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水煙:回憶臺灣「二·二八起義」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臺灣人。從日本統治臺灣的時候起我就一直住在台南市,是一個普通的台南市民。我們這一代人飽受了日本統治者的欺負、壓榨,知道當亡國奴是什麼滋味,因此臺灣光復,國民黨軍隊來接管,台南市民欣喜若狂,指望從此可以昂頭挺胸當中國人,過上太平日子了。誰曾想到祖國「唐山」來的黨政軍官員,把臺灣當作「戰利品」,把臺灣人當作「二等國民」,國民黨來接收的大小官員,貪污腐敗,把臺灣南部的古城台南市也搞得烏煙瘴氣,物價一日三漲。加上國民黨不顧臺灣人民的死活,把大批大米調去打內戰,造成米價暴漲,民不聊生。「二-二八」前夕,民眾對國民黨暴政的憤怒,已達到忍無可忍的程度。台南市同全島各地一樣,人心思變,一觸即發。

2月下旬我正在臺北,親眼看到2月28日臺北市民罷市、罷課、請願以至爆發那場風暴的情景。3月1日我即趕回到台南。馬上去找一位朋友,正碰上幾個人在他家商量第2天(3日)參加市民大會之事。他們已經從報紙的號外和廣播中知道臺北發生事件的大體情況,但對具體情況並不瞭解。我把2月27日晚上以及28日臺北市所發生的詳情向他們作了介紹,最後決定在3日的市民大會上提出兩項建議:一是支持臺北市民,要求懲辦兇手,改革省政;二是組織一次集會遊行。這兩項建議在會上都被採納了。

根據3日市民大會的決定,3月4日早上起各區市民,各校學生三三兩兩開始向西門市場前集中,到10時左右已達二三千人,先是有幾個學生敞了慷慨激昂的演講,接著民眾自行排隊,青年、學生乘卡車在前頭,秩序井然地從西門町、錦町至銀座進行示威遊行。遊行隊伍沿途喊口號:「要求生活的保障」、「反對內戰」、「打倒貪官污吏」、「要求臺灣自治」,隊伍所經過的馬路兩邊人山人海,揮手歡呼。憲兵和警察照常在街上巡邏,並不干涉。這是一次和平的示威。為了防止國民黨警察鎮壓群眾,下午參加遊行的青年學生分為幾個小分隊分別到各警察派出所、警察隊繳了警察的槍支彈藥。我跟一位陳兄到小西門外去組織郊區農民。陳兄是過去的農民組織成員,在郊區農民中很有威望,當天就組織了50多農村青年待命進城。

在這次「二·二八」事件中有兩方面的力量影響著台南市民的行動。一方面是以在校學生為主力,包括台南二中畢業生和南方歸來的青年。他們有組織,行動較有計劃,有戰鬥力,他們帶頭張貼標語,組織遊行,收繳槍支,支援外地鬥爭。另一方面是社會各界人士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裡面有日本時代的御用紳士、社會名流和各界代表(學生也有代表參加,但不能起主導作用)。主要是那些紳士在處理委員會中起著主導作用。他們主要是聽從臺北處理委員會和當局的廣播講話行事。如:臺北處理委員會3月4日發出通知要求各縣市緊急成立「處理委員會縣市分會」,台南市的處理委員會是接到通知後才在5日晚上開會成立的。

台南市從3月3日市參議會邀集各界代表舉行市民大會起,至11日中午從高雄開來大批軍隊實行鎮壓為止,在這9天中除3日上午在運河邊一隻福建開來的武裝走私帆船向群眾開槍,憤怒的群眾把船燒掉外,沒有發生過戰鬥。不僅沒有出現亂打外省人的情況,而且他們都受到保護。如專賣局台南分局局長當時不在家,雖然群眾都恨專賣局,但因台南的專賣局長是清廉的,局裡的台籍職吊豐動地i尾好地保護了他的眷屬.台南鹽業局局長也同樣受到了很好的保護。警察局長也只受到監視而已。國民黨的市長照常辦公,也沒有去妨礙他。台南市秩序井然,可以說基本上是和平的、合法的鬥爭。就是這樣,大批國民黨軍還是進行了殘酷的鎮壓。

