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按：本文首先發表在2003年10月10日的《人間網》，並登載於人間出版社於同年12月出版的《告別革命文學？：兩岸文論史的反思》（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六）。

葉石濤有關台灣文學的議論﹐長期以來一貫自相矛盾﹐前言反對後語﹐論旨返覆無常﹐莫衷一是﹐從來沒有過始終貫通統一的主張﹑立場﹑觀點和思想。這些白字黑字﹑文獻皆在的論說﹐本來只能當兒戲文章﹐不值得研究推敲。無如由於兩個原因—即葉石濤當前已經成為既受台獨派權力的榮寵﹐儼然被台獨派台灣文學研究界奉為宗師﹐插旗成幟﹐更為日本右派支持台獨文論的學界百般獎掖。另一方面﹐開始於一九八○年初中國大陸研究台灣新文學蔚然成風﹐長年以來﹐由於海峽隔斷﹐資料的蒐集不能全面﹐很容易受到葉石濤陽為“愛國主義”的許多說法所蒙蔽﹐再加上由於近年來大陸年輕學界自八○年代以來“全面否定前三十年”的特殊學風的影響﹐少數一些不乏認真治學的學者﹐有意迴避“反對文學台獨”的“政策”﹐力圖在論說上另闢“自主”的研究蹊徑﹐馴至為反撥而反撥﹐在一定程度上揚喻葉石濤。
然而問題的癥結在於實證的資料。二○○○年十一月﹐日本東京的“研文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島利郎和澤井律之合譯出版的日語版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這本書﹐其實是一九八六中文版同作者的《台灣文學史綱》。通史性的寫法與史綱者不同。但日譯本的《台灣文學史》和原《史綱》最大不同﹐不是體例與構成﹐而是葉石濤自己把原在《文學界》雜誌連載的《史綱》中到處出現的“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支流”之類﹑熱情洋溢地強調台灣新文學的中國屬性的文句全部刪除﹑竄改﹐而改筆力言台灣文學脫卻中國的“自主性”﹑“獨立性”﹐並且“低度評價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民族主義﹐並對中國民族主義傾向較強的”文學刊物“《文季》系統的作家﹐採取了否定性的處理方式”﹙澤井律之﹐〈註釋〉﹐第七章註　﹐《台灣文學史》日譯本﹐頁二七一︱二七二﹚而已。
日譯本《台灣文學史》卷末的“解說”分三部份。前兩個部份為　〈關於葉石濤〉﹐寫其生平﹔　〈台灣文學史之成立〉﹐寫葉石濤台灣文學史論之形成﹐由澤井執筆。第三部份〈葉石濤的文學史觀〉由中島利郎執筆﹐寫葉石濤如何使台灣新文學史觀“從中國文學的枷鎖中解放”﹐“表現了台灣作家隱藏已久的真情﹐宣言了不受任何囚限的‘台灣文學’的自立”﹗
在〈台灣文學史之成立〉一節中﹐澤井從一九六六年葉在《文星》雜誌發表《台灣的鄉土文學》說起﹐指出當時葉石濤猶稱台灣作家為“本省籍作家”並強調因“本省”過去“特殊歷史背景﹐亞熱帶季節風型的風土﹐日本人遺留下來的語言﹑文化的痕跡﹐因為與大陸隔絕狀態下形成孤立狀的風俗習慣﹐使台灣與大陸並不完全一樣”﹐所以作為一個作家﹐“發掘這些特質﹐探掘個體的特殊性”﹐其結果“應能擴大我們中國文學的領域”。
