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彙整:1945台灣光復

為了黎明的國度:憶曾健民醫師(邱士杰)

開完2020年的東亞反靖國神社的視訊會議的那天,我和臧汝興提起去花蓮看曾醫師的事情。

「這幾天就去?或者再等一週?」

站在入夜的台北車站捷運站出口,我們評估了許久,也瞎聊了許多軼事。由於全台連日陰雨、天候不穩,因此我們並不想在天候不佳的時候前往花蓮。此外,我馬上就得回大陸準備開學,因此離台前的每一天都得精打細算。討論沒有結論,但臧汝興把決定權交給我:時間由我決定。

隔天即週日中午,我決定還是趕緊探望曾醫師。於是,我和太太跳上臧汝興夫婦的車,四人在午後直奔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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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社会主义的盗火者——陈明忠的思想轨迹 (邱士杰)

今天我已难以回想 20 世纪第一次见到陈明忠的具体时间和场景,但脑海里还是不断闪过一幕幕与他相处的画面。他是充满趣味的幽默老人。关于他的回想似乎也都洋溢着有趣且温馨的要素。这样的人格特质大概是在长年的磨难中锤炼出来的修养吧。还记得,某回我们偶然聊到马克思针对俄国农村公社前途而数易其稿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他竟以普通话和闽南话夹杂的方式,脱口而出“查苏利奇‘彼个查某(音:hit ê tsa-bóo)’”(查苏利奇那个女人)这个妙句:“查苏利奇”以严肃的普通话发音,“那个女人”却用洋溢乡土风味的闽南话表达,仿佛查苏利奇就是街道日常的邻家大妈。他的话音未落,我已笑倒在旁。日本殖民统治 50 年间饱受摧残的台湾闽南话其实难以支持完整的理论思考,他却能用这种有趣又纯白的方式精准表达自己的“内曜心声”,然后继续谈论这封回信和后进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这就是他的教育方式。


在 20 世纪初期的中日两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曾是带有两义性的汉字译词。第一义是“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资本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而创立的“经济学说”。(2)第二义则是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预见或规律分析。此处所谓的制度预见并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热衷的“为未来的食堂开调味单”,而是在无产阶级越来越可能夺取政权并确实保持了政权的历史趋势下(从 1871 年巴黎公社到 1917 年十月革命),无产阶级政权及其经济发展的关系愈发成为有待论证的重大课题。两义性的存在让 20 世纪 20 年代及其以前的论者经常面临理解上的困难。比如,1929 年由杨澄波翻译、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出版的通俗读物《资本论概要》(W. H. Emmett, The MarxianEconomic Handbook and Glossary , 1925)就曾抱怨一些题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著作不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内容,反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对象。这种名实不符的状况正是两义性带来的后果。尽管如此,倘若仔细分析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日语和汉语文献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概念,也能发现第一义越来越少而第二义越来越多的显著趋势。这是两义性伴随着苏维埃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消亡的体现。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的苏联理论界正式将苏维埃经济纳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提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并承认客观经济规律在苏联的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空间才终于在第二义上获得解放。对于积极以本土实践丰富自身理论的新中国经济学界而言,这样的理论空间正是新经济学直接立足的起点。

苏东剧变之后,坚信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思考者自主开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以中国台湾地区来说,其代表性人物就是陈明忠(1929—2019 年)。陈明忠是知名的中国台湾省社会主义运动者与爱国统一运动阵营的领袖,也是大陆主流媒体近年经常报道的人物。他的传奇故事始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民族意识觉醒。陈明忠出生于台湾南部乡下的富裕家庭,并因日本推动的皇民化运动而长期不知自己作为被殖民者的身份。直到中学时代与日本学生发生冲突,才因此发现自己原是中国人,并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祖国认同,然后在 1945 年台湾光复后的五年间进一步产生认同工农大众的阶级意识,毅然拥抱新生祖国。在台湾 1947 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中,陈明忠不但参与了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斗争,也直接加入地下党,并在随后的 30 年间接连两次被捕,合计坐牢 22 年。陈明忠的传奇生涯已因多年的历史论辩而成为令人难以绕过的存在。例如,《人民日报》在 2015 年登载的陈明忠故事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 2016 年出版的陈明忠口述自传《无悔》令他广获读者注目。

陈明忠是一条隐蔽但坚韧的历史线索。沿着这条线索,可以看见无数台湾本省籍社会主义者和老地下党员,为了祖国统一和民族解放而在“短二十世纪”的海峡彼岸无悔战斗的历程。这无疑是 20 世纪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但对今天的台湾社会来说,这段历程也仍然只是近现代台湾历史的“后街”,(3)而陈明忠就是在晦暗的后街负重行路的运动者。尽管如此,陈明忠及其同志们在海岛上的历史搏斗并不是谍报剧热衷描写的“潜伏”故事,而是始终努力与广大民众相结合、同甘苦的民众史。包含陈明忠在内的所有“老同学”(4) 都拥有巨大的历史观。几乎每一位都能清晰地将个人过去的实践镶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内部加以叙述,并如研究者那样,为了未来的运动而给自己规定一个必须攻关的“选题”,然后努力为此选题奋斗。陈明忠也有自己的选题。就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伴随着苏联解体而陷入低潮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他将自己的选题确定为 20 世纪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实践。这是多数“老同学”都相当关注,却未必有理论能力探索的课题。陈明忠选择了介入。

陈明忠是盗火者。早在他第一次入狱的 20 世纪 50 年代,他便瞒着不晓英文的牢狱管理者公然购入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并在第二次入狱的 20 世纪70 年代撰写出同名讲义以教育青年受难人。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即陈明忠第二次入狱前,他购入当时仍属罕见的复印机以秘密印刷、发行进步书籍,并借着赴日出差的机会认识了著名的旅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祖国统一运动者刘进庆(1931—2005 年)。陈明忠将刘进庆的博士论文(5)秘密带回台湾地区。当这部论文通过他的秘密传布而获得许多“老同学”的积极肯定,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分析战后台湾地区经济的刘进庆才终于获得前所未有的快慰。

陈明忠的知识语言是日据时代打下基础的日语。尽管他始终遗憾台湾光复后的时代动荡未能让他学好普通话,但他仍能通过阅读日语书籍获知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成果。这样的语言优势让他在苏联解体的 90 年代借由勤勉的笔记作业留下大量札记。1993 年 9 月,他的初步研究成果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论争》为题发表于“老同学”自办的《远望》杂志。虽然这篇论文只有两千多字,却浓缩了此后所有论著的要旨。七年后,陈明忠以笔名“黄志龙”在陈映真等同人创办的油印刊物上发表过去积累的札记。这些札记有:《战后几个主要的“现代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体制的形成、解体和乡镇企业》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理念与体制的乖离》。以这些札记为基础,他在 2011 年进一步改写成带有总括性质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6)。