3月11日由高雄開來的國民黨軍一到台南就立即下令戒嚴,展開瘋狂地捕殺。首先被槍殺的是經由各界人民選舉出來的市長候選人之一的湯德章。3月12日中午,湯德章被國民黨五花大綁押上卡車遊街示眾,從本町向大正公園開來,從我家門口經過。我就跟著後面去看了,在當時的白包恐怖下,敢出去看的人並不多。湯德章雖然被五花大綁,背上插著牌子,但他面不改色昂首怒視劊子手們。下車後劊子手要他跪下,他不但不屈服,還破口大駡蔣賊軍。我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這種公開槍殺人的.而且是槍殺仁人志士,所以印象特別深刻。

湯德章是在日本統治時期靠自學通過高等文官考試及格的。因為他是臺灣人,所以不能當行政官或法官,只有當律師。他是窮苦人出身,當律師後肯幫平民老百姓打官司,在市民中頗孚眾望。光復後他敢於仗義直言,敢於同貪官污吏鬥爭,所以受到國民黨官員及御用紳士的注意。他在「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中只當了一個治安組長,雖然被推選為市長候選人,只有105票,是3個候選人中最少的一個,但他卻在台南市第一個被槍殺了。

接著莊孟侯也被捕了。莊孟侯是台南市三青團的主任,被推選為台南市處理委員會的副主任。莊孟侯是個醫生,青年時代就參加反日進步運動,曾是文化協會台南市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台南市頗有名望。據說他的被捕是韓石泉等人告的狀,說台南這次事件是他煽動的。莊孟侯被捕後,他五弟莊孟倫不服,曾跑到南京控告韓石泉等人的誣告罪,但無結果,後經多方營救,莊孟侯被關5個多月總算放出來了,但由於關押期間被折磨的很厲害,出來後不久即去世。台南市自從實行戒嚴後。以搜捕「暴徒」、收繳武器為名,進行清鄉,到處搜捕,瘋狂射殺,連續幾天槍聲不斷,多少無辜死於槍口之下。在這一片恐怖聲中有一批志士被迫轉入山中堅持鬥爭。聽說後來大部分志士也都犧牲了。國民黨就是用這樣的血腥屠殺使臺灣人民進一步認識它那虛偽、殘暴、獨裁的本性的。

臺灣「二二八」起義已經50年了。近年來經過臺灣人民的不斷鬥爭,迫使臺灣當局不得不對這次事件公開表示道歉,在臺北建立「二二八」紀念碑,向死難者家屬進行賠償。願「二二八」事件中犧牲的臺灣同胞的英靈安息。

我希望故鄉的人民幸福,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更希望祖國早日和平統一。(作者系臺盟湖北省委顧問)

黃政樞:難忘的「二·二八」起義

發生在1947年的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我曾親身經歷過。它使我終生難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1945年10月25日,當時國民黨政府委派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接受日軍駐台最高司令官兼臺灣總督安藤利吉的投降。從此,被日本佔領了長達50年之久的臺灣和澎湖列島便又正式歸人中國的版圖。

1946年2月,我隨父親東渡臺灣謀生。我的家鄉是福建泉州。臺灣人民的祖籍也多為福建閩南一帶,因而其風俗、民情、語言等,與我家鄉完全相同。初到臺灣,父親和我即臨時寄居在台南市一家姓莊的同鄉家裡。莊家是木匠世家,老木匠有四個子女。大兒子也是木匠,不善言談。大女兒名叫阿金,在讀高中。阿金給我的印象最深,也和我最接近。她幾乎每天晚上都要我幫她辨認漢字和學習普通話,她也經常給我講述臺灣人民反抗日本統治的故事,如北埔起義、西來庵起義、霧社起義等。有一次,她還拿出家裡珍藏的一紙手抄的聲討李鴻章等人出賣臺灣罪行的告示給我看。阿金告訴我,這紙手抄告示是她祖父留下來的。 繼續閱讀 黃政樞:難忘的「二·二八」起義

李純青:無法投遞的訃文——悼念臺灣老人蘇新

在這次政協會議上,我尋尋覓覓,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這個人,那就是蘇新同志。一片淒涼的氣氛,彌漫在周遭空間。我這垂暮之年,已經飽嘗死別的滋味,但沒有象這回打擊之深。因為失去一位知己,世界顯得十分落寞。

