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鵬:深入研究「二二八事件」,正確判斷「二二八事件」的性質

  1947年2月28日,臺灣人民爆發的起義事件,已經過去了六十周年。我作為研究近代中國歷史和臺灣史的學者,今天在這裡出席座談會,回顧六十年前臺灣人民的二二八起義,感慨萬千。

  1947年2月27日,因專賣局警員在臺北市取締走私香煙,引起流血的突發事件。次日,民眾請願示威,發展成大規模的官民衝突。台籍精英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處理大綱三十二條,要求長官公署接受他們改革政治的要求。

  國民黨政府當局把二二八事件定性為「背叛國家」的叛亂行為,用暴力把這次官逼民反的事件鎮壓下去。國民黨政府對二二八慘案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依據各種資料估計:在二二八事件中,臺胞死傷大約兩千人,大陸軍公教人員死傷約一千二百人。二二八平反後,迄今為止,領取補償金的死者遺屬近八百人。

  二二八起義作為一個歷史事件過去了六十年,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臺灣內部和海峽兩岸關係也發生了和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為了弭平歷史的創傷,我們今天可以依據歷史資料冷靜地看待六十年前發生的這次事件了。

  1941年珍珠港事變後,中國政府對日宣戰,宣佈廢除1895年中日之間簽訂的《馬關條約》。1945年8月,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後勝利。根據1943年美英中三國發表的《開羅宣言》和1945年美英蘇發表的《波茨坦公告》,中國政府於1945年10月正式從日本佔領者手中收回臺灣,並宣佈臺灣從此回到祖國懷抱。臺灣光復後不過一年半,就爆發了臺灣人民反暴政、爭民主、求自治的二二八起義,成為影響臺灣歷史發展的重要事件。這次事件的突然爆發,是日據臺灣以來臺灣社會各種矛盾的總爆發;從整個中國來說,二二八事件則是當時全國階級鬥爭大浪濤中的一朵浪花。

  二二八事件有深刻的歷史原因。這個歷史原因,可以從中國歷史的角度看,也可以從亞洲歷史的角度看。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日據五十年殖民統治留下了深刻的社會矛盾,一個是中國歷史發展到了劇烈的震盪時期。

  日據五十年殖民統治和日本戰敗在臺灣積累下來的社會矛盾通過1947年2月27日的「緝私血案」突然爆發。國民政府派出的臺灣統治者,面對這樣的歷史包袱,措手不及,應對失策。這些社會矛盾,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諸方面。

  政治方面的矛盾,主要指殖民統治與臺灣人民參與社會管理的要求與自治主張。長達五十年的日據時期,日本在臺灣建立了以臺灣總督府為代表的殖民統治體制,這種殖民統治以警察政治為特點。在那種殖民統治下,臺灣人民是所謂二等公民,完全喪失民主權利。像中國人民歷來不屈服於外來侵略和殖民統治一樣,臺灣人民不僅具有武裝反抗日本佔領的傳統,而且具有開展反對專制統治、爭取地方自治鬥爭的傳統。殖民統治的歷史和臺灣人民的鬥爭傳統,形成了臺灣人民「出頭天」的思想。回到祖國懷抱後建立的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基本上沿襲了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的行政制度。在這種制度下,雖然中下層官員已經大多為臺灣本地人擔任,這與日據時期已經有了很大不同,但是長官公署高層官員仍然由陳儀從大陸帶來的人員擔任,這與臺灣人的「出頭天」思想發生了衝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的《事件真相與處理大綱》,要求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各處長三分之二以上須由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擔任,明確傳達了這種「出頭天」思想;這樣的要求也暗含了反對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派人來台壟斷高級官員的意思。經歷了日據五十年殖民統治的臺灣人民產生這種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臺灣社會精英的這種要求,不顧歷史條件,要求在回歸不久的臺灣政治體制下立即實現這種思想,是不現實的。在政治條件和人才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急於實現這一要求,對臺灣社會未必會有好處。

