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每個人走的路是多麼的不同，可是要抵達的地方都是墳場」。話是這麼說，實際上我的生命也到了此又一天的過日子也同樣是一輩子。』

──簡吉《獄中日記》

簡吉，1903年５月20日出生於南台灣鳳山的農村。父親簡明來是一樸實的莊稼漢，農忙時，不但〝父母親像牛馬一樣的勞動〞，年幼的弟弟簡新發，迫於家中欠缺勞動力，只好從公學校四年級退學下田勞動；甚至簡吉的長子簡敬不到六歲也要下田耕種。所以簡吉感慨地說：〝我們家的春天，是不暇賞花、嬉戲鳥蝶的春天，而是需要勞動的春天〞。在日本帝國主義殘酷殖民統治下，台灣農村已臨破產，農民生活日益貧困。來自這樣的環境，使他了解到農村生活的清苦，他的認識是從現實生活中深刻體認而來的，不是來自書本上的認知，更不是來自道德上的同情。
1921年簡吉自台南師範學校畢業後，先後任教於鳳山及高雄第三公學校。教書以後，擔任教師的簡吉發現他的學生幾乎在課後都要從事過度的田園勞動，所以學習效果大打折扣。尤其鳳山地區，從1906年起，台灣總督府為設置「模範農場」在該地收買民有地。加上當地的製糖會社極力榨取蔗農，使得蔗農貧困如洗。更可憐的則是會社中的日雇農了，即使一整天辛苦也無法維持家庭的生活，目擊此種情形的簡吉自覺身為教員，每月坐領乾薪，直如〝領月俸的盜賊〞。不久陳中和新興會社逕自停止租耕的契約，造成很多佃農的生活無著，簡吉班上的學生因家中土地被新興會社收回去，生活困難，因而紛紛退學。簡吉在查詢學生的退學原因後，遂激起他從事社會改革運動的決心。
積極推動農組建立
1920年受到世界性民族主義及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文化協會在島內也展開了啟蒙運動，台灣農民亦逐漸覺醒，於是一波又一波的農民運動遂展開了。1924年４月的「二林蔗農爭議事件」是第一次農民所發動的團體爭議事件，於是農民抗爭事件一發不可收拾。1925年反對陳中和新興會社收回土地鬥爭，鳳山農民在簡吉及黃石順的幫助下成立了「鳳山農民組合」，並成功地贏得了與「新興製糖會社」的鬥爭。「鳳山農組」的成功經驗，鼓舞了各地的農民，隨著農民爭議的頻起，簡吉也四處奔波，提供抗爭經驗，援助指導各地的農民問題，於是陸續在大甲、虎尾、竹崎等地成立農民組合。1926年為結合全島農民的團結，進一步成立全島性的農民團體─「台灣農民組合」。
鳳山農民組合成立後，更進一步向附近的村落推展，1927年元月３日，以簡吉、黃石順為首的幹部們分別在考潭、仁武、田草埔、七老爺、灣仔內、大人宮、大坪頂、大林埔、五公廟等村落巡迴演講，分別以＜土地和農民＞、＜咱們兄弟怎樣自覺＞、＜勞農與團結＞、＜資本家的毒手可驚＞為題，鼓勵農民團結起來爭生存權，才能脫離窮困的境遇。
在農組幹部的努力下，農民有了一定的覺醒，當1926年初，新興會社宣佈一年期滿要收回土地，然而佃農仍然紛紛下田，拒絕接受土地期滿通知，甚至為了要爭奪土地而與會社對峙。可見在＜鳳山農民組合＞領導下，佃農對於新興製糖會社的抗爭有了初步的成效。
同時在1925年初，台灣總督府發表了「官有地拂下」（官有地放領給日本退休官吏）政策，其中在台中州大甲郡大肚莊、台南州虎尾郡崙背莊、高雄州鳳山郡大寮莊的農民為了要保衛自己的土地與日本退休官吏發生了激烈的土地爭議。大甲及虎尾的農民組合正是因此而產生的。同年12月台灣總督府以〝無斷開墾〞（未經許可逕自墾拓）為由，將大肚溪一帶農民辛勤開墾的土地轉讓給日本退休官吏。當地開墾的農民在趙港與趙欽福的帶領下向官府交涉，均無效。因為「官有地拂下」政策的實行，此時鳳山郡大寮莊的農民也面臨了喪失土地耕作權的命運。1926年４月26日在簡吉與趙港的帶領下，大肚莊與鳳山大寮莊的農民一起北上向內務局長及總務長請願。雖然此次行動並無具體的結果，卻促成了鳳山與大甲地區農民抗爭運動的結合。尤其是簡吉與趙港的合作自此開始。從此兩人合作無間的為台灣農民運動而努力。