我国理论界关于“过渡时期”的三种著名论断──大过渡论、中过渡论以及小过渡论──可以作为快速把握陈明忠研究心得的切入点。大过渡论认为,从无产阶级专政(=工人国家)成立直至专政自我消亡之间,都是过渡时期,其间始终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力量的较劲。以斯大林模式为典型的小过渡论则把无产阶级专政成立视为过渡时期的起点,并将生产资料的集体化与剥削阶级的消灭视为过渡时期的完结。至于中过渡论则把工农阶级的消亡视为过渡时期结束的标志。陈明忠的判断迥异于以上三者。他认为:后进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应执着于争论过渡时期的开端与结束,而应注意开端之前。也就是说,既然后进国社会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自然结果,就应该在过渡时期的开端之前再界定一个准备过程,如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886—1937 年)所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普氏充分申明后进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曾完成的历史任务,补完不足的部分,然后才能为后续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基础。尤其重要的任务是国有化的大工业应从私有的农业小生产中转移剩余以获得工业化资金。虽然陈明忠并不欣赏普氏关于剥夺农民剩余的看法,但他认为准备过程确有必要。对他来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就是充分落实准备过程并获得高度成就的历史典范。

陈明忠对准备过程的正式命名是“特殊过渡阶段”,列宁的三段经典论述正是他如此命名的来源。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绝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 年 5 月)(7)

应该在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0 年 7 月)(8)

在一个小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1921 年 3 月)(9)

陈明忠从这三段话的字里行间读出工人国家一定要在“特殊过渡阶段”坚决发展物质生产力的结论。不过,列宁这三段的原始语境其实是强调小农遍布的苏联必须尽快扩张工人阶级的数量。只有当工人阶级取得数量优势,才能扭转国内不利于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力量对比,进而巩固政权。虽然工人阶级的队伍必然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扩大,但生产力毕竟不是列宁以上论述的重点。在这个意义上,陈明忠对列宁作品的略失原意的经典诠释意外流露出某种焦虑。

陈明忠的焦虑来自祖国大陆曾经遭遇的曲折与苦难,以及台湾地区愈发分裂的认同感。对于陈明忠以及许多“老同学”来说,虽然近现代中国经历的曲折苦难毫不减损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确信,但仍需知性的理论去解答历史如此走来的原因。这是陈明忠阐发“特殊过渡阶段论”的初心。他希望通过“特殊过渡阶段论”同许多没有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台湾地区中青年世代对话,让他们获得同样的确信。因此,在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之外,陈明忠也开始口述自己的历史。2003 年,已然癌症末期的刘进庆首先以日语为他撰写口述草稿,但因急逝而终未发表。直到陈明忠的访谈稿发表于 2008 年《思想》杂志(台湾联经版)第 9 期,以及 2014—2016 年先后刊行的繁、简版《无悔》,陈明忠的口述工作才算大功告成。

陈明忠口述史刊发的过程帮助我们看到两种把握社会主义的方式:一是部分研究者基于逻辑向度而设想的“应然的社会主义”,另一则是陈明忠沿着历史向度而亲身感知到的“历史社会主义”。这里所称的历史社会主义不是指社会主义已成历史,也不是西方社会习称的“实存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而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程中不断萌芽的、使社会主义只进不退的各种积极因素及其积累。由于这些积极因素的发生和存在未必能以既有逻辑解释之,因此只有借历史向度予以把握。历史向度与逻辑向度的不同把握方式可从马克思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谈起。马克思的《资本论》依据“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勾勒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形象,形成前述“第一义”的经济学说;沃勒斯坦则尝试把资本主义界定为 15 世纪存续至今“具体的、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统一体”,进而提出所谓“历史资本主义”(historical capitalism)。(10) 对陈明忠理论的争鸣者而言,只要理论中想象的社会主义未能存在于现实、只要生动的现实不符合逻辑演绎的图景,就拒绝承认社会主义实践的真实性。但若沿着沃勒斯坦提示的历史向度,我们也可将社会主义实践视为“具体的、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统一体”。就此而言,内在于陈明忠视野的历史向度让他感受到历史社会主义的每一天都在产生自我保存、自我积累,以及自我茁壮的各种萌芽因素,于是,他才能心生确信,勇敢前行。

何谓萌芽?明清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将经济史意义上的萌芽定义为不可抗御的新生事物。这种新生事物“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11)。社会主义实践形成只进不退之历史轨迹的关键正如卢荻所言:“初始积累要得以持续直至完成,必须有抵消、消弭制度疲劳和制度异化的因素。长期而言,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是必需的,而维持革命热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同样是必需的。这样,对于社会主义过渡而言,无产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不仅与初始积累同等重要,甚至必须渗透进积累本身。”(12)同样,陈明忠的慧眼也确认社会主义在中国拥有不可抗御的光明前途。这是拘泥于逻辑演绎者所断难感知的客观现实。就此而言,作为传记的《无悔》正是历史社会主义借由陈明忠而留下的人格化轨迹。全中国无数如陈明忠一样坚持初心的信仰者,都以自身的实践积累成社会主义绝不中辍的积极因素。

今天我已难以回想 20 世纪第一次见到陈明忠的具体时间和场景,但脑海里还是不断闪过一幕幕与他相处的画面。他是充满趣味的幽默老人。关于他的回想似乎也都洋溢着有趣且温馨的要素。这样的人格特质大概是在长年的磨难中锤炼出来的修养吧。还记得,某回我们偶然聊到马克思针对俄国农村公社前途而数易其稿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他竟以普通话和闽南话夹杂的方式,脱口而出“查苏利奇‘彼个查某(音:hit ê tsa-bóo)’”(查苏利奇那个女人)这个妙句:“查苏利奇”以严肃的普通话发音,“那个女人”却用洋溢乡土风味的闽南话表达,仿佛查苏利奇就是街道日常的邻家大妈。他的话音未落,我已笑倒在旁。日本殖民统治 50 年间饱受摧残的台湾闽南话其实难以支持完整的理论思考,他却能用这种有趣又纯白的方式精准表达自己的“内曜心声”,然后继续谈论这封回信和后进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这就是他的教育方式。

于是,陈明忠是先生。与他的思考一同前进是幸福而又能不断获得教益的过程。每当我翻阅他赠送的日语马克思主义书籍,总能在书中看到许多笔记。那些被红、黑墨迹标示出来的经典作家论述,都在后来写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无悔》。尤其是列宁关于“特殊过渡阶段理论”的各种说法,以及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各种预见。他重笔标出了《共产党宣言》的这段话:“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阅读他的笔记,我感觉他似乎更重视这些专著征引的经典作家的文字,而不拘泥于学者对文字的阐释。或许其中有他坚定的主体判断。

2018 年 7 月,我去上海的敬老院访问他,话题仍是社会主义经济。临告别时,我请求题字。“一句就好,您觉得什么话最可代表您的想法?”面对我的问题,他没有多想便写下字字均富深义的题词:“祖国统一变成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他而言,“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萌芽已经出现并肯定可以长成的国度即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绝非已经消亡的苏联,而是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进的中国。因此,这句题词不但浓缩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全部核心理论观点,也对必然实现的祖国统一寄予最高期望。如果说这句话能够总结其数十年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也不为过吧。

