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彙整: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第3期

杉原達、徐勝二氏回日後來函(1995年4月30日)

尊敬的諸位先生、前輩同志們!

滯台期間承蒙各位多方面的關照和支援,無任感激!

離台回日已經三個星期了,此地的山野已經由春花爛漫改為一片新綠。新學期開始了,對訪台成果的整理則尚未完成,天天都些雜務纏身,不過回想那幾日台灣之行,在我們的心中已經刻下了深深的印象,且隨著時日越發豐醇。

在日本,近來恐怖主義橫行,社會的混沌日深,所謂的法治國家和民主主義的虛構逐漸被揭發,再加以日圓昇值,這個國家似乎日益陷入世紀末症候和道德墜落的深淵。眼看著這樣的情況,我們認為,不能把亞洲的未來委之於忘卻了歷史的政治的責任,故意加以曖昧化,扭曲化的日本國家之手。同時我們也強烈反對在「冷戰已逝」的名義下繼續追求霸權的美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我們的台灣之行,正是確認拒絕不合理世界的亞洲民眾的心願和希望源泉,帶有如此意義的、寶貴的一次機會。

這次我們目睹了台灣的,血淚譜成的,民眾鬥爭史的現場。直接面晤了多位見證人,針對受扭曲的彈壓史毅然呼籲回復真相的諸位先生,憶起了東亞人民的犧牲和抵抗的光榮歷史。
就像馬場町的砂礫無法永遠掩蓋烈士們的鮮血一般,壓迫者企圖利用表面上的「繁榮」和「安樂」來掩飾為了民族解放和平等社會,為了拒絕壓制的自由,和熱望富有人性的生活而流的,亞洲人民的高貴的血,是萬萬做不到的。數十年來在孤獨中一直不停斷地呼喚真實的歷史的台灣同志們的奮鬥,正是針對那種混沌的現實的告發,也是宣示亞洲的理性和良知的烽火。同時更是指向人類解放的,長期而困難的路程的精神標幟。

為了向各位的奮鬥精神學習,一同前進,也為了報答各位對我們的旅行的成功和安全所花費的寶貴時間和物心兩方面的支援,我們今後要更加地努力下去!

我們也對台灣之行所獲的經驗,不憚菲力正做著整理的工作,想把它彙聚成亞洲人民的共同的精神糧食。往後還得請各位進一步賜給支援和指導。
最後,相信我們之間的友情和交流必能持續化,再次會面之日也一定不遠,於此衷迎祝福各位的健鬥和健康!

杉原達、徐勝

大江健三郎演講:始自於絕望的希望——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9月9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講演全文(李薇譯)

 原载于2006年09月11日《人民网》

我已经是个老人,在思考未来的时候,对于也许不久的将来会离开人世的自己本身,我并不做什么考虑,心里想的更多的是生活在将来的年轻人、他们的那个时代、他们的那个世界。 我因此而深深忧虑。  繼續閱讀

狂風•清晨•林書揚(唐曙)

文/唐曙

(本文經作者授權後轉載,並對標題略有改動)

愛,是我的另一個祖國,
最重要的祖國。
不是那個我引以為傲的,
而是傷我至深的。—— Roque Dalton

林書揚、巴勒斯坦、「恐怖主義」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雙子星大樓和國防部五角大廈遭到被劫持的民航機衝擊。事件發生後,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即刻發表聲明為攻擊事件負責,可是美國很快地將矛頭指向了駐在阿富汗的基地組織。然而基地組織的首領賓拉登卻在9月16日透過半島電視台發表聲明,否認參與了攻擊行動。但美國在不理會阿富汗塔利班政府要求提供攻擊證據的情況下,指責塔利班窩藏賓拉登,9月26日出兵侵略阿富汗。
那時候,全世界在西方主流媒體的強力報導下,幾乎都處在九一一攻擊事件之後所營造出來的恐懼、哀傷和憤怒之中,所以對於美國侵略阿富汗的行動,雖然經過民意調查,世界上多數民意反對對阿富汗進行轟炸,但許多國家大都默視這樣的侵略發生。很少人還會記得,一年前的此時,在巴勒斯坦爆發了第二次人民起義(the Second Intifada),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從1973年以來推動的「以土地換和平」方案,因夏隆為選舉造勢進入耶路撒冷舊城的阿克沙清真寺,而被徹底破壞。1993年在美國總統柯林頓見證下、為落實「土地換和平」所簽訂的奧斯陸協定,讓以色列總理拉賓和阿拉法特得了諾貝爾獎,但和平並未得到任何獎賞,起義之後的八年間,巴勒斯坦人先後死去了4789人。

