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的文學教育，總是首先、而且主要地把自己民族的文學，當作主要的教師和教材，使那個民族的文學之獨特的民族風格，得以代代傳續。
然而，在我們這一代，外國的、別的民族的作家和作品──特別是現代美國的頹廢的文學作品，成了大多數文學青年的榜樣和範本。
我們的民族，是富於文學資產的民族。然而，在大部分我們這一代作家還是文學青年的時候，卻只能在一大堆外國的、世紀末的作家和作品中，如飢如渴地把別人的東西，當做自己的「傳統」。
每次想著這些，總是感到無由言說的愴痛。而這愴痛，因著眼看今日的青年朋友大抵依然過著文學的亡國者的生活，而仍舊或者益加深沉。
也正因為這樣，我曾在一篇簡要地討論三十年來在台灣成長起來的中國新文學的文章中，給予一些和我屬於同一時代的文學工作者以肯定的評價。這些作家，都是我所尊敬和信賴的朋友。我知道他們的謙虛和誠實，足以使他們自知他們都還沒有寫出最偉大的作品；然則，在他們已經發表的作品中，他們使用了具有中國風格的文字形式、美好的中國語言，表現了世居在台灣的中國同胞的具體的社會生活，以及在這生活中的歡笑和悲苦；勝利和挫折……。這些作家也以不同的程度，掙脫外國的墮落的文學對他們的影響，揚棄了從外國文學支借過來的感情和思想，用自己民族的語言和形式，生動活潑地描寫了台灣──這中國神聖的土地，和這塊土地上的民眾。正是他們的文學，使三十年來台灣的中國文學，頭一次有了生動的、具體的社會生活，和親切、感人的，為生活而辛勤工作著的同胞的面貌。這些作家們，更以描寫外來經濟和文化的支配性影響下農村中的人的困境，和被外來經濟和文化所「國際化」了的都市中的人的諸形象，批判了台灣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殖民地化的危機，從而在台灣的中國新文學上，高高地舉起了中國的、民族主義的、自立自強的鮮明旗幟！
「你們有偏狹的地域性！」
對於這樣的批評，我們回答以莊嚴的、鐵一般堅定的「不！」
台灣的生活，對於目前生活在台灣的一切中國人，在目前這個歷史時期中，是最具有現實意義的中國的生活。但是，有些人，不論在台灣生活了多久，但在他們靈魂的最深處，從來就沒有把台灣真正地視同自己國家的一塊寶貴的土地；也沒有把廣泛的、在台灣為生活而辛勤工作者的民眾，看成自己骨肉相連的兄弟同胞。一個對於每日生活於斯的自己國家的土地不抱有一絲情感；對於衣之食之，日日相接的民眾不懷有一點點同胞的愛情的人，怎麼能從心靈的深處真正地關切整個苦難的中國，又怎麼能真正地愛七、八億偉大的中華同胞？而正就是這些骨子裡對台灣和生活在台灣的中國同胞沒有一絲一毫感情的人──不論其籍在大陸或本省──每每於全民族都在為自己的自由、獨立和尊嚴做著最艱苦危難的奮鬥的時候，爭相脫產逃亡。而當他們指責「你們有偏狹的地域性」時，他們自己早已不把台灣當做中國自己的土地，也早已不把這土地上的民眾當做中國自己骨肉相連的同胞。
然而，一個中國人要當中國人，是他神聖不可侵奪的權利，是不假手別人的認可和批准的。同樣，在台灣的新一代中國作家，要以自己民族的語言和形式，在台灣這塊中國的土地上，描寫他們每日所見所感的現實生活中的中國同胞、中國的風土，並且批判外國的經濟和文化之支配性的影響，喚起中國的、民族主義的、自立自強的精神，是斷然不假手別人的批准和認可的。
「你們搞寫實主義，寫社會上的小人物，是揭發黑暗面，搞階級文學，搞工農兵文學！」
比起前一種指控，這是用心最為陰狠，最能暴露出指控者心靈之黑暗的羅織和誣陷的。
