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彙整: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第2期

台灣自治運動 :《解放日報》1947/3/20社論

台灣人民和平的自治運動,由於蔣介石政府的武裝大屠殺,迫得起而自衛,到本月八日已發展成為武裝的鬥爭。台灣人民所組織的“二·二八慘案處理委員會”通過了“改革台省政治建議案”三十二條,並頒布命令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政務局,其委員由台省各地人民普選產生,同時又命令接收蔣政府在台灣以“公營”為名的四大家族獨占企業。
八日事變爆發後,蔣介石不但不悔悟,反而加緊其武裝的進攻,開往台灣共有兩個師,即第二十一師與第二十師。蔣介石並派了白崇禧、朱紹良等往台灣指揮。蔣介石的意圖,顯然想把台灣人民的自治運動淹沒在血泊中。 繼續閱讀

回首海天相接处──内在于绿岛的台湾史和历史正义(根培)

2012年10月11日,台湾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1926-2012,中国统一联盟前主席、劳动党荣誉主席、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首任总会长),在北京治疗两年后,不幸病逝。对于多数两岸民众来说,生长于日本殖民台湾下的嘉南平原乡野,却为了民族统一和国际主义而奋斗至人生最后一刻的林书扬,当然是陌生的名字。但恰恰是这个因为国民党白色恐怖而在台湾社会消失长达三十四年又七个月(1950-1984)的名字,集中体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两岸民族分裂与国际冷战的时代轨迹。在林书扬先生的告别式与纪念会上,主办单位播放了林书扬接受知名报告摄影家关晓荣先生访问时的一段纪录片:

靠什么坚持过来,现在叫我要怎样跟你们说呢?在那种境遇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总是要过日子啊。像我这种判无期徒刑的人,这点若没看开,几乎就没办法生活下去。……大概十年刑期将至的人要出去的时候,他们还未出去,我就有心理准备了。大概再二、三个月,就有一大批人要出去了,做伙在那个风暴里头一起共甘苦生活过来,有一大批人已要脱离监狱的生活,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对留在那里的人来讲,如果没有心理准备,当然会形成相当大相当大的冲击,……你必须要有一个思想上,有关人生观。一个人生命的过程和终点,或者说得抽象一点,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一个人的生命在什么状况下结束,才没辜负生命的价值?像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无意借用宗教的力量,所以就是一个人生观、生命观。也许说得大一点,口气说得大一点,说不定认为:这也是我们正在承担,为了替这个社会的进步承担某一种代价,不得已的代价由我们来承担。