根據大甲支部組合長趙港的姪子趙清雲先生的回憶，「當時在大肚的緣故者（開墾無主地的農民），差不多百分之七十都是我們趙家人，所以港叔及三伯（趙欽福）奮起領導大家。不久之後，簡吉就來到大肚協助我們。大甲支部位於大肚街上，旁邊有一條埤圳。每當簡吉來到組合時，附近的農民都爭相走告說，‘簡來了！’村裡的農民都很尊敬他，我們年青人更是佩服他。簡吉隨身總攜帶著一個裝得滿滿的公事包，裡面全是資料及書籍，他從皮包中取出各種資料詳細告訴大家，他們在鳳山的抗爭經驗及如何與製糖會社對抗的情形。處於農村缺乏資訊的農民都聽得大感興趣而不肯離去！」
在簡吉的協助及趙港、趙欽福等人的奔走下，1926年６月６日，繼「鳳山農組」之後成立了第二個組織「大甲農民組合」。會中推舉趙港為大甲農民組合委員長，並通過由簡吉起草的綱領及宣言。
同樣的在虎尾郡崙背莊一帶的農民，由於「官有地拂下」政策，也面臨了和大肚莊農民相同的命運。當地農民連絡了「鳳山農組」的簡吉、黃石順及「大甲農組」的趙港共同與日本退休官吏進行對抗。1926年６月13日當退休官吏來測量放領土地時，崙背地方的婦女不惜用自己身軀來悍衛土地。
在抗爭的過程中農民更加團結，並醞釀組成農民組合。在簡吉的指導下同年８月21日成立了台灣農民組合虎尾支部。
此外曾文郡下營的蔗農也一直與當地的明治製糖會社進行抗爭，該地農民有鑒於簡吉、黃石順在鳳山農組的成效頗著，於是赴鳳山邀請簡吉來此以協助組合之建立。1926年６月10日簡吉親赴下營舉行了「農民演講會」，６月28日「曾文農民組合」正式成立。「曾文農組」日後成為農組中最有力的支部之一。在竹山、斗六、嘉義一帶的農民，長久以來與掠奪他們廣大竹林的「三菱會社」展開了十多年的抗爭。同年７月25日，簡吉陪同日本勞農黨幹部麻生久訪問了竹崎，與當地的農民討論竹林爭議問題，並以「農民生活之向上」為題發表演說，鼓勵農民要團結組織農民組合。在簡吉、趙港的熱心協助下，同年９月２日在竹崎成立了農組嘉義支部。
如上所述，在簡吉的努力下，1925年起台灣各地設立的農民組合逐漸增多，遂感有聯合統一的必要。於是簡吉、趙港提議應成立一全島性的農民組織，1926年６月28日「台灣農民組合」在鳳山成立了。
正由於簡吉與黃石順在鳳山組織農民組合成功的經驗，鼓舞了各地農民大眾，當各地方陸續發生農民爭議時，都期待能得到鳳山農組的抗爭經驗。於是簡吉四處奔波，組成農村巡迴演講會，促成農民的自覺與團結，提供抗爭經驗，成功地推動了大甲、曾文、虎尾、竹崎農民組合的成立，「台灣農民組合」正是建立在這五個支部的基礎上，由此可見簡吉在推動「農民組合」的建立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為擴展農組而奮鬥
台灣農民組合成立後，面對日益嚴重的土地及竹林爭議。1927年２月13日擔任農組中央委員長的簡吉及擔任爭議部長的趙港為「土地拂下」及「竹林爭議」親自前往東京帝國議會請願。簡、趙的日本之行，雖然是最後以「未經審議」成為懸案，對解決土地及竹林爭議的問題未獲得具體的成果。但是他倆滯留日本期間，不僅目睹了當時正如火如荼進行的日本農民運動，同時也拜訪了日本農民組合及勞農黨。因而與日本左翼團體取得聯繫，日本社會運動健將十三人，包括布施辰治、古屋貞雄等人都允諾擔任台灣農民組合的顧問。不久，勞農黨顧問古屋貞雄律師來台開設律師事務所，經常為涉案的工農及左翼人士任辯護律師，並提供日本抗爭經驗，對台灣農運的發展有重大的貢獻。
謝春木在《台灣人的要求》一書中指出：台灣農民組合受日本農民組合的影響不少，尤其是簡吉、趙港從日本返台以後，有不少的鬥爭手法是從日本所學來的。這些經驗對正在發展中的農民組合是非常實際與迫切的。1927～1928年間正是台灣農民運動的發展高潮。這個時期間，不但農民爭議有急驟增加之勢，而且抗爭的手段也趨於多元化及激烈化。隨著運動的擴大，人員的增加及農民的覺醒，漸排除使用陳情請願的方式，而採取直接與地主交涉、談判、拒繳租金、隱藏已收割的稻作、竊回被扣押的物品、設定假債權……等等鬥爭手段。而這些鬥爭手段，正是日本農民運動中常使用的鬥爭手法。簡吉、趙港自日返台後，更常以＜日本農民運動＞及＜日本農民組合＞為題巡迴演講，以開拓農民的視野及加強鬥爭的經驗與技巧。
