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興華[陳映真]:臺灣戰後民主主義的極限

臺灣戰後民主主義的極限:為什麼一個承接黨外反蔣民主鬥爭的政黨會快速、徹底地墮落和腐化﹖

文/李興華[陳映真]
本文原載於人間網(2006年06月30日 14:56:52)

一個反民族宣傳的破產

在二·二八事件變後不久﹐臺灣民眾之間就流傳著這曆久不衰的、煽動省內外人民間的矛盾的說法﹐說是臺灣人“因為受過日本統治﹐從而因受過日本教育﹐有了日本精神‘﹐所以臺灣人老實、正直、不貪不取……’”﹐而來到臺灣的外省人﹐則“‘巧言佞色﹐貪污腐敗’恣意強佔和掠奪日本人留下來的廠礦事業……不知廉恥為何物﹗”因此﹐“誠實正直的臺灣人不但永遠無法和‘貪婪腐敗的外省人’相處﹐而且註定了要受狡詐的外省人統治和欺負。”


 

然而﹐自從趙建銘醫師﹐僅僅以“總統女婿”的關係竟然鬧出了牽連廣泛的大貪污斂財案﹐而案情廣泛﹐包羅了幾個大財團、金融商品﹙如股票﹚的大玩家﹐買賣上層職位和官位。如今檢調正在調查總統府的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和另兩位80年代學生運動出身的總統貼身親信。直到最近﹐這把火終於要延燒到“總統夫人”吳淑貞……。

2000年民進黨從國民黨手中奪取了政權﹐為時僅僅六年﹐整個“總統府”竟成了貪婪無度﹐枉法斂財﹐貪瀆舞弊肆無忌憚的核心總部﹗而這一宗以“總統府”為掩體形成的大貪腐罪行﹐徹底打破了臺灣人因為日本統治而變得正直、老實不貪不取……“外省人則天生巧言佞色、貪污腐敗……不知廉恥”這樣一種挑唆民族分化﹐同族而相憎惡的反民族宣傳。但是今天人們終於知道﹐一個地方上的臺灣人小學校長﹙趙建銘之父﹚﹐竟也如此墮落貪腐﹐不知廉恥﹗臺灣人中也有巧言佞色、貪腐無度的人﹐正如外省人中也不少“正直老實﹐不貪不取”的人。貪廉邪正﹐原無省籍的差別﹗

凡權力莫不貪婪和腐敗

資本除了通過工農階級的勞動過程中殘酷掠奪剩餘價值以自肥﹐資本也與權力進行形形色色的勾結、聯合﹐使利潤最大化。通過收取賄賂、股票的“內線交易”從權力非法取得金融氣候﹐投資金融市場﹐取得暴利﹐而後又將收賄﹐投機所得投資而“資本化”。資本與權力的同盟和勾結﹐取得非法的超額利潤﹐逐漸形成一個權力與資本所獨佔的統治階級的核心構造——一個充滿密室交易、肆無忌憚的“權錢統治”體制。軍火工業市場激烈的競爭﹐使幾乎每一宗國際軍火交易中的軍火商、掮客、政府官僚都沉浸在甜美的、巨額的買賣“回扣”中﹐而國家和媒體既使心知肚明﹐卻密而不能宣。據研究﹐20世紀中﹐在“民主自由”的西方世界﹐已有十幾位國家領導人、總理、和政黨黨魁和議員因收取不當利益或金錢而遭罷免、判刑。而議員、高層員警、部長的收賄醜聞﹐幾乎無日無之。

20世紀60年代後﹐因世界冷戰大局下﹐美國在亞洲、中近東、中南美洲和東南亞洲﹐以巨額金錢和武裝﹐支持無數惡名昭著的反共、親美、以“反共國家安全”為大義名份的“次法西斯政權”。美國除了默許甚至鼓勵這些政權對其人民中力主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民眾和教師﹐工會、政治運動家、社會運動家施加最殘暴的人權踐踏、酷刑拷打﹐非法刑死之外﹐更縱容這些扈從於美國的反共軍事獨裁政權領袖恣意貪腐﹐掠奪人民的財富。菲律賓歷屆“總統”如馬可仕之流﹔中南美洲的將軍和總統﹙如蘇慕薩等﹚、和中近東的反共親美頭頭﹙如法魯克﹚﹔印尼的反共獨裁者蘇哈托﹐南越解放前的歷屆軍人政府領袖。南韓的盧泰愚﹐在下任後﹐被清算在職期間的貪污瀆職﹐凡此﹐莫不在反共、親美、對內施加法西斯鐵腕統治中﹐以美式武裝支持下的反共法西斯統治﹐恣意貪瀆掠奪而累致巨富。

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反貪腐﹖

不少人說西方“民主”國家富可養廉﹐且有獨立的司法和新聞媒體和民主政治制度﹐完全可以杜絕錢權的同盟和掠奪。這是為更大規模的權錢交易和資本與政治同盟摭天下人耳目的謬說﹐只需要一般常識水平的批駁﹐就可揭發慌言真相。

一、資產階級一人一票制的選舉遊戲﹐是代價極度昂貴的遊戲。如同企業為產品宣傳周知﹐以利擴大認同與選購某產品一樣﹐資產階級“民主選舉”也要花千百萬、甚至上億美元宣傳侯選人﹐換取侯選人的認同﹙商品、品牌認同﹚﹐並歸結為購買消費﹙投給侯選人一票﹚。如果你不相信世上有人竟願意花上億美元爭取“為人民服務”的機會﹐就很容易明白各大財團、企業集團和利益集團以巨額“投資”某侯選人﹐來保障與擴大他背後的目的——即階級利益、企業獨佔體的利益。它們是在投注資金﹙“政治獻金”﹚﹐一旦勝選﹐就可以通過參政、制定有大利於資本集團的利益的法案、措施﹐從而獲取暴利。因此﹐許多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大政方針﹐取決於政權交易和資本寡頭在秘室中的討論和決定。陳哲男、趙建銘和臺灣大公司、大金融資本高層在“三井”日本飯店的秘室操作﹐只是這種資本集團在權錢的同盟以掠取利益的高比率縮小的列子。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皆各有其獨佔資本集團、媒體的支持﹐毫不隱晦。日本執政黨內也各有日本大財閥﹐資本集團的支持﹐也是眾所周知的日本政治實相。此外﹐個別閣員﹐參議員因官商勾結﹐貪污腐敗﹐東窗事發而下臺的事﹐報紙上絕不少見。

其次﹐資產階級喜歡世界不平靜﹐喜歡軍火交易。理由是軍火的買主往往是一個國家的政府﹐手中有人民稅收而來的大量金錢。軍火買賣數量巨大﹙飛機、槍彈、潛艇、坦克、飛彈的買賣都是以國家﹐利潤豐厚預算的巨大金額進行﹚。而軍火買賣競爭十分激烈﹐國際上便有許多軍火交易的“掮客”﹙個人或公司﹚穿梭於國際軍火市場。這些掮客為了搶奪生意﹐不得不以高“回報”和賄賂來買通買賣雙方的軍事系統和政治系統高層。軍火預算多半涉及國防機密﹐很多國家的軍火交易自然地免除議會﹐檢調機關的調查與監督。國際龐大的軍火獨佔工業資本便如此腐敗了自己的政府﹐腐敗了自己的交易和文職與軍職官僚體系﹐當然也腐敗了買方國家的政軍體系。臺灣“法拉葉”艦案反為其中一例。

再次﹐有些國家﹐為了擴張自己的利益﹐不惜動用武力來保護它的跨國性企業﹐使用諸如戰爭、顛覆﹐蹂躪人權等手段﹐來保護其跨國企業在國外的龐大利益。美國為石油打響侵略拉克的戰爭。在中南美洲﹐美國以顛覆和破壞民選政府的方法﹐來鎮壓被害國家為抵抗外國大企業獨佔自已民族資源的運動。為了自己的冷戰戰略利益﹐美國分裂別人的民族﹐使別人的民族同族相殘﹐來獨佔美國在親美一方的同盟﹐為了自己的利益﹐對於對其不言聽計從的民族和國家施加經濟制裁、政治孤立、維護各當地腐敗的親美獨裁政權﹐其罪行早已超過個別政商貪瀆腐敗的層次了。

西方“民主”國家有個別政商集團的貪腐。而被西方媒體批評為“不民主”的、設立了廉政公署後的香港地區﹐及新加坡﹐卻能以政風廉潔著稱。

臺灣用名 蔣氏政權的政風

國民黨因制度性遍及全社會的貪腐﹐為人民所唾棄﹐在1949年被中共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建立了其在大陸的政權。

1945年後﹐流亡到臺灣島上的國民黨政權﹐也在臺灣搞貪污腐敗和掠奪人民的故伎﹐使廣泛臺灣人民由光復的喜悅跌入絕望和憤怒的深淵。官逼民反﹐逼出了1947年二月的“二月事變”﹐而以蔣政權對臺灣人民的鐵血鎮壓靠終。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同年﹐蔣氏政權流亡到臺灣。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國悍然干預中國事務﹐壓抑新中國﹐支援國府﹐在臺灣維持了三十年左右的獨裁政權。

這在歷史上貪腐成疾、病入膏肓的國民黨政權﹐從1950年到1980年代末﹐相對而言﹐政治上固然獨裁專制﹐外交上反共親美﹐但整體政風﹐有“相對性的廉能”。官僚收賄雖時有所聞﹐巨型貪腐﹐也有“黃豆案”和毛邦初挾臺灣當局購買飛機的鉅款叛逃美國去當寓公的事件。但相形之下﹐特別是和1978年李登輝執政、繼而自2000年陳水扁繼任迄今的黑金結合﹐官商結盟的貪腐肆無忌憚相比﹐蔣氏在台政權不能不說有其“相對性廉能”。而且在付出30年對外經濟、軍事和政治外交的扈從的代價上﹐取得了依付性的經濟發展。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固民黨汲取了在大陸貪腐敗而失去江山的慘重教訓。

