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8月

一、曾文溪畔的風雲
曾文溪的源頭是阿里山系的萬歲山。出海口在台南縣七股鄉。地名叫鹿耳門。三個多世紀前，由金門開航的鄭成功水軍，就是從鹿耳門登陸的。這一段歷史，當地住民中的故老，樂於向外地訪問客介紹的。
曾文溪長約一百四十公里。在面積僅三萬餘平方公里的台灣，是有數的大河流。中游流經嘉南平原，沿流有幾處市鎮，由東而西，善化、麻豆、西港、佳里、學甲、台南等。除了台南市外，善化、麻豆、佳里在日據時代是街（等於現制的鎮），西港、學甲是庄（現制的鄉）。學甲和佳里，因為位置臨海，養殖業和沿海漁業有點規模。但仍然屬於農作地帶。至於麻豆、善化、西港則純粹以稻作和蔗作為最大宗。因而這一帶稻農和蔗農的人口密度相當高。
當年種稻和種蔗兩者的報酬率不同。因為殖民地沒有真正的自由市場，價格主要決定於幾家日本財團公司的收購價，不一定和國際價格直接有掛勾。日本會社追求的是最高利潤率。在它的決定過程中，凡日本國內的金融情況，產業景氣，財政政策等都有關係。資本運動的所有的環節，當然都為著日本獨佔資本的利益。形成了龐大的M─C─M的循環。殖民地的工農大眾，於是不僅在經濟方面，在政治的另一層支配關係中也承受著極為沉重的壓力。
沒有選擇種植項目的自由，沒有自由販賣生產品的權利。全島十二萬戶（1920年代）的蔗農，最密的集中便在這塊平原上。1920年代的後期，以蔗農為主要成員的農民組合，運動曾經風起雲湧。到了1928年（昭和3年），農民組合成員竟達到了四萬之眾。在殖民地的高壓統治下近三分之一的組織率，不可謂不高。
台灣的農民向有雙重性格。一種是大陸南方農夫的一般通性—憨厚沉默，聽天由命。另一種，是出走海外另闢天地的拓荒者特有的桀傲剽悍。滿清二百多年統治期間的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日本領台前期二十年的武裝抗爭，主要的戰鬥員還是農民。當然，反日抗日之難，1920年代的台灣農民可以說以身試之，體會出近代國家制度化暴力的可怖，不能與晚清時期已經形骸化了的「官威」相比。但他們在現實生活的痛苦的逼迫下，不得不辛苦地學習現代的社會運動組織。農民組合成立當年（1927年）的五個團體發展到一年後的十八支部，成員
由四千急增到兩萬多，這一段運動記錄所反映的，正是殖民地階級矛盾的新的動態規律，取代了前資本主義農民暴動的激忿原理。而關鍵在於，農民們開始懂得如何與年輕的知識份子相處，接受他們的幫助，後而打成一片。
兩年之間，全島四百幾十件的大小爭議中，諸如總爺、蕭朧、新營製糖工場的騷動事件，台南墓地抗爭運動，曾文抗稅風潮，北門鹽民騷動、嘉南大圳鬥爭委員會事件等等，轟動一時也牽動了殖民地反帝戰局的幾場大鬥爭，都集中在曾文溪流域的幾個城鎮鄉村。擁有近三萬成員的農民組合的本部設置在台南州麻豆街的那一時期，有不少極富才華、熱情洋溢的男女青年穿梭奔馳在這一塊平原上。如，被稱為台灣三吉的簡吉、顏石吉、陳結（結與吉在台語是同音）；因其疏財仗義投入運動，而被稱為嘉南柴進（編按：《水滸傳》中人物，人稱「天貴星小旋風」，仗義疏財，喜歡結交天下英雄）的黃信國醫師（首任農民組合長）；剛從日本被驅回台的新進作家楊逵，台灣農運三女將簡娥、張玉蘭、葉陶；光復後首任新竹縣長劉啟光的前身侯朝宗，足智多謀的農運軍師張行；由地主變為農運鬥士的陳崑崙；年少氣銳的趙港等等。
可惜，那些運動盛況到我上學時期都已落幕。然而餘聞猶存。從大人們的談話中還能聽到一些人物的下落或軼事，使得念公學校（小學校）低年級的我，對那個年代的周遭人群，至今還有相當明晰的記憶。
從我的家到學校，要走一段黃土路，一段砂石路，一段柏油路，加起來大約一點五公里，一路上最常見的是，經年連草鞋都不穿，夏季整天上身打赤膊，頭上一頂斗笠，手上有時一桿煙筒的農民。我有時看到他們遇見巡查（警員）或「內地
人」（日本人）官吏時，扭頭吐口水。我心裡想，那些人可能都是「農組的人」。走近製糖工廠，小火車站，則呈現出另一種景況。來往的人們，換成一批身著粗布作業服，黑帆布平底鞋，兩手油污，多數口嚼檳榔的製糖工廠的工人，或車站工人。他們喜歡把一些日語中的工具名稱用台灣聲調發音，或把打招呼的日語悄悄變成罵人的台灣話。總要表現得比農民「流氣」一點、「摩登」一點（因為他們大都念過小學）。至於其他在小鎮上「體面」一點的是，穿著質料不差的台灣衫（唐裝）的店鋪老闆和地主家子弟（那些年代，當家的地主不太願意白天走在熱鬧市區）。穿文官服和西裝領帶的人雖然為數不多，在上述的街頭人群中是相當耀眼的。文官服分夏冬兩季，潔白黑亮。有些本地人師範畢業，取得「訓導」的職等後便有資格穿上這種殖民地特有的制服。遇到官定節日，還配上金色的肩章，胸章和佩刀。當然，這也是殖民者的宣威方式。
1930年代的台灣鄉鎮，住民中還有傳統式的階級現象。主要表現在地主和佃農的關係上面。連地主家的子弟在稱呼上都有一定的尊稱（在名字下面另加「舍」）。我出生在1926年，日本年號是大正15年。我父親是個表情嚴肅，不苟言笑的人。前面已說過，像他這樣有身分（是傳統上的身分，而不是殖民
地現代化以後的新人際關係中的身分）的人物，是幾乎不會走在街上鬧區的。也許這也是他們對時代的抗拒心理的表現。他的散步，頂多在郊外通往一片稻田的小路上。而路上遇見的人們，不論是不是我們家的佃農，都不會和他擦身而過。大多叫一聲「二舍」（父親排行第二）然後佇立在路旁目送他走過去。父親總會點頭應一聲，有時候還叫出對方的名字，簡短地問些有關天候、收成之類的話。我跟在他的後面，還分嚐到傳統身分的榮譽感，讓大人喊一聲「阿涯舍」（阿涯是我的小名。父親從來沒有向我說明取名的原意是甚麼）。父親在麻豆林家一門是四房的第四代。他分到的田地原有六、七十甲左右，在大正初年算是中上。但到了他的晚年，也就是昭和年代的中日戰爭時期，已經減半了。前後不過二十年左右。他也不是徒食主義者。曾經經營過糖（舊式的粗糖製造廠），也投資過醫院，劇場等。但規模不大，成效不彰。不過這也不能說父親經營無方，而只能說，台灣經濟的資本主義化和傳統地方階級的沒落趨勢如實地反映在我們家的經濟情況，如此而已。每年土地稅稅單發到我家，父親即刻叫人通知各地佃農趕來拿回稅單，各自赴稅務機關繳納。在那年代，官稅是由佃農負擔的。佃農有時還要應地主家的臨時徵召，趕著牛車到「頭家厝」從事喜宴喪禮等類的雜役。那是無償勞役。地租不是五‧五分，就是四‧六分。不勞動，不在場的地主，憑他的所有權狀，便能取得生產物的四成到五成。可見這種半封建土地關係的剝削度之高。