2003年3月20日美英軍隊侵略伊拉克的開戰日,林書揚先生領導勞動人權協會參加了在美國在臺協會前的反戰集會和火把遊行。

2003年3月20日美英軍隊侵略伊拉克的開戰日,林書揚先生領導勞動人權協會參加了在美國在臺協會前的反戰集會和火把遊行。


就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林書揚先生在勞動人權協會的機關刊物《勞動前線》第36期,發表了《跨世紀的中東以阿民族糾紛》的文章。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導語」中,林先生直接指出事發的原因: 繼續閱讀

狂风•清晨•林书扬(唐曙)

文/唐曙

(本文经作者授权后转载,并对标题略有改动)

爱,是我的另一个祖国,
最重要的祖国。
不是那个我引以为傲的,
而是伤我至深的。—— Roque Dalton

林书扬、巴勒斯坦、「恐怖主义」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双子星大楼和国防部五角大厦遭到被劫持的民航机冲击。事件发生后,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即刻发表声明为攻击事件负责,可是美国很快地将矛头指向了驻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然而基地组织的首领宾拉登却在9月16日透过半岛电视台发表声明,否认参与了攻击行动。但美国在不理会阿富汗塔利班政府要求提供攻击证据的情况下,指责塔利班窝藏宾拉登,9月26日出兵侵略阿富汗。
那时候,全世界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强力报导下,几乎都处在九一一攻击事件之后所营造出来的恐惧、哀伤和愤怒之中,所以对于美国侵略阿富汗的行动,虽然经过民意调查,世界上多数民意反对对阿富汗进行轰炸,但许多国家大都默视这样的侵略发生。很少人还会记得,一年前的此时,在巴勒斯坦爆发了第二次人民起义(the Second Intifada),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从1973年以来推动的“以土地换和平”方案,因夏隆为选举造势进入耶路撒冷旧城的阿克沙清真寺,而被彻底破坏。1993年在美国总统柯林顿见证下、为落实「土地换和平”所签订的奥斯陆协定,让以色列总理拉宾和阿拉法特得了诺贝尔奖,但和平并未得到任何奖赏,起义之后的八年间,巴勒斯坦人先后死去了4789人。

2003年3月20日美英軍隊侵略伊拉克的開戰日,林書揚先生領導勞動人權協會參加了在美國在台協會前的反戰集會和火把遊行。

2003年3月20日美英軍隊侵略伊拉克的開戰日,林書揚先生領導勞動人權協會參加了在美國在台協會前的反戰集會和火把遊行。


就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林书扬先生在劳动人权协会的机关刊物《劳动前线》第36期,发表了《跨世纪的中东以阿民族纠纷》的文章。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导语”中,林先生直接指出事发的原因: 繼續閱讀

反思台灣工運(汪立峽)

