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潮論壇》編者按：洪水流先生，台南下營人，今年〔1986年〕七十三歲，1950年以政治案件（下營案）入獄，1983年出獄，前後坐牢三十三年。
本文為其自述童年，目睹當時抗日前輩張行領導的農民組合下營支部的種種活動，如蓬勃發展的農民組訓、盛況空前的文化演講等等，其中尤以農民群眾和製糖會社的鬥爭、日警大舉出動半途攔截，出手抓人，雙方激戰的一段為全篇高潮，讀來令人有余生也晚之憾。

我出生於日據下的大正三年，也就是1914年，是一個佃農戶的卑微窮家子弟，做農事粗活的，因為身體矮小，力氣小，無法出外做工討生活。不出入社會，見識短淺，可以說是井底之蛙，只看見一眉子天的小縫隙。
鄉下的童年往事
但是，即使在鄉下小地方，仍有許多深刻的記憶，令人難以忘懷；譬如日據時代被殖民統治的農民，因受不了剝削而起來與鹽水製糖會社爭議甘蔗價格，竟遭到日本警察嚴厲壓迫的慘敗苦楚，不但沒有達到希望的目的反而受盡牢獄之災，落魄終生。
日據時代的文化協會農民運動，雖然已隔五、六十年，依稀記得當時的一些情景。昭和二年〔1927年〕，那時我是小學（公學校）五年級的學生，才十二、三歲，農民組合的實際內情，我並不知曉，只是有一次農組聚集了很多蔗農去包圍鹽水製糖會社的新營製糖所，我也跟人去，險些被學校開除，所以印象特別深。
家父是農民組合的一員，當時一家中若有一人加入農組，其子弟都可以到農組的集會處，而且很受歡迎，稱呼為「農民兄弟姊妹」，猶如一家人般的親熱。我們到那去，就會有人來對我們說：「咱台灣農民會這麼貧苦，是因為日本異族統治，對咱太過苛刻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所致。咱農民起早做晚，一日工作十四個小時，收成卻都繳了日本政府的重稅和資本家地主的重租，他們吃好穿好住好，不勞而獲，都是剝削我們農民，奪去我們辛苦工作的收成，所以咱農民才會這麼貧苦，無錢買好的東西吃，買好的衣服穿，住著破舊的房子，這是很不公平的。」
他們也會告訴我們台灣本來是我們台灣人的，日本來佔奪了我們台灣，我們的祖公被日本人殺死，田園土地也被他們搶了去，這土地明明是我們台灣人的，卻反而要向日本繳納租稅。有時農組的人也會教唱農民歌曲，有一支歌名是：「台灣同胞覺醒」，開頭兩句是：「台灣兄弟要知悉，野蠻日本領台時，祖公被伊來殺死，橫逆土地也搶去。」
農組的旗幟與活動
大約是昭和元年〔1926年〕，我唸小學四年級時，有一天下午三點放學回家，走到農民組合下營支部長張行的哥哥開設的雜貨店前，那裡已經聚集著四、五十人，正圍觀著插在店門口一面迎風飄揚的紅旗子，那旗子紅底上有一根甘蔗、一根禾稻，根莖交叉枝葉向上，兩邊彎成橢圓形，甘蔗枝幹一節節，蔗葉綠色，禾稻枝葉也是綠色，稻穗穀粒是金黃色的，甘蔗與禾稻的中間橢圓形裡面，是一把鋤頭和一支鐮刀，鋤頭柄和鐮刀柄也是交叉的，下面十個白字「台灣農民組合下營支部」。

那是下營支部長張行拿回來插上的，大家圍在那裡議論，都說那旗子做「農民組合旗」很合適，又很美麗。最初農民組合並沒有固定的集會所，組合員都到張行的哥哥店去，所以旗子就插在店門口。後來組合成員日多，在雜貨店做生意處集會不太方便，張行和組合成員就另找了一個集會所，在往頭港路邊，距離張行家約三、四戶人家的兩間房屋，組合旗插在那裡，日夜都有組合員在那裡聚集，尤其晚上都擠滿了人。那時農民組合發展迅速，不多久那兩間房屋又容納不下了，每夜組合成員擠不進去，都站到外面路上，一遇到下雨，大家都淋成落湯雞似的奔跑回去。