澤井也引用葉氏在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在《新生報》“橋副刊”上所進行重建台灣文學論議時寫《一九四一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一文時﹐對日據以降台灣文學的消極評價。澤井說“此時葉氏尚未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並引用葉氏原文為證﹕“……無疑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彈壓下﹐台灣文學走了畸型的﹑不成熟的一條路。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澤井還指出﹐葉石濤在不同文章中經常說﹐在戰後初期﹐甚至二二八事件的前與後﹐台灣人“絕對沒有要把台灣與中國分割開來的想法﹐而台灣知識人大多明確自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一九七七年葉氏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時﹐雖指出台灣有“與漢民族文化不同的台灣獨特的鄉土風格”﹐具備了台灣鄉土文學前提條件的“台灣意識”﹐但澤井說此時的葉石濤也還沒有把“台灣意識”同中國切割開來。他把“台灣意識”定義為“居住在台灣的中國人共通的﹐遭到殖民統治和壓迫的共同經驗”。澤井說﹐這以後葉石濤轉向於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建構使台灣文學自立的台灣文學史觀﹐但澤井懷疑寫《導論》時的葉石濤﹐似乎還沒有到達分離的想法。澤井指出﹐當時的葉石濤還“可能因為受到七○年代台灣思潮的左翼傾向和葉氏在戰後一時左傾的根源﹐在《導論》中也依然強調台灣文學‘反帝反封建’的特質”﹐而且把台灣文學的史源上溯到清代郁永河的《稗海記遊》。澤井說這“可能不是把台灣文學做‘國家歸屬’﹐而是把台灣島史與台灣文學史做重疊思考的“萌芽”。
澤井說﹐八○年代台灣政治條件鬆動﹐先有八三年陳映真寫《山路》﹑《鈴鐺花》等以白色恐佈為題材的小說﹐一九八四年林瑞明發掘《新生報》“橋”副刊有關光復後重建台灣新文學論爭的﹙部份﹚材料﹙但隱瞞了類如楊逵抨擊了台灣獨立﹑台灣託管論的重要文章《台灣文學問答》等文章—作者按﹚﹐一九八二年彭瑞金發表《台灣文學應以台灣本土化為課題》﹙《文學界》一九八二年四月﹚﹐陳芳明在一九八四年自海外寫移台灣發表《現階段台灣本土化論》﹙《台灣文藝》﹚﹐出現了把台灣文學從中國分離出去﹐把台灣文學當成獨立實體的“台灣文學本土化論”﹐搶先於葉石濤的《史綱》。相形之下﹐一九八五年《史綱》初稿在雜誌《文學界》發表時﹐葉石濤還堅持“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的原則﹐文中不時出現“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支流﹐是大陸抗日民族運動的一部份”﹔說台灣文學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台灣文學是“在台灣的中國人所創造的文學”。但這些記述在一九八六年單行本出版時全被作者刪除改寫。澤井說﹐葉石濤之所以刪改初稿﹐是為了“配合八○年代中後‘本土化論’勃興的步調而寫的文學史”。
“改寫”的部份﹐澤井舉了一個實例﹐原初在《文學界》連刊版《史綱》第七章第二節中對《文學》季刊﹑《文季》雙月刊等中國民族主義一派作家作品的評論﹐修改後單行本版中說“﹙《文學》﹑《文季》作家們﹚以大陸的變遷來衡量台灣現實的看法﹐儘管繼承了日據時代作家關懷現實的傳統﹐但在政治體制上﹐今日“大陸”非日據時代的‘祖國’﹐所以他們的思想缺乏現實的基礎﹐無法落實”。文中楷體字部份﹐在原《文學界》版中﹐分別是“遵守祖國之命的傳統”和“他們的思想和政府既定方針相抵觸﹐而產生了紛爭”。
到了九○年代迄今﹐葉石濤的台獨文學史論和文論就更加肆無忌憚了。最近﹙二○○二年﹚﹐葉石濤在日本擁護台獨的學界中公開揚言﹐一旦台灣“獨立建國”﹐由於楊逵﹑龍瑛宗都是“大中國主義者”﹐他們在台灣文學史中的評價和位序應該“重新評價”﹐列為不合“台灣文學作家”之資格的地位。其狂亂囂張﹐另人瞠目。
