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鄉土文學論戰是七○年代台灣文學界的大事，這是任何人都難以否認的。但二十年來，卻鮮有對論戰在文學思想史上和社會思想史上的意義進行深入而全面探討的專論出現。最近幾年，隨著社會意識的急速質變，出現了一些立場鮮明的評價；總體看來，有朝向負面評價和正面刳取的傾向。
譬如，從「本土論」立場出發的評價中，就有一種觀點；認為論戰只是「真正的本土文學作者」缺席或拒絕承認的意識形態代理人鬥爭。當然，這種觀點只是本土論的少數，絕大多數本土論的觀點，則是一面肯定論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把論戰中提出的文學觀裡面次要的部分放大成主要的部分，來建構文學的本土論述。另外一種傾向則認為：鄉土文學論戰並不是一個文學課題的論戰？只不過是互丟帽子、砸招牌，而且義理粗糙的意識形態論爭；受傷最大是文學本身。還有一種說法雖然肯定論戰是文學界的一次「典範更替」革命，但卻不繼續深入探討典範更替的道理，反而大幅討論論戰造成中文沒落、文學式微、文學閱讀品味逆轉等後遺症的問題。
無論是把論戰視為所謂意識形態鬥爭的評價傾向，或是側重於論戰的文學意義方面的評價傾向，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把論戰孤立於時代之外來看；都不把論戰放在七○年代的具體歷史脈絡或客觀的社會結構中來認識。因此任憑主觀或立場去主導論述，特別是對於論戰中提出的重要文學觀、經濟觀、社會觀，不是任意擷取，或是不願正面對待，就是簡單地貼上「意識形態」的標籤。若依鄉土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來評斷這些傾向的話，那就是脫離歷史的現實，再度把文學與社會分離的文學論述傾向。
因此，本文從歷史的現實主義出發，把鄉土文學論述放回七○年代的客觀歷史條件中去認識；用台灣社會構造論的觀點，把鄉土文學思潮和社會思潮放在七○年代的台灣社會結構中來觀察；具體分析它產生的歷史性、社會性基礎；闡明它在七○年代的具體社會狀況中的時代意義；標舉出它在歷史的制約與發展中提出了那些突破性的、進步性的觀點；同時也試圖闡明是怎樣的歷史與社會的結構性力量，阻擋了它波瀾壯闊地向前發展的道路。
鄉土文學論戰的開創性觀點
思想嚴冬的六○年代剛結束，初進入七○年代的台灣社會便面臨了內外政治經濟的大動盪；在這大動盪中，社會各領域產生了一股以「政治改革、回歸民族、關懷社會」為共同指向的社會思潮。做為這思潮一組成部分的、以鄉土文學為名的新文學思潮，也開始形成並受到普遍的歡迎，因而逐漸取代居文壇主流的現代派文學。
鄉土文學論戰便是在這新浪潮的高峰中，鄉土文學的作家、評論家試圖為處於發展階段的鄉土文學，做更明確的總括，釐清其根本性格，並為鄉土文學進一步的發展提供更清楚的方向時，遭遇到了來自維護體制的思想代表人群起的攻擊。以鄉土文學論爭為舞台，展開了包括文化、經濟的整體思想論戰，在嚴峻的政治條件下，鄉土文學派勇敢地進行了反駁與辯正。因此論戰的主題包括文學觀論爭與社會觀論爭；鄉土文學派在論戰中到底提出了那些重要的觀點或主張？這些觀點或主張在台灣的文學思想史上以及社會思想史上到底具有怎樣的開創性意義？這應該是在討論鄉土文學論戰時的主要課題。下面就分做兩部分來討論：
一、是屬於文學思想史方面的開創性觀點；鄉土文學派提出了鄉土文學就是現實主義文學也是中國民族文學。
就如王拓在〈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文中所說的：「文學的研究，應該把它放在當時的歷史與社會的客觀條件上加以考察。」鄉土文學派論者都有一個共同的傾向；那就是從歷史與社會的角度，對不同時期的鄉土文學的內容與精神做了深入提綱挈領的論說。指出在日帝殖民統治時期的鄉土文學，普遍地都以台灣民眾具體的生活內容為題材，從表現民眾的現實處境，反映了反帝、反封建、反壓迫的時代精神。而五○年代的鄉土文學，雖然處於反共文藝與現代派文學為主的文壇邊緣，仍「堅守在他們生長的土地上，以他們生活的鄉土為背景，真誠地反映了他們所熟知的社會與生活現實。」