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马克思经济学说史中的陈映真(邱士杰)

马克思经济学说(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Маркса)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而近代中国(1840-1949)的「沉沦」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发展乃是同时代中国人民所获得的具体感觉,因此中国近代沉沦观与马克思经济学说之间的矛盾与调和是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说如何在「近代中国」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线索。

中国近代沉沦观的第一个成因源自于1920年代中共为动员农民参与政治而做出的理论努力。为了替中共在1927年后努力发动的农村阶级斗争提供理论武器、为了论证广大的中国农民因受剥削而有革命的潜能,中共发现有必要找寻一套适当的理论来描述「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对立。为了勾勒这样的对立关系,中共引入了「Feudalism」的概念并使之逐渐成为「封建」的对译语,甚至把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成具有「Feudalism」内涵的概念。但无论是「封建」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两者都意味着中国属于非资本主义经济或者中国无法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因此两者都蕴含着沉沦或停滞的意涵,而且使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出现了困难。

恩格斯生前曾提倡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拓展到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他所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in a Broad Sense)。理论上,广义政治经济学最适合为中国近代沉沦观提供理论支持,因而最可能调和中国近代沉沦观和马克思经济学说之间的矛盾。但讽刺的是,恩格斯过世之后真正获得发展(甚至风行全球者)并非广义政治经济学,而是主张政治经济学只能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有限论」(Ограничительной версии Предмет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直到1920年代末期苏联农村因为集体化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广义政治经济学才在苏联取得合法地位并开始压制有限论的生存空间。历史上来看,马克思经济学说也是以有限论的姿态在1920年代传入中国。只是伴随着广义政治经济学在苏联的合法化,广义政治经济学才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

中国近代沉沦观的第二个成因则源自于中共「二大」之后将「最好的」资本主义道路设定为革命所要实现的近程目标。为了说明这样的目标是可行的,中共试图论证「近代中国的经济仍属于非资本主义经济」。为了做出这样的证明,中共在1920年代从国家中心论转变为社会中心论,并在转变中否定国民党带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能力。直到抗战爆发前的「国防经济论争」,直到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大肆活动,中共才一步一步向国家中心论回移。

中共向社会中心论转变的代表性事件是李立三在1930年提出的「封建论」以及因此爆发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虽然与论者各自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是」或者「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但绝大多数论者只是通过某种历史阶段论为基础的经济特征论来判断中国经济的「性质」。经济特征论完全对立于马克思所谓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die Methode vom Konkreten zum Abstrakten / the Method of Rising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经济特征论假设某种经济必具一二特征,进而预设能从一二特征的存在反推出某种经济的实存。相较之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重视的不是经济事实(Faits Économiques)上的一二特征,而是力求掌握对象的各种本质性抽象、实现这些抽象的多样性的统一(Einheit des Mannigfaltigen / the Unity of Diverse Aspects),然后再现为人类的思维具体(ein Gedankenkonkretum / a Mental Fact)。资本主义经济的思维具体则是马克思毕生致力的目标。无论这个方法是对是错,都可视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思想特点。

《资本论》译者之一的郭大力是1949年之前唯一采用马克思方法的学者。两者的差异仅在于马克思为资本主义经济建立思维具体,而郭大力则是为前资本主义的、中国的农民经济建立思维具体。虽然《资本论》的另一译者王亚南也深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他却在郭大力的研究基础上另外采用了「在比较中发现差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也就是,以马克思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思维具体作为基准,藉此比较出眼前的中国经济如何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郭大力和王亚南各自采用的方法以及由此获致的成果,成为1949年之前将马克思经济学说移植于中国的里程碑。而他们的理论成就以及1949年以前出现的各种思想趋向将伴随着「现代中国」(1949-)经济建设的各种成就和挫折而不断再现──这些思想趋向包括了:政治经济学有限论、经济特征论、对于小生产的不分析,以及从非资本主义经济的角度把握中国经济

