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發展到八○年代進入一個轉型期，但工業升級的過程並不順利，高科技投資意願低落。熟悉台灣經濟發展的東京經濟大學教授劉進慶最近在他的論述中談到，認為台灣經濟在碰到升級困難及勞工、公害問題時，作了迴避，企圖將經濟成長的主角由工業部門轉移到服務部門，也就是走上「香港模式」，而放棄了直接面對問題力求三種產業結構平衡發展的「日本模式」。
劉進慶先生近日回國進行一項受日本文部省委託的台灣經濟研究計畫，記者特就此問題訪問劉先生。
劉進慶先生為東京大學經濟學博士，東京經濟大學經濟部部長，專攻開發中國家經濟，著有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並熟知台海兩岸經濟，以下是訪問記要：日港經濟模式差異記者問：你在不久前出版的書中談到，你認為台灣近幾年的經濟發展，走的是勞力密集加工出口業加上服務業的「香港模式」淺底經濟，而不是「日本模式」的扎根經濟。請說明香港模式與日本模式的不同，以及你對台灣經濟作如此觀察的理由。
劉進慶答：日本是一個各種產業都發達的國家，從農業、工業到服務業第一、二、三級產業都周全照顧，這在歐美國家也不多見。像法國、美國偏重農業，德國偏重工業，日本卻每一樣都相當完整。
相形之下，香港是一個沒有農業的城市經濟，工業之中沒有重工業，輕工業以勞力密集為主，尖端科技沒有根基。經濟上傳統產業是國際金融及貿易服務業，加上輕工業的加工出口業，這種輕工業，是在香港與大陸隔開之後，才利用自大陸逃出的過剩及廉價勞力發展起來的。台灣朝向香港發展台灣的經濟有農業、有輕工業，可以形成國民經濟。在七○年代雖然也大力推動重工業，但只限於國營事業，到八○年代也沒什麼發展。此時重視尖端科技，卻不一定順利。這些年看起來景氣不錯，外匯存底豐裕，社會上也普遍很有錢，但投資率卻相當低。目標是有了，卻走不出路來。產業結構升級不是很有希望，二次產業升不了級，是不是要轉而依靠三級產業，使台灣在十字路口徘徊。
台灣有走日本模式的條件，也有可能走上香港模式。看現實的趨勢，似乎是朝向香港發展的方向走。
問：你提到台灣有走日本模式的條件，指的是那些條件？
答：台灣有農業，工業有一定的基礎，也有一定的市場，兩千萬人口在世界來講，也算是中等規模。
問：可是此地的企業家一直認為台灣市場太小，不符規模經濟。
答：經濟規模是相對的看法，有人把日本的一億人口看作最合適的規模，有的國家兩、三千萬人，也做得很好。
問：台灣經濟發展會偏向香港模式還有一個理由，認為在九七大限之後，可以取代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你認為這個想法可能性如何？
答：金融中心不是那麼容易形成。台北附近還有東京、香港和新加坡，條件並不容易，頂多可能成為一個副中心(Sub-center)，不是中心。何況，九七對香港的影響還很難斷言。
作為金融中心，有它一定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條件，台灣在經濟上有條件，但在政治上，條件很弱。因為金融完全是靠信用操作的，台灣的經濟信用度很高，但政治信用度就差一截。事實上，政府近幾年不是也引進了三十多家外商銀行，結果還是不成氣候。產業金融未能結合問：你認為工業升級困難的原因在那裡？為什麼企業的投資意願沒辦法提高？答：投資意願低是一種結果，而不是原因。在還有利益可圖的時候，企業不願擴大其活動、不願擴大利潤規模，是反常的現象。日本出超也很大，資金過剩，但企業對內、對外的投資都在增加。韓國方面，資金不一定足夠，但是企業界借錢也來投資。
這其中自然有政治因素，經過多年的強人政治之後，新的政治領導核心是否形成，是否穩定？集體領導形成的動向如何？從經濟因素看，台灣產業結構的問題在於金融資本還未形成，也就是，產業未能與金融業結合?
依先進國家的經驗，必須產業與金融結合，才能發展為大規模的跨國企業。此地有大規模的國營事業，金融機構也幾乎全是公營；而一些民間的所謂大企業，與其他國家企業比較，其實只是小財閥而已。但高科技的投資，通常投資規模很大，產品生命週期很短，價格起伏變化很快，沒有金融資本作為後盾，企業不敢做長期投資的考慮。此外，此地垂直產業發展完全的很少，使企業缺乏多角化經營的調整應變力。社會運動正常現象問：近幾年大家對大企業的發展頗有戒心，如果產業與金融結合，不是更助長財閥的擴大？
答：一個社會的發展，如果不是各方面的「配套」齊全的話，是很危險。因此，一方面要培養企業大型化，一方面要以法律途徑對大企業加以牽制規範，否則，會變成落後國家雄霸一方的財閥，操縱經濟。但我們不能又要它大，又怕它大，弄得不進不退。
我看台灣的企業，不是沒進步，許多中小企業極有潛力，也很肯幹，創業能力很強，問題在於，每一棵樹都長得很好，但整體看起來，又不是像樣的樹林。
最近在台幣升值壓力下，已有不少企業向海外投資，這在經濟學上，是「經濟發展未到金融資本階段，就必須開始資本出口」，不一定是好的方向。從企業的層次看來，是合理的經營轉變，但在國家看來，卻是其次的選擇，對產業空心化會有影響。
問：這幾年，台灣各種社會運動蓬勃，其中像反汙染活動、勞工運動、農民運動都有以往未見的訴求，許多人擔心會對經濟發展有不利的影響，你可否從日本的經驗談談應該如何面對這些運動。
答：這些其實都是非常正常的現象。在日本，每年春鬥，勞資雙方討論工資也是非常緊張，但雙方談妥，就各回崗位。每年為稻穀訂價，農民也是都要到國會示威，拚命爭取；反公害的事件更是常見。在台灣，因為過去沒有這些經驗，感到比較不習慣罷了。事實上，過去也不是沒有勞資糾紛或公害問題，只是在非常時期戒嚴令下壓抑下來，一旦爆發，自然更為尖銳。
工業化社會中，各階層都有他們的利益。各種利害不同的群體，在不同的事件中，有他們不同的立場和要求。政府應該保持中立，站在最能代表整體利益的位置考量。問題是，政府本身往往也有階級性，不能保持中立，就容易使問題愈形複雜。農業是不能摒棄的問：回到最早的問題，如果台灣經濟發展走上了香港的路，依你的觀察，未來前景如何？
答：農業將越來越衰退，工業升級至半途不能再上，最後可能發現也走不通。我認為，一個沒有農業的社會是走不通的。農村是文化凝聚及保存的地方，農業是不能摒棄的。
以我跟此地的企業家接觸的經驗，他們開始總覺得台灣的經濟不錯，但深談之後，也會露出不安的感覺。不過，換一個角度看，台灣的經濟確實靈活，像一位短跑選手，耐力不是很夠，但休息之後，又可以再衝刺，重要的是，改革要多方面齊下，經濟有了一些規模，政治、社會也要求更好，利用這次解嚴、民主化的機會，作更大的轉型，選擇走一條比較理想的道路。
【1988-11-12/聯合報/02版/國內要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