黃春明、王禎和、王拓、楊青矗和其他許許多多優秀的作家們筆下的人物，散落在廣泛的農村、漁村、學校、市鎮和工廠，勤勞地生活，殷勤地工作。藉著這些作家的作品，我們看見了這些人們素樸、正直的面貌；看見我們自己民族最真切的喜、怒、哀、樂。正好是這些活生生的人物和他們的生活，教育了作家自己；教育了知識份子；教育了更廣大的讀者：必須首先和我們所日日居息的土地、和我們所日日相與的同胞有心連著心的感情，我們才和自己的民族血脈相通，才能在瀰漫的外來影響中，為淡漠、漂泊甚至失喪的民族感情，找到一個穩固的、中國的歸宿。
然而有人竟然說這樣的人物是「小人物」；說他們的生活是「黑暗面」！讓我們問：有什麼樣的污蔑、什麼樣的羞辱比這個更大、更粗暴。
事實正好相反：這些「鄉土」的人物，集合起來看，尤其是當他們在啟發我們從他們身上貼切地看見幾千年來同其素樸、正直、勤勞和勇敢的中國民眾偉大的容貌時，這些人物，便有了巨大而莊嚴的形象；他們的生活，也成了激發我們不斷創造和革新的、光輝而極具啟發性的生活。
至於什麼「階級文學」、什麼「工農兵文學」，讓我們問問：是那一個作家，在什麼時候，在那一篇文章中的那一個部分，主張或宣傳了什麼「階級的文學」，什麼「工農兵文學」？我們再問問，這些作家的那一篇作品裡，表現了這些內容？
楊青矗，一個在自由的社會裡自學有成的，專寫「工人小說」的作家，曾在「寫作人權──兼談知識份子的過敏症」中勇敢而沉痛地說：「……中共提倡農、工、兵文學，我們的作家就過敏而忌諱寫工人的作品，不去關心工人生活的苦樂，好像一沾上寫工人的東西，就是共產黨似的那樣令人恐怖。好多朋友警告我，你專寫工人的東西，你要小心。甚至在某些文藝座談會上有人公然叫囂『某某人專寫工人的東西，我們要注意他居心何在？有何企圖？』……講這種話的人，不乏有人故意藉有關單位和知識份子因忌諱而患過敏症來戴人帽子，……為要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不管別人的疾苦；……藉機戴人帽子以求表功……。」他還說：「有些人動不動就以『會落入敵人口實』的大帽子扣人，嚇唬得一般人只好歌功頌德，掩飾真相。」「一味以會落入敵人口實為藉口，貪官得以掩護，民瘼難於上達，民怨難伸」，這才真是容易為敵所用。
「你們不談人性，何來文學？」
在一個強國欺凌弱國的時代；在一個大約有五分之三的人口還生活在長期、慢性的貧困、飢餓、無知和疾病的地球上；在跨國性產業和銀行集團支配缺乏生產資本和技術的弱小民族和國家，從而斲傷了這些民族的心靈、污染了這些民族的自然環境、掠奪了這些民族的物質資源的時代，人性的問題，集中地表現在人怎樣掙脫這一切的枷鎖，奪回失去了的、被創傷的人的尊嚴，以釋放人在創造和革新上最大限度的能力，從而建立一個真正有人味的、自由、公正而幸福的世界。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有多少志士、多少仁人，為了這個崇高的理想，奉獻了自己的一生。國父孫中山先生，便是其中最為傑出而偉大的一位。在這一時代中的中國的文學家，也個別地用他們的筆，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因而，如果當代的年輕一代的作家沒有刻意去歌頌「繁榮」、「國民所得」和舞台歌榭，不因為別的什麼，而是因為他們在冰冷的經濟指數、繁華但寂寞的城市建築和頹廢的夜生活中，看不見溫暖的人性。他們描寫在激變中的台灣農村、漁港和無數的廠礦中，為生活而奮鬥的人們；描寫處在社會轉型期中鄉村同城市中人的困境；描寫外國的經濟和文化的支配性勢力下中國人的悲楚歪扭反抗和勝利，不為別的什麼，而為的是他們在這一切之中，看見了人性至高的莊嚴，從而建造了以這莊嚴為基礎的自己民族的自信心。
