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陳芳明台灣社會性質三階段論的破產

我和陳芳明論爭的緣起﹐是我針對陳芳明寫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一七八期﹐一九九九年八月﹚﹐就其“社會性質”論和台灣社會性質的“分期”﹐以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性質理論﹐即各階段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總合﹐亦即社會生產方式﹙模式﹚的性質理論﹐提出徹底﹑系統的批評﹐是直到今日陳芳明所無力於提出系統性的回答的。而這是因為陳芳明完全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生產方式﹚性質理論的知識之必然的結果。
我們一再說﹐陳芳明說的日據台灣社會性質是“殖民地社會”是不通之論﹐因為“殖民地”不是一種人類社會演化必由的一種生產方式。一個被殖民的社會﹐必須和其在殖民統治下的前資本主義經濟性質﹐例如封建或半封建經濟合稱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才能正確表述一個被殖民社會的生產方式的性質﹐即“社會性質”。陳芳明的回答是指責我“居然”不承認有“殖民地社會”﹐說我對日據台灣社會的性質規定“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由於我的“統派立場”﹐強以台灣為“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便使台灣社會和當時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中國大陸拉到一起﹗夾纏胡說﹐充份曝露了陳芳明對社會性質理論驚人的無知。
陳芳明說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八年“外省人”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社會為遭到外省﹙ 中國﹚人“再殖民”的社會。我們說﹐“殖民統治”一辭自有客觀的社會科學的定義﹐在社會科學上說國民黨流亡集團對台灣的排他性專制統治是“殖民”統治是不通的。我們說應該區別認識政治經濟學上的殖民統治和戰後第三世界親美﹑反共．法西斯國家統治﹐而陳芳明終竟無辭以對。
陳芳明說一九八八年以後迄今﹐大約因為李登輝政權的出台﹐“中國人”國民黨“殖民政權”下台﹐於是晉入“後殖民社會”。我們說兩蔣時代﹐李登輝時代和今日陳氏政權的推移﹐在社會經濟上完全沒有構造性變革﹐在階級關係上也沒有顛覆性變化﹐在對美帝國主義的新殖民地性扈從性格上﹐是連續而非斷裂。我們更強調﹐“後殖民”是文化思想批判的概念﹐根本不是社會經濟學的概念。如作“殖民地獨立後社會”﹙post-independent society﹚理解﹐也不是一個內容統一的生產方式﹐而應該涵蓋了半部族共同體社會﹑各種封建或半封建社會和國家資本主義社會﹐應該就具體的各獨立後社會分別分析﹐斷不能一概而論。對此﹐陳芳明是啞口無言的。
至於我們依社會性質理論﹐初步提出了日據以降台灣社會各階段為“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九四五︱一九五○﹚﹑“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一九四五︱一九六六﹚﹑“新殖民地依附型資本主義社會”﹙一九六六︱一九八五前後﹚和“新殖民地獨佔資本主義社會”﹙一九八五前後迄今﹚的見解﹐而陳芳明啞然無從參與議論﹐是理所當然的。
我和陳芳明論爭的焦點和關鍵﹐是陳芳明的“歷史三階段論”。但陳芳明至於今日還不能提出系統的﹑“理性”的回答﹐卻一逕找出枝枝節節的問題轉移話題搪塞。而既使對於一些枝節問題﹐我們也做出了回應﹐陳芳明則一直裝聾作啞﹐無辭相對。
陳芳明提出“唐宋明清”的中國封建社會問題﹐虛晃一招﹐我們扼要地分析了唐宋明清中國封建社會的特質﹐陳芳明就不吭聲了。陳芳明問我馬克思主義在今日還有什麼社會物質基礎﹐我們回答了﹐卻再也不見陳芳明有什麼高論。陳芳明以歷史唯心主義說“人的意識可以決定社會存在”﹑“人的心理結構﹑人本身是自己的歷史創造者”。我們說物質存在是第一義的﹐而精神思想是其所派生。但社會意識形態一旦形成﹐自有其“相對自主性”﹐在一定條件下﹐又可“反作用”﹙而不能“決定”﹚於物質存在。陳芳明不說話了。陳芳明說人可以“主體回應”於歷史﹐我們從西方社會生產方式﹙社會性質﹚的推移﹐說明相應的各種文學藝術創作方法的推移﹐批評陳芳明的“主體回應”論﹐陳芳明也再不說話了。陳芳明還大膽地大談“新馬”和“西馬”﹐提出孟岱爾和他的《晚期資本主義論》﹐提出了詹明遜和馬庫色﹐我們作了回應﹐揭破陳芳明根本不懂也沒讀過《晚期資本主義》﹐而陳芳明竟可一逕默不則聲﹐彷彿他從來就沒有提起過那些問題。

二﹑無知就不免斷章取義﹕兼及“亞細亞生產方式” 