怎能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对话?2019 年 11 月,我和许多追悼者一道,冒着潇潇冬雨走进上海市龙华殡仪馆的告别式礼堂,为他送行。会场氛围因为免去闽台繁复的葬仪民俗而显简单,却也合宜。面对着身覆纯色红布、静静地安卧在灵柩里的他,我忽然想起《无悔》回忆的壮怀画面:“入党的地点是在台中陈福添的家里。墙上贴一块红布,李舜雨带着我们三个宣誓。”就这样,在红旗的引领下,作为“党生活者”的陈明忠从 1948 年 3 月 2 日连续奋战到 2019 年 11 月 21 日。想到这里,我不再有任何预想的悲伤。我总感觉,死亡不属于他所奉献的事业和阶级,也不属于他。他是不死的,只是休息了。仪式结束前夕,来自海峡两岸的悼念者重新回到礼堂,列队齐唱《安息歌》。这是地下党员钱大卫和成幼姝为纪念西南联大“一二·一”惨案于 1945 年写下的作品。这首歌的首唱地正是上海,持续传唱的地方却是 1949 年后的台湾。在一次次的告别中,“老同学”将这首歌送给即将赴死的狱友、献给已然离世的同志: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着血照亮的路,我们继续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

走出礼堂之际回望: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日本发起陈明忠救援运动的旅日侨领林柏耀先生仍默默守在同志的灵柩旁。堂内悬挂的挽联昂然在目,为他肌理壮阔的 91 年写下红色的注脚:

反殖民、反压迫,中国人民的英勇战士;

爱国家、爱乡土,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

本文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 页。

(2) 《列宁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2 页。

(3) 许南村[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中国时报》,1993 年 12 月 19 日至 23 日,第 39 版“人间副刊”。

(4) “老同学”是 20 世纪 50—70 年代在台湾地区受政治磨难者间的昵称。
(5) 刘进庆的博士论文是《战后台湾经济分析》,1974 年由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
(6) 《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2011 年由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

(7) 《列宁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75 页。

(8) 《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3 页。

(9) 《列宁全集》第 41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0 页。

(10) 参见 [ 美 ]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丁浩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11)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吴承明全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 页。
(12) 卢荻:《新中国经济变革的现代化目标和社会主义追求的矛盾统一》,《东方学刊》2019 年第 3 期,第 23 页。

莊志霞:無敵的美麗——懷念著名日語播音員陳真

陳真案:陳真,本名陳蕙貞。1932年6月生於日本東京,是陳文彬和何灼華之女,籍貫臺灣高雄,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後,隨父母回臺灣,14歲時發表日文小說《流浪的小羊》,描述一個臺灣人家在異國飄零的遭遇,小說出版後引來香港記者採訪她。1948年秋隨母親經香港赴祖國大陸,與先期到達的父親團聚,1949年16歲進「北平新華廣播電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前身)從事對日廣播工作,1973年擔任對日漢語廣播講座主講人,1988年兼任中央電視臺《星期日日語節目》主持人,她標準的發音,甜美的音色,深受廣大中日聽觀眾的喜愛,她編寫和主持的廣播、電視節目多次獲獎,1985年被評為首批譯審,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89年被聘為北京大學漢語教學中心兼職教授,1991年至2000年應聘在日本NHK主持漢語講座節目。2005年1月4日在京病逝,享年73歲。
陳真的父親陳文彬是著名台灣抗日運動家。曾任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台盟中央候補中央委員,1904年4月生於台灣高雄崗山縣燕巢村,曾留學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畢業後任教於上海復旦大學和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在日本東京參與籌備成立“台灣同鄉會”和“旅日華僑總會”工作並被選為會長,1946年返台任教於台灣大學文學院和台灣師範學院同時任《人民導報》主編,後任台北建國中學校長,1947年參加二·二八起義遭國民黨通緝撤職被捕入獄、《人民導報》社被查封,1947年5月由建國中學學生家長保釋出獄,l949年5月由台灣經香港抵達天津,l950年至1962年任教於人民大學國文教研室並在文字改革委員會從事文字改革工作,1962年8月任商務印書館編審,1982年11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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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克泰:一條曲折前進的認同之路(藍博洲)