林书扬接受访问时,背景正是曾经关押着他与多政治受难人的集中营旧址;而这个飘摇在海天无垠相接之处的远方,就是因为集中营才广为人知的太平洋小岛──绿岛。
绿岛这样走来
绿岛地处台湾东南海面,与目前存放大量核废料的兰屿遥遥相望。天晴时,可从绿岛西北看到台东,或向南方看到兰屿。这两个蕞尔小岛,成为台湾本岛与菲律宾之间的中介地带。相对于海峡两岸整个范围,可谓国境边陲了。绿岛因其地理特性而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后成为流氓流放地之一。1930年,一篇递交给共产国际的台湾形势报告曾提到两个强制劳动地,一个叫「Hung Tai Yui」,另一个则叫「Ho Aou Yui」,前者可能是原名「红头屿」的兰屿,后者则可能正是曾被称为「火烧岛」的绿岛。──对于二十世纪的台湾来说,绿岛作为「流放地」的历史姿态,就是从日据时代展开的。
「日本的战败及中国的胜利,给我们在主观和客观上,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且,今天仍在继续地进行中。」──这是台籍中共地下党员叶盛吉(1923-1950,知名台大医师)被捕之后,以日文撰写的自叙传的最后一段话,也是其政治遗言。这段隐晦却又难掩其历史和政治视野的判断,说明了一九四五年的台湾光复如何改变台湾人民的命运。由于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官僚腐败无能,复以持续高涨的全国革命形势,一九四七年爆发了「二、二八」全岛蜂起。「二、二八」促使大批台湾的省内青年出现认同左转──包括叶盛吉──从而为当时试图在岛内站稳脚跟的中共地下党(以「台湾省工委」为主)创造出发展条件。然而四九年之际,岛内白色恐怖开始台头。以年初的「四六事件」为始,岛内情治机关公开打击以台大师大为首的学生运动;同年底,地下党刊物《光明报》遭破获,连带致使党组织从基隆、台北等地开始瓦解。地下党不断被破坏的过程宛如涟漪,许多牵连深浅不一的省内省外群众大量遭到逮捕。受难人陈英泰先生回忆:「到处都是抓人与办人的地方:保密局、调查局、保安处、内政部、刑警总队、宪兵队、陆军总部、海军总部、空军总部、联勤总部、而各机关都备有看守所。」「很多抓人机关、一个地方不够关,还设有看守所分所。」「这些调查机关都把人犯集中到我们所说的军法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做最后的……定夺。」
朝鲜战争爆发后,解放军渡海可能性大减。而这个历史背景所衬托的,就是国民党当局在血腥中大规模展开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台北市新店溪畔的「马场町」,是当时最知名的刑场,许多烈士在这里遭到枪决、曝尸示众,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叶盛吉。无人认领的尸体(许多是外省籍)在殡仪馆收尸之后草草集中埋葬。直到一九九三年,这个湮没已久的乱葬岗,才被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在台北六张犁山区发现,共有两百多墓石遗存。
一九五一年,未判死刑的政治犯开始往绿岛的「新生训导处」转移。虽然新生训导处只是台湾许多白色恐怖遗迹的一部分,绿岛的命运却从此改变。如林书扬先生所云:「五十年前的政治犯的服刑机关有两种。虽然服刑者的法律身份都是所谓的『叛乱犯』,但不同的机关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和生活规定,其间的差异很大。一种是集中营,另一种是监狱。前者如著名的『绿岛新生训导处』(起自一九五一年);后者如早期的台北军人监狱,中期(一九六三年起)的台东泰源感训监狱,后期(一九七一年起)的国防部绿岛监狱等。集中营因为有强迫劳动和强迫学习,各项规定比监狱更严苛、更繁杂。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营里的生活虽然活动空间比较大,但导致强制和反强制、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的恒常性紧张总是带着思想斗争的成分。从而整个生活气氛是沉郁的,还带有一点诡谲。」
国民党在岛内发动白色恐怖以来,新生训导处是第一个为了关押政治犯而专门建设的设施。直到以台北新店安坑的军人监狱为代表的狱所陆续盖好,才开始有政治犯先后从绿岛回送岛内。虽然也曾出现大批政治犯再次送返绿岛的状况,新生训导处还是在六十年代逐渐荒废。直到七十年代初期泰源监狱发生政治犯暴动,当局才又使绿岛成为政治犯的集中关押处。然而此时迎接政治犯的已非集中营式的新生训导处,而是新盖的监狱,也就是今日已然改建为绿岛「人权园区」主要景点之一的「绿洲山庄」。
岛上的白色恐怖遗迹
现在去绿岛参观,非常方便。台北搭上火车,沿着岛屿边缘向东向南而行,穿越高山与碧海之间的兰阳平原与花东纵谷,就可以从台东的富冈渔港乘船前往绿岛。到了绿岛,租上一台摩托车,更能在半小时内环岛一周。这是多么小的岛屿!然而一九五一年第一批押往绿岛的政治犯,却是从基隆港集体搭乘美制LST登陆艇前去,并且直接集中到绿岛北岸的新生训导处。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五十年代新生训导处的许多遗迹,甚至还可以看到依据受难人陈孟和先生回忆而于近年重建的受难人营舍(仅复原第三大队营舍)。这些新旧建筑,结合起七十年代兴建的绿洲山庄,共同在绿岛北岸形成现在所称的绿岛人权文化园区。
强制劳动是五十年代绿岛最突出的政策之一,其中包括让政治犯盖围墙把自己围起来。他们被迫在海边敲打礁石,搬回营区,最后竟形成长达一千多米的围墙。因此也有人戏称为万里长城。时至今日,遗下的残迹仍能体现白色恐怖年代的氛围。就像目前仍遗留在台北市华光社区后的台北监狱围墙遗址一样,那面据说用清代台北城墙之墙石重砌而成的石壁,就是日本殖民者迫害许多爱国爱乡志士的血泪证明。不过,作为集中营,新生训导处时期的关押状况毕竟不同一般监狱。由于绿岛最大的围墙就是四周的海洋,因此当时的政治受难人仍有可能因为强制劳动或生活所需而被允许在岛上其他地方活动。极个别者,甚曾远达绿岛东南潮间带上的温泉村──也就是现在最出名的朝日海底温泉───活动。
比起强制劳动,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直接决定生死的思想斗争。在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狱方使出了许多畸形而恐怖的镇压手段。新生训导处四周,设有许多碉堡。这些现在犹然可见的碉堡并非防卫之用,而是用来教训政治犯的禁闭室。许多受难人回忆,关进后,满地湿臭,人体必要的排泄恶化碉堡空气,人多时更加难受。于是被关者只能努力站着将头伸往唯一可以吸到新鲜空气的枪眼上。任何人都承受不了这种非人折磨──然而,这还只是关禁闭而已。当许多受难人因为层出不穷的镇压而牺牲,就会被送往绿岛东北角埋葬。久而久之,这片公共墓地就成为了受难人十二个中队建制之外的第「十三中队」。从新生训导处向东通往「十三中队」的途中,会经过美丽的沙滩;陡峭的山壁有时还能看到野生梅花鹿。但这沿途美景,正是受难人当年打石劳动之所在。从「十三中队」再向东走,就能看到一个巨大无比,宛若室外音乐厅的海蚀洞穴,这就是有着许多传说的燕子洞。据说该地曾在五零年代初期被狱方当局视为集体屠杀的实行场所;也有人说,这是受难人的暂时停尸之处。
一九七○年「泰源暴动」后,许多受难人转往新建的绿岛监狱关押,即绿洲山庄。受难人史庭辉先生回忆,对他们七十年代才入狱的政治犯来说,其实不如五十年代入狱的难友熟悉绿岛周边环境,因为绿洲山庄完全是高墙铁柱交织而成的现代监狱,而非半开放的集中营。于是眼前所见,只能是高墙之上剩余的风景──比方最初由美国人兴建于绿岛北岸的灯塔。虽然这个灯塔已是今日著名景点,但在当时,灯塔之类的建筑却被受难人视为自己正在坐美国牢的象征。
遭遮蔽的历史线索
狱中的思想检查和非人道镇压,在七十年代仍然存在。于是,洗脑与反洗脑的斗争,依旧在或者公开、或者隐蔽、或者集体、或者个人的状况中发生。在人事的生死来去和建物的兴起颓圮间,唯一贯串绿岛白色恐怖历史的隐蔽线索,即在于此。六十年代入狱的作家陈映真,曾这样回忆绿岛政治犯的思想斗争:

「自省自勉录」,是狱中交给每个犯人的小本子,要人天天检查自己的思想吧。大多数的人自然懂得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交差,唯独书扬却每天认真地记下所感所思,丝毫不因狱中现实环境的荒谬性格,而稍微屈笔。
「这样,只会惹来无谓的麻烦吧。」
有一次,在他告诉我一则他写的「自省自勉」内容后,我担心地问。
他沉默了一会,独语似地说:
「如果对自己最起码的真实勇气都丧失了,我要到那里去得到力量,支持我渡过这漫长的二十五年,支持我渡过前头漫无终点的囚人的岁月?」
他的声音是平静的。几十个在那个秘密的监狱中的放封场上或慢跑、或疾走着兜着圈子的犯人,都脱光上身,贪婪地亲炙着五月的离岛上并不猛烈的阳光。天空是一片纯净的碧蓝,而我的心中却哽满了书扬的话所激起的动荡、翻腾的情绪。

七十年代因「成功大学共产党案」而入狱的吴俊宏先生则回忆:

〔一九七五〕年底,我们这批狂热的年轻左翼政治犯,革命热情再度燃起,倡议在监狱里建立新的革命组织,并将此提议告知老政治犯,邀请他们共襄盛举。年轻一辈当时所提出的新的革命组织名称为何,至今我已不记得,只记得当时在第一区的林书扬,透过外役难友,辗转传来他的看法,提议组织名称为「政治犯反暴政自卫组织」,英文为Political prisoner Anti-tyranny Self-guard Organization(简称PASO),这个名称因局限在监狱一隅,不被狂热的一辈所接受,最后由于年轻一辈意见也产生分歧,此新的革命组织遂告无疾而终。我也就在此时第一次听到林书扬这一号人物。对他的日式教育背景,而且常年关在牢里,居然能运用出这样的英文辞句,也感到好奇。我很想见见他,然而他在一区,我在四区,不得相见。
……林书扬也不畏艰险,系统地传来他所写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记得当时,在传递他所写的纸条时,我们常将它藏在衣缝里,以免被监方查获。……如今回想起这些过往小事,还真为当时我们所处的险境,捏把冷汗,也对林书扬的勇气油然起敬。

林书扬感性地说:

绿岛方圆十六里,固然容不下我们的梦想凌云。无奈那砂砾数亩的营地,却紧紧地索住了我们的忧愤乡愁万斛!我们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拚斗。在愤怒中我们彼此警惕于爆发的临界点。恐惧时,互相印证眉宇间的决心。在憧憬中,相期等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损思想的锋锐。纵然长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与热!日日、月月、年年,让躯体老去,却要挽住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