  經濟方面主要表現為由於戰爭的原因(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軍對臺灣的轟炸),使得臺灣的生產能力萎縮,化肥減產,稻作減收,百物騰貴,造成了臺灣人民生活的壓力。光復初期臺灣經濟的困境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造成的,臺灣人民把對生活的壓力的痛恨轉移到統治者身上,作為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最高領導人陳儀背上了這個沉重的包袱。1945年臺灣米糧總產較1944年減產40%,雖然早在1940年臺灣就實行米糧配給制度,但到1946年就出現米糧供應嚴重惡化,加重了人民對陳儀主政的不滿。

  經濟生活的困難,失業人口的增加,前臺籍日本兵大量(大約二十萬之眾)返回臺灣,加重了就業困難,造成了臺灣嚴重的社會問題,擴大了社會不安定的因素。

  文化的因素,體現在日據後期的皇民化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灌輸。這種皇民化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灌輸,使得一部分臺灣人產生了與祖國文化的生疏感和隔離感。

  簡單來說,日本殖民統治,扭曲了臺灣社會面貌,極大地增加了陳儀當局處理事變的困難,影響了當局處理事變的能力。

  換一個角度,如果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巨大變化來看,我們會看到一些不同的歷史跡象。

  20世紀40年代,正是中國歷史發生劇烈變動的時期。中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但是國內政局並未因此好轉,反而出現了空前的動盪。這個動盪圍繞著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展開,最終形成了國共兩黨空前的戰場搏鬥。就在1947年2月28日這一天,國民黨政府下令中共駐京、滬、渝三地人員全部撤離,3月7日,中共駐南京代表團董必武一行最後告別南京。這一天象徵著延續十年的國共兩黨關係完全破裂;國民黨正在計劃進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中國的內戰愈演愈烈,且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屢遭敗績,僅僅2月下旬的魯南萊蕪戰役中,國民黨軍一次就損失了七個師五萬多人。這個時候,蔣介石,國民黨中央的注意力全部都在內戰的部署上,無暇顧及臺灣的事情。

  在此前,因抗戰勝利,國民黨大小官員從重慶下山,來到江浙、上海各地接收敵產,卻演出了接收就是「劫收」的醜劇,所謂「五子登科」,造成人民群眾更大的苦難,民間有所謂「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的口頭禪。國民黨統治區到處掀起反獨裁、反內戰、反饑餓的民主運動。這一運動大大動搖了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基礎。陳儀本人儘管比較清廉,也有一定理想,願意把臺灣治理好,但是他率領到臺灣組織政府的團隊,免不了把大陸官員貪腐的作風帶進了臺灣。在臺灣接收敵產的過程中,同樣演出了「劫收」的醜劇。這是引起臺灣人民反感的重要原因。

  由於戰爭的創傷及社會的急劇轉型,臺灣戰後重建面臨著巨大困難。政治腐敗,貪污成風,通貨膨脹劇烈,失業問題嚴重。又遇大規模自然災害,以產米著稱的臺灣竟發生米荒,民不聊生。上海《觀察週刊》當時發表文章驚呼:「今日臺灣危機四伏,岌岌可危,是隨時可能發生騷亂或暴動的」。

  在上述背景下,通過「緝私血案」引發的「二二八事件」,其主流是臺灣人民反暴政、爭民主、求自治的群眾運動,這個運動正好融人了蔣管區反獨裁、反內戰、反饑餓的民主運動漩渦。從這個角度說,二二八事件所反映的臺灣人民的意願與整個中國人民的意願是吻合的。

