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因為台灣語文和鄉土認同問題而引發的文學論戰，一般都認為是台灣文學本土論和台灣主體性意識萌芽的開始，論者大概都認為它斷續潛伏在日據時期及二次大戰後部分台灣作家的意識之中，而後集中和全面表現於一九七七年開始的持續數年的鄉土文學論戰裡。（註一）
不論是戰前或戰後，有關「鄉土文學」的觀念及內涵，除了七○年代的論戰中，代表官方說法的一邊，曾粗暴地將它定性為「自大而又偏狹的地域觀念」，甚至扣上了「工農兵文藝」、「統戰」之類的白色恐怖帽子，（註二）一般說來，作為它的觀念核心的「鄉土」，在歷次論爭的開始，似乎一直是個先驗的、不辯自明的而又義界模糊的存在，可是隨著論辯的展開，卻不斷呈現著意義增殖的現象。在七○年代末的論戰中，雖有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的長文，試圖以現實主義的思想方法和藝術性質，澄清環繞著「鄉土」一詞的意念上的紛爭，但仍無法解決這個關鍵性辭彙在論戰過程中，一再被不同的意識形態遮蔽，一再扮演著變動中的權力結構的文學性浮標的現實。這情況隨著八○年代鄉土文學內部的南北分裂和本土論的興起，而愈益明顯。
從文學史來看，台灣鄉土觀念的發生，是來自於一個因被殖民而破裂的現實世界的。這破裂的意識，首先出現在二○年代文化協會的啟蒙思想者們有關新、舊社會及新、舊文化的論述，而後爆發於對日本同化政策的抗拒。在相關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因為啟蒙思想者的科學、理性、民主、進化等觀念，他們毫不遲疑地站在新文化、新社會的一邊；但同樣由於啟蒙思想的緣故，他們卻無法接受以先進姿態出現的殖民主義的同化政策，因為在啟蒙者特有的有關人類及世界發展的烏托邦信仰的前景下，日本的同化政策從根本上違反了他們對民族獨立、自由、平等的要求。以上的思想脈絡，可以在鼓吹台灣「固有文化」、「特種文化」的黃呈聰文章中，找到代表性的論證。
在一九二三年發表的〈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註三）一文中，黃呈聰提出如下看法：首先他指出台灣文化與中國的淵源，台灣在政治區分上屬於日本等客觀事實，認為「台灣的文化總要受中國和日本內地的影響」。其次，他批判當時的社會狀況，指出傳統封建文化扼殺台灣人追求人權和發展個性的「天賦使命」，日本公學校教育除了讓台灣人學到普通的日語，少有「科學和一般的智識」的傳授，這造成台灣社會的不發達，歸根究底，這來自總督府企圖以日本固有文化來同化台灣人。面對以上處境，黃呈聰呼籲台灣人應該利用懂得漢文之便，學習和普及中國白話文，啟蒙群眾，使之透過閱讀中國「現代的」書刊報紙，獲得新知，改造舊習，使台灣成為「世界的台灣」，躋身「世界國家」之中。他的整個信念是這樣的：

從來偏狹的國家觀念，漸漸擴大到世界國家的觀念，世界的地圖好像縮小了一樣，人類變成一個大家族的現象，以後的人類總要一面在自己的國家裡生活，而一方面要在世界國家裡生活，這是現代文化人的新感覺最熾烈的。所以我們若是從世界地圖上看了台灣的島，如像一巴掌的大，怎樣能得株守如籠中的小鳥呢？我們的文化是要受東洋和世界全體的支配，我們應該和世界的人做共同的生活，才能做世界的台灣了！