於是集會所又換到姜姓的公厝去，公厝的門楣上掛一塊牌「台灣農民組合下營支部」。公厝有庭院，房子較大，前面是大馬路。下營支部遷到公厝時，組合員已經相當的多，下營差不多有半數的人都加入了，於是設立了青年部和婦女部，每晚七至十點，有好幾十個青年男女，也有老婦人，都聚在公厝學漢文及農民歌曲。漢文教的是平民課本及平民千字文課本，平民課本第一課是：「來來來，來讀書，來識字，不讀書，不識字，苦一世。」平民千字文課本有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像和傳略，也有中華民國國旗，是五色旗，青紅黃白黑，象徵滿漢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那些書有喚起民族覺醒的作用。
教唱的農民歌曲有７字４句的歌仔戲調，也有喚醒台灣民族覺醒的曲子，我記得有支曲子是「六月割稻」，歌詞為「六月割稻真辛苦，點點汗珠滴落土，田頭家啊快活收租，哎喲，哎喲……」平舖直述，言簡意駭，男女老少一聽即懂，人人隨學隨會，牽牛割草的牧童都會大聲的唱。
教讀漢文、教唱農民歌，經常被日本警察干涉，尤其是農民歌謠最為日警忌諱，昭和五年〔1930年〕以後，農民組合雖遭壓制而被迫解散，但是只要有人唱農民歌曲，刑警就十分注意。
家父也買了４冊平民課本給我，我雖沒有參加農組的讀書會，有時也偶爾去旁聽一下，他們所學的漢文我都會了，漸漸對中文發生興趣，心想我們既是中國人，要學中文才是，學日文幹嘛？
平民課本、平民千字文課本聽說是從上海買來的，也買回了好多以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肖像為標幟的「中山」牌火柴，下營支部也拿了十箱（一箱200封）來推銷，賣給組合員１封（10小盒）５錢；當時店舖賣的日本製猴標火柴，一封賣七錢。「中山牌」用起來和猴標的一樣好，火柴支數也比猴標多一些，所以銷路非常好。農民組合原計劃從上海批更多的貨來賣，下營支部也計劃設立購買部，但是日本統治者不准農組發展到有經濟來源，於是海關禁止大陸的貨物進口，購買部的計劃也就胎死腹中。
日警對農組壓制很大，一切都很不如意。青年部和婦女部教讀漢文，唱農民歌經常被日警干涉，來參加的人常被叫去派出所或抓去檢束。
生氣蓬勃的演講會
阿貴和我是鄰居，他大我三歲，當時已經畢業１年多，以前還沒有畢業時，我們每天都是一起上學。有一天晚上，我們一起去聽演講，廟前人山人海，演講台前後都站滿了人，我人太矮小，在人叢中鑽來鑽去，什麼也看不見，後來鑽到一個同學父親開的店前廊下，和那位同學站在長板凳上，才看見講台。演講台中央有一張桌子，有個人站在桌前演講，右邊也有一張桌子，戴金黃色帽子的臨監官和通譯官，及三名記錄警官坐在那兒。那時我還是個子孩子，為了好奇湊熱鬧，頭一次去聽演講，並不注意演講人說了什麼，只聽到大家頻頻鼓掌。當時還沒有電燈設備，講台點著電土（乙炔石）火，四周昏黑一片。在黑暗中忽而會有手電筒的閃光這裡那裡的閃著，我聽到旁邊的人說舉手電筒的是日本警察，他們在照認誰去參加演講集會。
我在長板凳上站了約七、八分鐘，當群眾正熱烈鼓掌時，突然聽見臨監高喊：「注意！」那演講者稍微回過頭去看了一下，又轉過來繼續講，二、三分鐘後，臨監官又喊：「中止！」演講者便下台去，立即又換上一人繼續講，不到幾分鐘，聽眾又是掌聲雷動，但是臨監官又大喊：「中止！」演講者在聽眾的掌聲中猶有未盡之言，不肯下台，警察便上去把他強拉下去，而立即又有一人上台繼續演講，但這時台下一陣騷動，警察把剛剛被強制下台的演講者抓走了，說他違規，應予檢束。