一個傍午天,朔風凜冽。我在電話中聽得通知:「今天淩晨,蘇新同志故去了。」當時,我並沒有太震動,放下話筒,才從心底湧上一股淚水。

蘇新身體欠佳,大家知道但同時大家又執信:他的堅強意志必將戰勝病魔。機關沒有給他分配什麼工作,希望他悉心養病。他眨一下善良的眼睛,對我說:「我一定要再活五年。」實際上,他是很少休息的,臥病不起也在開動腦筋。他像一位機警的年輕哨兵。豎起耳朵,盯住前方,日夜都在研究著臺灣的動靜。他給機關送來一批又一批的寶貴材料。近半年來,蘇新患了青光眼,一隻眼睛已經失明,看書和寫字全感困難。他晚年有一樁心願,就是要把臺灣人民革命史整理出來,獻給家鄉父老兄弟。機關派人替他錄音,他搖搖頭說:「我沒有這個習慣,只能自己動手。」他無力擺動手勢,頭低下來,看一看大地。

蘇新的生命力旺盛得驚人。舉一個例,他研究閩南方言,著作四五十萬言。從發音文法到諺語,和中古漢語比較,內容浩瀚,無所不包。「我研究閩南話,是為了愛國。我在臺灣監獄12年,傾注精力於這個問題。」他說這話時,露出沉重的表情。事有湊巧,在「四人幫」猖獗的十年,他受盡折磨,別的工作不能做,他又專心致志於閩南話研究。任何時候,他都不浪費時間,孜孜不倦。——閩南話是中古漢語,當時流行於河南、陝西,這就是結論。

黃花時節,今年10月,臺灣省民會宴請在京臺胞,蘇新也應邀參與。見到臺灣親人,他如魚得水,生機活潑。宴罷歸途,在車座上,我捏一捏蘇新的胳膊,「哎呀,蘇老,你真剩下一重皮包骨頭了!」我吃驚地呼叫。如此瘦骨嶙峋,令人心痛。但是他似乎無動於衷,連連答應:「不要緊,就是這樣,就是這樣。」蘇新同志埋頭工作。自奉甚儉,從未有過特殊要求,去年曾提議要給他加薪一級,他堅決拒絕。

想不到,這就是我同他最後一次見面。他走了,不回來了,永遠不回來了。

蘇新同志謝世後,我到他家弔唁,得悉病逝的經過。早晨醒來,他似乎略感不適,請家人替他墊高被褥,幾分鐘後,嘴唇慘白,心臟已經停止了跳動。過了20分鐘,救急車趕到,醫生無情地宣佈:沒有了。他不知道自己要死亡,無痛苦地越過陰陽界。他沒有留下遺言。他像平時進入夢鄉,惟雙眼不願瞑閉。

蘇新有各種疾病,得過胃穿孔,做過手術,食欲缺如,營養不能吸收。十多年來,每日只啃一兩個饅頭,靠一杯牛奶維持生命。他的死亡實際是油幹燈盡,心肌衰竭。

第二天,新華社、中國新聞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便發出了蘇新逝世的消息,成立了治喪辦公室。遺憾的是,電波電文通不過台灣海峽,無法告訴他在臺灣的親屬。蘇新十分懷念他的女兒,離開臺灣時,女兒尚在繈褓中。30多年來,他無時不想看看,女兒面上有無父親的影子?可憐他埋藏在心底的願望終不得實現。臺灣的所謂仁本政治,天譴之,天譴之!在住進賓館開會之前,我們去看望陳文彬先生。一見面,他便嚎啕大哭,一個字也說不出來。陳老臥床經年,思鄉之病比他生理之病更入膏肓。其家人雲:聞知蘇新噩耗後,陳老說:「請蘇新詈弟在那邊等我,不要走遠i」溟溟陰路,回顧茫茫,誰知那邊有無候客的長亭短亭?為什麼臺灣的所謂仁本政治,不給兩岸同胞探親開放綠燈?他們硬是不願正視可畏的人心。

日常交談中,蘇新一一念及每一位故舊,拳拳之情,如和煦春風。儘管政見可能不同,在個人關係上,蘇新沒有一個敵人。我說:「蘇老啊,你是鬥士與書生渾然一身。」他微微頷首。願以此文訃告蘇新所有的朋友.