黃呈聰這幅放眼天下，讓台灣走出國家定位的局限，把台灣納入東方和世界體系之內的烏托邦圖景，不久即告幻滅，兩年後的一九二五年，他發表了〈應該著（要）創設台灣特種的文化〉（註四）一反宿念地提出台灣特殊性的存在和必要。文中，他首先對台灣文化作一番歷史的考察，認為到清代為止，台灣人和台灣文化都來自中國，「後來因為地理和環境關係，幾乎成了特種的文化，至今過了兩百多年之久，經許多的改善，很適合於台灣人的生活，其中卻也有台灣人自己創造的，然大概都是根據於中國的文化，來改造適合於台灣，成了一種固有的文化」。按他的說法，這就是台灣的「社會的遺產」。日本占領後，移植進來的日本物質、精神文化，「混在固有的台灣文化裡面，形成一種複雜的文化」，因為它是透過同化政策的強制手段，而不是順其自然的發展，所以他以調侃的語調，指陳當時的現象說：總督府「總要使台灣人萬事學內地（日本）人的模式」，「學日本式的生活法，當局看見便就讚美說已經同化了，和內地人是一樣的，其實外面裝作日本式，而裡面還是台灣式的生活咧」。對於這表裡不一的現象，黃呈聰提出他的擇善而行的、調和論的解決之道：

我們台灣是有固有的文化，更將外來的文化擇其善的來調和，造成台灣特種的文化，這特種的文化是適合台灣自然的環境，如地勢、氣候、風土、人口、產業、社會制度、風俗、習慣等──不是盲目的可以模仿高等的文化，能創造建設特種的文化始能發揮台灣的特性，促進社會的文化向上。

以上黃呈聰的論述，雖未直接提到「鄉土」，但他對同化政策的否定，對台灣式、日本式生活的意識上的區分，對固有文化、特種文化的堅持和追求，卻無一不涉及一般觀念中的鄉土意識。這個因現實世界的分裂而存在的鄉土意識，在客觀意義上，如不是發展成為以「固有」的面目凝固起來的帶有儀式性意味的民俗天地，成為殖民地台灣的名符其實的殖民主義式的文化保留地，在歷史發展中自生自滅。再不然，這個以台灣的特殊性為根本訴求的台灣特種文化及建立其上的鄉土意識，將會是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說的與文化帝國主義進行生死搏鬥的第三世界文化。
詹明信在〈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文學〉一文裡指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視為人類學上所說的獨立的或自主的文化，相反的，這些文化都處於與第一世界文化帝國主義進行生死的搏鬥，而這文化搏鬥的本身反映了第三世界受到資本主義的不同階段或一般所說的「現代化」的滲透。此外，他又指出，第三世界的文學作品都帶有寓言性和特殊性，它們都是「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ies）」，它們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型式投射出政治意義，也即是有關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社會受到衝擊的問題。（註五）從以上的角度來看，前述黃呈聰的主張將不僅只是具有畛域意義的地方特色、地方文化的建立，而是在日本同化政策的壓迫下，以族群或民族認同為根本考慮的反殖民主義的政治抗爭。因此，由之帶動的台灣鄉土文學意識也就不僅只是以地方色彩、風土民情取勝的一般意義的鄉土文學，而是第三世界的台灣文學。只不過上述一切若放在台灣本身在世界政治地理（geopolitical）上的亞洲屬性來考慮，放在它之作為同樣也是亞洲的日本，這個在世界現代史上扮演帶著落後性烙印的最後帝國的殖民地的事實來加以思考，則詹明信所說的第三世界文學的特質，會在日據時代的台灣發展成什麼具體結果，倒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在文學想像中，台灣這塊地方和它的名字，好像從一開始就是用來寄託幻想而不是鄉愁的所在。早期的中國史籍和詩文給予它的蓬萊、岱輿、員嶠這些帶著神話色彩的稱謂，指涉著永不可能真實化的仙鄉，它懸浮於中國權力輿圖的九州瀛海之外，一個神州之外的神州，或中國苦難之外的烏托邦。至於後來常被使用的福爾摩沙，這個需要翻譯的外來命名，則是個美麗的許諾，許諾著生息於斯的人們所不知道的幸福，一個實現帝國主義殖民者難以測知的欲望的美麗島嶼。走過幻想的前史，當台灣在世界現代史上得到它的殖民地身分，台灣成了苦難的象徵，一個在文學想像裡同樣需要幻想而不是鄉愁的對象。這一切首先表現在作家對台灣鄉土傳統的矛盾的、疏離的關係上。
從一九二○年代台灣新文學誕生開始，作家與鄉土的關係一直就不是很和諧的。二○年代，因為作家大都是文化協會的會員，這重疊的身分，使他們的作品呈現出社會現狀的揭發和批判的雙重性質，用來抵抗日本殖民壓迫和文化壟斷的鄉土意識，在他們的作品中，除了是改革的力量，也是改革的對象。這情況決定了文協的知識分子作家與黃呈聰筆下的台灣固有文化、台灣社會遺產疏離的開始。因為一方面，正如竹內好在《現代中國論》指出的：「東方的近代，是西歐強制的結果」，十九世紀被侵略、被殖民地化的「亞洲悲劇時代」，製造出「脫亞入歐」的日本，產生了中國鴉片戰爭以後的維新思想及其後以「改造國民性」為出發點的五四新文學。以啟蒙理性為指導思想的文協知識分子作家，在創作具有民族寓言意義的作品，抵抗台灣被同化的命運，他們據以判定台灣鄉土的發展方向，台灣特殊文化的創設標準的諸理念，自然也避免不了西風壓倒東風的亞洲式文化抵抗和失敗的命運。這情形可以由當時的代表性作家賴和、陳虛谷、楊雲萍、楊守愚等人的作品，普遍由理性進化的觀念和人道主義角度，檢視台灣封建文化、台灣傳統士紳階級的思想性格，而把他們的同情及希望放置在那些被視為社會異端的新知識分子的去向，找到具體的說明。
一九三○年，繼文化協會左右翼分裂，台灣社會思想運動由資本主義的溫和改良派變換為社會主義的「大眾化」路線之時，黃石輝以〈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註六）一文開啟了台灣話文和鄉土文學論戰。這次以母語和鄉土為正面和根本訴求的論戰，除了延續二○年代反殖民同化的精神基調，反映社會主義階級分析的新思考方向，同時還透露著對鄉土認同和族群處境的焦慮情緒。黃石輝的文章在呼求作家「以廣大群眾」、「勞苦群眾」為寫作對象，以「台灣話」為表述工具，以「描寫台灣的事物」為作品內容之外，進一步提出：