佃農有事到我家，只有少數人能進入父親書房。如果我剛好在家，我一定也跟著進去，聽著他們交談聊天。談話內容不外乎有關稅金、官府、天候、莊稼等等，雖然我的理解很淺，總覺得好新鮮。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和佃農之間的關係還算良好。從來沒有發生過口角爭辯之類的情況。只有一次，他們大概談論著一次颱風後的收成減低的問題。那一天父親不知何故情緒不穩。對那位老佃農說了一句氣話（甚麼話已經忘記），結果那位佃農顯出惶恐，連忙反覆地說：「請二舍放心，我怎麼會呢，那不成了奴欺主了嗎？」奴欺主這句話我在歌仔戲裡面聽過，意思是懂的。佃農自比「奴」，這是殖民地資本主義同質化過程中殘留的封建意識的表現。也是傳統身分制度的遺習。
父親給我的最大影響是漢民族主義。等我念到公學校二年級，父親特地央請一位族人從對岸廈門帶回來數冊小學國文教科書。我每天從學校放學回家，就得讀它一個小時（他自己教）。後來又叫我揹另一個書包到附近的一個「漢學仔」（漢文私塾）念漢文。直到台灣全面禁止民間私塾為止。那年代還有漢文報紙。父親每天必讀。往往還花了很多時間和來訪的客人討論時局。他對日本人的批判是嚴厲的。終其一生沒有和日本人打過交道。他好讀四書五經等傳統古典，寫得一手好楷書。他相信儒教的入世的改良主義，但對漢人的落後性的一面還是深以為恥。總之，他是當年台灣地主階級中的「有良識」的典型。只是這一類型的「良識」，還是前資本主義的封建秩序觀下的，土地佔有者的自衛心態。還是肯定土地上的身分制度，應是一切社會秩序的基礎。
父親的身體生來不太健康。中年後患慢性支氣管炎、肋膜炎等。有族人勸他用鴉片自療，從此成癮，直到1942年過世未能戒除。
二、激進豪放的莊孟侯
另一位帶給我比父親的「士大夫漢族主義」更大影響的是大表哥莊孟侯。他是大姨的大兒子。台北醫學院畢業。當年台灣人子弟接受中學、高等教育的機會很少。除了家境優厚者留學到日本、大陸外，島內的新知識分子主要來自師範學校和醫學校（後來改制成正規的醫學專門學校）。當1920年代後期，島內的政治改良運動和民眾啟蒙運動的實際推動，漸漸地落在新知識分子的肩上。而當年全島三家師範（台北、台中、台南）一家醫專，提供了絕大多數的運動的組織者、領導分子。雖然也有商專、農專、工專各一家，入學的台灣人子弟大都是無意於政治運動者。莊孟侯的家庭和我家差不多，都是前清官家末裔。在日本異族統治下保持著頑強的漢民族主義。姨丈在我的稚齡時代去世。但傳統的「書香」風格，兩家都差不多。孟侯比父親少十五、六歲。和父親不同的是，他有機會接受現代化教育，上了醫學校，當了醫師。因此，除了民族主義是兩者的共同思想基礎外，孟侯還學習到現代社會科學的知識，成為現代社會運動中的積極分子。醫校畢業後，一般畢業生都是忙著開業，他卻放棄了世俗的「醫生賺大錢」的路不走，去當月俸不怎麼高的一家客輪公司的船醫。來往於廈門、基隆航線上。聽說他在那一段時間裡在廈門參加了國民黨，成為一位秘密黨員。他的學業和膽識，令他在文協裡面逐漸露出頭角，不久成為文協少壯派中的佼佼者。1927年，文化協會因連溫卿一派的運作而發生了第一次的方向轉變。莊孟侯首度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宣傳部員。他的活動隨著文協運動路線的積極化而增多，在1928年的台南市南門墓地事件中，孟侯的領導能力相當突出，以至於遭到官憲扣押調查。
他當過左傾後的文協教育部長，大眾時報董事等。被日本當局列為重要反日分子。只是，在我記事後不久，孟侯的運動經歷也已接近尾聲。但他看來還是那樣的充滿自信和活力。他有時到我家拜訪父親，兩人在書房裡常常談得眉飛色舞。他們有共同的敵人—日本當局，卻有不同的鬥爭方法論。這一點連我這樣未足十歲的小孩都察覺得出來。
有一次兩人談到街頭運動。孟侯當然是硬衝派。說：「我們形成人牆，大家合力把巡查（警員）隊往後推，群眾的士氣便會往上衝。只要向來服從慣了的台灣人有過一次這樣的經驗，我們的反帝運動便邁出了第一步了」。父親相比之下是慎重派，不表示同意，說：「巡查都帶著佩刀。又個個練過劍道柔道。他們一個人敵得過群眾三個人。萬一他們發狠，群眾被打得做鳥獸散，反而使群眾失去了信心。下次再也不會來參加活動了」。但兩人也不是一見面就談政治。有一次我放學回家，孟侯看到我手上染著黑墨汁，順口問一句「是不是上習字課？」然後和父親談起了毛筆字和自來水筆字的優劣問題。再引伸到正楷（父親所擅長）和草書（孟侯最得意）的難易問題。以新銳青年運動家而對傳統美感表現出纖細的感受力，孟侯恐怕還是一位少見的才子。此外他還作得好詩（聽父親這樣說過）。我看過他自作自寫的詩，請人刻在一尺見方的檜木板上掛在牆壁上。
據說他是台南詩社的同人之一。等到我考上了台南的中學校，孟侯當了我的保證人。我還寄宿在他家一段時日。他有時候把我當大人，認真地和我談論起學校的種種。他對日本人的教育，批評說那一種軍國主義教育的結果一定是害人害己。有一次他把日本漢學家作的一首詩用日語朗讀給我聽。其實那一首詩我早已熟記在腦裡。我從公學校二年級便開始看日文的少年讀物了。到了高年級，課外閱讀的範圍已經相當地廣泛了。那首詩是這樣：「男兒立志走出鄉關，學若不成死不還，埋骨何期故鄉土，人生到處有青山」。在一般的勵志讀物中，這首詩是經常出現的，具有相當壯美的意境。孟侯卻給我一種新解釋。說：「我們漢人也有一句『男兒志在四方』。又說『四海為家』。本來這是鼓勵年輕人突破閉鎖，擺脫墮性的意思。而現在當權的日本人卻拿它來鼓吹青年人到滿州、中國大陸、南洋等地去擴展日本勢力。人生到處有青山，但青山都是有主的，是人家的故鄉土，日本人卻慣用大炮刺刀去佔領別人的『青山』。」可見他的日本批判是相當凌厲的。還有一次，記得我那時候已經是中學高年級了。向他提起了台南市南門公共墓地事件。這是抗爭運動組織者莊孟侯早年大展身手的一次大事件。
