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民間的詩人──石川啄木及其「詩應如便菜」論(林書揚)

1987年2月

石川啄木,本名一,啄木的筆名為其師名詩人與謝野鐵幹所取,是日本明治末期詩壇的一顆彗星。生於明治19 年(1886年),逝於明治45 年(1912 年)。享年僅止廿七。
啄木短促的一生,可以說是貧病交煎,從沒有過舒泰的日子。文士落魄古今常見,但不遇如啄木者似乎也不多。他的詩作歷史頗早,第一本詩集《憧憬》,於1905 年出版,時年僅廿。作品多屬於浪漫象徵詩、遣詞綺麗奇拔、詩思靈敏清澈,天才啄木之名,一時大噪於京。
然以一介弱冠新進,稿酬至為菲薄,幾乎不足以餬口一家。為了尋求較優厚的寫作環境,他幾次往來奔波於東京和盛岡之間,甚至一度北走風雪深鎖的北海道。啄木生來體弱,辛勞中患上了肺病,相繼不絕的貧苦、病苦、再兼家不和之苦,逼他幾次想自殺以了卻一切。
可是,纖細中天生的一分傲氣,和執拗的求真求美意慾,還有對一無恆產的家庭的責任感,每每牽住了他的逃避衝動,且漸漸使他的心路歷程在嚴苛現實的重壓下轉變了方向。數年掙扎,他的作品中逐漸收起了蒼白少年文士的自傷眼淚,代之而顯出來的,是毅然面向那橫在生活底流下的社會罪惡的吶喊。在他死後出版的詩集《哨子與口哨》中,我們可以讀到從生活的煉獄中重生過來的啄木的化柔美為凌厲、變感喟為抗議的激昂作品。據說在戰後的日本,頗有人將他看成日本近代普羅詩之祖。不論前期浪漫主義的瑰麗作品、或後期血汗交迸的生活詩歌,至今很多仍膾炙人口。據報導,他的「歌碑」也已建立在他故鄉的一處崗頂上,藉以悼念這位早逝的天才詩人。
今試譯數篇被視為可分別代表前後兩期的啄木的詩,以資讀者們做一比較。

〈我的世界〉
世界之眠中,唯我獨醒,
站在蔓草掩覆的丘陵上,
屏息的大地橫亙於足下,
正如挽我而行的生命之車,
浩蕩的鏤星夜空,
是披在頭上的一頂笠。
呀!此為我的世界,當
朝風晨曦重臨時,
將還原復舊,離去我的支配。
然而,世人應知,在我胸中,
有一「思」之世界,正是此一世界
為超越一切的不動之國度,
因而我從不悲、亦從未有所失,
即使此一世界,時時還原,
還原為眾人蠢動的,如舊世界。
〈牽牛花〉
呀,縱令歲延百壽,
困在黑暗的牢舍裡何值眷念!
我,寧願醒在光明中,
求一日生命的榮耀!
一夜的煩眠幾多悶思,
昏耗的身,倚立在朝陽的門,
(猶是慈光之憫笑乎?)
淚眼獨對牽牛花!
〈月與鐘〉
天路遙遙鄉思中飄浮著
嫋嫋歌韻將盡,
櫻花苑中樹影朦朧,
請彈奏出一片夢色吧,
月下人!
花已眠,而人子之夢
難圓,祇因旅愁萬觔
牽我進那無醒之夢鄉吧,
夜半鐘聲泣月人!

