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因为是祖国的缘故……》（台北：人间出版社，2001）。

开放改革以后，大陆的社会经济发生了解放后第二次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由于海峡的分断，苦于在台湾看不到有系统的分析材料。林炎志的〈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以下简称（〈新资产阶级〉），清晰、有理论深度地谈了开放改革后大陆社会经济的本质和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隔着一道海峡，读来震动不已。
林炎志在〈新资产阶级〉中说，「开放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已经确然存在和发展着「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和与之相应的「新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要在明确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和新资产阶级存在的基础上，正确地领导和驾驭这新资产阶级，并且主张不能吸收新资产阶级入党。作为深切关怀中国革命的在台湾的知识份子，读了〈新资产阶级〉之后，有一些思想上的震动。
【关于「第四代资本主义」】
几年前读过一位韩国学者谈到世界资本主义史的四个波次（世代）。第一波（代）是以英国为例的标准型：先是商业贸易资本的兴起，培养了新兴商人、银行家和布尔乔亚市民，接着是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的布尔乔亚市民革命，打倒封建贵族，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经过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初的产业革命，英国的现代产业资本主义形成。十九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向外伸展。
第二波（代）以德、法、美的资本主义化为例。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各国先后爆发资产阶级市民革命，成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同时经历了欧洲产业革命，又在十九世纪初逐渐向帝国主义发展。
第三代则以俄国、日本为例。它们的产业革命是外铄的。资产阶级市民层薄弱，其市民革命弱质而不成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是集权的国家政权而不是成熟的资产阶级，在其资本主义远远尚未成熟之时，就模仿西欧，进行早熟的帝国主义扩张。
第四波（代）以东亚四小龙为例。战后的世界已被帝国主义分割完毕。由于战前受到殖民统治的压抑，资产阶级薄弱，人数少，力量小。而且在战后冷战体制下反共独裁的国家之下，资产阶级市民革命只成为零星的「民主化」运动，无力自己成立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战后「四小龙」的资本主义化，是在新帝国主义时代下，反共独裁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与外来（新）帝国主义独占资本的结盟所推动的资本主义化。
从1949年到1953年，新中国在帝国主义割占世界市场的世界上，以新民主主义改造革命前社会留下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中国没收旧社会的官僚买办资本，一方面发展国有、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一方面在私有制下对民族资本主义进行团结原则下的限制和改造。1953年以后，中共性急地宣告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结束，奔向早熟的社会主义经济举措。
而在新民主主义时代，虽然也是以国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私有经济为辅的构造，但在中共取得革命胜利，万民拥戴的威信下，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归趋是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扩大和发展，而私有部门则以其最终的消萎为目标，接受监督与改造。社会主义的、公有体制的生产方式，不论在国家政策上和历史发展归趋上，都是主要的、有力的生产方式。工农阶级取得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地位，并且通过阶级的党，施行人民民主专政。
1977年后的开放改革体制虽然也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态为辅，但它是在1949年─1977年间形成的「发展中社会主义经济」基盘上，开放了从农业到工商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受到党与国家的奖掖、扶持和优惠远大于监督与控制。并且由于在理论上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拉长到一个世纪以上，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当前的大陆就几乎没有被监督、改造的限制，得以畅然、蓬勃发展，成为二十多年来成长最迅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部门，造成极广泛、深刻的影响。从这一点看，有人说开放改革是回到新民主主义，就与事实不符了。