  日本教育的歧視
一九二五年,我出生於日據下宜蘭鄉下的農家。公學校畢業後,我即到臺北報考二中。儘管我在公學校的成績非常不錯,但我卻連考兩年都落榜。當時,父親雖然有意讓我繼續升學,但看這情形也不得不告訴我說:「今年如果再考不上,你就別再考了。」
在當時,臺北二中是唯一讓一般臺灣人子弟就讀的中學,學生原本都是臺灣人:但後來卻有三分之一的名額留給日本小孩;而那些會到二中就讀的日人小孩,大體士都是成績較差、考不上一中的人。因此,為了方便這些日人小孩,入學考試的考題完全取自日人小學的教課書。然而,在日本帝國「差別待遇」的教育政策下,日人小學與臺灣人公學校所使用的是兩種不同的教課書;這樣,對臺灣人小孩而言,在入學考試時一定要吃虧的。
我搞清楚了這種狀況之後,便買了日人小學的教課書,重頭學習。在強烈的升學慾之下,我每天都勤讀到第二次雞啼時才敢上床睡覺。通過這一年的努力,我終於考進臺北二中了。那年是一九三九年。
  民族意識的覺醒
在二中的第一次考試,我在全年級一百五十個當中,排名第三;後來,我還曾經進步到第一名。那些日本學生的成續都很差,可他們在學校裹頭一個個都是一副耀武揚威的姿態,我們臺灣人學生經常被他們欺負;此外,學校的日人老師對待我們也是極盡歧視、辱罵之極。有一次,我就被我的日本法西斯老師狠狠地毒打了一頓。
首先,為了響應小林總督「臺灣志願兵」制度的實施,那個日本老師要作為副班長(班長是日本人)的我起帶頭作用,然而,當班上許多同學都已簽了名時,我卻還沒有簽。接著,為了配合推動臺灣人改換日本姓名的「皇民化運動」,這個法西斯老師也要我加入「改姓名」的行列,但我卻藉口家產繁多,有山、有林、有田地……等(其實我家是一無所有),改了名將非常麻煩而不願「改姓名」。因為這前後兩次都拒絕響應日本帝國的政策,而且我又是班上的副班長,這樣的行為,他們認為會不利於日本政策推行的作用。這個法西斯的日本人老師於是就氣急敗壞地向我身上拳打腳踢,並且一邊大聲罵道:「支那人,回去支那!」當時,忍著痛挨打的我就在心裹告訴自己:「我本來就是中國人,我當然要回中國去!」 那個日本人老師整整打了我有一個鐘頭之久。放學回家時,當我從學校走到樺山的天橋上時,我把帽子脫下來,用手一摸,這才發現整個頭都腫得起包了。當下,我即委屈得掉下淚來,並且自誓日後一定要到大陸,參加抗日戰爭。
  大屯山上的呼喊
我之所以會想到大陸參加抗日戰爭,蔣碧玉與鍾浩東等人的行動起了決定性的啟示作用。在二中時,我認識了低我一級的、蔣碧玉的弟弟戴傳李(蔣碧玉的生父姓戴),因為家裹窮,我平常都吃得不好,因此常常到戴家打打牙祭。久了以後,戴傳李的父親戴旺枝先生也和我熟了。有一次,我去的時候,他正在看照片簿;看我進來,他就把我叫到一旁,指著蔣碧玉的照片告訴我說:「這是我的二女兒,她已經到大陸參加抗日戰爭了。」
通過戴先生的敘述,我才知道殖民統治下的臺灣青年竟然也有人回到祖國大陸,參加抗日戰爭的行列;因此有了起而效法之意。
除此之外,我還在那本照片簿上看到蔣渭水先生出殯時的照片,照片上送葬的人很多,寫著 「工友總聯盟」……的各種旗幟在空中迎風招揚。因為我是鄉下小孩,對世事渾然不知;因此我並不知道誰是蔣渭水 ?也不知道他做過什麼事 ?戴先生於是給我講述蔣渭水及其領導的抗日運動事蹟:這樣,我才知道蔣渭水這個人;並且知道了臺灣這塊土地上曾經有過無數的先輩付出了他們的青春、血汗,為臺灣人民的幸福而勇敢地與日本殖民統治者鬥爭。這樣的認識更堅定了我回大陸抗日的心願。
我於是改變了學習的態度,從此不太計較在二中的成績;只管自己用功讀書,準備考臺北高等學校。我計劃高等學校畢業後即奔赴大陸,參加抗戰。
依照當時的學制,中學要唸五年。但我唸完二中四年級時,即以同等學歷越級考上臺北高校文科。在高校期間,我念念不忘大陸抗戰的事。記得,有一次,我曾經和幾個同學爬上大屯山,想要瞭望大陸;儘管看不到對岸,我們還是站在山頭上,大聲地呼喊著:「祖國啊!我們臺灣人是這麼悽慘,你聽得到我們的呼喊嗎 ?」
  高校時期的交遊
高校時代,我終於有機會閱讀到孫逸仙先生的《三民主義》。在二中時,我在蔣碧玉生父家的客廳第一次看到孫先生的畫像,同時,通過戴先生的介紹,我知道蔣渭水先生是中山先生忠實的信徒;從那時候起,我對「三民主義」的學說也感到興趣。當時,正值中日戰爭爆發不久,我只知道蔣介石與孫先生創立的國民黨正領導全國人民抗日:我不曾聽過中國還有一個共產黨,事實上報紙也沒有報導過它的活動。我的父親也許以前也接觸過「三民主義」的思想,因此他會跟我提到他所知道約有關孫先生的革命事蹟,其中「倫敦蒙難記」的故事,印象尤其深刻。
因為這樣,有一天,當我在日報上看到蔣介石與宋美齡合照的新聞圖片時,我即剪下來寄給在宜蘭鄉下的父親,誰知父親竟因這份剪報而被當地的日警抓去偵訊。在這之前,父親已經有兩次被捕坐牢的經歷了。第一次是在我唸公學校時,他因為喝醉酒打當地的警察主任(日本人)而被關了廿九天;後來,我知道父親其實是「藉酒裝瘋」。第二次則在我唸二中的初期,因為家裹一直沒寄學費來,我熬不過學校的催討就寫信回去問,這樣,我才知道父親又被日警抓去關了。當時,日帝硬要鄉人們種甘蔗,但因為沒飯吃,大家都要種稻。我父親就起來帶頭「反對日帝強迫種蔗」:父親因此而第二度坐牢。
因為有這樣那樣的對祖國的感情,所以當學校來了幾名廣州留學生時(當時日本已佔領廣州),我心理上就把他們當成是自己的同胞,感覺很親,因此就主動與他們交朋友。後來,汪精衛政府也派來十幾個留學生。有一次,我到他們的宿舍 —興亞寮—找他們聊天。就在那裹,我第一次見到郭琇琮,當時,他正在帝大醫科唸書,已經會講北京話了:雖然我聽不懂他用北京話和那些留學生談話的內容,但是郭琇琮給我的第一印象卻是個熱情、精明、腦子好、囗才好的人。此外,通過這些留學生,我也認識了當時正就讀於臺北商校的雷燦南。雷燦南到過我的宿舍幾次,我們談得很投機。有一天,他邀我到淡水他家玩。他家經營米店的生意,我看到他在生意忙不過來時便暫停我們的談話,扛起米袋就去送米。當時,我對他的舉動感到非常感動。畢竟,以當時的眼光來看,一個高商的學生也是個屬於上流社會的知識份子,可是他卻可以撂下這個身份,像個普通工人似地,扛起米來就送。雷燦南的父母很疼他。那天晚上,他們還把我留下來吃飯。吃過飯,他就帶我到樓上房間看他的書。我看到,他的書中凡是提到「支那」或「支那語」、「支那人」的字眼,統統都被他塗掉改為「中國」或「中國語」、「中國人」了;甚至連書的封面,他也同樣處理。
「你要是被發現的話怎麼辦 ?」我不禁替他擔心。
「這沒什麼好怕的。」他笑一笑,然後回答我:「我正準備著回大陸參加抗戰呢!」
然而,不久後,雷燦南、郭琇琮等即因為日警的大檢舉而入獄:雷燦南並且在日警的嚴厲拷打下拒不吐實而犧牲了。我則因為還末涉入當時的學生組織而倖免於難,可是這個事件卻使我奔赴大陸的決心提早實施。
  為了抗日到上海
除了郭琇琮、雷燦南等數以千百計的青年學生被捕的事件刺激之外,我之所以在高校還末畢業(三年的學制我只唸了一年餘)即決定到大陸的另一個動機是,臺灣總督府已經開始實施徵兵制度了,而我恰恰是頭一批被徵的對象。我想,與其被抓去當日本兵跟美國拚命,倒不如回祖國跟日本人拚!因此,我找到一條到上海的門路之後即棄學而走。那時已是一九四四年了。
臨行前,戴傳李特地為我送行。他告訴我,到了上海可以先去找蔣渭水的二公子蔣時欽,然後再去找蕭道應的丈人,這樣,也許可以打聽到碧玉姐他們一行五人的下落。
到了上海,我即按址找到蔣時欽的住處,但不巧的是,他人到南京正好不在。一段時日後,蔣時欽從南京回上海了,他就帶我去找蕭道應的丈人,同他打聽鍾浩東等人的訊息。
「我也不知道他們現在人走到那裹了?」他說,然後反問我們:「你們有他們的消息嗎?」我們只好失望地告辭了。
這之後,我即在上海的這裏那裹四處浪盪,尋找到重慶抗戰區的路。當時,我仍然只知道國民黨,一心一意要找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可是,我在上海不但沒有任何社會關係,而且連一張身分證也沒有;相對的,日軍的關卡卻到處都是;因此,儘管我每天鄱在研究地圖,尋找到重慶的路,卻一步也走不出來。還好,上海還有個蔣時欽在;這段期間,他不但在生活上照顧我:透過他給我看的魯迅等左翼進步作家的書,我的思想認識不知不覺地也起了深刻的變化。
