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紀東

葉紀東:對歷史作出解釋,促進民族團結——為「二·二八」起義四十周年而作

為什麼爆發了「二·二八」起義?滿腔熱情、敲鑼打鼓歡迎過國民黨的臺灣黎民百姓,為什麼在短短一年半之後,滿腔怒火,在全島範圍裡,以暴力反對國民黨?按國民黨過去的解釋,是因為「台民受日本奴化教育,中毒太深,心胸狹窄,排斥外省人」,是因為「共黨煽動」等等。這些說法未免太離譜,不值一駁,但它深深地傷害了臺灣人民的民族感情,造成了臺灣長期以來的省籍矛盾,對臺灣社會的安定繁榮、對民族的和睦團結,都帶來了十分不利的影響。

最近,很高興地看到島內一些報刊,包括國民黨系統的,公開指出,「二·二八」的發生在於當時政治的腐敗。在討論「臺灣結」、「中國結」的文章裡指出:「二·二八」及其後幾十年的高壓政策是這個「結」的根子。這些文章囿於環境,比較含蓄,有較大局限性。但事過四十年之後,島內能公開這樣提出問題,不失為一大進步。這說明,各方面都開始在平心靜氣地回憶過去,認真研究這個對臺灣社會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歷史事件,期望能從中汲取有益的經驗教訓。

「二·二八」的發生,究其原因,無論如何都只能從國民黨身上找,任何諉過於臺灣人民的說法和作法都是與史相悖、與理不通的。

日本投降,收復失地,對當時的國民黨來說,確實突然,一切倉促,幹部的準備和教育不足,且對臺灣情況很不瞭解。這使國民黨在接收工作中弊端重重,營私盛行,當遭到強烈反對以後,面對群眾激憤,又處理不當。這些固然都是理由,但都不是根本。根本的原因,在於國民黨接收臺灣,根本不體察臺灣人民的愛國熱情,相反,視臺灣為戰利品,大肆「劫收」,造成民不聊生、民怨沸騰,導致了矛盾對抗的極端激化。臺灣光復時,我中學畢業,任小學教員,「二·二八」時就讀于臺北延平大學,是這一段歷史的見證人,個人經歷,耳聞目睹,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我出身工人家庭,日據時代靠父親的工資和母親為人縫紉的副業收入維持生計,雖不富裕,尚能保溫飽,我和兩個弟弟還上了中學。據母親說,當時我家節衣縮食有幾百塊錢積蓄,靠它以及母親多熬夜,多攬活,還能供我們上大學。然而,光復後物價飛漲,幾百塊錢的儲蓄貶成了原先的幾塊錢,我們上大學的願望成了泡影。儘管如此,擺脫了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枷鎖,畢竟令人無比振奮。父母對積蓄化為烏有,豁達待之,沒有太多怨言。因此我熱情地投入了迎接國軍、慶祝光復、學習國語、為失業失學的同齡人辦文化補習班等活動。《孫文學說》、《三民主義》使我感到清新,感到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我想,受過日本教育的人大概都會有這種感覺。但是,越來越多的不可思議的事件接連發生,使我陷入了一種自我矛盾的思想衝突之中。

一九四六年春節前,市場突然出現異常。所有的糧店都關緊了門板,說不能賣米,賣多少虧多少,因為大米一日三價,直線上升。我家只好到鄉下親戚家借糧。社會上人心惶惶,高雄發生了砸糧店搶米的事件;臺北、台中、宜蘭發生了聚眾請願,包圍市政府要求打開糧庫出借大米。

臺灣素稱糧倉。日據時代,大半輸往日本。但是,為了保證台灣廉價勞動力的再生產,島內的大米需求基本保證,甚至二次大戰末期,戰事對日本不利,臺灣也屢遭轟炸,社會秩序混亂,糧食依然憑證供給,從未發生米荒。臺灣盛產蔗糖大量出口,島內也未發生過缺糖。據瞭解,戰爭末期,臺灣到日本的海上運輸線遭封鎖,輸日大米和食糖大減。光復時,島內儲存充足,但是,全部作為「敵產」為國民黨接收後,大量被運往大陸。南京政府還以軍糧急需為名派來「中央征糧督導團」,到農村以低於市價一半的價格挨家挨戶強行徵購農家存糧。「民以食為天」,糧食大量被運走,被強購,這就造成了臺灣空前未有的「米荒」和大漲價。資料記載,高雄米價,光復初期一斤不到二角,當年十一月漲到十多元,一九四九年一月即漲到八十元,前後分別漲了六十倍和四百倍。糖價光復時一斤八角,同年十一月,即三個月後,漲為十七元,即二十多倍,而同時期工人工資基本凍結,第二年才增長十倍至二十倍。

