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上與列寧的思想相結合的大砲，轟垮了往昔的圍牆，打開了歷史的大門。」

——帕布羅．聶魯達

孤獨的列寧
茨威格在他著名的傳記文章《火車》中，描寫了流亡國外十年的列寧，搭上德國當局為他安排的火車返回俄國的情景。文章回憶了列寧在柏爾尼和蘇黎世低調的流亡生活：「……他們衣服舊，伙食簡單，平時沒有朋友，也沒有什麼生意或遺＿、特別是那個小個子，好像有意地讓生活不被周圍的人注意。他幾乎沒有人來往，甚至不和鄰居們的目光相遇。他的日常生活只有一項內容：去圖書館，而且是全天都在圖書館裏。……假如在當時那些以飛快的速度穿梭於各個使館之間的高級轎車中有一輛車，偶然在大街上撞死了這個人，那麼世界上的人都不會知道他是誰……」。
這篇傳記像一把搖晃的火炬，在即將開幕但還漆黑的歷史舞台上，向想要觀看這齣世紀大戲的觀眾們，火光微弱地介紹這個全世界仍然陌生的「小個子」。但這篇剪影式的傳記卻沒有描寫這個「小個子」在回俄國的前幾年，首先第二國際的領袖考茨基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鬧翻了。波蘭的盧森堡，甚至蘇黎世的布哈林都不支持他有關「民族自決」的論述，連發回俄國的《遠方來信》文章，也音訊杳然。二月革命之後他就沒有好好闔過眼，以前還能透過從俄國發出的報紙、資料以及朋友，來了解俄國的情況，但二月革命後的俄國一夕數變，所有的流亡者都已先後奔回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焦慮的等待和煩躁的心情煎熬著他明快的思想，這使得他神經衰弱的毛病更加嚴重。後來，儘管他搭上了火車，儘管他準備好了《四月提綱》，他仍然沒有估計到策動下一次革命的阻力是那麼的巨大。立憲民主黨敵視他，孟什維克習慣性地不信任他，社會革命黨人疏遠他，連布爾什維克和高爾基都不贊成他的《四月提綱》。他甚至一度在布爾什維克的內部會議中揚言要辭去中央委員的職務，只保留對基層進行鼓動宣傳的權利！
為什麼1905年已經爭論過的革命策略，到頭來還是讓孟什維克佔了上風！
不是早就說過俄國的資產階級太軟弱，資產階級革命只能由資產階級來完成嗎？
我們犧牲了多少同志，才將「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內戰」口號打響啊！
我們的覺悟性和組織性真是不夠啊！這就是布爾什維克嗎？
一個25年的革命傳統，一個經受15年革命及運動鍛鍊的黨，為什麼還會不自覺的輕信資產階級呢？
滿腹的情緒和挫折並沒有停止列寧前進。他頑強的到處奔走，從「不支持臨時政府」到「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他對每個階段的事變做出估計，不斷地快速調整他的行動方針和口號。終於，他在1917年的六月爭取到布爾什維克多數的支持，但他反對自發的七月起義。可是群眾革命的情緒已被鼓動，而柯爾尼洛夫將軍的反革命鎮壓也受到了鼓動。鎮壓的結果，證明了列寧驚人的歷史直覺——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克倫斯基剛改組的政府已回天乏術，一切政權真的歸蘇維埃了！！
回顧列寧在十月革命前的努力，並不是要建立另一種自由主義的英雄史觀。相反的，這樣的回顧是在證明：唯有經受過15年運動及革命鍛鍊的黨，才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發現自己的徬徨，糾正自己的錯誤，並依靠鋼鐵般的紀律，完成歷史所提出的嚴峻任務。
鋼鐵般的紀律
十月革命三年之後，列寧在經歷過兩年的帝國主義陣營圍攻和「戰時共產主義」的極端政策之後，總結革命成功的首要原因竟然是：鋼鐵般的紀律。這樣的結論一定會讓許多左派的知識分子洩氣。竟然不是高明的策略或獨到的分析！僅僅只是呆板的「鋼鐵般的紀律」！也莫怪一些知識分子會牽強附會的說「不能為紀律而紀律」了。1917年莫斯科的區聯派不也告誡扥洛茨基，布爾什維克的組織「沒有民主作風，只有派別息氣」嗎？但區聯派除了幾個「孤家寡人」的政治明星外，還有什麼群眾？還有什麼組織？正是這些「派別息氣」的布爾什維克以鋼鐵般的紀律，承擔起十月革命的重責大任。這使得列寧在1903年「怎麼辦？」中所堅持的組織原則，得到了無法駁倒的證明。忽略「鋼鐵般紀律」重要性的知識分子，等於放棄了組織！放棄了革命！只能和1917年莫斯科區聯派「孤家寡人」的知識份子一樣，成為革命的尾巴，歷史的負擔！
