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逵與中共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藍博洲)

前言

1949年1月21日,就在蔣介石在各方逼退的壓力下宣佈引退的同一天,上海《大公報》刊出了一則後來被稱之為「和平宣言」的「台灣中部文化界聯誼會宣言」。

眾所週知,1949年4月6日,楊逵先生(1905-1985)因為發表這篇力倡民族內部團結的「和平宣言」,被捕入獄,其後並以「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的「罪名」,處刑12年。

關於「和平宣言」的出土過程、內容、主張及其時代意義,島內文學先進已經有過多篇詳實、精闢的評介文章,例如:

張恆豪:〈關於「和平宣言」及其他〉,《台灣新文化》第1期,1986年9月。

王曉波:〈論「和平宣言」及「首陽」解除記〉,1986年9月,收入《被顛倒的臺灣歷史》(台北:帕米爾書店,1986年11月初版),自序。

陳映真:〈楊逵「和平宣言」的歷史背景〉,1999年3月,收入《紀念楊逵因「和平宣言」投獄50週年暨「四六事件」50週年文化、文藝晚會手冊》(台北:人間出版社、夏潮聯合會等聯合主辦,1999年4月5、6日)。

基本上,關於楊逵的「和平宣言」,應該已經沒有什麼文章可作。

然而,就在上個世紀九○年代初期,筆者卻在採集民眾史的現場,聽到一位五○年代白色恐怖倖存的中共在台地下黨人辜金良談起:其實,楊逵的「和平宣言」是台灣地下黨領導人之一張志忠背後推動而集體完成的一份歷史文件。(註一)

因為這樣的說法,筆者一直在想:如果這個說法確是歷史的事實的話,那麼,楊逵是不是地下黨員呢?即便不是,那麼,楊逵與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又是如何呢?

在證言提及的兩個當事人——楊逵與張志忠——皆已過世的情況下,這個說法,看來也就只能成為無法確切證明的歷史公案了。

今年10月18日,正值楊逵先生百歲冥誕。筆者謹懷向楊逵先生致敬的心意,根據目前所能掌握的歷史材料,試以〈楊逵與與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為題,就此公案展開歷史的初探,作為紀念,進而為往後的楊逵研究,提供一個尚未開發的、可能的問題面向。

 

口述證人與地下黨及楊逵的關係

首先,在調查報告展開之前,筆者有必要說明問題的緣起,並簡介上述證言的口述證人的身分背景及其與楊逵的關係。

辜金良,1915年生於嘉義朴子一個雜貨商人之家,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從小就具有強烈的中華民族意識。1926年台灣農民組合成立以後,經常捐款農組朴子支部幹部李天生等人辦活動,並因此對祖國大陸「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有了一定的認識。1929年期間,通過李天生介紹,認識了當時正蟄居高雄內惟的楊逵夫婦。

1936年元旦,楊逵創辦《台灣新文學》雜誌,辜金良和同鄉好友許分前往台中,義助楊逵,替雜誌社募款,並幫忙打雜,直至1937年6月《台灣新文學》停刊。抗戰爆發後,他曾經在楊逵的「首陽農場」幫忙挑肥、種花。

後來,辜金良轉往高雄,任職李天生開設的大榮鐵工廠。其後,受李天生之派,前往大陸,擔任大榮南京分公司貿易部負責人。不到一年,辜金良又因為這樣那樣的因素,離開大榮,一邊自己做生意維持生活,一邊尋找前往延安的路。就在這段時期,他和皖北的新四軍有了聯繫。

抗戰勝利後,辜金良在上海台灣同鄉會住了一段時間,然後於1945年年底,攜帶大量的左派書報雜誌,回到台灣。他首先到台中找楊逵,同時通過楊逵夫婦的介紹,認識了舊農組幹部李喬松。此外,他又在全省各地四處訪友,藉著半賣半送從上海帶回來的那批書報雜誌,宣傳進步思想,結識追求進步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並瞭解台灣的社會狀況。

1946年5、6月左右,辜金良應王萬得(老台共)、吳思漢(在台北開設啟蒙書局)、李水井(朴子後輩)、李韶東(李喬松的兒子)⋯⋯等人的要求,帶他們到上海,尋找到解放區的路。在台灣同鄉會待了一段時間後,同鄉會會長李偉光告訴他們,台灣需要人,要他們回台灣。他們於是從上海返台。

從上海回來後,有一天,辜金良便通過廖瑞發的安排,與台灣地下黨負責人之一的張志忠碰面。經過幾次談話之後,他就經由張志忠吸收,加入地下黨組織,並奉組織之命,利用商人的身份,往來於上海、基隆之間,做黨與上海同鄉會之間的聯絡員。

從辜金良與地下黨及楊逵的關係看來,基本上,他對楊逵與「和平宣言」的口述證言,應該是值得人們給予認真對待的。

 

張志忠、蔡孝乾與台灣地下黨

接著,為了釐清楊逵、「和平宣言」與地下黨之間的關係,我們有必要先就口述證言提及的關鍵人物張志忠,以及台灣地下黨,作點基本背景的介紹。

張志忠(1910-1954),嘉義新港人。

國民黨調查局的內部「機密」資料載稱:張志忠「本名張梗,日據時代化名為鹿某,後在中共匪區改名為張志忠,曾在抗大受訓,並在劉伯承部工作過」。(註二)

另外,1950年5月14日,台北《中央日報》根據國府國防部所提供的資料,刊登的張志忠簡歷如下:張志忠,台灣嘉義人,民國廿八年【1939年】加入十八集團軍【八路軍】,任「台灣省工委,兼宣傳部長」。

《安全局機密文件》載稱:

1945年8月,中共中央派任台籍幹部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準備開展日後的台灣工作。9月,蔡孝乾由延安出發,間道潛行三個月,於12月抵達江蘇淮安,向華東局(原稱華中局)書記張鼎丞、組織部長曾山,洽調來台幹部。

1946年2月,蔡孝乾率領張志忠等幹部,分批到滬,與華東局駐滬人員會商,並學習一個月;同年4月,張志忠率領首批幹部,先由上海搭船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註三)

事實上,台灣光復以後,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組織與活動,恰恰是從張志忠抵達台灣後展開,並以張志忠的犧牲為結束的長達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鬥爭史。

同年(1946年)7月,蔡孝乾潛台,並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註四),由蔡本人任書記,直接領導「台灣學生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委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北峰地區工委會」等機構工作。先後並以陳澤民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領導台南、高雄、屏東等地區工作。洪幼樵任委員兼宣傳部長,領導台中、南投等地區工作。張志忠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工作(後交由陳福星領導)。(註五)

蔡孝乾自述,他是彰化人,畢業於彰化公學校,1923年曾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研讀。1925年在該校參加中國共產黨。1927年任台灣大眾時報社記者。

1928年4月15日,台灣共產黨在中共協助下,作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在上海成立。蔡孝乾被選為台灣共產黨中央委員兼宣傳部長。1931年3月起,台共在島內遭到全面性的檢舉破壞。(註六)

1932年,蔡孝乾潛入江西蘇區,擔任紅軍第一軍團政治部《戰士報》編輯。1933年當選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委員。1935年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內務部長。1937年任中共中央白軍工作部北線工作委員會書記。1940年任解放區野戰軍政治部敵工部長。1946年任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註七)

