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君的劳作硕士论文另以《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为题而改写成册了。邀我一篇序，因时间上有所紧凑，请邱君容以数段感想以代。 繼續閱讀
分類彙整：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第1期
李純青：無法投遞的訃文——悼念臺灣老人蘇新
在這次政協會議上，我尋尋覓覓，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這個人，那就是蘇新同志。一片淒涼的氣氛，彌漫在周遭空間。我這垂暮之年，已經飽嘗死別的滋味，但沒有象這回打擊之深。因為失去一位知己，世界顯得十分落寞。
一個傍午天，朔風凜冽。我在電話中聽得通知：「今天淩晨，蘇新同志故去了。」當時，我並沒有太震動，放下話筒，才從心底湧上一股淚水。
蘇新身體欠佳，大家知道但同時大家又執信：他的堅強意志必將戰勝病魔。機關沒有給他分配什麼工作，希望他悉心養病。他眨一下善良的眼睛，對我說：「我一定要再活五年。」實際上，他是很少休息的，臥病不起也在開動腦筋。他像一位機警的年輕哨兵。豎起耳朵，盯住前方，日夜都在研究著臺灣的動靜。他給機關送來一批又一批的寶貴材料。近半年來，蘇新患了青光眼，一隻眼睛已經失明，看書和寫字全感困難。他晚年有一樁心願，就是要把臺灣人民革命史整理出來，獻給家鄉父老兄弟。機關派人替他錄音，他搖搖頭說：「我沒有這個習慣，只能自己動手。」他無力擺動手勢，頭低下來，看一看大地。
蘇新的生命力旺盛得驚人。舉一個例，他研究閩南方言，著作四五十萬言。從發音文法到諺語，和中古漢語比較，內容浩瀚，無所不包。「我研究閩南話，是為了愛國。我在臺灣監獄12年，傾注精力於這個問題。」他說這話時，露出沉重的表情。事有湊巧，在「四人幫」猖獗的十年，他受盡折磨，別的工作不能做，他又專心致志於閩南話研究。任何時候，他都不浪費時間，孜孜不倦。——閩南話是中古漢語，當時流行於河南、陝西，這就是結論。
黃花時節，今年10月，臺灣省民會宴請在京臺胞，蘇新也應邀參與。見到臺灣親人，他如魚得水，生機活潑。宴罷歸途，在車座上，我捏一捏蘇新的胳膊，「哎呀，蘇老，你真剩下一重皮包骨頭了!」我吃驚地呼叫。如此瘦骨嶙峋，令人心痛。但是他似乎無動於衷，連連答應：「不要緊，就是這樣，就是這樣。」蘇新同志埋頭工作。自奉甚儉，從未有過特殊要求，去年曾提議要給他加薪一級，他堅決拒絕。
想不到，這就是我同他最後一次見面。他走了，不回來了，永遠不回來了。
蘇新同志謝世後，我到他家弔唁，得悉病逝的經過。早晨醒來，他似乎略感不適，請家人替他墊高被褥，幾分鐘後，嘴唇慘白，心臟已經停止了跳動。過了20分鐘，救急車趕到，醫生無情地宣佈：沒有了。他不知道自己要死亡，無痛苦地越過陰陽界。他沒有留下遺言。他像平時進入夢鄉，惟雙眼不願瞑閉。
蘇新有各種疾病，得過胃穿孔，做過手術，食欲缺如，營養不能吸收。十多年來，每日只啃一兩個饅頭，靠一杯牛奶維持生命。他的死亡實際是油幹燈盡，心肌衰竭。
第二天，新華社、中國新聞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便發出了蘇新逝世的消息，成立了治喪辦公室。遺憾的是，電波電文通不過台灣海峽，無法告訴他在臺灣的親屬。蘇新十分懷念他的女兒，離開臺灣時，女兒尚在繈褓中。30多年來，他無時不想看看，女兒面上有無父親的影子？可憐他埋藏在心底的願望終不得實現。臺灣的所謂仁本政治，天譴之，天譴之！在住進賓館開會之前，我們去看望陳文彬先生。一見面，他便嚎啕大哭，一個字也說不出來。陳老臥床經年，思鄉之病比他生理之病更入膏肓。其家人雲：聞知蘇新噩耗後，陳老說：「請蘇新詈弟在那邊等我，不要走遠i」溟溟陰路，回顧茫茫，誰知那邊有無候客的長亭短亭？為什麼臺灣的所謂仁本政治，不給兩岸同胞探親開放綠燈？他們硬是不願正視可畏的人心。
日常交談中，蘇新一一念及每一位故舊，拳拳之情，如和煦春風。儘管政見可能不同，在個人關係上，蘇新沒有一個敵人。我說：「蘇老啊，你是鬥士與書生渾然一身。」他微微頷首。願以此文訃告蘇新所有的朋友．
臺灣是一部任寫不完的故事。蘇新一生就是這個故事的縮影之一。蘇新終生為臺灣尋找出路，為臺灣人謀幸福。他在世時一再說：「我的家庭恐怕不能團圓，但是中華民族一定會團圓。」茲以無法投遞的訃文，廣寄讀者。願臺灣親友記取斯人斯言。
悵望海天，哀哉尚饗。(載《中國新聞》，1981年12月17日)
結束了旅行之人的日記—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連溫卿著、林書揚譯）