緣起是這樣：1928年總督府發表了所謂的「御大典」紀念事業計劃。其中有關台南市的部分是建立一個大型的綜合運動場。問題是，預定地段中包括南門一帶的公共墓地。因而上百年歷史的南門墓場必須遷移。該項計劃經公佈後引發了文化協會的大反彈。全體市民輿情嘩然。以莊孟侯、洪石柱為主的文協幹部迅速成立了與台灣民眾黨，商工業協會，各勞工團體，各姓宗親會等的聯合戰線。發動了反對廢止公共墓地建設綜合運動場的總督府計劃的群眾運動。遊行抗議，市民演講會，墳墓緣故者的通告遺族大會的聲明，甚至發動全市水泥工拒絕受雇就工遷移工程，在市民大會上以維護祖先靈骨是子孫的道德責任為訴求。反對運動持續了一個多月。終於逼使州當局知難而退。由知事聲明中止該項計劃。至此孟侯他們的抗爭應該算是勝利結束了。卻因為州協議會（州知事的詢問機關，毫無實質作用）在作出中止計劃案的決議過程中，有些議員發言反對中止，孟侯等文協幹部憤其身為台灣人卻支持毀墓暴舉，指責其認賊作父，背祖棄宗。於是帶領部分會員及市民群眾至其住所喊話攻擊。至此抗爭活動被認定涉及暴力而多數文協幹部被檢舉。孟侯遂遭到大約半年的牢獄之災。
這次的事件，使孟侯的聲名一時大噪。我和孟侯談起這件往年事，是因為那一年我們學校在暑假中動員學生去搞幾天的「奉仕作業」（義務勞動），而作業的項目正是綜合運動場的整地工作。記得那一年已經是昭和17年（1942年），太平洋戰爭已爆發，距離墓地事件也已經有十數年。當年孟侯他們用激烈的街頭鬥爭和帶頭者牢獄之災換來的「計劃案中止」，後來在軍國主義狂潮中被衝得無影無蹤。大概在1937年的中日戰爭後原案又被回復。
孟侯聽我說學生也被動員開始整地作業，當然難免一陣感慨。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外表文質彬彬，但舉措說話總帶著一點豪放氣概的開業醫生。我生也晚，從來沒有見過他在街頭抗爭中帶頭揮拳喊口號，或在萬人蝟集的市民大會上作獅子吼的英姿。只模糊地想到他們那一批當年的「鬥士」，此刻的心情必定有幾分星移斗轉昨是今非的無奈感受。於是我提了一句反論，想探探他的反應。
「當時你們就沒有想到，墓地變成運動場，對台南市的發展還是很正常的措施嗎？」。孟侯定定地看著我的表情一會，然後開口說：「我看過你的成績單」，我一時間莫名其妙，茫然地回了一句「這和我的成績單有關係嗎？」
他緩慢地說：「在所有的課目中，你的歷史成績算最好。我相信你不會把歷史只當做有趣的故事集吧。常看歷史的人，一定能體會出，過去發生過的任何一件事都不能把它看成一種孤立事件。日本人說遷墓地是為了市區的發展不過是一種藉口。這是總督府殖民政策中的一個重點項目。他們公開說新的綜合運動場是台南市民獻給天皇即位大典的最佳貢品。我們就是衝著這一點反對的。我們冒著被羅織成不敬罪的危險，呼籲大家合力把它頂回去，殖民地人民從此有了反抗的信心。日本人也學到了台灣人不是予取予求的。我們當時相信這樣比市區的發展更重要。只要人心在，區區一個市的發展，我們會自己去推動。殖民主義者的發展計劃還是為了他自己，代價卻要我們承擔。」在太平洋戰爭期中，這種話題還是有點敏感性的。殖民地現代化的功罪論我們沒有深談下去。還有一點，孟侯的歷史眼光還相當不錯。當日本全國包括台灣島上的部分日本「內地人」社會陶醉在緒戰的輝煌勝利時，他曾經毫無猶豫地斷言，以日本的國力將無法承擔五年以上的對美戰爭。「不過像我們這樣早期的反日分子，這五年將是充滿危險的時期。任何一個政權，在它覺得餘命不長時，甚麼事都幹得出來。」
戰爭的最後一年，孟侯一家「疏開」（美國軍機的空襲日益頻繁的情況下，當局為了減少損害勸告都市人口疏散到鄉下，日本人的用語是「疏開」）到新化附近的山村。可是我相信他是另有準備的。當時民間流傳著美軍不久將強行登陸台灣的消息。而日本當局必定少不了預防性的內部肅清措施。孟侯這一伙當年文化協會的幹部必定是第一波肅清的對象。當他和一家妻小住在山間僻鄉時，有過甚麼樣的應變準備，不得而知。但以他的歷練、機警和審慎，不可能沒有這一類的個人安排的。
1945年日本投降，孟侯他們所擔心的日警的島內肅清，幸而沒有發生。不過後來聽說當局原本還是有過計劃的。只因為太平洋美軍的反攻戰略繞過了台灣襲取沖繩群島，才暫時被擱置下來。
8月15日那一天起，全島民眾的心情幾乎是沸騰的。高壓統治了台灣五十年的日本帝國終見瓦解。殖民地的種種疾苦歲月將成過去。從此擺脫了二等國民的恥辱，享受戰勝國公民的政治權利。脫離戰時生活的困苦匱乏，迅速改善人民生活，這些期望一夕之間似乎將要變成現實。莊孟侯一家搬回了台南。
局勢的大變化，也許早在他預料之中。昔年激烈反對過的異族統治的恥辱和痛苦，現已成為過去。而曾經夙夜待望過的復歸故國，竟已成了過去。站在迎向未來的門檻上，孟侯那一時刻的心情是可以推測的。但做為早年政治運動界的風雲人物，他的具體打算是如何的呢？即使在興奮中，仍然不可能忘懷冷澈的使命感的，文協鬥士莊孟侯，他的新的實踐目標該是怎樣的內涵呢？
孟侯在光復後所做的第一件個人選擇，是停止醫師行業。不久，就任台南市三民主義青年團幹事長。台南市有一家報紙仍然保留著局部的日文版，孟侯在那上面也發表過如何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的意見。我第一次見到孟侯的政論文章。雖然不長，但還是讓人覺得內容充實，理路井然。
寫到這裡順便一提：孟侯還是一位讀書家。我寄宿在他家時，會客室的壁櫥就是書架。我發現他的藏書相當多，大概有數千冊。內容多半是日文的社會科學之類。還有世界文學名著，百科全書，和屬於時事評論的專書等。記得有三冊一套的「滿洲研究」。相當的學院派。但有一次在偶然的機會，在整齊排放的百科全書和世界宗教大全等套書的後面，發現塞著一些頁數不多的小冊子。其中有數本上海書局出版的中文小說類；戴季陶的有關三民主義的論著；克魯泡特金的「麵包與自由」中文本；還有一本日文的托洛斯基著作，書名已忘記。