所謂「敵產」是日本殖民者對臺灣人民的掠奪所得,政府的接收,應用於人民。大陸人民急需,臺灣支援也理所當然。但置島內需求于不顧,大量運往大陸,為的是少數官僚中飽私囊和準備內戰,臺灣百姓安能熟視無睹,無動於衷。

戰後,生產遲遲不能恢復,造成大批失業,更加劇了社會的動蕩。臺灣多數工廠在戰爭中破壞並不大,恢復生產本無太大困難。因為美國轟炸屬戰略轟炸,重點炸空軍基地、軍需倉庫,並騷擾性地炸居民區,工廠大多無損而保留。但戰後「劫收」的破壞甚于戰爭的破壞。工廠的原料、燃料被運走了,設備被拆除了。它們被投入了投機市場,有的被運往大陸。工廠不是開不了工,就是開工的反而虧本。因為產品價格趕不上原材料、零部件和設備價格的上漲。我父親的一位朋友本來開一家小工廠,製造小五金,結果,鐵釘、鎖頭的漲價不如鋼筋、鋼板的上漲快,他乾脆關閉工廠,變賣設備,參加了五金器材的投機生意。

老百姓稱國民黨接收大員為「劫收」大員毫無誇張,然而,台灣現代史上更加令人震驚的大倒退就是抓壯丁。

記得是一九四六年夏天,我為升學到臺北辦手續。朋友警告我,天黑後不能上街,行人少處更不能去,說國民黨在抓兵,看到街上散步的青年,卡車會突然開過來,一下子把你架上車。我半信半疑,到大陸以後才得到了證實。

一九四九年春,我到大陸,在北京見到了被抓兵的鄉親。當時「華北軍政大學」有個「臺灣隊」,一百五十多人。接著,在上海又成立「臺灣幹部訓練團」,近三百人。大多是被逼、被騙了當國民黨兵,一九四六年夏冬分兩批被送到大陸打內戰。據後來加入解放軍的臺灣青年介紹,一九四五年底,國民黨在臺灣農村和山地以招工為名,誘騙了一批臺灣青年。國民黨以開辦「職業訓練班」為名,聲稱:一學國語,二不出島外,三介紹職業。但是,一報名,只能進,不能出,再發給軍服,進行軍訓。知道上當也無法脫身。原來說「不出島」,多數人只好留下。但後來,發覺要被送往大陸,許多人開始逃跑。跑了人,編制不夠,就再抓人。哥哥跑了抓弟弟,弟弟跑了抓哥哥,甚至到街上亂抓。跑了被抓回來,打爛屁股,有的甚至被活埋。整編七十師約八千人,獨立五十九師有三千到四千人,共一萬多人被送到大陸打內戰。內戰中,死亡大半,戰後回台近二千人,留在大陸有一千多人,目前,散居全國各地,福建、上海和東南沿海各省最多,北京也有十幾人。

從光復到「二·二八」發生,時間不到一年半。其間所發生的一切說明了確實國民黨是以勝利者的姿態,把臺灣當戰利品,把台灣人民視為日本帝國主義豢養的奴才,是抱著這樣的心態來到臺灣的。這種心態是符合國民黨在大陸一貫實行封建、買辦、反人民的統治所養成的性格的。臺灣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前仆後繼地進行鬥爭,為的是擺脫殖民壓迫,回到祖國懷抱,不再做「二等公民」。他們怎能接受比日本殖民統治更加貪婪的封建官僚統治?「二·二八」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