曾經擔任過教員的簡吉，在二○年代的社會運動中也是位演講壇上的風雲人物。〝當時農組辦的演講會，只要有簡吉，聽眾一定特別踴躍〞。青少年時期曾聽過簡吉演講的伍金地與謝添火都認為簡吉的演講遣詞用字非常〝平民化〞、〝他說話不但聲音宏亮，更能把握節奏，說話常帶感情，頗具說服力〞。日本當局只要聽到有簡吉演講一定派台語特別高明的警察來監聽。對一般台灣人來說，簡吉的演講所以叫座，是因為他運用一口流利的台語，毫不客氣的挖苦日本在台的殖民統治政策。日本警察只要台語稍不靈光就聽不懂他的弦外之音，平日受盡了日本警察欺凌的農民因而大感痛快不已。所以簡吉在演講中被中止的次數真是不計其數，也因此常受到檢束被關到警察局。
簡吉除了演講叫座外，在應付日本警察也頗有一套。有一次當農組大屯支部主辦支部大會時，會前警察來找麻煩，要沒收寫有＜反對鎮壓暴行拷問毆打＞＜反對不法檢束檢舉＞的紙條，簡吉出面抵擋，要求警察拿出押收的命令書。警察拿不出來，簡吉硬是不肯讓他沒收。他除了〝咕哩咕嚕〞大罵簡吉外，毫無辦法。為了應付警察對農民組合的百般刁難，簡吉認真地研讀了六法全書，由於他的這些能力，所以農民組合自成立以來，簡吉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先後擔任中央委員長、教育部長、組織部長、庶務部長……等職務。
為了擴大組織建立支部，農民組合派幹部到各地設置農村讀書會，教授一般農民簡易漢字、千字文及農民歌謠，以啟蒙農民的智識並提高他們的自覺。其中農民歌謠影響最大。應用簡單的節奏，明白有力的詞句，唱出農村四時的辛勞，也控訴了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的剝削。在農組舉辦的演講會，遊行、示威及靜坐包圍製糖會社、警察局時，激昂、輕快的歌謠不但助長了農組的聲勢，更鼓舞著農民的士氣。農組中最擅長寫詞譜曲的分別是陳德興及陳結，頗有音樂天賦的簡吉偶而也參與了編製歌謠的工作。
隨著組織急遽的擴大，農民爭議日益的增加，各地希求農組提供協助日增，但是農組中央常面臨派不出幹部指導協助的情形。因而先後曾舉辦多次〝農民組合研究會〞，〝社會科學研究會〞以強化幹部的理論及對運動的認識，以利農組的發展。曾任農民組合中央委員的陳崑崙先生，指出〝農組中理論最強與認識最深的當推簡吉與趙港〞。研究會中簡吉經常擔任重要的課程，他的講題從實際的＜竹林問題＞、＜官有地拂下問題＞、＜現在的農民運動＞談到理論性的＜殖民政策批判＞等等。
此外，農組中有相當多活躍的婦女幹部，她們不但在爭取農民的解放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開台灣婦女運動之先鋒。其中以高屏支部的張玉蘭、簡娥及婦女部的葉陶為出色，她們均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又出身於中上家庭，是憑著一股理想而投身於農民運動。而此三人中，簡娥係簡吉任教於高雄第三公學校的學生，張玉蘭又是簡娥的高雄高女的同學，葉陶是簡吉任教公學校的同事。簡、葉倆人均是直接受到簡吉的影響加入了農組，並成為農組中傑出的幹部。
在簡吉、趙港及農組幹部的努力推動下，農組從初成立時的五個支部，一千多名會員，到了一九二八年底計有二十七個部，會員人數多達二萬四千多人。是台灣當時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團體。
 
二一二大逮捕