之後，連續又有好幾個人沒講幾分鐘就被中止，最後警察命令中止演講會，解散聽眾。但是聽眾正聽得起勁，餘興未盡不肯散去，許多人高聲喊：「再講，再講，不要散去！」臨監官遂叫巡查用台語宣佈：「臨監官大人說叫大家解散回去睡覺，若不散會要抓你們去檢束。」台下立即有人高喊：「要檢束，要關人，大家統統讓你們抓去關好了！」有許多聽眾任憑警察巡查怎麼恐嚇也不肯散去，但也有一部份走了。當聽眾與警察相持不下，陣陣騷動時，在人群中我突然找不到阿貴了，卻遇見了一位熟識的鄰居，便和他回去睡覺。
第二天下午放學回來，聽見父親和一位叔叔聊天，才知道昨晚發生的事情。原來演講會被迫停止之後，聽眾不肯散去，於是警察集中站在講台上，不讓人再上去演講，人便漸漸散去了很多，最後只剩下兩百多人。聽說四人被抓去檢束，張行與眾人商量決定帶人去麻豆曾文郡役所討回被抓去的人。張行顧慮路途遙遠，便叫老弱者先回去睡覺，留下約一百多人去麻豆包圍曾文郡役所，到麻豆已經十二點多，半夜裡突然去了那麼多下營農組的人，不但使曾文郡役所上下大為驚慌，也驚動了麻豆街上還沒睡的居民。麻豆也有農組的組員，均趕來助威，人潮越聚越多，把曾文郡役所團團圍住，結果郡守和警察只好讓步，把抓去的四人放出來；一行人等回到下營，還在廟前下營派出所門口放鞭炮。
來回走那麼遠的路，好些人腳底都起了水泡，有幾個外地農組和文化協會的人趕來聲援，他們都是斯文的留學生，穿皮鞋的腳都磨起了水泡，跛著腳走不動。有兩個女的，一位叫〔張〕玉蘭，一位是葉陶，她們脫下皮鞋拎著走，而被赤腳的農夫開玩笑說：「我們種田的赤腳漢比讀書人的腳勇！」
農組大會的盛況
大約是昭和二年〔1927年〕的農曆正月初一至初三，白天台灣農民組合開大會，夜晚辦演講會，那時是下營支部發展最蓬勃的時候。
當時下營沒有大的建築物可供作開大會的場所，遂在茅埔窟北面，借一塊約可建五、六間平房的寬廣的空地，做為開會場所。那裡離我家只隔三間房子而已。會場於過年三、四天開始佈置，張行叫組合員每天二、三十人輪流搭建，他們從廟裡借三台戲棚皮搭做會議講台，會場四周圍約一丈距離，豎立一排竹柱，把竹柱劈開，用以夾住稻草或甘蔗葉，再用竹篾縛草片圍起來。會議席位是用兩根竹子橫放，再以兩塊磚墊高，打椿絞連緊紮，會場上面則是架著帆布蓬及許多打穀桶覆蓋，遮遮太陽而已。
元旦那天學校放假，天亮吃過早餐後，我就跑去茅埔窟邊玩，才進入大會場就看見三、四個小朋友在台上蹦蹦跳跳，弄得戲棚板呼崩的響。我也跟著上去玩，看見附近的大人帶著小孩在會場裡來來去去，蠻熱鬧的。不多久，許多組合員抬來了好幾張桌椅和長板凳，分別擺放成議長席、來賓席、臨監官席及旁聽席（日本官方要來旁聽）。張行哥哥的店裡一位長工拿來很多糖果，分成好幾盤放在來賓席的桌上，他一邊問：「那邊臨監席、旁聽席要不要放糖果啊？」那時已有好幾個警察巡查進來，有人故意大聲的說：「看日本臭狗子吃不吃？」
組合員陸續來了，張行和順治君及三、四個樣子很斯文的人進到會場，有人拿農民組合旗掛在中央議長席後面。很多日本警察、巡查都進入會場，一個警察對著我們說：「那些囝仔統統趕出去，大人要有農民組合員入場券才可留在會場，沒有的也都趕出去。」
兩三個巡查立即來趕我們，我們對巡查說要留下來看開大會，巡查說囝仔不可以留在會場，全部出去，我們被趕出來後，仍留在茅埔窟邊看熱鬧，人陸續而來，有的站在會場外。警察、巡查佈滿會場，隔著三、四丈就站立一個警察或巡查，入口處有一位警官帶著二十個刑警在查驗組合員的入場券，沒有入場券的一概不准進入，許多人被阻在門外，他們趁巡查稍不注意，撥開當圍牆的稻草，鑽個小洞溜進去，我也如法泡製跟了進去。
會議場內到處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張行站在議長席上講話，左右兩旁有數不清的日警監視和記錄著。我站在權充椅子的竹槓上，四周人群擁擠，不到三、四分鐘，一位巡查就過來把我硬拉出去：「不能偷進來，出去！」