澤井作為葉書的日譯者﹐卻在卷末的“解說”﹙相當一般學術論著的“導論”﹙introduction﹚﹚中﹐依據文本的仔細校讀﹐指出葉石濤台灣文學史論一路變化的過程﹐最終得到這結論﹕“葉石濤刪改﹙原《文學界》版﹚《台灣文學史綱》初稿﹐是為了配合八○年代中後‘台灣本土化論’的勃興而寫的文學史”。
這是治學態度嚴謹的﹑有學術責任心的學者對讀者的交待。一個為了配合某種主流政治潮流而不惜全盤刪修篡改長年來不斷地宣講的“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之一環﹚”論﹐而且宣講之熱烈﹑積極﹐比起統一派的文論只有遠過之而無不及的人﹐卻在台灣政治氣氛轉變到已無任何政治風險的時候﹐不顧“轉向”﹑全盤自我否定的尷尬﹐翻修自己的核心文本﹐以“配合八○年代中後‘台灣本土化論’勃興”的腳步。這樣的一本書的學術和思想的信用﹐澤井顯然胸有定見﹐並以之宣告於讀者。
有人說葉著《史綱》﹙刪改後的版本﹚﹐是在宣佈解嚴前一年的一九八六年底定稿﹐解嚴﹙一九八七年八月﹚前半年公刊﹐足見葉石濤之大無畏。但是在現實上﹐早在一九八六年九月底﹐“民進黨”突擊式建黨成功。十月﹐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了要“革新”“國家安全法”﹑“解除戒嚴令”和“開放黨禁”的議題﹐“美麗島”案在押受刑人也分批釋放﹙一九八七年一月﹚。一九七二年台灣被逐出聯合國﹐喪失了一個“主權國”的地位﹐國民黨對台統治的合法性受到一九五○年以來最大的衝擊﹐夾帶著民族分裂主義的台灣資產階級反蔣獨裁的民主化運動蜂起。葉石濤十分謹慎地審時度勢﹐才毅然修改《文學界》版本﹐拋出了第一部台獨論的台灣文學史—《台灣文學史綱》。也正因為機會主義者的極端審慎﹐正如澤井利之所說﹐在台獨文論的公開發表上﹐葉石濤的單行本《史綱》出版時間就落在彭瑞金﹑陳芳明的台獨文論之後。
一九四○年代初﹐日帝當局在偽滿州﹑朝鮮﹑台灣和日本本土推動了為尊天皇﹑協贊侵略戰爭的“大東亞文學”﹑“國民文學”﹑“皇民文學”運動﹐不少台﹑鮮﹑滿﹑日作家紛紛轉向﹐屈服在日帝淫威之下﹐至今仍為未經清算的歷史傷口。對這股陰暗的歷史﹐想必是澤井律之所熟知的。而一九八○年代以降逐漸“勃興”的﹑在台灣的反民族文學論﹐在若干日本右翼扶贊台灣民族分裂運動的台灣文學研究界公然的介入下﹐對於我而言﹐是台灣的第二次皇民文學運動﹐問題十分嚴峻。因此﹐讀到澤井利之的“解說”﹐眼光不覺一亮﹐知道日本學界確實還有是非分明﹐態度謹嚴負責的諤諤之士。
 
相對於澤井律之﹐中島利郎一向是立場﹑色彩鮮明﹐毫不隱諱其煽動﹑支持台灣反民族文論的日本學者﹐作為日譯者之一﹐他在葉著《台灣文學史》“解說”第三部份〈葉石濤的文學史觀〉中的思想見解﹐摘要述評如下﹕
中島指出﹐葉著《台灣文學史》從明末沈光文以降三○○年寫到當代﹙而不限於前此之以清代的郁永河始—作者﹚。但中島接著說﹐以明鄭沈光文為台灣文學肇基之說﹐“不始於葉石濤﹐而始於黃得時”。中島筆鋒一轉﹐大發謬論﹐說台灣經荷﹑西﹑鄭氏﹑清朝﹑日本及國民黨以至“李登輝以前”﹐“台灣人都沒有主權”﹐也沒有“作為民族血肉及精神的文字語言”。因為明清時用中國文言﹐至歷史的現代﹐台灣人被“強制使用統治者的語言—日本語及北京話”。中島說﹐及至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台灣才開始形成現代市民社會﹐逐漸產生抵抗日本人的‘台灣人意識’﹐“但當時還不是在戰後形成對抗中國﹑作為異化的‘台灣人’意識”。