那時我是中學三年級。對上述的著作（在當年可能都是禁書）自然理解力不足。不過我有一項與別人不同的讀書習慣。
易懂的書覺得沒有甚麼，難懂的書覺得有意思。一天之內必得要求自己看一兩個小時的難懂的書。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反叛的年代」的現象吧。孟侯倒是認為這種習慣不錯。甚至建議我學著去翻社會科學辭典。我得承認，這一本頁數不少卻屬於中型的社會科學辭典帶給我的影響是相當大的。
後來我才知道：那本辭典的編者是大正末年著名的日本馬克斯主義教授。早年還受過政治迫害，離開了大學。孟侯教我看辭典，他的說法不無道理。「我不是叫你天天翻。那維持不了幾個星期便厭了。有時候隨手翻一下，似懂非懂也行。總是有用的。」他的話被證明是對的。一本社會科學辭典，其中收集的單語是相當多歧。形而上，形而下；有抽象的原則，有業務層次的用語。不過當你看到一句你茫然不知其意的語彙時，你可以棄而不顧，再隨手翻翻直到碰見一句能吸住你眼睛的字為止。其實，如何「簡明」的社會科學辭典，它的說明文也不是一個中學生所能悉數理解的。但逐漸地，它的妙處出現了。當你在閱讀任何文章而偶然碰見你曾經在辭典上看過的一句話，你會怦然心動，似乎自己一下子內行許多。那種感受是很令人興奮的。也許這是成熟過程中年輕人懵懵懂懂的求知慾的自然傾向吧。
有時候我會把看不明白的請教孟侯。他的回答雖然不一定每次都讓人覺得滿意，但總能提示一個概略來解決基本的疑惑。他的日本論一向很尖銳。對日本的事與物從不輕易給予肯定，包括日本人作的「沒有平仄」的漢詩，唯有談到和他有來往的部分日本人—都是他的早年運動時期的知交，還是不惜讚辭。那些人都屬於所謂的「思想旋風時代」的左派人物。他在戰前有過一趟日本行。就是和他的「日本同志」碰面敘舊的。有一次他告訴我：「南門地事件使我坐了半年牢。但在牢裡認識了一個日本工人。」一位台灣醫生和一位日本工人，同受殖民地官憲的迫害。說是「道義之交」吧。但甚麼「道義」呢？他們之間有甚麼共同信仰是超越民族和社會身分的呢？孟侯告訴我這一件事是太平洋戰爭期間，島上的政治氣氛還是相當嚴峻的。這一類事情我不敢問得多，他也含糊地擱置了我的疑問。
當孟侯放棄了醫生行業出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幹事長時，幾年前的疑問又湧上我的心裡。日本統治已成過去，國共兩黨之間的合作關係尚未正式結束，多年來藏在我心裡的那句問話—您是不是共產主義者？可以提出來了吧，我的疑問是有理由的，第一：他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而不參加國民黨黨部；就如同殖民地時代一直到文化協會左傾後才出任中央領導，而在那以前的舊文協時期卻未見積極參與，而如眾所周知，當時的三青團似有國民黨左派的形象；第二：光復不到一年，他對國民黨的攻擊性批判似乎愈來愈多，愈尖銳；第三，書櫥後面的幾本書，顯然都是左翼作品。
二‧二八前夕，大概是陽曆新年，我和他有過一次碰面。那天談的是台灣的重要產業的接收單位—行政院資源委員會的一些背景和派系問題，當時已經進入台灣的浙江財團和政學會系的關係，其間涉及到的外國勢力等，也有所分析。我注意到他的敘述中出現了一些涵義尖銳的概念用語，使我若有所悟，但因為臨時有客，我還是沒有把上面疑問提出來。
有關孟侯在台灣社運第二期的真正抱負是甚麼，我不敢斷言，但他所推動的工作—三青團團務的拓展，因為二‧二八事件的爆發而告中斷。台南市在二‧二八期間的活動高潮不如台北或高雄多；因為不曾出現大規模武鬥，卻在兩項人民權利的主動運作方面表現得優於別處。第一項是民間武裝組織單純而有序，學生隊和社青隊連繫良好合作無間。第二是市民自治權的最早成果—過渡時期的民選市長的產生，孟侯在這兩方面的運籌領導，表現得相當突出，前後十天的市民權力時期，莊孟侯和湯德章齊名於處委會，其餘的成員中還有些日據時代的台灣社運人物，卻因為早年運動期間便已存在著的路線矛盾，處委會內部也難免某種暗流。舉例說，蔡培火、韓石泉兩位是舊文協的骨幹，而孟侯則是新文協的健將。事件爆發後蔡、韓兩位都傾向於不擴大主義，而孟侯則比較重視趁機爭取省政革新。從3月2日到11日國軍開進市區，台南市有過兩次大型群眾集合，4日的市民學生大遊行，出現了「反對內戰」「台灣自治」的口號，9日的第二次市民大會，選出了過渡期市長。在任何場合，孟侯都提出強勁有力的革新要求，後來都變成政敵打擊他的藉口（其中經過，林木順的「台灣二月革命」和蘇新的「憤怒的台灣」都有提到），甚至，孟侯在事件中的言論雖然多次涉及改革要求，但也不忘提醒民眾行事不可盲動。甚至他還保護過向他求救的外省籍人士，其中包括台南一中校長的蘇惠堅、教務主任蘇寶同等人。當「清鄉」部隊開進後，在孟侯和律師湯德章（台南市二二八善後處理委員會主席）雙雙被捕，初判死刑。湯德章很快被就地槍決，而孟侯則因其長期從事反日帝運動而減為無期徒刑。幾次的裁判過程中，孟侯在台南市民群眾中所擁有的同情和支持是顯著的，定了刑後坐牢獄年餘，旋即因患肝疾而保外就醫，到1949年9月終於不治，在他臥病期間，我也因事約有半年離開了台灣，等到我在暑假中回到台南，還沒有來得及去看他，卻匆匆接到了他的訃告。
我突然間想起了他剛從監獄回家的那幾天對家人親朋講的一句話：「這次的病很麻煩，我知道。如果有一天能好起來，那你們等著瞧吧」，當時他已經是滿臉病容，但語氣還是虛弱中帶著倔強，我嘴上安慰他，心裡卻一直思索著。他叫我們「等著瞧」，瞧甚麼呢？我只能肯定，那絕不會是政客一流的甚麼個人秀，而很有可能是一種新的運動嘗試，甚至是一種大膽的方向轉換，二二八在人民心中普遍形成了層層的結。孟侯必定在獄中反覆地思考過不少問題，以他深厚的分析力和積極闊達的運動觀，他若真能克服病魔，他的再起一定是壯觀的，想想二十年前在文協大轉向後（編按：指文協在1927年的左轉），他如何意氣風發地活躍過，對他的這一番病中豪語，也可以思而過半了。不過在他死後我們聽到了一則消息：說剛好在臨終的一天，軍法處發下了莊孟侯的新的逮捕令，罪名是「叛匪謝雪紅的同黨」云。官方的告發根據的是甚麼，不得而知，但這個消息使我憶起了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去看臥床上的他，發現有一位先客，是前任的麻豆鎮長，後轉任農會理事長的謝瑞仁，謝氏原來也是位醫師，是孟侯的醫界晚輩，兩個人雖然年齡差了一個年代，棄醫從政的經歷是相同的，我在座上靜聽著他們的交談，內容是嘉南一帶的農村問題：農民生活的苦況，流傳中的政府土改政策等。還談到日據時代的農民組合的抗爭經驗，而「牛犁會」這個名稱也出現了。