被小論〈休矣〉批駁後﹐陳芳明沈默了七個月後拋出的〈需要〉﹐仍然不見什麼進步﹐仍然避開關於台灣社會性質論的焦點﹐仍然找枝枝節節的問題搪塞﹐虛晃一招。這一回﹐他語出驚人地﹑亢奮地吶喊“馬克思是殖民主義的變相延申”﹙在文法上﹐此話不通﹐應為“馬克思主義是殖民主義的變相延申”之類﹚﹗陳芳明引用了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八五三年七月﹐以下簡稱“結果”﹚和〈不列 顛在印度的統治〉﹙一八五三年六月﹐以下簡稱“統治”﹚有關。英國殖民主義的資本主義生產。對古老的印度斯坦長期停滯不前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所起到的破舊以立新的“建設”﹙一作“重建”﹐即regenerating的作用﹚﹐大放厥辭﹐並援引薩依德的《東方論》﹐居然控訴馬克思有“種族主義立場”和“傲慢的殖民主義態度”﹐破口大罵﹐面有得色。
陳芳明對馬克思評論英國﹙當時的﹚殖民地印度斯坦的文章﹐以他對馬克思主義驚人的無知﹐自是無法理解的。在答覆陳芳明之先﹐不妨先看一看馬克思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歷史作用一段著名的分析。
在著名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強調﹐在資產階級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有相應的“成就”伴隨著它。馬克思寫道﹕“資產階級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它是與封建貴族相抗衡的勢力。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它推翻了封建制度﹐奪取政權﹐建立了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資產階級的勝利打破了封建的﹑宗法的關係。“資產階級第一次給人們以活動﹙流動﹚的自由”﹐“使人創造出無數的經濟奇跡”。馬克思還熱情洋溢地接著說﹐“資產階級開拓了世界市場﹐打破了地方和民族自給自足的閉關自守﹐把整個世界聯成一體”。馬克思強調﹐資產階級創立了大城市﹐使很大一部份人脫離了鄉村生活的愚昧狀態。“資產階級使未開化或半開化的國家和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馬克思說資產階級打破了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人口密集起來﹔使財產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因而打破了地方封鎖﹑各自孤立的民族﹐使它們結合成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利益和統一關稅的國家。馬克思說道﹕“資產階級在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寡聞孤陋的陳芳明要是讀到馬克思這關於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作用的論述﹐恐怕要亢奮地一躍而起﹐發出這譫語﹕“馬克思主義是資本主義的變相延伸﹗”﹐指控馬克思歧視鄉村的生活﹐指責馬克思把殖民主義美化和正當化吧。
然而在另一個主要方面﹐馬克思從商品和商品生產研究著手﹐展開了對資本主義本質的科學分析﹐指出人的勞動力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物化和商品化﹐分析了剩餘價值的生產﹐從而揭開了資本主義殘酷﹑貪婪的剝削的秘密機序﹐說明隨科技發展而強化的大規模機器生產對工人階級剝削的增強﹐剖析了在資本主義積累規律下工人階級狀況的相對性與絕對性惡化﹐最後歸結出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絕對性矛盾﹐即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
而這就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馬克思既分析和發現了資本主義內在構造的機序和其所內包的嚴重矛盾﹔既看到了資本主義必然的衰亡﹔既看到了資本主義對人﹑社會﹑文化造成的嚴重傷害和犯罪﹐馬克思也清醒地看到了資本主義生產相對於傳統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歷史進步作用。這使馬克思和十九世紀徒然從道德論和感情論去咒詛資本主義﹐設想空想的解決方案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鮮明地區別開來。對於資本主義的分析﹐馬克思既是唯物論的﹕從社會經濟的分析著手﹔也是辯證法的﹕既看到資本主義的破壞作用﹐也看到它的相對的歷史進步性。讀一百五十三年前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和有關高度資本化﹑商品化社會對於人﹑文化和精神的傷害的描述﹐任何人都會深感到馬克思主義的高度科學性﹐也會深感到今日就“全球化”和“後現代”文化問題喋喋不休的學舌學者是何其淺陋。
而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就印度斯坦所做的分析﹐也是源於同一個科學精神。對於馬克思﹐人類社會的歷史依乎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運動﹐不斷地向前發展和進化。然而由於各別社會具體的條件﹐有些社會﹙例如西方國家的社會﹚從重商主義資本向工業資本的發展比較自然﹑順利﹐克服了封建的﹑宗法主義的﹑自給自足的封建社會﹐向著大規模工廠生產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但也有些歷史遠遠比西方社會悠久﹑創造過自己獨特的傳統和文化的社會﹐例如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就因個別具體原因長期停滯在介於氏族社會後期﹐封建社會之前的﹑以長期停滯為特徵的“農村公社”共同體的特殊階段﹐難於擺脫同一平面的長期循環﹐而不能躍進向上運動的螺旋性循環。
對於“東方社會”的停滯和落後﹐真正的東方論者﹐皆以東方在人種﹑血液﹑文化﹑歷史上尋找東方“劣等”的論據。但馬克思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分析從來不是從東方人的種族較諸西方民族的優劣﹑東方文化較諸西方文化的高低﹐東方歷史較之西方歷史的先進和落後上去立論﹐而是從東方社會的生產方式＝“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科學分析展開的。
馬克思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國家政權分成三大部門。第一個部門是“財政部門﹐或對內進行掠奪的部門﹔軍事部門﹐或對外進行掠奪部門﹔最後是公共工程部門﹙＝由中央專制權力所推動的廣泛的水利灌溉工程﹚”﹐並且在這個基礎上﹐以“農業和手工業的家庭結合體社會”﹐散居“在各個很小的地點”。而不列顛統治前的印度斯坦正是這樣的社會。它的“農村公社”﹐正是這古老的“農業與手工業的家庭結合體”。
據馬克思引用的資料﹐印度斯坦的農村公社占地幾百到幾千英畝﹐“像一個地方自治體”。它設有負責總管村社事務﹑調解糾紛﹑收稅﹑行使警察權的首腦“帕特爾”﹑負責農事耕牧的“卡爾那姆”﹑職司警察﹑檢察權的“塔利厄爾”和管理財務的“托蒂”。另有人專職負責分配農業用水。有專門的婆羅門掌管祭祀和曆法﹐也有教師負責教育。而這樣的村社共同體從遠古起雖然停滯不前﹐卻頑強地存在下來﹙馬克思﹕〈統治〉﹚。
馬克思於是描寫了相應於“農業與手工業的家庭結合體”生產方式基盤上的零細農村公社悲憫的生活﹕“東方專制主義”的統治﹑社會停滯不前﹑人心冷漠枯槁﹑失去人的尊嚴﹑苟安的生活﹑種姓歧視制度﹑敬拜動物禽獸的自然崇拜︱所有這些陰暗﹑無助的生活﹐都以那“手工業和農業的家庭結合體”＝印度農村公社為顛撲不破的物質基礎。
但是這“政變﹑外侮﹑被征服﹑飢饉︱所有這一切接連不斷的災難﹐不管……多麼……猛烈和帶有毀滅性”也絲毫“不能觸動”其表面的印度農村公社﹐英國人卻憑著“自由貿易和科學技術”︱而不僅僅是船跑︱“摧毀了印度社會的整個結構”﹐“破壞了印度農村公社的經濟基礎”。英國人於是“在亞細亞造成了一場最大的﹑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馬克思﹕〈統治〉﹚。
正是在這個文脈之下﹐馬克思寫下被薩依得引用的一段話。這一段話在立緒版《東方主義》中被嚴重誤譯。茲引正譯如下﹕
“從純粹的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勤勞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會組織崩潰﹑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成員既喪失自己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悲傷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馴服的工具﹐成為傳統規條的奴隸﹐無法表現任何偉大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我們不應該忘記﹕那種不開化的人的利己性﹐他們把自己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塊小得可憐的土地上﹐靜靜地看著整個帝國的崩潰﹑各種難以形容的殘暴行為…就像觀看自然現象那樣無動於衷。至於他們自己﹐只要某個侵略者肯來照顧他們一下﹐他們就成為這個侵略者無可奈何的俘虜。我們不該忘記﹕這種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苟安的生活﹐這種消極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產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縱的破壞力量﹐甚至使殘殺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儀式。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帶著種姓劃分和奴隸制度的標記﹐它使人屈服於環境﹐而不是把人提升為環境的主宰。它們把自動發展的社會狀況變成了一成不變的﹑由自然預定的命運﹐因而造成了野蠻的﹑崇拜自然的迷信……可以看出這種迷信是多麼蹧踐人了。﹙馬克思﹕〈統治〉﹐人民出版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九﹐一九六五。﹚
這絕不是如薩依德所說﹐馬克思“將印度塑造為一個根本無生命力的亞細亞國家”﹐是“浪漫的東方主義”。馬克思沒有從人種﹑文化﹑歷史去論斷印度斯坦生活的停滯和落後﹐而是深入把握住以“農業和手工業的家庭結合體”為軸心的農村公社這樣一個長期停滯不前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社會﹐對人所造成的可怕的壓抑與束縛。馬克思毋寧是對喫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對印度人民的殘害提出了憤怒的控訴的。在這文脈下﹐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進化論者馬克思﹐接著講了下面一段話﹕
“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被極卑鄙的利益驅使的﹐在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鈍。但是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亞洲的社會狀況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麼英國不管是幹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這個革命的時候﹐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馬克思﹕〈統治〉﹐同前揭﹚
陳芳明和立緒版《東方主義》相關的論文都有嚴重誤譯。做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進化論﹐馬克思主義﹐從社會發展的科學規律﹐相信人類在社會生產方式的辯證發展運動中逐次向更高的﹑更進步的社會階段進化。英國殖民主義對長期停滯的印度社會起到了破壞其根深柢固的農村公社結構的作用。而在一定的程度上﹐馬克思認為英國的殘暴統治﹐在摧毀印度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基礎上﹐使分散的印度統一起來…使印度初步有了“自由的報刊”﹐而大輪船使孤立的印度和世界連系起來。但是馬克思也同時極為明白地指出﹐這一切“建設”﹙regenerating﹚工程﹐絕不出於英國統治者蓄意﹑自覺﹑有意識地為了印度的進步的營為。殖民者僅僅為了將殖民地印度吸納到自己的殖民性資本主義的秩序和邏輯﹐以遂行其剝削的過程中無意識的﹑“不自覺”的營為﹐卻客觀上成為歷史發展的無意識的﹑“不自覺的工具”。
東方主義者總是把白人對東方殖民地的“現代化”措施看成優越的西方對劣等的東方的有意識的﹑“自覺的”教化和貢獻。馬克思不然﹐已如上述。所以馬克思不憚其煩地指出英國人在印度的“建設使命”的極限性。英國人破壞了傳統的印度﹐卻無意建設印度為真正自由﹑發展的印度。此所以馬克思說﹐英國的統治使“印度失掉了他的舊日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馬克思﹕〈統治〉﹚。他也說﹕“…英國資產階級被﹙其自利動機所﹚迫在印度實行的這一切﹙建設性措施﹚﹐既不會給人民群眾帶來自由﹐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都不僅僅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於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馬克思﹕〈結果〉﹚。馬克思說﹐只要生產力還排他性地抓在英國統治者手上﹐而不是抓在印度人民的手上﹐就不可能有印度人真實的自由與解放。那麼﹐殖民地人民真實的解放之路又在那裏呢﹖馬克思截然地說﹕
“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推翻以前﹐或者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之前﹐印度人是不會收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馬克思﹕〈結果〉﹚
馬克思認為﹐在英國資本帝國主義沒有被英國工人階級推翻之前﹐在印度人民還沒有強大到足以推翻英帝國主義的殘暴統治之前﹐印度人民就不可能真正享有殖民地教育﹑報紙﹑市場﹑鐵路系統﹑農村公社之解體所帶來的利益。陳芳明說馬克思“宣揚英國人的殖民主義”﹐主張“西方人對於人類苦難負起拯救的責任”﹐是如何驚人的無知﹐如何惡毒的歪曲﹐十分明白。
陳芳明斷章取義地引用了馬克思的一段話﹐指責馬克思對“印度的鄙夷與輕佻”。由於陳芳明的譯文不準確﹐我們另引人民出版社的譯文﹕
“…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至少是為人所知的歷史。我們通常所說的它的歷史﹐不過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征服者的歷史。這些征服者就在這個一無抵抗﹑二無變化的社會的消極基礎上建立了他們的帝國。因此﹐問題並不在於英國是否有權利來征服印度﹐而在於印度被不列顛人征服是否要比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國人征服好些”。﹙馬克思﹕〈結果〉﹚
既使孤立地﹑斷絕前後文脈來讀這一段話﹐一個充份理解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進化觀的人﹐也絕不會據而以為馬克思有“殖民者心態”﹑“種族主義立場”和“傲慢的殖民主義態度”﹐主張英國殖民印度有理。何況馬克思緊接著就說明統治過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和莫臥兒人﹐因其社會生產方式和文明遠不及印度﹐所以它們的統治不但改變不了沈滯的印度社會﹐反而被印度文明所同化﹐則印度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依舊﹐不能有革命性的構造變革。但英國的統治卻以其“自由貿易”和科學︱以資本主義生產﹐徹底摧毀了使印度長期停滯的社會結構。英國人對印度的統治﹐在這個意義上﹐就有了相對積極性。這種科學性的論斷﹐是陳芳明之流所不知﹐也就無法為其歪曲污蔑的。此所以馬克思說﹕“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細亞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細亞為西方式社會奠定基礎”。就舊社會的“破壞作用”和新社會的“建設作用”言﹐土耳其人﹑波斯人等的印度統治自然與英國人的統治結果不同。但不要忘記﹐馬克思也一再強調英國殖民統治的侷限性和殖民地人民真實解放的道路︱即英國工人的革命和殖民地人民推翻殖民統治事業成功。
此外﹐一個“東方主義者”﹑一個有“種族主義立場”和一個懷有“傲慢的殖民主義態度”的人﹐就絕不會像馬克思那樣把印度的悲劇和一個西方國家的命運類比。馬克思說﹕
“印度斯坦——這是亞洲規模的意大利。…﹙兩者﹚在土地出產方面是同樣地富庶繁多﹐在政治結構方面是同樣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在由征服者用寶劍強迫把不同的民族集團合攏在一起﹐印度斯坦的情況也完全一樣﹕在它不屬於穆斯林﹑莫臥兒或不列顛人壓迫之下的那些時期﹐它就分解成像它的城市甚至村莊那樣多的﹑各自獨立和互相敵對的國家…”﹙馬克思﹕〈統治〉﹚
一個“東方主義者”﹑一個“有種族主義立場”﹑有“傲慢的殖民主義態度”的人﹐不會對一個為西方所統治的東方懷抱未來復興的願景﹐也不會看到東方人的不亞於西方人的高貴品質。但馬克思說﹕
“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在多少遙遠的未來﹐這個巨大而誘人的國家﹙印度﹚將復興起來。這個國家的人民文雅…甚至最低階層的人都比意大利人更細緻。這個國家裡的人民的沈靜﹑高貴的品格甚至抵消了他們所表現的馴服性。他們看來好像天生疲沓﹐但他們的勇敢卻使英國的軍官們大為吃驚。他們的國家是我們的語言﹑我們宗教的發源地。從他們的扎提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古代日爾曼人的原型。從他們的婆羅門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古代希臘人的原型。”﹙馬克思﹕〈結果〉﹚
這是一段使向來的“東方主義”者縐眉的話。陳芳明對馬克思的指控﹐只能更徹底地曝露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知﹑一知半解的強不知以為知而厚顏欺世面貌。把馬克思討論印度農村公社亞細亞生產方式自作聰明地誤為印度的“封建社會”﹐不懂得馬克思所說殖民主義的“雙重使命”論﹐不理解馬克思說殖民主義充當了社會進化的歷史的“不自覺﹙無意識的﹚工具”等等﹐都徹底曝露了陳芳明知識的荒廢﹑粗疏。
那麼怎樣看待薩依得對馬克思的苦悶的疑惑與批評﹖世所公認﹐包括薩依得在內的後殖民文化批評家﹐一般都有一個與馬克思主義者鮮明的不同﹐即後殖民論者不從西方殖民主義﹑殖民地的社會經濟分析視角看問題﹐而更多片面地從殖民地史的文化﹑意識形態和思想的角度看問題。這便是薩依得的侷限與苦悶的由來。