作為一個政治家、革命家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列寧的形象總是巨大且充滿光輝的，這一方面列寧留下了許多豐富的著述，可以讓我們好好地理解他的思想和策略。但作為一個優秀組織家的列寧，卻常常為人所忽略。列寧在組織工作上的優異能力，是他光輝形象的支柱，沒有這個支柱，他只能像克魯泡特金一樣成為動人的鼓動家；但如果只有這個支柱而沒有光輝的形象，那他只能成為巴黎公社裡人人尊敬的革命前輩布朗基。可惜人們喜歡看到的或願意看到的，大都只是他那巨大光輝的形象，這樣一來，人們只能讚嘆他成功的偉大和機變的策略天才，而忽略了他在組織工作中所展現的堅忍、剛毅、準確又善於說服人的人格特質和作風。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完成於1920年4-5月間，距離十月革命已兩年半了。在這兩年半中，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幾乎是在生死存亡的關頭間捍衛革命的。建立蘇維埃國家機構的挑戰、圍繞選舉與立憲會議的階級鬥爭、布列斯特合約的黨內辯論、長達三年的外國武裝干涉和內戰以及一直引首企盼的世界革命形勢（當時主要是歐洲的革命）功敗垂成，都使得列寧必須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做出一個階段性的總結。這本小冊子主要論述兩個重點，一個是十月革命成功的基本條件–鋼鐵般紀律的形成的主客觀因素；另一個則是在世界革命暫時無法實現後，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受到十月革命鼓舞而急於策動革命的「左派」政黨，用布爾什維克的歷史教訓及經驗為依據，做出初步的政治呼籲。這部著作也為建立第三國際奠定了理論和組織的基礎。（物換星移，這部著作的標題，現在在台灣知識份子圈僅僅成為教訓別人「太教條」的口頭禪而已了，的確令人氣結。）
在革命中到底是紀律和策略重要呢？還是理論重要？這個問題在台灣提出來，一定又會被人批評為「幼稚病」，因為台灣現在又沒有革命的條件。但台灣現在是不是「消沉、頹廢、分裂、渙散、叛賣和色情代替了政治」（這是這本小冊子中的一句話）呢？如果是，那研究這本生機盎然的小冊子就別具意義了。至於仍然認為這樣的探討是「幼稚病」而寧願去鑽營的人，那你就可以節省時間，不必再費心計較了。
列寧所說的布爾什維克「極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指的是布爾什維克「…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群眾群全心全意的擁護（著重記號為筆者所加），…得到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能思考、誠實、有自我犧牲精神、有威信並且能帶領或吸引落後階層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擁護」（引自《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人民出版社1975年單行本第5頁）。列寧在這裡所指的紀律，不是「由上而下」的「要求」，而是由下而上的「擁護」，是頗具深義的。先撇開列寧這種關於紀律定義的辯證內涵，先來談談當時的情況吧。
二月革命後，俄羅斯的臨時政府處於兩線作戰的困境。一條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線，另外一條是糧食戰線。面對第一條戰線，二月革命後的政府當然是選擇繼續參戰，但這樣的參戰立場得不到當時俄國境內及大戰前線絕大多數俄國士兵的支持，資產階級也越來越不滿意臨時政府面對國內革命高潮的無能，於是開始打起大戰的主意。他們對待臨時政府以及緊接而來革命高潮的策略，可以從里德•哈特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找到答案：

「在10月15日那一天，我與俄國的一個大資本家李安諾索夫作了一次談話。李安諾索夫被稱為“俄國的洛克菲勒”，他在政治信仰上是一個立憲民主黨人。
他說道：“革命是一種疾病。或早或遲，外國一定要來干涉我們的事務，就象醫生要來強行醫治一個病兒，教他如何走路一樣。當然，這樣做是有點不適當的，但各國必須認識到布爾什維主義——諸如”無產階級專政”、”世界社會革命”等具有傳染性的思想對於它們本國的危險……現在有一個機會，也許可以毋須引用這種外力的干涉。那就是運輸系統已經瓦解，工廠正在關閉，而德國人正在長驅直入。也許饑餓和軍事失敗會使俄國人民恢復他們的理智。……”
李安諾索夫先生著重說明他的意見，認為無論局勢如何，企業家和商人決不能允許工廠委員會的存社也決不能比工人參加管理生產。
“至於那些布爾什維克，他們將被下列兩種方式中的一種所消滅掉：政府可以撤出彼得格勒，然後再宣佈戒嚴狀態，那末，軍區司令官就可以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恣意地來收拾那些傢伙。……或者，譬如說吧，要是立憲會議顯露出任何”烏托邦”的傾向，那未就可以用武力把它解散掉。……”