  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性質,早有不同的認識。當時南京政府認為是「顛覆政府」、「背叛國家」,是「暴民暴亂」事件,受「奸党利用」,要求「取消非法組織」。今天的台獨勢力更認為二二八事件是「野蠻的中國人屠殺文明的臺灣人」,是族群衝突和文化衝突。這些說法都是站不住的。二二八事件雖然有複雜的社會背景和歷史原因,但它卻是因為「緝私血案」處置不當而突然發作的群眾街頭行動,演變而為群眾爭民主、求自治、反暴政的民主運動,不是背叛國家的暴亂事件,這次事件雖然可能受到中國共產黨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反蔣形勢的影響,但不是共產黨策劃與領導的。個別曾是日共黨員的臺灣人作為個人也在這次事件發揮了作用。這次臺灣群眾自發的爭民主、求自治、反暴政的義舉,與祖國大陸人民在各地開展的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的民主運動相呼應,所以中國共產黨1947年3月在延安發表聲明,支持了臺灣人民的爭民主、求自治、反暴政的鬥爭。

  台獨勢力把二二八事件當作臺灣人民要求臺灣獨立的事件,是沒有歷史根據的。當時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各個群眾組織都沒有提出臺灣獨立的訴求。處於全省領導核心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它的組織大綱中明確規定:本會「以團結全省人民、改革政治及處理二二八事件為宗旨」;在3月6日發表的《告全省同胞書》中也明確聲明:「我們的目標是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告全省同胞書》還指出:「我們同是黃帝的子孫,民族國家政治的好壞,每個國民都有責任。」臺灣自治青年同盟的宗旨則是「培養自治精神,遵守國父遺囑,擁護蔣主席,實行三民主義,協助政府建設新臺灣。」台中區時局處理委員會發表的宣言,也提出「建設新中華民國,確立民族主義,擁護中央政府,剷除貪官污吏,即刻實行縣市長民選,反對內戰,反對專制。」這些表明二二八事件不是謀求臺灣獨立,也不是反映族群和文化衝突。這些活躍在臺灣各地的主要政治組織提出的宗旨,反映了二二八事件中最為普遍的要求,也體現了整個事件的基本政治傾向。臺北、花蓮、台南地方個別人提出過「臺灣獨立」、「國際共管」的口號,是極個別的現象,完全不能代表二二八事件的主流方向。

  二二八事件初期,由於局面混亂,一時曾出現打外省人的現象。因為「緝私血案」的當事人以及行政長官公署的官員都是從大陸派來的,他們的行為引起臺灣群眾的憤怒,情急之下喊出打外省人的口號,這是不難理解的。但在運動的進展之中,許多正直的人士,都提出了停止毆打外省人的要求。例如臺灣省參議會參議員林日高等組織「服務隊」,勸阻不要毆打外省人;臺灣民主聯盟在告同胞書中指出,外省中下級政府人員和商民「和我們一樣同一國民同一漢族同胞」,要求切不要亂打外省人;許多臺北市民偷偷地或公開地救護外省同胞,不是出於私誼,而是出於正義。這些都說明一時出現的盲目毆打外省人的現象,是自發的、暫時的現象,絕不是事件的主流。說二二八事件是抵抗外省人的事件,是「反抗中國人壓迫的開端」,是缺乏歷史根據的。

  回顧二二八起義的歷史,不是要增加歷史的創傷,而是要撫平這一創傷。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要為反對台獨,促進祖國統一開創新的局面而努力。

*本文是在2007年2月27日由臺盟中央等單位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紀念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六十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三聯書店在臺灣:回憶臺北的新創造出版社(曹健飛)

抗戰勝利後,因1944年湘桂戰役撤退到桂東,粵北的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的一些同志,迅速結束了桂東、粵北的書店業務,趕赴剛剛光復的廣州,經過草草的籌建,1945年12月1日廣州三聯書店(對外稱兄弟圖書公司)就正式開業了。書店開業受到廣東人民的熱烈歡迎,但也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仇視和摧殘,終於在1946年6月21日被封閉。我們撤退到香港辦理穗店善後事宜,之後我調回上海工作。1946年年底前,三聯書店總負貴人黃洛峰派我和胡瑞儀去臺灣開設新店。他告訴我,臺灣有一位朋友叫黃榮燦,原在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工作,抗戰勝利後被派往臺灣接收。他將接收的一家日本書店據為已有。那家書店賣的全是日文書籍,勝利後已無銷路,因此黃向三聯書店建議,願將他接收來的書店與三聯書店合作,改為出售新書的書店。 繼續閱讀 三聯書店在臺灣:回憶臺北的新創造出版社(曹健飛)