以上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1840-1949)的主要发展趋向。

中国近代沉沦观对于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是非资本主义经济,并将「中国的近代」设定为必须打倒的对象,但这样的基本判断却又让1949年为界的近代中国(旧中国)和现代中国(新中国,1949-)维持了微妙的同质性。毛泽东所称的「一穷二白」就是连接起近、现代中国的一个枢纽。藉由这个枢纽,毛泽东对中国近代沉沦观实现了「反其意而用之」的转义。因此毛泽东既把近代中国的一穷二白视为落后的象征,但也视之为现代中国开展建设的最好基础。他形象地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着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1]

「一穷二白」论可以翻译如下:1949年为分界,中国从一个非资本主义经济占主体的社会转变成另外一个以非资本主义经济为建设目标的社会,中间不横插着一个物质可能极大丰富但又饱含阶级分化的资本主义阶段。也许有人会说,1949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属于允许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实质很接近于罗易当年所称的「非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允许资本主义的有限发展但最终将走上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而且,实际上中共在1949年之际便已在工业和农业上分别挖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基础。如毛泽东所言,「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财产,其中属于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接收过来,全国解放后,这部分已被我们没收;还有美、英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我们用征用的办法,实际上已把它变为全民所有了,只不过在法律的形式上还没有解决。」「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2]

虽然以非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在1930-40年代逐渐压制有限论,也虽然新中国的「基本经济规律」从建国伊始就作为合法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议题而在1950年代获得讨论,[3]但有限论思想并未根除。正如有限论又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消灭论」那样,有限论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将因人与人的关系一目了然而使客观规律无存身之地。由此产生的思想后果则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当成允许人的意志自由发挥的「自由王国」。1960年代的孙冶方曾如此回顾:

我过去多少年来学政治经济学,老师教的,大多数都倾向于卢森堡、布哈林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认为社会主义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与车间同车间、工序同工序的技术分工的关系是一样的,只是技术协作关系,不是经济关系。从1955年起,我逐渐对这种看法发生了怀疑。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不那么一目了然,不像工厂中的技术分工的关系。一个企业内部的技术经济分工也不简单,也不能一下子看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何况整个社会呢?因此,离开了客观生产过程,离开了产品交换过程,就说不清楚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经济不同,商品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掩盖着,并统治着人,这是商品拜物主义产生的根源。(翻译成拜物教不好,它不是一个迷信,是一种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即使你认识了它,还不能马上改变它,所以它不同于迷信、宗教)。

几十年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析生产关系不要通过物,就是如此论证的。[4]

有限论的残存思想并不必然是新中国的经济学者有意识地继承前辈学者的有限论观点,而更可能是一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移植的过程中必然结构性产生的思想状态。虽然有限论关于人类可以自由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是不能从唯意志论(Voluntarism)或唯科学主义(Scientism)之类的角度来解释,但无论采取怎样的角度来分析有限论,所谓的唯意志论或唯科学主义都必须依据马克思经济学说本身提供的思想素材、沿着这些素材所规范的某种轨道、依据这类轨道所形成的内在视野,才得以表现出来。如果马克思并未提供有利于这种结合的素材,有限论也未必能够在十九世纪同新康德主义相结合。迈斯纳(M. Meisner,1931-2012)关于乌托邦思想通过马克思的「科学」自信而获得强化的论点很接近前面提到的内在视野。迈斯纳曰:「正是通过把道德上可向往的东西同似乎有理由证明为历史必然的东西联系起来,马克思才使得乌托邦主义成为现代历史中这样强大的一股力量。马克思主义远没有破坏乌托邦主义对完美的未来社会秩序的幻想,而是使社会主义未来成为似乎是现在正在发挥作用的客观历史过程的逻辑和必然的结果,从而强化了乌托邦主义。」[5]

在1949年后的中国,乌托邦思想通过马克思的「科学」自信而获得的强化,具体表现为「必然王国内的自由」和「自由王国」之间的混淆。虽然1949年后的中国经济思想界基本主张「必然王国内的自由」,但实际上是把「必然王国内的自由」理解成「自由王国」本身。也就是说,虽然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乃至国家领导人在都不敢否定经济规律的存在,而且都主张经济建设必须依据经济规律才有可能(=「必然王国内的自由」的逻辑),但主流看法却着重突出人类可以完全认识并运用规律(=「自由王国」的逻辑)、进而依据规律展开建设。主流看法并不说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是否已经真的完全认识了该认识的规律,也不讨论人类是否真的认识了某种规律就能运用这种规律。人类能力的有限性是被遮蔽的议题。因此,相较于有限论认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人类意志可以自由支配经济建设,建国后的主流看法则不过是把直观的经济建设代换成无法直接看见的经济规律,但仍然坚持人类意志对于某种对象的自由支配。因此,有限论过度强调社会主义时代人类能力的思想特点反而在广义政治经济学对有限论的否定中获得了变相继承。

