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映真，男。原名陈永善，笔名陈映真、许南村，台湾省台北县莺歌镇人，台湾日据时期1937年11月8日生。知名作家、理论家，曾担任人间杂志发行人、中国作家协会名譽副主席， 2016年11月22日在北京病逝。

一、离奇的社会性质论

去秋，陈芳明先生（以下礼称略）发表了〈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联合文学》月刊，一九九九年八月号），宣告他要以「后殖民史观」去「建构台湾新文学史」，并进行台湾新文学史的分期。他主张「要建构一部台湾新文学史，就不能只是停留在文学作品的美学分析，而应该注意到作家、作品在每个历史阶段与其所处时代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他并且说，他在「建构」这部新的台湾新文学史时，要以「对于台湾社会究竟是属于何种的性质」的问题之究明为「一个重要的议题」。陈芳明于是把结论说在前面。他认为台湾社会的总的性质是「殖民地社会」，「则在这个社会中所产生的文字，自然就是殖民地文学」。

这就牵涉到关于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性质理论和殖民地社会理论了。小论的目的，只限于审视和批评陈芳明据以为台湾新文学「分期」之基础的「台湾社会性质」论，至于陈芳明依其台湾社会性质说所造成的关于台湾新文学史论的全面错谬，则等待以后的机会加以批评。

社会性质论，又作「社会形态论」或「社会构成体」（social formation）论，指的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中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发展之独特的性质、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之独特的形态与性质的总和。马克思据此以说明人类社会依其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演化，一般地、平均地把资本主义以前的诸阶段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推论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虽然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目前在现实上受到挑战，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及前此各阶段社会的分析之科学性，仍有强大的威信。

马克思的这一概括的五阶段社会发展理论，当然主要地以西方先进、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史为言。到了十九世纪中后，西方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以资本输出，掠取他民族／国家的工业原料，并强占其市场以倾销其工业产品，来扩大其资本的积累与再生产，这就形成了帝国主义。而为了在帝国主义各国竞逐原料和市场的斗争，帝国主义往往又以暴力强占亚、非、拉广泛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施加直接的、强权的政治统治与经济榨取，使这些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于是，在十九世纪中后以迄于今日的帝国主义时代，沦为殖民地的各前资本主义的、后进的社会，在社会发展阶段中，便多出了一个外铄的社会性质，即「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性质，说明这些社会在世界史的帝国主义时代所处的地位。这些社会的殖民地化和半殖民地化，又对于这些帝国主义支配下前资本主义各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复杂、深刻、负面的影响。

以中国社会史为例。秦汉以后，中国社会从贵族封建社会（农奴附属于土地，土地以贵冑家族世袭而不能自由买卖，以农奴的力役与实物地租为搾取形式等等）转化为私人地主封建体制（私人主佃封建关系，土地可以买卖，佃农对地主、土地的半农奴依附，地主经由封建地租和力役对佃农进行剥削，等等），并经历了两千多年停滞反覆的、独立的地主封建制。直到一八四○年，以鸦片战争战败为起点，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列强侵凌下，从独立自主的传统地主制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因为清帝国毕竟勉强维持着残破的主权政府在形式上的「独立」，但全中国则早已分别被列强分割成各国的势力范围 、租界地和殖民地（如香港和台湾），国防瓦解，海关为外国所把持，国已不国。半封建，是因为帝国主义强开中国的门户，以强权通商，使资本主义生产、商品和金融资本破门而入，相对扩大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自给自足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而促其瓦解。

然而，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的目标，绝不在彻底扬弃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例如本地封建社会），从而催促其资本主义现代化。帝国主义的目的，是使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其附庸，限制殖民地经济自然、独立发展，把殖民地改造成为帝国主义独占资本掠夺原料、独占市场的基地，并且以其强大的金融资本控制殖民地银行、厂矿、交通工具和相关贸易及商业，打击和压抑当地民族资本的正常发展，一方面又与殖民地半封建势力如地主、买办、官僚和军阀相勾结，通过巩固和利用本地半封建、或封建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对广泛的殖民地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夺与压迫。总之，帝国主义一方面相对性地带来资本主义诸关系，促成殖民地传统封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瓦解，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藉巩固和利用殖民地传统封建势力如地主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物质基盘，以遂行帝国主义独占资本的积累与再生产。如此，一方面是传统封建体制的动摇与瓦解，一方面是本地资本主义发展受到构造性的阻碍与压迫，成为停滞在从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移行之半途的、「半封建」的畸形社会。

