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18日

李夫人、各位來賓、遺族、鄉親、難友們：
今天是1992 年4 月18 日。再過四天，就是4 月22 日。也就是出身在本鄉，在台灣現代史上非常傑出的革命者、愛國者李友邦先生，在台北市郊馬場町的刑場，罹難就義的四十周年忌日。本人今天來到李先生誕生和成長之地，參加李先生的蒙難追思集會，心中有很多的悲切和感觸，想向各位表達幾點看法。一方面是向李先生這一位為了愛國愛鄉，付出了畢生的心血與辛勞，而最後還是成為一個殘暴的反動政權肅清政策的犧牲者，表示向時代受難者的一番悼念；而另一方面，也藉此機會向世人同胞，特別是年輕的朋友們，針對所謂的本土心結、中國情懷等，當前社會上常受議論的心理現象問題，提出一些個人看法。這是因為本人相信，李友邦先生一生的奮鬥事蹟，和他的終致蒙難，正可以針對上述問題提供非常真切而寶貴的啟示的緣故。
回想四十年前，民國41 年，近千名所謂的政治叛亂犯，本人是其中的一個，被國民黨禁錮在綠島的一處集中營裏；當年對外的名稱叫做「新生訓導處」。過的是極為嚴酷的強迫勞動和強迫學習的日子。該機構開辦不久，制度設備簡陋，管理一味高壓，我們事實上是處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中。特別是我們當時所最關切的事情—國民黨情治單位在本島進行的政治迫害的具體情況如何，極少有正式可靠的消息進來。只好在緊張的每日生活中，找機會向新近被送進來的受刑人打聽一些有關的人或事方面的消息。我們在無法獲得比較完整的資訊的焦急心理下，仍然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台灣全島正處在一種暴風疾雨式的恐怖肅清政策之下。我們經常替我們親朋好友擔憂，擔憂他們或許有一天也會被牽連進來。也憂慮著服刑中的人們所遭遇的，家庭破碎、妻離子散的種種悲劇。
當時的軍法大審十分恐怖，逮捕事件無日不有。其間有時候也聽到，國民黨高階層的黨政軍人物鎯鐺入獄，經過簡單草率的審問後遞解到馬場町處刑。我們這些在離島服刑的政治犯，心情非常沉重苦悶。為的是國民黨的構陷迫害政策不知道還要繼續多久時間，不知道還要誅連多少善良民眾。正在這時候，有一次我們從新來者的口中聽到李友邦先生被捕處刑的消息，帶給大家很大的震撼。
雖然李先生一生中大部分的活動時間都在大陸對岸，主要事蹟的舞台也在大陸，因而光復初期在民間的知名度還不是很高，但畢竟是一位官拜中將，現任的國民黨省黨部主委的省籍人士，在報紙上是聞人，在我們這些政治犯中間也是一位耳熟能詳的人物。再加上1950 年到51 年間被舉發判刑的難友裏面，有少數當年李將軍所領導的台灣義勇軍的成員，平日對李先生和台灣義勇軍的事蹟也有所談論。所以在大家心目中，李友邦不同於那些追逐名利的「半山」人士，而是一位具有高度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誠的，在當時的台灣國民黨的高級幹部中也應該屬於難得一見的傑出進步人士。他的不幸消息傳開來後，不僅和那些舊日的台灣義勇軍有緣故者表示悲戚哀悼，還有一些學生們也傷感地憶述當年在台北市中山堂的市民大會上李將軍振臂高呼「建設台灣模範省！」的一幕。記得一連好幾天，大家的話題都集中在有關李先生的生平事蹟、國民黨恐怖政策日益擴大誅連的趨勢、國民黨內部派系危機的問題、政府能否如其所願，在飽受恐怖鎮壓的台民群眾之間重建統治權威等等。
當時新生訓導處的官兵中間，有些閩浙一帶出身者，我們也注意到他們三三兩兩表情凝重竊竊私議的情景。高官大人物受刑的消息時有所聞，但在官兵之間也表露出某種心理動盪的情形還是初見。可見李友邦事件確有它的特殊性。現在我們應該來談談它在現時點上的特別意義。
一位北台灣的農家青年，忍受不住殖民地異族統治的屈辱，和對精神祖國的強烈嚮往，毅然離鄉渡海，投身於現代中國的催生運動中。而在歷經艱辛之餘，在錯綜複雜的政治漩渦中終於沒頂。我們可以這樣說，李友邦先生的生命史所顯示出來的是一種極富時代代表性的，非常珍貴的啟發意義。
