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與再造》04年8月起連載的M. Hart-Landsberg與P. Burkett的大作《中國與社會主義》，是久已期待的論文。讀後，有一點膚淺的，甚至出乎自己意外的感想。
對於一個在1937年台灣出生的知識份子，對社會主義理想的嚮往，和對於在冷戰與內戰疊合構造下被分斷的祖國的嚮往，是相互血肉相連地相結合的，也從而使我度過了飽受各種壓抑和坎坷的半生。因此，我的思想和感情不免隨社會主義祖國的道路之起伏而起伏。1990年以後，我一次又一次在親眼目睹中國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而為之欣慶之餘，心中也不免留著一個急待回答的問題：怎樣理解中國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原則理想的距離？
讀了《中國與社會主義》，一方面感到中國關心的知識份子應該自覺地超越官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框架，擴大世界發展社會學的視野，另一方面也要從中國人民尋求自我解放的歷史、和當前美日新保守主義極端敵視中國發展，中國和日美軍事同盟對峙甚至交戰的可能態勢，去看待問題。
人云云殊的評價
關於中國大陸迅猛的、大面積和大體積的經濟發展的報導與評論，自《中國與社會主義》發表前的十多年及其後至今，更是成篇累牘、無日無之。
中國的經濟在不斷發展。但發展的性質是一時性的還是持續性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發展，還是新自由主義「左」派認為的資本主義發展？眾說紛紜，人云云殊。右派認為中國的發展是邪惡的威脅，必須遏制；認為貧困落後基礎上的中國的發展，必然會遭逢致命的矛盾而導致全面崩潰——在這一點上，和極端「左」派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會遭到世界資本主義不可克服的內外矛盾的拖累而崩解之論，異曲同工。當然，更多像《中國與社會主義》的作者一樣，指出中國的發展被新自由主義的「左」派視為資本主義勝利的樣版。左派的評論，不少人認為中國當前的發展是「向資本主義倒退」，是「修正主義」，是對毛主義的背叛。正如《中國與社會主義》指出，世界左翼論壇中，更有不少人認定中國的發展是「市場社會主義」、「中國社會主義初階段」性質之發展的成功範例，而給予充滿期待的評價。
新的生產方式之物質條件
《中國與社會主義》的作者們說，一直到1976年毛澤東主席去世時，「中國人民還遠未實現社會主義的希望」。這使我不斷想起馬克思著名的陳述：「任何生產方式，在與之相應的物質條件出現之前，是絕不會產生的。」如果，即使推倒了「三座大山」，打倒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進行了相當成功的土地革命，建設了保衛革命所不可少的現代軍事工業和基本的重化工業，到了1976年，「中國人民還遠未實現社會主義的夢想」，則只能說與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相應的物質條件（物質生產力），至少在1976之前尚未「出現」吧。那麼累積了1920年代到1978年曲折經驗的中國共產黨決定在黨的領導、控制、監督下進行「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全面提高生產力，為中國真正向著社會主義這一新的生產方式過渡創造充足的物質條件，怕也難謂沒有理論上的正當性。
從勞動力轉化為買賣對象的市場商品，據以創造價值並剝削之；中國革命使勞動從封建、半封建宗法枷鎖中解放而成為在「新時期」中可資自由出賣的商品；「非公有」企業的出現使勞動和勞動工具分離，並使勞動工具部分集中在「非公有企業」的工廠主手中，雇傭勞動體制的形成⋯⋯，1978年以後的這些劃時代的變化，客觀說，是向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變化。國有制、集體所有制、國家宏觀調控與調節的存在和成功的操作，當然使大陸經濟有一定的「社會主義」性質。但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推移的世界史看，不同形式的國家介入下的資本主義化，早在舊俄彼得大帝的資本主義化和明治日本的資本主義化就開始了。