三﹑“自我東方主義者”和民族劣等主義 

陳芳明在談到殖民地印度時的立場和談到殖民地台灣的立場時是嚴重錯亂和矛盾的。當馬克思指出印度斯坦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沈滯﹑落後時﹐陳芳明忿然說馬克思是“東方主義者”﹐是“種族主義”﹔當馬克思說到英國殖民主義在印度的“建設作用”﹐陳芳明說是“殖民主義心態”。但當陳芳明說到殖民地台灣時﹐卻力言“台灣人開始認識現代的理性﹐誠然是來自日本的殖民體制”。這不是在說日本殖民台灣之前﹐台灣人不認識“理性”﹐台灣人蒙昧未開嗎﹖這不是在說日本殖民統治帶來了理性的“建設性”後果﹖則陳芳明又如何能不把自己劃歸“東方主義者”﹑“種族主義者”﹑抱有“傲慢的殖民主義態度”者的一邊﹖陳芳明更清楚明白地透露了他歌頌“殖民主義即‘理性’”的思想。當陳芳明說﹐“﹙西方人﹚的科技特別發達的原因﹐就在理性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憑藉著這種由理性發展起來的科技﹐西方白人開始對外進行擴張侵略。也是透過理性思維方式﹐西方白人也在人種學上進行分類﹕進步的白色人種﹐落後的有色人類﹐就在西方哲學思維中劃清了界線。哲學家康德表現出來的白人優越論﹐正是西方殖民主義的重要理論依據”時﹐口口聲聲崇尚“理性”的陳芳明難道不是在說西方殖民主義合乎“理性”本質的嗎﹖
而我們以為﹐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所帶來的“人類的進步”和所謂理性﹐是“人頭做的酒杯”中的“甜美的酒漿”﹐帶著剝削﹑壓迫和屠殺的血腥和恐怖﹐有其嚴重的侷限性。而“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透過摧毀資產階級國家和推翻殖民體制﹐由解放了的人們去支配“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並“支配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之時…“人類的進步才不會再像可怕的異教神像那樣﹐只有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到甜美的酒漿”﹙馬克思﹕〈結果〉﹚。陳芳明的日本對台殖民“理性論”﹐恰恰才是“東方主義者”﹑“殖民主義者”﹑“種族主義者”的“理性論”。
陳芳明因此極為鄙夷清末在台灣的現代化改革自強運動。在這個問題上﹐陳芳明的腦袋也是充滿了混亂和矛盾的。他先一面說清末在台灣的改革不能稱為“現代化”﹐因為整個台灣社會仍然停留在“封建﹙應為“半封建”︱作者﹚生產關係階段…”。但是當他說到日帝統治下的台灣而“台灣的封建文化還未全然清除”時﹐“日本殖民者”“逕行推動現代化的工程”竟是“早熟的現代化”﹗這完全無法自圓其說的說辭﹐豈陳芳明之“理性”云乎哉﹖
陳芳明硬說台灣現代化是日本人統治之賜﹐清末改革不是現代化﹐理由是日本統治前的清末台灣社會“還未出現絲毫工業化與都市化的跡象”﹐甚至也“還未出現任何工人階級的徵兆”…。那麼﹐就讓我們和平素大談“台灣人主體性”的陳芳明談一點“台灣這塊土地”的社會史。
伴隨著十八世紀台灣移民社會的發展﹐兩岸間自然形成了由台灣向大陸移出米糖﹐由大陸向台灣移入手工業製品︱布帛﹑陶瓷器﹑日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的民族經濟體系。台灣的商人階級於是有所成長。至一七二五年﹐有商業公會“行”﹑“郊”的成立﹙所謂“台南三郊”﹚向大陸移出青糖﹑黃薑﹑樟腦﹑硫磺﹐而從大陸移入陶瓷﹑藥材﹑棉布﹑雜貨。商品經濟日益發達。在封建經濟基礎上的商人階級﹙以大陸來台殷商較多﹚日增。
一方面是新耕地的墾拓﹐一方面是兩岸貿易日盛﹐這就在台灣形成了“以地主制為主軸的商業性農業社會”。這一階段中台灣商業資本的擴大與開展﹐基本上還不是島內自己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是兩岸日盛的貿易所形成﹐所以不論商業資本或地主資本﹐在本質上都沒有超出資本主義前期性資本的範疇。但這些發展﹐卻為開港後的台灣經濟重編造成一定的影響。
鴉片戰爭失敗﹐中國在恥辱的條約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作為中國東南行省的台灣﹐也在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總過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和中國許多被迫開港的“條約港口”一樣﹐府城﹑淡水﹙一八五八﹚﹑打狗﹙一八六四﹚﹑基隆﹙一八六三﹚也被迫向世界資本體系開港﹐使台灣經濟產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轉變。
以英國為首的外國雄厚的商業金融資本﹐仗著不平等條約賦予的特權﹔仗著現代資本主義經營知識和強大現代化商船船隊﹐很快地獨占了台灣商品農作物的生產和貿易過程。洋商行如怡和﹑鄧特﹑德記…在條約港口及其周近林立。面向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貿易取代了兩岸間的交換。砂糖﹑茶葉﹑樟腦和煤成了外國資本支配下的外貿商品。行郊沒落﹐洋行代興。洋貨打敗了從大陸移入台灣的手工業製品。國際貿易港市淡水和打狗分別在台灣的北﹑南崛起﹐取代了兩岸商貿的對口港市﹕“一府﹑二鹿﹑三艋舺”。到了一八八一年﹐北部淡水港市貿易值就超過了打狗的貿易總值。
在開港之前﹐台灣的人口因追逐新耕地而向農村山區流動﹐人口呈現由高密度地區向人口低密度區流動而分散。但開港之後﹐由於通商口岸及附近城鎮的商業和農產品加工業迅速繁榮﹐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口。人口開始改而湧向通商口岸及周近城鎮﹐人口迅速增加﹐現代都市化情況迅速發展﹐尤以台北地區為最。迨一八九○年前後﹐台北已經是個擁有十萬人口的城市了。
台灣最早的現代化大規模機械化資本主義生產是採礦工業。一八七五年﹐沈葆楨奏准機械開採基隆煤礦﹐雇用現代意義的工資勞動者近兩千人﹐規模之大﹐居當時全中國第二。一八七七年九月出煤﹐日產三○︱四○噸。及一八八一年﹐年產量五萬多噸。
除了採礦的工資勞動階級﹐隨著開港後商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雇佣關係也起到根本性變化。煤礦﹑商行﹑茶行和糖廓所雇用的﹑按日計件算工資的﹑現代意義的工人﹐只大稻埕一地﹐就有一萬兩千人以上。樟腦寮的工人有一萬三千人以上。其他碼頭挑伕﹑船伕﹑裝卸工人也大有增加。
現代資產階級也登上了台灣社會的舞台。開港後﹐外商紛紛入台設立洋行﹐隨著國際貿易日增的需要﹐台灣的買辦商人應運而生。他們四處奔走﹐為外商推銷洋貨﹐收購土貨﹐逐漸成為外商在台貿易活動中不可或缺的幫手。而不少買辦也利用職務之便﹐自己兼營生意發家﹐成為買辦富商。李春生﹑陳福謙就是當時著名的買辦豪商。買辦資本逐漸形成一股不能忽視的勢力﹐作為階級的買辦資產階級出台。有一部份買辦資產階級脫離洋行自立門戶從事商貿﹐與洋行對峙競爭﹐轉化為民族資產階級。此外﹐商業性民族資產階級如鼎盛的茶行﹑各種商行老闆等商業資本家迅速增長。地主士紳和官僚也參予商業活動成為新興官商資產階級。霧峰林朝棟和苗栗黃南球就是例子。﹙以上參照陳孔立論﹕《台灣歷史綱要》﹐人間出版社﹐一九九八﹚