所谓开放改革，所谓「社会主义初阶段」的经济，是中共以一党全面抓紧政权条件下，在公有制占高比率条件下，由党和国家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然而，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初的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国有」企业资本也占社会总资本的70%以上。公有制成份之高，与社会主义经济类似。但随着七十年代后私有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台湾「国有」资本的比率很快就下降到30、40%。私有资本在「国家」政权卵翼下快速积累。到八十年代，就有集团化、独占化资本的登台。1988年，随着蒋政权的终结，台湾大资产阶级蜂涌而上，抛弃了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形骸，形成了以李登辉为核心的台湾大资产阶级政权。国民党在「把政权牢牢抓在手上」的自信下发展台湾资本主义，而它所培养的台湾资本主义却最终销蚀、溶解了国民党。资本的铁则般的逻辑，毕竟胜过人的主观意志、愿望和计划。从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看，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初阶级」经济是不是继「四小龙」之后，另一个「第四代资本主义」经济，就如林炎志所说，端视中共党和国家的政治与阶级性质了。
【不认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苏东波」瓦解以后，资本主义成了世界上唯一强大的生产方式。「全球化」论和「新世界秩序」论作为统治全世界的国际独占资本的意识形态，甚嚣尘世上。「对外开放」、「与世界接轨」的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迅速而缜密地被世界资本主义改编和吸纳。国内新生、且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成份，结合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大气候，对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产生了几乎莫之能御的、震动性效应和影响。
在社会经济上，私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猛爆性发展，使开放改革当初（1979）占大陆工业总产值78.5%的国营企业，到1992年下降到48%，到了今日又必显示其新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公有制向私有制风化、溶解的现象很鲜明，工人地位迅速下降，有些地方，工人正承受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残酷的剥夺，农民的阶级分化显著。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向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不断发动直截或曲折的进攻。和新的阶级斗争相应，新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正方兴未艾。
即使经过文革的动乱，革命后的中国确实推倒了三座大山，确实解放了广大的贫困农民和其他被压迫者，使他们成为政治和社会的主人。在经济上，1949年到1977年间，新中国基本上完成了重化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础建设，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成长的、发展的。但这些难能的成就，一方面被资产阶级自由派抹杀，但也不能不承认，开放改革后以资本主义生产为火车头的迅速眩目的发展，使自由主义者更加振振有词地贬抑49年到77年的建设。但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小农的、自然经济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和利用资本主义去摧毁自然经济──连带摧毁若干早熟却不无成效的社会主义经济而取得资本主义的、充满活力的发展之间，造成醒目的反差。
马克思主义者素来充分认识相对于封建的、自然经济的资本主义的先进性和优越性。马克思认识到无坚不摧的资本主义全面破坏停滞的封建传统经济，机械化工厂生产带来前人不能想像的高生产力，现代交通使孤立的农村与世界城市接轨，新兴城市使乡村人口向外流动，商品与货币的广泛流通改变了价值、时间与空间的概念。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学冲破了封建主义和宗法、宗教思想和教条的束缚，并把人从这些社会的、精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今天，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份也正在发挥这些「建设性」作用。只是当前中国人民、知识份子甚至一大部份党员，从来没有体验过资本主义目迷五色的「进步」，逐渐把1949年以迄77年的社会主义尝试无分析地看成「失败」、「落后」、「丧失发展机遇」，最终在政治、思想和现实中把社会主义看成虚有其表、无人相信的形骸，束之高阁。这个宣传和教育马列主义五十年的大陆社会，毕竟不会真正理解到马克思在指出资本主义「合理的」、「建设」作用的同时，也科学、深刻地指出了资本主义「野蛮」、「破坏」的作用──被剥削阶级与民族的破产、无法根治的经济危机下弱小者的沦落、贫困国陷入不发达的泥沼、生态环境系统的溃坏、人性的败坏，及最终社会本身的破坏。而所有这些，正在高唱「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辉煌的底层，广泛、严重地侵蚀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九一一事件」，正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沦于受尽剥夺、一无所有的人民与民族绝望和愤怒的反抗。
著名的「世界体系论」创始者伊‧沃仑斯坦最近在台湾的一场演讲中指出，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奔向终极的危机」。他指出：（1）世界资本主义正苦于无法解决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2）先进国生产基地大举向低平均工资地区和国家转移，促成传统农村分解，驱使大量农民纳入工资劳动市场。但世界体系中的农村＝低工资劳动之源有时而穷，工资最终无从下降而反升，于是赤裸裸的阶级斗争出台；（3）生态环境系统的溃坏；（4）国家为缓和阶级矛盾的社福支出总有一日到达阻断资本积累的限槛；（5）国家政权保安、稳定、保证资本积累的功能逐渐消颓，社会秩序废弛、暴力和混乱层出不穷。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前途最多只有五十来年！