他們的交談使我感覺到，他們對台灣農村的理解是具體而深刻的，他們還列舉幾位南台灣的大地主，他們的政治背景等，孟侯回頭向我開玩笑：「你們麻豆林家若不是早經分家，也是大地主呀，就要領會時代的衝擊了。」記憶中他們是談論如何準備合法的農村鬥爭，以三七五減租條例為背景，向大地主作減息減租運動，不過注意不要和小地主直接為敵等等。另外他們也談到國共兩黨的和戰問題，孟侯半靠半坐，口氣卻顯得比客人還激烈，批評國民黨總裁太獨裁：「下了野的黨首怎可以忽視人民的厭戰心理，怎可以妨礙黨決議中的和平建國的原則呢！」謝瑞仁便是兩年後以「省工委會麻豆支部」案案首人而被槍決的人物。1949年9月間的某一天，孟侯的告別式在台南市參議會大廳舉行，會中可以說冠蓋雲集，除了官商醫文化各界人士外，當年文協的老戰友，農組的老鬥士趕來弔拜的也不少，令人印象最深的，莫如時任台南市參議員的顏興醫師的一篇弔辭，顏氏早年和孟侯合辦過醫院，是戰友又是詩友，他捧讀祭文數度哽咽，使得場中婦孺多人頻頻拭淚。那天我遲點趕到，沒有進入遺族席，只站在弔問客的最後排，耳邊不時傳來嘆息聲，而弔客中很多是衣著樸素的市井民眾。
當天，和我一樣沒有在遺族席，而穿梭在參會人群中的另一位，是孟侯的末弟，莊孟倫。
三、狂俠溫文的莊孟倫
莊孟倫，在認識他的人們中間一向被視為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
莊家五兄弟，孟倫最小，和他的長兄孟侯相比，年紀要差上一大截。姨丈在世，也和父親一樣，是位擁田一百多甲的中上地主。
後來家道沒落的過程，也和我家差不多，姨丈過世比我父親早，田地和魚塭的脫手比我家更徹底，因而五兄弟之中，只有上面的孟侯、丈侯、叔侯能受中高等教育，孟侯念台北醫校，丈侯渡日進藥專，叔侯則考進台南二中後因家傳的漢民族意識而和南一中的日人教師衝突，被勒令退學，在30年代便到大陸，因為當年中日兩國間的關係一直在緊張之中。再加上台灣島內的反日運動相當活躍，叔侯的西渡大陸採潛行模式，戶籍上報的是「行方不明（失蹤）」，四子季侯便無法進學了，公學校畢業後只好去學開汽車，當了一名司機，不過畢竟是仕紳之後，很快地當上了興南汽車公司修車廠的主任，末弟孟倫，年紀大約長我十多歲，自幼好動淘氣，公學校的一般課目平平，卻有一項稟賦—畫才，很早便受到大人們的注意，從小喜歡塗鴉，也沒有正式拜師，二十未到，水彩、油畫都有了相當水平。
二哥丈侯藥專畢業從日本回來開了一家藥局，孟倫便受母命到藥局去當幾年的「藥局生」兼店員，閒餘時間則繼續作畫。
在我的記憶中，這一位孟倫哥非常有趣，經常滿嘴俏皮話，逗趣話，是各種惡作劇的天才，充滿了活力，有脫韁野馬一般的個性，我們都很喜歡和他玩，圍住他，看他一面作畫（他的油畫我們當時是不會欣賞的，老覺得不像），一面和我們說笑話。
不過，他也有認真的時候，大概都是罵日本人的時候。有一次我到藥局去玩，記得還是公學校低年級，孟倫哥那天沒作畫，坐在櫃台後面和我打招呼，我正和他寒喧幾句，有兩個比我大幾歲的，台南市的公學校學生走進來要買奎寧丸，當年台灣最常見的風土病，算是瘧疾，奎寧丸是瘧疾的唯一特效藥，其味道奇苦無比，我們小孩都把奎寧丸視為畏途。兩個孩子中的一個倒出一粒，惡作劇地作勢要塞進同伴的嘴裡，這一個扭著頭趕快跑開，拿著藥的那一個則邊笑邊罵「支那兵！」，追出去了。
當時在學校裡，「支那兵」是「沒種」「怕死鬼」的代名詞。當然都是那些日本人老師灌輸的「排華侮華」教育的成果，我因為家風關係，平常不曾用過這種話來罵人，那一次孟倫扳著臉向我說，你們麻豆的學校是不是也用「支那兵」來罵人，我搖頭，也點點頭，搖頭表示自己也不以為然，點頭表示我們學校裡也有這種的情形，孟倫低著聲音告訴我說，其實，日本兵有時也被人家打得很慘的，他有點神秘兮兮地說出「十九路軍」這個名字，後來我才知道，他那天講的是「上海事變」（這是日本人的叫法）。再過幾天，我有點好奇地問他十九路軍的事，當時我大概十歲左右吧，他也不過二十不到的大孩子，他鄭重地替我解說，十九路軍有個「大刀隊」，「他們上身打赤膊、抹油，晚上只帶一把大刀摸進日本軍營，把電燈打壞，然後在漆黑中一隻手拿著大刀，另一隻手伸出去摸人，摸到了穿衣服的，便一刀砍下去，「殺了很多日本兵」，當然他也是聽來的，可能是大哥孟侯告訴他的吧。
這位孟倫哥，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的前一年，渡過海峽到大陸對岸去了，大姨她們說是要他進大陸學校，但當時的中日關係已經是風雲告急，在幾個地方零星地發生過軍事衝突，我母親說，老三叔侯哥在廈門受一位同宗「大官」認做義子，且已大學畢業，在某一個國際港當海關員，這次老么孟倫渡海投靠他，顯然是這個「反日」家庭內部的某些安排的結果，即令我這樣十來歲的小孩也感覺得出。果然，一年後中日間戰爭爆發了，兩岸間通信也斷了，由中日戰爭發展到太平洋戰爭，在八年的戰爭期間，莊家五兄弟分居海峽兩邊，等到1945年日本投降戰爭結束，孟倫回來了，竟然和陳儀的先遣指揮部同日抵達。