1958至1960年之间的「大跃进」及其挫折就是「必然王国内的自由」和「自由王国」二者发生混淆的后果。而毛泽东在1958至1960年间──即大跃进期间──的思想历程则充分反映了这种混淆的过程及其变化。斯大林为了总结苏联经济建设而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混淆二者的代表。斯大林说:「究竟『被认识了的必然性』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的规律(『必然性』)之后,就会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以利于社会。」1958年11月的毛泽东读完斯大林上面这段话后提出赞同的点评如下:

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说的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客观规律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是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相对立的。但是,人们通过实践,认识了客观规律,就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些规律,驾驭这些规律,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的必然性,要研究它。成都会议提出: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一条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凡是主观、客观条件许可能够办到的事,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去办;主观、客观条件不许可的事,就不要勉强去办。工农业并举之外,还提出大中小、洋土这样几个同时并举。这些,看来行之有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看来还灵。

紧接着毛泽东说了以下宛若伏笔的一段话:

我们提出的这一套,是不是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筋斗?都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时间要几年,或要十年,甚至更长。[6]

不到两年的时间,「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中的自由」混同的后果立即由大跃进的实践所检验。1959年中共中央的「庐山会议」(7月2日至8月16日)本来是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纠正大跃进,但由于彭德怀直言抨击了「大跃进」的负面后果,并在会上引发了张闻天等人的响应,瞬间使会议基调从纠左变成批右。虽然「大跃进」的负面后果因为彭德怀的直言而增加了检讨的困难,毛泽东却在庐山会议结束之后展开了包含检讨在内的读书运动,提倡阅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主要是这本教科书当时的最新版,即第三版)。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书出了好几年,我们没有读」,直到中国自己也开始像苏联那样搞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而且出现了问题,庐山会议之后的毛泽东才决定以「突击」的方式「花点时间读完」这本教科书(1959年12月至翌年2月间),并由刘少奇与周恩来分别带领一批经济学者和秘书各自阅读教科书以及毛泽东阅读教科书时所留下的讲话和批注。[7]

读书会上的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必然王国内的自由」终究不是「自由王国」。他开始强调人类能力的有限性,并强调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并不是教科书说得那样「容易」:

教科书说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甚么先知先觉。斯大林自己还不是对有些东西认识不清楚? 他曾经说过,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冲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发生冲突。斯大林的这些话,讲得好。教科书比斯大林退了一步。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甚么「先知先觉」。为甚么教科书过去没有出版,为甚么出版了以后要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还不是因为过去认识不清楚,现在也还认识不完善吗?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

教科书说「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

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出了一点毛病,就以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这完全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8]

刘少奇在自己带的读书会上也提出了类似的检讨:

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是有程度上的不同,一般来讲,能基本上认识和掌握,就不致犯大的错误,但小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还是会犯的。因为在过渡时期有旧社会的斑痕和残余,加上主观认识和客观不完全一致,小错误是完全可能会犯的。这方面教科书没有讲。

至于讲到充分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这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而且充分认识也是一种可能性,有可能充分认识,也可能不充分认识,不能讲得太肯定。[9]

人类运用客观规律的程度,可大可小,决定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掌握,和运用它的能力,因此犯错误仍然不能避免,小错误是免不了的,大错误也有犯的可能。妨碍认识规律的东西是否完全不存在了?如主观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不能一下子完全认识客观规律,对必然性的认识是逐步的。要熟练地运用经济规律,这里有很多的道理,我们必须兢兢业业地搞。

虽然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都开始承认人类能力有限,并开始认识到「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里的自由」的差别,但要立即从混同二者的轨道上转轨回来,并不容易。如刘少奇所接着说的:

客观规律是必然的,认识了必然就有自由。实现基本经济规律,大家要求满足需要,没有方法不行,于是大家亮底、算账,只好鼓足干劲。「发展生产,满足需要」,这就成为必然性。群众掌握规律,就成为不可抵挡的趋势,成为必然性。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要靠人去实现。[10]

1960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推出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也延续了混同二者的思想状况。该书强调(全面自觉掌握规律的)党-群众-经济规律-经济建设的完全一致性(黑体字为本文所加):

建设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是一个大搞群众运动的过程,它贯穿着一个又一个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经济规律是人们经济活动的规律,离开了人们的经济活动,也就谈不到经济规律。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经济活动是分散的营私的活动,经济规律作为一种强制的力量自发地起作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人们的经济活动必然是集体性的活动,是解放了觉悟了的劳动人民有领导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离开了群众运动,也就谈不到政治经济学了。因此,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是贯穿在本书各章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群众运动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它真正通晓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因而能够正确掌握革命和建设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全国人民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

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遵从客观经济规律,否认客观经济规律,硬要做实在做不到的事情,那是主观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和其他社会的经济规律一样,也是独立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思想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规律。但是,人们在客观经济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可以认识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也就是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经济规律既然是人们经济活动的规律,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只有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更好地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我们只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认识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就能够在改造世界中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多快好省地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1]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推出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最早且印量最大(50007册)的国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同时期只有湖北推出了两本类似的教材。[12]这本书的出现也可视为经济学的民族形式运动在1960年代复苏的征象。虽然这本教科书更像是一本经济政策汇编,而不是经济规律的探讨作。但是,如何克服这种沿袭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并适应于中国现实的需要正是推动经济学民族形式的契机之一。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郭大力尝试以建立农民经济之思维具体的方式来解释农民经济,而王亚南以资本主义经济的思维具体做为比较中国经济之异同的基准,那么,这两种方法在1960年的瞬间同时得到了复活。毛泽东一边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边提出点评,其方法类似于着重比较的王亚南;而毛泽东在阅读中提出的、如何使《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得更好的意见则类似郭大力的方法,因为毛泽东直接指向了如何直接以社会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为社会主义经济建立起有效的思维具体的问题。毛泽东说:

[教科书]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格·柯兹洛夫的《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教程》(《经济译丛》1960年第1期),对这本书的批评是带根本性的批评,他指出了这本书在方法上的重大缺点。他主张从分析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来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规律。他还提出了书的结构方面的建议。他最好能自己写出一本来。但是建议容易,写出来可不容易。[13]

孙冶方及其率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1960年代计画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稿》是努力向社会主义经济的思维具体进军但未能完成的代表作。孙冶方的这部书稿的特色是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蕴含着「必然王国」,并以「客观经济过程」称呼这个「必然王国」的存在。他强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以这样的「必然王国」为研究对象。孙冶方如此说道:

什么是客观经济过程呢?就是生产和流通过程,总起来就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研究中,并不是到处给规律下定义,而是通过对客观经济过程的分析,清楚地阐明了经济规律。但我们的方法恰恰相反,喜欢下定义,研究政策条文,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都是从规律、政策出发,同时解释政策也不是从经济角度,而是从政治角度加以说明,所以越说越说不清楚。……

客观经济过程在哪儿?这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但又是一个具体的问题。[14]

《社会主义经济论稿》最终未能形成定稿。原因之一是孙冶方在政治上出了问题。但他之所以在政治上出问题,又在于他极力主张国家的宏观调控必须向社会主义时代犹存的「必然王国」──尤其是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让步或妥协。虽然毛泽东和刘少奇等领导人也曾强调这些「必然王国」的范畴将遗存在社会主义时代好一段时间,[15]甚至认为这些遗存范畴并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16]但由于完全仰赖「必然王国」运作的「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等恢复农业小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政策伴随着大跃进的挫折而浮上台面,毛泽东在1960年代的逐渐成熟的思想基调就不再是掌握「必然王国」。他的思想基调反而是放弃掌握「必然王国」,并转而判断「必然王国」代表着「资产阶级法权」仍然起作用的领域,而这个领域必然导致历史阶段的倒退──即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说,1960年代的毛泽东开始逐渐放弃先进的新生事物必然战胜旧物的观点,对他而言的社会主义不再是建立之后就打开了自动向前的机关(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论」就是如此主张),而是一个随时可能中辍和倒退的存在。此时的毛泽东很像是「进化论」信念「彻底轰毁」之后的鲁迅,[17]毛泽东也终于像他那样「救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于是,在理论上已经不存在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毛泽东反而彻底地依傍在「阶级论」。因为只有阶级论才冷静直面现实生活中相互对立的各种社会力量、直面「必然王国」提出的各种挑战。