臺灣是一部任寫不完的故事。蘇新一生就是這個故事的縮影之一。蘇新終生為臺灣尋找出路,為臺灣人謀幸福。他在世時一再說:「我的家庭恐怕不能團圓,但是中華民族一定會團圓。」茲以無法投遞的訃文,廣寄讀者。願臺灣親友記取斯人斯言。

悵望海天,哀哉尚饗。(載《中國新聞》,1981年12月17日)

范泉:論臺灣文學

島田謹二氏在其《臺灣文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文中,把臺灣文學劃分為三個時期。作為劃分這三個時期的基準,則主要的是在:(一)日本國內對於臺灣的興味的深淺;(二)住在臺灣的人的文化教養的程度;(三)一般讀者對於文藝的態度;(四)作品的發表園地和讀者的質與量;(五)作者的素質問題等等。依照這樣的基準劃分起來,則第一期是包括明治二十八年領有臺灣以後一直到日俄戰爭的十年間。在這一時期,因為明治初年臺灣還是一個生疏的地方,所以日本國內對於臺灣予以非常的注意。這期間本島人的漢詩文家中,有王松、吳德功、李望洋等人,而台中霧峰人的林朝崧著有《無悶草堂詩存》五卷,可以說是當時的第一流名家。第二期是明治三十八年以後一直到昭和初年的二十五六年間。因為日俄戰爭的結果,日本確保了朝鮮和滿洲的權利,決定了大陸經營的重要國策,日本國民的目光也集中到北方。但是這一時期,「和前一時期不同,一方面漸漸缺乏了漢詩文的素養,代之而起的,是由於西洋風的思想而喚起了新文學的產生。」這時候本島也逐漸對於日語文感到學習的興味。但具有漢詩趣味的雜誌,通過大正時期卻也有幾個。這只要看《臺灣文藝書目》(《愛書》第十四輯)便可以知道。而《臺灣通史》的著者連雅堂的《臺灣詩薈》(大正十三年二月創刊)也是值得注意的期刊。又筆雅雄渾的《東寧革》,是林景仁在大正十二年歸返臺灣時所作,是一冊不能遺忘的詩集。這時候中國的白話文運動漸漸地抬頭,也影響到了臺灣,特別在昭和初年,出了幾種機關雜誌。這一派的主張裡,也分成用北京語和臺灣語寫作的二派,他們的作品大抵出於模仿。優秀的作品是很少的。第三期則是「九一八」事變以來以至今日的十年間。由於日軍的進兵華南,頓使臺灣成為日本發展南洋的基地。於是由於過去和近幾年來的積極努力,臺灣的文化水準漸漸地提高,本島人對於日語的運用也漸漸地增加。值得在這裡特別提出的期刊,是: 繼續閱讀 范泉:論臺灣文學

葉紀東:對歷史作出解釋,促進民族團結——為「二·二八」起義四十周年而作

為什麼爆發了「二·二八」起義?滿腔熱情、敲鑼打鼓歡迎過國民黨的臺灣黎民百姓,為什麼在短短一年半之後,滿腔怒火,在全島範圍裡,以暴力反對國民黨?按國民黨過去的解釋,是因為「台民受日本奴化教育,中毒太深,心胸狹窄,排斥外省人」,是因為「共黨煽動」等等。這些說法未免太離譜,不值一駁,但它深深地傷害了臺灣人民的民族感情,造成了臺灣長期以來的省籍矛盾,對臺灣社會的安定繁榮、對民族的和睦團結,都帶來了十分不利的影響。 繼續閱讀 葉紀東:對歷史作出解釋,促進民族團結——為「二·二八」起義四十周年而作

臧克家〈表現──有感於台灣二二八事變〉

五十年的黑夜
一旦明了天
五十年的屈辱
一顆熱淚把它洗乾
祖國,你成了一伸手
就可以觸到的母體
不再是只許壓在深心裡的
一點溫暖

五百天
五百天的日子
還沒有過完
祖國,祖國啊!你強迫我們把對你的愛
換上武器和紅血
來表現!
──《文匯報》,1947年3月8日

李韶東:懷念臺盟創始人謝雪紅

1947年11月12日臺盟在香港成立。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榮辱與共,肝膽相照,互相監督,已經走過了55年的歷程。在紀念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裡,我們以崇敬的心情深切懷念臺盟的創始人謝雪紅。謝雪紅不僅是一位極為熱愛祖國的愛國者,而且是敢於反抗和衝破舊社會的種種束縛,參加革命,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的共產黨人,是臺胞婦女中少有的傑出代表。 繼續閱讀 李韶東:懷念臺盟創始人謝雪紅