中午休息時間我又偷跑進去，裡面有三、四十個青壯年人，他們在翻閱用白報紙書寫的大字，一個識字的大聲唸出來：有農組的工作報告、三菱及三井的竹林問題、鹽埕問題、煙酒專賣問題、地主對佃農收租問題、勞工勞動時間問題……等等。
中午休息一小時後，警察又來清場，組合員也陸續又來了，如同早上一樣驗入場券。下午議場內人更多更擠，因為外莊的組合員也趕來參加了。
農組與文協的聯合演講會
夜晚八點的演講會不需入場券，任何人都可以去聽，六點多會場內外就擠了好多人，七點半警察、巡查也都來了，在入口處見到小孩就說：「囝仔不要進來，會被擠死，萬一發生事故踩都被踩死了。」
八點時，張行帶著農民組合及文化協會的知名人士進入場，一大群的臨監官、警官、刑警也跟著魚貫而入，聽眾自四面八方擁集而來，會場容納不下，裡裡外外都是人。
演講開始，掌聲震作價響，我硬從草牆中擠入會場內，在擁擠的大人縫隙中聽演講。
「咱台灣的農民兄弟姊妹說起來實在很可憐，從天亮做到晚，三餐吃蕃薯簽，配醃瓜、豆醬，穿粗布破衫褲，住破舊的房屋。咱每日做十五、六小時，但是收成統統被政府扣重稅，被地主重稅剝削走了，使咱不能贍養父母，養育妻兒，生活很艱苦。咱農民的子弟無力去接受中高等學校的教育，這是為什麼呢？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愚民政策，他們要咱做牛做馬當奴隸，咱憨憨一直做，做給他們吃喝享受。」
臨監官立即喊：「注意！」可是聽眾的掌聲雷動，演講者又繼續講：「這是日本來台灣硬佔台灣人便宜，譬如說，同樣是在工廠做工，日本員工做的工作比台灣人輕鬆，他們一天工資２元多，咱台灣人任最高級的員工，比他們能幹，工資還不到八角，大多數中級員工六角、五角，而粗工只有二、三角；錢賺得比他們少還要看他們臉色，仰他們鼻息，為了討他們好還得請喝酒、送禮！這實在太不公平！而且還要受他們支配欺壓！」臨監官又喊：「中止！」，他下台，立刻又換一個上去講。
演講內容各式各樣，大都強調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的差別待遇和日本政府對台灣同胞的剝削和壓制。
有一個演講者說：「日本到台灣來硬奪去咱祖先開墾的土地，他們用各種名目把台灣人耕種幾代的土地，放領給日本的退休官員，硬奪去幾千甲土地，使台灣幾千戶人家失去田園，沒有土地耕種無以為生，日本政府這樣欺壓台灣人，比強盜土匪還野蠻。」
敲骨吸髓的製糖會社
另一人上台又說：「……製糖會社的大資本家與台灣總督府勾結，為他們劃定會社的專利權區域，給予會社的經濟壟斷，剝削蔗農，在會社專利區域內種甘蔗，蔗農不得外賣，也不能私自製糖，連自己吃甘蔗都不行，蔗價也由會社自訂，會社自設秤量，很不公道。蔗農與製糖會社爭議，會社即利用警察，把蔗農抓去關。」他說地方警官不為地方人民的利益著想，反而被會社收買了去，成為製糖會社資本家的看門狗。
還有許多人輪流上去演講，說了很多地方所發生的問題，批評台灣總督府的專制、資本家的剝削橫蠻，真是一言難盡。
儘管警察一再壓制，但是所有聽眾都鼓掌叫好，大快人心，每人都百聽不厭，越聽越喜歡；我覺得聽演講會比任何好看的歌仔戲還要扣人心弦，具有魅力。
日政〔據〕時代對農曆年不太注重，學校只放一天假，初二、初三白天去上學，晚上就去聽演講，使我對日本起了反感，而只要去聽農組和文化協會演講的人，不論老少婦孺都和我有同樣的感受。
那次大會也做了許多問題的決議，關於下營支部的決議是：選出種有二甲以上的蔗農為代表，定於製糖期過後３月的某一天，召集所有蔗農一同去鹽水製糖會社新營製糖所的事務室與會社談判，議訂下年度的甘蔗價格與秤量要公道，及有關種植甘蔗，採收甘蔗及運搬問題的改善等等。