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的是台灣的狀況，耳朵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那枝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文學了。

這段話中，黃石輝之把「台灣文學」等同於「鄉土文學」，而且一再強調寫作和思考的範圍必須是加上「台灣」這個限定詞的天、地、語言、事物、經驗等等。這樣的論述，除了表明他個人的社會主義文藝思想取向，未嘗不含有在強勢的殖民文化滲透下，台灣知識界對鄉土傳統，對台灣特殊性的失落的普遍危機意識在內，也即是前述詹明信所說的遭遇「現代化」衝擊的第三世界文化的掙扎和反應。與此有關，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台灣民報》和《台灣新民報》曾陸續刊登代表台灣本土「有識階級」討論歌仔戲的文字，對於這個從語言到唱腔，從內容到表演型式，都屬台灣人在台灣固有文化領域裡創造性地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而成的新劇種，在總計約三十篇的報導和批判文字裡，攻擊和批判的理由毫無例外地指向歌仔戲的「傷風敗俗」。（註七）這現象或可作為二、三○年代，台灣知識人在確認台灣鄉土時的文化焦慮的一個旁證。
除了上述的文化意識的疏離，另一方面，在割讓的現實下，面對政治區分上日本，文化傳統上中國的雙重認定，意識到鄉土的精神家園意義的知識分子作家，即使退據到僅屬血緣的、種性的漢民族意識，但在失去國家民族認同的前提下，所有構成台灣鄉土內容的有形無形的文化符號，甚至黃呈聰及其後的鄉土論者視之為台灣特性賴之以賦形（incarnation）的自然條件和地理環境，都會在殖民政策強制性的人文、物質建設中，使台灣鄉土脫胎換骨成按照殖民帝國主義的價值系統規劃而成的「第二自然（the second nature）」。（註八）早在二十世紀之交，隨著格林威治標準時間的實行，因產業結構而來的台灣市鎮的平均分散的發展，台灣人的生活規律即逐漸被納入不同於傳統農業社會的時空意識。（註九）一九一○年，因台灣縱貫鐵路的完工，台灣鐵道部出版了《台灣鐵道名所案內》的旅遊指導，將鐵路沿線的主要風景及殖民政府主要設施做了詳細的介紹。一九一五年，為炫耀殖民統治的成果，而舉辦的「始政二十年勸業博覽會」，其中一項就是鐵道部的全島旅遊路線。根據它規劃出來的由北到南的七條旅遊路線中，台灣原住民和漢人的世界，分別以「蕃地」和「古蹟」的身分與神社公園、水源地、油田、糖廠、血清作業所等等日本精神和物質文化符號，並列於新的權力空間網路裡。（註十）
薩依德（Edward Said）在分析殖民問題時曾指出，追根究底，帝國主義是一種對地理施加暴力的行為，透過這活動，世界上的每塊土地都被剝削、規劃和納入控制。它的結果是使世界上的土地和人民，依照資本主義的勞動的地域分工形成不同的國家空間，使它們被加上天然的、永恆的差別面貌。（註十一）上述那幅由台灣總督府鐵道部規劃出來的旅遊地圖，無疑是日本殖民帝國的意識的、精神的物證，而這如假包換的旨在「描繪帝國（describing empire）」的殖民主義式的台灣形象，根據一九二三年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長魯特（Owen Rutter）的觀察印象是：「充滿美景與驚奇之旅，這塊美麗島有著曲折的歷史、豐富的資源和處境鬱卒（unhappy）的原住民。」