《安全局機密文件》又稱:「共匪在上海以『台灣同鄉會』理事長李偉光,為其對台工作之『交通聯絡站負責人』,解決匪徒食宿交通等問題;⋯⋯切合秘密工作之原則。」(註八)

李偉光(1897-1954),原名李應章,彰化二林人;早年在台灣學醫,是「台灣文化協會」創始人之一,曾經領導著名的「二林蔗農事件」。1932年初到廈門,參加中國共產黨。1934年底到上海英租界勞合路,開設診所,改名李偉光。1937年1月,研究戒鴉片煙藥品成功,開始作戒煙醫療,並搬到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四明里,開設偉光醫院。抗戰爆發後,團結一批進步的台灣青年同鄉,組織台灣革命大同盟。從此,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事抗日地下工作。抗戰勝利後,擔任台灣旅滬同鄉會理事長。

「1945年11月下旬,」李偉光說:「張志忠帶著台灣文協【文化協會】的老朋友蔡【孝】乾的介紹信,從新四軍出來,到上海來找我。年底,蔡【孝】乾也到了上海。我安排他們兩人住在我【的】療養院,蔡介紹張執一和我聯繫。從此,張執一一直領導我在上海的地下黨工作。1946年3月,我設法送張志忠等人回台灣工作,蔡【孝】乾也於7月回台灣去了。」(註九)

張執一(1911-1983),湖北漢陽人,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勝利後,派往上海,從事統一戰線工作。(註十)

「約在1946年夏秋之交,」張執一說:「中央來電指示成立上海局,指定劉曉、劉長勝、錢瑛、劉少文同志為上海局委員。劉曉任書記,主持全面工作,劉長勝任副書記,主要分管上海工作。⋯⋯在上海局領導下,設有台灣工作委員會,書記蔡乾(又名蔡前),⋯⋯1946年秋冬之交到1949年底,我曾代表上海局四次前往台灣檢查與布置工作⋯⋯。」(註十一)

因此,在蔡孝乾把李偉光介紹給張執一聯繫以後,上海台灣同鄉會事實上就是中共上海局與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之間的聯絡站。當年許多從大陸回台灣的人,如前述的辜金良,都是通過上海台灣同鄉會的安排而和島內的「地下黨」連上線的。

《安全局機密文件》指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之組織發展,「甚為迅速」。

綜合該機密文件與其他相關資料所載,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發展過程大致如下:

自1946年4月至1947年「二二八」,為中共「台灣省工委」的初期立足時期,當時只建有「台北市工作委會會」、「台中縣工作委會會」,及台南市、嘉義市、高雄市三個支部,所屬中共黨員僅有七十餘人,在工作方面全靠老台共及台灣義勇隊與東區服務隊的舊關係進行活動。(註十二)

通過這些檔案資料我們可以理解,張志忠與蔡孝乾先後返台後,顯然是通過原有的「舊關係」,推展「台灣省工委」的組織活動的。

那麼,楊逵是不是張志忠與蔡孝乾的「舊關係」呢?

1928年3月24日,作為左傾後的新文協機關報《台灣大眾時報》(週刊)創刊,蔡孝乾擔任該報記者,楊逵則擔任該報囑託(特約)記者。(註十三)

楊逵自己也說過:「蔡孝乾與我是在文化協會上認識的。」(註十四)

因此,楊逵雖然不是老台共,可他與蔡孝乾早在日據時期便是舊識、老同志了。既然如此,對蔡孝乾而言,楊逵顯然也是他的「舊關係」之一。再者,以楊逵在光復初期台灣文化界所擁有的社會威望而言,我們可以大膽推測:蔡孝乾應該會與楊逵接觸碰頭的。那麼,楊逵與蔡孝乾領導的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又是如何呢?

這裡,我們有必要回頭來看楊逵從台灣光復到1947年「二二八事變」前主要的社會活動。

 

二·二八前的楊逵及其身邊的年輕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台灣回歸中國。楊逵改稱「首陽農場」為「一陽農場」,慶祝台灣回歸祖國懷抱;同時,他又得到年輕人的支援,發行《一陽週報》,介紹國父思想與三民主義。(註十五)

日據時期曾經與辜金良一同義助楊逵辦《台灣新文學》雜誌的許分,聽到日本天皇無條件投降的廣播後,立即從嘉義趕到台中,成為參與《一陽週報》創刊工作的年輕人之一。

「《一陽週報》主要出資者是林幼春之子林培英與李崇禮之子李君晰,其他便是小額捐款。」許分見證說:「在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下,以刻鋼版、油印的方式,於9月22日出刊。」(註十六)

與此同時,楊逵又將這批經常聚集在「首陽農場」的年輕人組織起來,成立「新生活促進隊」,自動為髒亂的台中市清理垃圾,希望通過這種自覺的行動,進一步掃除台灣人的奴隸劣根性。「新生活促進隊」剛成立時大約有一百人,後來不斷有各種團體加入,到後來人數急劇成長為剛成立的三、四倍以上。葉陶負責街頭宣傳的工作,表現非常出色。(註十七)

「新生活促進隊」的清潔工作完成後,楊逵又通過「大湖幫」老大廖金和,將地方上的「兄弟」組織起來,成立「民生會」,由綽號「阿狗仔」的廖金和出任會長,維持國府接收前的地方治安。廖金和出身廖家大戶,父親是農民組合支持者,農民組合在台中時期的本部即為他提供的房子。(註十八)

從《一陽週報》到「新生活促進隊」的核心成員,大體是從日據末期的「首陽農場」時代便圍繞在楊逵身邊一群年輕人,這些年輕人當中的賴瓊煙、張金爵、張彩雲、許分、蔡鐵城、施部生、呂煥章、何集淮⋯⋯等等,後來也都勇敢地投入二二八的人民鬥爭行列,其後並分別加入地下黨。其中,賴瓊煙、蔡鐵城、施部生、呂煥章及「民生會」會長廖金和,更於1950年後先後犧牲。(註十九)

這些年輕人固然與楊逵未必有什麼組織關係,但是,他們日後的思想走向受到楊逵的一定啟蒙與影響,顯然也是不難理解的事實吧!當然,在沒有確切的證據之前,我們也不會天真地據此而論斷:楊逵與台灣地下黨有什麼組織關係的!