「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这正是支持着许许多多政治受难人抵抗狱中压迫与狱外社会歧视的精神动力,然而这种思想上的坚持无论如何不可能仅从这样那样的物质遗存而得反映。纵然绿岛绵延着数十年的思想斗争,但在今天的绿岛人权园区,这一切带着价值抉择的故事,都被剥离在选择性保留的「事实」之外,从而也就被遮蔽了。
「人权园区」与「转型正义」 繼續閱讀

郭沫若〈還要警惕著不流血的「二二八」!〉

在蔣朝管治下早遲會有「二二八」慘史發生,本是意料中事,但慘得那樣酷烈,卻是出人意料之外。「殘民以逞」那樣的暴君德政,在今天的蔣朝,真可算家常茶飯了。
故在今天誰都可以預言,蔣朝不搞垮,「二二八」慘史不僅要再發生於台灣,而且要普及於全國。上海的殺人頭子吳國楨之流不是已經奉命對人民「格殺勿論」,各地農村不是早經恢復三光政策實行「並村」嗎?蔣朝覆亡在即,它是會加緊瘋狂地倒行逆施的。

但用殘殺手段或許可以駭退一些神經衰弱者,中國的老百姓卻是兩千多年前就號稱為「民不畏死」,流血的「二二八」只有增加老百姓的憤恨而已,並不足怕。我倒有些擔心著另外的一種手段,而是美帝國主義一向所慣用的「必先予之」的那一種。
今天的台灣是帝國主義所公開表明要攫取的地方,它已處心積慮想把台灣弄成為菲律賓第二。美帝奴化菲律賓的高明手段是有目共睹的,它為了使菲律賓成為控制南太平洋,踏上亞洲大陸的墊腳石,數十年間差不多一直是「予」而不「取」,而在今天不是連「獨立」雅號都已公然賜予了嗎?
中國人是重情誼的。受了美國的賜予,像北大校長胡適之流都正死心塌地的感恩懷德準備做中國的羅哈斯,誰能說我的擔心是出於神經過敏呢?分明是美帝的侵略,而在人們的口頭筆下不是都習慣地在使用著「援華」的字樣嗎?
因此,我要向台灣同胞和全中國的同胞忠告:我們不僅要紀念著流血的「二二八」,還要警惕著天天是不流血的「二二八」!(二月十七日)
《華商報》1948年2月28日

李霽野〈臺灣「二二八」起義點滴〉

一天下午,我們請的臺灣女工驚慌失措,指手畫腳,向我們說了一大片閩南話。我們不懂得她說的是什麼意思,只從她的神氣猜想,出了什麼滔天大禍了。她情急生智,先用手比畫我們兩個孩子的高矮,又做出用力拍打的手勢,我們想也許上小學還未回來的孩子被臺灣的孩子打傷了吧。
我對妻說:「我出去看看吧!」妻要同去,我勸阻她。她點點頭。讓我一個人出去了。