我所親歷的臺灣「二二八」起義(曾重郎)

臺灣「二二八」起義是官逼民反的群眾暴動,提出的政治訴求是爭民主、爭自治。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臺灣「二二八」起義的性質是反暴政爭民主自治。「台獨」基本教義派硬要把臺灣「二二八」起義說成是「台獨」的起始,這是對「二二八」受難烈士的不敬和污蔑,是對「二二八」史實的歪曲和篡改。「台獨」活動1953年起始于日本,鼻祖是廖文毅、廖文奎兄弟,廖文毅為了保財產向蔣介石投降返台看管曾文水庫,以後「台獨」的活動中心移轉美國。靠篡改或編造史實以欺騙人民籠絡民心是不道德的。

*作者時為臺灣新竹中學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及臺灣學生聯盟新竹支部總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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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寫在《二二八事件:台中風雷》特集卷首(陳映真)

*本文最初發表於1987年4月《人間雜誌》。

1986年以來,臺灣開始了一連串驚人的變化。臺灣第一個反對黨成立;四十年戒嚴體制和報禁的解除,進入了具體的日程表;今年二月,民進黨打破了臺灣向來最大的禁忌,開了「二二八和平日」,來紀念四十年前的不幸事件,連體制派的大報,也以相當的篇幅,討論三、四十年來最大禁忌之一的「二二八」歷史問題。

對於這個「新現象」,國民黨沒有用抓人和鎮壓來反應,相對於它過去的行為法則,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容忍與成熟。許多學者和黨外人士,都先後以不同的形式表示,重要的是我們決心今天去面對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從而找出一條民族和平與團結的途徑,而不僅是去清算國民黨要不要為這四十年前的不幸事件「負責」。有人把公開探討「二二八」事件的可能性看得極為可貴,從而主張當時在南京的國府不必為這不幸的事件負責,或者主張不應因討論「犯罪責任」而錯失了公開究明「二二八」事件歷史真相的機會與可能性。

#事變的中國現代史、世界史的背景

可是顯然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認為這是「把一切責任推給陳儀政府」,就是主張「蔣介石政府不必負責」,而加以強烈的批評。

我們以為,做為中央政府,無論如何,國民政府對「二二八」不幸事件的發生,負有無可推卸的政治和道義的責任。在政治和道義上的責任之外,國府和下屬的陳儀政府所負的具體責任,也許還有一個依什麼比率去看的問題。

就縱的歷史層和橫的社會面兩方面看「二二八」事變雖起因於單純的緝查私煙事件,但是這個事件所處的環境,卻植基於一個更深刻、廣大的人文與物質結構之上。

從社會和經濟上來說,戰後臺灣社會經濟的凋蔽;因復員的「臺灣軍屬」而益形惡化的失業;臺灣編入中國大陸經濟圈而受到大陸財政崩潰的拖累,和一個在大陸瀕臨瓦解的政權對臺灣政風的影響,都是事變的結構性原因。但這些原因的背後,其實還有世界和中國現代史的原因,那就是十九世紀以來東西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淩;是日清戰爭和第二次中日戰爭;是「大東亞共榮圈」、二次大戰和中國的內戰等等。在這些現代史的背景下,百年來,中國在不斷的革命與反革命、被侵略與抵抗侵略……這些複雜的葛藤中,在民族的遽亡或新生的邊緣掙扎不已。因此,做為中央政府,不論名實如何,國府固然要為「二二八」和其它動亂「負責」,但在現實上,只說清廷或國府該不該對近代中國內外交煎的苦難負責,恐怕不足以全域性地討論問題了。