俄日兩國的資本主義工業化，都缺少強大成熟的資產階級推動，都是國家政權為了模仿西方，走上資本主義化並在遠遠尚未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對外軍事擴張，強以帝國主義的掠奪完成原始積累。這第三波（英國為第一波、美法德為第二波）資本主義工業化，沒有資產階級革命來建立資產階級國家，只有受到模仿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潮影響的少數上層階級菁英。兩國的資本主義工業化都是由上而下、由模仿西方的帝國主義「富國強兵」的志向的皇室、官僚和菁英階層推動，卵翼了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第四波資本主義工業化
而戰後先以「亞洲四虎」代表的「第四波資本主義工業化」，由於受到殖民地歷史的影響，台灣地區、南韓、（殖民地）香港和新加坡都沒有強有力、成熟的資產階級出而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冷戰和內戰前線的台灣地區和南韓，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既薄弱又飽受親美反共獨裁政權的鎮壓。香港的殖民體制下沒有資產階級市民運動，更沒有資產階級民主。新加坡在李氏獨斷統治下亦然。「四小虎」戰後的加工出口資本主義化，也是在美援、外資推動下由上而下，由反共獨斷政權，在東亞冷戰的地緣政治下發展的。和第三波不一樣的是，戰後世界已被新老帝國主義瓜分淨盡，無法也無力進行以帝國主義擴張遂行掠奪性積累。
所以1979年後中國大陸的共產黨領導下的「類資本主義工業化」，經過革命的洗禮，中國的資產階級更為勢單力薄，一直到今天，他們都不可能是承擔中國1980年後類資本主義化的階級。發展的承擔者，更其明白地落在國家政權和黨的肩膀上。沒有資產階級，沒有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沒有「自由」、「民主」那一套資產階級口號，在1920年代到1979年工農革命經驗的明暗和坎坷基礎上，中國共產黨採擇了吾人今日所見、由國家和黨指導監控下的「類資本主義」的全面提高物質生產力的工程。
而中國的工業化不能、從原則上也不允許第一波至第三波西方工業化之以殖民掠奪、不正義貿易秩序進行積累，就必須清醒而有原則地援引外資，來縮小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距離，並以正常的國際貿易輸入石油、礦物、農畜產品，輸出輕工產品，甚至在第三世界投資，逐漸成了推動世界經濟的富有潛力的增長點與火車頭。
中國大面積和大體積的工業化
手邊有一份美國的日本研究所主任、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教授、主任查默爾·詹森（Chalmer Johnson）的論文，可以從中概括中國在開放改革以來的發展。據詹森的研究，20年來，中國經濟以平均每年9.5%的速度增長。中國超大面積和體積，超多人口的快速、持續、高額工業化增長，是世界發展經濟史上空前的事態。其性質、影響力，絕非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分別在香港、台灣、韓國展開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所可比擬。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和印度的工業化，改寫了幾個世紀以來由西方主導和獨佔的經濟發展。中印的相繼發展，改寫了日本在亞洲獨自工業化，無與匹敵的歷史。許多研究者開始觀察一個「亞洲資本主義工業化」的世界經濟構造的可能性。