本文原載於《左翼》第六期,2000年4月30日

回憶一個人

記得多年以前,我以《春風》雜誌執行編輯的身份,訪問過一位至今讓我懷念不已的工會領導人,他叫詹憲宗,當時是味王產業工會的頭頭。此人在那個肅殺冷峻、毫無工運可言的年頭,竟然發動過一次大獲全勝的罷工。此事在我發掘報導以前,並未見諸報端,外界鮮有人知。詹憲宗是礦工之子,只唸過小學,但膽氣識見過人。整個罷工過程既無「高人指點」,也未「依法行事」,完全憑著全廠工人對勞動條件的不滿和詹憲宗的鼓動號召,就揭竿而起。其間,詹一度遭解雇處分,終因全廠工人堅持罷工到底,詹不但很快復職,而且迫使資方答應工會的全部要求。我曾問他有沒有考慮過被抓被關的問題,他回答:「從沒想過,但相信戰鬥比法律更重要。」或許正是這種信念使得詹憲宗和他的工人夥伴們奮不顧身的取得了勝利。那是1979年的事,距今已二十年。當然,在戒嚴時代,這個事件相當特殊,但意義非凡。 繼續閱讀

回首海天相接处──内在于绿岛的台湾史和历史正义(根培)

2012年10月11日,台湾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1926-2012,中国统一联盟前主席、劳动党荣誉主席、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首任总会长),在北京治疗两年后,不幸病逝。对于多数两岸民众来说,生长于日本殖民台湾下的嘉南平原乡野,却为了民族统一和国际主义而奋斗至人生最后一刻的林书扬,当然是陌生的名字。但恰恰是这个因为国民党白色恐怖而在台湾社会消失长达三十四年又七个月(1950-1984)的名字,集中体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两岸民族分裂与国际冷战的时代轨迹。在林书扬先生的告别式与纪念会上,主办单位播放了林书扬接受知名报告摄影家关晓荣先生访问时的一段纪录片:

靠什么坚持过来,现在叫我要怎样跟你们说呢?在那种境遇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总是要过日子啊。像我这种判无期徒刑的人,这点若没看开,几乎就没办法生活下去。……大概十年刑期将至的人要出去的时候,他们还未出去,我就有心理准备了。大概再二、三个月,就有一大批人要出去了,做伙在那个风暴里头一起共甘苦生活过来,有一大批人已要脱离监狱的生活,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对留在那里的人来讲,如果没有心理准备,当然会形成相当大相当大的冲击,……你必须要有一个思想上,有关人生观。一个人生命的过程和终点,或者说得抽象一点,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一个人的生命在什么状况下结束,才没辜负生命的价值?像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无意借用宗教的力量,所以就是一个人生观、生命观。也许说得大一点,口气说得大一点,说不定认为:这也是我们正在承担,为了替这个社会的进步承担某一种代价,不得已的代价由我们来承担。