#全民族的損害與創傷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萬方無罪,罪在帝國主義與中國現代史的葛藤」,從而「進一步為國民黨推卸責任」,但我們也絕不同意「萬方無罪,罪在國民黨」論。我們以為,國府作為當時中國最高的統治者,當然對「二二八」不幸事件負有最高的政治和道義上的責任。但是,我們深以為在「二二八」事變中,不只善良、無辜的臺灣人遭受了「損害與創傷」,也有不少善良、無辜的外省人受到「損害與創傷」,四十年來,由於一直沒有出現今天這樣可以公開討論這段歷史公案的機會,加上五十年代的戰後冷戰構造中,臺灣分離主義運動在新帝國主義的卵翼下發展,使臺灣內部的民族團結受到破壞,使得多數在台正直善良的外省人和臺灣人,四十年來同樣生活在「二二八」事變所殘留未決的歷史問題的陰影中。因此,「二二八」事件是整個民族的「損害與創傷」;「二二八」事件所流的血淚,其實是中華全民族的血淚!在討論當前臺灣公害、雛妓、農業和勞工問題時,尚且已經不能用「萬方無罪,罪在國民黨」論來探究問題的根源;尚且必須從造成公害、雛妓……的臺灣內外因素所組成的社會、經濟結構去看問題,像「二二八」事件這樣一個具有深刻中國現代史和世界史性質的問題,惟「國民黨有罪論」當然尤不足用以討論了。

#從史的全域重新思考二二八

事隔四十年,在這奇跡也似地開放了公開討論「二二八」事變的機會的現在,國民黨政府如果依然偏頗固執的硬要把「二二八」事變的起因,歸納為「台民親日奴化思想,中共煽動」的「官方說辭」;或者還是歸納為「唯國民黨、外省人有罪論」、「中國民族和臺灣民族對決論」這個分離論的史觀.落後、膚淺尚是餘事,無法深入討論、分析,從而獲取歷史的智慧,根本解決此一歷史問題,進一步療傷止痛,建設民族內部的和平、團結與發展,才是嚴重的遺憾了。

因此,我們不但要從陳儀接收體制的專權、跋扈、貪瀆、腐敗、驕悍、劫掠和獨佔去看「二二八」事變的起因,來討論國府的責任;不但要研究二十一師登陸後的血腥鎮壓、殺戮、暗殺的歷史,並加以批判,但也不要看不見瀕臨1949年全面崩潰的整個中國內戰下社會、政治的急速解體與新生所造成的痛苦與混亂,從而善於看見這內戰、社會各階級間的劇烈軋鑠所帶來的「全面屠殺」、「征服者心態」、「官逼民反」……為全體中國人民所帶來的深重苦難。

也許中國只有在這個全域的觀照下,仔細研究分析以下諸事項:(一)國府來台接收結構中的CC派、政學系、三青團之間的矛盾和傾軋;(二)臺灣民眾蜂起隊伍中的士紳、日本臺灣兵復員分子、自日據時代發展下來的左翼反帝民族解放勢力,和一般失業的市民與城市流氓無產者各勢力間的對此與關係;(三)二十一師與臺灣民眾武力間的對峙;(四)美國領事館與「二二八」事變之關聯;(五)丘念台、林獻堂、白崇禧、陳儀、柯遠芬和謝雪紅……這些人物爭變之間的內在與外在的邏輯關係,才能顯出更完整的意義。