  街上亂哄哄的。常有一堆堆的人激動地談論什麼事。當然我也不知道他們談些什麼。
我走到孩子們所上的小學校,情況倒還平靜的.一位內地去的老師知道我來接孩子,告訴我說,只聽說一個賣紙煙的女攤販引起一點風波,街上有打內地人的事,把孩子接回去避避也好。我便一手拉著一個孩子,仍然從大街上走著回去。成堆的激動著談話的人偶然看看我們,也並不理會。
事情的真相我毫不知道,我便繞點道去找一個朋友。怕她萬一受到干擾,不如到我家去暫避,一面去打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家對面有一位臺灣同胞,是在天文臺工作的,我們同他和他的父親有點頭之交。我想就近問問他倒也方便,他們很客氣地接待我。寒暄幾句,便略知發生的事情真相了:臺灣的煙酒仿日本人的專賣辦法,是一件很大的斂財之術,有專門的緝私隊防止私販私賣。有一個女攤販,據說是販賣私煙的,被查獲後煙被沒收.在引起的風波中有人受傷甚至死亡,因而引起了臺灣人民的公憤,傳說也有毆打內地人的事。但他們說,臺灣人民絕對不仇恨內地同胞,這次事是緝私隊殘暴引起的,說臺灣人恨打內地人是惡意的宣傳,萬不要相信。他們說,你們若不放心,可以請到我家裡暫住。我謝謝他們便告辭了。
我們比較安了心。那位朋友要回家,我們也沒有勉強勸留。我們想,事態或者不致大發展,風波幾天也許就會平息了吧。
晚問先有零星的槍聲,離得也較遠,不一會兒槍聲越來越密,離我們也越來越近了。我們想,臺北人民可能同國民黨軍隊發生了衝突,事態可能要擴大。
臺灣省編譯館派人口頭通知:館中人員都安全.這幾天內先不外出,以免遇到意外的事。但事件的性質如何,我們還是蒙在鼓裡的。白天還不斷有槍聲,但不如夜間密。
傍晚我們見到一群人喧鬧著闖進附近一家去。以後聽說打了人,砸了家具,又有人宣傳是臺灣人打內地人。後來聽師範學院的人說,被打的是管總務的人,學生打他是因為他平常太刻薄,引起公憤,借機報復而已,同事件並無聯繫。
大概第三天,我見到李何林。他說他見到離編譯館不太遠的地方有群眾集會,有人在臺上激昂慷慨演說,群眾常常呼震耳欲聾的口號,顯然是一次有組織的抗議機會。他聽不懂全部的話。但知道與攤販私煙問題有關。他正在聽得入神,一位臺灣同胞勸他離開會場,以免引起誤會,並說明這是抗議國民黨軍隊暴行集會,什麼臺灣人仇視毆打內地人全是胡說。
一兩天後。一位共產黨地下黨員學生才告訴我,這是一次抗擊國民黨苛政的臺灣人民起義,攤販私煙只是導火線。他並說起義的風暴已經遍及全省,有些行政機關已經被起義人民佔領了。
我們也從報紙上看到消息,起義人民代表被邀同國民黨當局開會協商解決辦法.我們擔心臺灣人民會被騙上當,因為報上公佈的條件太開明寬大了。
臺北表面上安靜了幾天,但幾天後就形勢大變,聽說有人被捕被殺,街上也多處可以看見屍體橫陳。國民黨已經用飛機運來軍隊,大屠殺在全省各地開始,「二二八」臺灣人民的起義,幾天內就被殘酷鎮壓下去了。犧牲的人數不確知,因為我以後見到的集中材料所統計的數字不一樣,不過總在萬人以上吧。
接陳誠下手的是魏道明,據說第一道命令就是解除臺灣省編譯館,館長是許季茀,他在「二二八」起義周年前不久就被國民黨殺害了。
1986年12月4日