林书扬接受访问时,背景正是曾经关押着他与多政治受难人的集中营旧址;而这个飘摇在海天无垠相接之处的远方,就是因为集中营才广为人知的太平洋小岛──绿岛。
绿岛这样走来
绿岛地处台湾东南海面,与目前存放大量核废料的兰屿遥遥相望。天晴时,可从绿岛西北看到台东,或向南方看到兰屿。这两个蕞尔小岛,成为台湾本岛与菲律宾之间的中介地带。相对于海峡两岸整个范围,可谓国境边陲了。绿岛因其地理特性而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后成为流氓流放地之一。1930年,一篇递交给共产国际的台湾形势报告曾提到两个强制劳动地,一个叫「Hung Tai Yui」,另一个则叫「Ho Aou Yui」,前者可能是原名「红头屿」的兰屿,后者则可能正是曾被称为「火烧岛」的绿岛。──对于二十世纪的台湾来说,绿岛作为「流放地」的历史姿态,就是从日据时代展开的。
「日本的战败及中国的胜利,给我们在主观和客观上,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且,今天仍在继续地进行中。」──这是台籍中共地下党员叶盛吉(1923-1950,知名台大医师)被捕之后,以日文撰写的自叙传的最后一段话,也是其政治遗言。这段隐晦却又难掩其历史和政治视野的判断,说明了一九四五年的台湾光复如何改变台湾人民的命运。由于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官僚腐败无能,复以持续高涨的全国革命形势,一九四七年爆发了「二、二八」全岛蜂起。「二、二八」促使大批台湾的省内青年出现认同左转──包括叶盛吉──从而为当时试图在岛内站稳脚跟的中共地下党(以「台湾省工委」为主)创造出发展条件。然而四九年之际,岛内白色恐怖开始台头。以年初的「四六事件」为始,岛内情治机关公开打击以台大师大为首的学生运动;同年底,地下党刊物《光明报》遭破获,连带致使党组织从基隆、台北等地开始瓦解。地下党不断被破坏的过程宛如涟漪,许多牵连深浅不一的省内省外群众大量遭到逮捕。受难人陈英泰先生回忆:「到处都是抓人与办人的地方:保密局、调查局、保安处、内政部、刑警总队、宪兵队、陆军总部、海军总部、空军总部、联勤总部、而各机关都备有看守所。」「很多抓人机关、一个地方不够关,还设有看守所分所。」「这些调查机关都把人犯集中到我们所说的军法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做最后的……定夺。」
朝鲜战争爆发后,解放军渡海可能性大减。而这个历史背景所衬托的,就是国民党当局在血腥中大规模展开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台北市新店溪畔的「马场町」,是当时最知名的刑场,许多烈士在这里遭到枪决、曝尸示众,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叶盛吉。无人认领的尸体(许多是外省籍)在殡仪馆收尸之后草草集中埋葬。直到一九九三年,这个湮没已久的乱葬岗,才被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在台北六张犁山区发现,共有两百多墓石遗存。
一九五一年,未判死刑的政治犯开始往绿岛的「新生训导处」转移。虽然新生训导处只是台湾许多白色恐怖遗迹的一部分,绿岛的命运却从此改变。如林书扬先生所云:「五十年前的政治犯的服刑机关有两种。虽然服刑者的法律身份都是所谓的『叛乱犯』,但不同的机关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和生活规定,其间的差异很大。一种是集中营,另一种是监狱。前者如著名的『绿岛新生训导处』(起自一九五一年);后者如早期的台北军人监狱,中期(一九六三年起)的台东泰源感训监狱,后期(一九七一年起)的国防部绿岛监狱等。集中营因为有强迫劳动和强迫学习,各项规定比监狱更严苛、更繁杂。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营里的生活虽然活动空间比较大,但导致强制和反强制、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的恒常性紧张总是带着思想斗争的成分。从而整个生活气氛是沉郁的,还带有一点诡谲。」