（註十二）但這無所逃於殖民地的天地之間的台灣第二自然，這個按照資本主義的地理想像繪製出來的不平等的空間景觀和地域分類，卻是日據時代生活於曲折的歷史進程中的台灣人民的「天然」的生存空間。一九三五年《台灣新民報》出版了《台灣人士鑑》，其中有一項是調查當時社會領導階層的餘暇活動，統計中，素以文協反對運動和作家著稱的「台中州人士」，他們的主要休閒活動除了讀書，就是「登山」、「旅行」兩個項目。（註十三）大約在同一個時候，留學日本的葉盛吉，在他的手記裡縷縷回憶童年時「不可思議」地並存於他心中的故鄉日本和故鄉台灣，根據他的感覺，「前一個故鄉來自生活，後一個故鄉源於血統和傳統。」（註十四）這些現象，無疑包含有「固有的」鄉土情懷在內，但潛存於當年登山旅遊的台灣社會人士及幼小的葉盛吉意識中的，恐怕不無被天然化了的殖民地台灣的「名所」和「古蹟」的觀念成分吧！
伴隨著上述被天然化，因而也是被同化了的台灣人文及自然地貌，一九三○年代前半葉，先後發刊的《南音》、《先發部隊》、《福爾摩沙》等雜誌，在「八方碰壁」的感覺下，分別提出有關台灣文學出路的討論。代表《南音》立場的葉榮鐘首先提出以台灣的風土、人情、歷史、時代做背景的「台灣自身的大眾文藝」，接著又提出超越階級羈絆，表現台灣「全集團的特性」的「第三文學」。根據他的解釋，第三文學是表現因山川、氣候、人情、風俗等「特有境遇」所形成的「台灣人在做階級的分子以前應先具有（的）一種做台灣人的特性」的文學。（註十五）相似的主張表現在《福爾摩沙》提出的「真正台灣人的文藝」，這雜誌的同仁之一的吳坤煌在〈台灣鄉土文學論〉中則引述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指示，提出以「內容是無產階級的，形式是民族的」為原則的符合未來的社會主義國際文化要求的鄉土文學。（註十六）以上這些出現在日本統治中期，殖民建設大致底定時的文學觀念，除了反映思想、階級、族群的分化，還顯示出鄉土失落的焦慮，因為不論是有待發掘而後出現的台灣集團特性，或以未來式存在的國際主義精神的鄉土文學，折射出來的正是普遍存在於第三世界文學中的反殖民帝國主義的文化想像，也即是對那實際上已被篡奪、被洗劫的鄉土及族群的召喚。（註十七）不過隨著日本殖民侵略的擴張，台灣政治地理位置的轉換，這僅存於日據時代台灣文學中的台灣意識和鄉土想像，也在日本南進政策的步伐中扭曲，甚至消失於無形。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為因應侵略戰事的需要，日本近衛內閣發表了國民精神總動員計劃，台灣總督府根據計劃的實施要項，向台灣人進行「物心兩方面的總動員」，它配合軍事上的南進政策，把台灣定位為日本帝國「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南進基地，台灣的地位於是被根本改變為戰略上的據點。一九四○年，近衛內閣為「建設高度國防國家體制」，組織了法西斯式的「大政翼贊會」，積極實施新體制運動，台灣也仿傚成立皇民奉公會，以所謂「皇民鍊成」來「實踐翼贊大政之臣道」。這一連串措施，帶給當時的文化界無限想像，如一九四一年八月，《台灣日日新報》刊登了在台日人作家　謙三的評論，文中云：以前的台灣「只是殖民地沒有責任」，現在「變成南進基地，成為了心臟」。（註十八）一九四二年的《台灣經濟年報》更指出：