因此，在马克思社会形态发展理论中，就绝没有一个单独称之为「殖民地社会」的社会阶段。原因无他：「殖民社会」不是一个单独、固定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必由的阶段。殖民经济是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先进资本主义以金融资本的形式向前资本主义社会输出，掠夺其原料、独占其市场所形成的经济，使殖民地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故「殖民社会」的概念，离开了这些变化后的具体的社会性质或形态的描写，就空洞而无意义了。此所以殖民地下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形态）都是以「殖民地·封建社会」（例如商业资本主义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荷据台湾招募中国东南沿海贫困农民进行东印度公司下的封建榨取的体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鸦片战争后的大陆社会和鸦片战争后直到日本统治前的台湾），以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殖民地化以后的朝鲜和台湾）为表述。

则陈芳明的「殖民社会」论，在社会形态论上是毫无根据的。陈芳明说，甲午战败，「台湾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岛上的原住民社会与汉人移民社会，在一夜之间，被迫迎接一个全新的殖民社会」。「原住民社会」与「汉人社会」，是种族概念，而「殖民社会」则是政治经济学性质的、是社会科学的概念。于此，尤见陈芳明对「社会性质」理论的混乱了。

二、日本殖民地下的资本主义问题

基于他自己关着门炮制的「台湾社会是属于殖民地社会」的「史观」，陈芳明「建构」了一个把台湾社会史──从而是台湾新文学史──分划成「殖民时期」（一八九五〔新文学则始于一九二一〕∼一九四五）；「再殖民时期」（一九四五∼一九八七）和「后殖民时期」（一九八七年迄今）这么一个三阶段论。前提既错，在这错误前提上「建构」起来的全「史观」的谬之千里，是自然不过的了。

仅仅说日据台湾社会是「殖民社会」之不通，已见前述。在这新写的新文学史中，陈芳明不惮于一再描述日本殖民地下台湾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扩大，谓「日本资本主义在台湾奠基与扩张」，使「日本资本主义」为台湾带来「现代化」；又说「日本统治者所引介进来的「资本主义与现代化」，为「台湾社会造成最大的冲击」。而据说「没有殖民体制的建立，就没有现代化生活的改造」。在别的地方，陈芳明也不惮于宣传「日本资本主义在台湾社会的深化与扩张」。总之，陈芳明认定了日据台湾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相当「扩大」与「深化」的殖民社会。这就得考察殖民地台湾的资本主义的具体情况了。

日帝据台之后，立刻展开了为日本独占资本在台湾顺利发展所必要的「基础工程」，如众所周知的土地林野的调查、土地所有制度的改革、货币度量衡的统一化、排除鸦片战争以后来台的西方资本势力，等等。这些基础工程，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身，却为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在台湾扩张和超额榨取，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形成了母国日本与殖民地台湾之间的不平等分工，使台湾在经济上固定为对日本供应原料与农产品食粮的基地，台湾经济丧失其主体性，而庸从为日本帝国主义经济积累的工具，并被迫形成日本的米-糖单一性种植（monoculture）的基地。台湾本地传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糖作坊和台湾人现代资本主义制糖资本被迫解体。一九三○年以后的军事工业化，在军政统制下，台湾人工商业资本与土地资本进一步萎缩。在日帝统治下，以制糖工业为中心的日本籍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本地台湾人资本则遭受强权的、制度性抑压，豪族资本也只能依附在日本独占资本中，无权独立组织公司以发展。

此外，一直到日本治台四十四年的一九三九年，台湾的农业产值皆高于工业产值，说明尚未资本主义工业化。一九三九年到四五年，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但考虑到工业产值中制糖工业（及其他农业加工业）占其中之大半以上，復加上战争工业化的夸大性，实不能加以过大评价。

而在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保护和巩固了台湾的半封建地主·佃农体制，并在这半封建的土地关系上，建立了以糖与蓬莱米为中心的殖民地剥削经济体制。日本将台湾殖民地化，并没有使台湾土地关系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大农场经济，而是以强权保留和强化了小面积佃耕和现物地租等半封建剥削体制。