1973年的二二八紀念活動

【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座談會紀念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二十六週年】

周建人、傅作義、許德珩、廖承志、羅青長等以及各界人士和在京的台灣同胞代表出席

廖承志同志和傅作義副主席等講話,會上講話的人一致指出,台灣同胞和祖國大陸人民團結一致,同心協力奮鬥,解放台灣,統一祖國的事業一定會實現

新華社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訊 今年二月二十八日是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二十六週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今天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舉行座談會,紀念台灣同胞這一愛國反帝革命鬥爭的日子。

中共中央委員、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周建人,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傅作義和許德珩,廖承志同志,羅青長同志,以及各界人士和在北京的台灣同胞代表共一百多人出席了座談會。 繼續閱讀 1973年的二二八紀念活動

[史料]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號召台胞英勇鬥爭,準備配合解放台灣

【新華社上海二十七日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本日發表紀念“二、二八”告台灣同胞書,全文如下:

親愛的台灣同胞們:

今天是我們全台灣省人民一致起來反抗國民黨反動政權在台灣統治的“二、二八”三週年紀念日。中國人民經過八年抗戰獲得勝利,才由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手裡收回了台灣,台灣人民也因此才回到祖國的懷抱。然而國民黨反動政府自劫收了台灣以後,即對台灣人民施行苛斂誅求、橫暴殘酷的虐政。這樣,迫得台灣人民生活在極端黑暗、恐怖、飢餓的絕境。“二、二八”這一天,我們台灣人民為了生存和民主自由,即團結起來向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轟轟烈烈的鬥爭。當時,反動派由內地抽調大批援軍來鎮壓我們,並欺騙一部分省民,以致“二、二八”的鬥爭遭受了慘痛的失敗,一萬多的英勇烈士在敵人的屠刀下犧牲了。“二、二八”的失敗,教訓我們必須全省人民緊密團結,和全國人民在一起,才能戰勝敵人;而在鬥爭最激烈的時候,動搖妥協,對敵人抱幻想,那麼不僅鬥爭一定要失敗,而且還會遭受到更慘痛的犧牲。這是“二、二八”的血的教訓。

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 美帝挽救不了蔣匪的滅亡

三年來,我國歷史已經起了空前的變化。中國人民在革命鬥爭中殲滅了七百四十四萬餘的武裝敵人,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大陸,推翻了美帝國主義所全力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政權,蔣介石殘餘匪幫已在大陸上遭到徹底的失敗。蔣匪幫所剩下來的殘兵敗將,只能龜縮在台灣和其他幾個小島上,並且把台灣出賣給美帝國主義者,勾引美帝國主義者繼續支持他們作垂死的掙扎。美帝國主義者也利用這個機會,加緊對台灣的侵略和控制,同時又利用其走狗進行要求“託管”或“獨立”的陰謀,企圖把台灣完全變成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但是,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相互勾結、狼狽為奸的陰謀,是絕對不能挽救他們最後滅亡的命運的。今天,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已空前強大,中國人民有著一支英勇無比、百戰百勝的人民解放軍,有著全國人民所熱烈擁護的中央人民政府和以蘇聯為首的全世界和平民主陣營的援助。全國四萬萬七千萬人民已經決心把解放台灣統一全中國作為今年的第一個重大任務,準備集中一切力量,渡海殲滅蔣匪幫的殘餘勢力,解放台灣。