詹森指出，以一般計算方式（匯率和物價等），中國已是世界上第六大經濟體。但如果以產值、購買力等之計算，中國是是今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03年，中國GDP是美國之半，即相較於美國的10.7兆美元的5.7兆美元，但分攤在13億人的人均GDP為4,385美元。中國對外貿易額2004年為1.2兆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同年中國對美貿易額驟增34%以上，使美國西岸頓成為美國最繁盛的港口。不少進步人士批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在15年艱苦的自衛性談判之後。但英國《金融時報》評論，中國在2001年進入世貿，其影響「不只是重要的，甚至是關鍵的」。在中國生產、組裝的電腦，DVD機、電視機洪水一般流入美國量販店售出。
2004年，歐盟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經濟伙伴。中國與歐盟間貿易額早已超過了中美、中日間的貿易總量。中國與歐洲的強化中的經濟紐帶，顯示出共同持有反對單極獨霸的世界秩序，尋求多極和平共榮世界秩序之理想的中國和歐洲的戰略聯合，直接掣肘了美國和追隨美國的日本之霸權體系。
另據美國CIA研究，2005年，中國國民生產毛額將趕上英國，2009年，趕上德國。到2042年，中國GDP將與美國匹敵。詹森引述前世界銀行副總裁布爾其（S. J. Burki）保守的估計（以6%為中國經濟的年增長率），到2025年，以產能與購買力等評估，中國將躍居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而2010年日本將因生產人口嚴重下降而難逃沒落的命運。
關於外債問題，詹森認為中國外債將控制在易於償還的範圍。美日外債都在7萬億左右的赤字。人口為美國一半的日本，外債問題更為嚴重。
嚴重關注發展的人的與社會的後果
當然，尤其對中國左派而言，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類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後果，一直是關切的焦點。持續的階級分化，發展不平均帶來的地區經濟格差，貧困和失業問題，相應於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發展，而在黨內外強力滋長的資產階級思維、價值和生活方式，教育、醫療、保健甚至司法領域的資本主義市場商品化，知識份子意識的脫群眾化和個人主義菁英化，以及蛀蝕官僚體系的貪腐痼疾，不加以嚴重關切和處理，終將深刻破壞廣泛生產者、中間知識份子與黨的關係。胡錦濤的黨中央，再次要求黨政靠近人民；要求重振黨員的先進性，要求強化馬列主義的教育，都是有見地的措施，但也要充分估計到作為資產階級思想之物質基礎的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作用。殘酷、甚至血腥地犧牲農民，達成資本原始積累，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不可避免的命運。擁有九億農民的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也形成了複雜、難解、甚至是慘痛的「三農問題」。近年來中國政府推行了多項針對「三農問題」的改革政策，包括取消農業稅、加大國家預算對農業的投入、鄉鎮機構調整、農民工權益保護等等，以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如此堅決推動諸多大手筆的改革措施，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史中不曾有過的事情，有限度地說明黨和國家的干預在解決「類資本主義發展」中社會正義和福利問題上的可能性。但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人的價值，人的自由發展和嚴重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應該受到不懈的、嚴格的監督與關切，是關心中國社會主義，中國經濟發展的討論中不容忽視的焦點。
改變既有單極獨霸、美國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
