伐革命。1928年台灣共產黨成立時創黨黨員﹐原定與潘欽信回台工作﹐因上海讀書會事件不果﹐後因路線鬥爭﹐被謝雪紅排除出黨﹐以中共黨員終生。

文學界的“台灣人”有楊逵、賴和、呂赫若、簡國賢等﹐都在1940年代末期因參加地下黨的階級解放鬥爭而犧牲了青春﹙楊逵﹚﹐甚至生命﹙呂赫若、朱點人﹚﹗ ﹕

楊逵﹙1905-1985﹚ 賴和﹙1894-1943﹚ 呂赫若﹙右﹚與舅子林永南留日時攝於東京。
呂赫若 朱點人後排立者左四﹙1903-1949﹚

楊逵﹙1905-1985﹚

  台南人。他是個思想性、黨派性很鮮明的作家﹐作品表現出比任何人都明確的階級觀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民族立場。他也是從來不放棄任何可能的機會從事宣傳、鼓動的作家﹐甚至在戰時﹐他都能善用敵人的口號和組織﹐宣傳他自己的抵抗。他的〈送報佚〉允為日據下台灣無產階級文學作品的代表。

賴和﹙1894-1943﹚

  台灣彰化人﹐終身堅持了以白話文寫作﹐為在台灣的現代小說、詩歌、散文等樹立了敘述和構成的寫作實踐範式﹐有“台灣現代文學之父”、“台灣的魯迅”之尊稱。作品思想性和藝術性並好﹐深刻表現了二0年代殖民地台灣生活的傷害和抵抗。

呂赫若﹙1914-1950﹚

  在他著名的小說〈牛車〉中﹐他表現出深刻的對殖民地台灣社會、人和生活的分析力和批判力﹐同時也使台灣小說敘述的藝術提高了一個台階。隨著日帝皇民化體制的加強﹐他轉以中長篇細膩描寫了台灣士紳傳統家族的葛藤和風俗習慣﹐消極抵抗皇民文學的壓迫。光復後﹐他參與中共地下黨活動﹐1951年喪命於逃亡的荒山。

朱點人﹙1903-1949﹚

  台北萬華人。出身寒微。公學校畢業後﹐在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當雇員。他的文學活動始於1903年。這一年﹐他的第一篇小說〈一個失戀者的日記〉刊在《伍人報》﹐批評了婚姻階級的不合理。1930年﹐在《伍人報》上展開的台灣話文論戰中﹐朱點人主張使用白話文而不是“台灣話文”做為台灣文學表記的工具。一直到1936年﹐朱點人所發表的小說﹐表現了這些主題和思想﹕寫殖民地台灣社會的非理﹐寫殖民地社會下台灣人在性格上的扭曲﹐寫反帝民族意識之昂揚﹐寫對公義、平等和自由社會之嚮往﹐作品都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也有較好的藝術性。在光復後巨大的歷史和社會矛盾中﹐他奔向中共在台地下黨組﹐把自己獻給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事業。1949年末﹐他被捕犧牲。他的重要作品有〈鳥都〉、〈蟬〉、〈安息之日〉、〈秋信〉、〈脫穎〉等。後排立者左四為朱點人。照片是在1934年“台灣文藝協會”主辦﹐歡迎江古虎博士文藝座談會時攝。

這些人都是曾經奮力為了台灣這塊土地與人民的台灣人的解放與發展犧牲奉獻的烈士﹐他們的形象正是日本人心裡所鄙視的“支那人”﹐也是國民黨集團所說的“共匪”。所以今天當你拾起日據時代和國民黨反動統治時代的污名化語言說“支那人”和“共匪”來輕薄咒罵自己的先祖和台灣解放運動的先賢時﹐你所指的正是這些可敬的台灣先民﹐正是台灣人﹐也正是你自己﹗當你咒罵“共匪”時﹐你咒罵的也就是這些英雄的台灣先民﹐他們都是“正港的”台灣人。

這些台灣人在台灣歷史中的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民主與階級解放事業上的功績輝煌不可抹滅﹐卻一直被各代統治集團極端醜化﹗尤其在民進黨號稱民主自由的主流政治統治下﹐這些英雄的台灣人完全未受到應有的評價。反之﹐在他們口中所謂“共匪”的﹐恰是這些義薄雲天的自己的骨肉同胞﹗

