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壇最近掀起了一場圍剿與反圍剿的論戰風波。
今年（一九七七年）八月底，國民黨召開了所謂「全國第二次文藝會談」，公佈的目的在「決定當前文藝的方向和作家的使命，檢討目前一些不正常的現象與傾向」。國民黨把這個會談搞得隆重異常，致開幕詞的是「總統」嚴家淦，致閉幕詞的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作報告的有「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丁懋時，「教育局長」李元簇。此外，還邀請了兩百七十多名「文藝工作者」參加會談，把台灣任何與文化沾得上一點關係的黨政軍官僚、特務和打手都網羅進去了。
不過，這個會談引人注目的，倒不是這麼多冠蓋雲集，也不是它通過的什麼決議方針，而是它表現出來的那付磨刀霍霍、殺氣騰騰的樣子。
嚴家淦在開幕詞中提到：「要加強發揮文藝的戰鬥力量，使其一方面擔當起三民主義政治作戰與心理作戰的前鋒，一方面力挽當前偏頗頹靡及畸形發展的文藝逆流。」王昇在報告中大喊：「打擊匪偽文化統戰……揭穿共匪一切陰謀策略，掃除思想戰線上的障礙，以粉碎共匪的文化統戰陰謀。」張寶樹在會談閉幕時更強調：「要揭露共匪及其同路人利用文藝進行滲透及文化統戰的種種陰謀詭計。」可以看得出來，國民黨召開這個會談的主要目的是準備在台灣打擊文藝界的一批人，壓制文學上不服從國民黨指揮的所謂「逆流」。因為在國民黨當權派的心目中，這批人，這股「逆流」，可能會威脅到它政權的穩定性。
究竟國民黨要打擊壓制的是什麼呢？據台灣報紙報導，負責主辦這個會談的單位，認為違反「革命」需要的文藝思想，主要有三種：一、倡導開放三○年代作家的文藝作品；二、提倡以工人、農人為文學創作為體裁的「鄉土文學」；三、庸俗的迎合大眾低級口味的商品化作品。三者之中，尤以「鄉土文學」及其倡導者為國民黨這次矛頭指向的重點。
圍剿的前兆
說穿了，國民黨召開這次文藝會談，主要目的就在發動一次對「鄉土文學」及其他「危險」的文藝思想的圍剿。為了達到圍剿的目的，國民黨做了相當周密的醞釀與準備。
早自七月中旬開始，彭歌便在他《聯合報》副刊的「三三草」專欄裡，用旁敲側擊的手法影射攻擊台灣的一些作家，例如：
「近時有一些作品，以『社會意識』和『關心大眾』為名，刻意『反映社會內部的矛盾』；無論如何辯解和掩飾，其主要的效果是在『挖牆角』。」（「對偏向的警覺」，七月二十日）
「凡是從來不提反共和共黨的罪惡，卻不斷在黑暗中鼓吹『階級對立』的，挑撥人與人之間仇恨的，用歪曲誇大的手法來製造不滿與敵意的，那就是要分化堡壘內部的黑手，應該痛予打擊，固我心防。」（「堡壘內部」，七月二十二日）
「愛國與反共是基本的大前提，如果徒有愛國的熱情，而實際所作的卻是醜化、分化自己的同胞，筆下的作品蹈入階級鬥爭的歧途，那真是自誤誤人的悲劇。」（「勿為親痛仇快」，八月六日）
彭歌（真名姚朋）是《中央日報》總主筆，但在《聯合報》也佔有一塊專欄地盤，他這一連串短評，雖然沒有公開點出姓名，但是其中有人，呼之欲出，讀者們已感覺到，以他在國民黨內的身份地位，一定是奉了指示，出來投石問路打頭陣的，只是還弄不清楚他要用什麼方式來打人。
圍剿的總攻擊令
八月十二日，《聯合報》和《中國論壇》主辦了「當前中國的文學問題」座談會，彭歌在會上第一次提名道姓，指責尉天驄、陳映真和王拓三個人的意見「是非常不對的」。接著他把在座談會上的意見擴充，寫成了「不談人性，何有文學」的長文，於八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分三天在《聯合報》副刊上發表。
這篇文章，是圍剿「鄉土文學」的總攻擊令，也為「文藝會談」定下了批評指責的基調。它的內容有下列幾個要點：
批評王拓所說，「鄉土文學」的背景是「由於國際重大事件的衝擊，與國內經濟極不平衡的發展，而產生了強烈的反抗帝國主義與反抗殖民經濟和買辦經濟的民族意識和社會意識，要愛國家、愛民族，要關心社會大眾的生活問題」。認為反帝只能反共產主義的赤色帝國主義，台灣的經濟也不是殖民、買辦經濟。