（王拓〈廿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動向〉）。六○年代中期出現的新生代鄉土文學，突破了以追求個人內心世界表現的現代派文學的潮流，專注描寫處於社會生活底層的農民、勞工、鄉鎮民眾的現實處境與願望，以及都市薪資者的諸形象，「批判了台灣社會在精神面、物質面的殖民化危機」（陳映真，〈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抵抗西化影響在台灣社會、經濟和文化上的支配」（陳映真，〈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對於具有上述內容與精神的台灣新文學，王拓認為「鄉土文學」的習稱，容易被誤導為「鄉村文學」或「鄉愁文學」，甚至容易陷入一種偏狹的、分裂的「地方主義」的觀念或感情裡，因此，他主張「鄉土文學」就是「現實主義文學」，只有現實主義文學才能涵攝鄉土文學的真正精神。
另一方面，鄉土文學派也從三方面反駁及辯正了對鄉土文學的誤解與攻擊。特別是陳映真；他不但批判了「中原沙文主義者」把台灣鄉土文學矮化為只具地方文藝特性的觀點（〈在民族文學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也批判了把台灣鄉土文學等同於台灣意識文學的觀點（〈鄉土文學的盲點〉）。他說道：「在台灣成長起來的民族文學上，共同克服中原沙文主義和地方分離主義，團結起來。」更重要的是，他們共同批駁了把鄉土文學戴上工農兵文學、普羅文學的紅帽、在當時的反共戒嚴體制下可致人於死命的政治恐嚇性攻擊，進一步主張台灣鄉土文學歸屬於中國民族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王拓在〈鄉土文學與現實主義〉文中指出：

「他們所批判的鄉土文學，事實上是七○年代以後，台灣的社會和知識青年，在國際姑息逆流沖擊之下，普遍激起了愛國家、愛民族，普遍產生了強烈的反抗帝國主義的覺醒這個背景下產生的。因此，這樣的鄉土文學基本上是一種民族主義的文學。」

陳映真在〈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團結起來〉文中也說：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上看，從東北作家的〈八月的鄉村〉一直到台灣作家的〈送報伕〉，再一直到〈莎喲哪拉再見〉、〈小林來台北〉，便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效勞於中國反帝國主義的巨大民族主義運動的文學作品。」

在同文中，他接著說道：

「鄉土文學……在批判和對抗外來經濟、文化對台灣的支配這一特點上，是中國民族主義文學在台灣目前階段中的重要文學形式，殆無疑義。」

而南亭（王杏慶）也在〈到處都是鐘聲〉文中指出：

「五十年來在台灣的新文學，一直是六十年來中國新文學的一部分，它的發展主流在不斷的自覺中，從未乖離過中國共同的民族經驗，它是與中國民族認同的。」

因此，鄉土文學派不但辯正了把鄉土文學視為「鄉村文學」、「地方文藝」、「台灣意識文學」的謬誤，而且批駁了把鄉土文學擺上「工農兵文學」、「普羅文學」祭壇上的政治攻擊。在辯正與批駁的過程中，他們進一步指出：處於帝國主義歷史條件下的台灣鄉土文學，一個重要的特質是；描寫了在這種條件下的現實社會中，大多數民眾的共同命運和普遍願望；以及必然地反映了反抗帝國主義支配的民族意識，創造了文學的民族風格。也就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的台灣鄉土文學，其質性是現實主義文學，而且必然地也是中國民族文學；是一物兩面，密不可分的。
二、是屬於社會思想史方面的開創性；鄉土文學派在反共戒嚴體制下，對台灣社會、經濟、文化的根本性格，首次提出了新帝國主義論和新殖民經濟的突破性觀點。