如此崇奉鄙視自己的日本民族﹐卻又如此鄙視、憎惡、輕蔑自己英雄的骨肉同胞﹐而口中隨時嚷嚷著“愛台灣”“為台灣打拼”﹐其誰能信哪﹗

然而﹐日據時代另有一些非常體面風光的台灣人﹐看起來十分“文明”“開化”﹐也深受日本當局器重﹐因此而得特權﹐壟斷台灣糖鹽生意﹐受冊封為日本貴族院議員﹐喧赫一時、榮華一生﹐並在台灣光復後的反共體制下規避了歷史的清算﹐甚且富貴惠及子孫。至今在國民黨、民進黨兩朝統治中﹐經濟、政治地位都很顯赫。

這些台灣人有﹕

【與日本當局合作而榮顯的台灣“菁英份子”事跡介紹】

辜顯榮 陳中和 許丙

辜顯榮﹙1866-1937﹚

鹿港人﹐是協贊日本侵奪和統治台灣的大“功臣”﹐並因而累積巨大財富。20歲時已往來大陸沿岸及香港從事貿易。1895年日軍攻台﹐獨赴日營自薦﹐願為嚮導﹐助日軍取基隆﹐因功敘勳六等。從此獲鹽、鴉片及菸草獨占批發﹐並經營大和製糖及拓殖會社﹐不但累致鉅富﹐且屢受勳章。1923年成立“公益會”反制文化協會。1934年勒選為日本貴族院議員﹐在日本殖民體制下﹐極盡富貴榮華﹐澤被子孫。1937年12月﹐病死東京。

陳中和﹙1853-1930﹚

高雄人﹐也是日據時代與日本當局合作的精英﹐累致鉅富﹐至今子孫享其榮富。他出身高雄苓雅寮貧困半農半漁人家。早在日本據台之前的1868年﹐陳中和受雇在陳福謙的“順和行”當學徒﹐1873年主持順和行與日本的赤糖貿易。至1891年早已自創商行﹐擁有自己的商船﹐獨佔高雄赤糖輸出貿易。1895年10月﹐日本侵略軍登陸枋寮﹐陳中和赴日營求和﹐開門納倭﹐並以糧餉物資供應日本侵台軍隊。1896年﹐林少貓等農民抗日義軍襲擊陳中和商行﹐陳乃舉家避居廈門。次年﹐台事平定﹐日人力勸陳中和回台。1898年至1899年﹐陳中和代日方招撫抗日義軍﹐導致義軍被分化誘殺。陳因而屢受勳獎。嗣後在製糖、製鹽等事業中飛黃騰達﹐累積巨大財富。1930年病死。

許丙﹙1891-1963﹚

淡水人﹐是日據時代與日本統治當局合作的菁英﹐也因此累致鉅富﹐榮華一生。

台北“國語學校”畢業後﹐二十歲入北部大豪族林家任日語通譯﹐周旋在統治當局日本權貴之中。後受林熊徵倚重﹐任總帳房﹐有機會進一步結託日本政治及財經顯要。1923年﹐許丙出任抵制文化協會的“公益會”評議員。1930年﹐任總督府評議員﹐並將投資活動向偽滿州及朝鮮擴張。1945年勒選日本貴族院議員。1946年因陰謀附日獨立﹐判刑一年十個月。1950年﹐吳國楨省主席聘為省府顧問。1963年病死。

從這些事實看來﹐當我們輕易提起“支那共匪"這個詞時﹐我們有沒有想到這些歷史遺留給台灣的深刻的傷口﹖
今天多少憎恨國民黨統治的台灣人﹐他們不知不覺的把國民黨時代因反共從而反革命的意識形態﹐不但加以繼承而且發揚光大﹗而且在外力干預下的民族分裂的傷口上發展出了對同族同胞的仇恨、憎惡和鄙視﹐並且逐漸納粹化、法西斯化。

二次戰後50年來﹐來台的外省人已經有多少本省人的姻親、故舊、朋友﹔本省人也已經有了多少外省的姻親、故舊、朋友。這是我國民族形成發展歷史上經常發生的族群自然融合現象﹐也是中華文明擴散與發展的常規。然而縱觀中華數千年文明﹐同族對立﹐血緣互相仇視、憎恨的情形﹐卻於今日之台灣尤甚﹗