當前中國的發展在規模、本質上與上世紀中後「亞洲四虎」的發展完全無以比擬。後者規模小，香港是特殊意義上的英殖民地。台灣地區和韓國是美國東亞冷戰前線美國新殖民地附從政權。新加坡則是現代官僚管理下的商業金融經濟下的小城邦。但，雖有關心的左派認為中國正一步步陷入「國際獨佔資本體系的操控」，但是更雄辯的事實是，中國正清醒明智地利用她猛爆性的產業化經濟發展，將不斷巨大化的綜合國力，翻轉成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政治、外交、經濟和文化力量，以和平共處五原則，和第二及第三世界國家發展貿易和投資，逐漸在歐洲、中南美洲——甚至非洲和東南亞各國結成貿易伙伴與戰略伙伴關係，竟而隱約中形成針對單極獨霸的政治經濟秩序，推動以多極、和平與發展為核心價值的新世界秩序。而這一切發展與成就，離開中國「開放改革」的獨立自主的類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發展所增大的生產力，是難以想像的。
為了推動多極、和平與發展的世界秩序，中國的外經貿工作成就非凡。05年，中國在APEC中的影響力令人矚目。中國和伊朗、和歐盟關係的顯著發展也是世界外交上的亮點。為了保證中國發展中急需的油源，中國介入日本和伊朗的油貿。2004年，中國和伊朗簽定了70億及100億美元合同，使伊朗獲得有史以來最大的買賣，除了保證25年期內向中國供應每天15萬桶原油，中國還協助伊朗建造運油到中國所需的大油輪。伊朗公開宣稱，他將以中國取代日本為最大的原油顧客。在這故事的背後，美國向來因伊朗核武開發而主張對伊朗施加懲罰性禁運。但中國一貫不贊成動輒對人施加禁運而主張以和平談判解決問題。中國的立場深得伊朗人心，加上中伊油貿中還附帶協助伊朗發展貨運汽車、修築鐵路及鋪設輸油管，使中伊兩國經濟伙伴關係緊密化。
由於對以多極、和平與發展的世界秩序之推動有共同語言，歐盟與中國的貿易、外交關係有迅速的發展。到了今年，歐盟輿論主張解除對華自1989年以來長期武器禁運之聲甚囂塵上。雖然美國以禁運解除將「破壞台灣海峽的軍力平衡」力阻，一般估計禁運的解除近在眉睫。
在美國視為其獨佔的禁臠的後院——中南美洲，中國也老實不客氣地展開商貿和外交攻勢。2004年11月，胡錦濤到巴西做了為期五天的訪問，簽定了十幾個巨面額的貿易等合同，擴大巴西對中國市場的出口和中國對巴西的投資。中國同意資助1億3千萬美元修建輸油管，以利對華輾轉輸出原油。兩國同意建立戰略伙伴關係，將兩國貿易自2004年的10億美元增加至05年的20億美元。
就是在這次成功的訪問中，胡錦濤指出，「中巴戰略伙伴關係象徵一個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政治秩序。」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中，中國與阿根廷、委內瑞拉、玻利維亞、智利和古巴簽定了重要投資計畫。2004年12月，委內瑞拉領導人訪中，同意中國在委國廣泛開採油田的投資。須知向來委國原油的60%都賣給美國。中國將依約投資70億美元在委國開採原油。
在亞洲，2004年11月ASEAN 10國開會，有中、日、韓領導人參加，但美國卻沒有受邀。會中同意在05年召開東亞高峰會議，為最終形成「東亞共同體」做好準備。2004年，中國與ASEAN 10國同意在2010年成立東亞自由貿易區。中國與ASEAN各國間的經貿，自1990年後，每年以20%的比率增加，迄2004年貿易額已高達100億美元。
亞洲的這一態勢，使日本處境尷尬，美國憤怒。在台灣海峽，中國部署了目的在防禦美國干涉攻擊的大量飛彈及其他軍備，是今天全世界唯一以美國為目標的武裝布建。但中國也明確表示中國只求保衛自己的領土主權的獨立完整，反對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但絕不求戰，而一心謀求和平解決台海問題。由於中國在外交、經貿上互利共榮的政策，中國的和平立場受到國際社會的理解。
如果中國以不斷增大的生產力，把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貿易及戰略伙伴關係連接起來，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意識，推動反對單極獨霸的世界秩序，建立一個多極，平等、和平、互利和共榮的世界新秩序，美國就不能不被邊緣化而日本則不能不陷於孤立。美國低估了亞洲經濟危機中對亞洲頤指氣使，狹隘意識型態的姿態在亞洲人記憶中的負面影響，而日本也長期以傲慢、不屑悔過的態度面對它在亞洲、特別是對華15年侵略戰爭和50年殖民統治台灣的責任，都將使美國和日本在新世紀「亞洲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失去霸主的地位。