開完大會之後，下營支部在張行及本部派來人員的指導下，許多組合員都到下營以外鹽水製糖會社的區域莊舍活動，聯絡親朋好友一起去參加農民組合計劃與會社爭議提高甘蔗價格的行動，鼓舞所有蔗農在約定的那天去包圍新營製糖所，而且要越多人去越好，逼迫會社提高甘蔗價格及改善有關甘蔗產銷的問題。
外莊的蔗農反應非常熱烈，很多人都相互邀約來公厝會所共議計劃，公厝日夜都聚集很多人，這是下營支部發展最興盛的時期。
但是正當大家緊鑼密鼓在籌劃的當兒，日本刑警也非常嚴密的監視著，暗中探訪農組發展情勢。農組選為蔗農代表的人士，也早被會社及日警所掌握，他們認為這些人不夠資格和會社談判，而且計劃著抓人的陰謀。
事後有人傳聞，有人向日本方面打小報告，且在會社社長、原料科長、駐在員和郡守、警察課長等人開會商議如何對付農民組合之時說：「不要跟農民組合講價，把他們派出來的代表統統抓起來關，就不會作怪了。」正當農組的人為抗議行動積極進行時，一隻恐怖的手早就伸向他們了。
農組和製糖會社議價
昭和二年〔1927年〕農曆三月中旬，那天是農組與製糖會社約定在新營製糖所商議的日子。之前一天，下營支部長張行與本部派來支援的幹部及組合員都忙著準備，派人連絡外莊的蔗農，統計可能參加的人數，而本莊的組合員也儘量的鼓勵他們的子弟參與，愈多人愈好。半夜裡公厝仍然人來人往，組合員都來和張行及農組幹部連絡商量；青年部、婦女部的青年男女也都在商談明天的事，沒有時間上課教書或讀書。
這同時，日本警察及會社人員也明查暗訪的在偵察情勢，農組的這項行動因為是大會決議的，日本官方早已知曉，連台灣總督府都十分注意。
我在路上遇見了鄰居朋友阿盔和阿貴，他們都興緻勃勃的邀我明天一起去，我心裡擔心缺課會被先生罵，但是阿貴說：「缺課一日不要緊，怕什麼，跟我們去！」
翌日早晨我們三人走在一起，前後都是要去會社的人；大家都沿著糖廠鐵路走，到了糖廠鐵路急水溪橋南，那裡有糖廠堆放的煤屑，十來個警察站在那裡擋住去路，不讓蔗農過去，約有一百多人被擋在橋頭，而且人愈來愈多。我們３人走到最前面去，發現相距兩、三百公尺的縱貫道路急水溪橋南的三叉路口，也有很多警察在那裡攔阻，縱貫道路通到柳營的路上，也都是滿滿的人潮。我正墊著腳向前面遠望時，忽然有個巡查來叫我：「警部大人要我來叫你去！」即帶著我到一位帽子箍金紋、腰佩長刀的人跟前。
那人問：「你是不是學校的學生？」
「我是下營公學校五年生！」我用日語告訴他。
「學校的學生來這裡做什麼？」
「我家每年種二、三甲甘蔗，但是蔗價太便宜，蔗農不能生活，蔗價不提高家裡沒有錢讓我讀書」
佩長刀的警官聽完後，搖著頭對旁邊的日警說：「小孩子也曉得這麼說，農民組合真是很可怕了」
正當此時，阿盔向前走去並高喊：「大家走啊，大家走啊……」，阿貴也隨著走去，一邊走一邊向大家大聲喊：「走，走，走過來！」於是大家邊走邊喊，衝過了警察的阻攔。走了約兩三百公尺就是縱貫道路急水溪橋的南端，這裡警察更多，約有五十名攔阻在橋南幾十公尺的三叉路，堵住了由南面柳營、東面太康莊、西面下營聚集而來的農民，三條路人群都延續了好幾里長，而且愈聚愈多，急水溪南的人都集中到急水溪橋的三叉路，估計有萬人以上。我們下營過來的人又被擋住了，這次我沒有跑到前面去觀望，一個人走到溪邊，繞到警察後面去。警察只顧攔阻大群的人，沒有注意後面，我即走上急水溪橋，那座橋剛完工不久，我走上去東摸摸西看看，走到橋中央時，回過頭來向阿盔、阿貴招手：「阿貴過來啊，怎麼不過來？過來啊！」
衝決了日警的封鎖線
這時，農組的青年部長看我向阿貴招手，也立即連喊：「大家拼過去！」然後大步衝過警察。阿盔也聚跟著衝，連喊著：「大家走，大家走，免驚，免驚，走走！」於是大家齊喊：「走，拼過去，免驚！」嘩然沸騰的衝過橋去，日本警察對蔗農的封鎖，就這樣在我這個小孩子一聲無心的招呼之下瓦解了。