#帝國主義者的眼光

有人一向喜歡這樣說:「二二八」事變的原因是「島嶼文化與大陸文化」的「接觸過程」所必生的矛盾。他們說,經過五十年代日本現代殖民地資本主義改造,使臺灣社會的文明開化,遠高於大陸本部。因而,落後、野蠻的「大陸文化」強行對文明開化的臺灣「島嶼文化」進行支配的結果,「二二八」事變,就不可避免了。臺灣分離主義的學者王育德就讚揚日本對臺灣的同化政策「相當成功」;日本的對台殖民政治,使台民「不管願意與否,享受了近代的恩惠」(王育德:《臺灣:苦悶的歷史55)。日據時代日帝體制派臺灣人辜顯榮也有這樣的讚歌:「……觀察(日本)帝國佔領臺灣以後而至今三十年間之治績,我臺灣島民,應為地球上各國人民中最幸福之人民之一。試觀對岸之支那(編按:日人對中國之蔑稱)則明其故」。因為辛亥革命之後,「支那動亂相繼……實則……各自為政,……互爭權勢,橫徵暴斂」。相形之下,在日本治台後,「全島土匪一舉廓清迄今二十餘年……島內和氣洋洋.一片升平氣象。……如此幸福之人民,在世界上什麼地方可以尋得?」(王育德:《臺灣:苦悶的歷史》)

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知識分子,怎樣看待祖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可以區分出殖民地的革命知識分子和買辦知識分子。買辦知識分子以殖民者的眼光卑視和仇視自己的社會、文化,仇恨祖國的落後,必欲切斷自己的祖國的臍帶,按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而後舒暢、自在。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把前近代的、半封建的、為民族的出路而新舊軋鑠的中國「大陸文化」,與經過日本殖民地資本主義文化的臺灣「島嶼文化」「接觸」過程所產生的矛盾,從整個當時中國內戰的「歷史中抽離出來」,然後將一切責任推給所謂「中國人」或「大陸文化」的「野蠻」,從而力言臺灣和臺灣人之必須與中國、中國人分離;另一種看法是從世界史、中國現代史全域的觀點,以臺灣人的中國的自主性,為反對帝國主義,促進中國民族的自由、獨立、和平與民主而奮鬥。

有些人也喜歡這樣說:「二二八」事變終於使臺灣人從中國祖國之夢蘇醒過來。臺灣和臺灣人向中國與中國人訣別。但事實似乎不是這樣的。

1947年以後,中國大陸內戰的局勢有迅速的變化。1949年,國府全面退守臺灣。相應於中國局勢的變化,經過了「二二八」洗禮的臺灣革新、進步的知識分子、文化人、青年、學生和人民,似乎不但沒有因「二二八」事變而奔向分離主義,恰恰相反,1947年以後的數年間,以中國的民族解放為志向的臺灣左翼思想和組織,有急速的發展。1950年,韓戰爆發,國府展開了斷然的、徹底的政治肅清(Red Purge),秘密逮捕、拷問、處決、監禁,在臺灣土地上不只進行十四天,而是四年、八年……被害的人,是一整世代在本省、外省的革新、民主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文化人和工人與農民,而其中曾經參與「二二八」蜂起者更不在少數。這當中的慘烈與恐怖,豈是「二二八」事變可以比擬?但是,這批人當中少數脫逃離開臺灣者,不少奔向赤色中國,另外少數刑餘倖存下來的人,一直到現在,絕大多數都是秉持堅定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臺灣人!這次《人間》「二二八的民眾史」特集,用證言採集的方式披露了「二二八」事變在台中地區的風雷,生動地說明了這個事實。

韓戰爆發以後,形成了全球範圍內的兩個不同體制間的對立結構。在這兩個不同體制的對立線上,有四個國家的國土分裂,中國就是其中之一。為了整個冷戰的全球戰略,早在1949年開始,美國就有使臺灣託管和獨立之意。前揭《被出賣的臺灣》一書的作者柯爾,則早在「二二八」事變之前,就向白宮當局力言美國控制和支配臺灣之必要,而主張以國際共管與陰促獨立的形式支配臺灣。在國際法上,美國炮製了「臺灣地位未定」論,至今猶為臺灣分離主義者所樂道。和柯爾、麥克阿瑟盟軍總部有複雜關係之廖文毅所領導的臺灣分離主義運動,不管它後來是如何發展與演變的,基本上是戰後世界冷戰構造下的產物。因此,臺灣分離主義者,對於中國都有程度不同的輕蔑、厭惡與仇恨,而對於美國和日本,則有百般溫柔和千萬種溫存。