中島和一切台灣反民族分離派一樣﹐把“荷﹑西﹑鄭氏﹑清朝﹑日本和國民黨”統治一律看成“外來政權”的統治﹐因此台灣在歷史上從來是“沒有主權”的﹐可任意得而併據的“無主之地”。這就是帝國主義及其僕從所稱“台灣地位未定”﹑台灣需要“正名”的暴言。澎湖至少在宋代已歸福建晉江縣管轄﹐至元代正式設立巡檢司﹐至明代漢人開始較多地遷居台灣島。台灣自古是中國的土地﹐至為明確。及十六世紀重商主義期歐洲向外殖民時﹐荷蘭人曾一時據南台灣為殖民地﹐但不久被明鄭驅逐﹐台灣重歸漢人政權。明鄭亡﹐台灣歸於清王朝﹐大陸漢人移民台灣者陡增﹐島嶼開拓日盛﹐農業和商貿不斷發展﹐行政機構不斷強化﹐終於在警惕到列強對台灣的野心形勢下﹐在一八八五年下詔正式建省﹐以強化台灣之建設﹐抵禦外侮。不幸一八九五年日帝割佔台灣為殖民地﹐至一九四五年日帝戰敗﹐台澎光復﹐重歸中國版圖。
台灣的漢族移民﹐因地緣之故﹐以閩南﹑客家人居多。日常語言﹐甚至到了四○年代“皇民化”時期﹐廣大台灣農村及城市中下層﹐都是閩南語﹑客家語的世界。而在讀書界﹐二○年代新文學運動前﹐也是全中國通用的書面文字—中國文言文的世界。台灣雖來不及和祖國共有形成現代民族國家的歷程即淪為日帝殖民地﹐但大陸語文革命後的新的書面語—漢語白話文﹐卻成為一九三七年日帝以權力禁斷白話前台灣政治公共領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和“文學公共領域”﹙literary public spbere﹚活潑流暢的書面語文。中島就不能不在文章中承認在日本戰敗的前夕的一九四三年﹐黃得時寫《台灣文學史序說》時﹐仍以自己為漢民族自居。中島也不能不承認“在文學上﹐台灣﹙新﹚文學成立後初期﹐台灣知識人都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一支流’”﹐而“台灣知識人皆以北京話作為文學用語”。一九二○年代台灣是在日帝統治下﹐台灣作家選擇“北京話”白話文作為“文學用語”﹐是哪個“統治者”所“強制”的結果呢﹖難道是日本總督府“強制”了二○年代至一九三七年間台灣作家﹑評論家使用中國的北京話﹖而所謂日統期下“抵抗日本人的‘台灣人’意識”既然“不是對抗中國﹑作為異化的‘台灣人’意識”﹐這其實就是中華漢族意識。這是日本統治當局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序說〉中也不能不感慨系之地承認的事實。
而中島及其他日本及台灣的台獨系學者所津津樂道的﹑殖民地化後台灣的“現代市民社會”之形成﹐固然和日帝在台畸形化殖民地資本制生產有關﹐但也不能忘記﹐以漢族意識為根本﹐使用祖國北京白話漢語文為出版﹑論說和文學創作語文的“出版資本主義”為媒介﹐存在於家庭私領域和國家機關的公領域之間﹐真正獨立﹑批判的政治的﹑文學的公共領域﹐才是殖民地“現代市民社會”的真髓。中島利郎﹑特別是藤井省三妄言日統下日語教育之“普及”形成了台灣現代的﹑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是有意抹殺市民公共領域的要素在於對支配權力的批判與議論的獨立性與資產階級民主制的關聯。皇民化時期的日語識字和說寫普級率被誇大﹙學校﹑機關﹑皇民化階層以外的台灣廣泛庶民社會﹐終日佔期間﹐一貫是閩南語和客家話的汪洋大海﹚﹐而殖民地台灣日語圈的國家軍國主義支配性﹐截破了日語教育＝日語成為台灣共同語＝殖民地台灣現代市民公共領域的形成﹐從而成為日後“台灣民族主義”的根柢之說﹐被中島以下的一段話自我否定了。他說﹐在抗日戰爭時總督府禁斷漢語之前﹐台灣新文學運動中台灣作家使用的創作語言皆為北京話﹐象徵了台灣作家抗日﹑反日的精神﹐因此使用漢語創作的作家的內心﹐是作為漢民族而抵抗大和民族﹐隱求紐帶於大陸的感情”。
其實﹐既使在漢語白話被禁斷後﹐以日語創作的作家如楊逵﹑龍瑛宗﹑呂赫若﹑張文環等人﹐也莫不在極度惡劣的環境下﹐以“求紐帶於大陸”的感情與覺悟﹐進行屈折的抵抗。