做為以批判台灣現代派文學弊病，並要求文學的社會性和民族歸屬性而興起的鄉土文學作家，以及對於主張鄉土文學的本質是現實主義文學以及中國民族文學的鄉土文學派論者而言，如何看待客觀存在的社會和現實社會條件下的民眾和民族的處境，如何反映這現實並提出批判，便成為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也是無法逃避的課題。這課題就必然地會聯繫到作家的社會觀、經濟觀的核心問題。論戰中的鄉土文學派，必然地要提出一定的社會觀、經濟觀來說明文學觀。這樣就觸及戒嚴體制的思想界限，因而引發維護體制的思想代表人的攻擊，由文學觀的論戰擴大到背後的社會觀、經濟觀的思想論戰。
至於鄉土文學派論者提出了那些突破性觀點？
譬如陳映真在其論文中反覆指陳的；「台灣在社會、經濟、文化各層面，對美日附庸化」的觀點。
胡秋原在〈談民族主義與殖民地經濟〉文中提出的，新帝國主義論和新殖民主義論。
而王拓為了反駁孫震的〈台灣是殖民經濟嗎？〉而寫的〈殖民地意願還是自主意願〉文中，也提出了新帝國主義論和台灣經濟殖民化論。同樣地，他在〈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的有名論文中也說道：

「這段時間的台灣社會，由於國際重大事件的沖擊，與國內經濟的不平衡發展，而產生了強烈的反抗帝國主義與反抗殖民經濟買辦經濟的民族意識和社會意識……。」

如果以嚴格的社會科學標準來看，這些觀點似稍嫌抽象和過分簡化，沒有充分的客觀論證。但是若把它放在反共戒嚴的歷史背景來看，還是把它放在文學論爭的脈絡來看，的確是有勇氣又有突破性的觀點。即使把它放在今日台灣學界對台灣社會根本性質的認識水平來看，仍然是進步的有啟發性的觀點。這種把台灣社會的性質，用新帝國主義與新殖民主義的觀點，從根本予以批判，並提出反帝民族主義的論點，不止觸犯了當道的黨國文工人士，也使得所有在台灣的對美附庸化歷史過程中，在社會各領域產生的各種形式的附美意識菁英感到不快。所以直至今日，各派論者對論戰中鄉土文學派在社會思想上的這些突破性觀點，不是不願正視，就是乾脆用「意識形態」的標籤把它簡單處理掉了。
鄉土文學思潮再發展的制約因素
回顧這次論戰，鄉土文學派在文學思想上和社會思想上，都獲致了上述的突破性、進步性的初步成果；在道德的正當性上，也獲得了當時社會的高度支持和評價。但這種成果和評價為什麼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呢？下面想進一步探討其原因。
最直接的因素是來自當時正處於政經複合危機的戒嚴體制，在思想戰線上的反噬。我們知道，當時論戰的對手，已經不是七○年代初文學界的現代派；因為針對現代派的文學論戰，已在七○年代初的現代詩論戰後已見勝負，基本上已解決了；鄉土文學論戰是現代文學論戰的再發展、再擴大。就如前面提及的，鄉土文學派的文學論必然會觸及社會論，這便碰觸到戒嚴體制的思想雷區；而且政治上，當時正處於中共與美國建交前夕，經濟上也處於第二次石油危機前夕，七○年代的第二次政經複合危機正在形成。因此維護體制的思想代表人，包括自由主義者、現代化理論者、現代派作家以及文工人士等多重身分的人，便傾巢而出；以戒嚴體制為後盾，用思想糾察的口調，用文化復興委員會的語言，用現代化理論，在獨占性大媒體全面攻擊鄉土文學派。攻擊的內容不外：挑撥仇恨、製造對立、分化感情、擴大社會黑暗面矛盾面、文學統戰陰謀、三○年文學、工農兵文學、階級思想……等，在戒嚴時期，這些指控句句見血，字字令人不寒而慄。不僅止於此；在論戰期間，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文藝大會，接著又召開國軍文藝大會，當年年底中壢事件爆發，一時風聲鶴唳，「抓頭」風聲盛傳，人人自危。在這樣的時代氣氛中，從七○年代初開始形成壯大的新興社會思潮以及鄉土文學熱潮，在越過鄉土文學論戰的最高峰後，逐漸轉化成不一樣的形式和精神，而被吸入黨外運動的潮流中去了。