#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

「二二八」事變,是全中國人民共同的傷痕。事變發生當時,在兵荒馬亂的中國大陸,雖然有很多記者、詩人、木刻家對這發生在臺灣的不幸事件表示指責、抗議和憤怒。四十年來,特別是在臺灣,它成為雖然逐漸痊癒,卻一直具體存在的民族內部的傷痛。

今年二月,臺灣以民進黨為主的人士展開了「二二八和平紀念會」,提出了正確的「和平、寬容、團結、平反和賠償」這些口號。這是繼解除黨禁和軍事戒嚴後,臺灣戰後史的大事。

而國府當局,在仍然擁有絕對強大的強制力的體制下,對於民進黨提出的這項高度敏感的議題,表現出不能不令人頷首的自我節制和基本上理性的反應。有論者認為,在1947年「二二八」事變和1950年後數年間的政治肅清,國府用武力和在臺灣確立了絕對、獨佔性的政治和經濟支配,使一個在臺灣本地社會沒有階級代表性和物質基礎的政權,在美國對台協防、遠東反共、防共大戰略的冷戰構造中,世間難以一見地、反社會科學地、有板有眼地存在了四十年,並且竟然由上而下地也完成了它自己階級和物質基礎的建設,取得了「依賴性、出口導向經濟」型的發展。而1947年「前、近代的」地主、大資產者、買辦資本家的黨,到了1987年,逐漸蛻化成臺灣獨佔資本家、官僚資本家、買辦資本和廣大的地方體制派中產階級的政黨。這相應於臺灣高成長經濟而現代化了的國民黨,從1986年開始,又由上而下地展開了一場驚人的臺灣社會力再編成。呈現在我們眼前的,便是最近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自由化、開明化的現象。

在這樣的背景下解凍「二二八」歷史問題禁忌,要求我們以更有生產性的、更實事求是的態度去面對這歷史遺留的問題。在千頭.萬緒中,分別批判「二二八」事件的「臺灣人受日人奴化教育影響、中共煽動」論,和「落後的‘大陸文化’與先進的‘島嶼文化’接觸時勢所必致的悲劇」、「中國人殺臺灣人」論,是最基本的工作。為「二二八」不幸事件重新補綴歷史的真象,似乎應該先從史實的採集著手,然後在來日期待能從新的史實中,找出新的意義。只有透過公開、嚴肅、認真的「二二八」歷史研究,重新認識歷史,才能解決「二二八」留下來的歷史問題。

我們強烈要求國府能率先公佈「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象,鼓勵民間對「二二八」史實的再研究,從而有決心、有計劃地對「二二八」事件之冤案、鍺案、假案進行嚴肅.、誠懇的平反與名譽恢復,公開向受害者道歉,並做一定的物質補償。從民族的和平與團結出發,厘清歷史的公案。我們期待政府和民間對待「二二八」研究,都有這樣的態度。

本期《人間》初步整理了「二二八」事變在台中地區的風雷,對當時士紳派和民眾派的葛藤、「二七部隊」、烏牛欄溪畔的戰鬥和大甲左翼運動者蔡鐵城的資料。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旅日立教大學戴國煇教授特為《人間》訪問了丘念台先生的秘書林憲先生,對「二二八」事變前後的臺灣形勢,和這形勢中丘念台先生的思想、工作和感情,有詳細的探索,允為「二二八」歷史的重要材料。本刊得以獨家刊出,至為榮幸,特筆在此向戴國輝教授和林憲先生致最大的謝意。