弱小而沒有人文積澱的臺灣的資產階級政權。

今天﹐人們都驚訝﹐為什麼崛起於70年代﹙更準確地說﹐從50年代的“自由中國運動”起算﹚的臺灣資產階級反蔣、民主化運動﹐只經過後蔣時代短短8年﹐就急速墮落為一個貪贓枉法﹐無所不至的政權。究其原因﹐至少有下述幾點﹕

一、20世紀中葉發展的亞洲資本主義一一即所謂“亞洲四龍”的資本主義化﹐都沒有自己經歷過資產階級自力奮鬥崛起﹐在政治、經濟、哲學、文化、宗教諸領域上也不曾發展了“資產階級”個人的自由、自由競爭﹐獨夫政權可得而誅伐取代﹐個人主義﹐新教神學﹐浪漫主義的文學和藝術運動﹐進一步挾其新思潮威力﹐以當時已成不可侮的社會階級“市民和資產階級”為核心﹐在英國首先推動了真刀真槍的資產階級市民革命﹐推倒了封建君王和教會的統治﹐建立了新興資產階級自己的國家政權。

然而早在俄國彼德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資產階級維新運動﹐俄日兩國資產階級人數少﹐力量虛弱。兩國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推動者﹐都是王室上層的維新勢力﹐以及有志於經濟發展的文官官僚﹐推動了各自的產業化﹐成為一種自上而下﹐資產階級依付於半封建王室而積累其資本的共同發展模式﹐而不是由新興的、強有力的、懷抱著遠大文化積澱和理想的資產階級﹐發動市民革命﹐為自己的階級締造了新國家。

與此相較﹐在1950年後﹐在世界冷戰結構下﹐為包圍新中國、遏阻新中國﹐美國趁著國際分工的重組﹐有計劃地幫助了臺灣、香港、韓國和新加坡等地區和國家﹐發展了依附性資本主義工業化。

在這個過程中﹐臺灣大資產階級依靠國民黨權力獨佔島內市場而肥大。在低廉工資基礎上的臺灣中小企業資本﹐以加工出口貿易追求積累。

1970年代開始﹐臺灣中小企業資產階級和市民階級結成同盟﹐開始推動反蔣獨裁和民主化的並不強大的運動。

大資產階級因其與國民黨間的扈從與蔭庇關係﹐沒有加入反蔣民主化運動。廣大農村﹐可以說依然是國民黨的票倉。因此70年代民主化運動的主要力量來自先天體質薄弱的城市民和小資產階級﹐無力領導這全面性資產階級叛變的歷史任務。

1978年﹐李登輝意外繼位。波拿巴式個人專政的過度時代結束﹐開始了戰後第一個代表臺灣資產階級的政權。臺灣的大資產階級一改向來回避政治﹐附從權利以求利的態度﹐如今蜂湧進入國民黨﹐立法院等權力核心﹐於是權力和資本的結合沸沸揚揚﹐自此以政治謀求“獻金”﹐以各種請托報酬勾結土木建設資本﹐分刮建設預算。金融資本與權利勾結獲取金融投機市場的暴利﹐到了毫無忌憚的程度。此次陳水扁身邊的近臣、佞幸和姻親、甚至內宮夫人所暴露的陳水扁政權的貪污腐敗案件﹐便是後蔣時代臺灣戰後新資產階級政權如何迅速墮落和腐化的活生生的例子。一個隻靠權利蔭庇而成長﹐本身沒有自己新的階級的文化、理想和眼界﹐只能因循蔣政權以來反共、親美和臺灣分離主義﹙所謂“台獨”與“獨台”路線﹚的政權﹐不論政權如何輪替﹐其爆發戶、貪婪擅權和粗俗不文的本質﹐是怎麼也改變不了的。

媒體的“民主化革命”?

這次陳水扁政府的貪婪醜聞被逐步揭發﹐很大一部分鬥爭是有線電視臺TVBS一個政論談話節目﹐和《聯合報》《中國時報》的報導、社論、短評把揭發此一醜聞的浪頭﹐一波波推到高潮。2000年民進黨當政前幾年﹐廢止了《戒嚴令》﹐臺灣的言論自由有了長足的推展。經歷過蔣氏政權威權統治的人﹐很難以相信眼前每天揭發和批判最高權力腐敗無能的、媒體所發動的資產階級革命似乎正在迅猛發展。

然而﹐我們對此不敢懷抱過度樂觀態度。一個偉大的思想家說過﹐政治是政權的捍衛和政權奪取的鬥爭﹐言簡而意賅。他說﹐政治是被統治的階級推翻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全力捍衛自己手中的政權的鬥爭。這種鬥爭﹐也反映在同一階級的不同派系、集團之間。因此﹐掌權6年的民進黨統治集團﹐絕不可能輕易在媒體的抨擊下放棄政權﹐因為放棄政權﹐就是放棄這些階級、集團和階層因民進黨的權力而來的豐厚利益。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已直如欲來的山雨。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毫不猶豫地唾棄了國民黨政權的廣大城市中產階級﹐今天固然對民進黨幻滅了﹐但要把希望再寄望於國民黨﹐恐怕也是一個複雜而矛盾的過程。

臺灣為什麼沒有一個受人民廣泛信賴的、進步清廉的第三政黨可供選擇﹖這是歷史對臺灣進步、愛國的政治集團與個人提出的嚴肅的提問﹐等待著回答……

2006年6月15日

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寫在《二二八事件:台中風雷》特集卷首(陳映真)

*本文最初發表於1987年4月《人間雜誌》。

1986年以來,臺灣開始了一連串驚人的變化。臺灣第一個反對黨成立;四十年戒嚴體制和報禁的解除,進入了具體的日程表;今年二月,民進黨打破了臺灣向來最大的禁忌,開了「二二八和平日」,來紀念四十年前的不幸事件,連體制派的大報,也以相當的篇幅,討論三、四十年來最大禁忌之一的「二二八」歷史問題。

對於這個「新現象」,國民黨沒有用抓人和鎮壓來反應,相對於它過去的行為法則,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容忍與成熟。許多學者和黨外人士,都先後以不同的形式表示,重要的是我們決心今天去面對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從而找出一條民族和平與團結的途徑,而不僅是去清算國民黨要不要為這四十年前的不幸事件「負責」。有人把公開探討「二二八」事件的可能性看得極為可貴,從而主張當時在南京的國府不必為這不幸的事件負責,或者主張不應因討論「犯罪責任」而錯失了公開究明「二二八」事件歷史真相的機會與可能性。

#事變的中國現代史、世界史的背景

可是顯然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認為這是「把一切責任推給陳儀政府」,就是主張「蔣介石政府不必負責」,而加以強烈的批評。

我們以為,做為中央政府,無論如何,國民政府對「二二八」不幸事件的發生,負有無可推卸的政治和道義的責任。在政治和道義上的責任之外,國府和下屬的陳儀政府所負的具體責任,也許還有一個依什麼比率去看的問題。

就縱的歷史層和橫的社會面兩方面看「二二八」事變雖起因於單純的緝查私煙事件,但是這個事件所處的環境,卻植基於一個更深刻、廣大的人文與物質結構之上。

從社會和經濟上來說,戰後臺灣社會經濟的凋蔽;因復員的「臺灣軍屬」而益形惡化的失業;臺灣編入中國大陸經濟圈而受到大陸財政崩潰的拖累,和一個在大陸瀕臨瓦解的政權對臺灣政風的影響,都是事變的結構性原因。但這些原因的背後,其實還有世界和中國現代史的原因,那就是十九世紀以來東西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淩;是日清戰爭和第二次中日戰爭;是「大東亞共榮圈」、二次大戰和中國的內戰等等。在這些現代史的背景下,百年來,中國在不斷的革命與反革命、被侵略與抵抗侵略……這些複雜的葛藤中,在民族的遽亡或新生的邊緣掙扎不已。因此,做為中央政府,不論名實如何,國府固然要為「二二八」和其它動亂「負責」,但在現實上,只說清廷或國府該不該對近代中國內外交煎的苦難負責,恐怕不足以全域性地討論問題了。

#全民族的損害與創傷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萬方無罪,罪在帝國主義與中國現代史的葛藤」,從而「進一步為國民黨推卸責任」,但我們也絕不同意「萬方無罪,罪在國民黨」論。我們以為,國府作為當時中國最高的統治者,當然對「二二八」不幸事件負有最高的政治和道義上的責任。但是,我們深以為在「二二八」事變中,不只善良、無辜的臺灣人遭受了「損害與創傷」,也有不少善良、無辜的外省人受到「損害與創傷」,四十年來,由於一直沒有出現今天這樣可以公開討論這段歷史公案的機會,加上五十年代的戰後冷戰構造中,臺灣分離主義運動在新帝國主義的卵翼下發展,使臺灣內部的民族團結受到破壞,使得多數在台正直善良的外省人和臺灣人,四十年來同樣生活在「二二八」事變所殘留未決的歷史問題的陰影中。因此,「二二八」事件是整個民族的「損害與創傷」;「二二八」事件所流的血淚,其實是中華全民族的血淚!在討論當前臺灣公害、雛妓、農業和勞工問題時,尚且已經不能用「萬方無罪,罪在國民黨」論來探究問題的根源;尚且必須從造成公害、雛妓……的臺灣內外因素所組成的社會、經濟結構去看問題,像「二二八」事件這樣一個具有深刻中國現代史和世界史性質的問題,惟「國民黨有罪論」當然尤不足用以討論了。

#從史的全域重新思考二二八

事隔四十年,在這奇跡也似地開放了公開討論「二二八」事變的機會的現在,國民黨政府如果依然偏頗固執的硬要把「二二八」事變的起因,歸納為「台民親日奴化思想,中共煽動」的「官方說辭」;或者還是歸納為「唯國民黨、外省人有罪論」、「中國民族和臺灣民族對決論」這個分離論的史觀.落後、膚淺尚是餘事,無法深入討論、分析,從而獲取歷史的智慧,根本解決此一歷史問題,進一步療傷止痛,建設民族內部的和平、團結與發展,才是嚴重的遺憾了。

