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後一次晤面是1947年二‧二八事變過後的暑假中某一天，自從那次分別後，便不再有過面晤機會，也沒有通過音訊。只風聞他後來在日本參加台獨運動，成為理論指導者之一，也出過幾本這方面的書，我卻都無緣拜讀。 
我以懷念和好奇滲雜的心情問這位朋友，育德兄近況如何，身體還好吧？
朋友表情有點憮然，說：「因為育德兄的政治問題，我也幾十年來一直沒有見過他。近年常覺得人的確老了，時常想起早年那段歲月中的一些朋友。最近一次的日本行，看了幾位在日本的當年學友，一時間想起了育德。借酒壯膽，向他們要了他的電話號碼，回旅館後掛了電話，結果，你猜怎樣，育德的聲音蒼老了，問明了我的名字後，竟然在話筒的那一端哭起來了。我一時慌亂，問他哭什麼，他說，故鄉老友們，幾十年來都過境不敢相互聞問。今天算是第一次聽到了一位熟人的聲音。」
育德把自家的處所告訴他，並告訴他怎麼走。
「我立刻動身，帶一瓶台灣竹葉青，驅車前去。找到了那所房子，我們長談了一個通宵。他的房子很小，半夜裡叫了兩碗麵，算是招待。以一個大學教授，這樣的生活格局叫人不解。不過後來想到，他一定是為他那主張，投入他所有的一切，而顧不及自己的生活享受。這一點他沒有變。雖然在其他方面，他的見解我不太能理解，但他的真摯和熱情，還是叫我肅然起敬，一如四十年前。」
兩人說著、聽著，記憶中的往事逐漸勾串起來了，不禁為之唏噓。
我認識育德兄，是由他的胞弟育彬兄那裡來的。
育彬兄是我的學長，雖然不同年級，卻因為同好音樂，有時候我到他家—當時在台南市本町，浩然堂書店附近—去聽唱片。
王家是台南的老商家，好像在做物產生意。育彬兄有幾個兄弟，我本不認識，他家書房裡、書架上好多書，且大都是文學、哲學方面及其他人文科學的書籍，我知道育彬兄對這方面並沒有大興趣，問他是那位兄長看的。他說上面那個哥哥，名叫育德，正在東京帝大念哲學。這位帝大生當然在東京，只在暑假回台。
我認識育彬兄的時候，時局已進入到太平洋戰爭中期。我們的暑假不是被調去搞「奉仕作業」（勞動服務），便是特殊軍事訓練（如，馬事訓練、船舶兵訓練等），即使育德兄歸省，我們也少有碰面的機會了。只有一次，和育彬兄聊天，有位戴眼鏡的青年進來，朝我點了一下頭，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就走出去，原來那就是育德兄，我們的初次見面，竟然是這樣不交一語的一面之緣。
後來戰事日緊，育彬兄先畢業，我們在校生忙著各種訓練，有一段時間沒有相聚機會。到了日本投降，情況相當紊亂，人們的心情卻因脫離了日本的桎梏而興奮著，但生活卻沒有改善。幾個朋友有的繼續求學，也有的為了生活而奔波著。有一天我到台南，聽到朋友說，育德兄因日本投降，學校暫時停課而回到台灣來，在台南一中謀到了一個教席。
課餘之暇他和幾個朋友和學生，組織了一個小劇團，借用「宮古座」（日人經營的劇院）數天，上演了幾齣戲，主題都是諷刺日本人，成績還不錯云云。又說劇本都是有文藝素養的朋友們自己編寫，由育德兄導演。我聽了之後極為興奮，心想育德兄以帝大高材生來導演這幾齣戲，必定不同凡響。
朋友更說，育德兄還親自粉墨登場，扮一位風趣老頭，「他那一口閩南語，流利極了。比那職業導演還棒呢。」我在佩服之餘不免略微驚奇。因為那個時代的台灣青年，除了簡單會話外，很少有人能把一段話用純正的台語從頭講到尾的，總不免要夾雜幾句日語進去。別說一半一半了，七分日語三分台語，大概就是一般水準了。育德兄的閩南語，究竟從那裡學來那麼完整，叫我們好納悶。
後來聽說他再渡日本後還寫過台灣語典之類的書，可見他是有語言方面的天才的了。幾天之後，我在報紙中的藝文欄裡看到一篇文章（當時的報紙還是日文報），批判孔子學說的封建性，作者的名字竟然就是王育德。
我以好奇和些許期待的心理仔細讀了一遍，卻覺得有點扞格不入。當時的我當然談不上什麼思想見解，其實對孔子也除了懷有一份屬於漢民族的驕傲心理（因為日本人也很尊重孔子）外，沒什麼特別深入的理解。卻偏巧手邊有一本書叫《孔子鑑賞》，是一位日本漢學家所著。內容正如書名，不是學理的闡揚，而是一種趣味性的人格禮讚，寫得相當動人。我糊裡糊塗地也寫了一篇反對文章，取了什麼題目早已忘了，只記得大意是說我們要對孔子的人間性給予最高評價而不應只偏重他的政治性。寫好之後，我託人帶給育德兄。當然我也有自知之明，要跟一位帝大哲學系學生議論孔子（他是專攻東洋哲學的），怎能講得過他。只好學那位日本漢學家，盡量寫得感性一點，還不忘抄上書中的幾段上去。過幾天收到育德兄的一張明信片，約我到他家喝茶，「談談孔子」。
那次見面，算是我和他之間的第一次正式交談。他以先輩的從容態度問我幾個問題，而我則靦腆地說出自己也覺得似通非通的話。他大概也聽出我所知不多，也就不以為甚，我自然也不敢「論」得太多。