 

楊逵、《臺灣評論》與李純青

1946年,楊逵除了擔任《和平日報》之新文學版編輯之外,也「進入臺灣評論社」,成為雜誌《臺灣評論》的同仁。(註二十)

1946年1月8日,旅居京滬之本省有志人士,為提高台灣同胞之民族文化水準,以股份有限公司之型態組成臺灣評論社,在上海舉行成立股東大會。大會選出劉啟光為董事長,丘念台為董事兼社長,另聘李純青為編輯主任,周天啟為業務主任;決定2月1日在台北發行《臺灣評論》半月刊。(註二十一)

劉啟光,原名侯朝宗,日據時期與趙港、簡吉共同領導臺灣農民組合,一時有三大農民領袖之稱。1928年被捕,然後逃回祖國大陸,繼續從事抗日運動。抗戰期間,化名劉啟光;曾經組織臺灣革命同盟會,後奉蔣介石之命,擔任軍事委員會臺灣工作團主任。光復後返台,出任新竹縣長。(註二十二)

「劉啟光剛回台灣沒幾天,」許分說:「就找了楊逵、謝雪紅、簡吉、顏石吉、洪石柱、楊金虎和我,一共七人,在台北蔣渭川家見面。」

此外,也有人說,劉啟光從大陸歸來後,許多舊日的農組同志都在他的縣長公館聚會,談論如何整理農民組合和抗日運動的史料。楊逵因此在那裡住了兩個月。(註二十三)

其後,臺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成立,劉啟光擔任會長,簡吉任總幹事,「除保送趙港烈士遺孤趙炳煌入省立桃園農林學校就學,分派幹部調查先烈遺族及往日志士近況外,復派該會副總幹事楊逵出發各地慰問先烈遺族。」(註二十四)

楊逵既與劉啟光、簡吉等農組時代的老同志重新合作,又是當時台灣文化界的中堅人物;那麼,劉啟光邀他加入臺灣評論社,也是自然的事情。

然而,《臺灣評論》創刊號一直要到7月1日,才以月刊型態問世,發行人由台灣廣播電台台長林忠擔任,編輯人仍為李純青。

李純青(1908-1990),出生於福建省安溪縣,三代做茶葉生意,福建、台灣兩地都有家。祖父、伯父、叔父和父親都是台灣籍,家住台北市大稻埕下奎府町朝東街。他不願做日本臣民,拒絕申請台灣籍。

1945年10月5日,李純青因為與台灣的關係,作為《大公報》記者,隨同台灣省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人員及重慶各報派出的首批記者,搭乘美國運輸機,從重慶經上海,飛抵台北松山機場。然後,沿西海岸由台北到東港,訪問全島,見到台灣各界人士;同時也與老台共的重要人物,多次接觸,並曾告訴他們:台灣光復了,目前大家興高采烈,但在國民黨統治下,很快地便會失望,從台灣歷史和人民性格推斷,接下去人民將起來反抗。⋯⋯(註二十五)

李純青又說,他對台灣進步勢力做過調查。謝雪紅告訴他:「老台共的人全部被捕,全部轉向(變節),只有我謝雪紅一個人不轉向,堅持鬥爭。」他輕信了她的話。⋯⋯(註二十六)

據吳克泰說,李純青這趟台灣之行,其實是周恩來通過許滌新轉達的一項政治任務。(註二十七)

當時,中共在上海局領導下設有文化、工商統戰委員會,張執一是書記,著重從事工商界與上層民主人士的統戰工作,副書記沙文漢著重從事文化宣傳工作。

「李純青原在《大公報》任編委,」張執一說:「1946年入黨,在這個委員會下面,從事文化宣傳工作,對上海新聞界和台灣上層人士開展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註二十八)

楊逵雖非「老台共」,卻是「台灣進步勢力」之一。因此,可以想像,李純青那趟台灣之行一定也見過楊逵,而日後的「和平宣言」之所以在上海《大公報》刊登,與此未必無關。

關於《臺灣評論》,李純青說,它由劉啟光集資,蘇新主編,人在上海的他掛名當總編輯,盡義務地從上海剪寄大陸進步雜誌的一些論著,有時也動筆寫一點短文介紹大陸情況。(註二十九)

對此,蘇新則說,《臺灣評論》的「主編是李純青。當時因主編人在上海,在台灣必須有一、二個執行編輯,李純青推薦王白淵,王白淵再推薦我,結果李純青在上海搜集材料,我和王白淵在台灣編輯並翻譯日文」。(註三十)

總之,《臺灣評論》成為台灣老左派在當時的言論據點之一。

「後來,」辜金良見證說:「楊逵到台北參與《臺灣評論》雜誌的編輯工作,常在台北,我也因為經常去找楊逵,認識了蘇新、王萬得、廖瑞發⋯⋯等老台共。」

1946年10月1日,《臺灣評論》第一卷第四期出刊後,終因言論不符當局所容而停刊。楊逵雖然只在8月出刊的第一卷第二期,發表過一篇日文短文:〈請聽人民之聲〉,卻由該社出版了題為「中日文對照.革命文學選」的《新聞配達夫》(胡風譯)和《魯迅小說選》(楊逵譯)兩書。(註三十一)

通過《臺灣評論》,此時的楊逵應該也和台灣地下黨人有所接觸了吧!因為廖瑞發正是地下黨台北市工委會第二任書記。(註三十二)

正因為楊逵與廖瑞發有這樣的關係,環繞楊逵與葉陶身邊的兩名女護士賴瓊煙、張金爵,後來便通過楊逵所寫的介紹信,在台北見了廖瑞發,並且因此「初步和組織有接觸」。(註三十三)

 

二·二八期間楊逵與蔡孝乾的接觸

1947年2月,二·二八事變爆發。

以楊逵在台灣文化界的身分、地位而言,在事變期間,崛起的群眾是不可能讓他閒著的。然而,一直到他在上個世紀八○年代初期赴美訪問之前,歷史都不允許他有詳述這段經歷的條件。楊逵在二·二八期間的活動,因此就一直消逝在歷史的迷霧當中,不曾浮顯。

1982 年,楊逵應邀訪美。在美國訪問那兩個月,雖然旅途勞頓,可楊逵一點都不覺得累,反而精神愉快,因為在那裡他可以說他想說的話,寫他想寫的東西,心裡不會有顧忌。(註三十四)

就在那樣的情境下,楊逵通過接受旅美學者何咰(倪慧如)的採訪,比較詳細地談到他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經歷。楊逵說:

「二二八事變在台北剛發生時,我在台中發出明信片大小的傳單,抗議二二八暴行。當時也沒同『台中人民大會』交涉,就把它的名字印上去。次日清晨,就到大街小巷散發出去,連議員們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大家湧到台中戲院開會,也不用排節目,就紛紛上台發揮。只消幾個鐘頭把台中的憲兵和軍隊武裝解除,這個情形維持了四、五天。⋯⋯那段時間,台中組織處理委員會派我負責組織部,隨時印傳單,過去國民黨控制的農會、工會和學生會,很快地都自治了。」

就在這次訪談中,楊逵也第一次公開談到他和蔡孝乾的關係。楊逵透露:

「在處理委員會控制台中好幾天時,台共【省工委】負責人蔡孝乾來找我。他對局勢很有把握,要辦人民日報,並要我負責。我說這是不可能的,台中局勢維持不了多久,一旦國民黨大軍開來,烏合之眾隨即會散去。因此我建議辦流動性的週刊或半月刊,組織的基礎可作通訊員和傳播員;此外我認為,大家集中在市中心雖熱鬧,卻一點意思也沒有,一旦軍隊開來,大家就會散掉,因此寫了一篇文章〈從速組織下鄉工作隊〉,呼籲大家到鄉下去,擴大控制面。⋯⋯

「〈從速⋯⋯〉一文刊出後,孝乾並不贊同。他說,國民黨的軍隊已被民眾接收,改成『二七部隊』,為什麼不能辦日報。我認為大陸地闊有可能,台灣太小不可能。孝乾說,如果不可能辦日報,就去山上組織游擊部隊。我說,台灣環境也不允許。兩人講話不投機。沒兩天,國民黨軍隊開來,大家散光光,我也逃了。起初我不想離開台灣,還想大家一起作些事。孝乾有一個小組織做通訊員,與我聯絡。⋯⋯」