以上三篇,皆收在詩集《憧憬》中。(1905 年出版)
〈我的世界〉顯然是一篇孤傲和自醉的、精神勝利者的作品。而〈牽牛花〉則屬於半頹唐的,自嘲的剎那主義頌。「求一日生命之榮耀」而不可得的啄木的眼淚固然引人同情,但那是從不堪回首的過去和黯然無光的未來的逃避。而逃避中的生命,何來榮耀?啄木卻渾不自覺。〈月與鐘〉追求的是技巧上的雋永效果。論內容,不過藉幻視幻聽,襯出一種朦朧意態美。總之這時期的三篇詩所代表的,是在痛苦中猶未病醒,圖以幻思自我救濟的、孤獨自傷的啄木。然請再看收錄在詩集《哨子與口哨》(1913 年逝後出版)中一篇題為〈無盡議論之後〉的長詩中的三節:

其一
昏黑、昏黑,宛如一片曠野的
我的腦海中,
時而電光一閃,
我知道,那是革命的思想靈光—。
奈何,奈何,
那快的雷鳴,卻未聞傳來—。
我知道,那一閃電光照耀下的
世界有新姿。
在那裡,萬物皆得其所—。
昏黑、昏黑,宛如曠野的,
在我腦海中,
時而有電光一閃,
我雖如道,那是革命的,思想靈光—。
其二
我們且讀、且議論,
我們眼裡的銳光,
實不輸於五十年前的俄羅斯青年。
我們議論著,我們該做甚麼,
我們爭吵著,我們能做甚麼,
然而尚無一人,以緊握的拳頭,
擊打桌面,
喊出V NAROD!
(註:俄語「到民間去」)
我們素知,我們所求為何,
亦知,民眾所求為何,
更知,我們該何為,
然,尚無一人,以緊握的拳頭,
擊打桌面,
喊出V NAROD!
今宵聚首此屋者,都是青年,
常在世界上,創新的青年,
我們明知,老人們不久離去,
我們將終獲勝利,
請看,我們眼中的銳光,
請聽,我們議論之激昂,
然,尚無一人,以緊握的拳頭,
擊打桌面,
喊出V NAROD!
呀!蠟燭已再換,三換,
飲料杯中漂浮著小蟲屍骸,
年輕婦女的熱心顯未減退,
眼裡卻已露出,無盡議論後的困乏,
然,終無一人,以緊握的拳頭,
擊打桌面,
喊出V NAROD!
其三
我知,TERRORIST 的
一顆悲戚的心—
那種言語與行為已密不可分的,
僅有的,一顆心,
只因,言語被奪,
只有,以行為說話的心。
自己將自己的血軀,擲向敵人的心,
那是,真摯而熱心的人們,
常有的悲戚!
無盡議論之後,
一啜冷卻了的可可,
在微苦的舌尖上,
我舔出,TERRORIST 的
悲戚的,悲戚的心—。

任何人都看得出,《憧憬》時代的啄木和《哨子與口哨》時代的啄木,在不及十年的歲月推演中,已經是判若兩人。後期三節詩,很清楚地告白世人,從前沉湎於自傷世界中的啄木,現已投身於一自覺的、清醒的、群眾共鬥的洪流裡。他的喜怒哀樂,都已經過社會理性的淨化而顯出前所未有的真實和清白,詩的震撼力也就更加強烈了。
他的這種轉變,曾使他的師友驚異,也使一般讀者驚訝。不過,氣質與詩質的劇烈改變,當然不盡是緣自於他個人純主觀的自發因素。我們更須留意的,是當時正處在遞變中的日本社會的特質,帶給一位善感的青年詩人的絕大影響。
如眾所週知,彼時的日本,經過中日、中俄兩次以國運為賭注的冒險戰爭後,已躋身於本世紀初的列強之林。視其社會內部,則明治維新後一長段破舊立新的紛爭已告落塵,舊封建土地資本的殘餘和維新初期的「政商」集團,在中央集權的「殖產興國」政策鼓勵呵護下已完成了體質改變,近代式的壟斷財閥與藩閥政府的結合體,對外已顯露出經濟軍事強權的面貌。一方面階級分化漸見分明,藩閥政府下的民權運動雖不絕如縷,但多以擴大有產者參政權為目標。而新資本貴族階層下面,真正受壓榨的,是廣大的,均無聲呻吟的農工大眾。然自明治30 年代(1897 年)始,世界性的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運動,也漸有流入這個新興工商帝國之勢,出現了一些第二國際支持下的革新團體。