冬天來臨了——那可怕的俄羅斯的嚴冬。我聽到企業家們這樣談論：“冬天經常是俄羅斯最好的朋友。現在，也許冬天會為我們免遭革命之殃了。”在那天寒地凍的前線上，饑寒交迫的軍隊繼續在挨餓、死亡，沒有一點作戰情緒。鐵路運輸在解體，食物的供應在減少，工廠在關門。忍無可忍的人民群眾發出了怒吼，說資產階級正在破壞人民的生活，並且正在造成前線上的失敗。科爾尼洛夫將軍公開地說：“難道我們必須以放棄里加城作為代價，來喚起國人的責任心嗎?”緊接著這句話之後里加城就被放棄了。
我曾經親自在北部前線上遲見一些軍官，他們坦率地說，寧願遭受軍事上的失敗也不與士兵委員會合作。立憲民主黨的彼得格勒支部書記告訴我，國家經濟生活的解體就是使革命信譽掃地的方法之一。有一位協約國的外交官，他的名字我曾經答應不予披露，也以他自己所得到的情報肯定了這件事。我知道，在哈爾科夫附近的一些煤礦，是被它們的業主縱火、灌水破壞掉的；在莫斯料的一些紡織廠，它們的工程師在離去時把機器弄壞；鐵路上的官員破壞火車頭，當場被工人們捉住了。……
有產階級中的一大部分人都寧願要德國人而不要革命，甚至寧願要德國人而不要臨時政府，而且他們是毫不猶豫地這樣說的。在我所寄寓的一家俄國人的屋子裏，餐桌上談話的主題幾乎總是千篇一律地說到德國人的來臨會帶來“法律和秩序”。……」（引自約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第26-27頁）

更別提一大堆偷投機商人的惡行！糧食和日用品的囤積倒賣，就在資產階級有紀律的「破壞革命」下，變成了另一條戰線的犀利武器，無時無刻地刺激著飢餓的人民。
前線呢？英國作家赫伯特．威爾斯1920年秋天訪問蘇維埃俄國的時候指出：「……當克倫斯基沒有締結合約、不列顛海軍沒有緩和波羅的海局勢的時候，俄國軍隊丟棄了前線，跑回俄國，武裝的農民向一股狂潮湧回家園，沒有希望，沒有食品，沒有紀律……」。（引自《"十月"的選擇》，第67頁）軍隊的崩潰導致千百萬逃兵的出現，犯罪行為空前的猖獗，無政府主義傾向迅速滋長，臨時政府束手無策。
不厭其煩地重現當時的情況，是為了使讀者能真實體會一下當時局面的混亂和浮動激昂的人心。所以當時擺在眼前的是：袖手旁觀並且有計劃、有紀律地執行破壞革命策略的資產階級；步步進逼的德國帝國主義軍隊；社會全面的無政府混亂以及壓不住陣腳的臨時政府。這不是某一個名聲響亮的政治活動家靠幾場煽惑人心的動人演講就能扭轉局面的（當時這種孤家寡人的政治明星還真是不少）。這時需要的是一批對革命忠誠、廣泛聯繫群眾、鬥爭經驗豐富的先鋒隊伍，以無私的英雄氣概和敏銳的策略反應，並且用嚴明的紀律統一這一切特點來迎接這個挑戰，這個隊伍就只能是布爾什維克了。為什麼只能是它呢？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提到：
「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紀律是靠什麼來維持的？是靠什麼來檢驗的？是靠什麼來加強的？第一，是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和它對革命的忠誠，是靠它的堅韌不拔、自我犧牲和英雄氣概。第二，是靠它善於同最廣大的勞動群眾，首先是同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但同樣也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聯系、接近，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同他們打成一片。第三，是靠這個先鋒隊所實行的政治領導正確，靠它的政治戰略和策略正確，而最廣大的群眾根據切身經驗也確信其正確。一個革命政黨，要真正能夠成為必將推翻資產階級並改造整個社會的先進階級的政黨，沒有上述條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紀律。沒有這些條件，建立紀律的企圖，就必然會成為空談，成為漂亮話，成為裝模作樣。可是另一方面，這些條件又不能一下子就產生。只有經過長期的努力和艱苦的實踐才能造成這些條件；正確的革命理論──而理論並不是教條──會使這些條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眾性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的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這些條件才能最終形成。」