楊逵又說,他和蔡孝乾「互相稍微知道一點點」;楊逵知道「孝乾在台灣是作地下工作」,「但並不知道他的實在情形」。「因為我是公開的,隨時會被抓,」楊逵強調,「因此,他有事也不讓我知道。」(註三十五)

儘管如此,楊逵的上述證言卻說明了一種情況:那就是,在二二八前,台灣地下黨領導人蔡孝乾應該已經和楊逵碰過頭,而且在事變後,仍然通過「一個小組織」,與逃亡中的楊逵保持聯絡。

問題是,這「一個小組織」究竟是由哪些人組成的?它和楊逵的具體聯繫情況又是如何呢?釐清這點,對楊逵的歷史面貌一定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的。

 

二·二八期間的楊逵與張志忠

楊逵在接受何咰的訪談中還提到:1949年4月6日,他因為先前起草的「和平宣言」而與葉陶同時被捕後,在獄中偶然得知,事變期間,在嘉義領導民主聯軍的張志忠,曾經託人帶信給他轉交蔡孝乾。

楊逵說:

「有一段時間,我被送到情報處。對面的牢房有人叫我。我一看,原來是在嘉義鐵路局機關庫的火車駕駛員。他告訴我,在二二八期間,火車全都停駛。當時應張志忠之求,他特別開火車要交一封信給我,由我轉交給蔡孝乾。當時他(張志忠)負責攻佔嘉義飛機場,由於情勢不利,因此寫信向蔡孝乾呼援,希望從台中開飛機去嘉義助陣。這個事件,我過去並不知道,也沒有人提出過。⋯⋯」(註三十六)

楊逵上述關於張志忠託火車駕駛員帶信給他轉交蔡孝乾的證言,說明:當時,地下黨,或者說張志忠是充份信任楊逵的。

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看到任何能夠直接說明楊逵曾與張志忠會面的史料。雖然如此,通過張志忠返台以後的工作情況及其周邊的人際關係,我們仍可瞭解上述證言的背景。

這裡,先要介紹一個在台中市中山路、中華路交叉口開設永豐商行的地下黨員謝富。

謝富與楊逵是舊農組的同志。永豐商行原為獨資經營的雜貨店,謝富入黨後,便擴充為地下黨背後支持的一家批發商店。據說,楊逵被捕後,生活陷入困境的楊逵家屬於是藉著向永豐商行賒取黃豆,製造豆腐出售,得以勉強維生。此事一直持續到謝富被捕(1951年4月3日槍決)為止。(註三十七)

如果此說確實的話,我們有必要進一步瞭解,謝富在地下黨的組織身分。

楊逵身邊的朋友許分說,「謝富是蔡孝乾與張志忠的聯絡人」。

許分在協助楊逵創刊《一陽週報》後,回到嘉義開設「一陽書局」,並通過辜金良介紹,經由張志忠吸收,於1947年2月27日,寫好自傳交給張志忠。第二天,從收音機聽到台北暴動的消息後,他就跟隨張志忠,全力投入組織群眾武裝鬥爭的工作。

「據我所知,」許分說:「事件當時,張志忠把嘉義地區自發的武裝群眾組織起來,組成『民主聯軍』,並統籌南部的武裝鬥爭。其中,台南地區由舊農組出身的李媽兜負責;斗六地區由陳篡地負責;嘉義地區則由我負責。我們彼此知道,但互相沒有橫的聯繫。張志忠則通過嘉義林務局課長張朝邦與我聯繫。張朝邦是南投竹山人,光復後從大陸回來,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人。一陽書局是聯絡中心。」

李媽兜,台南人,1946年由張志忠吸收入黨。同年11月成立台南市工委會,自任書記,陳福星、陳文山則分任市委。張志忠並介紹李媽兜與省委書記蔡孝乾相識。⋯⋯李的組織,深入鄉鎮基層,主要行政幹部,大部為其吸收⋯⋯。(註三十八)

陳篡地,雲林斗六人;祖父和父親是反日的中農,所以從少年時代就抱有反日觀念。1921年,25歲時,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壓迫,開始研究共產主義,並從外圍組織,進而加入日本共產黨。1933年,大阪高等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被捕兩次,坐牢至1935年始被釋放。抗戰末期,當過日本海軍軍醫一年;其後,一直在斗六鎮經營眼科醫院,約10年之久。(註三十九)

然而,張志忠為何要託火車駕駛員帶信給楊逵轉交蔡孝乾呢?為了究明其中情況,有必要稍稍瞭解二二八期間張志忠在嘉義和台中的活動內容。

首先,跟隨謝雪紅的古瑞雲說:

三月四日,一度鳥獸散的台中處委會委員們,重新集合,再次掛牌,並邀請謝雪紅加入處委會當委員;他們企圖控制人民武裝,於是設作戰部(或「武裝部」?),任命吳振武為部長,謝雪紅為參謀。

謝雪紅無實戰經驗,正苦於無力指揮迅速擴大的大部隊時,她所盼望的張志忠來了。盡管蔡孝乾不承認謝為中共黨員,謝卻自以為加入了黨,並願置身於張志忠領導之下。張志忠有實戰的豐富經驗。他於1946年帶著中共使命回家鄉後,除積極準備建立游擊基地外,在工農中發展黨員,在嘉義電台職員中建立了一個以黃文輝(現在上海)為核心的外圍組織。所以他能夠在事件發生後迅速裡應外合佔領電台,同時組成「嘉義自治【民主】聯軍」。謝渴望他來台中指揮戰鬥,但張已在嘉義紮根,無法脫身。對處委會,謝原想不理,可是張勸她與之合作。理由是處委會中有一些人有聲望,有影響力。可借助他們的社會地位籌糧籌款。她同意張的規勸,參加了處委會。(註四十)

與此同時,在台灣民主聯軍各部隊大規模的進攻之後,「嘉義市的軍、黨、政各機關,以及水道、電力、電報、廣播電台、鐵路交通,均掌握在人民手中。」其後,「經三晝夜激戰,蔣軍終於把(紅毛碑)軍械庫炸毀,全部退到飛機場。⋯⋯於是,嘉義飛機場的攻防戰開始了。」(註四十一)

張志忠和舊農組領導人簡吉也一起前去進攻飛機場。(註四十二)

《安全局機密文件》載稱:簡吉,高雄鳳山人,台南師範畢業。日據時代,即已參加台共組織,且曾發動農民運動,任台共農民組合中央委員長,被日本政府先後逮捕多次,禁錮十餘年。台灣光復後,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高雄分團書記,新竹桃園水利協會理事,台灣革命先烈救援會總幹事等職。1946年9月,「台灣省工委會武工部長」張志忠,持書記蔡孝乾之介函往晤(蔡與簡係遠在「台共農民組合」時相識),簡吉於是與張志忠開始聯絡,並協助其建立嘉義、台南等地區群眾工作,「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又幫同張志忠組織「自治【民主】聯軍」。10月,轉往新竹地區活動。1948年2月,經張志忠介紹,正式入黨,充任新竹地區工作委員會書記,受張志忠指揮。1949年春轉移台北,由蔡孝乾直接領導;同年10月,山地工作委員會建立,任書記。(註四十三)