台灣解放的日子已迫近了 台胞應團結粉碎蔣美陰謀

親愛的台灣同胞們:我們台灣人民有著數十年間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傳統,尤其我們在“二、二八”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偉大的英雄氣概,是值得我們驕傲的。所以今天我們必須再發揮這種光榮的革命傳統和“二、二八”英勇鬥爭的經驗,來粉碎蔣匪幫和美帝國主義的陰謀,在解放台灣的戰爭中,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軍。台灣的解放是必定要實現的,而解放的日子是迫近了。所以我們必須利用每個機會和一切的可能條件,想盡一切的辦法去削弱和瓦解蔣匪幫的力量。我們必須記取“二、二八”的教訓,一致團結起來,反對蔣匪在台灣抽兵、徵糧、徵稅,同時還要善於採取一切辦法,保存我們的力量,壯大我們的力量,準備配合人民解放軍,共同完成解放台灣的任務。
“二、二八”鬥爭中英勇犧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中央人民政府萬歲!
人民解放軍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橫地剛:想念范泉先生

此文是作者所著《范泉先生的遺願》一文的摘錄。

范泉先生逝世快一年了,這一年以來,每想起他心裡便充滿傷痛。他在最後的信裡全不顧生者的情感,寫下「永別了」幾個字即離我們而去。《遙念臺灣》(臺灣人問出版社2000年2月)的出版通知和訃告幾乎同時送到我這裡,一時問無限的遺恨湧上心頭,令人好不憂傷。過了幾日,書寄來了,想到把這對臺灣的無限遙念公之於眾應是對死者的最大慰藉,心裡才多少也有了些釋然。

從1945年到1949年臺灣與大陸處在相同的歷史潮流之中。這是從臺灣復歸那一天開始到國民黨政府敗退臺灣為止四年問的事。在上述時期,民眾均投身於建設「和平、自由、民主、團結、統一」國家的熱烈討論之中。討論所涉及的可能性遠遠超過了目前的現實結果,至少也包括兩岸不分裂的可能,但不幸的是兩岸的統一被阻隔了,在大陸,「反右」「文革」等運動接連不斷,而在臺灣,白色恐怖橫行。兩岸之間的溝壑變得更寬了,即使當初的討論也早已為歷史所「湮滅」。眾多的知識人士不得不「一直在生死攸關的硝煙中拼搏」。范泉先生的一生,我想不必在此作更多的陳述,他與臺灣的關係、在「反右」、「文革」中的遭遇,他的著作和言行也自然不例外地均在上述過程中遭到「湮滅」。

八十年代以來,臺灣解除了戒嚴令,大陸開始推行開放政策,被「湮滅」的討論得以再見天日。我有幸結識的范泉先生似乎並沒有看重那些羅列給他的「罪行」,而是著眼於民族和國家的未來。留給我的是只有追從信念而生的人才具有的從容與自信。大概是前年6月,我通過北京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陳漱渝先生的介紹,得知他仍然在世,便給他寫了信。最初的回信是由吳嶠夫人代筆寫的。接著複印並寄來了我所要的著作。本來說好資料的出處請朋友代勞,可結果都是由他親自一一注明的。隨資料還有他的一封親筆書信。從那顫抖的筆跡我看出他病重的程度,我為自己給他帶來的麻煩追悔不已。

9月,我與臺灣的藍博洲先生在上海機場匯合後,於次日到范泉家拜訪。他們夫婦二人滿面笑容迎至門前,宛如自己的兩個孩子歸來般地欣喜,那笑容至今猶在眼前。隨著談笑進入正題,我們又看到了范泉先生作為職業編輯的另一面。他手裡拿起放大鏡,一面斟酌資料一面苦苦地在記憶裡搜尋,把手放在耳朵上生怕聽漏了一個字,右手拿著筆又用左手按住顫抖不已的右手訂正一個個錯字。我的眼睛模糊起來,他竟是以這樣不便的身體來整理資料的嗎?當我返回自我,再次面對范泉先生時,有的只是愧疚和崇敬。

是黃榮燦的靈魂的指引,我們見到了范泉先生。據說黃在1945年11月離開上海時,是范為他送的行。從此,一個在臺北,一個在上海開的出版物介紹臺灣文化,黃榮燦在《臺灣文化》等臺灣的報刊上介紹大陸文化。連接《文藝春秋》和《臺灣文化》的橋樑的正是他們二人。此後兩雜誌開始相互轉載文章。1946年1月范泉先生發表了《論臺灣文學》,該論文經黃的手開始在臺灣流傳,並以此為發端,在臺灣的《新生報》副刊《橋》展開了由兩岸文藝界人士參加的「臺灣新文學議論」。這場持續長久的「議論」又把《文藝春秋》與《新生報》聯繫在了一起。《文藝春秋》、《臺灣文化》、《新生報》副刊《橋》攜手促進了兩岸的理解。

