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

1986年12月20日，傅賴會（1923∼1986）兄病歿於台大醫院，行年六十二歲。我們這些當年喝過流鰻溝水、沐過公館灣風，曾被呼為「新生」而「修業」年限一般都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上的綠島歸來人，又失去了一位生性溫良，做事卻活潑積極的風雨故人了。
賴會兄，新竹人，畢業於日據時代的台北工專學校（今國立台北工專前身），專攻礦冶，本行的造詣相當好。因為他無論學習上、做事上都很認真，講求實際，注重效率，很能把自己訓練成一位深具實力的技術工作者。他的這種優秀條件，使他從綠島回來後不久便在一家外資工廠得到了一個位置，專業能力再加上做人方面的厚重篤實，人望自然很好，雖然在資歷上背負著十年斷層的不利條件，還能迭受經營者的器重，終於獲升為廠長，先後十數年，據說在生產線上的建樹很多。
但在我們這些當年的「新生同學」之間，他所受的敬愛卻和他的職業成就無關。大家只是喜歡他的明朗穩重的個性和誠實的待人作風。和他交談，只聽他台語、日語、國語混雜無礙的一連「妙語」，幽默風趣，但該認真的時候卻也不失中肯，條理分明充分表現出一位技術工作者應有的邏輯嚴謹性。這些都是他不論聊天或是議論，都同樣受人歡迎的地方。
大約在八年前，也許是早年綠島時代的艱苦生活—過度的勞動和極壞的伙食，多年間很少能吃到正常品質的米麵，大都是倉底清出來的發霉變味品—的後遺症，以及主持工廠的種種辛勞—外資企業雇用的現地廠長，其有形無形的難處一定很多，他覺得身體出了問題，似乎出現了一些症候。本來，他那科學頭腦是不會毫無根據的杞人憂天、自尋煩惱的。只因為當年在綠島常吃霉味很重的大米和麵粉，雖然當時沒人聽說過「黃麴毒素」這種名詞，後來當報上出現這個字眼時，專家們的說法的確使我們這批吃發霉米麵渡過一長段時日的老「新生」，頓時心生警惕。也許他的自覺症狀令他懷疑，於是他前往日本，接受了身體檢查。（他有一位胞兄乃旅日外科醫師）那位負責檢查的日本醫生，其醫術和醫德，於今想來好像有點撲朔迷離。據說在檢查結束後告訴他，正確的病名尚無法明告。我們不知道那位醫生在無法確定病名的情況下，曾經對他提供了多少病情方面的解述。但除了病名無可奉告外，醫生卻提出了可能令受檢者遭到衝擊的建議，他說：你回去台灣後，最好馬上投保最高額的人壽保險。
這樣的一句話，小學生都猜得出，言外之意是餘日無多。我們也不知道那個日本醫生當時是以什麼樣的態度、口氣、表情，說出了這樣令人心緒不寧的忠告。但可以確定的是，賴會兄在宣告惡訊的異國醫師面前，絕不至於驚慌失措，他一定是以他那飽經風霜的老鬥士的坦然態度，接受對方那種也許是嚴酷也許是憐憫的眼光。即使有所質疑，也一定不曾失去他慣常的那份冷靜。
回台後，他把上述的經緯告訴友好，根據其中一位的回憶，賴會兄很平靜地說：「生命離不開戰鬥，生老病死，也是生命歷程中的戰鬥環節，我將戰到最後一刻！」
筆者記憶所及，賴會兄雖也具有人文方面的修養，卻平常很少特意談到帶有哲理的人生觀或生命觀。但他這一句簡短的話，實在涵有嚴肅的寓意，令我們這些歷遇相同、年歲相若的老友們感慨不已。
他有技術者的緻密心思。對自己的病，像對一部機器的故障，只用客觀的檢查和細心的維修，別無多餘的情緒干擾。然而他也並不獨斷，原則上仍然遵守醫生的勸告，也試服過一些不同的藥物。（醫生和他都傾向於認定毛病出在腎臟）如果說在他的自行療養中還有一份獨家見解，那便是對運動克病功能的信心。但即使在這方面也是有節制的。不論登山游泳（這是他生平所好），都是持之有恆而不過分。從不急躁到疲乏不堪的地步。我們都感覺出他的運動的確克服了不少病情，像臉色好多了，動作顯得更有活力等。
