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慶黎(汪立峽)

蘇慶黎70年代我還在軍中時,以筆名或本名為《夏潮》寫稿,結識了蘇慶黎。當時她是《夏潮》的總編輯,身邊還有些年輕朋友作她的助手,像吳福成、福蜀濤等人。從那以後,我被她視為戰友。慶黎略為大我一些,從來叫我小汪,一向對我器重,也很照顧,是我一生中難得碰到的知己之一。

高雄事件前,夏潮的同志另外搞了一個刊物《春風》,我也應慶黎和王拓之邀加入編輯行列,並兼記者。記得那時,唐文標、張富忠、陳忠信等人,常到《春風》來串門子,意氣風發,高談闊論,不知大難將至。

高雄事件後,許多與《夏潮》和《春風》有牽連的人,或多或少都遇到麻煩,慶黎自然首當其衝,東藏西躲,還是被抓進去受了一點小罪。出來後,很長一段時間,右手肘不靈光,因為在裡面反覆寫了許多所謂“自白書”。

有那麼一陣子,慶黎住在花園新城,深居簡出,除了陪陪母親,就是和住在隔壁的陳文茜天南地北,扯東說西。不過,慶黎這個人閒不住,不久,她就很認真的想把夏潮復刊,並找我和其他人商量過,但因種種原因,不了了之。未幾,她還是協助黃怡、徐璐、張俊傑等幾個年輕朋友創辦了另一個替代性刊物《大地生活》,要我出任總編輯,若干期以後由楊渡繼任我的工作。

 

《大地生活》辦了十餘期之後,因財務不繼,停刊。慶黎遂四處籌款,決定將《夏潮》復刊,設址在新店的一棟四樓公寓上,慶黎和我就住在社裡,她任總編,我任執編,當時的美編是後來搞〝綠色小組〞做紀錄片的王智章,人稱麻子。慶黎辦事認真細緻,沒天沒夜,常予人以過份瑣碎之感,甚至會覺得效率差了點,但這就是蘇慶黎,誰也改變不了她。

 

後來,夏潮人事作了調整,重整旗鼓,以《夏潮論壇》為名,再度出發,由官鴻志出任總編,繼任者是杜繼平,我是最後一任總編輯。《夏潮論壇》後來還是難逃被查禁勒令停刊的命運,以後夏潮即未再復刊,以迄於今。

 

在那段期間(即80年代中期),慶黎和郭吉仁律師共商組建一個由知識份子創立的工運組織—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若干年後更名為〝台灣勞工陣線〞),邀我參加。〝勞支會〞實際上是由當時以蘇慶黎為代表的《夏潮》和以郭吉仁為代表的《新潮流》二股人馬合作的產物。由於我是法律專業出身,而且已經具有一些工運實踐經歷,慶黎特別推薦我與賀端藩一起在勞支會中負責推動台灣的工人運動,因此而使我得以在台灣工人群眾中廣為人知,慶黎後來在人前人後還經常稱許我在那些日子的工運事蹟,令我十分感動。

 

當年〝勞支會〞中,統獨兩派的人都有,由於當時專注於工人階級事業,大家合作得還算愉快。後來,慶黎和我們相繼離開(慶黎赴美唸書,我參與籌組工黨),該會即完全落入獨派新潮流之手。儘管如此,他們對慶黎仍是很敬重的,慶黎對他們也是寬厚以待,並不因立場對立而視若陌路。當今勞工委員會主委陳菊就是慶黎的多年密友。今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勞支會〞成立20周年慶,慶黎與我以創建人身份應邀參加,她依然受到老友的歡迎和媒體的關注。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慶黎。

 

慶黎於80年代中期首度赴美留學,就讀於賓漢敦紐約州立大學。我於1985-86年訪美期間,數度與她見面,討教問題。後來,大約是88年底吧,慶黎自美返台,同我們一道參與工黨的創建工作。當時由蘇慶黎、蔡建仁和我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工黨的黨綱、黨章草擬任務,慶黎是小組召集人,依然像過去一樣,日夜操勞,裡外奔波。次年,我和慶黎又一同參與勞動黨的建黨工作。慶黎並擔任過工黨和勞動黨的秘書長。

 

幾年後,慶黎再度赴美讀書,正待發奮治學之際,卻發現身體狀況出了問題,未幾發病。此後十餘年,慶黎就是在與病魔的頑強鬥爭中度過的。那些年頭,她多半時間往返於台北與北京之間,醫病、療養,仍不時爭取時間作一些關於兩岸工人和農民問題的調查研究。今年初,大年除夕那天晚上,她還打電話對我說,要找我一起重新研究調查當年的(89)年遠東化纖工人大罷工事件。還說,想寫一本《黃順興傳》,因為她忽然想起高雄事件前後那幾年,她找我一同協助當時任立委的黃順興撰寫質詢稿的往事,她和我還為黃順興編寫過一本書:《歷史的證言》。點點滴滴似乎都湧進了她的腦子,又好像她已感覺去日無多,很讓我不好受了一陣子。

 

現在,她真的走了。〝往事並不如煙〞有人這麼說,實際上也是這樣,人生在世,幾十年寒暑,多數人碌碌一生,乏善可陳,但慶黎不是這樣的,因為,不管怎麼說,任何時候任何人,只要提到《夏潮》雜誌,總會沒來由的想起蘇慶黎這個名字。人的一生能作一件對人群有益,被人們記憶的事,就沒有白過一生,慶黎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