但与沃仑斯坦「悲观」的预测相反，开放改革后的中国干部和知识份子一般地缺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的认识，反而和新自由主义者一样，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看成人类世界终极不变的幸福的乐园。
【汪洋孤舟】
林炎志说，历史「没有给今日中国新的资产阶级以执政的机会」，「历史将证明今日中国的新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成为统治阶级的条件了」，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作为爱国统一战线主体，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基础的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知识份子也不允许」。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和新兴资产阶级甚有活力，发展快速，但至少截至目前，大陆新兴资产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人数少，力量相对不大。在威权式国家政权主导的「第四代资本主义化」社会，资产阶级皆无力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相反，他们极敏于隐蔽自己的野心，对权力驯服，配合、支持权力的政策，以交换权力对其资本积累的特殊优惠，在恭顺中不断地肥大自己，以待时机于来日。韩国的大集团资本从来不加入韩国市民、工人和学生的反独裁民主运动，却在八十年代中后的「民主化」时期一仍占据政治经济要津。台湾的情况也一样。在国内外资本主义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中国社会主义的纲领和「基本原则」在强大的非社会主义因素多面夹击下，无可如何地空洞化，甚至成了难堪的讽刺。我所认识的一些外国进步派朋友，对开放改革后的经济成果无不深表庆幸和肯定，但对于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发展势头，则无不怀有忧虑。如果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被溶解了，如果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的主体的工人阶级丧失主体地位，如果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即工、农和知识份子瓦解，有长久之计的新兴资产阶级再坐江山，怕非绝无可能。苏东波的溶解就是令人悚然的例子。那么，问题的焦点就不在于让不让资产阶级入党。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必然以各种渠道和形式反映到意识、思想和文化领域。中共早在五十年代就说客观世界存在的非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因素的斗争一定会反映到意识思想和党生活的领域。六十年代中后，极「左」路线把这个道理讲坏了，为害很大。但历史唯物论者如林炎志就依旧深信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思想、意识、政治生活的反映与作用。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早已经如何渗入党的组织、思想与生活，社会主义公有体制的经营和管理如何受到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左右，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容许资产阶级入党，除了斗争的象征性，意义似乎并不很大。
而只有严肃认识到这「反映」论，认识到资本主义成份的汪洋大海顽强的规律基础上，提出对于新兴资产阶级的「领导」和「驾驭」才有意义，才能深知领导与被领导、驾驭与被驾驭的斗争之激烈、复杂、曲折与无比的艰难。
【「中国变修两岸不必统一」的讨论】
台湾的无产阶级运动萌生于二十年代末年。1928年，在共产国际经由日共和中共、又主要地经中共热情协助下，在上海成立了台湾的党。由于派性对峙，1931年也在国际和中共的协助下改组。在殖民地条件下，台湾党以从日帝统治分离独立为政治纲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然没有列入台湾复归中国的主张。但台共和中共在组织上、情感上和政治上的密切关系，超过一般兄弟党的关系。
1931年，日本侵攻东北而法西斯化，彻底肃清了台共及其外围「农民组合」，干部被捕入狱，运动遂寝。1945年台湾光复。1946年，中共来台组织「省工作委员会」，大部份旧台共参加了中共，在台进行新民主主义的变革运动，台湾阶级运动自此和统一运动结而为一。1949年10月，中共建政。12月，国民党中央撤台并展开反共肃清。50年6月韩战爆发，美国舰队封断海峡，支持国府大肆推动反共肃清，处死三、四千人，投狱近于万人。台湾左翼统一派遭到致命打击。至1970年，北美爆发由港台留学生发动的「保钓爱国运动」。其中的左翼，发展成统一运动。保钓运动左派影响于台湾，形成集结在《夏潮》杂志周围的进步的统一派。1980年代，幸活刑余的五十年代政治犯组成「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劳动党」并且与其他统一派结成统一战线组织「中国统一联盟」……历史上，台湾的进步运动都有民族统一运动的性质。尤其是七十年代新生的进步一代，中国社会主义变革和发展，是他们倾向民族统一的重要思想根源和强烈的吸引力。
1976年文革结束，文革十年极「左」路线的黑暗，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定方面的不发达，使一些海外保钓运动左派感到幻灭。而文革结束后政策上的重大转变，也使不少人主张中国社会主义「变修」了。他们对大陆全面否定十年文革有所不满，往往以「毛派」自命。而中国脱离毛泽东革命路线、中国资本主义化之说，竟可以延长为「台湾不必急着和非社会主义化的中国统一」之论，以左派统一论为「民族主义」，甚至也有人提出「台湾一岛社会主义论」，遂和「左派台独」有较接近的距离。于是台湾比较进步的思想界与运动圈，产生了「阶级解放优先于民族统一」；「左派不迷信民族主义。民族统一论是民族主义」、「中国离脱了社会主义，不主张与非社会主义的中国统一」和「一岛社会主义论」。台湾左翼运动第一次在思想上出现了「左而不统」的主张。