到了會社旁磅秤亭西的地方，那裡是會社小火車的卸貨地，小火車到各處去搬運甘蔗，然後集中到這裡來過磅；這個場地面積有好幾甲，這時都站滿了人，他們有的從新營各地走不同的路線趕來，估計約有兩萬人以上，把新營製糖所三面包圍了起來。
會社裡的警察更多，又來攔阻磅秤亭邊一條南北通路的人，不讓他們走向東邊糖廠的事務室；但是人群擁擠過來，衝過去，警察根本無法抵擋，他們不斷地往後退，一直退到事務室前。事務室門口路上停放好多輛警車，一兩百坪庭院四周均打上三尺高的竹樁，用繩子圍起來。在繩子裡面警察、巡查約兩尺就站著一個，且全付武裝，拿警刀、警棍、手銬。他們喝阻蔗農不得超越繩子，否則就違犯命令，統統要抓起來關。事務室庭院裡邊還有許多高階警官在指揮著警察隊。
蔗農的人群很快的包圍過來，把事務室層層圍住；但是都被擋在繩子外面。在警察吆喝聲及群眾喧叫聲中，又有五、六個穿西裝的人從事務室走出來，大概是社會及大官員，其中一位戴肩章，掛佩刀的說：「傳下命令，叫大家靜聽不要喧嘩，派代表出來。」大家以為他們真的要和我們談判了，便寂靜下來。
「蔗農代表出來，蔗農代表出來！」警察大叫著。
而說時遲，那時快，蔗農代表才站出去，立刻有四十多名刑警從裡面衝出來，把蔗農代表抓綁起來。一位我不知姓名的蔗農代表，被兩個警察以擒拿術抓住，將手反轉背後綁住，推上警車押走了。
代表被抓，群龍無首
我熟識的琴伯、塗伯、窗叔、然叔、及兩個我不認識的蔗農代表，還有家父，他們一看情勢不對，立即大喊：「怎麼要抓咱……」，但已經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爭辯了，每個人都有五、六名刑警向他們逼近，他們雖然強力掙扎拒捕，但還是被綑綁押上車去。琴伯的身手最靈活，和刑警拼衝閃躲，兩手兩腳揮舞，使警察無法抓住他，最後二十幾人圍捕他一人，才被綁住硬推上車。家父也在力拒無效後，被逮捕了。
蔗農群眾被擋在那道繩子外面，眼睜睜的看著日警抓人，大家情緒激動想衝過繩子去，但是警察隊非常嚴厲的守著防線，每個人都揮舞著警刀、警棍和手銬；高聲吆喝：「不可過來，不可過來！」要是衝進去的立刻被警察拖打、趕出來。那時警方和蔗農群眾相互對峙，大喝大喊非常緊張。
蔗農代表被抓走之後，大家都很失望，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警官下令叫警察、巡查驅逐蔗農解散，於是巡查等就大嚷：「大家回去就沒事，不解散就統統抓起來關！」
大家看農組選出的代表被抓走，會社也沒有誠意與蔗農協商，留下來也沒有用，便漸漸散去了。烏合之眾，一遭挫折便意志消沉駭怕，剛才的聲勢也就崩潰喪失，而作鳥獸散了。
大家漸漸離去之時，我跑入那條繩子的裡面，把父親跟刑警掙扎時，掉在地上的帽子撿起來。阿盔和阿貴對著眾人喊叫：「大家不要散去，一起去圍新營郡役所要人！」
警察聽到後立即過來吆喝：「再亂嚷亂講，就把你們都抓去關。」我們三人不約而同的回答：「就是要讓你們關，怕什麼！」但是警察追趕著，沒有人聽見我們的吶喊。有位巡查說：「你們三個囝仔不知死活，還不回去，再叫也沒有用，沒有人像你們這麼傻。」
包圍新營製糖所的蔗農中，大概屬我們三人最年輕，阿貴十六歲，阿盔十五歲，我十二歲。在警察的逐趕威脅下，一會兒，一兩萬人都散走光了。
下午三點多回到家，聽大家說下營支部長張行失蹤了。張行的太太說，張行昨晚下半夜就被警察叫去，一直沒有回來。原來連同順治君及本部派來的人員都被曾文郡役所的刑警騙去關禁；而別的支部約好要來支援的人員，也都被地方警察叫去看住而不能趕來。
受到老師的凌虐
據說這次鎮壓抓人行動，是因台灣總督不讓蔗農和會社講價，而下令警察壓制蔗農，同時也要壓倒農民組合。