按台灣的殖民地境遇，一如世界上所有資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它所承擔的重壓，一來自異族的民族壓迫，一來自資本主義體制的侵略性剝奪性本質。也就是說，當年在大日本帝國版圖內，台灣和朝鮮，是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雙重受災地區。因為民族的壓迫，現實上還是透過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來遂行，所以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也必然以爭回民族主體性的民族主義，和擺脫殖民母國巨型資本的統治剝削的社會主義，做為主要的鬥爭思想武器。這在30 年代世界規模的反帝浪潮中，是最常見的反抗模式，是有它必然如此的因素的。
處身在那種情況中，台灣有志青年，除非甘心在統治者的權威下低頭，忍辱做一個殖民地的順民，否則，唯一的選擇是反抗。在反抗中拾回被踐踏的人格尊嚴。並為了苦難的鄉土和同胞，走上抗爭壓迫者的道路。李友邦那一代的台灣青年，確有不少人替自己訂下了這樣的時代任務而勇往直前。
但就具體情況而言，在現實可行性的範圍內，決心反抗的台灣青年還要做一次策略上的選擇。一種是直接在台灣本島上展開戰場，把本地的各種運動匯合成現地的群眾反帝運動。這是比較正規的殖民地鬥爭方式。在台灣，從20 年代到30 年代，也出現過一定規模的運動高潮。而另一條路，則是李友邦所走的路。是投身參與民族母體、精神祖國的反侵略戰爭的行列，在台灣島外反抗日本的大陸政策，為台灣未來解放做準備條件、創造機會的工作。這條策略路線看來是迂迴性質的。但因為台灣和大陸之間的血緣和地緣的特殊紐帶，這種迂迴也有它的特殊的意義和效果。
例如，當台灣本島的反日運動在30 年代中期遭到日帝統治者的無情摧毀後，在大陸上台灣解放運動還能持續下去。雖然不一定是組織脈絡上的連續，但由全局觀點而論，也無非是運動脈絡上的連續。我們看到李友邦先生的台灣獨立革命黨建黨運動、台灣義勇軍成軍參加抗日等，是在台灣島上的一切有形反抗運動完全消失了之後，把台灣解放的火種保存在大陸對岸的一個顯例。
因此我們可以說，當時台灣青年們的任何一種選擇—或留在島內反抗殖民地統治，或渡海到對岸參加反日帝侵略戰，都是殊途同歸的方式。其最終目的是解放台灣，是共同一致的。這裏面非但有屬於客觀因素的血緣和地緣關係使這種「殊途同歸」成為現實上的可能，更可以從純殖民地台灣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大陸社會之間，除了以反對帝國主義共同的首要奮鬥課題外別無他途的這一點上，去加以科學的論證。
至此我們願意指出，在當前的一般社會心理現象上困惑著青年們的，所謂的台灣心結，所謂中國情懷等問題，如果把它放在這樣的，歷史的、客觀的思考邏輯上，是不難給予正常的解釋的。感性層次上的台灣心中國情，都有一定的由來，但如果不把它提昇到理性層次上去，是會產生扞格不入，甚至互相排擠的效應的。相反地如果以客觀理性的歷史認識去面對現實，台灣心中國情，是完全契合的，互相擁抱的。
在近代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歷史洪流中，當三民主義做為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陣線理論而還保留著些許的實質作用的階段裏，李友邦有過他一定的活躍空間；而當反動化了的中國國民黨徹底訣別了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變成了帝國主義戰略佈局中的一顆棋子後，李友邦的生命當然也必須面臨結束的命運。而在他不算長的生命歷程中，台灣心和中國情，是被證明為互相融合一體的，反強權反壓迫的精神因素。
李友邦先生，以他一生的堅定奮鬥，最後用他寶貴的生命為代價，替我們指示出這一點來了。
本人相信，認識到這一點，才是今天追思集會的最大意義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