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

國際知名的南韓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徐勝先生於3 月底應邀來台，本文是對徐氏兄弟一個粗淺的介紹。徐先生來台曾做了一個以「日帝侵亞一百年，與亞洲民族解放五十年」為題的演講，也參觀了台灣許多抗日運動的古戰場及馬場町、綠島監獄等白色恐怖時期刑場，並與台灣本地的一些同樣身為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作了交流，並和廿多名青年學生進行了一場關於南韓學生運動的對談。
從徐勝的口中我們可以大概了解南韓的現況，甚至現在仍然有政治犯的存在，最久的一位已被單獨監禁達四十四年的歲月，而南韓政府遲遲不肯釋放的原因只因為該政治犯不願「轉向」—即承認自己過去的思想是錯誤的。我們除了對鄰國打壓社會運動的狀況感到痛心之外，也對南韓不願轉向的政治犯、以及所有不屈不撓的白色恐怖受難者致上最高的敬意。
1984 年12 月17 日，我以假釋的名義離開了國防部綠島監獄。那是卅四年來首度不帶手銬、不穿囚衣，走出獄門的僅有的一次。
回家後從事翻譯工作。因為「獄歷」不尋常，一些「道上」朋友（不是黑道，而是指人道團體）的作品大都會找上我。說得直截一點，凡是帶一點左傾色彩、反帝批資的作品，在那戒嚴時期不容易找到翻譯手，最後總會委託一位政治犯出獄者。而除了內容涉及「鼓吹暴力革命」或嚴重攻訐當路者的文字我不敢接外，溫和的社會評論或揭發歷史黑暗的文章我都願意接手。因此，漸漸地這一方面的海內外筆友多起來了。不僅平日互通信息，時而相互訪問，共同討論一些主題。
有一次，大概1988 年左右，來台研究殖民地時代的原住民反抗運動的數位日本作家，告訴我有關住日韓僑中著名的政治犯兄弟—徐勝、徐俊植的動人故事，令我十分震撼。不久，當時在日本關西大學任教的杉原達教授為了在台大做一年研究而來台北，那一天剛好參加勞動黨的成立大會，又和我談起徐家兄弟的事情，且建議我寫一份類似討論韓、台兩地的政治犯問題的文章。他還帶來不少住日韓僑和一些日本聲援團體呼籲釋放徐勝的宣傳文件。我詳細看了之後，用日文寫下了約三千字的文章交給杉原教授。
下面我先把徐勝兄弟事件的經緯介紹幾點。
徐氏兄弟是出生在日本的韓僑。先父母出生貧困家庭，1920 年代便往日本討生活。夫婦倆勤儉持家，到了二次大戰後家境稍見改善，便盡力讓孩子們上學。徐勝上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部，三男俊植在1967 年畢業於京都桂高校後留學母國，1968年進漢城大學法科。1968 年徐勝畢業東京教大後也回韓國，1969 年進漢城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到了1971 年，徐家兄弟突被逮捕。南韓陸軍保安司令部公佈「浸透學園間諜事件」，陸續遭到逮捕的住日韓僑留學生達數十名。檢察官指控徐氏兄弟是北韓間諜網的首要分子，並控訴其秘密操縱南韓學生運動。為了理解南韓當局的這種舉動的意義，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近二十年來的南韓政情的變遷軌跡。
從1953 年韓戰結束後，南韓李承晚總統以肅清境內的「北韓間諜」及潛在的北韓同情者為理由，進行了高壓恐怖的國內安全政策，和1950 年代的蔣政權白色恐怖政治沒有兩樣。只是，南韓的學生、民眾沒有台灣那麼好管，終於在1960 年4 月19 日，激出了所謂的4 月學生革命。李承晚政權被推翻。同時在民間也出現了南北統一運動的高潮。統一運動的主要內容，當然不利於視南韓為大戰戰利品的美國，和追隨美國的南韓買辦資產階級。於是有了朴正熙等反動軍人政客為中心的五‧一六政變，多數民族運動、學生運動、勞工運動領導份子被處刑或被投獄。7 月30 日更發佈了「反共法」，加強思想統治。1965 年，南韓政府決定派兵參加越戰，名實相符地扮起了美帝馬前卒的角色。並和日本妥協，簽定了日韓條約。1968 年有所謂「統一革命黨事件」，株連甚多。1969 年，朴正熙在多數人民的反對下以金錢、暴力為手段，強行通過所謂的「三選修憲」，企圖取得三度連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這幾年間南韓財閥和軍人政權的勾結日益密切，利用國家權力全面壓制勞動大眾的反低工資、反惡劣勞動條件的運動。發生在1970 年11 月13 日的「全泰壹自焚事件」，便是勞工抗爭活動的一個高潮。到了1971 年3 月間，韓國各大學出現很大規模的反對軍訓運動，逐漸發展成反對朴正熙三選運動。各大城市的學生示威、街頭衝突頻發，朴政權乃以殘酷的軍警暴力加以彈壓。4 月間朴氏在一片人民反對聲浪中險勝金大中，就任南韓第七任總統。
以上便是南韓政潮的頻發和昇高情形，其實正是所謂「學園間諜事件」的背景。
其次，談到徐氏兄弟在獄中的遭遇，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徐勝在第一審被判死刑，徐俊植懲役十五年。此後經過了慘烈的監獄鬥爭和獄外的、超越國界的聲援運動，中間還有徐勝的自焚未遂事件（因此昏迷不醒一個多月）。徐俊植最後定刑七年懲役，徐勝則改判無期徒刑。由於兄弟倆一直拒絕「轉向」（即向政府認罪輸誠），在獄中受盡苛酷待遇，俊植且因而七年刑滿後仍因被適用「保安監護處分」連續五次（一次延長扣押兩年）長達十年，連同本刑共十七年。
兄弟倆在獄中的一連鬥爭中，時以絕食（俊植1987 年3 月開始的絕食是與全國反對拷刑民主化國民大遊行同時進行，長達五十一天），時以各種文字—包括陳訴書、控訴狀（俊植控訴南韓法務部長違法）、書信雜文等，在極端惡劣的服刑環境下以壓制體系為對象做各種理論領域的批判綜述，內容涉及社會科學歷史論，甚至哲學人道觀、人生論等，怕不下幾十萬字。幸賴當年跨國聲援運動對南韓當局所造成的壓力，這些珍貴的獄中文字資料大都能保留下來。不過令人敬佩的，不僅僅是他倆在學問上相當濃厚的說理能力和犀利的分析方法，還有那強烈的人性訴求，對民族解放和人類未來的豐沛的信心，庶民在時代巨輪下的生命價值的無保留的肯定，對父母親（雙雙都在兩子未歸前病逝）的摯愛懷念禱語等，也每使讀者感動至深。顯然，獄災之於徐氏兄弟，是折磨也是激發。他倆以勇者的氣慨接受一切艱難，卻以智者的緻密思路從容做當世的體制批判。而一份同胞愛、祖國愛、人類愛的崇高情懷，也常常溢於言表。
下面再交待幾句我和徐勝兄弟的接觸經過。
在1989 年我渡日。彼時徐勝還在獄中，俊植雖然已經獲釋，卻始終堅持不轉向，而繼續被羈留在南韓。經幾位日本朋友介紹我和徐家么弟京植見過面。京植是徐家四男，未赴南韓留學，幸能免於難。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畢業，兩位兄長的獄中作品部份經過他整理出版。除此外京植還有自己的民族史研究，特別是殖民地時代受難史，每成一書，他便寄來給我。那一次見面，承他介紹南韓社會的政治動盪，政府對學運、工運的種種打壓政策和作風等，頓使我增加不少韓國知識。翌年，徐勝在2 月間因減刑出獄。10 月間，我二度訪日。終於在京都和徐勝見面了。
席上除了徐氏兩兄弟外，還有杉原達教授和其他幾位大學研究機構人士。徐勝臉上因二十年前的自焚而嚴重灼傷，傷痕不小，覆蓋著下半部臉。他很健談、熱情，一方面自我介紹，同時也頻頻發問有關台灣的政治迫害問題。十九年牢齡的韓國政治良心犯和三十四年坐監經歷的台灣政治犯，同為本世紀後進資本主義政法體系的悖理性和各自的民族歷史造成的分裂難局而受害，曾經埋沒了他們的一長段青春歲月在鐵窗裡的侷促小天地。外人看來無非是兩位時代的悲劇人物，但好在我們的交談熱烈而開朗，並無「悲情」氣氛。甚至說到囚犯們苦中作樂的種種趣事，還相顧發出了會心的笑聲。可惜那一次的對談受時間限制，我們交換了一些刊物文件後相約後會而分手。再過一年，徐勝到加州大學研究，我接到他來自柏克萊校園的賀年卡兩次。
到了今年夏天，忽接杉原教授來信說：徐勝已回日本，看到我寄去的台灣50 年代白色恐怖的種種錄影帶非常興奮，很想到台灣來一趟。不久，徐勝的一本《獄中十九年》從岩波書店出刊，他寄了幾本給我，又附一信表示訪台的意願。他的最大興趣，是遍訪台灣民眾抗爭史的軌跡。我們這次做了主人，除了安排他一場有關「日帝侵亞一百年與亞洲民族解放五十年」的報告會外，根據他本人的建議另準備兩場對談，且準備人、車，陪他全島走一回。從百年前日帝侵台史跡開始。座談會或報告會，我們希望年輕朋友們多來聽聽「敗北比無為可貴」的，徐勝抗爭哲學的詮釋。
末了，下面抄錄徐京植在〈為了解除死者的重擔〉一文中的部份小節。那一篇文章是追念病逝的母親而做，讀來深深地撼動生者的心，也使人體會出南韓民運的基本態勢是大眾路線而不是精英主義，更能讓我們領會朝鮮民運‧學運‧工運的驚人能量的秘密所在。
他這樣寫著：