因此，陈芳明的日据台湾社会为「殖民社会」之论，显然不曾理解到帝国主义下台湾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复杂的变化，即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变化，从而过高地评价了殖民地台湾的资本主义化即「现代化」程度，而对于殖民地台湾社会半封建性的侧面，则完全没有估计到。对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社会中资本主义成份的估计，向来富于争论，但从现在看，高估半殖民地中国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因素(如托派和矢内原忠雄)，早已受到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台共对台湾社会分析所扬弃。今天，大部分台独派和自由派学界一般地把日本对台殖民统治视为资本主义化、「现代化」而加以美化与合理化已成通论。但这又与托派中国社会论和矢内原台湾社会论有本质的不同。

看不见殖民地台湾的半封建性，就无法解释许多殖民地台湾历史中的重要问题。从文学上说，除非认识到殖民地台湾的双重矛盾，即帝国主义异族支配下的民族压迫的矛盾，和与帝国主义相苟合、以半封建地主佃农体制为核心的半封建剥削与压迫的矛盾，就不能说明何以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思想和题材，鲜明地集中于「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和题材。描写日本警察横行乡里，鱼肉台湾人民的〈一桿称子〉、〈不如意的过年〉、〈惹事〉；描写日本独占资本在台湾的掠夺，农民工人被驱落贫困深渊的〈丰作〉、〈一个劳动者之死〉、〈一群失业的人〉、〈送报伕〉和〈牛车〉；描写与日本当局勾结、刻毒同胞的封建地主豪绅的〈善讼人的故事〉，写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多重压迫下呻吟之女性的〈薄命〉、〈谁害了她？〉、〈青春〉和〈老婊头〉等。离开了日据下台湾社会「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形态)，就不能有科学性的说明。日据下台湾新文学作品，从来不曾把殖民地台湾社会写成幸福、进步、「现代化」、高度「扩大」的「资本主义」社会！

三、「殖民地革命」论的杜撰

另外，由于陈芳明完全不懂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懂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性质(形态)理论，所以在他另外的文章中论及台共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一年纲领时，简直荒腔走板，不知所云了。这当然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他对台湾社会形态史的错误认识。

兹举一例。基于同一个错误，即陈芳明以日据台湾社会为没有经济内容的「殖民社会」的错误，陈芳明说，因日据台湾是一个「殖民社会」，所以台共在其政治纲领中关于台湾革命的主张，是「殖民地革命」的性质。而陈芳明又说当时中国大陆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其革命的性质是「社会革命」！继之，陈芳明以他今日台独派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编造出了台共党史中台湾的／谢雪红的／日共领导的「正确」路线，与中国的／翁泽生「上大派」的／中共领导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这样一个荒唐的剧本。而这两条路线之矛盾，据陈芳明说，在社会性质论与革命性质论上，就表现在翁泽生等「亲中共」的「上大派」要将他们的「社会革命」路线强加于谢雪红的、日共的、台湾派的「殖民地革命」路线上！在他的〈台湾共产党的一九二八年纲领和一九三一年纲领〉(陈芳明，《殖民地台湾》，麦田出版社，一九九八)和其他文章中，陈芳明以此忿忿不平，不惮于三復斯言，使他在社会科学上的严重无知与错误认识更加突出了。

早从一九二八年开始，我国社会科学理论界就展开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争论。这争论的源始，是基于对一九二七年北伐革命挫败的反省，而自重新摸索中国社会性质着手，检讨中国社会形态与中国革命的性质、敌我关系、阶级构造和革命的方针政策。第三国际指导下各国共产党的纲领，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性质)理论，对自己当面社会进行了分析，并根据这分析来决定革命的性质、目标与方针。中共如此，日共如此，当时隶属于日共的「台共」(「日共台湾民族支部」)和鲜共(日共朝鲜民族支部)等莫不如此。中国社会史论争，其实先是集中在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继而又发展为中国历史上各阶段社会性质、即社会史的争论，再发展为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兼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争议。

即便在左派内部，不论在国内或共产国际内部，对于中国社会性质、从而对中国革命性质的主张，也有针锋相对的不同。有一派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半殖民地的矛盾，要求进行反帝的、民族(主义的)革命；半封建的矛盾，要求进行(由工农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另有一派则力主中国早已在帝国主义下资本主义化，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应该静待自己力量之壮大，准备进行一场无产阶级性质的、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而具体的历史实践证明了前一个路线（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正确与胜利，和后一个路线（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错误与否定。在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理论中，只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由现代工资劳动阶级主导的、推翻资本主义、最终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和帝国主义下广泛第三世界前资本主义社会形形色色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之由工农阶级的同盟所领导、团结同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帝爱国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扈从──大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以发展资本主义并最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根本没有什么「殖民社会」的「殖民地革命」这种怪说。犹记在六○年代，台湾的报纸报导第三世界反美独立运动时，常常把外电中的「民族·民主革命」（national-democratic revolution）误译成「国民民主革命」，就是不懂得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主义（反帝）的、民主主义（反封建）的变革理论所闹出来的笑话。陈芳明的错误类此。