醫生們幾次仔細的查看過，時而搖頭表示不解，但對病惰的顯著進步，則不得不承認。但賴會兄本人卻對自己的病情改善，只表示謹慎的樂觀。他是不相信舉不出理由的奇蹟的。雖然把日本醫生當年的診斷錯誤可能性也考慮到，卻也不敢大意假定病已完全消除。不過只要自己覺得還頂得住，他的運動日課是不會停斷的。就在去歲，他再度赴日，攀登了日本第一高峰的富士山，不久又以三天時間爬了一趟秀姑巒山。我們都以慶幸的心情聽取這些消息。爬山游泳，都是消耗相當體力的運動，一位帶病老翁，竟能一而再地完成了如此壯舉，我們都覺得他的運動治病論能在他本人身上得到了證明。但他本人卻說：「我不敢說我的病已經痊癒了，我只不過想證明一下，帶著病做適度的運動，可能比完全不運動，在療養效果上好一點。」可以說，他對運動效果的看法也是持平的，倒沒有過分的迷信它。至於在其他方面的生活情形，也是十分簡單而有規律。三年前從職位退下來後，看書散步，定時登山游泳，偶爾赴朋友宴席，酒量也是一定的，酒後健談，也一如往昔。逐漸地，有些朋友幾乎要把他幾年前被宣告為餘日無多的那一樁事給淡忘了，比較謹慎的也開始懷疑當年在日檢查的結果是否誤斷。反而他本人不敢那麼肯定，說「也許這是病情的抑制期」。即使只是抑制，八年來沒有惡化是事實，已足以部分地證明了運動的效果吧，大家都這樣想。
就這樣，樂觀的氣氛逐漸濃化在一些親朋之間，卻不料在歲尾臨近的12 月初，賴會兄一日發現自己的眼球泛黃，立即住進台大醫院檢查，而醫生又再一次無法確切地說出毛病在那裏。後來偶然間在醫院走廊上遇到從前看過他病的一位老醫生，聽取了賴會兄的一些自覺症狀後臨時替他再做一次檢查，這才發現胰臟上的腫瘤已大到壓迫膽道，使膽汁分泌受阻。更糟的是，要進行穿刺檢查時，由一位年輕醫生動手，連做十幾次都穿不到目標，在這中間，病人的痛苦可以想像得到。也許是因為這最後的一段折磨，他的病情急激地惡化了。被送進加護病房，靠氧氣罩呼吸，口腔鼻孔出血，意識也陷入模糊，前後不出數天，終於在昏迷中斷了氣。
消息使大家一時間茫然不知所以然。怎麼短短兩旬之間，便有了這樣劇烈轉變？難道八年來被賴會兄的強烈意志力所抑阻的病變作用，終於衝破了他的抵抗而大事肆虐？
我們在哀傷中，另有一種無法釋然的疑念。究竟八年前的檢查，確切的結果是什麼，如果當時便已發現體內腫瘤，為什麼不言明，如果說檢查所得的資料不足以斷出病名，那麼那一句不祥的建議根據的是什麼？像這些疑問，於今也只有委之於有心的專家來做一番事後檢討，這也可能同時解開賴會兄八年間不曾停斷的運動究竟是正作用還是負作用的問題，說不定還可以對老年運動的種種層面的得失問題提供一些參考實例。
賴會兄終於沒能克服他的病根，但這不是他的錯失。他盡了體力和心力，抑制了病情的惡化，這份勇氣和耐心，不是尋常人所能比，是值得我們景仰的。年輕時，他曾經為了在一個驟變的社會中追求理想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誰能說他的病不是種因在那一段黑牢和荒島上的艱苦生活呢。老來還能鼓起餘勇鬥病，以一個社會鬥士的豁達和技術專才的冷徹，周旋抗爭於病魔糾纏中長達八年，始終不曾喪失其旺盛的鬥志，盡量使生活充實，他的晚年，真可以用「鬥士鬥病死而後已」八個字來表彰其壯志，也替我們這些垂老難友們指出了一點生命奮鬥的真諦。
※編按：1950年傅賴會因牽連所謂「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而處刑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