四﹑也說現代化和現代性

現代化和現代性是互為表裡的﹐既沒有不存在現代化的現代性﹐也沒有不存在現化性的現代化。安‧紀登斯就說﹐“現代性”指的是“後封建的歐洲所建立﹐而在二十世紀日益成為具有世界史性的影響的行為﹑制度與模式”。他接著說﹐現代性“大致等同於”“工業化的世界”。他在進一步說明時說﹐“工業主義並不僅僅是在它的制度的面向上。工業主義是指蘊含於生產過程中物質力和機械的廣泛運用所體現出來的社會關係”。“這是現代性的一個制度軸”。
紀登斯說﹐現代性的第二個面向就是資本主義﹐“意指競爭性的商品市場﹑勞動力的商品化和商品生產體系”。
大規模的﹑工廠的﹑機械化生產﹐就是“工業化”﹐就是資本主義化。“蘊含於生產過程中物質力和機械的廣泛運用所體現出來的社會關係”﹐無非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關係。而“競爭性的商品市場﹑勞動力的商品化和商品生產體系”恰恰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精辟分析的簡單概括。所以﹐一言以蔽之﹐現代化就是資本主義化﹐而現代性就是資本主義所建立﹐且日益發揮其“世界史影響”的“行為﹑制度與模式”﹐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諸關係﹐就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體系。陳芳明為了蹧踐日據前的台灣社會和台灣人﹐毫無根據地把現代化和現代性對立起來﹐而他的現代性論也是極其膚淺的。
紀登斯談現代性談得很細﹐但他的現代性論的主軸﹐就是資本主義化。在這個主軸上﹐紀登斯談到時空概念的變化﹐提到作為交換媒介的“符號標誌”﹙例如貨幣﹚的出現﹔談到專業專家的出現﹐談到社會活動的世界化﹐談到印刷和電報電話造成的新的信息傳播。
資本主義因不同的歷史和社會﹐有不同程度﹑不同形態的發展﹐從而有相應的﹑不同程度的資本主義社會諸關係﹐也就有不同程度的﹑相對於傳統社會的現代性。開港後被半殖民地化的台灣社會經濟﹐發生了半殖民地條件下的﹑外鑠的﹑初階段的邊陲性資本主義化﹐相對來說﹐是個劃時代的變化。商品作物栽培和貿易的眼光從對岸市場移到遙遠廣闊的世界市場。農民﹑買辦﹑商人的時空觀念相應地起了不同於傳統社會者的巨大變化。商業資本的發達﹐國際貿易的興旺﹐貨幣經濟繁榮﹑本地貨幣和外國貨幣的信用交換增進了﹐代表現代性的“符號標誌”形成。新的外語文﹑商貿﹑現代簿記﹑包裝運輸﹑礦業等專門人才出現。貿易船隊和外商大輪船把島嶼台灣和世界市場聯係起來。新式郵政﹑電報﹑電話改變了時空對信息的傳統限制…相對於傳統的台灣社會﹐這是多麼大的﹑本質性變化。而這變化的核心﹐就是相對的現代性的產生。
當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一定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下﹐此一時期台灣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有其相對應的侷限性﹐這是十分自然的。半封建的土地關係不但繼續存在﹐甚至和外國金融資本聯合以高利貸形式盤剝農民﹐使低層的商品農業下的農民成為永無盡期的債務奴隸﹔有些執行現代化的官僚群顜頇腐敗﹐致財政結据﹐無以為繼﹐許多新的產業建設半途而廢﹐官紳企業效益低下﹐最終導致虧損甚至倒閉。但儘管如此﹐台灣乃至於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史＝現代化歷史﹐它的第一個章節就不能不寫上開港後的台灣這一段。

五﹑台灣共產黨的革命論 

陳芳明總是按照他腦袋裡的統獨﹑中國＼台灣二元對立的思想﹐為了他“獨立建國”幻想﹐任意去“書寫”歷史。關於台共黨史的一些議論尤其如此。
陳芳明一旦有機會就到處說謝雪紅服從﹑支持第三國際和日共的“殖民革命”論﹐但黨內有人要利用中共勢力﹐以中共“左”傾的“社會革命論”奪謝雪紅的權。兩者對台灣革命路線方針不同﹐引起內訌。
有關台共關於殖民地台灣革命的性質理論中﹐有沒有“殖民地革命”之說﹐要看台共一九二八年和三一年的綱領。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個社會的性質決定改變這個社會的革命之任務。封建社會的變革任務是打倒封建地主階級﹐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權。革命的任務又決定革命的性質。打倒封建主義建設資產階級民主政權的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理﹐﹙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之革命的任務是既要打倒帝國主義﹑也要打倒封建主義﹐則革命的性質是民族﹙反帝﹚﹑民主﹙反封建﹚革命。而所說民主革命﹐在性質上是資產階級的。可惜陳芳明不懂﹐屢次夾纏不休。
再看兩個綱領。二八年綱領分析當時台灣社會﹐認為台灣“受日本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統治”﹐顯示“高度的資本集中”。另一個側面是台灣本地“殘存著”“落後﹑幼稚的資本﹙指封建經濟基礎上的商業資本﹐糖　作坊資本﹚和“非資本主義﹙即封的﹑前資本主義﹚的要素”﹐例如地主佃農關係。也就是台灣社會受到日本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和“落後﹑幼稚的﹑非資本主義要素所統治。”這樣的社會﹐性質上就是殖民地．半封建﹙除了封建主佃關係外還有“落後﹑幼稚的資本”﹚社會。那麼革命的任務﹐自然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半﹚封建主義了。因此綱領上說﹐台灣革命不能以反帝﹙即反殖民﹚為已足﹐也要“有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革命”。非常明白﹐二八年綱領從台灣社會性質分析﹐到社會變革運動的任務規定﹐再到革命性質的結論﹐清楚說明台灣社會是“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而主張是台灣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義革命”和﹙資產階級性﹚“民主主義革命”的統一﹐即“民族民主革命”。陳芳明的“殖民地革命”說﹐只能說是胡扯。
陳芳明搬來他從沒讀過的列寧來擋箭﹐自然是徒然的。
列寧比較具體談到共產國際的民族和殖民地政策者是〈民族和殖民地提綱〉﹙一九二○﹚。文章中說到在落後國家和民族的反帝“民族解放”運動中﹐落後民族和國家的革命性﹐是“工人和農民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解放運動”﹐也就是由工人和農民所領導的﹑民族﹙殖民地解放﹚。民主革命。列寧從來沒有說過殖民地的革命性質是什麼“殖民革命”﹙﹗﹚
陳芳明搬出他根本沒讀過的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以下簡稱〈階段〉﹚。這篇論文其實並不如陳芳明想像的那樣﹐在討論民族和殖民地問題。論文的焦點在分析先進國資本主義向壟斷階段發展過程中﹐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的形成。金融資本的輸出﹐造成諸壟斷體和諸列強國家爭相分割世界。列寧從而分析了帝國主義不是生產方式的躍進﹐只能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特殊的階段”﹐論證了帝國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行將就木﹐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論文分析的對象是西方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和陳芳明閉門妄想的殖民地社會分析無關﹐更沒有說到“要瓦解帝國主義的命根子﹐便是在殖民地進行暴動與革命”。陳芳明沒讀過孟岱爾的《晚期資本主義》﹐也敢瞎說什麼孟岱爾主張“機械生產三階段”﹐現在他也敢瞎說列寧的〈階段〉鼓吹在“殖民地進行暴動與革命”﹗陳芳明搞學術的郎中術士﹐真好大的膽子﹗
把列寧談“民族自決權”說成列寧說“要被殖民的弱小民族爭取革命與獨立的合法性”絕不準確。列寧的〈論民族自決權〉﹙一九一四﹚主要抨擊舊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對俄羅斯境內弱小民族的壓迫﹐力言舊俄境內不同民族的無產階級的團結奮鬥﹐支持境內弱小民族從壓迫性的大俄羅斯分離和自決之權﹐反對俄羅斯沙文主義的民族主義。這主要地是講舊俄時代的民族關係﹐和“被殖民的弱小民族”問題完全無關。一九一六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主要強調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才可能實行的“完全的民主”﹙相對於資產階級民主﹚﹔才能使各民族一律平等﹐從而實現被壓迫民族的自決權﹐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離權﹐即在政治上與壓迫者民族自由分離之權。但列寧接著說﹐這種說法是“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徹底表現”﹐不在主張“分離﹑分散﹑成立小國”。陳芳明說“如何在殖民地製造革命﹐以便切斷帝國主義的經濟命脈﹐正是列寧民族自決權理論的核心”﹐完全是陳芳明自己的發明﹐和列寧一點也沒有關係。
陳芳明說馬克思“根本不可能提出‘殖民地革命’的見解”。這只要看上文我引用馬克思在〈結果〉中所說﹐只有在英國工人起來革命﹐或者印度人起來推翻英國殖民統治﹐印度人民才能真正收穫英國在其殖民印度過程中播下新事物的果實﹐就知道陳芳明的瞎說。主張印度人民起來“推翻英國殖民統治”﹐不是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是什麼﹖此外﹐馬克思在很多地方︱例如〈共產黨宣言〉就說明了民族殖民地問題和資本主義制度間的有機關係。在論斷資本主義最終被推翻的基礎上﹐預言了殖民主義也必然隨資本主義的滅亡而崩潰。而正是馬克思的這個思想﹐長期鼓舞著殖民地人民和國際無產階級一道併肩進行殖民地的革命鬥爭。說馬克思主義是“殖民主義的變相延伸”﹐“不提出‘殖民地革命’的見解”﹐只是痴妄之人的譫語罷了。
再說台共三一年綱領。三一年綱領把結論先說了﹐說台灣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工農革命”﹐那就不是陳芳明杜撰的“殖民地革命”了。分析架構主張台灣社會受帝國主義和﹙半﹚封建主義統治﹐革命的目標﹙任務﹚是“打倒帝國主義”﹑台灣自日帝“獨立”解放﹔“實行土地革命消滅封建殘餘”。三一年綱領確實比二八年者“激進”﹐但無論如何﹐兩個綱領都要反帝反封建﹐都強調台灣革命除了有反帝民族主義性質﹐還要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性質﹐都有十分具體的內容﹐根本不是陳芳明所說一無內容的“殖民地革命”。
再又說中共“左”傾路線“強加”於台共“第三國際”的合理路線的問題。
二八年綱領是日共起草﹑共產國際和中共支持的。如果謝雪紅以為二八年綱領比較合理﹐也不存在中共反對作梗的問題﹐就不要提台共組建時包括被陳芳明與謝雪紅同劃為“日共”“反中共”系的林木順對中共協助台共組建的熱情洋溢﹑無限孺慕的講話﹙王乃信等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卷三﹐創造出版社﹐一九八九﹚。
關於“左”傾路線的問題。中共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招至一九二七年“四‧一六”政變清黨的毀滅性打擊。為了提振崩潰中的士氣﹐中共當局決定在同年八月一日在南昌暴動。暴動雖然失敗了﹐卻一定程度重振了士氣。八月七日開“八七會議”﹐批評了右傾路線﹐改組中央﹐卻又滋長“左”傾盲動路線﹐主張在城市發動武裝暴動。但這“左”傾路線在很大一方面也是受到當時駐華第三國際指導者羅米納茲的影響。直到一九二八年二月﹐第三國際才批評了羅米納茲路線﹐四月﹐台共成立那個月份﹐中共才正式接受國際的糾“左”決議。二八年綱領是一九二八年一月由日共草擬﹐所以從歷史背景看﹐也自然地殘留著“左”的影響。例如主張搞土地革命﹐要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土地歸“農村蘇維埃”…都反映了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六大”會議後﹐土地革命﹑分田﹑工農兵政府路線的影響。這就不能說二八綱領就沒有“左”的色彩所以為謝雪紅所堅持。
再說三一年綱領。陳芳明說謝雪紅信服第三國際。可是陳芳明竟不知道批評謝雪紅中央搞“機會主義”﹑“關門主義”﹐並建議改組的始作蛹者正是第三國際而不是中共或“上大派”。三一年綱領也是國際和中共斟酌同意過的。至於“改革同盟”為了糾正謝雪紅的政治錯誤﹙機會主義﹑關門主義﹚而在組織原則上所犯的錯誤﹐一方面受到了國際和中共的嚴厲批評﹐“改革同盟”自己也做了認真的自我批評。陳芳明說中共／上大派鬥爭日共謝雪紅﹐中共路線鬥爭謝雪紅的第三國際路線之說﹐只能說是他服務於台獨目標的﹑毫無根據的政治歪曲﹑幻想和宣傳罷了。