3月5日,「過午時分,由台北飛來一架飛機,向蔣軍陣地投擲相當數量的彈藥和糧食。蔣軍⋯⋯立即⋯⋯突圍衝出,向人民軍開火」。(註四十四)

因此,當時的情況可能是這樣:

由於情勢對人民軍不利,張志忠於是「寫信向蔡孝乾呼援,希望從台中開飛機去嘉義助陣」;因為當時「火車全都停駛」了,張志忠於是要求一個「在嘉義鐵路局機關庫的火車駕駛員」,「特別開火車」到台中,要他把這一封信交給楊逵,然後由楊逵「轉交給蔡孝乾」。

然而,「勝利的中部地方人民,也因在四日下午被處理委員會奪去武裝領導權,無法繼續再對南部地方派出支援武裝」。(註四十五)

3月6日,張志忠親臨台中,建議謝雪紅、楊克煌,挑選最精良的自發群眾,「組織基幹的正規自治軍」——「二七部隊」,並商定,一旦蔣軍反撲,就將二七部隊和民主聯軍分別撤入埔里和竹山,「建立自治運動的根據地」。(註四十六)

此時,楊逵和葉陶夫婦也裝扮成農夫農婦,到台中「鄰近的鄉鎮遊走,傳佈消息,鼓勵農村青年起來參加,並加以編組,三三五五一組組的投向市內編制(二七)部隊報到。」(註四十七)

綜合上述種種關於二二八的回憶史料,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楊逵和台灣地下黨之間是保持一定的聯繫的,而且他和葉陶也從側面支持了地下黨人張志忠領導的人民武裝鬥爭。

 

1948年的台灣地下黨與楊逵

自從國民黨進入台灣至二二八事變這一年多的期間,中共在台灣都沒有任何表現。二二八後,美國通訊社很認真地宣傳台灣沒有共產黨,甚且說台灣人民不歡迎共產黨,反對共產主義。但是,國民黨卻極力誇張宣傳中共的「陰謀」,想把民變的責任推諉到中共身上去,但中共在台灣的機構也沒有任何反應。因此,除了中共自己以外,誰都不知道中共在台灣的機構和活動情形。但是,1947年10月25日,台灣省第二屆運動會在台中舉行時,台中市內及運動會場卻出現沒有署名的宣傳品,介紹人民解放軍67條時局口號,並附有當時解放戰爭的形勢圖。雖然沒有署名,但一般人民都相信是共產黨散發的。

1948年3月5日,全島各地又出現了「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署名的「紀念二二八告全島同胞書」,內容是:喚起台灣人民回憶起去年二二八民變時的台灣人民的英勇鬥爭和蔣軍的屠殺情形,而加緊團結,加強對反動派的鬥爭意志,籌備對反動派的鬥爭;並廣泛的介紹中共的政策,最後警告反動派放下屠刀,不可再屠殺良善。同一天,台灣北部、中部、南部也同時發現了二二八部隊北部支隊和南部支隊用日文寫的「告同胞書」,內容大體上與中共的相同。它的用意主要是告訴台灣人民:二二八事變時整編起來的人民武裝還仍然存在著,而且已在統一的領導之下;它要大家相信:這些人民武裝將會發展到解放台灣的「人民解放軍」。(註四十八)

據國安局檔案載稱:〈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紀念「二二八」告全島同胞書〉係「台灣省工委會委員兼宣傳部長」洪幼樵所作。文件宣稱:

正當這個偉大而悲壯的二二八週年紀念日,我們全省同胞應該繼續二二八的革命精神,努力完成下列的任務:

(一)各階層的民主人士,建立起愛國民主的統一戰線。

(二)打倒獨裁賣國的反動政府,成立台灣省民主聯合政府,實行高度自治。

(三)沒收貪官污吏及二·二八罪犯的財產分配給貧民及失業者。

(四)實行土地改革,澈底執行耕者有其田。

(五)改善工人及公教人員的待遇。

(六)反對官僚壟斷資本的統制,發展中小工商業。

(七)反對美帝國主義對台灣的侵略和託管的陰謀。

(八)實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請願之自由。(註四十九)

洪幼樵,廣東揭陽人,曾就讀廣州中山大學,後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五分校)高幹班。1933年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1937年正式入黨,即開始從事地下工作,曾任黨區委、縣書記、特委;並公開作青年運動,曾任廣東省嶺東十縣市青年抗敵同志總會組織部長,及該會主辦之《青報》和《抗敵導報》編輯。1941年任蘇北漣東縣委組織部長。次年兼任蘇北軍分區漣東總隊政治主任。1945年任濱海縣委書記,軍分區獨立團政委。1946年任台灣省工作委會會委員兼宣傳部長,同時也是台中地區工作領導人。(註五十)

據《安全局機密文件》統計,二二八事變後,台灣省工委會之組織發展迅速,至1948年6月「香港會議」時,黨員已從事件當時的七十餘名,發展為約四百人。自「香港會議」至1949年8月,黨員又增加到九百餘人。(註五十一)

到了年底,台灣省工委會的組織已經遍及全省各階層、各城鎮,總計有17個「市(區)工委」及205個支部,近10個武裝基地,另有3個全省性的「工委」專做學運、工運及高山族工作。(註五十二)

國民黨官方的統計數字,清楚說明了「二·二八」之後台灣青年學生與社會菁英表現在階級與民族的身份認同。

彼時彼地,作為台灣社會運動界前輩的楊逵,他的社會活動與思想狀態又是如何呢?

1947年8月,楊逵出獄。11月12日,《台灣力行報》日刊在台中創刊,楊逵主編每週一次的「新文藝」欄,鼓勵文藝青年撰寫「反映臺灣現實而表現著臺灣人民的生活思想動向的有報告性的文字」。楊逵以「人民的作家」自許,積極整理、發表臺灣民謠、童謠。(註五十三)

從1948年 9月20日的「新文藝」第八期起,楊逵又繼續日據時期所鼓吹的「報告文學」寫作,大力推動人們寫「實在的故事」。

楊逵說: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見所聞,如其能夠使我們感奮、高興、憤慨、傷心的事情,我們需要將其發端、經過、結末仔細考察一下,而把它記錄起來——這叫做「實在的故事」。

應該指出,「實在的故事」的編輯概念並不是楊逵的閉門創見。至少,香港生活書店總經售,1948年3月1日起出版的左聯骨幹馮乃超等人編著的《大眾文藝叢刊》,從第一輯「文藝的新方向」起便大力提倡「實在的故事」了。

《大眾文藝叢刊》的「編案」寫道:

「實在的故事」,是一種新的文藝形式,這是參照蘇聯戰爭中所提倡的 True story形式 以及日本的「實錄」形式而創造的。⋯⋯我們企圖用它來作為迅速反映當前人民鬥爭的一種短小的文藝形式。它比報告文學要更加經濟,通俗,樸素;把人民鬥爭和生活中具有典型意義的事實,用說故事的方式樸素地記錄下來,不加渲染,不加鋪張,使它通過朗誦或口頭轉述,可以廣泛地流傳開去;或者可以由新聞記者通過電訊去報導,並且可以供給畫家作連環圖畫的材料,同時也可以作為作家創作的素材。