因此,我們不但要從陳儀接收體制的專權、跋扈、貪瀆、腐敗、驕悍、劫掠和獨佔去看「二二八」事變的起因,來討論國府的責任;不但要研究二十一師登陸後的血腥鎮壓、殺戮、暗殺的歷史,並加以批判,但也不要看不見瀕臨1949年全面崩潰的整個中國內戰下社會、政治的急速解體與新生所造成的痛苦與混亂,從而善於看見這內戰、社會各階級間的劇烈軋鑠所帶來的「全面屠殺」、「征服者心態」、「官逼民反」……為全體中國人民所帶來的深重苦難。

也許中國只有在這個全域的觀照下,仔細研究分析以下諸事項:(一)國府來台接收結構中的CC派、政學系、三青團之間的矛盾和傾軋;(二)臺灣民眾蜂起隊伍中的士紳、日本臺灣兵復員分子、自日據時代發展下來的左翼反帝民族解放勢力,和一般失業的市民與城市流氓無產者各勢力間的對此與關係;(三)二十一師與臺灣民眾武力間的對峙;(四)美國領事館與「二二八」事變之關聯;(五)丘念台、林獻堂、白崇禧、陳儀、柯遠芬和謝雪紅……這些人物爭變之間的內在與外在的邏輯關係,才能顯出更完整的意義。

#帝國主義者的眼光

有人一向喜歡這樣說:「二二八」事變的原因是「島嶼文化與大陸文化」的「接觸過程」所必生的矛盾。他們說,經過五十年代日本現代殖民地資本主義改造,使臺灣社會的文明開化,遠高於大陸本部。因而,落後、野蠻的「大陸文化」強行對文明開化的臺灣「島嶼文化」進行支配的結果,「二二八」事變,就不可避免了。臺灣分離主義的學者王育德就讚揚日本對臺灣的同化政策「相當成功」;日本的對台殖民政治,使台民「不管願意與否,享受了近代的恩惠」(王育德:《臺灣:苦悶的歷史55)。日據時代日帝體制派臺灣人辜顯榮也有這樣的讚歌:「……觀察(日本)帝國佔領臺灣以後而至今三十年間之治績,我臺灣島民,應為地球上各國人民中最幸福之人民之一。試觀對岸之支那(編按:日人對中國之蔑稱)則明其故」。因為辛亥革命之後,「支那動亂相繼……實則……各自為政,……互爭權勢,橫徵暴斂」。相形之下,在日本治台後,「全島土匪一舉廓清迄今二十餘年……島內和氣洋洋.一片升平氣象。……如此幸福之人民,在世界上什麼地方可以尋得?」(王育德:《臺灣:苦悶的歷史》)

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知識分子,怎樣看待祖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可以區分出殖民地的革命知識分子和買辦知識分子。買辦知識分子以殖民者的眼光卑視和仇視自己的社會、文化,仇恨祖國的落後,必欲切斷自己的祖國的臍帶,按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而後舒暢、自在。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種是把前近代的、半封建的、為民族的出路而新舊軋鑠的中國「大陸文化」,與經過日本殖民地資本主義文化的臺灣「島嶼文化」「接觸」過程所產生的矛盾,從整個當時中國內戰的「歷史中抽離出來」,然後將一切責任推給所謂「中國人」或「大陸文化」的「野蠻」,從而力言臺灣和臺灣人之必須與中國、中國人分離;另一種看法是從世界史、中國現代史全域的觀點,以臺灣人的中國的自主性,為反對帝國主義,促進中國民族的自由、獨立、和平與民主而奮鬥。

有些人也喜歡這樣說:「二二八」事變終於使臺灣人從中國祖國之夢蘇醒過來。臺灣和臺灣人向中國與中國人訣別。但事實似乎不是這樣的。

1947年以後,中國大陸內戰的局勢有迅速的變化。1949年,國府全面退守臺灣。相應於中國局勢的變化,經過了「二二八」洗禮的臺灣革新、進步的知識分子、文化人、青年、學生和人民,似乎不但沒有因「二二八」事變而奔向分離主義,恰恰相反,1947年以後的數年間,以中國的民族解放為志向的臺灣左翼思想和組織,有急速的發展。1950年,韓戰爆發,國府展開了斷然的、徹底的政治肅清(Red Purge),秘密逮捕、拷問、處決、監禁,在臺灣土地上不只進行十四天,而是四年、八年……被害的人,是一整世代在本省、外省的革新、民主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文化人和工人與農民,而其中曾經參與「二二八」蜂起者更不在少數。這當中的慘烈與恐怖,豈是「二二八」事變可以比擬?但是,這批人當中少數脫逃離開臺灣者,不少奔向赤色中國,另外少數刑餘倖存下來的人,一直到現在,絕大多數都是秉持堅定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臺灣人!這次《人間》「二二八的民眾史」特集,用證言採集的方式披露了「二二八」事變在台中地區的風雷,生動地說明了這個事實。

韓戰爆發以後,形成了全球範圍內的兩個不同體制間的對立結構。在這兩個不同體制的對立線上,有四個國家的國土分裂,中國就是其中之一。為了整個冷戰的全球戰略,早在1949年開始,美國就有使臺灣託管和獨立之意。前揭《被出賣的臺灣》一書的作者柯爾,則早在「二二八」事變之前,就向白宮當局力言美國控制和支配臺灣之必要,而主張以國際共管與陰促獨立的形式支配臺灣。在國際法上,美國炮製了「臺灣地位未定」論,至今猶為臺灣分離主義者所樂道。和柯爾、麥克阿瑟盟軍總部有複雜關係之廖文毅所領導的臺灣分離主義運動,不管它後來是如何發展與演變的,基本上是戰後世界冷戰構造下的產物。因此,臺灣分離主義者,對於中國都有程度不同的輕蔑、厭惡與仇恨,而對於美國和日本,則有百般溫柔和千萬種溫存。

#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

「二二八」事變,是全中國人民共同的傷痕。事變發生當時,在兵荒馬亂的中國大陸,雖然有很多記者、詩人、木刻家對這發生在臺灣的不幸事件表示指責、抗議和憤怒。四十年來,特別是在臺灣,它成為雖然逐漸痊癒,卻一直具體存在的民族內部的傷痛。

今年二月,臺灣以民進黨為主的人士展開了「二二八和平紀念會」,提出了正確的「和平、寬容、團結、平反和賠償」這些口號。這是繼解除黨禁和軍事戒嚴後,臺灣戰後史的大事。

而國府當局,在仍然擁有絕對強大的強制力的體制下,對於民進黨提出的這項高度敏感的議題,表現出不能不令人頷首的自我節制和基本上理性的反應。有論者認為,在1947年「二二八」事變和1950年後數年間的政治肅清,國府用武力和在臺灣確立了絕對、獨佔性的政治和經濟支配,使一個在臺灣本地社會沒有階級代表性和物質基礎的政權,在美國對台協防、遠東反共、防共大戰略的冷戰構造中,世間難以一見地、反社會科學地、有板有眼地存在了四十年,並且竟然由上而下地也完成了它自己階級和物質基礎的建設,取得了「依賴性、出口導向經濟」型的發展。而1947年「前、近代的」地主、大資產者、買辦資本家的黨,到了1987年,逐漸蛻化成臺灣獨佔資本家、官僚資本家、買辦資本和廣大的地方體制派中產階級的政黨。這相應於臺灣高成長經濟而現代化了的國民黨,從1986年開始,又由上而下地展開了一場驚人的臺灣社會力再編成。呈現在我們眼前的,便是最近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自由化、開明化的現象。

在這樣的背景下解凍「二二八」歷史問題禁忌,要求我們以更有生產性的、更實事求是的態度去面對這歷史遺留的問題。在千頭.萬緒中,分別批判「二二八」事件的「臺灣人受日人奴化教育影響、中共煽動」論,和「落後的‘大陸文化’與先進的‘島嶼文化’接觸時勢所必致的悲劇」、「中國人殺臺灣人」論,是最基本的工作。為「二二八」不幸事件重新補綴歷史的真象,似乎應該先從史實的採集著手,然後在來日期待能從新的史實中,找出新的意義。只有透過公開、嚴肅、認真的「二二八」歷史研究,重新認識歷史,才能解決「二二八」留下來的歷史問題。

我們強烈要求國府能率先公佈「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象,鼓勵民間對「二二八」史實的再研究,從而有決心、有計劃地對「二二八」事件之冤案、鍺案、假案進行嚴肅.、誠懇的平反與名譽恢復,公開向受害者道歉,並做一定的物質補償。從民族的和平與團結出發,厘清歷史的公案。我們期待政府和民間對待「二二八」研究,都有這樣的態度。

本期《人間》初步整理了「二二八」事變在台中地區的風雷,對當時士紳派和民眾派的葛藤、「二七部隊」、烏牛欄溪畔的戰鬥和大甲左翼運動者蔡鐵城的資料。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旅日立教大學戴國煇教授特為《人間》訪問了丘念台先生的秘書林憲先生,對「二二八」事變前後的臺灣形勢,和這形勢中丘念台先生的思想、工作和感情,有詳細的探索,允為「二二八」歷史的重要材料。本刊得以獨家刊出,至為榮幸,特筆在此向戴國輝教授和林憲先生致最大的謝意。