「二-二八」起義後的大屠殺,可以說是十分原始和野蠻的報複性行為。臺灣同胞被殺害人數,二萬到五萬,眾說不一。以保守的二萬計,當時,臺灣人口六百萬,大約一百萬戶,即平均一百戶有二人被殺害。其規模之大,在臺灣歷史上可與之相比擬的,大概只有十七世紀中葉,荷蘭殖民者對郭懷一起義後的鎮壓以及日據時期西來庵起義被鎮壓後的噍吧哞大屠殺。從這裡,人們又清楚地看到了國民黨政權的反人民性和殘酷性。

星斗旋轉,經過四十個春秋的推移,臺灣社會結構有了很大變化。人民生活提高,民智開發,經濟上強大的民間資本已經形成,政治上要求民主的力量發展迅猛,不可阻遏。國民黨的「法統」受到了嚴重的挑戰,繼承危機也日益加重。為了生存,國民黨力求改變自己在臺灣人民中的形象。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國民黨同人民的矛盾,過去,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共產黨代表人民利益,代表正義和進步,在全國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這使國民黨感到畏懼,對人民戒備有加。延續三十多年的戒嚴法,實質上是對著臺灣人民的。中共根據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和變化,提出和解政策,使國民黨對人民的戒備心理相對有所鬆動,也有利於緩解國民黨同人民的矛盾。國民黨還試圖利用中共的失誤在臺灣人民中造成的種種疑慮,作為改變自己形象的資本。雖然這個「資本」在短期內也許還會有點作用,但是,很快地會枯竭。

現在,廢除戒嚴法、解除黨禁被擺到了國民黨的議事日程。一九八六年一連串「驚險」的對立和摩擦,由於各方都採取克制的態度,總算沒有釀成流血事件。這些有助於國民黨的改變形象,有助於減少人民對它的不滿和反對。但是,治標不治本,很難達到長治久安。島內報刊提出要解開「臺灣情結」,解開「二·二八」結下的疙瘩。現在主客觀條件已逐步成熟。解鈴還需系鈴人。國民黨采取主動,承認「二-二八」起義的發生,其責任在於國民黨,方為通達開明之舉。事實上,臺灣人民起義的目標,僅僅是要求政治清廉,不受歧視,要求有正當的生活保障和民主權利,要求當家作主。這種要求無任何過分。群眾的暴力行為是當局的處理不當引起的。在突發的群眾性暴力行動中,出現一些不恰當的主張和口號,也不稀奇,應寬容相待。「二·二八」起義後的大屠殺是國民黨對臺灣人民犯下的嚴重罪過,應當鄭重謝罪。當今世界,由於政府的失誤引起群眾的暴力行為,並不少見。但像「二·二八」這樣,當局采取報復主義,其規模之大,手段之狠,十分罕見,鮮有其例。它成為幾十年來臺灣人民對國民黨不信任,矛盾衝突層出不斷的根源,也是國民黨難解的一塊心病。

臺灣人民具有光榮的愛國傳統和革命傳統,不畏強暴,但又顧全大局。捐棄前嫌,實現民族和睦,共振中華,是當今大局。國民党的確需要有為民族的前途採取果斷態度的魄力。國民黨曾以這樣的魄力,在中國歷史上產生過深遠影響。但是,國民黨的歷史也頗多坎坷,曾經給民族帶來嚴重的災難。二次大戰後,不顧全國人民的和平願望,發動全面內戰,延長全國人民在八年抗戰中的痛苦,還在臺灣犯下了鎮壓「二·二八」起義的罪過。回憶這段艱難痛苦的歷程,國民黨是應該高瞻遠矚,深刻反思。殘酷鎮壓「二·二八」起義造成的嚴重傷害,應當成為我們中華民族共同引以為戒的慘痛教訓。我們的民族需要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文明。這是永遠避免類似不幸的保證。中共在文革「十年浩劫」嚴重失誤之後,認真總結教訓,並做出正式決議,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自我調整,不失為立黨為公、立黨為民的政黨。國民黨將作何舉動,首先對「二·二八」作何解釋,人民正拭目以待。

(原載於《台聲》雜誌1987年2月號。葉紀東: 「二·二八」起義親歷者,曾任臺盟中央常委、臺盟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臺灣廣播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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