2000年8月开始，在一个左派同人刊物《左翼》上，刊出了李崇人（杜继平）连续刊载三期（至2000年10月）的重要理论长文〈统独左右问题的上下求索〉，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论述。李崇仁引用大量马克思、恩格思和列宁的文章，得出这结论：「……根据历史唯物论，由大的民族国家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社会矛盾的深化。而统一的民族国家是社会主义者自身生存的政治条件」。而「正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马克思同恩格思赞同具有明确历史、文化传统与生命力从而掌握了历史主动权的大民族如德意志、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建立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其次，马克思主张，只要存在着民族压迫，被压迫民族社会的社会革命即难以进行，因为工人阶级首先必须在本国内组成一个阶级。马恩不惮于支持德国和波兰的「恢复」与统一。最后，马恩对民族统一与独立运动的支持与否，还从这个运动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为条件。
李崇人的论文批评了把阶级解放与民族统一对立起来的肤浅观念，进一步提出了二者的矛盾统一的侧面。在外来新帝国主义干涉下造成的当前中国民族分裂构造下，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社会主者和无产阶级，自然要以克服民族分裂的矛盾，排除外来势力所施加的民族压迫与威胁，争取中国的完全统一为优先的纲领。
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性质，李崇人明快直截地指出中国早已向资本主义转向。面对中国难于挽回地向资本主义狂奔的形势，李崇人说（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左派应当通过全面的调查研究，做出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准确掌握局势的变动，「与受损害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并且「结合理论与实践，找出一条可行的社会主义新模式」。
【等待着左派回答的问题】
国家干部贪腐问题严重化，工人阶级遭到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残酷的剥夺，表现为十小时以上的工时、「封闭式管理」（工厂形同牢狱）、对工人人身人权的蹂躏，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化、庸俗化和腐朽化、公有制资本的销蚀……这些都是两岸左派最容易举证的、对于大陆经济资本主义化的指责，可以义愤填膺，振振有辞。然而，也不能不面对一些左派批评派不能退避的问题。
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历史性瓦解之后，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既存的「参照群」（reference group）让我们据以评比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二、三十年代，列宁的苏联牵动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无产者，以苏联为楷模，为建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49年以后的中国，也曾是第三世界被压迫人民改造自己社会的「参照」对象。苏东社会主义崩溃后，中国、北朝鲜和古巴成了彼此性质不同的、社会主义的参照样本。当我们批判中国社会主义的蜕变，我们又怎么评价1949至1977年的中国和古巴与北朝鲜的社会主义？文革中国、古巴和北朝鲜是不是我们理想的参照群？如果不是，那么书本上、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如何有说服力地成为我们的参照对象？
二、怎样认识和评价「变修」的中国社会主义中一些与社会主义相关的合理成份，例如重化工业、国防工业、高科技研发与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关系，如何评价「扶贫」工作的一些成效，如何评价土地国有制下公共施设的优质发展，如何评价其他第三世界所难有的政治、外交、工业、科技的相当程度的自主独立性？
三、从世界史的范围看，1910年代末苏联革命，以迄1968年战后民族民主革命，正如沃仑斯坦指出的那样，左派基本上成功地为自己取得了革命政权，但率皆在实践革命政纲，即正义、公平、民主、繁荣上基本上失败了，带来世界左派的一时代的「幻灭」。很多革命政权被颠覆……在这左派政纲实践上的、总的「幻灭」历史中，如何正确看待对中国社会主义「变修」的「幻灭」？
四、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土崩，中国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化」，似乎都在说明列宁以至毛泽东所主张「资本主义阶段可以飞越」论的失败，也似乎在说明马克思下面这一段话的准确性：「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之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然而，被沃仑斯坦宣告大约在五十年后走向终末的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其生产力之高、经济之发达，我们却不论在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丝毫看不见新社会的苗头──高尚、利他、博爱、自由的人类，和发展人的「自由意志」的新道德。正相反，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残酷、贪婪、自私、败德的人类和充满掠夺、毒品、色欲泛滥、德性败坏的世界。即使沃仑斯坦预告当前世界资主义体系终末前的混乱与暴力，对于后资本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沃仑斯坦也描绘不出甚至只是一个乐园的梗概和轮廓。则左派的批判与义愤会不会因而失所凭藉？
2001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