很快地，我們拋開了孔老夫子，無拘無束地開始天南地北地聊了起來，自然是我問得多，諸如有關東京帝大的學閥問題等等，他也附帶說了一些中國北京大學的自由學風。在我的印象中，當時的育德兄對中國是嚮往的。
最後，他看我要起身告辭時，給了我一句算是勸告的話，他說我們這一代台灣青年的中國文明觀，大多得自日本的漢學
家，而現代中國的新面貌，不是那些日本學者所能理解的，因
此他勸我趕快學好白話文。
這次分手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沒有再碰面。我只知道他在台南一中教國語，很受學生愛戴。一直到1947年，二．二八事變爆發，我才在一次偶然機會又遇見了他。
2月底爆發在台北街頭的官民衝突，很快的蔓延到中南部。台南市也很快出現了主要由失業青年組成的自衛隊。此外，還有學生隊。他們接收了警察局槍械庫裡面的武器自行武裝。並且也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善後處理委員會」。
我當時不在台南，不知道育德兄本人有沒有參與自衛隊或其他組織，大概沒有。可能留在學校照顧學生。不過也風聞他曾經帶領了一批不是學生的年輕朋友，到台南車站對面的中華日報社，要求社方交出報社由群眾監理。因當時報社的外省主管都已隱匿，社裡只留一部份本省籍職員，經過一陣討論後不得要領，也就沒有結果。
中央增派的二十一師登陸前數天，台南出現了一次由「二．二八善後處理委員會」策動的群眾大遊行。就在那一天下午，我因家人有病，到台南的藥店去抓藥。黃昏時候想趕回家，不期然在車站附近的街道上遇見了育德兄。
當時他大概要到台南一中，走得很匆忙，經我一叫，停下來看我，即拉我走進附近的騎樓下，就在那裡談了起來。他簡單地把數天來的本市情況告訴了我，說學生們很興奮，也很徬徨。我說這是你發揮指導力的時機。我還問他關於他企圖接收報社的那一件事，他只淡淡地說時機已經過去了。然後列舉某些本市處理委員會委員的名字，說除了兩個人外（他指的是主任委員湯德章、委員莊孟侯）其他都「毅力誠實兩不足」，並說「我們台灣人就是缺乏人才」。
因為前一天我看到中部下來的一輛軍用大卡車，載滿了武裝群眾，散發著要求自治的傳單，所以就問他有關台灣自治的問題。他提了一個組織的名稱（我已忘記），然後想了一會兒說：「自治恐怕是此刻所能提的最高要求了。其實，台灣人連自治的條件都沒有的。」
我覺得他的話有點悲觀，想再和他論下去。他卻口裡喃喃自語，好像是「尼采」的話如何如何，使我一頭霧水。我有點著急說：「尼采跟二．二八有什麼關係？」他這才正容回答我說：「尼采看到了全副武裝的軍隊就會莫名地興奮起來，這是一種病態。我怕我們這裡也會有這種人」。我聽懂了他的話卻仍然不懂他的意思，覺得他有點不切實際。
其他我們談了些什麼已記不起來，卻記得有幾個武裝的自衛隊員，可能要到車站去換班，從我們身邊走過，還回頭問我們在幹什麼。於是我們在夜寒中分手，心情極度沈悶。
幾天後國府增援部隊進駐台南。果然育德兄讚揚過的兩位處理委員立遭逮捕。湯德章當日不經審判便被槍斃，莊孟侯先被判死刑，後改無期（後來被假釋，不久去世）。
在那段緊張恐怖的戒嚴時期，我未曾和育德兄聯繫過，但風聞他的長兄，一位法官，也在混亂中被秘密處死。我們都知道他這位長兄並沒有參與過任何活動，只是平日和法院的外省籍同僚有隙，被趁機公報私仇。那一年的暑假我還見過他一次，覺得他很消沉，講話都不起勁。後來又聽說他在學校被一名太保學生毆打過，那個學生是本市名紳的兒子，弄得他既傷心又寒心，感嘆著說「台灣太亂、太無聊，人心太墮落，事無可為了。」然後就聽到他再度赴日的消息。
1986年某日，我在報上看到他的死訊，一時感慨萬千。他在日本出的書，我都沒有看過，但他的主張是聽說過的。我雖不茍同他的見解，但還是認為他是那種「心地善良，不切實際」的有心人。二．二八事變高潮中那一夜的街角對話，並沒有滿足我的期待，卻只表現出他的無奈和徬徨。不過他說的那句「尼采式的病態心理」，也許是較有深意的警句。
總之，育德兄是這個時代的台灣知識份子的悲劇典型之一。他是學哲學的，而哲學，應是窮事理於奧微，聯規律於萬象間的，很艱辛的理性作業。加以，要突破幾個世代的被壓迫人民用血淚凝成的歷史情結，是頗不容易的。偏偏，育德兄是位熱情有餘、冷徹不足的人物。他終身被拒於他自稱「事無可為」的故土之外，卻為了它孜孜矻矻地編織一幅美麗的夢景，嘔心瀝血，至死方休，也因為他這一點「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執著，我對他的懷念總是悲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