在這個人民鬥爭激烈的時代,日日夜夜都有無數悲壯英勇,可歌可泣的事件在發生。對於這些事實,文藝工作者有責任把它迅速的反映和傳播。為了加強文藝在革命中的教育和宣傳作用,我們以為這種形式的提倡是必要的。⋯⋯(頁87)

另外,楊逵在「新文藝」第八期也同時轉載了【樓】適夷發表在《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的小說:〈林湖大隊〉。

如果再加上1948年 9月15日出版的《臺灣文學叢刊》第二輯,轉載1947年11月號上海《文藝春秋》(范泉主編)的歐坦生小說〈沉醉〉;這些,在在都說明:1948年的楊逵,與祖國大陸的進步文藝運動,是同步前進的。

 

關於「和平宣言」的起草

1949年年初,歷經遼瀋、淮海與平津三大戰役以後,大陸上國共內戰的形勢有了決定性的轉變;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面臨著全面崩潰的局面。

1月21日,在各方逼退的壓力下,蔣介石宣佈引退;李宗仁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

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戰場明顯的敗退,台灣的地位也更加重要;相對地,它的政治形勢也更加嚴峻了。

就在蔣介石宣佈引退的同一天,上海《大公報》刊出了一則後來被稱之為「和平宣言」的「台灣中部文化界聯誼會宣言」。

關於「和平宣言」,楊逵生前曾經幾次提到它的寫作動機及大意。

首先是1974年10月30日凌晨二時脫稿的〈臺灣文學對抗日運動的影響〉一文。

楊逵說:

經過二·二八事件的混亂後,我創辦了一種小小刊物「臺灣文學叢刊」,因而與外省籍文化界比較有接觸,在聊天中我們都憂慮著二·二八事件造成的本省民眾與外省人的隔膜,因而對於如何溝通感情上交換了意見。結果於民國38年初決定了組織文化界聯誼會,因為文化人比較有理性,不會衝動,而決定由文化人的精誠合作來影響民眾,而推我起草「和平宣言」。(註五十四)

這篇文章是楊逵過世後,由楊逵先生的二公子楊建先生整理出來,發表於1985年6月的《文季》文學雙月刊第11期。楊建先生在該文的後記指出:這篇〈臺灣文學對抗日運動的影響〉,「是楊逵在他69歲生日前夕,因應邀參加文藝界同仁在台北為他舉辦的生日座談會上時因身體不適不克參加而準備的演講稿。我曾記得,後來,他曾經把它投寄出去,但不知道是什麼緣故,竟遭退稿封殺的命運,這一封凍竟達11年之久。」(註五十五)

歷史的事實說明,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的臺灣,「和平宣言」仍是不能公開談論的政治禁忌。

1982 年,楊逵應邀訪美。在美國訪問那兩個月期間,在「心裡不會有顧忌」的情境下,楊逵在接受何咰的採訪時,終於第一次公開談到「和平宣言」的寫作背景即發表經過。

楊逵說:

文化界人士有感於二二八後常發生衝突⋯⋯,所以組織了文化界聯誼會來溝通文化界,從而影響民眾,以彌補鴻溝。朋友們叫我起草「和平宣言」。1949年,一千餘字的宣言寫好,即油印廿幾份,寄給關心的朋友,他們都是外省人。這時,《大公報》特派員去《新生報》找副刊「橋」的主編歌雷,在那看到「和平宣言」草案,頗感興趣,隨即把「和平宣言」當做消息在《大公報》上報導出來。(註五十六)

然而,遲至一年後,人們才在1983年11月出刊的《文季》第4期,第一次讀到楊逵談論「和平宣言」的寫作動機及大意。那是楊逵訪美歸途,在日本接受戴國煇與內村剛介的訪問紀錄。

楊逵說:

(1947年8月)我被釋放以後,想到,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間的鴻溝非早一天填平不可,於是在1949年,我寫了和平宣言,內容是:建議把二二八事件被捕的人,全體釋放,以及國共內戰之和平解決。⋯⋯(註五十七)

1985年3月12日,楊逵逝世。

同年5月,《文學界》第14期刊出王麗華:〈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其中,「1949年,草擬『和平宣言』前後」一段記載: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餘波震盪。1948年街上仍偶而發生毆打「阿山仔」的事,外省人自是惴惴不安。

那些(大陸過來的)編輯人便同我商量,共同發表一份「和平宣言」,決定由我起草,⋯⋯

草擬好後,我油印二十份,寄出給共同計劃的那些人,請他們斟酌修正。

不知怎樣,上海《大公報》突然發出一則訊息,談及「和平宣言」。原來,《大公報》某記者來台拜訪《新生報》編輯歌雷,正好手上有一份油印「和平宣言」,才知這事。(註五十八)

緊接著,6月出刊的《文季》第11期「楊逵先生紀念特輯」,再次揭露楊逵於1982 年訪日期間,有關「和平宣言」的談話。

楊逵說:

在二·二八事件後,我組織了文化界的聯誼會,同外省籍記者們商談起草「和平宣言」,試圖來緩和外省人和本省人的感情對立。(註五十九)

綜合以上五則楊逵於不同時期、不同地點、面對不同對象所留下來的關於「和平宣言」的筆錄或談話,基本上,我們可以歸納整理出如下情況: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楊逵與外省籍文化界人士共二十人,組織了文化界聯誼會;1949年,並由楊逵草擬「和平宣言」,油印二十份,寄給共同計劃的二十人,請他們斟酌修正。

對照上海《大公報》刊出的台灣中部文化界聯誼會宣言與楊逵光復初期的中文文字,這裡應該可以肯定的是:最後見諸報刊的「和平宣言」,只是由楊逵草擬,另有他人斟酌修正。

問題是,在進步的省外文人王思翔、周夢江等人都已離台的當時,除了歌雷以外,楊逵所提到的二十名外省籍文化界人士,又還有哪些人呢?

1954年4月,國民黨調查局編印的「保防參考叢書之一」的《台共叛亂史》一書載稱:

自卅八(1949)年以後,大陸形勢逆轉,中共在配合軍事準備積極攻台的時候,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九五○年解放台灣」的口號,要求台共預先響應,作保管接收迎接解放的準備。於是,這股潰散污濁的逆流,又開始氾濫。⋯⋯。(註六十)

那麼,在當時「全島一片紅」的形勢下,那些參與台灣中部文化界聯誼會的人當中會沒有地下黨人嗎?

這裡,我們不妨就「和平宣言」的內容,與地下黨的政策作個比較。

 

「和平宣言」內容與台灣地下黨政策的比較

「和平宣言」的總綱是通過「省內省外文化界的開誠合作」,「泯滅省內省外無謂的隔閡」,把台灣建設「成為一個和平建設的示範區」。

它的訴求包括以下五點:

一、消滅所謂獨立以及託管的一切企圖,避免類似「二二八」事件重演。

二、還政於民,確切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

三、釋放一切政治犯,停止政治逮捕,保證各黨派依政黨政治的常軌公開活動,共謀和平建設。

四、增加生產,合理分配,打破經濟上不平等的畸形現象。

五、遵照國父遺教,由下而上實施地方自治。

它的口號包括以下四條:

一、清白的文化工作者一致團結起來!