現已化成骨灰的母親，往後還是要承擔生者的希望的源泉。不是死而後已，而是繼續為了生者負荷下去。直到被囚者獲解放，分斷的民族重歸統一，真正的人的世界實現在我們的國家的那一天，母親的重擔才能被解除。不論我們如何呼喚，未受回報而離去的母親不會再回來。『總有一天如何如何』這樣不下數百次的期勉，對母親來說已經是毫無意義了。但為了解除死者臨終一念的重負，未死者必須自我勉勵，向著該來臨的一天不屈不撓地走下去
……。

在另外一段還寫著：

歷史往往把過重的負荷放在平凡的庶民肩上。把那些只想『活得像個人』的人，引向和權力核心相衝突的方向。這些人哭著、笑著，還是背著歷史的負荷走下去，且用那些沉重的步伐來證明人的價值和尊嚴。我們的國家有這樣值得驕傲、無數的庶民。有時被稱為『愚直』的這些人，在這佈滿了無力感和背信的陷阱的時代裡，才是我們民族的希望和泉源……。

以上，值徐勝訪台的前夕，我寫了這篇介紹文。一方面歡迎他，一方面權做預告。希望到時多些人來聆聽異邦白色恐怖的最佳見證，共同警惕歷史悲劇的因果機制和可能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