繼續閱讀

郭水煙:回憶臺灣「二·二八起義」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臺灣人。從日本統治臺灣的時候起我就一直住在台南市,是一個普通的台南市民。我們這一代人飽受了日本統治者的欺負、壓榨,知道當亡國奴是什麼滋味,因此臺灣光復,國民黨軍隊來接管,台南市民欣喜若狂,指望從此可以昂頭挺胸當中國人,過上太平日子了。誰曾想到祖國「唐山」來的黨政軍官員,把臺灣當作「戰利品」,把臺灣人當作「二等國民」,國民黨來接收的大小官員,貪污腐敗,把臺灣南部的古城台南市也搞得烏煙瘴氣,物價一日三漲。加上國民黨不顧臺灣人民的死活,把大批大米調去打內戰,造成米價暴漲,民不聊生。「二-二八」前夕,民眾對國民黨暴政的憤怒,已達到忍無可忍的程度。台南市同全島各地一樣,人心思變,一觸即發。
2月下旬我正在臺北,親眼看到2月28日臺北市民罷市、罷課、請願以至爆發那場風暴的情景。3月1日我即趕回到台南。馬上去找一位朋友,正碰上幾個人在他家商量第2天(3日)參加市民大會之事。他們已經從報紙的號外和廣播中知道臺北發生事件的大體情況,但對具體情況並不瞭解。我把2月27日晚上以及28日臺北市所發生的詳情向他們作了介紹,最後決定在3日的市民大會上提出兩項建議:一是支持臺北市民,要求懲辦兇手,改革省政;二是組織一次集會遊行。這兩項建議在會上都被採納了。
根據3日市民大會的決定,3月4日早上起各區市民,各校學生三三兩兩開始向西門市場前集中,到10時左右已達二三千人,先是有幾個學生敞了慷慨激昂的演講,接著民眾自行排隊,青年、學生乘卡車在前頭,秩序井然地從西門町、錦町至銀座進行示威遊行。遊行隊伍沿途喊口號:「要求生活的保障」、「反對內戰」、「打倒貪官污吏」、「要求臺灣自治」,隊伍所經過的馬路兩邊人山人海,揮手歡呼。憲兵和警察照常在街上巡邏,並不干涉。這是一次和平的示威。為了防止國民黨警察鎮壓群眾,下午參加遊行的青年學生分為幾個小分隊分別到各警察派出所、警察隊繳了警察的槍支彈藥。我跟一位陳兄到小西門外去組織郊區農民。陳兄是過去的農民組織成員,在郊區農民中很有威望,當天就組織了50多農村青年待命進城。
在這次「二·二八」事件中有兩方面的力量影響著台南市民的行動。一方面是以在校學生為主力,包括台南二中畢業生和南方歸來的青年。他們有組織,行動較有計劃,有戰鬥力,他們帶頭張貼標語,組織遊行,收繳槍支,支援外地鬥爭。另一方面是社會各界人士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裡面有日本時代的御用紳士、社會名流和各界代表(學生也有代表參加,但不能起主導作用)。主要是那些紳士在處理委員會中起著主導作用。他們主要是聽從臺北處理委員會和當局的廣播講話行事。如:臺北處理委員會3月4日發出通知要求各縣市緊急成立「處理委員會縣市分會」,台南市的處理委員會是接到通知後才在5日晚上開會成立的。
台南市從3月3日市參議會邀集各界代表舉行市民大會起,至11日中午從高雄開來大批軍隊實行鎮壓為止,在這9天中除3日上午在運河邊一隻福建開來的武裝走私帆船向群眾開槍,憤怒的群眾把船燒掉外,沒有發生過戰鬥。不僅沒有出現亂打外省人的情況,而且他們都受到保護。如專賣局台南分局局長當時不在家,雖然群眾都恨專賣局,但因台南的專賣局長是清廉的,局裡的台籍職吊豐動地i尾好地保護了他的眷屬.台南鹽業局局長也同樣受到了很好的保護。警察局長也只受到監視而已。國民黨的市長照常辦公,也沒有去妨礙他。台南市秩序井然,可以說基本上是和平的、合法的鬥爭。就是這樣,大批國民黨軍還是進行了殘酷的鎮壓。
3月11日由高雄開來的國民黨軍一到台南就立即下令戒嚴,展開瘋狂地捕殺。首先被槍殺的是經由各界人民選舉出來的市長候選人之一的湯德章。3月12日中午,湯德章被國民黨五花大綁押上卡車遊街示眾,從本町向大正公園開來,從我家門口經過。我就跟著後面去看了,在當時的白包恐怖下,敢出去看的人並不多。湯德章雖然被五花大綁,背上插著牌子,但他面不改色昂首怒視劊子手們。下車後劊子手要他跪下,他不但不屈服,還破口大駡蔣賊軍。我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這種公開槍殺人的.而且是槍殺仁人志士,所以印象特別深刻。
湯德章是在日本統治時期靠自學通過高等文官考試及格的。因為他是臺灣人,所以不能當行政官或法官,只有當律師。他是窮苦人出身,當律師後肯幫平民老百姓打官司,在市民中頗孚眾望。光復後他敢於仗義直言,敢於同貪官污吏鬥爭,所以受到國民黨官員及御用紳士的注意。他在「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中只當了一個治安組長,雖然被推選為市長候選人,只有105票,是3個候選人中最少的一個,但他卻在台南市第一個被槍殺了。
接著莊孟侯也被捕了。莊孟侯是台南市三青團的主任,被推選為台南市處理委員會的副主任。莊孟侯是個醫生,青年時代就參加反日進步運動,曾是文化協會台南市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台南市頗有名望。據說他的被捕是韓石泉等人告的狀,說台南這次事件是他煽動的。莊孟侯被捕後,他五弟莊孟倫不服,曾跑到南京控告韓石泉等人的誣告罪,但無結果,後經多方營救,莊孟侯被關5個多月總算放出來了,但由於關押期間被折磨的很厲害,出來後不久即去世。台南市自從實行戒嚴後。以搜捕「暴徒」、收繳武器為名,進行清鄉,到處搜捕,瘋狂射殺,連續幾天槍聲不斷,多少無辜死於槍口之下。在這一片恐怖聲中有一批志士被迫轉入山中堅持鬥爭。聽說後來大部分志士也都犧牲了。國民黨就是用這樣的血腥屠殺使臺灣人民進一步認識它那虛偽、殘暴、獨裁的本性的。
臺灣「二二八」起義已經50年了。近年來經過臺灣人民的不斷鬥爭,迫使臺灣當局不得不對這次事件公開表示道歉,在臺北建立「二二八」紀念碑,向死難者家屬進行賠償。願「二二八」事件中犧牲的臺灣同胞的英靈安息。
我希望故鄉的人民幸福,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更希望祖國早日和平統一。(作者系臺盟湖北省委顧問)