范泉先生著重介紹了楊逵、呂赫若、楊雲萍、龍瑛宗等臺灣作家,翻譯了龍瑛宗的《白色的山脈》和楊雲萍的數十首詩歌,他從中領會到了日本統治下臺灣民眾的「寂寞與悲哀」以及藏在其後面的「反抗的呐喊」,得出臺灣文學乃是「中國文學之一環」的結論。以此為基礎,他又通過黃榮燦、朱嗚岡、黃永玉的作品,向大陸的人們介紹臺灣民眾的「現實」生活,通過原住民的傳說傳達生活在臺灣的人們的心靈。他在臺灣原住民傳說《神燈》的後記中提到,讀者應該加深對「臺灣和大陸的地理和歷史關係、高山族的民族和特質」的理解,面對五十年被相互隔絕的「現實」,必須從真實徹底的理解開始。從中可以看出范泉先生對臺灣的深刻理解和從未把目光離開「現實」的真摯態度。

范泉先生雖然是專門討論臺灣文化,但歸根到底他提出的問題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關於殖民地統治時代的文化,另一個是關於包括臺灣在內的新中國的民主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臺灣文化重建的出發點,第二個問題是其方向。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認為「臺灣沒有文化」、「臺灣人被奴化」了,從而推行以廓清「奴化教育」之「遺毒」、「增強民族意識」為目的的中國化政策。對此,范泉先生表示臺灣不僅有優秀的文化,而且具有未被奴化的強韌精神。楊逵、吳濁流、王白淵、蘇新等臺灣文化人也紛紛列舉了臺灣人從未放棄抵抗的事實對此進行反駁。隨之,兩岸文化人的交流得以進一步深化,一致認識到「奴化」批判的本質在於拒絕台灣人參與政治,撤回《和平建國綱領》,強迫民眾做「國民黨統治下的奴隸」(《評壇(二中全會)》,《週報》1946年3月16日)。看清了「奴化」批判旨在推進他們自己的奴化政策這一伎倆的文化界人士分別在《政經報》(1946年5月)、《臺灣評論》(1946年7日)相繼組織了政治協商會議特輯。在詳細介紹會議經過和內容的同時,呼籲展開對會議採納的《和平建國綱領》中所規定的「地方自治」的討論。此後,掀起了與「奴化」批判針鋒相對的「地方自治」、「修改憲法」、「普通選舉」等的討論。

在兩岸文化人的相互理解不斷加深時,「二二八」事件爆發了。事件的三天后,3月3日,范泉先生寫下了《記臺灣的憤怒》,6日由文藝出版社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總發行商是永祥印書館和兄弟圖書公司。《文匯報》在6日以刊頭廣告對該書的出版作了宣傳。黃在事件中,一直作為歐陽予倩率領的新中國劇社的護衛而奔勞。直至把他們送回上海後,黃創作了版畫《恐怖的檢查——臺灣二二八事件》。4月13日,他攜帶作品從基隆港出發,15日到達上海。不巧的是,第一屆全國木刻展已經在三天前的12日閉幕。但作品經他與范泉先生的友人陳煙橋、王琦等畫家之手發表在《文匯報》的《筆會》副刊(1947年4月28日)。二人均迅速行動,及時地把事件的真相傳達給大陸民眾。

《文匯報》自光復以來,一直連續報道臺灣。同時,它也是大陸文化人士與民眾意見的代言人,直到1947年5月25日停刊為止的一年零九個月中,有關臺灣的署名記事與社論達六十餘篇。報道記事的篇數更是數倍於此。評論事件的第三篇社論(1947年3月16日)表明了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三十二條政治改革方案的贊同意向,對臺灣民眾寄予了深切的理解與同情,

沒過多久,《新生報》副刊《橋》誕生了,兩岸的文化界人士再次展開了從再議殖民地時代到臺灣新文學議淪的長久討論。《文藝春秋》也再次與他們相攜而動。范泉先生在《文藝春秋》(1947年11月)刊載了歐坦生的小說《沉醉》,開始探求事件深層的東兩。他曾經提出的以理解臺灣與大陸的「地理及歷史關係」為出發點的要求也是在事件後。於是他詩歌,接連不斷地向大陸人傳達臺灣人的心靈。黃榮燦三次到紅頭嶼、火燒島,一次到小琉球島,最後隨臺灣大學麥浪歌詠隊進行「環島公演旅行」,投身於臺灣的現實之中。