【佚稿的譯稿】陳映真〈最近的活動〉

【說明】這篇是陳映真先生發表在1999年《新日本文學》的一篇文稿。在這篇文稿中,陳映真先生表示:「從1986年放下寫小說的筆,今日已屆60歲的我,也總算決心從社會活動再回到小說創作。」這篇文章可以視為陳映真重新創作小說之前的暖身宣告。由於目前尚不知道本文的漢語原稿為何,故由日譯稿重新譯回漢語。《新日本文學》是日本戰後左翼文學刊物之一,曾與日共有關,但後來卻因為路線分歧等問題而分道揚鑣。登載陳映真此篇短文的第五十四卷第一期的《新日本文學》組織了一個「いま,アジアから」的特集,並有三篇文章。第一篇是由徐勝、徐桂國先生所日譯的〈後街〉,第二篇是陳映真先生的〈最近的活動〉,第三篇則是徐桂國先生所寫的〈苦惱的台灣文學(苦悩する台湾文学)〉。由於〈後街〉是作為「小說」而發表的,因此也可看出〈後街〉在陳映真先生重拾小說之筆之前的重要地位。徐勝先生是著名的在日朝鮮人,1970年代曾因白色恐怖而在韓國被捕入獄十九年,出獄後積極從事東亞的人權與和平連帶工作。徐桂國即「墨面」,是著名的旅日左翼華僑運動家。——邱士杰案。 繼續閱讀 【佚稿的譯稿】陳映真〈最近的活動〉

紀實攝影和報告文學的關聯性 《紀實攝影》序(陳映真為李文吉譯書所作序)

歷史地看來﹐紀實攝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和報告文學(reportage)都是發端於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葉和中期以後﹐當歐州和北美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急速發展所造成的矛盾達到相當尖銳程度的時代。一九一七年新的蘇聯成立﹐歐洲立刻進 入革命的風暴。長期以來﹐貧民窟蔟生﹐女工和童工在資本主義血汗工廠中、在資本進行其原始積累過程中過著黑暗悲慘的生活。農村殘破﹐資本的累積運動造成歐洲的窮人跨越國境、蝟集工業都市﹐形成貧困的移民﹐第一次歐戰的浩劫造成廣泛的貧困、疾病和流離失所的人民﹐工人罷工農民搶糧……人民或憂心忡忡地、或忿怒地要求知道生活中隱藏的矛盾的真相﹔要求知道歷史變革運動遍地火種的實況。無數的新聞記者和文學作家投入生活、勞動和鬥爭的火熱現場﹐寫出一篇又一篇報告文學、通訊和特寫。紀實攝影家也許比搖筆桿的記者和作家們更早地投入了紀錄生活﹐反映現實﹐冀以增進人的尊嚴、和平與正義。 繼續閱讀 紀實攝影和報告文學的關聯性 《紀實攝影》序(陳映真為李文吉譯書所作序)

祝賀《人間學社通信》出刊(陳映真)

“人間學社”全稱“台灣人間報導學社”﹐成立於二○○四年二月﹐公推報導攝影與深度報導二作者關曉榮先生為社長﹐著名民眾史報導文學家藍博洲為副社長。學社有社員51人﹐其中俊傑如﹕楊渡﹑李文吉﹑鐘俊陞﹑黃志翔﹑井迎瑞﹑王雅倫﹑郭力昕﹑林柏樑﹑張釗維﹑蔡明德﹑林國彰﹑鍾喬﹑范振國﹑林俊安﹑曾健民﹑施善繼﹑詹澈﹑何叔娟﹑李三沖﹑黃子明﹑鄭鴻生﹑吳德淳﹑董振良﹑吳音寧﹑徐宗懋﹑潘朝成﹑張煥宇…都是報導攝影﹑報告文學界與紀錄片界中因長期傑出工作積累而卓富聲望的人﹐各自於教育界﹑傳播界﹑新聞界﹑文藝界擔負重要的職務。

學社的宗旨概括起來﹐是“為提倡健康﹑深刻﹑公正的文字及影像報導之文化及藝術的進步影像及文字報導工作者的民間團界組織。”表現出學社創社的大家昂揚的熱情與鬥志。但在現實上﹐不免受到日常工作責任和生活的羈絆﹐一時在重新揚帆到田野中創作尚不免踟躇。但經過一番努力﹐在社長關曉榮和副社長藍博洲關懷下﹐決定先出刊《通信》﹐一方面創造創作的發表平台﹐一方面也創造廣大社員互相溝通交流﹐激發思想的論壇。如今出刊在即﹐大致翻閱了一下﹐果而基本上表現了高度的戰鬥和工作的意氣﹐實為可喜。只是從創社當初﹐我就自覺地要求學社獨立自主地發展﹐逐步走出舊《人間》的影響﹐大步向前行﹐在舊《人間》基礎上走出自己的姿容。然而過去共同創業﹐一起戰鬥之情誼深厚﹐《通信》的編輯也還是殷之繫念故情﹐令人感動。例如原先把我的名字排為《通信》之“發行人”﹐經我以《通信》之獨立性婉辭﹐才終於拿掉。又如《通信》的頭一篇文章登了我人間出版社為中心的小網站《人間網》之宗旨﹐就顯得我“喧賓奪主”﹑“強加於人”了﹐問起來﹐才知道《通信》已經快印好了﹐不好強朋友們之所難加以移動。《通信》要介紹《人間網》的良意的可感﹐但排在《通信》通信較次要的版面就是對《人間網》最好的禮物了。但不論如何﹐我謝謝學社編輯的友情和美意。

編刊物需要經驗﹐我在為《人間學社通信》的出刊賀喜之餘﹐希望大家多關心﹑多創作﹑多砌磋﹑多提意見﹐冀使《通信》不斷成長得更完善﹐更有戰鬥力﹐更能團結人﹐奮步向前﹗◎

2005.05.11

紀念陳映真先生|唯一的道路

2016年是很辛苦/心苦的一年。在這一年的最後一天參加了台北的陳老師追思會,以此做為今年的結束。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大學本科時代的我曾在人間出版社打工,負責當時正在籌辦的《人間網》的技術工作。那大概是2003年前後的事情。為了《人間網》的技術工作,我每周總要在課後去趟潮州街的人間出版社,接受新的網站更新工作或任務。而當時常駐辦公室的除了大家都敬愛的陳師母之外,還有幽默的中陳大哥。他們共同形成了潮州街辦公室的日常秩序。當時也正是陳老師寄予厚望的「人間學社」正在籌辦的日子。許多老「人間」都動了起來,為了「人間」的再起而努力。此外,我們這些很晚才到人間幫忙的小夥伴們、小關、乃慈、小胖、小廖,也在哲元學長的帶領下在人間出版社召開每周一次的讀書會,讀《宣言》、用吉他彈唱李雙澤的歌。陳老師甚至還曾親自參與並鼓勵大家!對我而言,所謂的「人間」,應該就是這樣一個集體的形象罷。不過,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今日已然謝世的李文吉大哥把人間出版社的某個看起來原本應是廚房的房間漆成全黑的樣子。這是為了直接在出版社裡建起一間暗房。由此可以想見當時的文吉大哥是多麼期待「人間」的再起了。每當我想起文吉大哥親自在這間未來的暗房裡爬上爬下親自粉刷的模樣,就能想起《人間網》和人間學社籌備初期帶給周圍人們的那份熾熱的感覺。

那份熾熱的感覺當然源自於陳老師。除他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人提供這樣的能量。在我的印象中,這樣的能量在1990年代末期臻於成熟並巨大地煥發出來。其中,最具象徵性的事件包括了:1998年陳老師開始批判皇民文學美化論、親手創辦《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恢復小說創作、與陳芳明展開台灣社會性質的大論戰,以及1999年以後陳老師親自支持的地下油印刊物《左翼》的創刊──這是陳老師在理論、實踐,以及小說創作等方面同時迸發出來的燦爛的時期。雖然此間他也曾因病暫歇。但對我而言的陳老師,卻是我們建構社會主義認同和祖國認同之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迄今我還能記得陳老師的陳芳明批判帶給我的震撼,也還能記得《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特別是「清理與批判」、「噤啞的論爭」、「因為是祖國的緣故」等三期──對我思想上的持續的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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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師在2000年展開的陳芳明批判也許是影響我最深的事件罷。雖然這次事件表面上是批判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實質卻是藉機把「台灣社會性質」這個問題拋出來讓社會大眾認識。用他的話來說,即使「比較淺的深度,小規模的[論爭],一定要run一次就是。」(郭紀舟1995年對陳映真的訪談)「社會性質」是始於19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概念,也是依附在馬克思社會型態(social formation)學說而派生出來的術語。關於「社會性質」的討論,往往預設著人類社會存在著某種歷史分期,並認為革命者只要能夠確認眼前的社會處在某個具體的歷史階段,便能直接規定通往下一歷史階段的革命性質,進而判斷眼前的社會變革應當團結甚麼階級、應當反對那些階級。陳老師大致從1980年代初期便開始關心台灣社會性質的問題,並在1990年代進一步追索台灣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類似於社會性質討論的思想史。而陳老師最初的代表作,就是他在1992年發表的〈李友邦的殖民地台灣社會性質論與台共兩個綱領及「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體論」的比較考察〉以及〈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戰後臺灣資本主義階段的民族主義〉等論文。通過陳老師的努力,他發現台灣史上也曾為了確定革命的方向和性質,而產生過類似於「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討論。以日據時期來說,這些討論先後是:1927年以許乃昌為左派代表的「中國改造論爭」(許氏是台灣最早的中共黨員、最早的留蘇學生)、1928年和1931年台灣共產黨先後推出的兩次綱領,以及李友邦在大陸抗戰期間所曾提出的台灣社會分析。

在偶然的機緣下,我在台大發現了許乃昌曾在中國改造論爭之前發表過類似的社會性質論文,並與瞿秋白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新青年》上展開對話。那是更早的1924年。為此,我試著撰寫了生平第一篇學術論文探討許乃昌從1924年到1927年的轉變,並把這篇論文呈給陳老師審閱。

陳老師讀完這篇論文後問我:為什麼會對社會性質的問題感興趣呢?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的我,隨口胡謅了「三十年代社會性質論戰的影響」這類的答案。陳老師的表情顯然是狐疑的,畢竟我一個本科生怎麼可能有過他們那種在戒嚴時期舊書攤親炙大革命時代社會科學熱風的經驗呢。

出版社的窗戶並未掩上,潮州街上的微風和午後的陽光和煦地吹進出版社的客廳。我和陳老師各自坐在那張所有人都印象深刻的大桌子的兩邊。那是2004年還是歷史系四年級生的我。