不論是為了探究鄉土文學思想發展限制的間接原因，還是為了進一步探索鄉土文學思想的更根本性問題，把鄉土文學思潮放在七○年代的大社會思潮中來觀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因為七○年代社會思潮造成了鄉土文學思潮的興起，只有對社會思潮的特質做一番研究，才能更清楚地更客觀地理解鄉土文學思潮的特質。另一方面，如果從鄉土文學思潮的中心思想也就是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出發，進一步深入探究產生文學思潮的客觀社會基礎以及具體社會狀況，更是不可避免的課題。
下面就首先討論形成七○年代社會思潮的歷史性與現實性社會結構，然後再討論七○年代社會思潮的具體內容與精神。因為一個時代思潮的形成，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它有一定的社會、經濟、意識各層面的結構性起源與過程；它也絕不是憑空而起的，有一定的具體的現實社會基礎。通過對當代台灣社會的歷史結構和現實社會結構的分析，才能更客觀地呈現社會思潮以及其中的文學思潮的時代意義和思潮的本質，才能避免淪入主觀的、任意的紛爭中。
五○年代到七○年代的台灣社會歷史結構
（一）當代台灣社會性質的幾個根源性規定要素
一九四九年底，在大陸國共內戰中潰退的國府，倉促遷台，台灣成為國府的反攻復國基地。隨著韓戰爆發，美國發布海峽中立化宣言後第七艦隊進駐台海，將台灣劃入美國在東亞冷戰的反共圍堵島嶼鏈鎖的一部分。台灣就成了東亞冷戰與國共內戰的「雙戰基地」，雙戰基地的角色決定了台灣社會、歷史進展的幾個根源性規定要素：
第一：造成台灣社會與中國大陸長期隔絕與民族對立的狀態。第二：美國以強力的外交和國際承認、軍事協防、龐大軍、經援助支持處於危機狀態的國府；並以此為後盾，對國府及社會各層面產生巨大的影響，使台灣社會長期處於對美國附庸的狀態。第三：台灣社會的反共雙戰基地化，也就是社會思想的白色化工程；因此國府在島內展開了五○年代的白色恐怖肅清。其結果，不分省籍身分，肅清了所有的進步、異議菁英，也滅絕了台灣社會中進步的思想傳統；不僅止於此，為了維持台灣社會扮演雙戰基地角色的戒嚴體制，還長期禁絕了與中國當代歷史、哲學、文學的聯繫，斷絕與世界文明進步思想的接觸，長期壓制島內異議思維的自然生成，以致使台灣社會長期與自己民族的進步傳統、世界的進步文明、甚至與台灣社會現實的問題，處於斷絕的思想狀態。
（二）以反共、親美、民族對立為主要特徵的社會意識結構
這種世界史上罕有的長期思想戒嚴體制，以及以教育、傳媒或其他政治力，不斷向人民灌輸制式道統思想、反共、民族對立、親美為主要內容的思想動員體系，再加上上述長期的民族對立、對美附庸狀態，斲斷了台灣社會意識的生機，使社會感情、思維模式長期陷於僵化、荒蕪、保守的狀態；形成了以反共、親美、民族對立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意識結構，它與現實的政治經濟結構之間又形成了不斷擴大再生產的辯證關係。
（三）依賴美日的「獨裁下經濟發展」結構
一九六○年前後，美國為解決其國內因長期經濟繁榮所造成的高工資、資本過剩問題，如何將勞力密集、資源密集的產業移轉到低工資地區，乃成為美國最大的課題；跨國公司隨之出現，同時世界冷戰也進入低盪期。美國的世界戰略開始轉變；除了繼續維持軍事圍堵外，還積極促進各反共附庸國依賴美國的經濟發展，成為美國經濟體系的邊陲。
處於美國在東亞冷戰前哨的台灣，自不能例外。在美國的影響下，從五○年代的「以農養工」、「進口替代」為主的國內市場導向經濟結構，轉變為積極依賴美日的出口導向經濟結構。國府在政治上強化獨裁統治，在經濟上則一方面強化管制力，另一方面則公布「十九點財經改革」、「獎勵投資條例」、「外資投資條例」等，對本國資本、外資的各種優惠措施，積極推動勞力密集產業出口導向為中心的經濟發展。也就是，國府以高度的政治獨裁和經濟支配力，來創造一個低工資、低福利、低民主的勞動環境；再配以高度優惠的外資環境，來促進美日跨國資本和本地資本的快速發展，形成了高度依賴美日的資本、技術和美國市場的經濟發展構造。