例如,開始於明治31 年(1898 年)的「社會主義研究會」、集村井知至、安部磯雄、片山潛、幸德秋水等人,首開研究聖‧西門、傅利葉、蒲魯東、馬克思等近世社會主義思想的風氣。改稱社會主義協會後,更積極推動普選和勞動立法運動。明治34 年(1901 年),第一個勞動者政黨,社會民主黨出現,在其宣言中提議以和平民主過程達成八大項社會改革。日俄戰爭前一年,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片山潛的《我的社會主義》二書公刊問世,在青年學生及工農大眾中引發極大震撼。
至日俄戰爭發生, 利彥、幸德秋水等人組織平民社,發行《平民新聞》,譯載《共產黨宣言》,鼓吹和平反戰思想。一時在國民大眾中的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受其影響者漸多,軍國主義批判及和平反戰運動的萌芽漸明。如啄木的師母,被譽為一代才女的女詩人與謝野晶子,竟敢於舉國沸騰的軍國主義狂潮中,對身在炮火連天的旅順前線的胞弟,發出一篇題為《我弟!你不能死!》的詩,以引人落淚的骨肉至情,和熾烈的人道主義精神,斥責「馬革裹屍」的嗜戰口號。雖也受到不少國粹主義者回攻,所幸當年的藩閥政府對國民言論的箝制不若昭和年代軍閥政府之甚,在一片辱罵聲中仍得以流傳一時。
受以上這些時潮的衝擊,啄木原有的理想主義小我世界逐漸瓦解,終至開眼於更高層次的社會自覺,勿寧說是極為正常的現象。他開始撥出部分寫作時間,閱讀一些新進來的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憑其敏銳的領悟力和得自生活體驗中的洞察力,他的思惟漸有了方向,而他的人生觀和藝術觀,也在這一段時間逐漸走上成熟的境界了。
討論《詩應如便菜》,是啄木《克服浪漫主義,跨越自然主義》的力作,可視為他的不竭的探究心的落實點。明治43 年(1910 年)6 月,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水的「大逆事件」發生,震動全國,啄木尤深受衝擊,更加勤讀有關政治經濟方面論著。於同年8 月間,寫就《時代閉鎖之現狀》一文。繼而設法取得幸德在法庭上的答辯書,漏夜抄寫,細加研究,進而精讀克魯泡特金《告青年書》,其革命社會觀愈形堅固。在極端的困難中,和志同者數人著手籌辦新雜誌,暫名為《樹木與果實》,惜因病而無成。明治45 年(1912 年)病情轉劇,終於4 月間辭世。
綜觀啄木一生,備嚐貧病辛酸,加上家中姑媳失和,夫妻不睦,幾可以說集人世間多項不幸於一身。然正因長年纏綿於苦中苦,反而激起了自我鞭韃的意志力,從失魂落魄的深谷底奮力攀登,終於達到一處能鳥瞰世態百相的精神高處。他若不早逝,以他熾烈的正義感和使命感,透過天才的表現力,或能成為近代日本的高爾基。無怪乎戰後日本文學界,不時掀起啄木再評價的運動。至於有關他的詩作技巧和詩論要旨,因距今已有四分之三世紀,當無新義。然他那永不熄滅的詩魂,在一個激盪中的社會重壓下的悲壯呼喊,至今仍能深深地感動人,對現代作詩者尤能發揮有力的啟示作用,則為不爭的事實。