国民党在岛内发动白色恐怖以来,新生训导处是第一个为了关押政治犯而专门建设的设施。直到以台北新店安坑的军人监狱为代表的狱所陆续盖好,才开始有政治犯先后从绿岛回送岛内。虽然也曾出现大批政治犯再次送返绿岛的状况,新生训导处还是在六十年代逐渐荒废。直到七十年代初期泰源监狱发生政治犯暴动,当局才又使绿岛成为政治犯的集中关押处。然而此时迎接政治犯的已非集中营式的新生训导处,而是新盖的监狱,也就是今日已然改建为绿岛「人权园区」主要景点之一的「绿洲山庄」。
岛上的白色恐怖遗迹
现在去绿岛参观,非常方便。台北搭上火车,沿着岛屿边缘向东向南而行,穿越高山与碧海之间的兰阳平原与花东纵谷,就可以从台东的富冈渔港乘船前往绿岛。到了绿岛,租上一台摩托车,更能在半小时内环岛一周。这是多么小的岛屿!然而一九五一年第一批押往绿岛的政治犯,却是从基隆港集体搭乘美制LST登陆艇前去,并且直接集中到绿岛北岸的新生训导处。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五十年代新生训导处的许多遗迹,甚至还可以看到依据受难人陈孟和先生回忆而于近年重建的受难人营舍(仅复原第三大队营舍)。这些新旧建筑,结合起七十年代兴建的绿洲山庄,共同在绿岛北岸形成现在所称的绿岛人权文化园区。
强制劳动是五十年代绿岛最突出的政策之一,其中包括让政治犯盖围墙把自己围起来。他们被迫在海边敲打礁石,搬回营区,最后竟形成长达一千多米的围墙。因此也有人戏称为万里长城。时至今日,遗下的残迹仍能体现白色恐怖年代的氛围。就像目前仍遗留在台北市华光社区后的台北监狱围墙遗址一样,那面据说用清代台北城墙之墙石重砌而成的石壁,就是日本殖民者迫害许多爱国爱乡志士的血泪证明。不过,作为集中营,新生训导处时期的关押状况毕竟不同一般监狱。由于绿岛最大的围墙就是四周的海洋,因此当时的政治受难人仍有可能因为强制劳动或生活所需而被允许在岛上其他地方活动。极个别者,甚曾远达绿岛东南潮间带上的温泉村──也就是现在最出名的朝日海底温泉───活动。
比起强制劳动,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直接决定生死的思想斗争。在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狱方使出了许多畸形而恐怖的镇压手段。新生训导处四周,设有许多碉堡。这些现在犹然可见的碉堡并非防卫之用,而是用来教训政治犯的禁闭室。许多受难人回忆,关进后,满地湿臭,人体必要的排泄恶化碉堡空气,人多时更加难受。于是被关者只能努力站着将头伸往唯一可以吸到新鲜空气的枪眼上。任何人都承受不了这种非人折磨──然而,这还只是关禁闭而已。当许多受难人因为层出不穷的镇压而牺牲,就会被送往绿岛东北角埋葬。久而久之,这片公共墓地就成为了受难人十二个中队建制之外的第「十三中队」。从新生训导处向东通往「十三中队」的途中,会经过美丽的沙滩;陡峭的山壁有时还能看到野生梅花鹿。但这沿途美景,正是受难人当年打石劳动之所在。从「十三中队」再向东走,就能看到一个巨大无比,宛若室外音乐厅的海蚀洞穴,这就是有着许多传说的燕子洞。据说该地曾在五零年代初期被狱方当局视为集体屠杀的实行场所;也有人说,这是受难人的暂时停尸之处。
一九七○年「泰源暴动」后,许多受难人转往新建的绿岛监狱关押,即绿洲山庄。受难人史庭辉先生回忆,对他们七十年代才入狱的政治犯来说,其实不如五十年代入狱的难友熟悉绿岛周边环境,因为绿洲山庄完全是高墙铁柱交织而成的现代监狱,而非半开放的集中营。于是眼前所见,只能是高墙之上剩余的风景──比方最初由美国人兴建于绿岛北岸的灯塔。虽然这个灯塔已是今日著名景点,但在当时,灯塔之类的建筑却被受难人视为自己正在坐美国牢的象征。
遭遮蔽的历史线索
狱中的思想检查和非人道镇压,在七十年代仍然存在。于是,洗脑与反洗脑的斗争,依旧在或者公开、或者隐蔽、或者集体、或者个人的状况中发生。在人事的生死来去和建物的兴起颓圮间,唯一贯串绿岛白色恐怖历史的隐蔽线索,即在于此。六十年代入狱的作家陈映真,曾这样回忆绿岛政治犯的思想斗争:

「自省自勉录」,是狱中交给每个犯人的小本子,要人天天检查自己的思想吧。大多数的人自然懂得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交差,唯独书扬却每天认真地记下所感所思,丝毫不因狱中现实环境的荒谬性格,而稍微屈笔。
「这样,只会惹来无谓的麻烦吧。」
有一次,在他告诉我一则他写的「自省自勉」内容后,我担心地问。
他沉默了一会,独语似地说:
「如果对自己最起码的真实勇气都丧失了,我要到那里去得到力量,支持我渡过这漫长的二十五年,支持我渡过前头漫无终点的囚人的岁月?」
他的声音是平静的。几十个在那个秘密的监狱中的放封场上或慢跑、或疾走着兜着圈子的犯人,都脱光上身,贪婪地亲炙着五月的离岛上并不猛烈的阳光。天空是一片纯净的碧蓝,而我的心中却哽满了书扬的话所激起的动荡、翻腾的情绪。

七十年代因「成功大学共产党案」而入狱的吴俊宏先生则回忆:

〔一九七五〕年底,我们这批狂热的年轻左翼政治犯,革命热情再度燃起,倡议在监狱里建立新的革命组织,并将此提议告知老政治犯,邀请他们共襄盛举。年轻一辈当时所提出的新的革命组织名称为何,至今我已不记得,只记得当时在第一区的林书扬,透过外役难友,辗转传来他的看法,提议组织名称为「政治犯反暴政自卫组织」,英文为Political prisoner Anti-tyranny Self-guard Organization(简称PASO),这个名称因局限在监狱一隅,不被狂热的一辈所接受,最后由于年轻一辈意见也产生分歧,此新的革命组织遂告无疾而终。我也就在此时第一次听到林书扬这一号人物。对他的日式教育背景,而且常年关在牢里,居然能运用出这样的英文辞句,也感到好奇。我很想见见他,然而他在一区,我在四区,不得相见。
……林书扬也不畏艰险,系统地传来他所写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记得当时,在传递他所写的纸条时,我们常将它藏在衣缝里,以免被监方查获。……如今回想起这些过往小事,还真为当时我们所处的险境,捏把冷汗,也对林书扬的勇气油然起敬。

林书扬感性地说:

绿岛方圆十六里,固然容不下我们的梦想凌云。无奈那砂砾数亩的营地,却紧紧地索住了我们的忧愤乡愁万斛!我们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拚斗。在愤怒中我们彼此警惕于爆发的临界点。恐惧时,互相印证眉宇间的决心。在憧憬中,相期等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损思想的锋锐。纵然长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与热!日日、月月、年年,让躯体老去,却要挽住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

「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这正是支持着许许多多政治受难人抵抗狱中压迫与狱外社会歧视的精神动力,然而这种思想上的坚持无论如何不可能仅从这样那样的物质遗存而得反映。纵然绿岛绵延着数十年的思想斗争,但在今天的绿岛人权园区,这一切带着价值抉择的故事,都被剥离在选择性保留的「事实」之外,从而也就被遮蔽了。
「人权园区」与「转型正义」 繼續閱讀

結束了旅行之人的日記—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連溫卿著、林書揚譯)

[說明]
本文是日據時期台灣左翼運動家連溫卿的日記。連溫卿是1920年代率領島內左翼與民族主義者分裂的關鍵人物。在他的領導之下,台灣文化協會於1927年轉變為左派組織,即所謂新文協。在他的主持之下,新文協於1928年創辦了刊物《台灣大眾時報》。不過,由於1928年秘密成立的台灣共產黨潛回台灣島內,並決意奪取文化協會的領導權,遂使連溫卿和楊逵於1929年被逐出組織。這份日記就是他被逐出新文協後前往日本「散心」的日記。
本文由林書揚於1986年譯出。發表時於《台灣風物》時署譯者名「林勞歸」。並有譯者介紹如下:「林勞歸,沈潛三十餘年後,目前從事譯述。」當時林書揚先生才從34年又7個月的國民黨牢獄中走出來。因有顧慮而並未親署自己的本名。
本文封面圖片是連溫卿在築地小劇場所觀賞過的左翼話劇《沒有太陽的街》的演員合影。──邱士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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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簡論(林書揚)

一.語原與歷史;“帝國主義“一辭,出自古代史中帝制羅馬的“皇帝國家“(“imperium“)。指在羅馬軍團的武力征服下以羅馬法為基礎建制而成的統治領域稱為皇帝國家。而以組織,維持,並強化此等往往包括多種異民族異疆域的“皇帝國家“為目的的國家活動,當時被概稱為“帝國主義“。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