就在他回台老家見過老母親過一個晚上，次日便先請他四哥季侯帶著口信趕來麻豆的我家，那時我的父親已經過世兩年。季侯和我的幾個兄長闢室密談半日後匆匆趕回台南。過兩天孟倫親自來了，我家臨時請來不少族親和當地一些在戰時中曾經銷聲匿跡了一段時日的，文協或農組關係的人物，經過半日商談後草就了一份名單交給孟倫，後來我才知道，這份名單便是南部地區的，未來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候補骨幹，有趣的是，名單上的人物固然包括了早期的三青團幹部和國民黨地方基層幹部，即連一年後二二八事件中的處委會人士，甚至更晚的50年代白色恐怖涉案人等，也都早已名列其間。孟倫在會中做了時事和政情報告，而不少參會者是他的兄長輩，記得有些質問還相當尖銳，也有些農組老人在殖民地抗爭時期便已到過對岸，和孟倫討論一些當年陳儀主政福建省時代的農村政策問題，我當時因年紀還小，只是看坐倒茶打招呼，當然沒有條件參加討論。只覺得十年的分隔，孟倫似乎從一個愛畫畫的大孩子變成十足像他大哥孟侯那般的「搞運動」型（這是父親那一輩人的用語）人物了。
記得有三五個老農組人圍著孟倫熱烈地談論著甚麼，突然間聽到孟倫提高嗓門說那是革命不是改良，然後說咱們現在還不談革命，先來談談改良好不好云云；總之當時的氣氛頗有群眾論政的味道，和往日的「保甲會議」（日據時代的鄰里長會議）的沉悶呆板拘謹的情形是大異其趣的。
顯然，長期的抑壓消失了，那份解放感使每個人都興高彩烈，可以說發言盈庭，只有我沒有發言，也沒有人要我講話，但我卻仔細地聽著，分嚐著大夥的興奮和期待，期待一個解放後的新社會、新經驗，那應該也是一種有尊嚴的新生活，不再背負著殖民地人的自卑的，那天散會後孟倫還留下來和母親、兄嫂等談天到很晚，這個時候的孟倫好像又回復了十年前愛笑鬧的樣子，直逗著大家笑，母親問他甚麼時候帶那位廣東太太來和大家見面，他回說她正在打點禮物要送大家。「不過很抱歉。我的愛鄉心逼我講出一句話，說我們台灣物產頂豐富，甚麼都有；結果她抓住了我的這句話，大概不想送東西了。」
大家對他的十年離鄉生活問長問短，他說美專畢業後參加抗戰軍事單位，甚麼單位則略而不提，只說反正不久前離開了原軍位轉任黨職云，他反問我三哥（時在街役場—日後改稱鎮公所任職）戰時中被徵調到大陸或南洋的「軍夫」「志願兵」等是否已經陸續回來了，也問我麻豆的青年組織—還中會的活動計劃如何。這個質問倒使我意外，因為回來才幾天，似乎已經知道不少地方上的情形，他看到我一臉狐疑，輕拍著我的肩頭，沒有再問下去，不過那一天孟倫的表現很輕鬆自在，毫無久別重逢的嚴肅或激動。
等到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成立，各地政務機關和黨務系統略具架構後，孟侯如前述就任三青團幹事長，孟倫則移居高雄，他先是高雄廣播電台的籌備主任和首任台長，後來轉任幾家黨營劇院的總經理，但他的真正職務，卻是保密局南部地區的幹員之一，但他從來絕口不談有關這方面的地位身分，不過在那政權轉移的混亂過渡期間，社會上流傳著大量的、政治性、人物資訊，而有關孟倫的傳說，我也聽到了不少，有的還經過我親自向他求證過，他否認了一些流言，也肯定了幾點補充了幾點，簡單地說：他到大陸後經過三哥叔侯的安排，先進一家美專正式學西洋畫，在學期間便參加了抗日學運，畢業後進入國民黨黨部（其實是參加了戴笠的特工系統），抗戰期間從事對日諜報分析工作，日軍投降，受命以交涉委員身分隻身赴日軍某軍司令部進行收繳武器的談判。
像這樣的經歷，在那戰亂的時期還不算太罕見。不過孟倫的人物像因為最後的戲劇性的蒙難，還是被塗上一層神秘色彩是事實，舉例說，在孟侯告別式散會之後我看到孟倫邀聚十數位弔問客在客廳裡談論了一些時事問題，席上人物中約有半數後來都在50年代恐怖肅清中遭到逮捕，包括孟倫本身，有關孟倫在50年代被捕誅殺，我想俟日後有了更完整的資料後再另作報告，今天只約略地把他的工作身分和幾種事蹟記述下來，他的被捕時間比我慢了兩三個月，我在9月間被宣判無期徒刑後移送軍人監獄執行，有一天家裡人來接見，乘看守沒有注意半用手勢傳達了這個消息，到了年底，我便得到了他已經和同案三位同時遇難的訊息。但對於莊孟倫事件的具體內容，至今幾乎沒有遇見知悉的人，甚至連他的三位同案犧牲者的姓名都不詳，我在獄中期間所聽到的，只不過以下兩點。
第一：他的案子，被告全都是保密局幹員。第二：被認定的犯罪事實，是孟倫製作了台灣島西部南部海岸線的地形圖和海流潮汐表等，準備交給大陸對岸，光就以上的兩點來推測，顯然這是潛伏在國民黨特工部門中的共產黨工作人員，為了來日的登陸戰而做的敵後準備工作，可是在國民黨急需穩住陣腳，兩岸情報前哨戰益見詭譎的當時，表面罪狀的真實性究竟有幾分，一般人是難以判斷的。
到了1984年本人出獄，幾年之間和各方面人士的接觸中，逐漸地萌生出一種想法，莊孟倫的工作角色恐怕不止於諜報方面，我幾次仔細回憶過去和孟倫之間的交談或來往情形，並和新聽來的一些事蹟相對照，不斷地分析種種可能性後，心中才漸漸地浮上了一個新的莊孟倫影像，比一個純軍事諜報工作者更複雜的多面孔人物，具有更廣泛的責任範圍的亂世幹員，在中國當代政治的特有條件下懷有執著的理想，也有單挑風險的氣魄的高級特工。
首先，他在保密局的正式官階不過校級，但在當年的台籍政界人士之間常被指為具有特殊潛勢力的人物，為期扼要我先把莊孟倫生前的工作種類分成幾項，這時候恰好有一位也是饒富傳奇色彩的人物—高雄市首屆參議員的陳浴沂氏，透過陳氏事蹟來引出莊孟倫的，至今少有人知悉的種種意義重大的軼事。
關於孟倫的工作身分，第一：他是軍統系校官，也就是保密局的幹員，第二：他也是國民黨黨部文化事業部門的執行幹部，以上兩點，代表他在執政黨體制內的正式身分，另外，他還是多年潛伏的共產黨員，但他除了情報工作（如調查海岸線地形等）外，還做著群眾運動的秘密指導工作，且時而利用正式的職務活動去掩護或支援同志和進步人士，這種多方面的活動方式，在地下工作規律上顯然已經犯了大忌，後來終難免身分暴露，遭遇誅殺，下面暫以陳浴沂事件的經緯做為背境，勾劃出莊孟倫的活動情況的一斑。
有關陳浴沂（後改名浴億）的事蹟，過去兩年來在台灣的幾家報刊上已經出現大量的介紹文章，他是高雄世家出身，戰爭中從日本留學回台後進入高雄市役所（即市政府）某一單位工作，只因陳氏早有民族主義思想，曾經從日本帶回日文版的三民主義，殖民地時代不甚得志，戰爭結束後他辦過補習班，不但教中文，兼教一般中等學校課程，並介紹中國現代政治與文化等。後來進入高雄市第四信用合作社擔任理事長。1946年5月間且當選為第一屆高雄市參議員，被視為高市政壇少壯實力派人物。早在1945年年底，莊孟倫受命籌備高雄廣播電台，便和本市政界事業界中的活躍人物建立了十分良好的關係，尤其和陳浴沂在短時日裡成了至交。