  終戰以後的變奏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三天後,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當時,上海的報紙都不敢據實報導這個新聞,因而大家只知投下的是特殊的炸彈。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這時,大家都知道日本一定會倒的!到了十一日,透過短波收音機,上海市民知道日本已經準備投降了,整個上海都已經沸騰起來了。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終於透過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了。
當時,我怎麼也沒想到戰爭會那麼快就結束。到上海前,我已經透過一個朋友的日文剪報看過「開羅宣言」的內容。現在,日本戰敗了,臺灣自然要回歸祖國懷抱:我雖然沒有機會參與到抗戰的行列,但我的願望已經達成了,所以我還是歡欣鼓舞地迎接勝利的來臨。
不久,我所盼望的國民黨來了。但我沒想到國民黨竟會那麼糟糕!我看到那些接收的官員竟搶著發國難財,過著花天酒地的墮落生活。同時,我還看到許多原屬汪精衛政權的漢奸,花錢買通後,搖身一變又是國民黨的官員。
我在上海所看到的這樣那樣的怪現象,讓我對國民黨感到非常失望!理想中的國民黨竟是自己所看到的這樣不堪,那麼中國的未來要怎麼辦昵 ?我為此而苦悶地思考著。然而,我不死心,我告訴我自己:我當初是為了理想而來上海的,我不能因為這樣就回臺灣,我總要在這裹多看、多學習,才能更瞭解中國!於是,我白天到復旦大學讀書;晚上則在一家日本人辦的《改造日報》 打工。這個報紙是針對當時在上海的日僑辦的日文教育報紙。在報館,我看到一些進步的書籍、報刊、電訊。這樣,我才慢慢地理解:中國除了國民黨外,還有一股強大的民主勢力;同時,通過蔣時欽給我看的斯諾的《西行漫記》,我才知道原來中國還有個共產黨,以及他們「長征」的歷史。也因此,我才知道原來中國有兩個,一個是舊中國、一個是新中國;一個是獨裁、一個是民主。從此,我的思想即有了決定性的轉變了。
  為了改造回臺灣
一九四六年二一月,我回到臺灣。
回臺灣前,上海與昆明兩地的學生已經起來搞「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學生運動了;我所讀的復旦大學也受到這種影響,學生分成兩派,從互相辯論到打起群架。與此同時,我從許多先回臺灣再來上海的人那裏聽到國民黨在臺灣「劫收」的慘狀;另外也通過報紙看到臺灣從「歡天喜地」–>「花天酒地」–>「黑天暗地」到「哭天叫地」的變化過程。這些訊息讓我非常生氣。我心裏想:像臺灣這麼好的地方,如果好好治理一定是個寶島的!因此,我就決定回臺灣從事社會運動。
回臺後,我先進入臺大醫學院就讀。
日據時代原是三年制的臺北高校,後來不知為什麼改為兩年制,我在高校唸了年餘,因而也算畢業了。畢業後,我的學籍在臺灣帝大的醫學部,戰後改為臺大醫學院,因此,我在父親同意 後即到臺大醫學院復學。在醫學院,我只去讀了兩天。因為想到以後每天都要解剖屍體,而且教授在黑板上寫得滿滿的拉丁文學名都要記下來,我就擔心:「這下可糟了!如果把這些都記下來的話,我怎麼還有時間搞社會運動呢!」於是我就轉到文學院。
那時,日本人學生都走光了,幾乎沒有什麼臺灣學生(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教育政策使然),因此不能成班。當時,郭婉容比我早回臺灣,在那裏等著開班;後來,彭明敏等人也回來了;我們商量後即決定向當時的校長陸志鴻先生交涉。因為當中只有我懂北京話,因此就由我作代表前去交涉;之後陸志鴻即答應為我們幾個設一個特別班。特別班的師資有日本人與臺灣人教授;但因為語言不通的關係而沒有外省籍的教授。
  臺大學生兼記者
因為家裹的經濟條件不好,所以除了唸書以外,我也同時在新聞界工作。最早,我是透過蔣時欽的介紹到《民報》;雖然它是一份為臺灣人民說話的報紙,但卻看不出明確的編輯方針,感覺上還是保守的,因此,待了一個月就離開;轉到《人民導報》。當時,發行人已經是王添燈了,社長宋斐如、總編輯是蘇新,其他比我早進去的記者還有呂赫若、周青……等,基本上是一個相當進步的報紙,不管我寫什麼、怎麼寫,總編輯都會刊登。記得,當日據時代彰化二林蔗農爭議事件的主角李應章醫師從上海回來時,我還特地前去採訪他,並且寫了一篇《毋忘二林蔗農事件》的報導,引起一定的迴響!此外,王添燈與林日高在省參議會與國民黨鬥爭的議事實況,我都詳盡報導了。
一直到四六年年底,我才又從《人民導報》轉到《中外日報》。在這段期間,我還從頭參與了《自由報》的籌備工作。《自由報》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份開始籌備的,蘇新、王白淵、徐淵琛、蔣時欽、孫萬枝、周慶安、蕭來福、潘欽信等人,還有我,就編輯方針、經費、發行諸事多次開會討論,多半在王白淵和蘇新家中。籌備開始不久,蔡子民回來也參加了。後來決定以《自由報》為名,經費由王添燈負擔,蔡子民掛名總編,實際上是蕭來福。九月份出刊以後,很受到青年學生歡迎。但國民黨很不滿意,幾次申請登記,名字更換了好幾個───《自由報》、《臺北自由報》、《青年自由報》都不正式批准。
《中外日報》在一九四七年一月試辦了一個月,二月一日正式發刊。首先是省參議員林宗賢(板橋林本源家族)和台灣紙業公司經理鄭文蔚合資,後來王添燈也入股,並介紹徐淵琛、陳本江、周肯和我幾個工作人員進去。《自由報》的朋友幫忙寫很多稿,但是,鄭文蔚很害怕,不肯登,報社因而常常吵架,言論也搖搖擺擺的。不久,二.二八事件就發生了。事件發生後,報社裹大部分外省人都跑了,沒人管,我們就把蘇新請來當總編輯。蘇新自王添燈筆禍事件後,離開《人民導報》到文化協進會,和王白淵一起編《臺灣文化》。
  終戰以後的學運
戰後不久,「臺灣學生聯盟」就組織起來,主要的人物是士林人郭琇琮。抗戰中曾到廈門,學會了普通話,回士林組織「協志社」,史明、潘淵靜、何斌等都參加了,舉辦一些醫學、文化、攝影、鄉土的展覽會,表面上不帶有政治色彩。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雨港基隆爆發了戰後以來第一次的學生運動。為了紀念「五.四」運動,基隆中學的學生上街遊行,但卻受到當地警察、特務的毆打、逮捕。因此,當地的省參議員顏欽賢便透過名律師陳逸松找到學生聯盟領導幹部之一的我,要求我動員學生到正在開第一次大會的省參議會抗議,要求當局查辦、放人。
五月十一日,正當省參議會將要閉會時,顏欽賢議員忽然緊急動議,要求警務處長和基隆警察局長臨席參議會,說明基隆學生「五.四遊行毆打事件」。接著,由連震東秘書長宣讀臺北巿各校學生代表遞交的關於該事件的請願書,結果議決派顏欽賢、林日高、劉傳來、林連宗等參議員前往基隆調查,據其結果再決定參議會的態度。
這場規模不大的事件,基本上可說是正式拉開了戰後臺灣學生運動的歷史序幕。第二次則是抗議日本流氓迫害僑民的東京澀谷事件。
規模最大的一次則是沈崇事件。臺北的大陸籍學生先起來活動,但因人少力量很小,開始時本省學生因不了解而持觀望態度,後來經過我在中間溝通,雙方便合起來,在一月九日(一九四七年)組織了一萬多人的示威遊行。運動的主題則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與「反對美帝干涉中國內政」。遊行時,因為大家只會唱《義勇軍進行曲》這首抗戰歌,所以遊行隊伍從頭到尾都沿街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通過這次的示威遊行,臺灣的學生運動終於和國內大陸的學生運動合流了。
這場「一.九」反美示威遊行後不久,二.二八事件就爆發了;原先參與幾次學運的學生們都紛紛投入戰鬥的隊伍。
  二二八的導火線