六﹑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台灣新文學思潮 

陳芳明為了捍衛他腦袋裡的﹑認為光復後台灣知識份子不認同中國的成見﹐說在二二八恐怖情況下﹐台灣人的脫殖民反思會是“中國﹙人﹚復歸”“寧非怪事”﹖這是一個不根據史料﹑只依照自己的原教義去思想的人所提的問題。 ․台灣知識份子的民族風骨
從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那一場有關建設台灣新文學的論議﹙以下簡稱“文學論議”﹚中﹐對於“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一條原則思想﹐參與討論的人﹐不分省內﹑省外人士﹐真是“三復斯言﹐眾口一辭”﹐已有具體史料證明。陳芳明卻說﹐這種主張“都是出自外省作家”﹐“本地作家沒有一位是附和或支持這種理論的”﹐這是陳芳明的彌天大謊。
楊逵在〈台灣文學問答〉中說﹐“大家無不同意﹐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台灣不能切離中國”。又說﹐“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台灣文學是中國一環。台灣文學不能與中國文學分立並論”。
林曙光在〈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中就說﹕“﹙台灣新文學﹚最好還是打破﹙其﹚一切的特殊性質﹐做中國文學的一翼而發展。今日‘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問題﹚需要放在‘如何建立台灣的文學使其成為中國文學’才對”。
瀨南人﹙林曙光﹚在〈評錢歌川﹑陳大禹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意見〉中﹐對台灣文學特殊性有精到的分析。但他在結論中說﹐“…建立台灣新文學的目標不應該在於邊疆文學。我們的目標應該放在﹙使台灣新文學﹚構成中國文學的一部份﹐而能夠使中國文學富有精彩的內容…”
籟亮﹙原名賴義傳﹐高雄人﹐因中共台省工委學生委員會案在五○年代白色恐怖中犧牲。陳芳明根本不知道他是本省青年﹚在他的〈關於台灣新文學的兩個問題〉中說﹕“…那麼‘台灣新文學’是和‘大陸文學’對立的嗎﹖不是的。‘澎湖溝’﹙楊逵語﹐指省內省外因歷史﹑政治原因造成的隔閡﹚是站在和祖國同一新歷史階段的﹐才可以看出它的特殊性。因此這個特殊性是以同一個歷史階段為前提的。所以台灣新文學是附屬於‘同一階段’﹐‘個’者的存在以‘全’者為前提。‘個’﹑‘全’相互成為一個基礎。所以台灣新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籟亮以熟達的辯證邏輯﹐說明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個”﹚和中國文學的一般性﹙“全”﹚的矛盾統一。他認為這兩者辯證統一的基礎﹐在於台灣因光復重編到祖國社會而形成的﹑兩岸“同一新的歷史階段”︱同為面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樣一個相同的“新的歷史階段”。
吳阿文﹙即周青。台灣人。這是陳芳明所不知道的﹚在他的〈略論台灣新文學建設諸問題〉中說﹐“毫無疑義﹐台灣是中國的。台灣新文學就是中國整個新文學的一部份﹐台灣新文學運動也就是整個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一環。”
何無感﹙張光直﹐羅鐵鷹在建國中學的學生。他的省籍身份也是陳芳明所不知的。﹚在他寫的〈致陳百感〉的文章中﹐也運用當時進步知識份子所熟用的辯證邏輯展開。也說﹐“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前的形勢是“台灣的特殊性向大陸進步的一般性﹙新民主主義運動中的中國﹚的﹙辯證﹚轉化﹔大陸的進步的一般性在台灣特殊性﹙台灣進步力量的形成﹚﹐最後是台灣特殊與大陸進步的一般性的統一”。而“當前台灣文學正在作為中國文藝運動之一環而鬥爭﹑克服與發展”。
最後來看今日台獨文論大老葉石濤在當年相關問題上的議論。他在〈一九四一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中說﹐“台灣﹙日據下﹚殖民經濟所決定的台灣文學﹐產生於抗日反帝的現實鬥爭過程中﹐故其作品樹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性。”而日據期台灣新文學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彈壓下﹐“…走上了畸型的﹑不成熟的一條路”。所以“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指台灣文學﹚能夠充實起來”。
彭明敏當時寫的一手白話文的好文章﹐可惜和另一個台灣青年朱實一樣﹐論題與建設台灣新文學沒有直接相關。陳芳明說“真正參與﹙“論議”﹚的本地作家只有葉石濤﹑朱實﹑彭明敏﹑瀨南人﹙林曙光﹚等五位而已﹐其餘都是清一色的外省作家”﹐講得斬釘截鐵﹐其無知﹑說謊﹑“捏造”而猶氣定神閑若此﹐叫人齒冷。其實參與《橋》副刊在全島各地的茶話座談會的台灣知識份子還有不少。吳瀛濤﹑黃得時﹑吳濁流﹑吳坤煌都在《橋》副刊的茶會上發了言。當時還是一個文學﹑思想青年的長期刑政治犯林書揚還記得﹐每次茶會﹐台南本地青年趨之若鶩的盛況。在二二八大屠之後﹐前進的台灣知識份子不但寫文章﹐尚且敢於在公開場合發言。陳芳明太把當時的本地知識份子的膽識看小了。陳芳明還說當時台灣知識份子在“朋輩死於刀叢﹐血跡未乾之時”﹐“並不可能說出真正的思考”。在文獻可徵的事實前﹐陳芳明的眼中的當時本地知識份子竟全像他自己一樣怯懦﹐一樣機會主義。陳芳明們總是以在嚴苛時局下不能不違逆本心說違心之語﹐來掩飾他們在八○年代以前一大堆的“大中華沙文主義”之言說﹐現在又以同樣的手法﹐為了“捏造”台獨文論去“強暴前人的思想”。陳芳明“變造”史料﹑“招搖撞騙”﹑“混淆視聽”的“蠻橫程度”才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文學論議”的時代背景
陳芳明們被他們的原教義所蒙蔽﹐堅持光復後台灣與中國殊途﹐台灣被中國“再殖民”﹐台灣人和中國人反目﹐堅持外省人＝壓迫者＝官方﹐台灣人＝被壓迫者＝民間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拒絕公正看待歷史事實﹐而前面指出的只是其中的一端而已。
光復後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時期的眾多文獻﹐生動說明了同一時期﹐在國共全面內戰的時局下﹐台灣和全大陸一樣﹐都組織在同一個歷史﹑政治﹑思潮﹑文化的場域。按籟亮的說法﹐就是台灣和大陸都屬於“同一個階段”﹐都處在“同一新的歷史階段”。現在簡單地說一點歷史和形勢﹕
■一九四五〜一九四七“二月事變”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台灣光復。
八月二十八日毛﹑周赴重慶與蔣會談。
十月十日﹐頒“雙十協定”同意和平建國﹑民主化﹑地方高度自治﹑軍隊國家化﹑各民主黨派平等﹑合法。
十二月一日國府鎮壓為反內戰而示威的學生。 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范泉在上海《新文學》刊〈論台灣文學〉。
一月三日﹐賴明弘發表〈重建祖國之日〉於上海﹐回應范泉。
六月﹐國共簽停戰協定。
六月二十日﹐國軍向中共根據地進攻﹐內戰全面爆發。上海的大學生舉行反內戰遊行。
七月﹐詩人聞一多﹑記者李公樸先後遭暗殺﹐全國震動。
七月﹐東京澀谷事件。
十二月﹐台灣學生五千名在台北示威抗議澀谷事件。 十二月二十五日﹐發生在北京美軍強暴女學生沈崇事件。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廣州各地學生抗議示威。 一九四七年元月九日﹐一萬餘台灣學生在今台北市中山堂集會﹐為沈崇事件向美方抗議。
二月二十八日﹐二二八事變。

 ■二‧二八事變後﹕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國府在大陸南京﹑蘇州﹑上海等十六所大學院校逮捕要求停止內戰和民主改革而遊行的學生一五○名﹐發生死傷﹐稱“五‧二○”事件。天津﹑北京也有相同事件﹐造成輕重傷。

六月二日﹐軍警先發制人﹐逮捕武漢大學師生五十餘人。 十一月七日﹐歐陽明發表〈台灣新文學的建設〉於《橋》副刊﹐延續到一九四九年四月的“台灣新文學論議”開始。 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軍警逮捕﹑毆打北平師範學校學生﹐引發八千名學生示威。
六月二十五日﹐楊逵發表〈台灣文學問答〉。
九月國共遼沈戰役﹐國軍戰敗。
十一月國軍在淮海戰役中失利。
十二月國軍在平津之役敗北。共軍直逼長江北岸。 一九四九年一月蔣氏下野。
一月二十一日﹐楊逵發表〈和平宣言〉。
二月﹐共軍入北京。李宗仁和談代表柢西柏坡。
四月六日﹐台北“四‧六”事件﹐逮捕台大﹑師院學生數百人。
同日﹐楊逵﹑歌雷﹑孫達人﹑何無感﹙張光直﹚被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議中斷。