中島接著介紹了黃得時在《台灣文學史序說》中﹐有關台灣文學的研究對象問題的“五對象”論。眾所周知﹐五對象包括了出身台灣﹙即台灣人﹚﹑終生在台灣生活與創作﹔出身台灣﹐其創作活動也不在台灣﹔不出身台灣﹙不是台灣人﹚﹐在台創作期間短﹐終又離開台灣﹔不出身台灣﹐亦未在台灣生活與創作﹐但寫了與台灣相關的作品……。中島說﹐葉石濤對黃得時擴大台灣文學作家研究對象的說法表示“折服”﹐從而主張把荷蘭治台文獻﹐來台日本殖民作家的日語作品“歸為台灣文學的範圍”﹐從而提出以台灣文學脫中國化找根據的“台灣文學多語言﹑多民族”論。
對於這種歪論﹐只要問一問中島和葉石濤敢不敢向中國大陸﹑南北韓的現代文學研究界提出要求把當年在偽滿﹑朝鮮活動的大搞“國民文學”﹑“大東亞文學”﹑“皇民文學”的作家寫進中朝﹙韓﹚文學史﹐就知道問題的荒謬和寡廉鮮恥。廣大舊日本殖民地現代文學史中作家“轉向”問題﹐在殖民地的日本御用作家作品的後殖民批判﹐才是我們這些日帝舊殖民地文學史迫切的研究課題。
但中島對台獨系學界在一九九四年召開公開高舉皇民作家周金波的所謂“賴和及其同時代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會議”中﹐以及嗣後葉石濤努力譯介出版其業師西川滿﹐打破了“戰後﹙台灣﹚鄉土派作家對將日本殖民作家寫鄉土作家並列的抵抗”﹐表示稱許﹐而對於葉石濤繼續譯刊皇民派殖民作家濱田隼雄﹑龜田惠美子﹑河合三良﹑　井基郎﹐讚稱是葉石濤台灣文學史觀“世界化”﹙即脫中國化﹚的視野。
英國文學史有專節介紹在殖民地印度出生﹑生活﹑創作的帝國主義作家瑞‧吉甫林﹐但印度文學史卻找不到把吉甫林當成印度文學家的論述。日本文學史﹑中國和朝﹑韓現代文學史也絕不能找到描寫東北﹑蒙古﹑朝鮮生活的日本殖民御用作家的章節﹐而既便是日本文學史中﹐也絕找不到西川滿﹑濱田隼雄一類人的文學地位。義大利文學史﹑德國文學史也找不到法西斯蒂和納粹作家。被反法西斯世界鬥爭棄若污物猶恐不及的戰爭協力“作家”﹐卻只有在台灣的獨派和日本來台的右派“學者”放肆地哄抬﹐思之心痛﹑可恥﹗
中島和台灣的反民族派一樣﹐扭曲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五○年代白色肅清和七○年代鄉土文學論義的歷史和思想意義。他說﹐光復後﹐經歷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加速了對大陸的精神異化”﹐產生了“第二種”﹙離反中國的﹚“台灣意識”﹐而在文學上﹐中島認為經過七○年代鄉土文學論爭﹐促成了離脫中國文學的“台灣文學”這個概念的確立。
事實上﹐正如澤井律之所說﹐連葉石濤自己都多次說過﹐二二八事變之前或之後台灣知識份子和人民都不曾有過與中國分離的思想。中島應該知道﹐一九四七年三月大屠殺後八個月﹐在《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上的重建台灣文學的一年多的論議﹐充滿了台灣﹑台灣文學與中國﹑中國文學不可分﹔省內外文學者要力爭彌合二月事件的傷痕﹐呼喚民族團結﹔楊逵更敏銳地提出了反對台灣獨立和台灣國際託管的外國陰謀。而一九五○年代初的白色肅清﹐是二二八事變後﹐大量經由二月慘變而覺悟的在台灣的省內外青年﹑工農奔向中共地下黨﹐在韓戰爆發後遠東冷戰構造形成過程中遭到殘虐屠殺和投獄﹐它的背後絕不是什麼離脫中國的“第二種台灣意識”。至於一九七○年代現代主義詩批判和鄉土文學論爭﹐是在保衛釣魚台運動左翼影響下﹐台灣文論的向﹙新﹚中國指向和理論上的向左迴轉﹐是一場文論上的左右鬥爭﹐今日反民族文論家當時都沒有人參與這一場險惡的鬥爭﹐和“第二種台灣意識”更扯不上關係了。