掩藏在我胡謅的答案底下的,是對陳老師的崇敬。--我的真實答案是:因為是陳老師您的著作,特別是與陳芳明論戰的一系列文字影響了我。不好意思當面向陳老師告白的我只能胡謅了一個與我年齡並不相稱的答案。但這樣的答案卻讓我每次想起之時都能感到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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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的溫暖總是常在。2003年美國展開伊拉克侵略戰爭之後,我們在開戰之後的320與322快速組織起兩次大型的遊行示威活動。在台北。陳老師和陳師母參加了322白天的遊行。那天,陳老師拿著我繪製的手舉牌走在人群無數的遊行隊列中。我興奮地跟陳老師說:「老師!這張是我畫的圖呀!」——陳老師微笑點頭,予我以溫暖的鼓勵。當我再次看到陳老師拿著這張手舉牌的畫面時,已是多年後在藝術家高重黎的紀錄電影《我的陳老師》之中。在那人物輪廓顯得柔和卻又不斷跳接的8釐米光影中,我記憶中的陳老師彷彿又具體了起來。

陳老師反戰

本科畢業之後,我開始忙著研究所的學業,於是也就離開了出版社。一天,我找到了一則由印尼共領導人艾地(Dipa Nusantara Aidit,1923—1965)所寫的詩,寄給了陳老師。沒想到,我竟收到了陳老師的回信!這首詩是這樣的:

〈唯一的道路〉/迪‧努‧艾地

破了的靴子陷入泥濘,
小道通向茅草棚,
漏了的屋頂滴下雨水,
弄壞了我最寶貴的財產,
德國、英國、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書本,
還有更多的
這世界上最優秀的人們的思想。
為我開門的妻子
現在又睡了,
屋外的寂靜,幫助我讀書。
夜更深,我更加深深地被這些書吸引。
我曾經宣誓忠於這些思想。
破曉的雞啼也沒有驚擾我。
它們所指出的道路,
不分晝夜,永遠光明。
我們一定能到達目的地。
那兒沒有破靴子,
沒有泥濘,
沒有漏雨的房子,
但通到那裡的道路,
只有這唯一的一條。

陳老師的回信則是這樣的:

小邱:

謝謝你傳來一首好詩,讀之很受激動,
更覺得今天自認是大詩人的人是怎樣以垃圾蹧賤讀者。
你好嗎? 祝

進步 健鬥

陳映真 1-3-2006

十一年後重讀這封短短的回信,已是陳老師離開人間的時候了。

陳老師的回信帶著他那身為馬克思主義者而擁有的鋼鐵般風格。我想起一次晚會結束之際唱《國際歌》的畫面:陳老師與陳師母在安坐台下的人群中莊嚴地站了起來,歌唱「英特納雄奈爾」。

﹒﹒﹒﹒﹒﹒

敬愛的陳老師,您好嗎?

我不知道該給您怎樣的祝福。但在新的一年,我們仍將在這條荊棘的社會科學道路上力爭進步,繼續硬朗地戰鬥下去!因為,通到那裡的道路,只有這唯一的一條。

(邱士杰,20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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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7與陳師母等人合影~

但望此後憶念起你,不致羞慚-悼映真先生(范振國)

案:本文原載於《批判與再造》。此處徵得作者同意後轉載。

但,老唐啊!你的大去,又一度喚醒我們。時日無多,待收的莊稼却任他荒廢。對於這樣懶惰的自己,不禁感到羞恥了。老唐,安息吧!我們會好好地振作起來,努力工作,說什麼也不能讓你再為祖國擔憂啊…

——陳映真《懷念唐文標》

2016年11月22日,星期二,整日落雨,天候微涼。

下午17:30鍾喬、曉榮先後來電告知:映真先生病逝北京的訊息。兩位老哥哥低抑滯重的聲音,聽來卻恍惚,很不真實。電話這端的我只「啊!」了一聲。電話那頭的鍾喬、老關竟也同樣是「下午3點左右…再聯繫」便掛了電話。我在樓梯口站了許久,忘了是要去臥室還是下樓。忽然感到口渴,於是下樓拿水杯。在餐廳轉來轉去的就是沒找著常日慣用的那隻。把餐桌當工作桌,正在繕打「綠色小組30周年紀念活動」核銷文件的兒子,提醒我說:你的水杯不是放房間嗎? 繼續閱讀 但望此後憶念起你,不致羞慚-悼映真先生(范振國)

中国近现代马克思经济学说史中的陈映真(邱士杰)

马克思经济学说(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Маркса)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而近代中国(1840-1949)的「沉沦」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发展乃是同时代中国人民所获得的具体感觉,因此中国近代沉沦观与马克思经济学说之间的矛盾与调和是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说如何在「近代中国」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线索。

中国近代沉沦观的第一个成因源自于1920年代中共为动员农民参与政治而做出的理论努力。为了替中共在1927年后努力发动的农村阶级斗争提供理论武器、为了论证广大的中国农民因受剥削而有革命的潜能,中共发现有必要找寻一套适当的理论来描述「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对立。为了勾勒这样的对立关系,中共引入了「Feudalism」的概念并使之逐渐成为「封建」的对译语,甚至把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成具有「Feudalism」内涵的概念。但无论是「封建」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两者都意味着中国属于非资本主义经济或者中国无法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因此两者都蕴含着沉沦或停滞的意涵,而且使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出现了困难。

恩格斯生前曾提倡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拓展到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他所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in a Broad Sense)。理论上,广义政治经济学最适合为中国近代沉沦观提供理论支持,因而最可能调和中国近代沉沦观和马克思经济学说之间的矛盾。但讽刺的是,恩格斯过世之后真正获得发展(甚至风行全球者)并非广义政治经济学,而是主张政治经济学只能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有限论」(Ограничительной версии Предмет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直到1920年代末期苏联农村因为集体化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广义政治经济学才在苏联取得合法地位并开始压制有限论的生存空间。历史上来看,马克思经济学说也是以有限论的姿态在1920年代传入中国。只是伴随着广义政治经济学在苏联的合法化,广义政治经济学才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

中国近代沉沦观的第二个成因则源自于中共「二大」之后将「最好的」资本主义道路设定为革命所要实现的近程目标。为了说明这样的目标是可行的,中共试图论证「近代中国的经济仍属于非资本主义经济」。为了做出这样的证明,中共在1920年代从国家中心论转变为社会中心论,并在转变中否定国民党带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能力。直到抗战爆发前的「国防经济论争」,直到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大肆活动,中共才一步一步向国家中心论回移。

中共向社会中心论转变的代表性事件是李立三在1930年提出的「封建论」以及因此爆发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虽然与论者各自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是」或者「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但绝大多数论者只是通过某种历史阶段论为基础的经济特征论来判断中国经济的「性质」。经济特征论完全对立于马克思所谓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die Methode vom Konkreten zum Abstrakten / the Method of Rising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经济特征论假设某种经济必具一二特征,进而预设能从一二特征的存在反推出某种经济的实存。相较之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重视的不是经济事实(Faits Économiques)上的一二特征,而是力求掌握对象的各种本质性抽象、实现这些抽象的多样性的统一(Einheit des Mannigfaltigen / the Unity of Diverse Aspects),然后再现为人类的思维具体(ein Gedankenkonkretum / a Mental Fact)。资本主义经济的思维具体则是马克思毕生致力的目标。无论这个方法是对是错,都可视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思想特点。

《资本论》译者之一的郭大力是1949年之前唯一采用马克思方法的学者。两者的差异仅在于马克思为资本主义经济建立思维具体,而郭大力则是为前资本主义的、中国的农民经济建立思维具体。虽然《资本论》的另一译者王亚南也深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他却在郭大力的研究基础上另外采用了「在比较中发现差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也就是,以马克思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思维具体作为基准,藉此比较出眼前的中国经济如何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郭大力和王亚南各自采用的方法以及由此获致的成果,成为1949年之前将马克思经济学说移植于中国的里程碑。而他们的理论成就以及1949年以前出现的各种思想趋向将伴随着「现代中国」(1949-)经济建设的各种成就和挫折而不断再现──这些思想趋向包括了:政治经济学有限论、经济特征论、对于小生产的不分析,以及从非资本主义经济的角度把握中国经济

以上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1840-1949)的主要发展趋向。

中国近代沉沦观对于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是非资本主义经济,并将「中国的近代」设定为必须打倒的对象,但这样的基本判断却又让1949年为界的近代中国(旧中国)和现代中国(新中国,1949-)维持了微妙的同质性。毛泽东所称的「一穷二白」就是连接起近、现代中国的一个枢纽。藉由这个枢纽,毛泽东对中国近代沉沦观实现了「反其意而用之」的转义。因此毛泽东既把近代中国的一穷二白视为落后的象征,但也视之为现代中国开展建设的最好基础。他形象地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着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1]

「一穷二白」论可以翻译如下:1949年为分界,中国从一个非资本主义经济占主体的社会转变成另外一个以非资本主义经济为建设目标的社会,中间不横插着一个物质可能极大丰富但又饱含阶级分化的资本主义阶段。也许有人会说,1949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属于允许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实质很接近于罗易当年所称的「非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允许资本主义的有限发展但最终将走上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而且,实际上中共在1949年之际便已在工业和农业上分别挖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基础。如毛泽东所言,「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财产,其中属于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接收过来,全国解放后,这部分已被我们没收;还有美、英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我们用征用的办法,实际上已把它变为全民所有了,只不过在法律的形式上还没有解决。」「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2]

虽然以非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在1930-40年代逐渐压制有限论,也虽然新中国的「基本经济规律」从建国伊始就作为合法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议题而在1950年代获得讨论,[3]但有限论思想并未根除。正如有限论又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消灭论」那样,有限论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将因人与人的关系一目了然而使客观规律无存身之地。由此产生的思想后果则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当成允许人的意志自由发挥的「自由王国」。1960年代的孙冶方曾如此回顾:

我过去多少年来学政治经济学,老师教的,大多数都倾向于卢森堡、布哈林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认为社会主义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与车间同车间、工序同工序的技术分工的关系是一样的,只是技术协作关系,不是经济关系。从1955年起,我逐渐对这种看法发生了怀疑。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不那么一目了然,不像工厂中的技术分工的关系。一个企业内部的技术经济分工也不简单,也不能一下子看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何况整个社会呢?因此,离开了客观生产过程,离开了产品交换过程,就说不清楚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经济不同,商品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掩盖着,并统治着人,这是商品拜物主义产生的根源。(翻译成拜物教不好,它不是一个迷信,是一种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即使你认识了它,还不能马上改变它,所以它不同于迷信、宗教)。

几十年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析生产关系不要通过物,就是如此论证的。[4]

有限论的残存思想并不必然是新中国的经济学者有意识地继承前辈学者的有限论观点,而更可能是一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移植的过程中必然结构性产生的思想状态。虽然有限论关于人类可以自由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是不能从唯意志论(Voluntarism)或唯科学主义(Scientism)之类的角度来解释,但无论采取怎样的角度来分析有限论,所谓的唯意志论或唯科学主义都必须依据马克思经济学说本身提供的思想素材、沿着这些素材所规范的某种轨道、依据这类轨道所形成的内在视野,才得以表现出来。如果马克思并未提供有利于这种结合的素材,有限论也未必能够在十九世纪同新康德主义相结合。迈斯纳(M. Meisner,1931-2012)关于乌托邦思想通过马克思的「科学」自信而获得强化的论点很接近前面提到的内在视野。迈斯纳曰:「正是通过把道德上可向往的东西同似乎有理由证明为历史必然的东西联系起来,马克思才使得乌托邦主义成为现代历史中这样强大的一股力量。马克思主义远没有破坏乌托邦主义对完美的未来社会秩序的幻想,而是使社会主义未来成为似乎是现在正在发挥作用的客观历史过程的逻辑和必然的结果,从而强化了乌托邦主义。」[5]

在1949年后的中国,乌托邦思想通过马克思的「科学」自信而获得的强化,具体表现为「必然王国内的自由」和「自由王国」之间的混淆。虽然1949年后的中国经济思想界基本主张「必然王国内的自由」,但实际上是把「必然王国内的自由」理解成「自由王国」本身。也就是说,虽然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乃至国家领导人在都不敢否定经济规律的存在,而且都主张经济建设必须依据经济规律才有可能(=「必然王国内的自由」的逻辑),但主流看法却着重突出人类可以完全认识并运用规律(=「自由王国」的逻辑)、进而依据规律展开建设。主流看法并不说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是否已经真的完全认识了该认识的规律,也不讨论人类是否真的认识了某种规律就能运用这种规律。人类能力的有限性是被遮蔽的议题。因此,相较于有限论认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人类意志可以自由支配经济建设,建国后的主流看法则不过是把直观的经济建设代换成无法直接看见的经济规律,但仍然坚持人类意志对于某种对象的自由支配。因此,有限论过度强调社会主义时代人类能力的思想特点反而在广义政治经济学对有限论的否定中获得了变相继承。

1958至1960年之间的「大跃进」及其挫折就是「必然王国内的自由」和「自由王国」二者发生混淆的后果。而毛泽东在1958至1960年间──即大跃进期间──的思想历程则充分反映了这种混淆的过程及其变化。斯大林为了总结苏联经济建设而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混淆二者的代表。斯大林说:「究竟『被认识了的必然性』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的规律(『必然性』)之后,就会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以利于社会。」1958年11月的毛泽东读完斯大林上面这段话后提出赞同的点评如下:

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说的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客观规律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是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相对立的。但是,人们通过实践,认识了客观规律,就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些规律,驾驭这些规律,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的必然性,要研究它。成都会议提出: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一条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凡是主观、客观条件许可能够办到的事,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去办;主观、客观条件不许可的事,就不要勉强去办。工农业并举之外,还提出大中小、洋土这样几个同时并举。这些,看来行之有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看来还灵。

紧接着毛泽东说了以下宛若伏笔的一段话:

我们提出的这一套,是不是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筋斗?都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时间要几年,或要十年,甚至更长。[6]

不到两年的时间,「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中的自由」混同的后果立即由大跃进的实践所检验。1959年中共中央的「庐山会议」(7月2日至8月16日)本来是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纠正大跃进,但由于彭德怀直言抨击了「大跃进」的负面后果,并在会上引发了张闻天等人的响应,瞬间使会议基调从纠左变成批右。虽然「大跃进」的负面后果因为彭德怀的直言而增加了检讨的困难,毛泽东却在庐山会议结束之后展开了包含检讨在内的读书运动,提倡阅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主要是这本教科书当时的最新版,即第三版)。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书出了好几年,我们没有读」,直到中国自己也开始像苏联那样搞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而且出现了问题,庐山会议之后的毛泽东才决定以「突击」的方式「花点时间读完」这本教科书(1959年12月至翌年2月间),并由刘少奇与周恩来分别带领一批经济学者和秘书各自阅读教科书以及毛泽东阅读教科书时所留下的讲话和批注。[7]

读书会上的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必然王国内的自由」终究不是「自由王国」。他开始强调人类能力的有限性,并强调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并不是教科书说得那样「容易」:

教科书说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甚么先知先觉。斯大林自己还不是对有些东西认识不清楚? 他曾经说过,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冲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发生冲突。斯大林的这些话,讲得好。教科书比斯大林退了一步。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甚么「先知先觉」。为甚么教科书过去没有出版,为甚么出版了以后要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还不是因为过去认识不清楚,现在也还认识不完善吗?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

教科书说「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

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出了一点毛病,就以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这完全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8]

刘少奇在自己带的读书会上也提出了类似的检讨:

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是有程度上的不同,一般来讲,能基本上认识和掌握,就不致犯大的错误,但小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还是会犯的。因为在过渡时期有旧社会的斑痕和残余,加上主观认识和客观不完全一致,小错误是完全可能会犯的。这方面教科书没有讲。

至于讲到充分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这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而且充分认识也是一种可能性,有可能充分认识,也可能不充分认识,不能讲得太肯定。[9]

人类运用客观规律的程度,可大可小,决定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掌握,和运用它的能力,因此犯错误仍然不能避免,小错误是免不了的,大错误也有犯的可能。妨碍认识规律的东西是否完全不存在了?如主观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不能一下子完全认识客观规律,对必然性的认识是逐步的。要熟练地运用经济规律,这里有很多的道理,我们必须兢兢业业地搞。

虽然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都开始承认人类能力有限,并开始认识到「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里的自由」的差别,但要立即从混同二者的轨道上转轨回来,并不容易。如刘少奇所接着说的:

客观规律是必然的,认识了必然就有自由。实现基本经济规律,大家要求满足需要,没有方法不行,于是大家亮底、算账,只好鼓足干劲。「发展生产,满足需要」,这就成为必然性。群众掌握规律,就成为不可抵挡的趋势,成为必然性。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要靠人去实现。[10]

1960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推出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也延续了混同二者的思想状况。该书强调(全面自觉掌握规律的)党-群众-经济规律-经济建设的完全一致性(黑体字为本文所加):

建设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是一个大搞群众运动的过程,它贯穿着一个又一个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经济规律是人们经济活动的规律,离开了人们的经济活动,也就谈不到经济规律。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经济活动是分散的营私的活动,经济规律作为一种强制的力量自发地起作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人们的经济活动必然是集体性的活动,是解放了觉悟了的劳动人民有领导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离开了群众运动,也就谈不到政治经济学了。因此,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是贯穿在本书各章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群众运动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它真正通晓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因而能够正确掌握革命和建设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全国人民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

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遵从客观经济规律,否认客观经济规律,硬要做实在做不到的事情,那是主观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和其他社会的经济规律一样,也是独立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思想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规律。但是,人们在客观经济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可以认识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也就是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经济规律既然是人们经济活动的规律,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只有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更好地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我们只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认识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就能够在改造世界中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多快好省地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1]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推出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最早且印量最大(50007册)的国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同时期只有湖北推出了两本类似的教材。[12]这本书的出现也可视为经济学的民族形式运动在1960年代复苏的征象。虽然这本教科书更像是一本经济政策汇编,而不是经济规律的探讨作。但是,如何克服这种沿袭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并适应于中国现实的需要正是推动经济学民族形式的契机之一。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郭大力尝试以建立农民经济之思维具体的方式来解释农民经济,而王亚南以资本主义经济的思维具体做为比较中国经济之异同的基准,那么,这两种方法在1960年的瞬间同时得到了复活。毛泽东一边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边提出点评,其方法类似于着重比较的王亚南;而毛泽东在阅读中提出的、如何使《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得更好的意见则类似郭大力的方法,因为毛泽东直接指向了如何直接以社会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为社会主义经济建立起有效的思维具体的问题。毛泽东说:

[教科书]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格·柯兹洛夫的《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教程》(《经济译丛》1960年第1期),对这本书的批评是带根本性的批评,他指出了这本书在方法上的重大缺点。他主张从分析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来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规律。他还提出了书的结构方面的建议。他最好能自己写出一本来。但是建议容易,写出来可不容易。[13]

孙冶方及其率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1960年代计画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稿》是努力向社会主义经济的思维具体进军但未能完成的代表作。孙冶方的这部书稿的特色是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蕴含着「必然王国」,并以「客观经济过程」称呼这个「必然王国」的存在。他强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以这样的「必然王国」为研究对象。孙冶方如此说道:

什么是客观经济过程呢?就是生产和流通过程,总起来就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研究中,并不是到处给规律下定义,而是通过对客观经济过程的分析,清楚地阐明了经济规律。但我们的方法恰恰相反,喜欢下定义,研究政策条文,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都是从规律、政策出发,同时解释政策也不是从经济角度,而是从政治角度加以说明,所以越说越说不清楚。……

客观经济过程在哪儿?这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但又是一个具体的问题。[14]