「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是由一群國民黨的緝私人員對一個婦女菸販林江邁的暴行而點燃起來的。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一群國民黨的「緝私」人員,包括省專賣局的「緝私」科員傅學通、葉德根等六人與警察大隊警察四人,乘一輛卡車去淡水港一帶取締「走私」。臺灣和大陸同屬一個國家,彼此商品流通是正常的國內貿易,毫無走私可言。可是,國民黨以穩定臺灣經濟為名,承襲日本帝國主義衣缽,實行煙、酒、樟腦的專賣制度,壟斷國內貿易,設立貿易局、專賣局和緝私機構,專門取締「走私」。他們以專賣、緝私為名而行貪污舞弊之實,百姓無不痛之恨之。這天,這群緝私人員茌淡水一帶毫無所獲,空手而歸,老羞成怒之餘,竟向煙攤小販耍起威風來。這天天黑不久,他們把卡車開到圓環附近延平北路天馬茶室前面,一下車就衝向在茶室前廊設攤叫賣香煙的林江邁老大娘,凶狠地搗毀了煙攤,搶走了老大娘賴以餬囗的所有香煙和現款,老大娘抱住緝私人員苦苦哀求發還香煙和現款,至少把專賣局製的香煙發還給她。這一帶是鬧市區,很快有很多人圍攏過來替老大娘說情。緝私人員不但不肯,反而用槍托重擊林江邁頭部,林大娘血濺滿地,昏厥過去,在旁的小女兒哇地哭了起來。過路群眾見此暴行,義憤填膺,忍無可忍,即赤手空拳與緝私人員搏鬥。傳學通等緝私人員見勢不妙,拔腳向永樂町(今西寧北路)方向逃去,邊跑邊向追來的群眾開槍,打死了在自宅樓下觀看的民眾陳文溪。群眾更加氣憤,繼續追下去,誓將凶手逮捕嚴懲。凶手最後跑進中山堂旁邊的警察局躲藏起來。憤怒的群眾不斷從延平北路方面追過來,包圍了警察局。這大約是晚上九時左右。
  現場目擊與報導
當時,我是臺北《中外日報》記者。我在回報館編輯部的路上,遇上了追捕凶手的群眾,即參加了進去。群眾團團圍住了警察局,幾次衝進警察局長的辦公室,要求交出凶手加以嚴辦。警察局長驚恐萬狀,支吾其詞,拖延時間。後來又說凶手已經交給憲兵隊了,群眾立即包圍了附近的憲兵隊,並派代表進去交涉,要求交出凶手加以嚴辦。憲兵隊始終沒有負責人出來,不肯將凶手交出。群眾抑制不住對國民黨暴政的怒火,緊緊包圍著憲兵隊,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我在那裏遇上了同報記者周青,便同他商量寫一篇報導趕發出去。周肯從事件一開始就在場,由他寫前半段,我寫後半段即群眾包圍警察局和憲兵隊部分。報導寫完後,採訪主任、副社長兼總編不敢發。經過一番爭執之後,印刷廠的工人出來說話了,他們說,如果這篇報導不發,就要把印刷廠燒了。這才把報導發了出去。第二天一早,報紙發到全臺北巿並發往全省各地,被搶購一空。
稿子發排以後,我和周青又回到了憲兵隊。同時帶去了該報專員、新聞界前輩徐淵琛(五0 年代犧牲)和由北京回臺的文化人陳本江(聽說後來長期被關押、出獄後病故)。這天夜裹下著濛濛細雨,天氣相當冷,但是上千名群眾一直包圍著憲兵隊,呼囗號要求交出凶手。我們也同群眾一起堅持到天亮。
  跟隨群眾的腳步
二月二十八日,在細雨薄霧中,天剛朦朧亮,我就發現穿著黑色制服、帶著長槍的長長一隊警察,從西面的鐵路線上由南向北緩緩移動。我一看就知道,這是曾在省參議會上受到攻擊的警察大隊。省警務處長曾大言不慚地聲言,設立警蔡大隊的目的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曾在《人民導報》上用大字標題予以揭露過。現在,這個鎮壓人民的機器終於開動起來向群眾反包圍過來了。我告訴群眾立即向相反的方向散開。找他隨即離開憲兵隊,回去休息。這大約是清晨六時左右。
  一九四七,二二八
早晨,大約八點多鐘的時候,我被一片嘈雜聲驚醒。走出大街一看,到處是憤怒的人群、囗號聲、鑼鼓聲響成一片,整個臺北巿沸騰起來了,自然形成了總罷工、總罷課、總罷巿。醞釀已久的火山終於大爆發了。任何個人,任何組織都不可能在這麼短短約兩小時內動員這麼多的群眾, 這完全是群眾自發的。國民黨說這是「奸黨及少數野心分子有計畫有組織地煽動起來的」,完全是一派胡言。
群眾首先把憤怒集中到肇事的專賣機構,砸爛了重慶南路的專賣(批發)公司。我趕到那裹的時候,馬路上人山人海,一堆堆香煙和鈔票扔在馬路中間燃燒。大街上和火車站廣場上,國民黨大官坐的小轎車東一輛西一輛地車底朝天在燃燒。 這時,大部分群眾已經湧向省長官公署(事件後改為省政府)請願。長官公署的衛兵從屋頂上用機槍猛烈掃射,當場有幾名群眾被打死,數十名群眾被打傷。這是對群眾的憤怒火上加油。國民黨在臺灣的最高行政機構長官公署的,這一嚴重挑釁把事態進一步擴大了。被激怒的群眾分成了幾路,一路湧向小南門的專賣局,一路湧向新公園開群眾大會,並通過廣播電臺向全臺灣廣播了事件的真相,號召全省人民起來同國民黨政府鬥爭。全省各地群眾聽到消息後紛紛響應。
當天下午,國民黨宣布戒嚴。我和許多群眾一樣,都不知道已經戒嚴,繼續向市中心的新臺公司前進。
天剛黑下來,國民黨就利用戒嚴令在巿內到處射殺過路行人。我路過新臺公司前面就遇到一批便衣警察瘋狂射殺群眾的場面,我急忙躲進一家醫院才得倖免。 第二天下午,一隊憲兵分乘幾輛卡車向聚集在鐵路局前面的群眾猛烈掃射,當場打死了數十人。當時,我在延平北路看到死難烈士的遺體被裝在卡車上運走,慘不忍睹。
  兩條戰線的鬥爭
三月一日起,臺北的「二‧二八」鬥爭在兩條戰線上進行。一條戰線是在行政長官同意下,以地方士紳如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參政員、省巿參議員為主,以及部份群眾代表參加組成的「處理委員會」。其中許多人是站在國民黨立場的,或是妥協性很強的;軍統、中統的特務也混在裹面。他們整天在中山堂開會,會場很亂,顯然解決不了什麼問題。最糟糕的是,國民黨利用這個委員會強行作出了把維持治安的工作交給軍統特務成立「忠義服務隊」的決定。他們利用流氓,拉攏一部分天真的學生,整天坐卡車在街上「巡邏」。最後,這批流氓都成了劊子手,被他們利用的學生都被集體屠殺了。國民黨誣指「暴徒八日夜晚襲擊圓山據點」,實際就是對這批無辜學生的大屠殺。
一直代表民意同國民黨鬥爭的省參議員王添燈先生也參加了「處理委員會」。他一如既往,利用這個公開講壇,不顧個人安危,為人民說話,爭取作出對人民有利的決議。他主持起草約三十二條要求,是代表民意的。在這三十二條通過之後,國民黨又利用特務和流氓起哄,強行追加了十條,其中有些條款是和前面約二一十二條重覆的,有些是矛盾的,最壞的是加入了「本省人之戰犯及漢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無條件釋放」這一條。這成了國民黨進行血腥鎮壓的藉囗。
各地的「地方處理委員會」的情形大體也與臺北市的情形類似。
另一條戰線是準備武裝鬥爭的群眾。他們看到「處理委員會」的妥協性和複雜性,看到國民黨一再的挑釁和屠殺,紛紛自動組織起來,進行武裝鬥爭。
  臺北的武裝計劃
臺北缺乏武器,國民黨的兵力又比較集中,武裝蜂起比較不容易。這時候,中共在臺地下黨的領導人如廖瑞發、季中志………等便站在群眾中間,領導和組織他們發動武裝進攻。找他參加了其中的一部分工作,白天聯絡、組織群眾;晚上收聽各地廣播,編印「廣播快報」,報導各地人民鬥爭的消息。我從廣播中聽到臺中、嘉義、高雄的武裝鬥爭組織得比較好,其中地下黨負責人之一張志忠(五0年代犧牲)指揮的嘉義最有組織,連家庭婦女、女學生都組織起來,進行救護傷員、送水送飯等工作。
臺北的武裝蜂起計畫在三月五日午夜發動。然而,因為發動而被國民黨所察覺,工人、農民、學生的隊伍又極度缺乏武器彈藥,而且同烏來的山地同胞的聯繫也出了問題,因此武裝蜂起的計畫沒有落實。為了發動第二次進攻,我們又投入了緊張的準備工作。一直到國民黨軍開始大屠殺的第二天,即三月九日早上,我們還召集學生代表開會,準備鬥爭到底,終因大批國民黨援軍開到,全臺北市實行戒嚴,一片白色恐怖,無法行動而告結束。全省各地的武裝鬥爭也因為未能統一指揮、彼此密切配合,最後都歸於失敗了。
  慘絕人寰的屠殺
事件發生後,臺灣的國民黨軍方就發電報要求南京火速派兵前往鎮壓。蔣介石在三月二一日清晨以前就發密令從江蘇調兩個師,從福州調一個憲兵團趕赴臺灣鎮壓。援兵到來以前,陳儀囗頭上對「處理委員會」的要求百依百順,但到了鎮壓大軍開到前夕(三月七日晚),眼看緩兵之計已經成功,就露出凶相,把「處理委員會」的要求全盤推翻了。