從這極簡略的編年﹐就可以看出急轉直下﹑牽動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的內戰形勢﹐是如何地撼動著當時台灣省內外作家知識份子的思想和感情。二月事變之後﹐先進的台灣文學家呂赫若﹑簡國賢﹑藍明谷等甚至毅然潛入地下﹐無暇參與論議﹐終至犧牲了寶貴的生命。這時期祖國的海峽尚未完全封斷。新聞﹑雜誌還有往來。大陸民主雜誌如《觀察》﹑《時與文》和《文粹》和《文藝春秋》﹑《新文學》等流傳在關心時局的台灣作家和知識份子中間。在五○年代白色恐怖中仆倒的台灣青年張棟材留下的日記中﹐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的一頁﹐這樣寫著﹕
“今天報紙有報導﹐香港有組織聯合政府的籌備會﹐亦稱‘新政協’﹐我很高興”。﹙《烈火的青春》王歡著﹐人間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的同一年﹐國府也瘋狂鎮壓大陸民主人士和黨派﹐許多知名人士被捕。在野民主組織“民主同盟”被迫解散。一九四八年﹐大陸民主黨派和人士到香港集結﹐通電主張召開新的政協﹑組織民主的聯合政府﹐停止內戰﹐和平建國﹐並宣告恢復“民主同盟”。張棟材的日記說明﹐當時台灣知識份子和當時全中國的民主知識份子一樣﹐寄厚望於新政協的召開﹐達成中國和平﹑改革﹑復興的期望。這也說明了當時劇變中的內戰的總形勢﹐是怎樣地牽動著當時台灣進步知識份子的全部思想。在大陸風風火火的民主運動之前﹐台灣先進的知識份子早就認識到﹐二二八事變其實就是四六年下半以來全中國人民和學生風起雲湧的反蔣﹑反內戰﹑反獨裁﹑反飢餓的無數民主蜂起中的一環﹔認識到國民黨對人民的恐怖與屠殺是全國性的﹐從而克服了中國︱台灣︱外省人︱本省人二元對立思想的泥沼。陳芳明不明白這個政治歷史背景﹐就無怪乎要覺得“匪夷所思”了。
光復後兩岸文學界的交流之熟絡﹐也是出乎陳芳明們的想像的。歐陽明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新生報》《橋》副刊刊出〈建設台灣新文學〉﹐拉開了“文學論議”的序幕。文章中著重引用了當時在上海的著名編輯﹑散文家范泉發表在四六年元月上海的《新文學》的〈論台灣文學〉﹐最早提出“台灣文學始終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支流﹐而且台灣與中國文學不可分﹐前者是承於後者的一環…”的洞見。不久﹐台灣的文學評論家賴明弘也在《新文學》上寫了〈重建祖國之日〉﹐對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的理論﹐做出了熱情洋溢的回應﹐也引起台灣文學界和讀書界的廣泛而熱情的注目。此外﹐楊逵也讀到了范泉主編﹑在上海發行的著名雜誌《文藝春秋》。在他亟力宣傳建立一種能反映台灣歷史﹑生活﹑感情﹐“與台灣民眾站在一起”的“台灣文學”時﹐他高度評價了發表在《文藝春秋》上旅台大陸作家歐坦生﹙筆名丁樹南﹚的小說〈沈醉〉﹐以為“台灣文學”的典範之作。林曙光在〈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中說﹐光復後“不少的國內文化工作者也來到此地﹐直接地或間接地給予不少刺激與誠意的指導…”這都說明台灣文學界﹑讀書界在光復初期藉著大陸民主報紙﹑雜誌﹑書刊﹐形成了兩岸間民主的﹑人民的﹑原生狀態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離開了這初步形成的兩岸民眾的﹑民主主義的“公共領域”﹐就無法深刻﹑正確地理解四六年至四九年間台灣的文學藝術和思想文化的歷史。陳芳明們不明白這個道理﹐硬生生地把四六年到四九年的台灣文學現象套到他腦袋裡台獨原教義的教條中﹐說台灣文學的“主體”被“外省”“官方”作家“抽空”﹐然後再填上“反帝反封建”的內容﹔“外省”“官方”作家先宣判“台灣歷史有罪”﹑“加以污名化”﹑“空洞化”之後“以中國論述取而代之”﹐而這是中國對台灣“文化殖民”﹗現在且讓史料截破陳芳明的謬論。 ․台灣知識份子的日治奴化論和日據遺毒論
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當時尚未走上台獨反民族道路的廖文毅所主宰的雜誌《前鋒》上﹐刊了林萍心的文章﹕〈我們的新任務開始了︱給台灣智識階級〉。文章說﹐“大多數的台灣同胞受盡了日本的奴隸教育﹐他們中間大部份已成了‘機械’的愚民﹐而小部份已成為極危險性的‘準日本人’…”。
籟亮在前揭文章中說﹐“…日本人以‘皇國國民道德’來毒化我們…一切日本﹙留下的﹚遺毒﹐也是由這一根蒂為出發的封建思想”。
吳阿文在前揭文章也說﹐“日本帝國主義者留給我們的‘殖民地封建文化’﹐根深蒂固地存在台灣。”
楊逵說得更多。林茂生說光復之後他才第一次知道他自己“是﹙一﹚個人﹐一個自然人﹐才知道有自己的社會和國家”﹗
難道陳芳明要說﹐這些台灣知識份子是在“宣判台灣歷史有罪”﹐把台灣歷史“污名化﹑空洞化”嗎﹖當然不是。這些言論只是光復初無數真誠的台灣知識份子深刻的去殖民反思的一部份。 ․台灣知識份子主張台灣新文學的精神是五四﹑反帝反封建…
林曙光的〈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中說﹐二○年代台灣“留日學生在東京接觸了祖國的留學生﹑直接間接底受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五四運動的思潮與傾向…”而“五四運動的思潮與傾向”難道不是“反帝反封建”和“民主與科學”嗎﹖
楊逵在《橋》副刊舉辦的第三次茶會上發言中說﹐台灣新文學“受到民族自決”和“五四”影響﹐“思想上標舉反帝反封建﹑科學與民主”。
說同樣的話的人還很多。難道這些台灣知識份子都如陳芳明所說﹐在“抽空台灣文學的主體”﹐先把台灣歷史“空洞化”﹑“污名化”之後“填補”“反帝反封建”﹐對台灣進行文學的“再殖民”乎﹖但怪就怪在“籠罩”在“二二八屠殺恐怖”時﹐葉石濤還沒說“五四”﹑“反帝反封建”。但六○年代後﹐他說得比誰都透﹑比誰都多而且熱情洋溢。他這又是在搞誰的“再殖民”﹖ ․外省作家的台灣文學先進論和主體論
如果四七年到四九年這場“文學論議”是陳芳明所說外省作家對台灣文學的“再殖民”﹐就無法說明下面這些外省作家的言論﹕
當然﹐有少數一些外省作家﹐儘管思想前進﹐初來乍到﹐對台灣情況﹑尤其是台灣新文學的歷史並不熟悉﹐想當然爾地認為受日帝五十年抑壓的台灣新文學發展必有不足﹐從而做了相對過低的評價﹔也不免有些人言行經不經意間表現出某種“優越感”和“特殊”化﹐使省內外人士間心生“芥蒂”。還有少數另一些人把戰後台灣生活中的消極面過多地歸於日帝統治的歷史影響。對此﹐今日健在的省外詩人﹑評論家蕭荻就在〈瞭解﹑生根﹑合作〉中力言﹕“不能說台灣根本就沒有文藝。大陸上除了魯迅﹐其他作家成就也不大”。他反省外省人士對台灣文學不熟悉﹐正如他們也不熟悉其他各省的文學。他說內地人應自覺地戒除“優越感”﹐這“對發展台灣新文學有害”。他說建設台灣文學﹐“主力”是台灣作家﹐因為“文學來自生於斯﹑長於斯的人民”。
另外有姚笉﹐他也對台灣文學情況不很熟悉﹐說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無法擔負作為生活啟示和現實反映的任務”。但他卻力言“本地作家”才應該是“推動台灣新文學的主要力量”。
范泉在主張台灣文學為中國文學之一環的同時﹐也力言台灣文學“唯有”經由“本島作家”的努力﹐才能創造“真正有生命的﹑足以代表台灣本身的﹑且有台灣性格的”﹑“具有純粹的台灣氣派”﹑“純粹…台灣作風和台灣個性的文學”。
雷石榆在〈形式主義的文學觀﹕評楊風〉中說﹐“台灣文學界除了對一﹑二十年來祖國現實比較隔膜”﹐“對二十世紀初期為止的文學思潮不至於比我們﹙外省作家﹚更無知”。雷石榆為什麼知道﹖因為據作家藍博州的調查﹐早在一九三五年間﹐時在東京的中國左聯的雷石榆就和“台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接觸﹐經由吳坤煌﹑賴明弘參加過“聯盟”的活動﹐並且投稿“聯盟”的機關誌《台灣文藝》﹐發表過日文詩作和中文文論﹐其中還引起過呂赫若的回應。而陳芳明這個“後殖民”論台灣新文學史家竟然不知道這一近於常識的故實﹐說來台外省作家“從未參與過台灣”新文學運動。這樣粗疏寡陋的人寫“後殖民史觀”的“台灣新文學史”﹐叫人如何信賴呢﹖
另外﹐陳大禹的“‘台灣文學’題解”說﹐“台灣文學有光榮的歷史傳統”﹐是“不甘心被奴化的戰士﹐堅強反侵略﹐努力喚起民族自覺意識”﹐給予很高評價。
孫達人對台灣文學的評價尤高。他說台灣文學“在反侵略反封建上比大陸先進。台灣文學進展較國內有過之而無不及”。“不能因語文的變革否定思想內容”。
雷石榆也說﹐“實際上﹐台灣新文學的路還是應由台灣的進步作家開拓。我們外省人既隔著語言﹐也不若他們﹙省內作家﹚熟悉生於斯﹑長於斯的鄉土歷史內容及現實生活態度”。
尊重台灣﹑台灣人和台灣文學的“主體性”﹐有過於此的嗎﹖能說省外作家的這些“台灣文學先進”論﹑“光榮”論﹑台灣文學以台籍作家為主體論﹐是對台灣文學的“再殖民”言論嗎﹖陳芳明遮天欺世﹐放膽之極﹗ ․台灣作家對日據下台灣文學的反思
有少數一些省外作家固然出於認識不足﹐過低評價了日據台灣新文學的業績﹐但應該知道﹐面對日帝統治結束﹔面對光復與解放﹔面對未來的發展﹐台灣作家自己就有深刻的﹑為了再出發﹑為了重建事業的反思而深自以為不足。
楊逵說日帝五十一年的統治使台灣文學“荒蕪”﹐“有待努力耕耘”。林曙光說“台灣文學的過去當然比不上大陸中國文學”。但想到來路的崎嶇﹐他也認為當時台灣文學的成就仍有“偉大功績”。他也說﹐有人以為台灣文學“不足討論”﹐對此意見﹐他以為“沒有多大錯誤”﹐有條件承認。籟亮說﹐“…這五十年中我們祖國的進步是多麼顯明的事實﹐日新月步的人類行進是多麼的快﹐只有台灣孤獨留在他們的後面…我們應該改造我們自己﹐對付這一個要求台灣新文學的出生…”。當時台灣文學界這種自以為不足﹑從而力爭進步﹐力求發展的思想十分普遍﹐能說這些台灣知識份子把自己的歷史“污名化”嗎﹖這自然也是陳芳明的台獨原教義所不能面對的。
另外足以截破陳芳明的“文學再殖民”論謊言的﹐是當時省內外進步作家在二二八慘痛的經驗下﹐力求超越國府惡政對民族團結造成的嚴重傷害﹐極力呼喚省內外進步人士間的團結與合作。 ․省內外作家力爭團結合作
洪湖在〈在“論爭”以外〉中說﹐省內外作家要“推誠相愛﹑團結合作﹑袪除偏見﹑虛心學習”。楊逵更是三復斯言﹐呼籲省內外作家“消滅省內外的隔閡”﹑團結共事。王澍呼喚省內外人士間“打破狹隘觀念﹐建立水乳交融的文學形式”﹐指出有些省外作家過低評價台灣文學的成就﹐造成“不可補償的損失”。楊風說﹐台灣新文學的方向是建立“文藝的統一戰線”﹐即“省內外文藝工作者的合作與團結”。楊棄說﹐省內外作家要“團結合作﹑互相學習﹑互相鼓勵創作…”。
附帶說﹐陳芳明說歌雷是“官方”的人。一個“官方”的人卻在一九四九年與楊逵同時被捕下獄。雷石榆被驅逐出境﹐駱駝英在他的學生張光直相送下匆匆逃過了特務追捕。陳芳明說駱駝英是共產黨﹐我去雲南採訪﹐知道他是文革受到 衝擊平反後才入黨的。王思翔一直到今天都不是黨員﹐但陳芳明早就派王詩翔入黨了。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官方”國民黨“發動”的“文學論議”竟而全面被白色恐怖打壓下去了。