第二天我去學校上學，老師問我為什麼昨天缺席，我不答，他把我拖上講台，一再問我，我仍然一句話也不說，他又打我兩巴掌，我跟他掙扎著要下來，他放了手罰我站，我不站，走回我的座位將書包收拾好，拿著走了。老師看我很倔強，怒目以視，不說什麼。走出校門，想起父親被日本抓去關，自己只缺席一天就遭此凌虐，心想讀日本書幹啥？不禁眼淚簌簌落下來，哭著回去了。
祖母和母親也因父親被抓正在煩惱，我又被老師打著哭回來，更加不知如何是好。我的祖父當晚到公厝找張行想辦法，又去找老師理論：「這孩子昨天看他父親被抓走，心裡難過，飯都吃不下，本來就那麼瘦弱，你這樣把他摔過來摔過去，又打又罰站，同樣台灣人，你也別太過份。」老師對祖父說他也有苦衷，校長和老師都已經挨了郡守督學的罵了，祖父因為父親的被抓，又為了我被老師毆辱的事情而情緒很壞，氣憤地對他說：「你們這些吃日本仔屎的，日本仔說了什麼就可以把台灣人統統弄死啦！」。
農民組合的人也因我的事，而去叱罵老師，我三天不去上學，老師也備受責怪。最後張行到學校找過校長，回來說老師不會再打罵我了，我才再去上學。
再過三天，被抓去的蔗農代表也都放回來，他們在獄中並不曾被訊問，關他們只是不讓他們與會社談判甘庶的價格，而一時間壓制他們罷了。
農組的人檢討說，日警預先把一些幹部關起來，又看住外地計劃前來支援的人，是大家預想不到的，可見他們仍是棋高一籌，以後對農組更會用高壓政策，農組的工作恐怕會更難開展了。
要抓去關大家都去關
包圍鹽水製糖會社新營製糖所失敗後，農民組合的聲勢一落千丈，而日本人也看出了台灣人的弱點，知道台灣人大多數都很怕事，形勢好就隨著附和，形勢不對就溜之大吉，是觀望的觀眾而不是堅決的群眾，不能產生群眾力量，勇敢的少數人被抓起來之後，就可以驚退多數的老百姓，這是我們台灣人的弱點。
農民組合遭此挫敗後，日本的壓力愈大，張行和組合員極力要重振聲威，一再召開演講會，但是每次演講都被干涉、中止，若不解散，演講人就被抓去檢束。
聽說有一次在廟前演講，才上台講不到兩句話就被解散，聽眾及演講人皆不服，與警察發生衝突，被抓了六個去麻豆，聽眾氣憤，要湧到麻豆去討人回來，下營派出所打電話去通知郡役所，結果郡役所騙稱馬上將人送回來，大家不要去麻豆了。結果回去農組公厝等他們回來，等了一晚均不見人，大家知道受騙，但是人也大半都散去了。到第二天中午，聚集了一百多人準備再去要人，下營派出所又來阻止，說半個鐘頭之內，人就會送回來。那天十二點我正放學回家，走到公厝時恰好遇見四輛警車，把昨夜抓去的六人載回來了，後面還跟著十幾個警察。六人下車時，大家鼓掌歡迎，六人中有一個高舉著手喊：「台灣農民組合萬歲，萬歲，萬萬歲！」大家也跟著喊萬歲。有人去拿鞭炮放，警察說附近有草堆不可以放，那人不理他，鞭炮霹霹叭叭響，警察課長認為那人阻止不聽，叫人把他抓起來。正當好幾個警察把他綑綁上車時，我們都叫她永嬸的一位老婦人喊聲：「不可以再讓他們抓人去，把他放開。」於是阿旺、阿華、阿煌、春生等人衝上去推開警察，把那人的綑繩鬆解開；隨後又有很多人衝上去，整個公厝人聲沸騰。
「把搶劫人犯的統統抓起來！」警察課長大聲吆喝，十幾個警察又去圍捕阿旺、阿華、阿煌、春生等人。
「一個都不能讓他們抓去，要抓去關大家都去關，不要怕！」永嬸又大聲呼叫，群眾一齊嘩然大嚷：「要抓，大家統統給抓去！」
錦華衝上去把抓著春生手臂的警察的手擺脫，然後把自己的手肘彎勾住春生的手肘彎，喝聲：「大家手勾著手，排整排！警察若要來抓人，就用腳踢倒他！」一百多人立刻手臂勾住手臂，圍成半月形的連鎖線，排在公厝前面，大家喝聲：「臭狗子靠近來，就用腳撥倒他，用肩頭撞倒他！」警察在半月形的連鎖線中反而變成被圍困者，靠近抓人都被踢倒、撞倒，弄得滿身泥沙。如此僵持約二十分鐘，警察課長眼看抓不到人犯，便喝令停止，上車回去了。
日警的監視與跟蹤