內在於台灣的中國革命──《安息歌》的故事(邱士杰)

成幼殊回憶,「在寒風凜冽的冬夜,臨窗伏案,為即將舉行的上海各界公祭大會寫一首歌詞的任務,自然是我願意接受的。遙望遠在昆明的不相識的四位殉難者,我以第二人稱『你們』來直接抒發我們仍活著的人的哀思和繼續努力的決心。記得我是在得到通知的第二天清早就交卷了。」「『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別再為祖國擔憂』,表明他們是愛國愛民而獻身,不是什麼『匪』。這是他們的出發點,也是我們與他們的基本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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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夢與悲劇──懷念王育德兄兼憶二‧二八(林書揚)

1987年3月

1984年底我回台灣時,有位朋友說要給我接風,邀我到一家日本料理店去吃飯。

三十幾年不見的老朋友,重逢時彼此都已兩鬢飛霜,不覺相視默然,竟忘了寒暄。落座後才各問別後遭逢,人事滄桑,
以及一些共同朋友的近況。話到半途,他突然想起,說數月前去過一趟日本,見了王育德兄。

聽到這個名字,我一時覺得好感慨,我和育德兄已經近四十年沒見面了。他那白皙長身,一派斯文的形象,立刻浮現在眼前。 繼續閱讀 美夢與悲劇──懷念王育德兄兼憶二‧二八(林書揚)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背影:丁名楠與二‧二八事變{附:有關丁名楠的補記}(林書揚)

丁名楠這個名字,在今天的台灣,除了台南縣治下從前的曾文區一帶的高齡住民以外,記得的人恐怕不多了。

光復初期的台灣,行政區域劃分仍然沿襲日制,全島連澎湖分五州三廳。只是把州廳一律改稱縣,縣下設區,等於日治時代的郡,一區所轄不出四、五個鄉鎮。

丁氏為台南縣治下曾文區(亦即舊曾文郡,下轄麻豆鎮、下營鄉、六甲鄉、官田鄉、大內鄉等一鎮四鄉。區署設於麻豆鎮)首任區長。正確的上任日期已不復記憶,但在二‧二八事變後不久離任,在職期間不過一年多。 繼續閱讀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背影:丁名楠與二‧二八事變{附:有關丁名楠的補記}(林書揚)

一次值得讚揚的「二.二八」紀念會(萬頃波[龔忠武])

今年(一九七七)二月二十七日在紐約華埠合作大禮堂舉行的「二.二八」三十週年紀念會,規模很大,形式開放,節目內容既生動活潑,又多種多樣。大體上來說,這是一次非常多彩多姿、很是令人難忘的紀念會。

規模具體表現在與會的人數上,據我粗略的估計,當天從紐約和美東各地趕來參加的人,約在八百左右。就一個政治色彩鮮明、鬥爭性很強的政治性集會來說,能有這麼多人「敢拋頭露面」來參加,確屬不易;此外,其中約有三分之一左右為台籍人士,尤為難能可貴。 繼續閱讀 一次值得讚揚的「二.二八」紀念會(萬頃波[龔忠武])

台北橋頭亂糟糟,兩岸連接慶團圓──記「二.二八」紀念大會精彩演出(《美洲華僑日報》)

〔本報訊〕(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旅居紐約以及附近地區的台灣同胞和愛國僑胞、留學生在華埠格蘭街合作大禮堂舉行了台灣同胞「二.二八」起義三十週年紀念大會。會場佈置簡單莊嚴,在臨時改換場地的匆忙情況下,大會遲了約半個小時才開始,但是與會人士熱情昂揚,全場氣氛熱鬧,演講、文藝節目和座談會緊湊而精彩,深獲與會七百餘僑胞、台胞的好評。 繼續閱讀 台北橋頭亂糟糟,兩岸連接慶團圓──記「二.二八」紀念大會精彩演出(《美洲華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