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7月

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末期，留下了一部史料豐富、記錄詳盡的《警察沿革誌》。這一部當時「不得攜出部外」的極機密文件，在塵封長達半世紀之後，終於重見天日了。它原是殖民者警察國家體制的一種統治工具，卻也是我們最珍貴的「社會運動史」。從文化運動、政治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到農民運動、勞動運動，及至於右翼運動，全書譯文多達110 餘萬字，可說是史料豐富、記錄詳盡。
在綠島坐政治牢最久—長達34 年以上—的林書揚先生與他的好友們發揮了坐牢堅忍精神，把這一部簡直不可能翻譯出來的大書翻譯出來了。
為了讓讀者更深入了解這套史料出版的嚴肅意義，我們特地走訪了學養深厚的林書揚先生—
周：請教林先生，是什麼樣的動機激發你們去翻譯這麼龐大的一部書？
林：對於一個曾經被蹂躪過的人民來說，要記取他的歷史，即使是被侮蔑的歷史，也是使這個民族重生的一個必要心理條件。這是曾經歷過那種殖民地二等國民生活的我們所共有的感觸。我們的歷史不能讓它就這樣被掩滅掉！對於被征服、被蹂躪過的人民來說，只要他不屈服，想有一天要重新爭回自己民族的主體性，要排除被征服、被蹂躪境遇的話，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保存歷史。這一段受侮蔑的歷史，一定要把它保留下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翻譯這一部書的原因。
至於我個人的因素，我從小住在台南縣麻豆鎮，那地方曾是農民組合活動的地區。從小就經常聽到一些有關農村爭議的消息。鎮公所派去收稅的人跟農民發生了衝突，有幾個人被抓去啦，哪些人挨揍了，被揍得半死；像這樣的消息經常是我們家裏的話題。農組的幹部，也經常在村裏出入，我的表兄莊孟侯就是文化協會改組後新文協的中央常務委員。農組的幹部，也有我們的親戚朋友。
農民組合組合長黃信國醫師就是我的家庭醫師，我從小身體不好，幾乎可說是吃他的藥長大的，黃信國的兒子黃正道是我小學同班同學，後來又是我綠島的難友。所以對抗日團體中的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較為熟悉。
這樣的家庭背景與氣氛，使我從小就有一種很特殊的印象，對我以後的學習方向、觀點，有很重要的影響。我從小就知道在抗日運動中有兩種台灣人，一種是溫和的，雖然也反抗日本，但很輕易地就會與日本當局妥協；另外一種團體是硬幹型的，不妥協、要抓就抓，像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台灣共產黨都是這樣的團體，雖然那時年紀還小，但是因為周遭環境的影響，所以從小就能分辨誰是乖乖牌、誰是死硬派。
此外，當我還在台南二中（現今台南一中）唸書時，同學間都盛傳總督府裏有一部非常詳細的台灣反抗運動的記錄，誰都看不到，只有巡官以上的警官才有機會看到；那時候還不知道它的名稱叫做《警察沿革誌》，但當時一般知識分子都知道，日本人已經完成一部相當完整而詳細的台灣反抗運動的記錄；那時候，我就有一股強烈的好奇，希望有一天有機會能看看。
周：如今你總算一償四十多年的心願了。
周：據我了解，你們組成了《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他們是否跟你有一些共同的經驗？
林：是的，曾經歷過日據時代那種侮蔑的年代，我們認為有必要讓那一段歷史，讓現在的年輕人認識，因為我們感受到歷史的斷層、被割裂，當然這是國民黨愚民教育政策的結果，故意掩蓋了台灣民眾反抗的歷史。此外，國民黨來台後，那一批投靠國民黨政權的人士，不是那些乖乖牌的仕紳階層，就是在日本時代留有惡名的人，他們當然不希望那段不光彩的歷史讓後人知道，有一段時間他們很敏感，大量收購凡是提到他們過去不光榮的書籍與資料。
周：譯完這部龐大的史料後，你們對年輕一輩的台灣史研究工作者，有何期待與建議。