由于「必然王国」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遗留在「必然王国」里的那些遗存范畴(如小生产、商品、价值规律)反而重新被当成一种资本主义的特征而被敌视。于是,1930年代社会性质论战的经济特征论在此时得到了变相复活。

对于「必然王国」的放弃和排斥,其实是「必然王国内的自由」和「自由王国」之间发生混淆之后而又导致失败之后的心理产物。因为无法利用必然性,因此干脆把必然性当成只能限制的异己对象。──具体实例就是文革期间甚嚣尘上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论。张春桥发表于1975年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论的代表作。张春桥认为,「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18]张春桥所说的「短期内还改变不了」可说是全文关键。这篇文章不断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许多还不能克服的必然性(一些表现为规律、一些则表现为客观条件),而「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这种必然性的显现。既然人类「短期内还改变不了」这些必然性,就必须「限制」这些必然性。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论是中共在1960-70年代才格外显着的思想,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前中共看待小生产和官僚资本的态度。由于「三自一包」政策的出现以及部分农民为此产生的回响,加上中共始终缺乏把小生产当成小生产来研究的理论传统,于是,列宁以来把小生产当成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便又复活了起来。[19]其次,抗战胜利后为了批判国民党「官僚资本」而出现的、把「阶级」和「阶段」相等同的思想也在此时复活。如果说1945-1949年间的中共把「官僚资本」从一个阶级的存在转义成一个历史阶段(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存在,1960至70年代的中共则把「官僚(主义者)」──尤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某部分官僚干部──当成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复辟的经济特征、当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瓦解的最危险因素。1965年毛泽东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著名批示典型反映了这种思想。「官僚主义者阶级」就是文革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先行概念: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20]

相较于大跃进时期的主流思路承认客观规律并努力把握客观规律(并因此使有限论思想变相复活)、相较于文革时期的思想把某些客观规律当成无法驾驭因而只能压制的异己对象,改革开放之后对于客观规律的看法完全相异。被邓小平称为「政治经济学初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10.20)[21]开始把国民经济建设的基础一部分一部分地放任给客观规律来调节。用这份决定的话来说,「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了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对于客观规律的重视更通过形式主义经济学着力研究的「(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问题纳为会议主题而再次升级。

1949年后的官僚资本论在海峡两岸都获得了继承,但也在继承中出现了分裂。在中国大陆,官僚资本论在「阶级」和「阶段」之间的混同得到了继承;在台湾,把商人资本视为官僚资本之本质的看法(这一观点主要源自于王亚南等学者)则是官僚资本论获得继承的主要部份,而代表性的继承者是台湾出身的旅日学者刘进庆(1931-2005)。刘进庆出身在日本殖民时期,并在少年时代亲历了台湾光复、二二八事件,以及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震撼。由于不满于岛内的政治高压,刘进庆于1962年前往日本留学,并在东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战后台湾经济分析》以台湾光复后二十年间的台湾经济为研究对象,而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则继承了两大传统:第一个传统来自「讲座派」山田盛太郎(1897-1980)的《日本资本主义分析》。这点只须从全书不断出现的山田术语和架构(如「生产旋回」[工业革命]、「基底」、「基轴」、「小农」)便可见一般。第二个传统则来自国共内战时期臻于成熟的官僚资本论。一方面,刘进庆着重借鉴了中嶌太一把官僚资本解释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见解,[22]另一方面刘进庆也如其所征引的许涤新那样从商业资本的运动方式理解国民党政权所形成的官僚资本。因此他干脆把官僚资本改称为「官商资本」。他认为国民党政权的特色就是官僚与商业资本的统一,因此往往无法根除前资本主义(他称之为「半封建」)的收夺方式,并使台湾的资本主义发展存在缺陷。[23]