批評陳映真對「市鎮小知識份子」的分析，是套用「共產黨的階級理論」，是「輕率地封閉了一切改革主義的出路」。
批評尉天驄對中國文學的意見誣蔑和損害了中國文學歷史和文化。認為尉天驄判定知識份子「讀書的目的在爭取機會參與統治階層」，是「以偏概全，論據貧乏」。
認為文學應「以人生全景為材料，以人性為依歸」，不能「用階級觀點來限制文學」。
八月二十日，余光中在《聯合報》發表了「狼來了」的文章。文章闢頭就說：「回國半個月，見到許多文友，大家最驚心的一個話題是，工農兵的文藝，台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接著他就大段引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證明工農兵文藝正是共產黨提倡的。於是下結論說，他並不是在給人戴帽子，而是在抓人家頭腦裡的共產思想。「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
余光中是台灣相當出名的現代詩人，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一向擺出一種超然於政治之外的清高姿態。他這次在出任文藝會談主席團主席之一的職位時，驚慌失措地大喊「狼來了」給圍剿派起了很大的推波助瀾作用。台灣文藝界一夜之間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大家擔心，國民黨不單是要抓頭，恐怕還要揮刀砍頭了。
帽子滿天飛
彭歌和余光中的兩篇文章出現後，國民黨發動了在它控制下的所有報紙，對「鄉土文學」進行大圍剿。參加圍剿的有《中央》、《中華》、《新生》、《聯合》、《青年戰士》等報。署名的打手有誓還（吳延環）、文壽（趙滋藩）、聞見思、魏子雲、尼洛、朱炎、石泉、華夏子、吳欣、林適存、侯健、陳克環、應未遲、王集叢、惠夫、尹雪曼等人。發表的社論、短評不下數十篇。這些文章，翻來覆去，無非是說：
反帝、反殖是三○年代的左派文學口號，現在鄉土文學也提這樣的口號，所以鄉土文學在走私共產思想。
鄉土文學強調要關心下層社會人民的生活，這是擴大黑暗面，誇張社會矛盾，「醜化、惡化、分化社會，是敵人有組織、有步驟、有計畫的進攻」。
只標榜台灣的鄉土特色，用閩南話的方言寫作，會提倡分裂，「強調地方主義」、「破壞互助合作精神」，發展成為「地域性的、甚至是排他性的」。
這些人批評的對象也擴大了。除了王拓、陳映真和尉天驄三位，他們又點名批判了寫〈小林到台北〉的王禎和，寫〈莎喲娜啦，再見〉的黃春明，批判了專寫工人生活的楊青矗，更點名批判了提倡「社會寫實主義」的顏元叔，說他是狼群之中的「狼頭」，「把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簡化為社會現實主義，呈現的鮮明形象是：所謂寫實主義的肥頭上歪戴著一頂八角帽！」（文壽，〈我讀狼來了〉）
八月三十一日，就在文藝會談結束的那一天，《中央日報》發表社論，題目是令人觸目驚心的〈嚴防敵人一切滲透、分化與顛覆陰謀〉。社論全篇引述「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局長」沈之岳的報告，其中一段說：
「更值得警惕的是，有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以合法掩護秘密，散播階級邪說，以工農兵文學為口號來製造矛盾分裂，混淆敵我界限，這種喪心病狂的行為，實為民心所不容，也為國法所應嚴禁。」
這就不只是「戴帽子」，而是準備動用龐大的軍警特組織力量來抓人殺人了！
什麼是鄉土文學
究竟什麼是鄉土文學？為什麼國民黨要對鄉土文學大張撻伐？要回答這些問題，不能不簡單回顧一下在台灣中國文學發展的整個歷史。