1949年,四六事件發生,他們的進程被再次阻攔。楊逵以《和平宣言》一文被問罪,和學生一起被逮捕,《新生報》副刊《橋》也隨之告終,後來兩岸關係也被完全隔絕,主張「和平、民主、自由、團結、統一」的民意也被完全踐踏,白色恐怖之風橫掃全島。1951年黃榮燦被捕,1952年被處刑,范泉先生直到見到我們時竟對這一事實全然不知。當然也不會想到黃的靈魂至今仍徘徊於橫跨臺灣海峽的「南天的虹」上。

范泉先生在重病之中,苦苦地追求已經變得淡薄的記憶,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證言,並囑咐我們一定核實「記得不太清」的事情。說到這些時,范泉先生臉上充滿了遺憾。儘管如此,從那越過漫長的寒冬的僅存的記憶和遺留的著作中,我們還是聽到了衝破四十餘年黑暗的青年們的呐喊聲。黃榮燦、吳忠翰、朱鳴岡、黃永玉等來臺灣的版畫家,楊逵、楊雲萍、賴明弘、藍明谷、郭秋生、林曙光等臺灣作家,許壽裳、黎烈文、田漢、歐陽予倩、李何林、馬思聰、雷石榆、歐坦生(丁樹南)、歌雷(史習枚)、駱駝英(羅鐵鷹)、揚風、吳乃光(林基)等來台文化人士,還有不知真名的歐陽明、亞夫兩人,以及無法詳盡的名字。如果把這個範圍再加大一些的話,還會有更多的無名青年。正是他們促進了兩岸文化的交流,為新中國和臺灣的文化再建做出了貢獻。今天,我們說「發現」了他們,但又時時對他們的行為感到「不解」。雖然從范泉先生撬開的窗子中透過的幾縷光線照在那個時代上,然而我們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入口的地方。日前我們還曾把歐坦生和藍明谷混淆了。這雖然可以說明「湮滅」程度之深,但也暴露了我們認識的不足。

兩岸的分裂與「湮滅」抹消了對謀求大陸和臺灣一體化的摸索,也抹消了兩岸共同推進民主革命的事實。同時還抹消了臺灣民眾以自己的智慧爭取擺脫殖民地社會的事實。臺灣與日本在戰後不久均成為將其五十年殖民地統治的責任曖昧化,致使甲午戰爭以來侵略中國的責任也都不了了之。范泉先生的出現正是要迫使我們澄清這一段被「湮滅」的歷史。

2001年1月22日於日本

(翻譯:陸平舟)

編者按:橫地先生在近日一篇文章中回憶了此文的寫作背景:

在執筆過程中曾有過這樣一個插曲。就是在史料挖掘中,我發現了范泉的影子,於是我放下筆,立刻與藍博洲二人飛到上海去拜訪他,並從他那裡瞭解了很多史實。但沒多久,范泉先生就去世了。於是《范泉紀念集》的編輯出版被列入計畫。我應邀寫了“范泉先生的遺願”一文,但不久稿件被編輯退回,要求大幅刪減和改寫。編輯在退還的原稿上用紅筆塗蓋了要刪除的部分,其餘部分也用紅筆做了修改。在附信中寫到,不這樣修改,恕不能刊發,請您理解。我隨即回信表示拒絕刊發。陳映真先生聽說後也非常氣憤,直接給編輯打電話表示抗議,得知對方不肯接受他的意見後,他也拒絕刊發自己的文章。但問題並未就此了結,范泉夫人聞知後,希望大家彼此通融。因此,我表示同意將後面部分全文刪除,標題改為“想念范泉先生”,但需附加註腳“此文是作者所著《范泉先生的遺願》一文的摘錄”。陳映真先生表示雖憤懣難平,但姑且同意,並代編輯連稱“慚愧!慚愧!”。此後不久,《范泉先生的遺願》由北京發行的《台聲》原文全文刊載。這是陳映真先生反擊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