虽然官僚资本论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海峡两岸发生某种分裂,但两岸学者仍然都能注意到官僚资本论所提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关系。而且这样的提示在1949年后的两岸共同演化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总体性思考。这种总体性思考的特色是发现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无法再简单地化约为经济基础所必然决定的客体,因而试图同时把握总体以解决经济决定论——作为一种化约论——在解释上的无力。王亚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关注意识形态问题的学者,他在1940年代初期规划的《中国经济意识论丛》就是这样的构想。[24]但意识型态成为全国所有人的问题却要等到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而代表性的现象就是被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人格化载体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尽管生产资料集体化理应消灭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这种人格化载体却被视为瓦解中国社会主义之经济基础的主要危险、被视为可能使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特征。[25]在台湾,有意识地继承并改造了刘进庆理论的作家陈映真(1937-2016)则是少数对经济决定论打问号,并戮力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总体面貌纳入思考的代表人物。而这样的总体面貌是他从1990年代到不能动笔为止始终努力勾勒的目标,陈映真说:

我对自己的期许是在知识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台湾要怎么认识?台湾的社会史应分成几个阶段,台湾社会的构成是什么?二是新中国的社会本质是什么……[26]

我想解决的,就是对台湾史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在读有关台湾的社会科学之余,我的欲望越来越强,很想在对台湾历史的比较与多一点理解的基础上,重读台湾的文学。我们很多人都读过台湾文学,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重读呢?我总觉得,仅从物质的历史来看,好像缺乏一种什么东西。后来我想大概只有重新读台湾文学,才能补上这个空缺。对台湾的理解不止是冰冷的实证的研究,还应该是对台湾人的形成史,他的发展史,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台湾的精神史,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特色的台湾地区的精神的历史,心灵构造的历史的研究。我想从这个角度去重新读从赖和以降的这些小说,我想这种读书会有这样的帮助:其一,万一我们将来要写关于台湾社会各方面的论文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笔调会更丰润一点,不会说是什么阶级呀,是什么叛徒呀,比较不会让我们变成一个非常狂热、不饶人、容不得别人、敌我分明的那种──我现在很憎恨那种文章──我想如果我们不止是认识到台湾的社会科学的历史,如果也能透过台湾的文学史与文学的阅读,来理解台湾的人的历史,那么这两个相结合,将使我们对台湾史的理解更深刻。同样的,也可以让我们在读这些先贤的时候,读得更深。……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找到比较清楚的出路,然后开始写作。我实际上也有比较强的创作的冲动……[27]

截至陈映真终于不能动笔为止,他依据上述思路而做出的思想贡献是:尽管台湾战后(特别是两岸分断以后)经济发展因为国民党政权而实现了台湾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化,但他注意到与此相适应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能支持台湾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他以「精神的荒废」描述这种意识型态的特质[28]),这样的矛盾使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隐藏重大缺陷。他认为这种缺陷的关键是台湾被置于全中国的民族经济再生产圈之外,因此只有让台湾逐渐复融于这样的民族经济再生产圈之中,才能解消前述阻止台湾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又因为两岸恢复经贸往来之后的发展并未显着发生这样的解消力量,这便迫使陈映真更加注意台湾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发展。尽管他始终没能搞清楚台湾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三者之间的关系,他却是战后台湾第一个将此三者及三者之关系「问题化」的思考者。[29]

上述历史过程不妨回到王亚南发展「经济学民族形式」的初衷来做更进一步的审视。对于深受政治经济学有限论影响的王亚南来说,「经济基础」尚未完全资本主义化的中国不可能自发产生任何经济学,也不可能通过经济学的简单移植就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基础」,因此,他对「经济学民族形式」的初衷并不是在经济学的普遍性中求取特殊性,而是为尚待经济学解释的中国「经济基础」形成一套说法,让经济学在中国能从实际上的「无」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有」。相较之下,抗战胜利后获得快速发展的官僚资本论则将研究对象从「经济基础」拓展为「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进而把国民党政权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纳入视野。至于六十年代以来的历史更出现把研究对象拓展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发展。尽管上述不断拓展研究对象的尝试并不见得成功,但这些尝试都努力解释中国的现象,期待能从中找到改变中国的契机,而且这些尝试都努力把更多规定性统一到已有的思维具体里,使之更加丰富、更加「具体」。只要我们未曾忘记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命名自己的经济学说,就应当承认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终究不是单纯的经济学说本身,而是一种具有超出经济学说范围之冲动的思想体系。而二十世纪经历了各种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中国,则成为马克思经济学说改造自身、发展自身的时代媒介。