因此，陈芳明一点也读不懂台共纲领，是理所当然的。再举一例。台共一九二八年的纲领中，有一段批评当时台共同志汲汲于要在台湾一味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个错误认识。纲领认为，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于当时的同志们不曾注意到「1.台湾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2.台湾本身还存在很多封建制遗物」，即不理解台湾社会的「殖民地·半封建」性，而陈芳明竟而据此大发奇论。他说道：

「⋯由于资本主义在台湾未充分发展，封建制度的残余仍然深深根植于社会内部，台湾革命自然也具备了克服封建残余的任务，其性质也是属于社会革命。」！

陈芳明接着说，日共纲领上认为日帝的性质是封建地主与资本家混合的政权，则「台湾的独立运动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已，并且在社会内容里也是民主主义的革命」。

对于陈芳明而言，台共到底是主张台湾革命是「社会革命」还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从上引文字，足见其认识、知识之错乱。社会革命，是一个资本主义充份发达的社会，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社会深刻无可缓解之矛盾，由新兴现代工资劳动阶级领导，进行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实现后资本主义阶段的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即「社会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在封建或半封建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制度的残余仍然深深根植于社会内部时」，当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中既萌芽成长、又备受压抑；当封建或半封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了无从调和的矛盾，则新生资产阶级或工农阶级的同盟联合其他支持革命的各阶级起来领导推翻（克服）封建或半封建体制，建立后封建（或后半封建）阶段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即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亦即「民主主义的革命」。

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的性质，根本不是什么「社会革命」，更不是什么「殖民地革命」，而是反对殖民地统治的民族解放的革命，亦即「民族革命」和反对封建（半封建）统治的、为发展而不是压抑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之统一，合称「民族·民主革命」。

但第三国际关于殖民地解放运动中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主张由各殖民地的工人与农民阶级而不是其资产阶级担负起这「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的领导任务，理由是在殖民地下，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小，人数少，变革的决心弱、立场不稳，而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又因为本身兼为地主，与帝国主义关系密切，往往同时带有封建地主阶级的性格，扈从于帝国主义而积累，有买办性。所以这个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应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必须依靠在殖民地社会受压迫最深重、变革决心最坚定的殖民地工农无产阶级而不是别的阶级的领导。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由强有力的资产阶级市民所推动的、为摧毁封建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的、「旧的民主主义革命」。二八年台共纲领所说日帝下「台湾犹残存着颇多封建遗物」，意谓殖民地台湾的资本主义有相对性发展，但同时一仍残留着封建体制的残余，所以台湾社会是一个（殖民地下的）半封建社会，以故台湾革命一面要进行打倒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的革命，却不能以此为己足，「不能独断为单纯的民族解放运动，其社会性内容应为民主主义的革命，此即所谓的台湾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

陈芳明读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一面说台湾革命为了「克服封建残余」，「其性质」竟然「也是社会革命」，一面又引他不懂的纲领文字，说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并且一有机会就说中共将其从未主张过的「社会革命」论强加于台共也从来不曾主张过的「殖民地革命」论，让中共与台共在陈芳明的脑袋里斗得不亦乐乎。因为中共对当时中国大陆社会的分析是中国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由工农的同盟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从来就没有说过、幹过什么「社会革命」。台共也因同样的分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矛盾是量的差异而不是质的不同）而主张「台湾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在这样一种革命中，「⋯⋯认定根本上台湾资产阶级不唯无法领导台湾民族革命，亦不是革命的主要军队」。「台湾工人阶级」要「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工人阶级」要「争取」革命的「指导地位」，以完成「台湾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其实几乎就是台湾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也透露着都是当时第三国际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纲领在各国、各地区的版本。总之，日据下台湾革命的性质根本不是什么「殖民地革命」，更不是什么「社会革命」。从而，台湾新文学的性质也不是什么「殖民地文学」，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文学。大陆的革命当然也绝不是什么「社会革命」，这是中国社会性质理论的基础常识。两岸社会性质的近似性，规定了两岸革命的性质都是反帝（民族主义）·反封建（民主主义）的，同时也规定两岸救亡运动之一环的文学斗争的口号和内容，势必也是反帝·反封建的。陈芳明不明白这个理论，把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的台湾社会规定为没有社会经济内容的「殖民地社会」，从而规定日据下台湾新文学为「殖民地文学」(colonial literature，日本作「外地文学」，原指类似西川满、滨田隼雄、庄司总一之流，以殖民者立场对「新附之地」台湾的异国情怀的描写的文学，足见其使用「殖民地文学」一辞之大不妥）而没有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不能捕捉到殖民地「反帝·反封建」文学的特质之根源所自。