三月八日傍晚,從基隆登陸的國民黨軍開進了臺北,見人就開槍射殺,無數的行人倒在血泊中。當時,我同周青在延平北路,趕忙躲進一家商店,才倖免於難。血腥的大屠殺持續了四、五天,臺北市一片白色恐怖,變成了一座死城。大屠殺過後,我才往家裹走。馬路上到處是蓋著蓆子的屍體。不僅是臺北,凡是「國軍」所到之處都進行了大屠殺。基隆、高雄的屠殺之殘忍更是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連許多婦女、兒童都在他們的刀槍下喪生。許多社會活動家如參議員王添燈、《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民報》社長林茂生、「王添燈筆禍事件」的辯護律師林瑞端、甚至不聞政治的醫學博士施江南等許多人都遭到了暗殺。被捕的人數更是不計其數。這一次大屠殺和大逮捕,同一九五0年前後對成千上萬臺灣進步人士的屠殺和長期的關押,乃至七九年的高雄事件,給臺灣人民的心靈造成了極大的創傷。
  官逼民反的事件
我認為「二‧二八」事件完全是貪污腐敗的國民黨政府逼出來的,是官逼民反。這和當時大陸上國民黨統治區各地風起雲湧的大小民變性質完全一樣,只不過是臺灣「二.二八」事件來勢更加迅猛,從省會開始,幾天之內便迅速擴大到全省,規模大大超過其他地方罷了。至於「暴亂」的罪名,是安不到臺灣人民的頭上的。 此外,也有一部份人說,「二十二八」事件是省籍之間的矛盾所引起的。然而,只要冷靜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發現,「二‧二八」所表現的並不是省籍之間的矛盾,而是不分省籍的廣大人民同國民黨封建法西斯的階級矛盾。不可否認地,事件開始的頭一天,臺北街頭憤怒的群眾不但動手打了坐小汽車的國民黨大官,也誤打了一部份無辜的中下級公務員等外省同胞。但這只是事件開始的一陣子,因一時難於分辨好人壞人所致;畢竟他們的臉上也沒有寫明誰是貪官污吏?誰不是?再說,這種現象也是自發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初起時所難以避免的。大部份人很快就發現這個錯誤,起來予以糾正。臺灣民主聯盟就明確地公開指出,要保護無辜的外省同胞,把矛頭集中到一小撮國民黨統治者。
  省籍矛盾的謬說
實際上,後來有許多外省籍的教員、知識份子、學生、商人、中下級公務員都受到了保護。當時,率領新中國劇團的數十名團員在臺北演出的歐陽予倩先生,住在臺北火車站對面的旅館裹,事件發生後,有一批群眾聽說有外省人住在那裹,就前去要同他們算賬。歐陽先生從容不迫地走出來向群眾發表演說,說明新中國劇團的來意,並表示完全支持臺灣人民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的鬥爭。群眾聽了以後連連讚許,把歐陽先生一行很好地保護起來。據我所知,在事件中有不少外省籍同胞用各種形式支援了臺灣人民的鬥爭,也有人直接參加了鬥爭。
相反地,一小撮臺灣人中的敗類如劉啟光、林頂立、許德輝等軍統、中統特務,一開始就對 眾的鬥爭多方進行破壞,最後還參加了對臺灣人民的大屠殺。
我們不能忘記在大屠殺中被迫害的還有《大明報》發行人艾潞先生。參加過黃花崗起義的老國民黨上海某報記者鮑世傑先生。以及日據時代就受聘前往臺北帝國大學任教,一九四四年因參加郭琇琮等青年學生的反日活動而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光復後才出獄,並且留下來同臺灣人民生活在一起,並沒有進行什麼活動,祗因不同國民黨合作就被暗殺的北京人徐征。其他被捕的外省同胞就更多了。
  人民的中心要求
「二‧二八」起義的中心要求集中地體現在王添燈先生主持起草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七條,軍事方面條款三條,根本處理方案二十二條)。這三十二條除了事變的善後處理、避免事態擴大條款外,其中心要求是廢除國民欺在臺灣的腐敗專制統治,實行地方自治,實現孫中山先生建國大綱的理想,保障人民的各項自由權利、保障人民生活。蔣渭水先生次子蔣時欽先生參與組織的臺灣青年自治聯盟也在綱領中要求臺灣實行高度自治,實施省長、縣市長民選。臺灣民主聯盟發表 的兩篇文告雖然文字很短,但鮮明地表達了臺灣人民的共同要求和願望,其中寫道:「我們要求政治上的徹底改革,要求實現民主政治,這是我們決鬥的目標,我們是漢民族,應該和全國被獨裁一黨專政所壓迫的同胞攙起手來,要和國內同胞精誠團結,打倒惡劣腐敗政治,…共同爭取民主政治,…要求廢除長官制度,在臺先實行憲政,並予省自治。」這些要求並不是事件開始後才苦心想出來的,而是民心早已有之。二月二十八日一早,群眾砸爛專賣公司的時候,就從旁邊的屋頂下樹下來兩條大字標語:「打倒陳儀獨裁政權,建立臺省民主政府」,完全說明了這一點。
臺灣人民在「二十二八」事件中提出的政治要求可以歸納為「民主、自治」四個字。這是完全正義的,合情合理的,完全符合一九四五年國共兩黨的雙十協定和一九四六年初國共兩黨和其他各黨派共同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這些要求中哪一條是屬於叛國的?「叛國」的罪名實在安不到「二‧二八」頭上。
在「二.二八」事件中,心懷叵測的人有沒有呢 ?有的,那就是美國駐臺領事卡爾。當時臺北群眾苦於沒有武器,國民黨兵力又集中於臺北。卡爾認為有機可乘,四處伸出觸角,說可以在六小時內從馬尼拉用快艇運送武器到淡水。他派人去問王添燈先生要不要。王添燈大義凜然地說,「二‧二八」事件是內政問題,不容外國干涉,把他頂回去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卡爾到處碰壁,其陰謀終末得逞。
也有人說,臺灣人民在「二.二八」事變中要求「臺灣獨立」,國民黨也說有人提出「聯合國托管」。這是毫無根據的。「二.二八」事件中,我始終在臺北,從未聽見看見這種主張。後來,找到了基隆、宜蘭、桃園、臺中、員林、嘉義、臺南、高雄、屏東的城鄉許多地方,也從沒有聽說過這種主張。這種主張的開山鼻祖是廖文毅、廖文奎兄弟。「二.二八」事件中,他們根本沒有在臺灣,沒有參加「二.二八」鬥爭。廖文毅兄弟提出「聯合國托管」是後來到了香港以後的事,提出「臺獨」更是五十年代初到了日本以後的事。由此可見,「托管」、「臺獨」同「二.二八」事件扯不上任何關係。
  身分認同的轉變
「二‧二八」事件的積極參加者,一部分在國民黨軍的屠刀下犧牲了。那些倖存下來的青年學生與社會菁英,並沒有被白色恐怖所嚇到,他們一方面已經對白色的祖國徹底失望了,另一方面他們也通過在「二‧二八」當中的鬥爭,認識到了日據以來臺灣左翼運動的前輩們英勇獻身的精祌和光榮的犧牲,因而在曾經失落一時的認同上找到新的階級、民族的認同;因此,以郭琇琮為典型的臺灣青年,在「二.二八」之後的白色恐怖當中,紛紛加入了蔡前領導的中共地下黨,為整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繼續奮鬥。但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後,集中了全國各系統的特務,全力搜捕地下黨,破壞了地下黨的組織。一九五0年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國民黨重新取得美國的支持後,針對這些被捕者,有的處以槍決、有的則關在火燒島等地的監獄中。 地下黨組織破壞後,在得不到外援的極其艱難條件下,仍然堅持了五年之久。另外,在「二.二八」當中暴露的近百名起義參加者,或者流亡到上海,或者從香港到了大陸。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各地起義的重要領導人。他們包括謝雪紅、林良才、蘇新、潘欽信、蕭來福、王萬得、楊克煌、李喬松、王天強、李碩楷等人。他們大都參加了事變後在香港成立的「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繼承「二‧二八」的精神,為臺灣的民主、自治,實現臺灣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而繼續奮鬥。
我個人也於事變後的第二個月,到了上海。回想起來,一九四四年第一次到上海,是為了抗日而尋找國民黨的;但不到三年,我卻因為國民黨的通緝而第二次來上海:並且從此不得歸鄉!