農民組合自1926年以來，就進行著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掠奪的侵略政策。第二次全島大會農組更進一步從民族與階級的雙重立場提出強烈的經濟及政治上的要求，堅決的反對台灣總督在台的殖民統治政策。台灣總督府對於農組這種革命的態度，是絕對無法容忍的。為了打擊解散農民組合，台灣總督府極欲掌握農組與台共的關係。在1929年２月12日（舊曆年初三）清晨六點搜索全台，農組本部、支部、幹部的住宅凡五百多處，〝從屋頂的隙縫到床底壁角〞都不放過。為的是〝想搜出任何有關共產黨的文件〞，收押了證據二千餘件，並逮捕了數千人。繼之，日本官警在各地農村撒下天羅地網，繼續搜捕尚未抓到的農組幹部，並恐嚇威脅農民退出農組。一時之間，農組的陣營陷於混亂之中，勢力發展如日中天的台灣農民組合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全面鎮壓。
農民組合被檢舉案引起了各方人士的關心與注目，當７月30日第一次開庭審判時，農組會員、其他團體幹部及受刑人家屬將台中法院擠的水洩不通。檢查官新村乃下令禁止旁聽。被告之一的簡吉乃上前質詢道：〝審判長，這件事還沒有嚴重到禁止旁聽的地步吧！〞於是觀眾席間群呼：〝簡吉，加油！〞場內的氣氛變得更加緊張，裁判長於是強制驅散旁聽者。由這段插曲亦可見簡吉做為領導者的氣慨及深獲農民大眾的支持。
８月簡吉假釋出獄，立即展開了重建的方針。11月在台北設置了農民組合台北辦事處，並以此做為重建的據點。在第二次公審的前一天（12月５日），農組在台北辦事處召開了一次臨時中央委員會，會中決定由楊春松接替黃信國為臨時中央委員長，以簡吉、楊春松、張行、陳德興、趙港為中央常任委員。為農組的重建工作通過了由趙港起草的《農民組合行動綱領》。這是針對日本帝國主義嚴酷的壓迫下，所設計的二十七條具體鬥爭方案。這個新的行動綱領，祕密地由中央分發至各州支部聯合會，再分別送到各地支部，各地再分別舉行小組會議解說行動綱領及討論具體實踐的辦法。
正因為在大審前做了如上的安排，雖然不久後簡吉與其他重要幹部被科以重刑入獄後，並沒有使農組的活動完全停頓。農組幹部仍愈挫愈勇的繼續活動，因為公開合法的活動已不再被允許，於是採取所謂的〝潛行運動〞，也就是遁入地下的工作。
台灣總督府雖欲羅織農組罪狀，因為沒有搜查到農組與台共間具體的證據，只好以農組印刷全島大會宣言書一事〝違反出版法規〞提出控訴。在第一及二審中，簡吉均答稱印刷農民組合全島大會的宣言，完全是由他一個人負責的。他自忖此次自己難脫罪責，決定單獨負起完全之責任。他這是為了農組全體的利益考慮，以期減少幹部的損失。
12月20日〝裁判長面帶微笑〞的宣判，簡吉禁錮一年，楊春松、張行、江賜金、蘇清江，禁錮十個月，陳德興、陳崑崙、顏石吉、侯朝宗、譚廷芳禁錮十月（緩刑五年）。當場取銷保釋，執行監禁。到1930年12月24日為止，簡吉被禁錮整整一年又四天。
從1929年12月20日到1930年12月24日整整一年中，農民組合的靈魂人物簡吉先後被關在台北及台中監獄，「二．一二事件」的禁錮，並沒有使簡吉退縮，反而更加強了他的鬥志，我們從1929年12月28日他寫給學生也是同志的簡娥的信中，一面勸告她處在惡劣的環境下要用冷靜、嚴格與認真的態度去克服自己軟弱的心情。並以〝阻礙愈多，自己愈堅強〞二句相贈，這也是他對自身處境的勉勵。漫長的牢獄生活，他以學習世界語、讀書（世界文化史大系，六法全書、雜誌等）渡過，在精神上支持著他的是〝靠著唯一的理念過活〞。
由於監獄中規定一個月只能通信一次，並且限定是家屬。農組中的簡娥、張滄海、陳崑崙，遂以簡吉弟弟簡新發之名寫信給簡吉來保持聯絡。並報告農組目前的溉況，〝目前崑崙君駐在本部，滄海君駐在鳳山，娥君駐在屏東〞，簡吉寄出的信，〝組合的幹部們都過目了〞。〝阻礙愈多，自己愈堅強〞他奮鬥不懈的精神也鼓舞著農組的幹部。張滄海藉用簡新發名義寄給簡吉的信，如此寫著〝當我空虛的走過村道聽到蛙鳴聲，寂寞的心底昇起支持你的運動及出獄後進一步的飛躍〞。