[說明]
本文是日據時期台灣左翼運動家連溫卿的日記。連溫卿是1920年代率領島內左翼與民族主義者分裂的關鍵人物。在他的領導之下，台灣文化協會於1927年轉變為左派組織，即所謂新文協。在他的主持之下，新文協於1928年創辦了刊物《台灣大眾時報》。不過，由於1928年秘密成立的台灣共產黨潛回台灣島內，並決意奪取文化協會的領導權，遂使連溫卿和楊逵於1929年被逐出組織。這份日記就是他被逐出新文協後前往日本「散心」的日記。
本文由林書揚於1986年譯出。發表時於《台灣風物》時署譯者名「林勞歸」。並有譯者介紹如下：「林勞歸，沈潛三十餘年後，目前從事譯述。」當時林書揚先生才從34年又7個月的國民黨牢獄中走出來。因有顧慮而並未親署自己的本名。
本文封面圖片是連溫卿在築地小劇場所觀賞過的左翼話劇《沒有太陽的街》的演員合影。──邱士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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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歌〉到〈五一歌〉
今天（2016.10.17）是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九十五周年紀念日。據說今天在台北舉行的紀念會演唱了所謂的文協會歌。但實際上這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歌〉。很早以前就有人注意到這首歌的曲調並非原創，但很少人知道這首歌的原曲〈小楠公〉既衍生出了作為日本軍歌的〈步兵的本領〉，衍生出了〈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歌〉，也衍生出了日本工人運動自1920年代以來每逢五一節必唱的〈五一歌〉。
當年的台灣人唱著這首歌去日本東京請願，卻旋即在1923年底針對請願者而來的治警事件中證明了請願運動之虛妄。於是台灣的社會運動便開始左轉，這首歌也便從〈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歌〉唱回了〈五一歌〉。
林書揚先生生前的最後一段文字（2009）也是在這首歌——〈五一歌〉——的歌聲中結束的：
『當年台灣海外留學生有兩大走向圖。一為留日，另一為留中國。前者屬法理上的殖民本國，後者是被割離不久的精神母國。心知故鄉的殖民地抗暴運動，在父兄等缺少日式現代教育的年齡層者的推動下，已遇上難以跨越的瓶頸的台灣留學生們本身，除了民族主義派與階級鬥爭派的第一層分歧外，也少不得安那其與布爾塞維克的立場之分。但在實際運動上，大致尚能維持那一時代環境下的聯合抗日，雖說不算有多堅固，說得上也是先行期中的必然現象。如初期的一些思想團體──如連溫卿領導下的黑色青年同盟甚至中期後周合源等人為主的孤魂聯盟，其初期成員中往往包含有一些紅色青年。其實，兩者間在哲學上的爭論雖然極其尖銳，甚至「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極反現象」「極端的權力主義者」等的相互定位論都出現。記得恩格斯帶一點規勸的話：「讓國家像一朵花過它的盛開期而自然掉落吧。」
『邱君著述中有一段連溫卿於一九二四年訪日本東京參觀五一勞動節的示威行列文字。連溫卿受到極大的感動和衝擊，對勞動者行列通過上野公園山麓時的情景，用簡單動人的筆調描繪過。文字是用當年盛行的台灣白話文。他描述隊伍的最前頭是黑色旗子的隊伍，接著是紅色旗隊。他的評語只是淡淡地：「黑色旗是主張自由聯合的，紅色旗是主張統一合併的。」說得上是語短意長，也反映了當年連氏所處運動環境的一定氛圍。另外，他還簡潔地但感動地提到歌聲、口號聲、萬歲聲，就是不曾介紹到當日MayDay歌的歌詞。讓人有一點缺落感。當然，有一種可能性，可能剛好連氏站著的那一段沒有唱歌，第二種可能是當天沒有唱歌（但明明說「雄大的歌聲」），為甚麼連氏於一九二四年東京MayDay的參觀日記中獨漏歌詞的介紹﹖
『顯然，當天的示威行列是黑紅兩派工會的連合活動。隊伍的行進序列是安那其在前，布爾塞維克在後。而歌是唱紅色的﹖而連氏是否以一絲苦笑處理了他在日記中的目擊文﹖