二、呼籲社會各方為人民的利益共同奮鬥。

三、防止任何戰亂波及本省。

四、監督政府還政於民,和平建國。

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台灣地下黨成立初期的所謂「陰謀策略與活動方式」,至少有以下幾條是與「和平宣言」的主張一致的。

一、緊密團結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以反美帝反國民黨官僚,實行民主自治為綱領,號召全省各階級人士(包括外省人與高山族同胞),組織廣泛的愛國愛鄉統一戰線。

二、展開外省同胞工作:爭取外省人士,站到反×【蔣】的愛國統一戰線上。

三、調查中心的產業部門,以建立與工人的關係,找出工人的共同要求,領導工人鬥爭。

四、以「台人治台」的政治口號,號召台灣人民,並藉此團結爭取台灣社會各階層人士,從而改造之。

五、驅除排外心理,團結外省人。

六、在工運方面,亦應團結外省工人,以改善生活的經濟鬥爭,提高本省人之政治警覺。

七、在農運方面,應通過減租減息運動,開展農村工作。

八、各級黨組織,應抽出幹部,團結群眾中的積極份子,組織調查委員會,準備接管工作。(註六十一)

接著,我們再看一次,1948年,紀念「二二八」週年,台灣省工委會委員兼宣傳部長、台中地區工作領導人洪幼樵所作〈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紀念「二二八」告全島同胞書〉的八點訴求:

一、各階層的民主人士,建立起愛國民主的統一戰線。

二、打倒獨裁賣國的反動政府,成立台灣省民主聯合政府,實行高度自治。

三、沒收貪官污吏及二·二八罪犯的財產分配給貧民及失業者。

四、實行土地改革,澈底執行耕者有其田。

五、改善工人及公教人員的待遇。

六、反對官僚壟斷資本的統制,發展中小工商業。

七、反對美帝國主義對台灣的侵略和託管的陰謀。

八、實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請願之自由。(註六十二)

1948年5月至6月在香港召開之臺灣工作幹部會議,最後由華東局代表章天鳴綜合會議決議,撰成〈關於台灣工作〉一文,並由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親筆抄錄,帶回台灣,作為今後在台灣工作的策略總則。

此一文件包括:台灣工作環境的特點,台灣的革命性質、對象、動力,台灣目前的形勢與發展前途與如何建黨等四節。

「台灣工作環境的特點」一節,強調:台灣人民為中華民族的一部份,雖有和國內人民不同的類似弱小民族的特性,但還沒有形成一個台灣民族;同時指出:肥沃土地集中于統治者手中,城鄉關係密切不可分,人民團結性強而反政府情緒普遍。

「台灣的革命性質、對象、動力」則強調:目前,在台灣的革命性質,應表現于民主自治運動;其打擊對象不同於大陸,對地主資產階級採取戰略的聯合,對託管派、傾向政府士紳孤立之;其革命的動力寄扥於工農、革命中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及革命知識份子等。

「台灣目前的形勢與發展前途」預估:國民黨在大陸軍事崩潰後,台灣會再發生新「二二八」事件,並預計到美國會援助國民黨固守台灣的可能。據此提出「目前具體工作」為:加強群眾工作,開展統戰運動,⋯⋯等項,而以群眾工作為中心,統戰工作為橋樑。

最後,「如何建黨」一節強調:須加強團結,走群眾路線⋯⋯。(註六十三)

總起來看,楊逵草擬,1949年1月21日上海《大公報》刊登的「台灣中部文化界聯誼會宣言」,其主張與訴求,大體與前述有關省工委的三份文件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中部文化界聯誼會宣言」在發表當時並沒有提到「和平宣言」四字;一直要到1950年5月10日,台北《中央日報》刊登「楊逵處刑十二年」的新聞中,才第一次公開提到楊逵「撰擬『和平宣言』」之事。

 

結語
楊逵生前一再自稱以「和平宣言」獲罪。

其實,在1949年初中共主席毛澤東提出「和談八條件」以後的整個中國,「和平宣言」的簽名運動並不是台灣一地的孤立現象。

當時,任教湖南大學國文系主任的左翼作家王西彥(1914-)的回憶錄提到:

1949年,隨著一月間北平解放和四月間南京解放,中共湖南省工委和長沙市工委做了大量工作,推動湖南的和平運動;他們一方面策動國民黨部隊起義,另一方面發動各種外圍組織和進步團體宣傳政策,保護工廠、學校、機關、交通設施等國家財產。 7月下旬,「長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聯合籌備會」成立;月底,在各界人士中間展開了一個「和平簽名運動」,發表了一份「和平宣言」。8月5日,長沙宣布和平解放。(註六十四)

王西彥見證的湖南經驗,基本上,可以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面瞭解「台灣中部文化界聯誼會宣言」的背景及其與台灣地下黨的可能關係。

最後,必須指出,楊逵被捕【1949年4月6日】前一段時期,張志忠的妻子季澐負責將地下黨編印的《光明報》,按期(第一次由洪幼樵帶路)送到台中市新北里存義巷12號的楊逵家。(註六十五)

這段往事,是楊逵的長媳蕭素梅女士聽先生楊資崩說的。它不但具體說明了楊逵與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同時也間接證明辜金良先生關於「和平宣言」的說法是有它的可能的。

1982年,楊逵訪美歸途,在訪問日本接受戴國煇與內村剛介訪問時提到:「想來,二二八事件以來的種種事情,漏掉沒有寫的,還有許許多多。⋯⋯我想一定要把它的一切寫出來。」(註六十六)

然而,在反共戒嚴令尚未解除的彼時,回到台灣以後的楊逵終究「因為沒有辦法拿捏尺寸,心裡的話不能講,⋯⋯因此常常不知如何下筆」。(註六十七)

因為這樣,楊逵在辭世之前,終究還是沒有機會把他想講的心裡話,公諸於世。歷史因此還是留下許多令人遺憾的漏洞,留待後人探究。

 