簡吉入獄的這一年中（1930年），農民組合各地支部也逐漸在恢復中，尤其在下半年，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各項鬥爭也開始活絡了，前後分別進行「奪回埤圳管理權鬥爭」及「戶稅現物納入運動」，「不納嘉南大圳水租運動」等。
經過年餘的禁錮，在出獄前的簡吉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不認為這次的受刑是何等的罪惡，違法的行為不一定是罪惡的行為或不道德的行為〞。監獄當局不從研究社會問題中去了解犯罪的形成而〝以非人的態度對待受刑人，仍帶有濃厚的報復主義〞。從他的感言中，我們可以看出監獄的囚禁是關不住他堅信不移的理念。禁錮的試煉只是增加了他的鬥志。〝官憲認為壓抑我們的運動，我們就會改變，這是錯誤的〞。出獄後，簡吉立刻又投入重建農民組合的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說明了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進一步發展，對外積極發動對華侵略，對島內採取全面鎮壓的〝非常體制〞，1931年的台共大檢舉乃係對島內進步勢力團體、台共、文協及農組成員的大整肅行動。在大整肅中，簡吉依舊鍥而不舍地與少數未被捕的同志王敏川、詹以昌等人籌組了「赤色救援會」，以期再建黨的組織及活動，雖然最後在日本警網天羅密布的安排下，難逃遭劫的命運。
這次大逮捕中簡吉以台共黨員的罪名被判刑十年，當時他只有28歲。1931年－1942年當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瘋狂的對華侵略時，簡吉與他年輕的同志們在監獄中度過了他們寶貴的歲月。
1942年出獄後，簡吉將婚後聚少離多的妻子陳何從台南娘家接回鳳山老家。在戰爭末期，簡吉與夫人及長子簡敬、媳吳燕、三子陳從及甫出生的兒子道夫共同渡過了難得的平靜歲月。
1945年台灣光復後，簡吉先後擔任了「三民主義青年團」高雄分團書記、「桃園水利會」幹事、「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的工作，並籌劃了桃園忠烈祠。但戰後台灣農民的生活並未獲得改善，簡吉繼續關心著農民的問題。為了高雄地區農民與陳中和的土地糾紛，他與舊日同志《人民導報》主編蘇新合作，還打了一場輿論官司。
台灣光復僅一年多，不料由於國民黨政府對台灣政治的壓迫及經濟的剝削，終於爆發了「二二八事件」，事變中簡吉與張志忠在嘉義組織「自治聯軍」，聯絡當地群眾進行武裝鬥爭。
二二八事件對當時台灣知識青年有很大影響，二二八事件以後廣大青年對國民黨徹底失望，遂從認同白色祖國轉向認同紅色祖國。簡吉也由於其早年的思想基礎及農組的群眾關係，1949年出任「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山地書記一職，積極參與解放台灣的工作。
1950年韓戰爆發，歷史改變了它的軌道，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從此奠定了國民黨在台的合法統治基礎。1951年３月７日簡吉在國民黨大肆肅清進步分子的白色恐怖下遭到了槍殺的命運。
簡吉在寫給其夫人陳何的家書中，曾如此寫道：〝有人說‘儘管每個人走的路是多麼的不同，可是要抵達的地方都是墳場’。話是這麼說，實際上我的生命也到了此，即使是因襲世俗的忠實奴隸，一天又一天的過日子也同樣是一輩子。〞簡吉短短四十九年的生命中，他不甘做忠實的奴隸，即使多次出入監獄，被囚禁長達十餘年，仍堅持自己的信念終生不改，最後甚至犧牲了他的生命。上述這段話，正是對他的一生做了最好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