《社会主义经济论稿》最终未能形成定稿。原因之一是孙冶方在政治上出了问题。但他之所以在政治上出问题,又在于他极力主张国家的宏观调控必须向社会主义时代犹存的「必然王国」──尤其是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让步或妥协。虽然毛泽东和刘少奇等领导人也曾强调这些「必然王国」的范畴将遗存在社会主义时代好一段时间,[15]甚至认为这些遗存范畴并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16]但由于完全仰赖「必然王国」运作的「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等恢复农业小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政策伴随着大跃进的挫折而浮上台面,毛泽东在1960年代的逐渐成熟的思想基调就不再是掌握「必然王国」。他的思想基调反而是放弃掌握「必然王国」,并转而判断「必然王国」代表着「资产阶级法权」仍然起作用的领域,而这个领域必然导致历史阶段的倒退──即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说,1960年代的毛泽东开始逐渐放弃先进的新生事物必然战胜旧物的观点,对他而言的社会主义不再是建立之后就打开了自动向前的机关(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论」就是如此主张),而是一个随时可能中辍和倒退的存在。此时的毛泽东很像是「进化论」信念「彻底轰毁」之后的鲁迅,[17]毛泽东也终于像他那样「救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于是,在理论上已经不存在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毛泽东反而彻底地依傍在「阶级论」。因为只有阶级论才冷静直面现实生活中相互对立的各种社会力量、直面「必然王国」提出的各种挑战。

由于「必然王国」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遗留在「必然王国」里的那些遗存范畴(如小生产、商品、价值规律)反而重新被当成一种资本主义的特征而被敌视。于是,1930年代社会性质论战的经济特征论在此时得到了变相复活。

对于「必然王国」的放弃和排斥,其实是「必然王国内的自由」和「自由王国」之间发生混淆之后而又导致失败之后的心理产物。因为无法利用必然性,因此干脆把必然性当成只能限制的异己对象。──具体实例就是文革期间甚嚣尘上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论。张春桥发表于1975年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论的代表作。张春桥认为,「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18]张春桥所说的「短期内还改变不了」可说是全文关键。这篇文章不断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许多还不能克服的必然性(一些表现为规律、一些则表现为客观条件),而「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这种必然性的显现。既然人类「短期内还改变不了」这些必然性,就必须「限制」这些必然性。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论是中共在1960-70年代才格外显着的思想,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前中共看待小生产和官僚资本的态度。由于「三自一包」政策的出现以及部分农民为此产生的回响,加上中共始终缺乏把小生产当成小生产来研究的理论传统,于是,列宁以来把小生产当成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便又复活了起来。[19]其次,抗战胜利后为了批判国民党「官僚资本」而出现的、把「阶级」和「阶段」相等同的思想也在此时复活。如果说1945-1949年间的中共把「官僚资本」从一个阶级的存在转义成一个历史阶段(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存在,1960至70年代的中共则把「官僚(主义者)」──尤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某部分官僚干部──当成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复辟的经济特征、当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瓦解的最危险因素。1965年毛泽东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著名批示典型反映了这种思想。「官僚主义者阶级」就是文革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先行概念: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20]

相较于大跃进时期的主流思路承认客观规律并努力把握客观规律(并因此使有限论思想变相复活)、相较于文革时期的思想把某些客观规律当成无法驾驭因而只能压制的异己对象,改革开放之后对于客观规律的看法完全相异。被邓小平称为「政治经济学初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10.20)[21]开始把国民经济建设的基础一部分一部分地放任给客观规律来调节。用这份决定的话来说,「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了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对于客观规律的重视更通过形式主义经济学着力研究的「(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问题纳为会议主题而再次升级。

1949年后的官僚资本论在海峡两岸都获得了继承,但也在继承中出现了分裂。在中国大陆,官僚资本论在「阶级」和「阶段」之间的混同得到了继承;在台湾,把商人资本视为官僚资本之本质的看法(这一观点主要源自于王亚南等学者)则是官僚资本论获得继承的主要部份,而代表性的继承者是台湾出身的旅日学者刘进庆(1931-2005)。刘进庆出身在日本殖民时期,并在少年时代亲历了台湾光复、二二八事件,以及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震撼。由于不满于岛内的政治高压,刘进庆于1962年前往日本留学,并在东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战后台湾经济分析》以台湾光复后二十年间的台湾经济为研究对象,而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则继承了两大传统:第一个传统来自「讲座派」山田盛太郎(1897-1980)的《日本资本主义分析》。这点只须从全书不断出现的山田术语和架构(如「生产旋回」[工业革命]、「基底」、「基轴」、「小农」)便可见一般。第二个传统则来自国共内战时期臻于成熟的官僚资本论。一方面,刘进庆着重借鉴了中嶌太一把官僚资本解释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见解,[22]另一方面刘进庆也如其所征引的许涤新那样从商业资本的运动方式理解国民党政权所形成的官僚资本。因此他干脆把官僚资本改称为「官商资本」。他认为国民党政权的特色就是官僚与商业资本的统一,因此往往无法根除前资本主义(他称之为「半封建」)的收夺方式,并使台湾的资本主义发展存在缺陷。[23]

虽然官僚资本论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海峡两岸发生某种分裂,但两岸学者仍然都能注意到官僚资本论所提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关系。而且这样的提示在1949年后的两岸共同演化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总体性思考。这种总体性思考的特色是发现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无法再简单地化约为经济基础所必然决定的客体,因而试图同时把握总体以解决经济决定论——作为一种化约论——在解释上的无力。王亚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关注意识形态问题的学者,他在1940年代初期规划的《中国经济意识论丛》就是这样的构想。[24]但意识型态成为全国所有人的问题却要等到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而代表性的现象就是被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人格化载体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尽管生产资料集体化理应消灭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这种人格化载体却被视为瓦解中国社会主义之经济基础的主要危险、被视为可能使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特征。[25]在台湾,有意识地继承并改造了刘进庆理论的作家陈映真(1937-2016)则是少数对经济决定论打问号,并戮力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总体面貌纳入思考的代表人物。而这样的总体面貌是他从1990年代到不能动笔为止始终努力勾勒的目标,陈映真说:

我对自己的期许是在知识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台湾要怎么认识?台湾的社会史应分成几个阶段,台湾社会的构成是什么?二是新中国的社会本质是什么……[26]

我想解决的,就是对台湾史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在读有关台湾的社会科学之余,我的欲望越来越强,很想在对台湾历史的比较与多一点理解的基础上,重读台湾的文学。我们很多人都读过台湾文学,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重读呢?我总觉得,仅从物质的历史来看,好像缺乏一种什么东西。后来我想大概只有重新读台湾文学,才能补上这个空缺。对台湾的理解不止是冰冷的实证的研究,还应该是对台湾人的形成史,他的发展史,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台湾的精神史,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特色的台湾地区的精神的历史,心灵构造的历史的研究。我想从这个角度去重新读从赖和以降的这些小说,我想这种读书会有这样的帮助:其一,万一我们将来要写关于台湾社会各方面的论文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笔调会更丰润一点,不会说是什么阶级呀,是什么叛徒呀,比较不会让我们变成一个非常狂热、不饶人、容不得别人、敌我分明的那种──我现在很憎恨那种文章──我想如果我们不止是认识到台湾的社会科学的历史,如果也能透过台湾的文学史与文学的阅读,来理解台湾的人的历史,那么这两个相结合,将使我们对台湾史的理解更深刻。同样的,也可以让我们在读这些先贤的时候,读得更深。……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找到比较清楚的出路,然后开始写作。我实际上也有比较强的创作的冲动……[27]

截至陈映真终于不能动笔为止,他依据上述思路而做出的思想贡献是:尽管台湾战后(特别是两岸分断以后)经济发展因为国民党政权而实现了台湾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化,但他注意到与此相适应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能支持台湾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他以「精神的荒废」描述这种意识型态的特质[28]),这样的矛盾使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隐藏重大缺陷。他认为这种缺陷的关键是台湾被置于全中国的民族经济再生产圈之外,因此只有让台湾逐渐复融于这样的民族经济再生产圈之中,才能解消前述阻止台湾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又因为两岸恢复经贸往来之后的发展并未显着发生这样的解消力量,这便迫使陈映真更加注意台湾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发展。尽管他始终没能搞清楚台湾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三者之间的关系,他却是战后台湾第一个将此三者及三者之关系「问题化」的思考者。[29]

上述历史过程不妨回到王亚南发展「经济学民族形式」的初衷来做更进一步的审视。对于深受政治经济学有限论影响的王亚南来说,「经济基础」尚未完全资本主义化的中国不可能自发产生任何经济学,也不可能通过经济学的简单移植就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基础」,因此,他对「经济学民族形式」的初衷并不是在经济学的普遍性中求取特殊性,而是为尚待经济学解释的中国「经济基础」形成一套说法,让经济学在中国能从实际上的「无」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有」。相较之下,抗战胜利后获得快速发展的官僚资本论则将研究对象从「经济基础」拓展为「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进而把国民党政权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纳入视野。至于六十年代以来的历史更出现把研究对象拓展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发展。尽管上述不断拓展研究对象的尝试并不见得成功,但这些尝试都努力解释中国的现象,期待能从中找到改变中国的契机,而且这些尝试都努力把更多规定性统一到已有的思维具体里,使之更加丰富、更加「具体」。只要我们未曾忘记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命名自己的经济学说,就应当承认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终究不是单纯的经济学说本身,而是一种具有超出经济学说范围之冲动的思想体系。而二十世纪经历了各种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中国,则成为马克思经济学说改造自身、发展自身的时代媒介。

马克思经济学说同二十世纪中国相结合的过程始终难以摆脱经济特征论,但经济特征论却意味着中国的社会里面在不同时期各自存在着许许多多深为时人所关注的经济事实(「主要矛盾」?!)。也虽然这些经济事实往往首先是突出的现象而不必然是某种本质的反映,但恰恰是这些现象界的焦点呼唤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追随者超出学说的既有研究范围和成果,向着更复杂、更难以掌握的对象进军。这是一个在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名义下交织着成就和挫折、光明与苦难的进军过程,但马克思经济学说所取得的中国特性不但恰恰存在这样的过程中,迫使马克思经济学说重新审视并检讨自己的空间也内含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这样的进军过程仍有待当下的实践来决定其未来的进路,但通过这一过程的历史回顾,也许将有助于我们对于未来的进路做出一二猜测。