『筆者稍帶莞爾笑意翻了一些文獻。據記載，日本的五一示威第一次是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連氏遇到的，如果二三年沒有中斷，應是第三次。歌已經有了。是東京勞動組合會議認定的。全部五首。曲調套以「步兵歌」調。我親自聽到已故周合源老先生唱過。之所以沒有忌諱軍歌調，大概是因為當時日本左派沒有像中國聶耳氏那樣的人材，再說日本全國皆兵，兵源多來自農村青年、城市勞動者，工會會員應人皆熟知歌調，不必另行練唱，隨時開口唱新詞毫無困難。「反正每次的示威，都有反軍、反戰的口號嘛。」周老笑著說。
『我翻看昭和九年版森戶辰男監修的社會科學辭典。東京勞動組合會議的MayDay歌全五首都有了。我不知道這就是連溫卿於一九二四年聽到（或沒有聽到）的歌，反正這就是當年身穿滿身油漬的工作衣勞動者們拉開嗓門唱出的「文句」，是他們的思想動員的努力的成果之一，試著中譯下來。也許，對邱君勞作的小小一點補白！
『一、聽到嗎，
萬國的勞動者。
搖撼天地的，
MayDay聲！
示威者齊一的，
步伐聲浪。
預告未來的，
吶喊聲浪！
『二、放棄你負的
工作部署。
覺醒自己的
生命價值！
二十四小時的
全休日，
為直衝社會的虛偽與壓迫！
『三、長期受盡
剝削苦難，
無產的人民
蹶起蹶起！
今日二十四小時
階級戰已經來臨了！
『四、起來吧勞動者，
發奮起來吧！
把被搶走的
生產大業，
以正義的手臂
奮還吧！
彼等苦守
能算甚麼！
『五、我們步武的
最前衛
迎風高舉著
自由旗！
保衛它MayDay勞動者！
保衛它MayDay勞動者！』
許月里女士生平事略（周榮光）
許月里女士
母親出生於一九一二年，也就是民國元年，在新店偏僻的山上；外祖父本來是個以種茶維生的農民，後因手指受傷不便耕作，而搬到台北後車站一帶。外祖父雖是個農民，但漢文的基礎不錯，漢民族的意識也很強，曾經用文言文的三民主義教過母親，同時也教母親看當時的〈台灣民報〉等刊物。母親也經常跟著外祖父去參加當時「文化協會」所舉辦各種講習會及活動。
曾聽母親說外祖父因為看〈台灣民報〉的緣故，而被取消鄰長的資格，外祖父還說「求之不得、求之不得」；以及外祖父因積極的參與「文化協會」的活動，以致被日本當局扣留兩個月，甚至牽連外祖母也被扣留，後來因問不出所以然來才被釋放。所以母親民族意識的啟蒙，與愛國主義的培養，跟外祖父之家庭教育有很大的關係。 繼續閱讀
殖民地台灣人的九一八情思（藍博洲）
宋斐如
日本據台，兩岸隔絕36年後的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關東軍在瀋陽北郊製造柳條湖事件，突然襲擊北大營中國駐軍營房，並在南滿鐵路沿線全面攻擊中國軍隊。
從那個時起，一大片富饒的國土淪陷，千百萬的東北人不得不流浪他鄉，在寒冷的雪夜唱著「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的《流亡三部曲》。
流亡的東北人悲憤的呼聲緊緊揪住飽嘗故土淪陷之苦，前一年6月從北大經濟系畢業後留校任教的殖民地台灣青年宋斐如（1902─1947）的心。在雪夜中，30歲不到的他想到，故鄉尚未光復，東北卻已陷入敵手…於是他因思鄉而失眠了。但是，他並沒有徒然感傷乃至於空喊愛國口號；他蒐集了各種相關材料，及時地寫了幾篇有關東北事件的評論文章。 繼續閱讀
也是一段城南舊事──林海音與她的抗日「屘叔」林炳文（邱士杰）
古都北京，是二十世紀初期許多拒絕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奔慕而往的地方。有些人去得早，比方知名作家許地山（1893~1941，台南人）。馬關割台之後不久，年幼的許地山便隨著全家遷往大陸，後來於一九一七年前往北京念大學。在安平上船離台之前，他的母親做了兩件事，一是去豬圈看看那隻無緣登上「天公壇」獻祭的公豬；另一件事則是去關帝廟求籤，問台灣何時才會歸回中國，「簽詩回答她底大意說，中國是像一株枯楊，要等到它底根上再發新芽底時候才有希望。」因此，許地山的母親「深信著台灣若不歸還中國，她定是不能再見到家門底。但她永遠不瞭解枯樹上發新枝是指什麼，這謎到她去世時還在猜著。」（註一） 繼續閱讀
二十世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簡史：組織史部分[未修改版]（邱士杰）
在一個遼闊的歷史視野中一起「遠望」：敬悼陳其昌先生（王津平）
來不及給他一點最後的安慰
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九日，我赴珠海參加中華民族振興學術研討會；行前與陳老的兒媳通過電話，懷著不安的心情上了飛機就開始胡思亂想，竟不免擔心回來時不能見上陳老一面，來不及給他一點最後的安慰。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