七﹑大哉楊逵﹗ 

陳芳明提到楊逵。這對陳芳明們台獨原教義的台灣文學論是非常不利的。但既然陳芳明先提了﹐那我們就談﹐談得透﹐談得全面。
楊逵的〈台灣文學問答〉發表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廿五日《新生報》《橋》副刊上。這篇以答客問方式發表的文章﹐應該說是楊逵自一九四三年七月發表痛烈批判了皇民文學派濱田隼維﹑西川滿和葉石濤的著名論文〈擁護狗屎現實主義〉以來最重要的﹑面對台灣光復後思想﹑文學諸問題的﹑最深刻的理論文章。
一九四七年末“文學論議”的展開﹐自始就是圍繞在光復後台灣新文學要如何重建的問題意識展開的。“台灣文學”成了當時的關鍵辭。有一次﹐不熟悉這場議論的錢歌川應中央社記者訪問﹐說“語文統一﹑思想感情又復相通之國內而談建立某省文學如台灣文學﹐實難樹立其分離之目標”﹐故“台灣文學”的提法“有語病”。楊逵針對這個問題﹐廣泛深入地談了他的看法。
․“需要‘台灣文學’這個名稱的理由”
楊逵同意錢歌川說中國各省的文學﹐“譬如江蘇文學﹑安徽文學﹑浙江文學”“實難樹立起分離的目標”。然而楊逵以為在現實上﹐台灣文學“並未想樹立其分離的目標”﹐但因光復當時的台灣文學“有其不同的目標”﹐所以“更需要‘台灣文學’這樣一個概念”。
楊逵於是談到了“台灣”的“特殊性”。他說除了錢歌川所說﹐日本據台半世紀﹐台灣文運停滯﹐所以今後應努力耕耘﹐在創作上著重台灣的地方色彩﹑運用方言…之外﹐台灣還有其重要的特殊性﹐那就是陳芳明大段引用楊逵的一段話﹐以為可以“教訓”“傲慢的統派”﹐對陳映真“有力地回敬以漂亮的一擊。”
這段話說﹐自明鄭而有清﹐“台灣與國內的分離”甚久。在日據下﹐“在自然﹑經濟﹑社會﹑教育”﹑生活和環境上改變亦大﹐從而使“台灣人民”在“思想感情”上有大改變。不從“官樣文章”和書本﹐而從台灣具體生活看﹐錢歌川所說台灣與大陸語文“統一”﹑思想感情“相通”的話﹐就需要修正。“這是既使省外朋友都有同感的”。楊逵以為當時一時甚囂塵世的“台灣人悉被日人奴化教育”﹑台灣與大陸文化孰高的爭論﹐都源於兩岸長期分離﹐有些省外人士不理解具體台灣生活與歷史﹐造成橫在台海中間的“隔閡的溝”之故。
這一段話說的是在帝國主義割占下﹐台灣與大陸母體長期分斷﹐以致為光復後民族理解與團結造成阻礙與隔閡﹐講得傷痛﹑深刻。但陳芳明們的理解是不一樣的。他們要把兩岸分隔所造成的台灣的“特殊性”固定化﹑永久化﹑絕對化﹐並且無限上網﹐所以斷章取義﹐不再引用楊逵緊接著說下去的話。楊逵說﹐“‘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台灣不能切離中國’﹗這觀念是對的﹐稍有見識的人都這樣想”。而這些“有見識”的人們於是和楊逵一道﹐“為填這條隔閡的溝努力著”。
楊逵和當時圍繞在他周圍的許多省內外進步知識份子﹐和今天的陳芳明們不同。楊逵和他的同志們﹐奮力要克服國府惡吏“奸商”不斷擴大的兩岸人民間的“澎湖溝”﹐力爭填平與克服省內外人士間的誤解和隔膜。楊逵沈痛地指出﹐“為填這條溝最好的機會就是光復初期的台灣人民的熱情”﹐“但這很好的機會”因惡政﹙以及其後果的二‧二八事變﹚傷害了台灣人民的情感而失去了。楊逵說﹐為今之計﹐舉凡“對台灣文學運動以至廣泛的文化運動想貢獻一點的人﹐他必須深刻的瞭解台灣的歷史﹑台灣人的生活﹑習慣﹑感情﹐而與台灣民眾站在一起”。對楊逵而言﹐理解和反映台灣的歷史﹑生活﹑習慣﹑感情﹐和台灣人民有緊密聯繫的文學作品﹐才能擔負起填平省內外人民間的“隔閡的溝”的功能和責任。為達到此目的﹐楊逵力言在這個意義上的“台灣文學”之稱謂的需要。“台灣文學”絕不只是中國各省的文學之一這個意義上的稱謂﹐也不是與中國文學分庭抗禮意義上的稱謂﹐而是台灣在光復後特殊政治與思想條件下﹐肩負著增進民族團結﹑為民喉舌之所必要的文學的稱謂。
為了使他的“台灣文學論”更具體化﹐楊逵舉出當時發表在上海《文藝春秋》﹙范泉主編﹚上一篇旅台省外傑出作家歐坦生﹙筆名丁樹南﹚的小說〈沈醉〉﹐說它就是他心目中的“台灣文學”的“好樣本”。
〈沈醉〉寫的是二二八事變後一個台灣少女﹙健康溫馴﹑“天生的慈悲心腸”﹚阿錦﹐因為看護差一點被二二八動亂打死的大陸來台外省青年楊先生﹙“具有多數〔大陸〕都會青年所特有的”“輕佻的氣質”﹚而墮入愛河。但這楊先生玩弄阿錦的感情﹐始亂終棄。阿錦卻一直被楊先生和他的外省籍朋友百般誑騙捉弄。小說表現了純樸的台灣少女﹐在光復後特殊的情境下﹐受盡外省市會青年“經濟的﹑人身的剝削”﹙施淑﹕〈復現的星圖〉﹐收同名《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人間出版社二○○○年十二月﹚〈沈醉〉藝術地﹑深刻地反映了甫告光復的在台灣進步的省外知識份子對當時生活的深刻揭發與批判。楊逵當時一再呼喚的﹐便是這樣的“台灣文學”。
 ․楊逵說台獨文學是“奴才文學”﹗
楊逵對台灣文學有他特定的期許。但認識“台灣文學”的特殊性﹐絕不妨礙楊逵認識到“台灣文學”特殊性與“中國文學”的一般性的辯證統一。因此﹐楊逵說“台灣文學”不能與“中國文學”﹑“日本文學”分立並論。楊逵說道﹕“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沒有對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台灣文學和中國文學間“存在的是”上文所說“一條未填完的溝”﹐而不是“對立”。
這時楊逵話鋒突轉﹐說有一種文學是“和中國文學對立”的。他堅定﹑明白地說﹐“如其台灣的託管派或是日本派﹑美國派得獨樹其幟﹑而生產他們的文學的話﹐這才是”與中國文學“對立的”。
一九四八年﹐隨著國民黨在內戰形勢中江河日下﹐美帝國主義預見了國府的破滅﹐於是積極防止中共解放台灣﹐推出把台灣改造為親美﹑反共﹑與中國隔離的政權的政策。美國一方面在台灣內部尋找取蔣而代之﹑為美國傀儡的人選﹐一方面在國際上製造台灣“託管”﹑“獨立”的輿論與行動。而不論“託管”或“獨立”﹐又無不需要美國與日本幕後的操縱。楊逵目光如炬﹐洞燭其奸﹐在當時以唯一的高音喝破國際對台灣的分裂陰謀。楊逵接著說﹐“託管派”﹑“日本派”和“美國派”如果要“產生他們的文學”﹐這種文學是“奴才文學”﹗距今五十三年前﹐楊逵就斷然地叱責﹕民族分離主義的文學是要和中國文學“對立”的“奴才的文學”﹐楊逵的這一思想﹐對我們很有嚴肅深刻的現實意義﹐但不知道今日陳芳明們有什麼感想﹖
接著﹐楊逵說﹐“奴才文學”雖然有外國主子撐腰和“支持鼓勵”﹐“得天獨厚”﹐但“也不得生存”﹐總有一日會為人民所棄絕。這話令人想起“政黨輪替”後﹐台灣頗有一些作家暴得榮名﹐當官的當官﹐得獎的得獎﹐不禁令人莞爾。楊逵說人民支持﹑同情的文學﹐既使為權力所逼迫﹐也自巍然不動。楊逵說﹐日本帝國主義的文學與中國文學對立﹐但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不對立。楊逵把帝國主義政策和人民辯證地區別開來。這在當時是極了不起的思想。
․關於“奴化教育”
光復以後﹐在台省內外人士提出台灣人在日據時代受到日帝奴化教育的影響問題﹐有些人還藉此對台灣人的一般﹐作消極論斷。對於這種情況的認識﹐人們應該一分為二。反動﹑半封建的國民黨官僚﹐以台人受“奴化”為口實﹐獨占政治經濟資源﹐甚至以此推諉其惡政所引起台民的不滿。另外一種﹐是出於殖民地解放後本省人自覺的自我清理﹑及省外人士善意的幫助。我們已在上文中具體舉例說明了。但當時這樣討論﹐不可否認﹐容易造成省內外人之間彼此的芥蒂。然而楊逵卻對這個問題有十分科學的﹑根本性認識﹐今日讀之﹐猶令人折服。
楊逵首先承認日本人統治時期台灣的確“存在對台灣人的奴化教育”。其原因是當時的“主子”﹙日本天皇﹚要搞“萬世一系”的統治﹐日帝要“把台灣做其永久的殖民地”﹐則對台奴化教育“自然成為其國策之一”。
但楊逵說﹐日帝搞奴化教育是一回事﹐人民有沒有因而被奴化又是一回事﹐意思說不能說被強加奴化教育的人一定都成了奴才。楊逵說﹐確實是有部份台灣人被奴化了﹙例如今日許文龍﹑黃坤燦和一些皇民老歐吉桑﹚﹐那是因為“出於其自私自利﹐想要從日本人那兒得到好處”。
楊逵又話鋒一轉﹐說當時台灣的“託管派”﹑“拜美派”就是“被帝國主義奴化的人”。楊逵的言辭在這個問題上很嚴厲。楊逵當年的話批判著今日台灣文學界的那一個﹑那一些人是十分明白的。但每次讀到﹐我們的心情總是傷痛不已。
楊逵應該是依據他在農民組合鬥爭的經驗說﹐日據下﹐“絕大多數台灣人民不曾被奴化”。楊逵太清楚集結了三萬台灣貧困農民的“農民組合”的反日鬥爭史了。楊逵下了這結論﹐莫說誰有﹑誰沒有奴化教育。“奴化教育是有的﹗”因為一切壓迫人﹑剝削人的體制如“帝國主義﹑封建社會與國家﹐都在搞奴化教育”。一切剝削﹑壓迫階級都對被剝削﹑壓迫階級施加奴化教育﹗
․關於兩岸文化水平孰高孰低問題
光復後有一些淺薄的省外人士或官僚﹐說台灣的文化低於大陸。有台灣人士忿然駁論﹐說大陸文化落後於台灣﹐成為省內外芥蒂的一個根源。
楊逵說﹐現實上並不是在台所有外省人都說台灣人皆受日帝奴化教育的影響﹔現實上也不是所有的台灣人士都誇說台灣文化高於大陸﹐“夜郎自大”。真正的事實是﹐“並非所有的台灣人都被日本人奴化了”﹐而“台灣的文化也不是一些人說的那麼高”。
楊逵說﹐這一切的爭執的根源﹐是在於“認識不足”。其原因在兩岸長期因日佔而隔離﹐彼此不相理解。另一個原因是當時“憲政未得切實保障人民權利︱言論﹑思想的自由權…使台灣人民無從接觸“國內很高的文化”。
最後﹐楊逵大聲呼吁﹐兩岸要“切實的文化交流”。促進省內外文化交流“是當前…文化工作者的任務”。本省外省文化界人士﹐為了文化交流﹐增進團結﹐“要通力合作﹐到人民中去”。省外文化人要在生活中瞭解台灣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則“做哥哥的﹙指省外人士﹚可以得弟弟﹙指本省人﹚的理解與敬愛。”
而增進民族理解﹑信賴﹑團結與合作﹐正是楊逵心目中“台灣文學”的基礎和精神。
五十多年後重讀楊逵這篇重要講話﹐它的當前現實意義仍然逼人而來。楊逵論理﹑思維的明晰與科學性﹐識見的遠大﹐立意的真誠﹐為民族﹑國家的款款思慮﹐每次讀之﹐動人心肺。而陳芳明竟敢只取其一小段﹐斷章取義﹐意圖誤導絕大多數不熟悉資料的讀音﹐其侮慢﹑扭曲前賢﹐竟一至於斯﹗
然而蟻蜉豈可撼大樹於萬一﹖隨著光復初史料的不斷出現﹐不唯使長年台獨派有關台灣文學的原教主義刻版說法走向無法避免的破產﹐也使戰後的楊逵像更形高大。