而中島認為葉石濤便是在這脫中國化的“台灣文學”意識趨於明確時的產物。在與澤井律之不同的意義上﹐中島也指出了葉石濤改寫原先充斥著“台灣重回祖國”﹑“台灣文學是屬於中國文學一環的文學”﹔雖然五○年以後“台灣文學和大陸文學完全隔離而獨自發展”……但其“﹙中華﹚民族主義傳統和現實主義風格皆未改變﹐因此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緊密的一支流”的說法的﹑《文學界》一九八六年版的原序﹐在一九八七年葉石濤為單行本《史綱》的出版所寫的新序全部“刪除清算”。但中島語帶稱許地說﹐葉石濤現在已經明確主張要從脫卻中國的“台灣文學”的“自立”﹐建構其獨自的世界觀﹐“表現了台灣作家隱抑已久的真情﹐宣言了不受任何囚限的‘台灣文學’的自立”﹐從而走上台灣文學﹙脫卻中國﹚的“世界化”。曾經在台灣施行苛烈的殖民統治的日本“學者”中島利郎在毫無歷史反省的意識下﹐肆無忌憚地發出這樣的暴言﹕“‘台灣文學’是集居在叫做‘台灣’的島嶼上的人們所創始與發展。產生了三百年來只有‘台灣文學’所能有的個性與個別性﹐既不是中國文學﹐也不是日本文學﹐而是除了台灣的土壤之外不可能產生的文學……”其為台灣反民族文論的逆流公然煽風點火﹐已經到了狂妄的極致了。
 
對於葉石濤二十多年來關於台灣文學性質論的混亂﹐澤井律之斷定了《史綱》或《台灣文學史》是“為了配合八○年代中後‘本土化論’勃興的步調而寫的文學史”﹐那也就不啻說是一部政治上﹑文論上機會主義的書﹐當然不能成為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
中島利郎和台灣在地反民族文論家一樣﹐對如何解釋葉石濤理論的矛盾多變﹐苦於無法圓其破綻﹐但說來說去﹐只有為葉石濤加上“面從腹背”—在戒嚴時代無說出自己的本音﹐甚至不得已而說出違心之論—的遁辭。
事實上﹐幾乎有一代當前的反民族文論家﹐在七○年代末以前全都說過“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之一環”的話。八○年代初他們紛紛向反民族論轉向時﹐已經留下了大量令自己尷尬萬分又無法否認的“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之一環”論﹐但都為自己﹐為彼此找到“戒嚴時代面從腹背”的遁辭。
在暴力強權下﹐表面屈從﹐但腹心中堅持反背﹐是一種可敬的抵抗。日本皇民化暴政下﹐有像楊逵那樣絕不放棄可以利用的機會和題材﹐寫包藏反抗意志的作品者﹔有不理會戰爭教條﹐自顧寫台灣的中國生活風俗傳統的葛藤的呂赫若﹑張文環﹐有寫殖民地知識份子的苦惱與頹廢的龍瑛宗﹐也有停筆不寫﹐以緘默抵抗﹐或偶爾虛應故事﹐虛與尾蛇的。
因此﹐如果要說葉石濤是戒嚴體制下﹐“面從腹背”﹐而實際上自有台獨原則信念的人﹐他可以封筆﹐也可以“虛應故事”。但葉石濤留下來的“台灣文學的中國性質論”不但說得多﹐說得掏肝挖肺﹐熱烈亢進而且斬釘截鐵﹐但對此至今連個像樣的反省和交代都沒有﹐而且還性急地要打倒楊逵和龍瑛宗﹐顧盼自雄﹐得意之極。
“機會主義”和“面從腹背”之間有一條絕不可混淆的界限。說葉石濤是無原則的機會主義者﹐他卻早在七○年代就受到“左獨”派史明的台灣史觀深刻的影響﹐經過精心包裝﹐第一個在島內提出所謂“台灣人意識”的概念。
但如果要說葉石濤不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只要想到日本戰敗前夕他在西川滿門下充當少年打手﹐大批台灣抗日派老前輩的“狗屎現實主義”﹐光復後又略見“左”傾﹐痛詆台灣文學之“不成熟……”﹐強調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最壞的一環”﹐後來逐步發展到“台灣文學是大陸抗日民族運動的一部份”。把台灣人說成“在台灣的中國人”﹐他說得比陳映真還早。這樣的一個人﹐有誰能擔保海峽形勢改變﹐民族團結和平統一成為時代趨向時﹐他會講出什麼樣的論調來。
是機會主義的變色蟲﹐就絕不能是在逆境中面從腹背的志士。葉石濤是變色蟲還是志士﹐歷史和人民自有公斷罷﹗
二○○三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