黃政樞:難忘的「二·二八」起義

發生在1947年的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我曾親身經歷過。它使我終生難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1945年10月25日,當時國民黨政府委派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接受日軍駐台最高司令官兼臺灣總督安藤利吉的投降。從此,被日本佔領了長達50年之久的臺灣和澎湖列島便又正式歸人中國的版圖。
1946年2月,我隨父親東渡臺灣謀生。我的家鄉是福建泉州。臺灣人民的祖籍也多為福建閩南一帶,因而其風俗、民情、語言等,與我家鄉完全相同。初到臺灣,父親和我即臨時寄居在台南市一家姓莊的同鄉家裡。莊家是木匠世家,老木匠有四個子女。大兒子也是木匠,不善言談。大女兒名叫阿金,在讀高中。阿金給我的印象最深,也和我最接近。她幾乎每天晚上都要我幫她辨認漢字和學習普通話,她也經常給我講述臺灣人民反抗日本統治的故事,如北埔起義、西來庵起義、霧社起義等。有一次,她還拿出家裡珍藏的一紙手抄的聲討李鴻章等人出賣臺灣罪行的告示給我看。阿金告訴我,這紙手抄告示是她祖父留下來的。 繼續閱讀

李純青:無法投遞的訃文——悼念臺灣老人蘇新

在這次政協會議上,我尋尋覓覓,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這個人,那就是蘇新同志。一片淒涼的氣氛,彌漫在周遭空間。我這垂暮之年,已經飽嘗死別的滋味,但沒有象這回打擊之深。因為失去一位知己,世界顯得十分落寞。
一個傍午天,朔風凜冽。我在電話中聽得通知:「今天淩晨,蘇新同志故去了。」當時,我並沒有太震動,放下話筒,才從心底湧上一股淚水。
蘇新身體欠佳,大家知道但同時大家又執信:他的堅強意志必將戰勝病魔。機關沒有給他分配什麼工作,希望他悉心養病。他眨一下善良的眼睛,對我說:「我一定要再活五年。」實際上,他是很少休息的,臥病不起也在開動腦筋。他像一位機警的年輕哨兵。豎起耳朵,盯住前方,日夜都在研究著臺灣的動靜。他給機關送來一批又一批的寶貴材料。近半年來,蘇新患了青光眼,一隻眼睛已經失明,看書和寫字全感困難。他晚年有一樁心願,就是要把臺灣人民革命史整理出來,獻給家鄉父老兄弟。機關派人替他錄音,他搖搖頭說:「我沒有這個習慣,只能自己動手。」他無力擺動手勢,頭低下來,看一看大地。
蘇新的生命力旺盛得驚人。舉一個例,他研究閩南方言,著作四五十萬言。從發音文法到諺語,和中古漢語比較,內容浩瀚,無所不包。「我研究閩南話,是為了愛國。我在臺灣監獄12年,傾注精力於這個問題。」他說這話時,露出沉重的表情。事有湊巧,在「四人幫」猖獗的十年,他受盡折磨,別的工作不能做,他又專心致志於閩南話研究。任何時候,他都不浪費時間,孜孜不倦。——閩南話是中古漢語,當時流行於河南、陝西,這就是結論。
黃花時節,今年10月,臺灣省民會宴請在京臺胞,蘇新也應邀參與。見到臺灣親人,他如魚得水,生機活潑。宴罷歸途,在車座上,我捏一捏蘇新的胳膊,「哎呀,蘇老,你真剩下一重皮包骨頭了!」我吃驚地呼叫。如此瘦骨嶙峋,令人心痛。但是他似乎無動於衷,連連答應:「不要緊,就是這樣,就是這樣。」蘇新同志埋頭工作。自奉甚儉,從未有過特殊要求,去年曾提議要給他加薪一級,他堅決拒絕。
想不到,這就是我同他最後一次見面。他走了,不回來了,永遠不回來了。
蘇新同志謝世後,我到他家弔唁,得悉病逝的經過。早晨醒來,他似乎略感不適,請家人替他墊高被褥,幾分鐘後,嘴唇慘白,心臟已經停止了跳動。過了20分鐘,救急車趕到,醫生無情地宣佈:沒有了。他不知道自己要死亡,無痛苦地越過陰陽界。他沒有留下遺言。他像平時進入夢鄉,惟雙眼不願瞑閉。
蘇新有各種疾病,得過胃穿孔,做過手術,食欲缺如,營養不能吸收。十多年來,每日只啃一兩個饅頭,靠一杯牛奶維持生命。他的死亡實際是油幹燈盡,心肌衰竭。
第二天,新華社、中國新聞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便發出了蘇新逝世的消息,成立了治喪辦公室。遺憾的是,電波電文通不過台灣海峽,無法告訴他在臺灣的親屬。蘇新十分懷念他的女兒,離開臺灣時,女兒尚在繈褓中。30多年來,他無時不想看看,女兒面上有無父親的影子?可憐他埋藏在心底的願望終不得實現。臺灣的所謂仁本政治,天譴之,天譴之!在住進賓館開會之前,我們去看望陳文彬先生。一見面,他便嚎啕大哭,一個字也說不出來。陳老臥床經年,思鄉之病比他生理之病更入膏肓。其家人雲:聞知蘇新噩耗後,陳老說:「請蘇新詈弟在那邊等我,不要走遠i」溟溟陰路,回顧茫茫,誰知那邊有無候客的長亭短亭?為什麼臺灣的所謂仁本政治,不給兩岸同胞探親開放綠燈?他們硬是不願正視可畏的人心。
日常交談中,蘇新一一念及每一位故舊,拳拳之情,如和煦春風。儘管政見可能不同,在個人關係上,蘇新沒有一個敵人。我說:「蘇老啊,你是鬥士與書生渾然一身。」他微微頷首。願以此文訃告蘇新所有的朋友.
臺灣是一部任寫不完的故事。蘇新一生就是這個故事的縮影之一。蘇新終生為臺灣尋找出路,為臺灣人謀幸福。他在世時一再說:「我的家庭恐怕不能團圓,但是中華民族一定會團圓。」茲以無法投遞的訃文,廣寄讀者。願臺灣親友記取斯人斯言。
悵望海天,哀哉尚饗。(載《中國新聞》,1981年12月17日)