「布爾什維主義所以能夠建立並且在1917─1920年異常艱難的條件下順利地實現極嚴格的集中和鐵的紀律，其原因僅僅在於俄國有若干歷史特點。」 （引自《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人民出版社1975年單行本第6頁）

除了上述有關紀律的基本論述外，列寧進一步向我們展現了他對俄國廿五年革命運動的科學總結。從這樣的總結裡，我們看到了列寧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形成「極嚴格的集中和鐵的紀律」的結論：黨的主觀條件與客觀鬥爭歷史的辯證統一，才能錘鍊出這樣的紀律。也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如果片面地強調或低估某一個部分，都會削弱黨的紀律。列寧說：「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這個如此現代的武器要發揮作用，就得靠紀律來把各部分有機地組合起來。
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比較具體地提到了布爾什維克的鬥爭歷史，容易使人覺得歷史的鍛鍊極為重要，而忽略了他在主觀因素中一般地提出的紀律「是靠什麼來維持的？是靠什麼來檢驗的？是靠什麼來加強的？」的三點。這三點的形成靠的是俄國更早的「十二月黨人」、「民意黨人」甚至「民粹派」英雄氣概的革命傳統。列寧批判他們的錯誤思想不遺餘力，但對於他們奮不顧身的豪邁革命熱情和自我犧牲，一直都非常欽佩。在克魯普斯卡婭的回憶錄裡，我們都會看到列寧對老民意黨人的深情與尊敬以及民意黨人轉向布爾什維克的欣喜。這些傳統在一定程度上仍給以後的俄國革命運動留下極深的影響。
另外一個值得提出來的，是正確的革命理論。這裡要談的不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內容，而是掌握到這種科學內容前所進行的理論探索曲折。這樣的探索曲折不是尋常的曲折，而是鮮血淋漓的曲折。經歷了這些曲折而最後認識到馬克思主義者時，才顯得格外的可貴。十九世紀末開始在俄國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五年之後產生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兩個路線，這兩個路線的產生，牽涉到了對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俄國實際的策略詮釋不同，當然革命的結局也不同。不管成功與失敗，廿世紀初期的俄國革命運動史是馬克思主義正確與錯誤實踐的示範。
今天的台灣，馬克思主義只是信手拈來的政治理論之一，並不是百折不迴革命試煉的結晶（「現在不是革命的時代！！」）。對這個理論讀書會式的討論，並不必負實踐的義務；而對這個理論由於策略詮釋錯誤而引發的實踐錯誤，也可以指鹿為馬地指責別人拿著革命的火炬看不見前面的泥濘是不能星火燎原的。結果革命的是非問題，變成視力問題；政權的性質問題，變成顏色問題（綠！藍！橘！和粉紅）。理論的庸俗變成庸俗的理論，馬克思主義隨著蘇聯東歐的瓦解，在台灣也只能待價而沽了！至於實踐錯誤所導出的策略詮釋「正確」（！！）只是可悲地糟蹋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純潔性罷了！至於那些「唯實踐論」的反智想法，是永遠無法面對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時代任務的，最後只能墮落成經驗主義者。筆者不點名的批評，一定會引起一些對號入座者的不快，何必不快呢？對你們而言，也不過就是一種理論而已嘛！你也可以說成是筆者資質有限，根本理解不了馬克思主義的博大精深！！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在台灣的危機！！！
言歸正傳。要談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紀律，就得觸碰西方「列寧學」那些專家最喜歡提的「民主」與「集中」問題（其實這些人只想用所謂的「民主」來反對紀律的「集中」）。一談到民主與集中，那些「列寧學」家就喜歡挖苦列寧是多麼不喜歡「自由」這個字眼。在台灣則有人認為列寧「在1905年革命高潮的背景下，……撤回了他發表於1902年的「黨論」中的威權主義要素，轉而支持組織大眾政黨和擴大黨內民主的組織路線。在此之前，他認為這種組織原則只有在西歐民主主義之下才可能實現」。這些西方列寧學式的詮釋，將列寧描寫成把組織的民主與集中原則拿來當作奪權策略的沒原則的陰謀家！這是對列寧最嚴重的污衊！我們接著來看看列寧25年的革命實踐活動中，是如何運用民主與集中的原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