內在於台灣的中國革命──《安息歌》的故事(邱士杰)

成幼殊回憶,「在寒風凜冽的冬夜,臨窗伏案,為即將舉行的上海各界公祭大會寫一首歌詞的任務,自然是我願意接受的。遙望遠在昆明的不相識的四位殉難者,我以第二人稱『你們』來直接抒發我們仍活著的人的哀思和繼續努力的決心。記得我是在得到通知的第二天清早就交卷了。」「『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別再為祖國擔憂』,表明他們是愛國愛民而獻身,不是什麼『匪』。這是他們的出發點,也是我們與他們的基本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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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武督到北京:泰雅族人田富達的道路(藍博洲)

前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一日下午七時,在數百萬人民解放軍的野戰軍已經打到接近台灣、廣東、廣西、貴州、四川和新疆等地區去的內戰形勢下,代表全中國所有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和國外華僑的六百多位代表,齊集北平,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在香港成立的台灣革命團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也派出謝雪紅(女性)、楊克煌、李偉光、王天強、田富達(高山族)等五位正式代表及一名候補代表,參加了這場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開國盛會。

田富達在全國政協一屆一次會議上發言。

田富達在全國政協一屆一次會議上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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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一個民族與階級解放的國家──莫那能先生於2006年10月22日台灣各界紀念光復61周年大會演講稿

今天,莫那能要為大家說明一段歷史背景,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歷史背景。對原住民族來說,不了解這一段背景,就會誤將「暴政」當「德政」;對政府來說,不了解這一段背景,就不可能有原住民族思維的政策與執行,沒有原住民族思維,誤解就會產生。於是,「政府以為是公平正義,原住民族卻認為是不公不義」。幾十年來,原住民族與政府就是一直在誤解中跌跌撞撞的摸索。 繼續閱讀

二十世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簡史:組織史部分[未修改版](邱士杰)

作者按:本文應香港《跨時》雜誌所邀而撰寫,並登載於該刊創刊號。但在該刊編輯過程中,該刊某泛民派編者未經其他編者以及作者的同意,擅自竄改這篇文章、任意修改本文許多關鍵字句(其中包括把正確的漢字改成錯誤的漢字,還不以為誤)。直到刊物印出,才被作者發現此種惡質狀況。經本文作者抗議與「退讓」,該刊願意對部分被竄改字句進行修改並道歉(具體修改方式是:在紙本刊物以浮貼透明紙,印上應當更正的段落;網路版則直接修改這些段落),而本文作者則願意暫時接受保留其他已經被改動的字句。但由於更改幅度實在不少,因此本文作者特在此重新貼出未被竄改的原版本,以及《跨時》的更正啟示,供讀者參考。 繼續閱讀

2002年《黃榮燦和他的時代》座談會現場手記(邱士杰)

“歷史卻要新的現實主義的美術在中國茂盛,因為我們應該非服務現實的理想,去改造現實生活的一切,提高到一個健壯的全體不可”

--黃榮燦《新現實主義美術在中國》一九四六年

〔2002年〕三月二日上午,由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主辦,在台北市的清華大學月涵堂舉行了題為《黃榮燦與他的時代》的紀念座談會,除了邀請到正在台灣訪問並作《南天之虹》新書發表的橫地剛先生之外,民眾史作家藍博洲先生,彰師梅丁衍教授也應邀出席。座談會由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曾健民先生主持,同與會的來賓與青年學子展開了深刻而饒富興味的對談。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