只有从日据台湾社会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能说明日据下台湾反帝民族·民主斗争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也才能说明作为殖民地台湾的民族·民主斗争之一环节的台湾文学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与题材；才能理解分别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与台湾的新文学，都以反帝·反封建为战斗的旗帜，而前者并施重大影响于后者；才能理解在第三国际、世界无产阶级文化／文学运动影响下台湾左翼文论和组织的发展；才能理解台湾新文学主要地以（批判的）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最后也才能理解在严酷的「皇民化」时期台湾新文学的挫折、抵抗和屈从。

四、萌芽期台湾新文学的政治经济学

陈芳明在日据台湾社会性质的问题上所犯严重错误，自然影响了他对日据台湾二十年间新文学「分期」的「理论」。

陈芳明把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分成三个时期，即一九二一∼一九三○的「启蒙实验期」；一九三一∼一九三七年间的「联合阵线期」，和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间的「皇民文学期」。

「启蒙实验期」的特点，据陈芳明说，是国际思潮的冲击；反帝抗日的思想文化运动要求「使用文学形式来唤起民众」不把「文学视为自主的存在」，而把文学「当做政治的辅助工具」，因此在这「初期阶段，较为敬业的作家还未出现」，所以「在技巧与结构方面，都显得极其粗糙」，「大多数的作品只是停留在实验阶段」。「从现在回顾起来，显然史料价值远胜艺术价值」，「无法胜任美学的考验」。

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小说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登场→现代都市的形成→印刷工业、报刊杂志产业的发展→政治的、思想的、文学的公共领域的形成这么一个总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十八世纪英国「拟古典主义」（pseudo-classicism）时期，正是在新兴资产阶级猬居的新兴城市、城市中兴旺的咖啡馆、报刊杂志形成的文学的公共领域中，诞生了散文文体和西欧第一代现实主义小说家狄福（D.Defoe,一六六○∼一七三一）、史威夫特（J.Swift,一六六七∼一七四五）、艾迪生（J.Addison, 一六七二∼一七一九）和费尔丁（H.Fielding, 一七○七∼一七五四），取拟古典时代主流的仿古典悲剧而代兴，发展出资产阶级自己的新文类。

与西方小说发展史相较，我国的现代小说的形成与发展，有本质不同、但过程雷同的历史。不同于西方小说诞生于西欧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并以商业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时代，我国现代小说则起于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百般侵凌、民族资本主义在艰困中有所发展的时代。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强迫开港，强迫贸易，使中国北方沿岸（以天津为中心）和南方沿岸（以上海为中心）发展了买办资本主义和一定的民族资本主义。中国的现代资产阶级有相对发展，他们集中在类如天津、上海的工商城市。中国资产阶级掌握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新印刷设备和「报纸」、「杂志」的媒介形式，在国难深重的中国半殖民地条件下，新兴报章杂志成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救亡派（如康、梁）甚至革命派形成政治、文化公共领域的基盘。而康、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一派，又从一开始就把改良运动与小说的推广紧密连繫起来，把小说当成推动改革，宣传革命和国民性改造的工具。当时也，光是专刊小说的刊物，从一八九七年的《演义白话报》到一九一○年代着名的《小说月报》，总数在二、三十种以上，培育了介于旧说部与新白话小说间、批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谴责小说」，产生了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刘鹗（《老残游记》）和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收穫了由林琴南、严復迻译的大量外国小说，为一九一八年鲁迅写〈狂人日记〉而宣告我国现代小说的诞生，准备了足够的条件。