關心民眾的疾苦，與自己民族的獨立與自由，是幾千年來中國知識份子重要的傳統操守之一。這一代在台灣的中國作家，謙虛地、嚴肅地秉承了這個傳統。他們相信，中國的文學，和世界上一切偉大的文學一樣，侍奉於人的自由，以及以這自由的人為基礎而建設起來的合理、幸福的世界。因此，中國的新文學，首先要給予舉凡失喪的、被侮辱的、被踏踐的、被忽視的人們以溫暖的安慰；以奮鬥的勇氣；以希望的勇氣；以再起的信心。中國的新文學，也要鼓舞一切的中國人，真誠地團結起來，為我們自己的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自由，努力奮鬥。
在台灣的中國新文學，有過一段悲壯但卻光榮的歷史。在一九三○年代，在日本鐵蹄下的中國作家，用中國自己的語言，寫下在異族凌辱下中國同胞的生活。台灣的中國新文學，便是在這種悲壯的條件下誕生在寶島上。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在台灣的中國新文學以無比的民族尊嚴，面對面和龐大的，不知以暴力為恥的日本帝國主義對抗，產生了一些優秀的、抗日的民族主義文學。日本侵華戰爭擴大，這些愛國的文學和文學家，橫遭錮禁，一時只剩下侵略者的文學、漢奸的文學和唯美的文學。
光復以後，中年代的台灣文藝作家，從頭學習了祖國的語言，立刻拾起自己的筆，寫下甫從帝國主義的枷鎖中取得自由的台灣。感謝三十年來自由寫作的環境，光復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作家，能使用優美的中國話，初步寫出他們獻給中國文學史的，比較好的文學作品。
對於這樣的文學，應該予以全面的肯定。少數幾個人粗暴的、政治性的誣陷和攻訐，應該立刻停止。這些攻訐的文章，很不得人心，使一大片以「鄉土」為題材的作家，心懷傷忿。讓我們安慰這些受到委曲的作家：除了那麼幾個粗暴、無知的打手，全部已經讀過你們優秀作品的海內外同胞，都衷心地為著你們堅持在自己的文學中表現中華民族的靈魂；為著你們選擇在自己的土地和同胞中吸取永不枯竭的創作泉源；為著你們在滔滔而來的外來文化、外來文學的支配性影響中，豎立起中國文學自立自強的精神；為著你們所創造的藝術世界，使我們驚喜地、感動地重新去認識、重新去愛自己的土地和同胞，並且經由文學的快樂和感銘，在我們的心中，栽種了對自己民族又軒昂、又自在的信心──為了這一切的一切，讓我們深深地感謝你們……。
從中、外、古、今的文學史去看，向來沒有一個或一派作家，可以藉著政治的權威，毀滅、監禁別個或別一派的作家及他們的作品，而得以肯定或提高自己在文學上的地位的；也從來沒有一種有價值的文學，可以因殺害或監禁了那個文學的作者，禁止那個文學作品，而剷除他在文學上的價值的。毀滅一個作家、監禁一個作家或用行政命令禁止一本文學作品，都非常容易，但這毀、這監、這禁為一個民族所帶來的在心靈和元氣上的斲傷，卻要以長遠的時間中民族心靈的荒蕪和枯滯，作為不易補償的代價。
然而，我們永遠不會讓那些對「鄉土文學」做了不幸的、粗暴而無知的誣陷的文章，使我們悒忿憂滯，而不當地產生分裂主義的情緒。
正好相反，我們要永遠記住我們享有過的這樣的經驗：當我們讀完黃春明、王禎和、王拓、楊青矗，以及許多其他富於才華的作家作品後，掩卷感動、心懷激盪的時刻──在那個光輝的、溫暖人心的片刻，我們忘記了什麼省籍的分別，忘記了一切平時的分別，而溶合為一。
是的，讓一切海內外中國人，因著我們在對於台灣的中國新文學共同的感受、共同的喜愛、共同的關切的基礎上，堅強地團結起來，從中國新文學在台灣自立自強的精神中，進一步帶動我們在思想上、文化上、科學上、連帶地在社會上、經濟上和政治上，展開一個中國的、自立自強的運動，來戰勝一切的艱難，為我們自己民族的自由，和國家的獨立，做永不疲倦的奮鬥！

本文原載於《中華雜誌》171期（197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