——2004年1月23日(大年初二)初稿。
——2004年2月2日於廣西南寧「楊逵作品研討會」宣讀。
——2004年9月9日定稿。

註一:辜金良口述證言,1993年8月22日、1994年3月24日及1995年2月26日,屏東市辜宅。以下與辜金良有關的內容,出處皆同,不另作註。
註二:郭乾輝:《台共叛亂史》(國民黨「保防參考叢書之一」,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印,1954年4月),頁57。
註三:《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12月31日初版)第一輯,頁12。
註四:另據國民黨法務部調查局資料室編:《台灣省二二八事件之真相》(未載出版時間,頁17)所載:「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是於1946年7、8月間,由蔡孝乾與林英傑、洪幼樵、張志忠等幹部,集合原有【老台共】幹部簡吉、謝雪紅、陳福星、林梁材、廖瑞發、張明顯等於台北市永樂町(即今之迪化街)林梁材家成立。事實上,當時,謝雪紅尚未入黨;故此說存疑。
註五: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頁12。
註六:《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年—1936年】III:共產主義運動》中譯版(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年6月),頁10、13,192-197。
註七:蔡孝乾自述,詳見1952年12月14日《中央日報》第四版,「自首自新人員自我介紹」。
註八: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頁17-18。
註九:蔡子民整理:〈李偉光自述——一個台灣知識份子的革命道路(下)〉,《台聲》雜誌,總第28期(北京:1986年11月),頁45。
註十:劉和平主編:《中國近現代史大典》(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第一刷),頁1008。
註十一:張執一:〈在敵人心臟裡——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原載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編:《革命史資料》第五輯(1981年11月);轉引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輯委員會編:《中共的特務活動——原始資料彙編之三》(香港:阿爾泰出版社,1984年1月),頁82、86。
註十二: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頁18;《中共的特務活動——原始資料彙編之三:附錄伍,中共特務對台工作》,頁330-331。
註十三:《台灣大眾時報》(週刊)第二號(東京:1928年5月10日)「本社役員」,頁2。
註十四:楊逵口述、何咰錄音整理:〈二·二八事件前後〉,原載《台灣與世界》第21期(美國紐約:1985年5月);收入葉芸芸:《證言二·二八》(台北:人間出版社,1990年2月初版),頁19。
註十五:楊逵:〈光復前後〉,原載《聯合副刊》「寶刀集」,1980年10月24日。楊逵:〈我的卅年〉,收入《壓不扁的玫瑰》(台北:前衛出版社,1985年3月29日初版),頁209。王麗華:〈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收入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5月15日台灣版第二刷),頁286。楊逵口述、何咰錄音整理:〈二·二八事件前後〉,前引葉芸芸:《證言二·二八》,頁14。鍾天啟:〈瓦窯寮裡的楊逵〉,前引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頁306-307。
註十六:許分口述證言,1993年元月6日及1994年3月15日,台北市許宅。以下許分證言皆同,不另作註。
註十七:鍾逸人:《辛酸六十年》(台北:前衛出版社,1993年11月新增訂版第一刷),頁284-287。鍾天啟:〈瓦窯寮裡的楊逵〉,前引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頁302-305。許分口述證言。
註十八:謝聰敏:〈楊逵和他的同志〉,收入前引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頁237-238。張金爵口述證言,台北永和張宅,1993年11月8日。前引鍾逸人:《辛酸六十年》,頁288-290。鍾天啟:〈瓦窯寮裡的楊逵〉,前引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頁305-306。許分口述證言。
註十九:詳見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匪台灣省工委會台中武裝工委會施部生等叛亂案」,頁38;「匪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中地區組織廖學銳等叛亂案」,頁105-106;第二輯:「匪台中地區工委會張伯哲等叛亂案」,頁58-64。郭乾輝:《台共叛亂史》,頁57。
註二十:河原功編:〈楊逵生平寫作年表〉(楊鏡汀譯),收入《台灣作家全集——楊逵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年7月15日初版二刷),頁370。
註二十一:1946年1月19日,《台灣新生報》。
註二十二:章子惠:《臺灣時人誌》第一集(台北:國光出版社,1947年3月),頁160。
註二十三:謝聰敏:〈楊逵和他的同志〉,前引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頁239-240。
註二十四:1946年6月3日,《人民導報》第二版,〈革命先烈流芳萬年〉。
註二十五:李純青:《望台灣——緒言》(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第一刷),頁2、3。
註二十六:李純青:〈《望台灣》緒言中未發表的一段〉,1988年2月5日,未刊稿;李純青夫人談家芳女士提供,1993年6月6日,北京。
註二十七: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8月初版一刷),頁164。
註二十八:前引張執一:〈在敵人心臟裡——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頁89。
註二十九:前引李純青:《望台灣——緒言》,頁4。
註三十:蘇新:〈自傳〉,收入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台北:時報出版社,1993年4月10日初版一刷),頁65-66。
註三十一:《臺灣評論》第一卷第二期,封底廣告。
註三十二:前引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頁196-197。
註三十三:張金爵口述:〈省工委風雲之女〉,收入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白色封印》(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年12月初版一刷),頁111。
註三十四:陳春美:〈追求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訪人道的社會主義者楊逵〉,《前進廣場》第15期(台北:1983年11月),頁4-5。
註三十五:楊逵口述、何咰錄音整理:〈二·二八事件前後〉,前引葉芸芸:《證言二·二八》,頁14、15、19。
註三十六:楊逵口述、何咰錄音整理:〈二·二八事件前後〉,前引葉芸芸:《證言二·二八》,頁19。
註三十七:謝聰敏:〈楊逵和他的同志〉,前引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頁240-241。
註三十八: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第一輯,頁135-137。
註三十九:1952年12月25日,《中央日報》第三版,自首份子陳篡地談話:〈反省的結論〉。
註四十:古瑞雲:《台中的風雷》(台北:人間出版社,1990年9月初版),頁53-54。
註四十一:蘇新:《憤怒的台灣》(台北:時報出版社,1993年初版),頁133。
註四十二:前引許分口述。
註四十三: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72。據了解,台灣省工委的組織原則,基本上不吸收諸如簡吉、楊逵之類身分公開的日據時期社運鬥士;簡吉的入黨主要是基於高山族工作的特殊需要。
註四十四:前引蘇新:《憤怒的台灣》,頁133。
註四十五:楊克煌:《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第一版第一刷),頁207。
註四十六:前引古瑞雲:《台中的風雷》,頁54;鍾逸人:《辛酸六十年》,頁493-494。
註四十七:王麗華:〈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前引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頁287-288。
註四十八:前引蘇新:《憤怒的台灣》,頁221-222。
註四十九:《國安局檔案》:228-E,3-(7),頁1-3。
註五十:洪幼樵:〈自首自新人員自我介紹〉,1952年12月14日,台北《中央日報》第四版。
註五十一: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頁18。
註五十二:前引《中共的特務活動》,頁332。
註五十三:楊逵:〈人民的作家〉,《台灣力行報》「新文藝」第四期,1948年8月23日。
註五十四:楊逵:〈臺灣文學對抗日運動的影響〉,原載《文季》 文學雙月刊第11 期(台北:1985年6月),頁22-23。
註五十五:楊建:〈後記〉,前引《文季》 文學雙月刊第11 期,頁25。
註五十六:楊逵口述、何咰錄音整理:〈二·二八事件前後〉,前引葉芸芸:《證言二·二八》,頁17。
註五十七:戴國煇、內村剛介訪問,陳中原譯:〈楊逵的七十七年歲月——一九八二年楊逵先生訪問日本的談話記錄〉,原載《文季》第4期(台北:1983年11月),頁29。
註五十八:王麗華:〈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前引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頁278-279。
註五十九:戴國煇、若林正丈訪問:〈臺灣老社會運動家的回憶與展望——楊逵關於日本·臺灣·中國大陸的談話記錄〉,原載《文季》第11期(台北:1985年6月),頁38。
註六十:前引郭乾輝:《台共叛亂史》,頁致54。
註六十一: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頁12-16。
註六十二:前引《國安局檔案》:228-E,3-(7),頁1-3。
註六十三:前引《國安局檔案》:228-E,3-(14),頁1-2。
註六十四:王西彥:《鄉土.歲月.追尋之十六:窗口朦朧發白》,原載《新文學史料》(北京:1987年第3期),頁122。橫地剛先生資料提供,謹此致謝。
註六十五:蕭素梅:〈我與季澐女士〉,未刊手稿。
註六十六:前引戴國煇、內村剛介訪問,陳中原譯:〈楊逵的七十七年歲月——一九八二年楊逵先生訪問日本的談話記錄〉,頁30。
註六十七:前引陳春美:〈追求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訪人道的社會主義者楊逵〉,頁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