根據陳氏的回憶，他對孟倫的豐富的國內政治知識，精確的社會批判，豪邁但誠懇的待人風格頗為心折，而孟倫對這位少他五歲的青年企業家兼議壇新秀，也因其熱情正直的秉性而十分重視，兩人間的第一件帶有政治性的接觸，據說是有關光復會和三青的合作問題。這個光復會是陳浴沂和林界（苓雅區區長，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兩位運用他們的社會人脈獨力成立的青年組織，聘省參議員李萬居為會長，陳氏任副會長，會員數百，編成四個中隊。其性質類似麻豆的還中會，既是青年的思想啟蒙團體，也是街頭的群眾宣傳團體。陳浴沂引起了莊孟倫的注意，大概是從此開始，據陳浴沂說，光復會成立大約半年，日據時代台灣農民組合領導者之一的簡吉，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幹員身分找上了他談及光復會與三青團的合作事宜，我們有理由推測簡吉的提議背後可能有莊孟倫的意見，雖然簡陳會談因光復會方面對三青團仍懷有幾分警戒心理而沒有結果，但莊陳兩位的論交從此有所深化是事實，雖然後來因為陳儀禁止民間團體而使光復會無疾而終，但兩個人的交往一直維持到民國38年，白色恐怖的風暴把他們兩個一起捲進，終於一死一逃，演出了一場扣人心弦的悲壯劇。下面是陳浴沂的追憶。
有兩件事情使陳浴沂開始受到國民黨特務系統的注意。其一，是高雄鐵工廠罷工事件。高雄鐵工廠是國民黨收日產的公營事業，員工千餘人，生產和管理都不上軌道，效率很差，工人待遇低，工作條件又十分惡劣。罷工的工人代表是黃賜（後來也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難），是早期日據時代的文協人士；另外，罷工團的真正領導者是孫古平，他是30年代的台共黨員，在《警察沿革誌》中有他的名字。白色恐怖時期受追捕卻始終沒有被逮的消息，直到現在他的生死成了謎（不過陳浴沂說他在逃亡期間在台北後車站附近的人潮中遇見過孫古平，因彼此都是天涯亡命人，匆匆交換幾句話便分手，互不問行止）。
等到罷工情形嚴重化後，高雄市警察局長童葆照介入。工人代表才找上了苓雅區選出的高雄市參議員陳浴沂，託其與廠方警方談判解決。罷工事件後來雖達成了形式上的妥協辦法，但從此陳氏變成了被注意人物。
莊孟倫在這個罷工事件的過程中，形式上並沒有參與，他表面身分這時候是電台台長，和黨營劇場的總經理，而另外一層的身分是保密局幹員。以表面身分來說，罷工事件與他不相干，即使另一層的特工身分，保密局也還沒有發動非公開的調查權，然而，在他的最深層的立場上，我們想像得到，他必定是從旁仔細觀察這個台灣戰後的首件大型勞資爭議，並研究台灣未來工人運動的潛在空間。另一方面，他也可能觀察著好友陳浴沂的應對和處理能力，其實，像這一類的公營事業罷工事件，在那敏感時期，保密局等情治系統應該是密切注意的，做為組織中一分子的莊孟倫，應該是有機會向陳浴沂暗中提供官方的研判意見或處理原則，包括官方對各關係人物的秘密評語等，孟倫有沒有這樣做我們不知道，但高雄鐵工廠罷工事件日後並沒有衍生出更多的問題倒是事實，莊孟倫可能認為陳浴沂在整個談判過程中已經表現出擔當的應對能力和人際關係的不錯條件，兩人間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的深化。
第二個更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是1949年台北學潮中的四六事件。有關台灣光復初期的學生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情形，近來逐漸有些論著，本文只指出，陳浴沂有位胞弟陳水木，光復後進台北師範學院，是當年學運中的一位健將，四六事件發端於師院學生和警察間的糾紛，發展成學生聯合會的大型衝突，陳水木等多人被捕，陳浴沂趕赴台北營救，國民黨當局也因為怕局勢擴大後不易收拾（當時南京國民政府派代表團赴北京，4月6日正是國共兩黨和談非正式開始的一天），陳誠下令被補學生可保釋，陳浴沂在莊孟倫的建議下除了乃弟陳水木外，力能所及保出了多達十數位的高雄縣市籍學生，以陳氏當時的高雄市參議員身分說有理由，但還是需要大勇氣的。事後莊孟倫面向其道謝，一面感慨地說「恐怕你已經被烙上左派分子的印記了」。
從4月到10月，政情的變化既快速，振幅又大。4月14日和談正式開始，19日國民黨中央拒絕共方建議，21日共方發表談判破裂的正式聲明，30日國民黨中央重申反共國策，5月1日台北市戶口總檢查，21日頒布台灣全省戒嚴令。大陸上的內戰情形是，國民黨軍隊在各地繼續被擊潰，蔣介石卻在暗中布置台灣做為最後的根據地，8月間陳誠就任東南軍政長官，我們可以想像，在這樣的激動的時期，台灣內部的穩定是國民黨政權的第一要務，可以說，一場政治肅清的大風暴正要醞釀著，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在北京成立了，而台灣的特務情治系統，想必也進入了他們所謂的「另一個戰場」的最高備戰態勢。
陳浴沂自從保出了四六事件的被補學生後，也感覺出身邊的氣氛異常緊張，據他自述，孟倫已經一再地向他提出警告，上層極有可能對他下手，「我覺得山雨欲來風滿樓，不斷地出現跟蹤的，監視的傢伙」，陳浴沂回憶著說。「我和孟倫在9月間就曾不止一次地交換過如何脫險，孟倫在局（保密局）裡不是在偵查部門。而偵查組的偵查結果尚未被正式認可以前，他們的內部保密也是相當徹底的。不過這一點孟倫能取得一些目標和計劃方面的消息。他說我已經被列入偵查對象，大概進入10月便會發出逮捕令，不過他也叫我千萬不能露出驚慌，人在情況危急時應鎮定下來。」孟倫可能已經替他有所策劃了。「雙十國慶前幾天，市長來電話要我在市民慶祝大會演講，我立刻和孟倫商量，孟倫那邊也有了風聲了，他說警方可能等到國慶日過後才下手抓人，我問他是不是現在就走路？他說不妥，叫我先悄悄地準備一些逃亡資金和衣物之類，每天照常上下班，但講完話下了司令台後，不要等到散會，也不要回家，裝著上廁所，從側門溜出。」