此種1950年後在東亞冷戰、國共內戰雙重結構下﹐兩岸民族分裂相仇的盲目激化﹐令親者慟而仇者快的民族悲劇將伊於胡底﹖叫人憂心﹗

我們應有歷史主義的視野﹐以省視這些被顛倒的台灣歷史﹔我們應有足夠的理性﹐來判斷歷史的實情。

國民黨來台﹐經過三十八年嚴苛的戒嚴統治﹐犯下非常嚴重的蹂躪人權、殘害民主的錯誤﹐造成一大批的被害者。但我們不可以忘記﹐這些被害者當中雖然有本省同胞﹐卻有更多的外省人﹐他們是為了反抗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為了爭取民族獨立、階級解放以及社會正義或為了莫須有的冤假錯案而犧牲的﹐他們絕大部份是真正“愛台灣”的﹐真正為台灣打拼而犧牲的我們的同胞﹗這段歷史﹐在李敖所著的“國安局機密資料”上下卷中有詳細的記載可資查詢。

回顧一下本文前段的敘述﹐在台灣近代史上作為“義士”的台灣人﹐如余清芳….﹐他們為台灣犧牲﹐何嘗留過隻字片語邀功﹖而那些衣著光鮮的﹐甚至“政權輪替”後之今日猶享有數代權力財富與榮寵的、不忍以罵名名之的台灣人﹐如辜顯榮、陳田錨、許丙者流—-其實際情形是﹐這些獲取了政經權勢從而獲得了“言語優勢”的所謂台灣主流菁英﹐他們在顛倒著台灣歷史。因此類似“民之所欲常在我心”這樣的敘說﹐也正是顛倒的台灣史中又一塊“婊子的貞節牌坊”罷啦﹗

由於國民黨的反動本質和法西斯統治受到當年四億中國人民的否定而流亡來台﹐之後在國際冷戰體制下﹐經美國的強力支持﹐鞏固了行將崩潰的政權﹐且強化了在台灣的法西斯白色恐怖統治﹐於是在“國家安全”藉口下﹐屠殺了五千餘人﹐監禁了一萬多人﹐這裡頭包括外省人本省人和原住民。這是二戰後冷戰結構的世界史中﹐美國在全球各地第三世界扶持軍事反共法西斯政權﹐以殘害當地人民群眾的世界史的一部分﹐此期間對各地“人權”蹂躪之慘烈﹐對各國“民主”破壞之徹底﹐在有些地區遠遠超過台灣的遭遇﹐如印尼、如智利、如尼加拉瓜、如哥倫比亞、如當年南越…..。這些受到殘害的人包括﹕社會運動人士、民族解放戰士、民主運動家、進步教授、學生和工農群眾。

歷史要求我們以求真的眼光看待事物﹐只有將被顛倒的歷史誠實地攤開來檢視﹐我們才能從中反省、清理、批判﹐最後超越其中的遺憾與錯誤﹗

因此我們主張﹕雖然來台的外省人也分為上下兩個階層﹐上階層外省人是法西斯統治的主要骨幹﹐下階層外省人則在台灣各個下階層眷村、偏遠地區山村過著陰暗萎瑣的日子。但是作為外省人的新生代﹐不論出身上層下層﹐若能善於從真實的歷史角度來回顧、反省、清理這段集體的﹐家族的和私人的歷史﹐從而超越之﹐變成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才能以理解的態度面對那些被刻意操弄的族群情緒﹐以及過激言語。堅持民族情懷和民族團結的道路。這才是一條中華民族團結共榮的正確道路。

我們也深切希望新一代台灣人能謹持真實的歷史主義﹐真誠地回顧1945年以後的台灣史﹐超越狹隘的族群沙文主義﹐和因民族分裂的不幸所菌生的﹐同民族間的憎惡、仇恨和歧視﹐堅持民族團結的道路。

一個民族為了獲取不正當的利益對其他民族搞分化、顛覆的伎倆﹐在世界歷史中﹐尤其是戰後美國霸權主義支配下的世界史中屢見不鮮。計未得逞前﹐對依附者恩寵有加﹔計已得逞﹐則兔死狗烹﹐所在多有﹗史跡斑斑。

今天﹐台灣人中對異民族的依附者之所以還能衣著光鮮﹐只因為新中國日見強大﹐依附者對異族還有利用以“遏制”新中國的價值﹐如此而已。

如果你對台灣這塊土地在近代現代歷史中的這些坎坷遭遇﹐能真誠地據實以對﹐你就應該知道﹐今天的台灣之所以沒有所謂的“主權”﹐正因為民族的被分裂﹐而不是“民族”的“要獨立”。

如果你都能理解這些道理﹐你還能以“支那”一詞辱罵自己的同胞﹐實則也是辱罵了你自己嗎﹖

如果你都懂得了這些史實﹐你還會用“支那共匪"這樣的語詞來詈罵那些為台灣進步與解放而犧牲了的先烈們嗎﹖

如果你真的愛台灣﹐你會聽不下這樣的道理嗎﹖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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