八﹑結論

我們和陳芳明三次來回爭鋒﹐有這些感想﹕
一﹑如本文開章所說﹐我們嚴厲挑戰了陳芳明的台灣社會性質論。一年多來﹐陳芳明應該有理論﹑有系統地為他的所謂台灣社會性質“三階段”論提出有社會科學根據的辯說﹐更應該對於我據以論破他的關於社會生產方式性質論﹑台灣社會性質分期論﹑以及相關的台灣戰後國家政權論﹑各階段台灣社會性質與相應的台灣新文學性質的聯係等問題提出駁論。但是縱觀陳芳明的三篇文章﹐他完全無力為自己杜撰欺世的論說辯解﹐也完全沒有能力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討論我們提出的台灣社會生產方式歷史的論述。在這個論爭過程中﹐陳芳明心焦力絀﹐狼狽被動﹐不知所云﹐慌張失措﹐只能作零星破碎的應付﹐旁生枝節﹐且戰且走。然而虛晃一招﹑招搖撞騙畢竟無法挽救陳芳明在知識信用上的嚴重破產。這次陳芳明提出薩依得來批評馬克思﹐卻只能自暴其對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論和殖民主義雙重作用論的無知﹔提出日據台灣的現代化論而徒然自曝其“自我東方主義”和對於日據前台灣社會經濟史的無知﹔提出現代化與現代性的對立論而自曝其對現代性論認識的謬妄。陳芳明提舊台共革命理論﹐也只能自曝其對舊台共史和列寧關於殖民地﹑民族問題理論連起碼的常識都不具備。陳芳明提到一九四六年到四九年間一場重要的關於台灣新文學重建的論爭時﹐明明擺著客觀的歷史文獻﹐陳芳明猶無忌憚地說謊﹑欺騙﹑歪曲。人們看見陳芳明為了抵死護衛自己倖得的“學術地位”而一步步走上宿命的﹑自我否定的結局。
二﹑陳芳明和他那一派中的少數一些人﹐長期來似乎堅信歷史和學術理論可以不顧科學的檢證﹐隨意依自己的需要“建構”﹐堅信只要說的人多了﹐說得久了﹐眾口鑠金﹐就成定論。台獨派關於台灣新文學史論的若干刻板化﹑“主流”化的論說︱比如說台灣新文學起源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不深﹔說三○年代關於“台灣話文”﹑﹙第一次﹚“鄉土文學”的論爭是“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的鬥爭﹔說一九四六︱四九年台灣新文學論議也是外省作家和本省作家矛盾對立的表現﹔說七○年代末﹙第二次﹚“鄉土文學論爭”是“官方”＝外省作家和“民間”＝本省作家的矛盾﹐是台灣新文學“主體意識”的進一步發端……莫不如此。陳芳明的台灣“後殖民”社會“三階段論”如果沒有人加以嚴正批判﹐任其逍遙張狂﹐久而久之﹐也成為“定論”了。陳芳明們長期視客觀學術知識若無物﹐視天下如無人﹐任意“建構”暴謬之論﹐而且屢屢得手﹐不免得意忘形。我們對陳芳明的駁斥﹐是思有以阻止某種政治原教義對台灣新文學史論的恣意蹂躪。
三﹑陳芳明膽大妄為﹐在完全沒有關於社會性質＝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理論最起碼的知識下﹐恣意妄論台灣社會性質。一年多下來﹐陳芳明自己曝露了他在既使一般性的社會科學知識上的驚人的無知。以這樣水平的人而能居台獨派台灣新文學研究的重鎮﹐人們不能不為今日台獨派獨佔的台灣新文學教育憂。至於陳芳明敢強以不知為知﹑無忌憚地進行知識上的詐欺﹐一無學術上起碼的誠實﹑認真﹑嚴肅﹐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我們曾說不再為了陳芳明企圖從主要論題逃遁的枝節問題上和他夾纏不休﹐表示不再回應。而我們仍不能已於批判陳芳明的〈需要〉者﹐有兩個理由﹕一是藉以進一步討論一些思想﹑社會科學問題﹐但其對象當然不是思想﹑社會科學的白丁陳芳明﹐而是在長期為美西自由主義霸占的論壇中。開闢一個比較“徹底”﹙radical﹚的空間﹐就教於方家﹔二是迫使陳芳明在眾目睽睽下﹐一步步無以挽回地走向自己“學術”和知識信用的徹底破產﹐以為天下知識輕薄兒戒。
陳芳明說他的台灣新文學史即將脫稿出版。可以預想﹐迎接著這本奇書之出版的﹐是在更加系統地批判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論基礎上的﹑對於台灣新文學史諸問題的總的再思﹑檢點和建設。在此意義上﹐這可能也未嘗不是好事。
二○○一年八月廿二日　第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