[1]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958年第1期(1958,北京),页3-4。

[2]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收录于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页111-112、145-146、。

[3] 可参见:《学习杂志》专辑(1954,北京);经济研究编辑部编,《经济研究: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问题讨论专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资料汇编》,上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1980)。

[4]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4卷「社会主义经济论稿」(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页120-121。

[5]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着,张宁与陈铭康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页10。

[6] 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1958.11)〉,收录于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页9。

[7] 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陪同读书,参与刘少奇读书会的著名经济学家有孙冶方,而周恩来读书会则有许涤新参与。刘周的读书会大致与毛泽东的读书会时间重迭。参见:石仲泉,〈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收录于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页143-170;童小鹏,〈从化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少小离家老大回.童小鹏回忆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页441-446;杨明伟,〈周恩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及其思考〉,收录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与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编,《风范.思想.乡情——纪念周恩来诞辰95周年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页305-316;杨明伟,〈周恩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收录于于俊道编,《中南海里的博览群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页107-111;孙冶方,〈重视理论、提倡民主、尊重科学——回忆少奇同志的几次讲话〉,收录于《孙冶方全集》编辑出版委员会编,《孙冶方全集》,第3卷「1972年-1983年」(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页256-270。

[8]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收录于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页47-76。

[9] 刘少奇,〈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发言(1959.11)〉,收录于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北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页126-127。

[10] 薛暮桥整理,〈刘少奇同志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读书会上的发言(1959.11)〉,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3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页191。

[11]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0),页5-6。

[12] 即:中国科学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大众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初稿:供讨论用》(武汉:中国科学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60),印量不明;湖北省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小组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初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60),印量1200册。

[13]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收录于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页85-86。

[14]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1962-1963)〉,收录于《孙冶方全集》编辑出版委员会编,《孙冶方全集》,第4卷「社会主义经济论稿」(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页104。

[15] 如刘少奇所言:「既然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只有几十年,而共产主义可能几万年,几十万年。在过渡时期里,旧社会的痕迹没有去掉,还运用许多旧社会的形式,如商品、价值、货币、银行等,但这性质已经变了。斯大林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不承认有剩余价值,称资本为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生产资金)。劳动力不足商品,但是不是可以采取商品形式?讲有剩余产品,而不敢讲有剩余价值,不讲有盈利。我们采取了许多旧名词,但是内容变了。譬如我们习惯讲得痛『心』,而不讲痛『脑』,用衷『心』,而不讲衷『脑』,旧名词是改不掉的,这有甚么妨碍呢?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旧社会的痕迹,但我们的理想是在前面。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实质上不是商品,固定资产也不是剥削,剩余价值也不是个人占有,为甚么不敢讲?教科书在解释旧名词时,忸忸怩怩,故意回避。」参见:刘少奇,〈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发言(1959.11)〉,页131-132。

[16] 比方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强调使用价值商品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特殊性。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刘少奇则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最根本的一点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为使用价值而生产,资本主义社会是为交换价值而生产。还有,社会主义的商品价格不受价值的支配,其价格由国家规定,也即是商品价格由国家干涉起作用,而不是价值规律起作用。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性质,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完全变了。这个问题很值得全面研究。」以上分见: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1958.11)〉,收录于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页18;刘少奇,〈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发言(1959.11)〉,页134。

[17] 鲁迅关于进化论和阶级论的分野,可参见鲁迅《三闲集》之序言,以及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收录于何凝编,《鲁迅杂感选集》(上海:青光书局,1933),页11-17。

[18]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1975年第2期。黑体字为本文所加。

[19] 王学文是1949年以后少数主张小生产当成小生产看待,并主张小生产有其特殊经济规律的学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自然经济的生产是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小商品生产是价值的生产,它受价值法则的支配。我国小农经济中这两个部分的性质不同,是不能混淆的,更不能只说商品生产这一部分而抹杀自然生产那一部分。」「个体经济不是划时代的社会经济形式,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抹杀它有着特殊的,与其他经济成分不同的生产关系,生产法则与分配法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和分配法则的科学,它要求从生产关系出发,从生产关系来看经济问题。我们进行对个体经济的研究时,这个基本观点是不可以忘记的。个体经济在各个社会要受到该社会基本经济法则的影响,但绝不能因此就说它没有自己内在的经济法则,在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和成立以前,也就是形成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及经济法则以前,就已经有了相当发展的个体经济。」王学文的小农理论让他遭到批评。多数批评都是否定小农经济有其自身的特殊法则,因此王学文不得不为自己辩诬曰:「我明明是反对某些同志混淆「一种生产」与『整个社会的生产』因而否定某一经济成分有自己的经济法则」以上参见:王学文,〈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法则问题(1954)〉,收录于剧锦文编,《中国经济学百年经典》,中卷(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页110-111;王学文,〈王学文的发言摘要〉,《学习杂志》专辑(1955,北京),页9-10。批评的意见可集中参见:徐禾,〈关于在我国过渡时期经济领域内的基本经济法则问题:对王学文同志有关经济法则的两篇文章的意见〉;骆耕漠,〈关于我国过渡时期基本经济法则问题〉。包含以上两篇论文在内的全部论争文章都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资料汇编》,上册。

[20] 薄一波对「这些人」加注为:「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上参见:毛泽东,〈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1964.12.12、1965.1.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265-266。

[21] 邓小平:「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参见: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10.22)〉,收录于邓小平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83。

[22] 中嶌太一,《中国官僚資本主義研究序說:帝国主義下の半植民地的後進資本制の構造》(大津:滋賀大学経済学部,1970)。

[23] 參見:劉進慶,《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5)。如刘进庆所言:「关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我基于抵抗专制政治的立场和信念,并不想去论述好像有肯定独裁政权味道的台湾经济发展论,且有意在避开它,某种意义上是不想去迎合时潮。终于在1980年代末,由于隅谷先生的召集,我与涂照彦先生三人共同执笔出版了《台湾之经济──典型NIES的成就与问题》(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填补了这个空白。」见:刘进庆,〈我的抵抗与学问〉,收录于邱士杰编,《刘进庆文选:我的抵抗与学问》,下卷(人间出版社:台北,2015),页585-586。

[24] 此书后来未能完成,但194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后来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却显然就是《中国经济意识论丛》写作计画的落实。

[25] 张春桥这段话很能体现这种思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见: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1975年第2期。

[26] 陈映真口述,〈陈映真自剖「统一情结」──陈映真:我又要提笔上阵了!〉,《财讯》第132期(1993,台北),页163-165。

[27] 陈映真与黎湘萍,〈陈映真先生谈台湾后现代问题〉,《东方艺术》1996年第3期(1996),页21。

[28] 陈映真,〈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收录于陈映真编,《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I:台湾乡土文学‧皇民文学的清理与批判》(台北:人间出版社,1998),页5-19。

[29] 参见:邱士杰,〈试论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现代中文学刊》第5卷第6期(2013,上海),页48-67。

美國帝國主義和台灣反共撲殺運動(陳映真)

孫中山所奠定的國共合作體制以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扶助中國工農階級,振興中華的政策,在1927年由國民黨聯合當時中國的封建勢力、買辦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軍事恐怖政變中破裂,屠殺、酷刑和囚禁了大量愛國知識份子、學生和共產黨人,並從此展開了長期的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隨著世界抵抗法西斯軸心的戰爭之發展,迅速伸向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國共內戰轉烈,美國在軍事、警察、反共情報作戰等方面和國民黨進行密切的合作,協助國民黨對中國的政治異議者進行殘酷的逮捕、拷問、監禁和屠殺。四川紅岩監獄,就是由美國與國民黨在特務、警察工作上的巨大合作組織——惡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逮捕、拷問、囚禁和屠殺共產黨人、民主人士、愛國份子的大本營。 繼續閱讀 美國帝國主義和台灣反共撲殺運動(陳映真)

向內戰‧冷戰意識形態挑戰──七○年代文學論爭在台灣文藝思潮史上劃時代的意義(陳映真)

整整二十年前﹙一九七七﹚的四月﹐銀正雄在‘仙人掌’雜誌上發表了《墳地那裡來的鐘聲》﹐針對王拓的小說《墳地鐘聲》提出鄉土文學從“清新可人 ”﹑“純真”和“悲天憫人”“變質”為“赫然有仇恨﹑憤怒的皺紋”﹔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危險”﹐打響了從政治上﹑思想開攻擊鄉土文學的第一聲 炮火。同一期的‘仙人掌’也刊出朱西寧的《回歸何處﹖如何回歸﹖》﹐諷刺鄉土文學“流於地方主義﹐規模不大﹐難望其成氣候”。同月﹐王拓發表《是現實主義 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五月﹐王拓﹙以李拙為筆名﹚又發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的動向》﹐為台灣鄉土文學發展歷程和性質做了一番整理。同月﹐葉石濤發表《台 灣鄉土文學導論》﹐提出了他的日據台灣文學性質論。六月﹐陳映真以《鄉土文學的盲點》﹐就教於葉石濤。七月﹐彭歌在《聯合報》副刊上發表的連續專欄‘三三 草’中﹐刊出要儆戒“赤色思想滲透”的雜文多篇。同月﹐陳映真發表《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對戰後台灣當代文學的政治經濟學背景﹑性質和發展做了概 括。八月十七日開始﹐彭歌一連三天發表了對王拓﹑尉天驄和陳映真長篇公開點名的思想政治批判。八月二十日﹐余光中發表《狼來了﹗》控訴台灣有人提倡中共的 “工農兵”文學﹐一時風聲鶴戾﹐對鄉土文學恐怖的鎮壓達到了高潮。 繼續閱讀 向內戰‧冷戰意識形態挑戰──七○年代文學論爭在台灣文藝思潮史上劃時代的意義(陳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