林：我們沒有能力做更進一步的研究，不過我們的日文素養使我們可以盡一份心去翻譯《警察沿革誌》，把現在日本人也很少使用的半古典日文翻成中文，我們義不容辭地接受這份龐大的工作，這只是最初步的工作，我們期待年輕的研究者會有後續的活動出現。
希望史學界，一般民間對台灣史有興趣的民眾共同來掀起有關沿革誌的討論會，這是一定要做的。一定會有人提出質疑，指出沿革誌的錯誤。藉著沿革誌的翻譯本的出版，再掀起一份熱烈台灣史的研討會，特別是有關沿革誌的記載內容中對事、對物的研討會。
此外，凡在沿革誌裏面所出現的風雲人物，有好幾位現仍在台灣，有部分在中國大陸及美國的，其中有七位是本書的顧問，我們希望能有機會辦個座談會，將他們聚集一堂，也和學界面對面來討論，我想他們都是絕佳的活史料！
周：《警察沿革誌》是日本官方的史料，你可否評估其史料價值。
林：這個問題，我在譯序裏也提到台灣總督府整理、記錄這本書的動機，最高原則說穿了實是為了統治者的有效管理。
他們用科學的調查方法，把運動的內容、性質、經過都調查得清清楚楚，然後把它記錄下來，他的用意是使統治當局如何更有效地對付這些運動與運動團體。統治者要更精密化他們的統治手段，是為了他們統治者的利益，《警察沿革誌》就是在這樣的動機上整理出來的東西，當然有一定的歪曲性。
此外，這部沿革誌的原始材料也不見得完整，經由警察、憲兵機構調查出來的報告，所蒐集的運動的文件，人物口供的材料，是用他們研判的意見，及殖民理論所編組起來，所以沿革誌其史料價值只在它的原始性，不在於它的客觀性。
全套書共計五冊，有一百餘萬字。我們十個人分別負擔了各章節的翻譯，原本計畫半年完成，結果花費了一年半的時間。
周：你剛剛提到《警察沿革誌》原來是日本警察及調查單位所搜集犯罪行為的證據，那麼我們要怎樣來看待這一本書，如何閱讀這一本書？
林：我想這是一部站在殖民者的立場所整理出來的殖民地反抗史，我們要如何正確認識殖民地反抗運動？這一定要有基本的史觀、社會觀，也就是說一定要有價值觀，這樣的反抗到底對不對？是不是盲動？日本人是否替台灣社會奠定現代化？所謂「帝國主義有功論」的價值觀又何在？
我們這一群翻譯及出版者堅信現代化、近代化也有負面的影響，被扭曲、畸形的現代化，對廣大民眾而言並非是幸福的事。只有依人的主體性去追求的才是健康、正面的現代化。有了這樣的價值觀，我們對日本帝國主義時代，就有了評價，我們一定要認識到。
有了這些看法，我們就可以了解到反抗運動史是非常可貴的。若是站在「帝國主義有功論」的立場出發，那麼反抗運動就沒什麼價值，若只是因為外來的來了，就起來反抗，這只是動物性的本能，是沒什麼價值的；甚至認為若沒有盲目反抗，與日本好好合作，台灣說不定比現在更好。所以年輕朋友須有正確的歷史觀、社會觀，對民族的主體性有清楚的認識，要不然就無從認識、理解反抗運動的價值性在那裏—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希望年輕朋友從這部反抗記錄裏面，至少能明白過去台灣人民反抗運動中的二種特質。
第一種特質是：當時台灣人民反對日本人的運動，有漢民族意識，不是台灣意識，大部分運動，基礎都是認同漢民族，不論是台灣民眾黨也好，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左派文化協會、農民組合以及台灣共產黨也好，基本都是秉持漢民族意識，這是一個特質。
第二種特質是反帝的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不是西歐先進社會主義，是殖民地反對帝國，是以帝國主義為第一目標。台灣有一些以社會主義做為他們的指導理念的那些運動團體—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工友協會，雖然以社會主義的理念為他們的指導理念，但是他們的社會主義都是反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
以上這二點是台灣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殖民運動很重要的特質。我們特別希望年輕朋友能了解這二大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