马克思经济学说同二十世纪中国相结合的过程始终难以摆脱经济特征论,但经济特征论却意味着中国的社会里面在不同时期各自存在着许许多多深为时人所关注的经济事实(「主要矛盾」?!)。也虽然这些经济事实往往首先是突出的现象而不必然是某种本质的反映,但恰恰是这些现象界的焦点呼唤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追随者超出学说的既有研究范围和成果,向着更复杂、更难以掌握的对象进军。这是一个在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名义下交织着成就和挫折、光明与苦难的进军过程,但马克思经济学说所取得的中国特性不但恰恰存在这样的过程中,迫使马克思经济学说重新审视并检讨自己的空间也内含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这样的进军过程仍有待当下的实践来决定其未来的进路,但通过这一过程的历史回顾,也许将有助于我们对于未来的进路做出一二猜测。


[1]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958年第1期(1958,北京),页3-4。

[2]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收录于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页111-112、145-146、。

[3] 可参见:《学习杂志》专辑(1954,北京);经济研究编辑部编,《经济研究: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问题讨论专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资料汇编》,上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1980)。

[4]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4卷「社会主义经济论稿」(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页120-121。

[5]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着,张宁与陈铭康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页10。

[6] 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1958.11)〉,收录于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页9。

[7] 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陪同读书,参与刘少奇读书会的著名经济学家有孙冶方,而周恩来读书会则有许涤新参与。刘周的读书会大致与毛泽东的读书会时间重迭。参见:石仲泉,〈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收录于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页143-170;童小鹏,〈从化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少小离家老大回.童小鹏回忆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页441-446;杨明伟,〈周恩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及其思考〉,收录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与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编,《风范.思想.乡情——纪念周恩来诞辰95周年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页305-316;杨明伟,〈周恩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收录于于俊道编,《中南海里的博览群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页107-111;孙冶方,〈重视理论、提倡民主、尊重科学——回忆少奇同志的几次讲话〉,收录于《孙冶方全集》编辑出版委员会编,《孙冶方全集》,第3卷「1972年-1983年」(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页256-270。

[8]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收录于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页47-76。

[9] 刘少奇,〈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发言(1959.11)〉,收录于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北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页126-127。

[10] 薛暮桥整理,〈刘少奇同志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读书会上的发言(1959.11)〉,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3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页191。

[11]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0),页5-6。

[12] 即:中国科学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大众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初稿:供讨论用》(武汉:中国科学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60),印量不明;湖北省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小组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初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60),印量1200册。

[13]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收录于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页85-86。

[14]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1962-1963)〉,收录于《孙冶方全集》编辑出版委员会编,《孙冶方全集》,第4卷「社会主义经济论稿」(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页104。

[15] 如刘少奇所言:「既然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只有几十年,而共产主义可能几万年,几十万年。在过渡时期里,旧社会的痕迹没有去掉,还运用许多旧社会的形式,如商品、价值、货币、银行等,但这性质已经变了。斯大林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不承认有剩余价值,称资本为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生产资金)。劳动力不足商品,但是不是可以采取商品形式?讲有剩余产品,而不敢讲有剩余价值,不讲有盈利。我们采取了许多旧名词,但是内容变了。譬如我们习惯讲得痛『心』,而不讲痛『脑』,用衷『心』,而不讲衷『脑』,旧名词是改不掉的,这有甚么妨碍呢?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旧社会的痕迹,但我们的理想是在前面。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实质上不是商品,固定资产也不是剥削,剩余价值也不是个人占有,为甚么不敢讲?教科书在解释旧名词时,忸忸怩怩,故意回避。」参见:刘少奇,〈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发言(1959.11)〉,页131-132。