在《詩應如便菜》這篇詩論中,啄木首先對自己的詩作心理過程和精神狀況,以尖銳卻甚平實的筆調,做了徹底的剖析。開頭一句話,就是這樣:「對於詩,我曾經迷惑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日。」他要強調的,無疑是當時幾種流派的詩所共有的病象—虛偽加繁瑣。他是這樣說的:「以前我也做過詩,是十七、八歲以後的兩、三年間的事情。當時,對於我來說,世界上除了詩以外不存在甚麼東西。從朝到晚,我好像整天地憧憬著甚麼,這種心情,只有作詩的時候,才覺得幾分的發抒。」而當時的詩是甚麼樣的東西?他說:「是空想和幼稚的音樂,再有,是一些微弱的宗教因素。」他有如下具體的告白:「從一個實際上的感受到一首詩的成形,中間需要相當繁瑣的手續。舉例說,當看到在一塊空地上站著丈許高的樹,陽光照著它,即你一定得把這塊空地變成曠野,把丈許高的樹變成參天大木,把陽光想成不是朝日便是夕陽,不僅此也,還得把看著它的自己想成是位詩人,或者是位旅人,或一位多愁的年輕人。不如此,便不符合當時的詩的格調,自己也得不到表現慾的滿足。」
啄木本身不久便開始厭煩這種「詩化」的「手續」。他不再陶醉於「詩人」、「天才」一類的「揮發性」稱呼,代之而來的,是種莫名的空虛感。我們相信,啄木的這種空虛感,正是促成他開始另一角度的摸索的預兆。其間的機因,不外是,實際上說甚麼也「詩化」不了的現實生活的重擔。他說:
「二十歲的時候,我的境遇發生了極大的變動。返鄉、結婚,與此同時,不擁有任何財產的一家老小的餬口責任,一下子降到我的肩上,而我對於這種變動,竟是束手無策。從那時起,一直到今天,我所承受的痛苦,無疑是所有的空想家,也就是,逃避責任的極端的卑劣漢所應接受的懲罰。尤其是像我這樣,除了詩和與此相關聯的可笑的矜持外,不擁有任何技能的人,受罰應該還要苛酷一點。」
他對詩,由留戀到悲哀,由悲哀到自嘲。他說曾有一次,在北海道一個小市鎮,當地出身的一位老政客,帶他到一家小報社,介紹給對方說「他是新體詩人」,他承認,那是第一次從別人的善意中得到了侮蔑。
對於當時剛起步的一些社會的,及文學的革新運動,他這樣描述他是如何開始接觸它。「跨越思想與文學兩個分野上的新運動,在為了求食而北走再北走的我的耳邊,竟然也響起來了。對空想文學的厭倦,和從實際生活中得來的一些體驗,不久使我吸進那種新的運動精神。當時的心情,恰如站在高處眺望著剛走出來的那間房屋正在起火燃燒。」他為了菲薄的月收,在零下三十度的北海道「流浪」過。不勝寒苦,終又回到本土,且上東京。他說:「就像回來的我已經不是以前的我,東京也不是以前的東京。我驚奇地發現,對新運動抱持同情態度的人意外地少。我感覺到一種悲哀。我退一步自我審查過。但仍然堅信,從北方風雪中帶回來的想法,即使幼稚,也非錯誤。」在這期間,運動的低潮、生活的逼迫,令他煩悶不已,曾經寫過四、五百首的「短歌」。他之所以作短歌,是要「虐使」一種詩型,從而得到一種失敗者的快感。
他還幾次想自殺。但,相繼地又發生了幾件事情(文中沒有明說究屬何事)當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時,他的責任心又把他從消沉的谷底硬推上來。他如此地描述當時的心境:「從前覺得可笑的事情,現在變得一點不可笑了。」這還不等於說,他要以嚴肅的、理知的責任心,去面對一切可笑與不可笑的生活現實嗎?不錯,這就是不死鳥啄木的復活了!
復活過後的第一課題,便是重新對於詩與詩人,給予確實的認定。也就是,賦給詩與詩人,新的性質、新的存在理由,否則,他的復活便將再度落空。
從前的他,飄飄然自以為是詩人的他,到頭來竟然是個假詩人:則復活後的啄木,必須是位正正當當的真詩人。那麼,真詩與真詩人,應該如何界說呢?果然,緊接著上面那句話後,他立刻提到:「現在的心情,使我第一次真正體會到新詩的真精神。」「所謂『詩應如便菜』,就是說,那應該是兩腳踏地歌出來的東西:用一種和實際人生之間沒有任何空隙、任何間隔的心,做出來的東西。不是山珍海味、不是高等料理,而是恰如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便飯、便菜一般,尋常普通,卻是不可或缺的東西的意思。這種說法,也許會被認為有意把詩從某一高位置拉下來;但在我來說,這是從來在生活中可有可無,不帶給生活任何增減的詩,變成人生中的必要物之一的途徑。肯定詩的存在理由的唯一途徑。」