這種依賴美日的「獨裁下經濟發展」結構，其結果，使台灣的工業產值在六○年代的十年間維持百分之二十的高度成長，工業產值占全產值的百分之三十六，受雇勞動人口開始占總就業總人口的半數，貿易依存度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全工業產品的百分之八十供輸出，而其中大部分輸往美國。在農業方面，農業產值開始低於工業產值，農業剩餘大量被轉移到工業部門，這期間大約有一百萬農村勞動力轉移成為工業雇佣勞動，農戶所得開始低於勞工家庭所得，造成農民普遍的兼業化現象（半工半農），使農村、農民快速地落入經濟發展體制的最底層。社會結構方面；大量的工資勞動者以及中產階級產生，社會階層開始呈現多元化現象，都市化也快速發展。實際上，這種發展是將台灣的社會、經濟快速編組入美日資本主義體系邊陲位置的發展。同時也形成了依賴美日資本主義社會為特徵的、異於五○年代的新興社會。也急速造成了社會價值、文化、意識形態的全面對美日的附庸化。雖然如此，在政治上，國府仍維持高度獨裁，對在政治上要求自由化、民主化的勢力，進行毫不留情的鎮壓。譬如《自由中國》雷震案、中西文化論戰、《文星》禁刊等。
七○年代初期的內外政經複合危機
六○年代與七○年代之交的台灣社會，經過前述經濟、社會、文化的大變化後呈現了如下的特徵：農村極度疲憊、農民處於社會經濟底層，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工業與服務業成為低工資勞動者。以這為基礎，支撐了依賴美日的工業、服務業的發展。因而形成了大批新興的經理者、技術者、貿易服務業的白領中產階級、以及中小資本家，在價值、文化、審美上造成崇洋媚外的社會風潮。社會內部也蓄累了各種的矛盾；譬如農工之間、農村與都市之間、勞資之間、特權資本與中小資本之間、民族資本與外資之間、民族尊嚴與崇洋媚外之間、民主與獨裁之間……等等。
六○年代末，美國開始重估中國大陸在美國世界戰略的地位，美國與中共逐漸改善關係，美中接近改變了台灣對美國戰略地位的重要性；終於導致一九七一年十月國府喪失聯合國席位連同各種國際組織的代表權。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北京發表《上海公報》，同年九月日本與中共建交等結果。這一連串的所謂「姑息逆流」，引發了國府政權的外部合法性和內部正當性危機，再加上政權轉承之際，使得獨裁統治開始鬆動。蔣經國為了克服這些危機，在政治上開始採較鬆寬的態度；如鼓勵青年問政、推行黨務行政革新、提拔「吹台青」、政治台籍化等，試圖在國民黨掌控下推動政治轉變。但是，經過六○年代依賴美日的快速經濟發展，一個新的依賴美日的資本主義社會已形成，就如許信良、張俊宏等人合著的《台灣社會力分析》的書名一樣，這新興社會有了它自己的社會力，同時也蓄積了各種社會矛盾，國府主導的由上而下的局部政治改良當然無法呼應新社會力的要求或解決新的社會矛盾。再加上國際石油價格開始暴漲，引起世界性經濟危機，使得依賴美日的台灣經濟開始陷入不景氣，長期的高經濟成長轉跌入負成長，物價狂漲，房地下跌，社會不安，出現移民熱潮，大量工業勞工失業回流農村。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更加暴露出依賴美日的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
七○年代新社會思潮的形成及其內容
就如前述的內外政經複合性危機，暴露出依賴美日的「獨裁下經濟發展」體制，所造成的在社會、經濟、文化、價值上的許多問題。知識青年開始質疑、批判這些問題，產生了社會覺醒，一種新的思想風潮開始形成。
揭開序幕的，就是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到六月間發生的大學生保釣運動。以抗議美日侵占中國領土為訴求的學生示威運動，激起了反帝、反美的民族主義愛國浪潮，首次點燃了對美國的新帝國主義性質的批判。這原本受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所發起的保釣運動的影響，而帶有美國校園中風行的激進運動性質和中國統一運動性質的行動，引起國府的警戒，整個熱潮迅速冷卻而被誘導到革新保台的方向去了。但反帝、反美的民族主義思潮仍持續在知識青年間擴散，影響了往後各種風潮的思想內容。同時，六○年代在西方世界形成的青年反體制激進思潮（如法國學運、美國反戰運動、嬉皮等），也透過保釣運動和以西方流行思潮的形式影響台灣的知識青年，這些思潮突破了台灣僵化的社會意識，為當時的知識青年提供了新世界觀、社會觀。