如果中國的工業化逐漸顯示對世界外交、經濟、政治的舊有秩序的挑戰，也許提醒人們不能習於來自右派和左派對中國發展的，不免受到意識型態左右的過低評價。對中國發展的批評和低度評價由來已久，但至今十幾二十年來這些批判與負面預測，沒有一條成真。科學、富有創見的評估和認識中國的工業化之發展社會學的意義，成為急迫的理論課題了。
美日新保守派對中國的威攝
二十世紀末蘇聯瓦解後，2001年美國和日本的極右保守派執政，美國把原先瞄準蘇聯的核武器改而瞄準新中國。美國悍然違反三個公報，公然恢復美台高階軍事商談和討論關於「防衛」台灣時的軍事補給政策。美國在東亞擴充軍事人員的配備，重新佈置美國在日軍事基地，更重要的是，美國大力推動大膽的日本再武裝計劃。
2001年4月美國間諜飛機悍然在中國領海挑釁，造成中國一架飛機和一位機員的毀殤，雙方一時劍拔弩張，至9/11事件後才緩和。
2004年夏天，美國大艦隊在太平洋地區舉行Operation Summer Pulse ’04的軍演，大力炫耀美國武力，大有對華重演艦炮外交的態勢，同年底，陳水扁以推動台獨的激烈言論競選，都引起中國高度戒備。大約有鑑於此。鮑威爾在台大選前於北京公開聲言美國對台政策是「台灣不是獨立的國家」、「台灣不具國家主權」；「美國不期望兩岸採取軍事行動，以免阻礙雙方尋求國家統一的共同目標」。但另一方面，美國情資機關多次評估中國武力現代化速度遠高於一般的設想。2005年2月美日新的安保條約將台灣列入「美日共同戰略目標」。這是1945年日本戰敗後第一次公然表示要武力干涉中國的內政，情況是嚴重的，使中日關係緊張，海峽危機加深。此外，從小泉就任首相後，就執拗地堅持每年親自「參拜」日本軍國主義戰爭象徵的靖國神社，羞辱遭到日本戰禍最為慘重的中國，直到最近，小泉迫於中國的壓力下，才公開口是心非地重複了前社會黨村山首相的為戰爭負責任聲明歉意的講話。
小泉的鬆口，另一方面源於2001年到04年間日本對華出口猛增370%，對激活日本資本主義長期停滯起重要作用。日本經濟越來越依靠中國經濟成長的活力，已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的經濟發展——我不想套用「中國的崛起」的說法，在美國極端右翼保守勢力當朝下，能否和平地容納中國的和平、低調的發展，是個很大的疑問。如果不能，像美國這空前巨大、傲慢、貪婪的戰爭機器，會不會為中國和世界帶來戰禍，查默爾·詹森教授是悲觀的。
結語
在這樣的態勢下，中國左派要怎樣正確的看待祖國的「類資本主義」及其發展，除了人云亦云，是不是有可能尋求科學的、獨自的理論上的探索？
馬克思曾對波蘭和愛爾蘭的同志們說，共產主義者應該義無反顧地先投身於重建飽受到列強分解侵凌的祖國的強盛統一，則無產階級才能在一個統一強大的祖國社會中成長為一個強而有力的階級，為自己的解放鬥爭。台灣的左派又怎能將強權下民族分裂，追求祖國的強大與統一的問題束諸高閣，視如無睹？
正如前民主德國駐華大使羅·貝特霍爾德在他的《中國正走社會主義道路》一書中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成功地推倒了新老殖民主義的統治，走向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在生產力高度發展之後出現的社會」，要向社會主義過渡，執政的共產黨必須先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實現建立穩固的物質經濟基礎。
如果中國把當前階段的奮鬥目標擺在全力發展生產力，建設高度發展的產業體系，是為向未來社會主義階級打好物質基礎——而且現實上中國不僅為自己的發展而努力，並且現實上運用自己的發展形成中等發達或欠發達社會共同發展，塑造一個多極、和平與發展的新的世界秩序，萎縮單極、戰爭、霸權主義的世界秩序，人們是不是需要尋求一個新的思維的維度來加以評價呢？
貝特霍爾德說，中國當前的道路不免引來惡意和善意的批評。「但看來建設社會主義沒有現在的答案。也許有些政策在日後看來是錯誤的——而也有些是正確的，但中國人民卻不能因為擔心犯錯而裹足不前⋯⋯」
而在「不能裹足不前」之前，歷史正召喚著全中國的左派，從自己自求解放的偉大歷史中反思，看清眼下的道路，總結經驗，探索一條被壓迫民族尋求獨立自主的發展的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