那麼,到底所謂的詩人,應該是甚麼樣的人呢?他說:「簡單地說,我要否認被稱為詩人的,一種特殊人物的存在。對於一個寫詩的人,別人稱他為詩人,那倒沒甚麼不當。但他本身,絕不可以自認為有別於『俗人』的『詩人』。這種說法或許有點缺當,但當他自認為詩人的時候,他的詩便會墮落,會變成對大家不必要的東西。」「統而言之,對於凡是和他的詩沒有直接關係的事物,向來不抱有任何興趣、熱心和希望的,從前那一類詩人:像一隻餓狗求食,整日到處只求『詩』的詩人,必須受排斥。意志薄弱的空想家:不敢把自己及自己的生活,委之於嚴肅的理性判斷的卑劣漢:專以表現劣敗者的悲哀來自慰的懦弱者:閒暇時以戲玩的心理寫詩讀詩的,所謂的『愛詩者』:以及故意表露自己的神經不健全的偽患者,乃至於所有這種種人的模仿者,總之,凡為詩而寫詩的那一種類的『詩人』,必須極力加以排斥。不用說,寫詩這件事,沒有理由成為任何一個人的『天職』。『我是詩人』這樣的不必要的自覺,如何地使從前的詩墮落;『我是文學家』,這樣的不必要的自覺,如何地使現代的文學遠離我們的需要呢?」顯然,他要把詩從不實的官能美化,糾正為生活中真憑實據的必要物。
由憑空的求美到踏實的探真,無疑這是對空想家,耽美主義者的唯一處方。因為唯有真實,才是所有的美的母胎。請看啄木所期許的真正詩人:「為要改造自己,實行自己的哲學,應有如政治鬥士的勇氣;為要統一自己的生活各層面,應有如實業家一般的熱心,而且經常以科學家的明敏判斷,野蠻人的直率態度,把自己內心裡起伏不停的變化,不加矯飾,不弄虛偽,極為平易而正直地記錄下來,報告出去,這才是真正的詩人。」有些人向來主張詩的純潔性,認為唯有詩,才是所有藝術中最為純粹者。但啄木卻認為,「這種說法有如主張蒸餾水是所有的水裡邊最純粹者,即使是性質的說明,也不會成為有無必要的價值標準。」「未來的詩人,絕不可有如此的主張。且必須峻拒一切對於詩及詩人的,毫無理由的優遇。所有的文藝,一如其他事物,對我們來說,應該只是生活的手段與方法。詩的尊貴化,只是一種偶像崇拜!」
對於一些早年新詩運動的同路者,啄木深以他們的低潮與徘徊為憾,也提出了幾許的希望和要求,做為這篇詩論的結尾。

「諸君認真的研究,素為缺乏外語知識的我所羨慕和敬佩。但諸君是否由這樣的研究,一樣獲益,另一樣又在受禍呢!⋯⋯說得率直一點,諸君是否隨著詩的研究的進展,在由此得來的知識上面,正要構成另外一尊新偶像,而忽略了理解現在的日本呢?或者說,諸君為了熱衷於把舊詩變為新詩,而忘卻了改造自己及自己的生活這樣一項大事呢?換言之,諸君是否正在重覆諸君曾經排斥過的『詩人的墮落』呢?諸君是否有必要把排在桌上的美麗的詩集燒掉幾本,回復當初推動新運動時的那樣的胸懷呢?⋯⋯。」

看完這篇取題獨特的詩論後,相信讀者們的感受絕不僅是七十多年前的舊瓶舊酒。即使認其為舊瓶,內容所裝卻仍然是那樣的清冽芳醇。時光流逝留不住一瞬一刻,新人老去老人隱去,物況景色無常,但歷史的曲折性卻往往嘲弄似地把一些老問題披以新面紗,呈現在我們眼前。也往往以似舊面貌,展出新時點的問題。我們驚奇於啄木在文中所關切的,竟然與不久前在這個社會上發生過的現代詩爭議,內容焦點極近相似。那些關於詩與人生、純粹性與關連性、詩人人格與社會責任等等,有關現代詩的弊病和救濟的諸問題,悉皆可以在此文中見其基本輪廓的初描和粗略的試答。七十多年前一位貧病交煎下的異國青年詩人,辛苦萬分地走過來的路,竟然還一直延伸著,直到今天,仍然是那樣的坎坷,那樣的風砂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