范泉:論臺灣文學

島田謹二氏在其《臺灣文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文中,把臺灣文學劃分為三個時期。作為劃分這三個時期的基準,則主要的是在:(一)日本國內對於臺灣的興味的深淺;(二)住在臺灣的人的文化教養的程度;(三)一般讀者對於文藝的態度;(四)作品的發表園地和讀者的質與量;(五)作者的素質問題等等。依照這樣的基準劃分起來,則第一期是包括明治二十八年領有臺灣以後一直到日俄戰爭的十年間。在這一時期,因為明治初年臺灣還是一個生疏的地方,所以日本國內對於臺灣予以非常的注意。這期間本島人的漢詩文家中,有王松、吳德功、李望洋等人,而台中霧峰人的林朝崧著有《無悶草堂詩存》五卷,可以說是當時的第一流名家。第二期是明治三十八年以後一直到昭和初年的二十五六年間。因為日俄戰爭的結果,日本確保了朝鮮和滿洲的權利,決定了大陸經營的重要國策,日本國民的目光也集中到北方。但是這一時期,「和前一時期不同,一方面漸漸缺乏了漢詩文的素養,代之而起的,是由於西洋風的思想而喚起了新文學的產生。」這時候本島也逐漸對於日語文感到學習的興味。但具有漢詩趣味的雜誌,通過大正時期卻也有幾個。這只要看《臺灣文藝書目》(《愛書》第十四輯)便可以知道。而《臺灣通史》的著者連雅堂的《臺灣詩薈》(大正十三年二月創刊)也是值得注意的期刊。又筆雅雄渾的《東寧革》,是林景仁在大正十二年歸返臺灣時所作,是一冊不能遺忘的詩集。這時候中國的白話文運動漸漸地抬頭,也影響到了臺灣,特別在昭和初年,出了幾種機關雜誌。這一派的主張裡,也分成用北京語和臺灣語寫作的二派,他們的作品大抵出於模仿。優秀的作品是很少的。第三期則是「九一八」事變以來以至今日的十年間。由於日軍的進兵華南,頓使臺灣成為日本發展南洋的基地。於是由於過去和近幾年來的積極努力,臺灣的文化水準漸漸地提高,本島人對於日語的運用也漸漸地增加。值得在這裡特別提出的期刊,是: 繼續閱讀

葉紀東:對歷史作出解釋,促進民族團結——為「二·二八」起義四十周年而作

為什麼爆發了「二·二八」起義?滿腔熱情、敲鑼打鼓歡迎過國民黨的臺灣黎民百姓,為什麼在短短一年半之後,滿腔怒火,在全島範圍裡,以暴力反對國民黨?按國民黨過去的解釋,是因為「台民受日本奴化教育,中毒太深,心胸狹窄,排斥外省人」,是因為「共黨煽動」等等。這些說法未免太離譜,不值一駁,但它深深地傷害了臺灣人民的民族感情,造成了臺灣長期以來的省籍矛盾,對臺灣社會的安定繁榮、對民族的和睦團結,都帶來了十分不利的影響。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