接著，以《大學雜誌》為中心，出現了知識青年的政治社會改革運動。在〈國是諍言〉、〈國是九論〉等代表性文章中，知識青年要求對政治、經濟、教育、農村、社會福利甚至戒嚴體制的改革，也刊載了陳鼓應在台大座談會上要求開放學生運動、開闢民主牆的文章。同時台大學生會也成立了「社會服務團」，顯露出知識青年開始突破書房、校園，開始產生走向社會、關懷社會底層民眾、了解社會問題的社會覺醒。一九七二年底陳鼓應在台大社團主辦的「民族主義座談會」上，批判美國的擴張主義和國民黨的內政弊端。翌年初發生台大哲學系事件。自此《大學雜誌》集團分裂，親政府的自由派進入國民黨系統，民族主義派則受到政治打壓，但繼續扮演推動新思潮的角色。
綜合這次以《大學雜誌》為中心，由知識青年所推動的新思潮，包括了三個特徵：　政治革新的要求；　民族意識的高漲；　社會改革意識的覺醒。相對於六○年代，這些思潮是從所未有的新生物，特別是民族意識和社會改革意識的高漲，它突破了五○年代以來的社會意識結構，開始在社會各層面產生作用。這思潮是在知識青年對於依賴美日的經濟發展體制，所產生的整個社會對美日附庸化問題，農工之間、都市鄉村之間、勞資之間的經濟不平等問題，以及民主與獨裁的政治問題的覺醒與批判中產生的。但在共同的特徵中也呈現明顯的分歧性；譬如在經濟思想方面；孫震、王作榮等現代化理論者，主張經濟發展優先，農工犧牲是不可避免的，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有礙發展。陳鼓應、王曉波則主張以民族主義抵抗強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侵略，更主張由對台灣社會底層弱勢者的關懷為出發點，聯繫到全中國歷史命運的反帝民族主義。這觀點徹底批判了親美的民族對立的政經體制。許信良、張俊宏為代表的傾向，就著重在政治革新和社會關懷的改良主義。這三種傾向不止表現在《大學雜誌》的知識青年身上，也表現在整個七○年代的新思潮中；甚至表現在當今的社會思潮中。
對於過度附庸西方的社會現象的反省所產生的民族意識的覺醒和社會意識的覺醒，也發生在藝術領域。一九七二年到七三年間，洪通的出現引起了社會對民間藝術的注目；對於未經西化現代化洗禮的洪通繪畫的熱愛，代表一種反西方反現代、追求民族藝術純粹形貌的社會願望；也代表對藝術的生活性、草根性的一種期待。隨後陳達的民謠廣受喜愛和朱銘的木刻受到肯定等一連串對民間藝術的熱潮，在在顯示在藝術領域也產生了新的審美新的思潮。那就是，對模仿西方、脫離現實的藝術風尚的反省和批判，要求藝術的民族風格和生活內容。
同時間，文學界也發生了影響深遠的新詩論戰，以關傑明對現代詩的批判揭開了論戰序幕。他批評現代詩向西方模仿、學習、語言晦澀、逃避現實，與自己的民族的歷史和現實脫節等弊病，是「文學殖民主義的產品」。唐文標也發表了〈詩的沒落〉等一系列批評現代詩的文章，極力攻擊現代詩的西化與逃避現實的二大弊病。《龍族詩刊》的詩評論專號也主張「中國現代詩的歸屬性在傳統與現實的結合」。
一九七三年八月創刊的《文季》，在創刊序文中主張：當代作家的任務在對抗封建遺毒和帝國主義的毒害，在反抗專制集權和恐怖政治，積極建立中國精神。《文季》展開了對現代派文學的批判。尉天驄在對歐陽子、王文興的作品批判中，指出現代派文學逃避現實的傾向，呼籲文學回歸現實，要求文學的民族性、社會性。實際上，對台灣現代派文學的批判在這之前早已出現。一九六七年陳映真入獄前夕，發表在文學季刊的〈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流浪者之歌〉中，就已批判了現代派文學的亞流性、貧困性和脫離現實的傾向；並對現代派文學中表現失落、迷失的內容提出了回歸現實、克服流浪意識的呼籲。但在現代派文學風靡且新社會思潮未來臨的年代，當時並未受到太大的重視。