自國民黨一九四九年大舉敗退到台灣之後，在政治與軍事上完全依賴美國維持，在經濟上則是先依靠美援，後來又依靠加工工業與美國和日本維持一種過度依賴的外貿關係。這種在政治、經濟上的半獨立、半殖民狀態，必然地助長了文化上洋奴買辦思想。一九五○年代以後的台灣文學主流││以台大外文系《文學雜誌》和《現代文學》為主的現代主義文學就是這個歷史環境下的典型產物。這一派文學以西方的理論和思維方法為標準，引進了西方文學的思潮和技巧，寫作對象以個人感情和內心世界為中心，以頹廢、蒼白、失落、荒謬為時尚，形成了一種崇洋的、貴族的、脫離現實社會、唾棄民族傳統的文學潮流。作為現代主義文學代表的，在小說方面有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等人，在新詩方面有余光中、葉維廉、　弦、洛夫等人。
但是，這種使台灣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逐漸淪為美、日殖民地的情況，日益引起了年輕知識份子的不滿，激發了他們民族意識和社會意識。一九七○年的釣魚台事件和次年的國民黨被趕出聯合國事件，更給予台灣的年輕人前所未有的震撼與衝擊。他們要求自由民主，高倡反帝反殖，抨擊社會上的奢淫腐化，關懷在政治上經濟上遭到壓迫剝削的勞苦大眾。這股潮流，反映在文學上，就形成了一股反對現代主義文學，提倡樸實的、民族的、反映社會，關懷大眾的所謂鄉土文學。
其實，鄉土文學並不是大家一致通用的名詞。即使在提倡這一新思潮的許多作者之間，也並不全都同意使用這個名詞。除了鄉土文學一詞之外，他們還分別用社會文學、現實文學、社會寫實主義文學或民族文學來稱呼。不過，名稱雖然不同，內容儘管有差別，大的方向、大的目標卻都是一致的。他們重新發掘出在日據時代勇敢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殖民統治的台灣作家，如吳濁流、賴和、楊逵、鍾理和等，充分肯定他們的成就和影響。他們採集台灣的民謠小調，介紹傳統的地方民俗，推薦寫實的電影和戲劇，給予民間舞蹈和藝術以新的詮釋和內容。在新的創作上，也有王禎和、王拓、黃春明、楊青矗等以農村、工廠、小市民為體裁的寫實小說出現。這就形成了一九七○年代「回歸鄉土」的文藝主流。
鄉土文學的敵人
這股新興的鄉土文學主流，因為配合了台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得到了許多人的贊同和擁護。例如楊青矗的小說，深獲工人歡迎。只《工廠人》一書就賣了兩萬多冊。今年五月五日在淡江文理學院舉行的「中國文學往何處去」的座談會和今年八月十二日由聯合報主持的「當前中國的文學問題」座談會，聽眾無不對提倡鄉土文學的主張熱烈鼓掌，對反對鄉土文學的說辭嗤之以鼻。一位大專學生在座談會上發言說：
「在讀了黃春明的〈莎喲娜啦，再見〉之後，我才知道尊重我們的婦女同胞；在讀了王拓的《金水嬸》之後，我才知道敬佩我們在驚濤駭浪中捕魚的漁人同胞；要不是有楊青矗的《工廠人》，我恐怕一輩子也不會認識到工廠人的真正處境。真的，要不是有這些關懷大眾的作家，透過小說來指引我們看世界，我們這些越來越自私的大專學生又怎能了解：今天我們之所以能安定的追求學識，根本是建築在這些人物的痛苦上。」（《仙人掌》雜誌，第一號，第九十一頁）
這種浩盪的影響力本已對在六○年代裡已名成利就的作家形成很大的心理威脅，加上鄉土文學的擁護者對現代主義文學的理論和思想不斷猛烈抨擊，就更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地位和利益。一九七三年發生的現代詩論戰，余光中、葉珊等現代詩人一面大喊〈詩人何罪〉為自己辯護，一面又拋出了紅帽子密告批評他們的人是「共產思想」。王文興在今年八月的一篇訪問中說：「提倡關心勞苦大眾的文學本來無可厚非……最大的問題不在於為勞苦大眾說話，而在於排斥其他一切的文學思想和形式。我個人最反對的就是專橫霸道的態度」，也正是這種感到理屈詞窮，勢單力孤心理的說明。