永嬸是五、六十歲的老婦人，永叔死後，農組的女組合員玉蘭、葉陶等人，若到下營支部來便都去和永嬸住。為此，日本警察常到她家干擾，有時晚上就守在外頭監視；永嬸一點也不懼怕，她雖不識字，但是很懂事理，張行和眾組合員認為她最適合當婦女部長，便請她任下營支部的這個職位。她每晚都去公厝看人讀書，管理那些青年女子，所有組合員和男女青年都很敬重她。
農組的工作越來越難展開，刑警頻頻干涉甚為擾人，張行、楊順治及比較有名的組合員，都被日夜跟蹤，夜晚在房間睡覺，警察就拿把椅子或長板凳，躺在門前看守著。
楊順治家開布店，有一回日本的什麼宮殿下到台灣來，順治君被看得更緊，他們派一位叫「及川」的日警跟蹤他；及川不會騎腳踏車，有時順治君叫太太看店，自己則騎著腳踏車載布匹到下營附近的小村莊販賣，每次順治君一騎車，及川就在後面追趕著，跑得氣喘呼呼。當時行商賣布都用手搖著玲瓏鼓，村人聽到鼓聲就知道賣布的來了。若是有人叫買，順治才停下來，及川也才稍有喘息的機會，若是沒人叫買，順治一莊騎過一莊，及川追趕不上就在後頭呼叫：「順治君，騎慢點等等我！」
做生意還被日本警察跟著，實在很討厭，順治有時會故意不理會及川的呼叫，騎得更快，讓及川跑得滿臉通紅，一身大汗；但有時看他跑得可笑又可憐，也停下車來等等他。其實及川是個老實人，奉上司之命跟蹤順治，他就一步也不敢離開，連晚上都睡在順治家門口的躺椅上。
雖敗猶榮的農民組合
昭和三、四年〔1928、1929年〕，農組瀕臨危境，集會、演講都大受限制，甚至在公厝召開支部會議及青年部、婦女部的教讀漢文也被壓迫禁止。組合員若要聚會，必須秘密約在某人家裡，而且人數也不能太多，免得日本臭狗子知道了找麻煩。我記得有一天晚上８點多，父親剛從外面買了米粉和罐頭回來，順治、玉蘭及附近十幾個組合員都到我家來，商議如何因應日本的高壓政策。順治一進來就向我要張紙，他在紙上劃了十幾條線，一條線寫一個人的名字，然後排在桌上對在座的人說：「萬一臭狗子來查，我們就說大家在『拈虎鬚』，抽誰請客吃米粉，這樣臭狗子就無法說我們是非法集會了。」據說那夜農組分成好多小組，在各處開座談會，要大家提出意見商討如何對付日本人的壓制迫害。
大約是昭和四年〔1929年〕底或５月初，聽說曾文郡守召了姜姓宗親的主事者去，威脅著警告他，不能讓農民組合的人在姜姓公厝集會：「農民組合張行等人是要聚眾謀反，你讓他們在姜姓公厝聚會，等於你們姜姓的人支持他，與他同謀，若是事發，你該知道利害。所以，要保護姜姓親族安全，你要與我合作，回去叫張行把農民組遷到他自己家去，同時叫參加農組的姜姓族親，全部退出農民組合，以免被牽連。我是要救你們姓姜的人，你是姜姓主事者，若與我合作，我會給你好處，你要做什麼生意，都准許你去請牌照。」
同時，下營派出所也召集了各保正，要他們勸保內參加農民組合的人都退出，派出所並從農組搜走了組合員名冊，警察和保正便按址到各組合員家去，要他們在「退出農民組合」的名簿上蓋章，若是有人不蓋章，派出所便施加壓力，叫同姓氏裡年高望重的長輩出來規勸蓋章。如此一來，在官方脅迫及親族長輩之力勸下，大都蓋章退出農民組合，這終於造成了〔當地〕農民組合的潰散。
昭和四年〔1929年〕，我從公學校畢業後便到外地養鴨討生活；不在莊內。昭和五年〔1930年〕，下營好多人被抓去判罪坐牢；其中大概張行被判得最重，刑期十年；組合員春生則被關死在獄中，吳沈旺等十餘人坐牢出來後，都極為貧困，潦倒終生，但是大家都十分執著，始終保持了為理想而奮鬥的純潔素質，只有青年部部長變節而已。
在日本氣燄正盛之時，農組的人可以說是雖敗猶榮。

本文原載於《夏潮論壇》一九八六年七月號。邱士杰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