也就在對現代派文學展開批判，要求文學回歸現實、回歸民族的呼聲高漲的同時，《中外文學》、《文季》、《夏潮》等雜誌掀起了對包括日據時期新文學的鄉土文學的熱潮。從此以後，在民族意識、社會改革意識風起雲湧的社會思潮中，鄉土文學受到廣大民眾的喜愛。
從現代詩論戰擴大到對整個現代派文學的批判，一直到鄉土文學熱潮的興起，貫穿其中的文學思想就是對現代派文學的模仿西方、逃避現實、脫離民族、歷史的聯繫等弊病的批判。主張文學應該站在民眾與民族的立場，來反映現實並建立民族風格。這是台灣文學思潮的一次「典範更替」，結果是使鄉土文學取代了現代派文學的地位，成為文壇主流。持續出刊十三年的《現代文學》雜誌，也於一九七三年停刊，說明了這種變化的結果。
在政治方面，隨著國府推行政治本省人化的改良措施後，出現了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等人，通過民意代表選舉的街頭運動，對國民黨獨裁體制進行嚴厲的批判，吸引了大批都市民眾的支持。一九七五年《台灣政論》創刊後，以這雜誌為中心聯合了各地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的政治勢力，發展成黨外運動。這是《大學雜誌》時期產生的政治改革風潮的延續，它主要地是以西方的自由民主為目標，針對國府獨裁體制的改革運動，但對依賴美日的台灣資本主義社會所造成的根本問題則非其改革對象。
七○年代社會思潮的共通精神和前去的道路
從保釣運動、《大學雜誌》、民間藝術熱潮、鄉土文學熱潮、黨外運動到科學中化運動中產生的社會觀、政治觀、經濟觀、文學觀、藝術觀，構成了七○年代社會思潮的內容。它是台灣社會在反共戒嚴體制下和依賴美日的「獨裁下經濟發展」體制下，逐漸成形的台灣式資本主義社會所必然內含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矛盾，而在七○年代的內外政經複合危機中日益深刻化、顯露化，因而在社會各領域產生了反省與批判運動，在交互影響中，形成的異於其他年代的社會思潮。因此它有共通的時代精神，那就是：
從根本上批判了台灣社會對西方、美國的附庸化，要求回歸民族的立場，追求民族的形式和風格。反對脫離社會、脫離民眾，要求回歸民眾的立場，追求社會性、民眾性。
它對二十年來以民族對立、反共、親美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意識結構，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大前進。對依賴美日的台灣資本主義體制，首次提出根本性批判。
但，它畢竟仍處於深刻的民族對立的制約下，嚴峻的反共戒嚴體制中，以及日漸深化的對美依賴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急流中，這些歷史條件阻擋了它向前發展的去路。
鄉土文學以及鄉土文學論戰，是在這樣的時代思潮中誕生的，同時也構成這時代思潮的重要部分。時代思潮的去路也就是鄉土文學的去路，這就是前面討論的鄉土文學再發展的局限性的間接原因。鄉土文學論戰在台灣文學史、社會思想史上的開創性意義，在今日，卻被視為「義理粗糙的意識形態代理戰爭」，被當作文學式微的替罪者，被擷取為「本土論」的營養品……。可怕的戒嚴體制過去了，但民族對立、反共親美的社會意識，似乎仍牢牢地盤踞在當前時代的深處。
再度深入認識形成這種以民族對立、反共親美為特　的社會意識構造的歷史根源和維持、擴大這種社會意識的現實政治經濟構造；以及再一次確認曾經突破這種社會意識的限制的、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以及當時的社會思潮所高揭的思想精神，應該是在回顧鄉土文學論戰中的現實課題。

《春雷之後》編者按：請參照曾健民所著〈民眾的與民族的──鄉土文學論戰的精神與七○年代思潮精神的再確認〉，收入《清理與批判》，台北人間出版社，一九九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