孟倫替陳浴沂籌劃的逃亡計劃相當緻密，建議他離開了會場後立即逃出高雄，然後提出一個地點，「咱們在那裡會合」。根據陳氏的記憶，孟倫還加了一句：「老弟，其實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保你安全離開台灣」；孟倫的表情仍然鎮定如常，顯示出自信和誠懇。
「孟倫和我在約定的地點碰面後，令我吃驚的是，他說他要帶我走幾天，我原來以為他只是要提供一些有關逃亡路線的助言之類，他頭上戴著一頂圓型帽，那頂帽子我以前見過他戴，他陪著我躲過搜捕隊的多處明哨暗椿。我們一起逃亡不是三天五天，而是整整兩個禮拜。」他們落腳最久的地點是南部某一處海岸的魚塭。「他帶我進入一個看守魚塭的草寮，寮裡有些米，晚間兩個人輪流守夜，不敢同時入睡，白天一人留在草寮裡，另一個人拿著魚桿釣魚塭裡的虱目魚，幾天都煮虱目魚下飯。」在這些日子裡，兩個談了許多事情。除了研判追捕者的可能動向路線外，也談了一些大陸上新建的國家，台灣島內的政情變化，「孟倫對甫告成立的新中國充滿了期望，但對國民黨的困獸之鬥並不敢掉以輕心，尤其對那些暫時在台北穩住了陣腳的國民黨特務系統的行動力表示相當的戒心，不僅因特工人員的工作素質相當，更因為台灣的戶籍資料太完整，島上幾乎沒有可供為地下基地的腹地。孟倫的結論是，陳浴沂不可能長期在島上躲下去。
「躲得過今年，恐怕躲不過明年吧。」孟倫建議陳浴沂設法利用走私船經過琉球赴香港，「你到香港後拿我的這頂帽子做信物去見某人，他會替你安排。」兩人分手時孟倫取下了頭上戴的帽子交給陳浴沂。「你這兩禮拜的行蹤怎麼對你們的組織交代？」陳浴沂壓下對前程的茫然不安和一分離情問。「你放心，我有安排，咱們不論後會有期或無期，活著的人要堅強。」孟倫說這一句話後隱身一塊巨石後面，「等到我坐上接人的舢板，他才又露身揮幾下手。」那是一處小漁村的海邊，「我們是生死交。形勢所逼，我走他留下來，我還要闖關，但他是留在虎口裡。」
船行半日到了琉球群島中的一個小島，「遺憾的是，當我登上海岸，一陣強風從我的頭上吹走了那一頂帽子，飛落在幾十公尺遠的海波上，我只能心裡叫苦」。
後來陳浴沂沒有去香港而到日本，他的身分還是得到了證明，那可能也是孟倫的安排，但約莫半年後，孟倫本人卻受到緝捕了，「他救了我，卻救不了自己」，陳氏嘆息著說。
以上這一段事實的敘述，確能使神秘人物莊孟倫的些許輪廓浮現出來。在國共兩黨的長期纏鬥中，像這一類雙面諜的故事時有所聞，但如莊孟倫其人，具有緝捕責任者保護受通緝者一同逃亡兩周，把嫌犯安全送離險地，還從容回到崗位上繼續執勤，這份膽識還算異數吧。
如在前面已經提到，有關莊孟倫事件的，包括人與事的全盤內容，還有待於日後進一步的探索和調查。他的廣東太太—我曾經叫她孟倫嫂，在我出獄前已去世。因為沒有子女，孟倫有沒有留下遺物，不得而知。在那恐怖時代，也沒有人敢在她妻子在世之日去探問，我們甚至還沒有看到他的起訴書、判決書等，同案被告的姓名職位，都一概不知，他們被處決，應該在麻豆案之後不久，秋冬之間。我只聽到一件事，是從他長兄孟侯的一個女兒，也就是他的姪女那裡聽來的，說孟倫處刑後遺體由他的服務單位火化後送回一罈骨灰去，也許他生前的那些特工同事，他的多重身分中的一層「戰友」，於刑後難免一份哀戚而盡了一點心意。最後，我們對莊孟倫的秘密活動的性質稍加整理後發現，他雖然不是省工委會的人，卻對著省工委的發展十分關心，並常利用他和三青團之間的特別關係暗中提供協助給萌芽中的工農和學生運動，如高雄鐵工廠罷工事件，內門農民抗爭衝突事件，四六事件等，甚至對涉案個人都會冒著風險提供掩護和秘密協助，他當然十分清楚，以一個雙重諜，介入地下黨的活動是很大的禁忌，但他可能對組織初創期的艱難不忍坐視以致頻頻冒險，終於暴露了自己。
想想他的處境立場的高度危險性和工作技術上的難度，或許有人不禁要讚一句「好漢」。
在我的記憶中他雖能豪飲，卻經常都是淺嚐即止，只有在知己人的家庭餐桌上才見到他頻頻舉杯，杯杯傾盡。在那樣的場合裡，他還會談他的作畫經驗，他的「建美論」。甚至偶爾還露一手西洋牌戲，他的笑聲闊朗，從沒有顯出過沉悶鬱積的表情，他的建美論視人生為一畫布，生活便是著墨，是落筆，但他不是主觀主義者，深知客觀規律的無情和殘酷。有一次他試探性地申請兩星期事假，「以便陪內人回香港清理家產」，但申請被駁回，那天晚上他和我並排坐著看一場美國間諜片。當男主角準備為任務而自我犧牲時，孟倫淡淡地說了一句「還不像一片樹葉掉落地上」，做為一個情報工作者的死亡的註腳，也許在那一刻，他已經預見到自己的戲快要落幕了。
在文尾再把陳浴沂的，在前面尚未提到的身分簡介如下：他就任高雄市參議員不久便在二二八事件中歷險差一點喪命，1949年年底潛行離台後在日本住一段時間，後進入大陸，在幾家大學擔任日文教授；80年代初移籍香港，經商有成就，是香港台灣商會的九位原始發起人之一；然他在本籍高雄的戶口記載中被宣佈死亡，為了處理家產問題必須親自回台，銷去戶籍中的死亡記載，然後重新設籍，他費盡心力請求還台而數度被拒，直到去年才以香港台灣商會代表身分回台。李登輝還接見過他，今年香港台灣商會改選，陳氏就任秘書長。
「沒有莊孟倫就沒有今天的陳浴億」，每次談起那一段共闖生死關的兩周日子，陳浴億（後來改名）總不忘以這句話來做結尾。
沒有莊孟倫就沒有我，把這一句掛在嘴上的還有一位，名叫褚阮進，和孫古平一樣出現在《警察沿革誌》上的人物，抗戰前為了逃出日本官憲的追捕而渡海到福建。在那邊參加過紅軍游擊隊，光復後回台，有一次（似乎在二二八事變後）被捕，幸被莊孟倫發現，賴其營救而脫險，可惜這位人物數年前中風，現已無法言語。莊孟倫遇難雖已四十多年，人們對他的記憶也終將淡漠下去。除了陳浴億、褚阮進兩位以外，不知道還有誰在意識的深層繫留著那動盪歲月中的一段義薄雲天的特工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