[16] 比方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强调使用价值商品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特殊性。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刘少奇则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最根本的一点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为使用价值而生产,资本主义社会是为交换价值而生产。还有,社会主义的商品价格不受价值的支配,其价格由国家规定,也即是商品价格由国家干涉起作用,而不是价值规律起作用。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性质,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完全变了。这个问题很值得全面研究。」以上分见: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1958.11)〉,收录于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页18;刘少奇,〈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发言(1959.11)〉,页134。

[17] 鲁迅关于进化论和阶级论的分野,可参见鲁迅《三闲集》之序言,以及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收录于何凝编,《鲁迅杂感选集》(上海:青光书局,1933),页11-17。

[18]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1975年第2期。黑体字为本文所加。

[19] 王学文是1949年以后少数主张小生产当成小生产看待,并主张小生产有其特殊经济规律的学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自然经济的生产是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小商品生产是价值的生产,它受价值法则的支配。我国小农经济中这两个部分的性质不同,是不能混淆的,更不能只说商品生产这一部分而抹杀自然生产那一部分。」「个体经济不是划时代的社会经济形式,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抹杀它有着特殊的,与其他经济成分不同的生产关系,生产法则与分配法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和分配法则的科学,它要求从生产关系出发,从生产关系来看经济问题。我们进行对个体经济的研究时,这个基本观点是不可以忘记的。个体经济在各个社会要受到该社会基本经济法则的影响,但绝不能因此就说它没有自己内在的经济法则,在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和成立以前,也就是形成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及经济法则以前,就已经有了相当发展的个体经济。」王学文的小农理论让他遭到批评。多数批评都是否定小农经济有其自身的特殊法则,因此王学文不得不为自己辩诬曰:「我明明是反对某些同志混淆「一种生产」与『整个社会的生产』因而否定某一经济成分有自己的经济法则」以上参见:王学文,〈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法则问题(1954)〉,收录于剧锦文编,《中国经济学百年经典》,中卷(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页110-111;王学文,〈王学文的发言摘要〉,《学习杂志》专辑(1955,北京),页9-10。批评的意见可集中参见:徐禾,〈关于在我国过渡时期经济领域内的基本经济法则问题:对王学文同志有关经济法则的两篇文章的意见〉;骆耕漠,〈关于我国过渡时期基本经济法则问题〉。包含以上两篇论文在内的全部论争文章都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资料汇编》,上册。

[20] 薄一波对「这些人」加注为:「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上参见:毛泽东,〈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1964.12.12、1965.1.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265-266。

[21] 邓小平:「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参见: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10.22)〉,收录于邓小平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83。

[22] 中嶌太一,《中国官僚資本主義研究序說:帝国主義下の半植民地的後進資本制の構造》(大津:滋賀大学経済学部,1970)。

[23] 參見:劉進慶,《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5)。如刘进庆所言:「关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我基于抵抗专制政治的立场和信念,并不想去论述好像有肯定独裁政权味道的台湾经济发展论,且有意在避开它,某种意义上是不想去迎合时潮。终于在1980年代末,由于隅谷先生的召集,我与涂照彦先生三人共同执笔出版了《台湾之经济──典型NIES的成就与问题》(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填补了这个空白。」见:刘进庆,〈我的抵抗与学问〉,收录于邱士杰编,《刘进庆文选:我的抵抗与学问》,下卷(人间出版社:台北,2015),页585-586。

[24] 此书后来未能完成,但194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后来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却显然就是《中国经济意识论丛》写作计画的落实。

[25] 张春桥这段话很能体现这种思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见: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1975年第2期。

[26] 陈映真口述,〈陈映真自剖「统一情结」──陈映真:我又要提笔上阵了!〉,《财讯》第132期(1993,台北),页163-165。

[27] 陈映真与黎湘萍,〈陈映真先生谈台湾后现代问题〉,《东方艺术》1996年第3期(1996),页21。

[28] 陈映真,〈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收录于陈映真编,《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I:台湾乡土文学‧皇民文学的清理与批判》(台北:人间出版社,1998),页5-19。

[29] 参见:邱士杰,〈试论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现代中文学刊》第5卷第6期(2013,上海),页48-67。

發表迴響

你的電子郵件位址並不會被公開。 必要欄位標記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