無論將本島（台灣）人當作華僑對策的尖兵，使之進入南方，還是作為農業商業移民送出……都需要將本島人作為真正的日本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鍛鍊成為南進大和民族的好伙伴。（註十九）

相應於上述的戰略任務，為了「最大地發揮國家、國民的全部力量」，使殖民地人民成為戰爭協力者，大政翼贊會頒佈了「振興地方文化」、「內、外地無區別」等政策，台灣總督長谷川清也調整了皇民化運動的部分措施，「容許台灣傳統宗教、祭祀、慣習、鄉土藝能、生活方式等，在不違反統治主旨的原則下存在」。翼贊會文化部長更發表了：「讓台灣立於台灣的特殊性，朝鮮立於朝鮮的特殊性」之類的保證。（註二十）在這樣新情勢下，一九四○年以後的台灣文學界也是一片情勢大好，在台日人學者和作家，根據歐洲殖民地文學理論，紛紛提倡寫作表現台灣特殊性和異鄉情調的「外地文學」，務使台灣文學成為「在台灣的日本南方文學」。本地作家方面，同樣藉地方文化和台灣特殊性之名，鼓吹建立一個獨立於日本「中央文壇」之外的「台灣文壇」。（註二十一）一時之間，台灣文學界似乎走出了龍瑛宗所說的戰爭初期的「文學的長夜」，台灣作家夢寐以求的表現「全集團特性」的台灣鄉土文學，似乎也在這「實踐臣道」的新體制運動中，獲得解放。但正是在這一方面與納粹德國的法西斯思想遙相呼應，一方面體現曾以脫亞入歐自詡，而事實上保存大量東方封建素質的日本殖民帝國的「新體制」的幽靈下，（註二十二）台灣風土因它的特色而成殖民地文學的標本，帶有台灣的記憶、台灣人的生命經驗的民間傳說、歷史故事，成了「國策文學」的範例。一九四○年，台灣女作家黃鳳姿的小說〈七爺八爺〉、〈七娘媽生〉，獲選為台灣總督府情報部的推薦圖書，理由之一是有助於「皇民之鍊成」。（註二十三）同一年，西川滿在他的名作〈赤嵌記〉，敘述鄭成功的孫子鄭克塽擔任監國的職務後立志：