還有一種人是站在社會既得利益者的立場，對於鄉土文學所提倡的關心勞苦大眾，覺得很難理解，很不舒服。例如台大文學院長侯建在去年十二月的「幼獅文藝」座談會上說：
「楊青矗那種特殊情形的寫法，與三○年代的革命文學並沒有多大差別。書中所描繪的人物，在任何社會下大概都會被淘汰。這種機會教育式的人物，如果與作家這些勞心的人享受相等待遇，自然是不平的……作家自己應該檢討今天所處的特殊環境……就需要作家自律，在紀律下自由創作。」
這種高高在上，蔑視勞苦大眾的心理，自然不可能要他贊同鄉土文學。如果再把這種心理往前推一步，與國民黨當權者的政治利益結合起來，就更懷疑到鄉土文學的動機和目的。例如銀正雄在今年四月出版的《仙人掌》雜誌，寫了〈墳地裡哪來的鐘聲〉這篇文章，就專門抨擊王拓的〈墳地鐘聲〉的動機，並下結論說：
「民國六十（一九七一）年後，鄉土文學有逐漸變質的傾向，我們發現某些鄉土小說的精神面貌不再是清新可人，我們看到這些人的面上赫然有仇恨憤怒的皺紋，我們也才領悟到當年被人提倡的鄉土文學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工具的危機。」
對圍剿的反應
鄉土文學有很明確的主張，也有相當廣泛的群眾基礎，所以儘管國民黨動員了大小宣傳機器，卻沒有在輿論上造成壓倒的優勢。主張鄉土文學的作者，都紛紛在《夏潮》、《中華雜誌》、《綜合》、《中國時報》、《自立晚報》等報刊為自己的立場辯護。他們一再說明，鄉土文學只是提倡寫實的、健康的、民族的文學，並沒有什麼地方主義、分裂主義的色彩，同時也指出批評者的指控中，有許多是無中生有的捏造誣蔑。例如所謂提倡「工農兵文學」的問題，他們強調，從沒有人在任何時候提出這樣的口號。
另一些較有正義感的作者，雖然不敢與國民黨當權者針鋒相對地反駁，也用委婉的方式表示了他們對這次圍剿的不滿。例如姚一葦在《聯合報》的座談會上表示，希望用「積極的提倡創作來取代消極的理論，用鼓勵的態度以代替指責，用團結來代替分化」。胡秋原在他主辦的《中華雜誌》上發表文章，直接駁斥彭歌和余光中兩人的誣蔑構陷，並提醒國民黨當局，如果用政治力量來打擊一種文學，只會使這種文學更為流行，因為「人生最樂事，無如雪夜閉門讀禁書」。徐復觀也寫文章指出，「鄉土文學把有時可望見顯要富豪們的顏色，幻成水中月、鏡中花的文學，斥之為買辦文學，洋奴文學。這種話一經說穿，文學的市場可能發生變化，已成名或已掛名的作家們，心理上可能發生門前冷落車馬稀的恐懼……勢必要借政治力量來保持自己的立場」。他並指出，余光中給人戴的帽子是「武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拋到頭上，便會人頭落地」。
即使在經過國民黨精心佈置的文藝會談會場上，與會的人對圍剿的反應也很不一致。國民黨這次邀請的名單中，沒有提倡開放三○年代文藝的「軍中作家」朱西寧，沒有擁有大批讀者的「商品化文學」的代表瓊瑤，更沒有任何一位鄉土文學的代表作者。即使在這樣清一色的場合中，根據《自立晚報》報導，「文藝界人士對鄉土文學牽涉到政治這項說法，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但一般認為，若確有藉文學而謀不軌的情事存在，政府應可循司法途徑予以制裁，但文藝界人士不宜因主觀判斷，對鄉土文學亂加誹謗，甚至互相戴大帽子，把政治引入文學批評的園地。如此不僅有失風度，且傷團結。」
可能是國民黨真正執掌生殺大權的頭頭覺得加給鄉土文學的罪名過於莫須有，也可能是國民黨內其他大頭頭對如何對待這件事沒有一致意見，不管是什麼原因，這次對鄉土文學的圍剿只是開了個來勢洶洶的頭，卻還沒看到有什麼大的後繼行動。直到十月底為止，還沒有聽說什麼人被抓。不過鄉土文學本來在蓬勃發展的那股力量，顯然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打擊壓抑。這對那些熱愛自己鄉土的讀者來說，無疑是難以彌補的損失。
《台聲》，一九七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