策劃在台灣施行新體制，整肅風紀，……在以建設高度國防國家為急務的當前，是不能顧慮個人的自由和平安的。自己無論如何一定要盡忠於監國的職務，繼承祖父的遺業。

小說接著描述沸騰在他心中的信念：

復興大明。在南方建立大明帝國。……祖父的母親是日本人，是祖父那一代唯一的驕傲。這樣看來，我這五尺之軀內也必定連綿地流著日本的血。我應珍惜這血緣，服從這血緣的指示，向南方前進。（註二十四）

以上這些無一倖免於皇民化的七爺、八爺、七娘媽、鄭克塽，很難想像會帶給台灣人的文化認同什麼樣的災難。伴隨著這些時空錯亂而又充滿法西斯式的人種崇拜的神話、傳說和歷史人物，台灣人的精神系譜會走向什麼樣的世界，更屬未知。不過正是在這未知的世界之前，鄉土台灣，這維繫族群命脈的疆域所在，終於從根本上失去了它的名字，在本土及日本在台作家的筆下，被還原成抽象方位概念的、無極的：南方。
註釋：
註一：相關論述詳見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前衛出版社，台北，一九九六。
註二：見銀正雄：〈墳地裡哪來的鐘聲〉、余光中：〈狼來了〉、彭歌：〈統戰的主與從〉等文，俱收於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一九七八。
註三：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文獻資料選集》，頁六︱十九，明潭出版社，台北，一九七九。
註四：同上引書，頁七十二︱七十六。
註五：Fredric Jameson: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no. 15, 1986。
註六：本文原載《伍人報》九︱十一期，一九三○年八月，轉引自廖毓文：〈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台北文物》四卷一期，一九五五年五月。
註七：邱坤良：《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頁一八八︱二○一，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台北，一九九二。
註八：Neil Smith在《Uneven Development》（不平等的發展）一書中指出：資本主義會按照商業地理學改變自然和空間的面貌，造成自然地景的不平衡發展，如貧窮與富有，工業區都市化相對於農業區的萎縮，它的極致發展就是帝國主義。Smith把資本主義的這種科學化了的自然世界，稱之為「第二自然」。詳見Edward W. Said: “Yeats and Decolonization", in Nationalisn, Colonialism,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90, pp. 78-79。
註九：詳見拙作：〈日據時代台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兩岸文學論集》，新地文學出版社，台北，一九九七。
註十：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一○八︱一○九，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一九九五年二月。
註十一：同註八。
註十二：同註十，頁一一二，「unhappy」呂紹理譯為「鬱悶」。
註十三：同註十，頁一一四︱一一六。
註十四：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頁十七，人間出版社，台北，一九九五。
註十五：葉榮鐘：〈「大眾文藝」待望〉，〈第三文學提倡〉，〈再論「第三文學」〉，各見《南音》第二、八、九︱十號。
註十六：吳坤煌：〈台灣鄉土文學論〉，《福爾摩沙》第一卷第二期。
註十七：同註八。
註十八：轉引自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一九三七．七︱一九四五．八）》，頁六十五，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四年六月。
註十九：轉引自藤井省三：〈「大東亞戰爭」時期台灣讀書市場的成熟與文壇的成立──從皇民化運動到台灣國家主義之道路〉，頁十五，〈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清華大學，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註二十：同註十八，頁六一︱六四。
註二十一：詳見柳書琴論文，同註十八，頁八十︱八三，九八︱一百。又藤井省三論文，同註十九，頁十六︱二十。
註二十二：矢內原忠雄曾云：「台灣總督之政治在制度上是絕對的專制政治。今日如欲見專制政治為何物，往他國或他國殖民地之任何地方均不能達其目的，唯在朝鮮或台灣乃得見到。」見氏著蔡培火《與日本國民書》的序文，學術出版社，一九七四年中日文對照本。
註二十三：同註十八，頁六四。
註二十四：這兩段譯文用張季琳譯，藤井省三：〈台灣異國情調文學的敗戰預感──論西川滿「赤嵌記」〉，頁七、八。本文為藤井氏一九九七年九月在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宣讀的論文。

本文原載於《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清理與批判」，台北人間出版社，一九九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