但日据下台湾地方的情况就很不一样。鸦片战争后台湾也被迫开港，强迫贸易，洋行取代了传统行郊，外国银行资本全面控制了台湾的经济商品作物的生产与贸易过程，买办资产阶级兴起，但一般地人数少，力量弱，没有集居新兴工商城市的厚实的资产阶级。及沦为日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台湾地方资产阶级受到半殖民地中国所不能比拟、来自日帝的压迫。一九○○年日本三井财阀的「台湾制糖厂」设立。一九○二年，日本以法律强权掖助日本现代化糖业的独占经营，给种蔗地主和蔗农带来强大压迫。一九○五∼一九一八年间，主要是日资的现代制糖厂陡增，台湾本地资本主义萌芽的糖▲作坊迅速解体。一九一一年，日帝明令剥夺台湾资产阶级独自开设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权利，从而使台湾本地资本对日本独占资本从属化。台湾地方的现代资产阶级无法健全发育，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警察强权统治，台湾人要迟至一九二七年才能在岛内发行《台湾民报》一种。其后虽陆续刊行几种杂志，但大多屡刊屡禁。弱小而备受压迫的台湾资产阶级在一九三○年以前，要形成政治、文化、文学的公共领域，从而发展小说艺术，自然是艰苦备尝的。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内地和二十世纪二○年代殖民地台湾的现代小说，出于半殖民地以至殖民地的强大压迫，反帝、救亡自然成为两岸小说最强烈的主题，正如十八世纪的西方小说表现其重商主义资本向外拓展、新兴城市猬集来自农村的各色人等的历史时代中，对外扩张，异国新天地传奇、女工、流浪汉成为当时小说主题一样，表现了（半）殖民地与帝国主义不同社会、不同政治经济构造下不同的思想感情、意识形态和主题意识。这都和是否把「文学视为自主的存在」，是否特别要把文学「当做政治的辅助工具」，我们台湾作家是不是「敬业」，是毫不相干的。

而从台湾在殖民地困难条件下，没有时间和余裕像十九世纪末的大陆那样，从文言小说、翻译小说、谴责小说⋯⋯逐渐演化成熟，然则竟而能在赖和一代人，能突然直接用白话汉语，以比较成熟的技巧表现，取得现代小说的可喜成就者，没有别的原因，而是出于殖民地台湾作家知识份子因对于祖国中国的嚮慕，直接继承内地的文白语文斗争的成果，以中国白话文为表述工具，以中国白话文现代小说作品为写作与表现的范式（paradigm），当然有密切关系。因此，对这一时期作品在美学上的评价，应该考虑到台湾白话文学省去了中国现代小说几十年在语言、表现形式上的摸索，一步到位所取得的成绩，不能过低评价。何况，一九一八年鲁迅从〈狂人日记〉展开的一系列杰出的新小说的伟大成就，也必须看到那是奇蹟般的独一的高音。和鲁迅同时代的新小说，相形之下，「在技巧与结构方面」，也不免于「显得极其粗糙」。陈芳明对萌芽期台湾新文学的酷评，表现了他对台湾新文学的社会经济脉络之无知。

五、台湾普罗文学运动与共产国际文运

在谈到「统一战线」时期的特点，陈芳明指出几点：「出现了文学组织」，「发行」了「文学杂志」，作家们「开始」「以团体的力量专注文学作品的经营」，结成「联合阵线」。这时「文学运动不仅脱离政治运动阴影，而且有取代政治斗争运动之势」；另外就是台湾「左翼文学」的「崛起」。这是一段混乱的分析。

一九三○年前后，世界资本主义体制遭逢最强烈的经济萧条之袭击，从根本震动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为了挽救日本的资本主义，日本国家强力介入，实施对通货的国家干预，日本资本主义从独占资本主义阶段，进入了国家独占资本主义阶段，同时发动侵华战争，以战争统制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日本国家独占资本对殖民地台湾的掠夺，使台湾本地人资本进一步萎缩，广泛台湾工农阶级进一步贫困化。

世界经济全面萧条，突出地暴露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深刻的矛盾。以共产国际为首的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一时之际，世界资本主义已晋入面临最后崩解的「第三期」之论，甚嚣尘世。而文化与文学意识形态的革命，又一向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重要关注，因此到了革命乐观主义高涨的三○年代，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和文学运动，成为各国各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形式。三○年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在台共建党于一九二八年的历史背景下，自亦受到世界无产阶级文化／文学运动的深刻影响。

此外，从二○年代末到三○年代初，在日本和台湾的无产阶级运动遭到重挫。一九三一年，台共连同革命化的文协、农组、甚至民众党遭到全面破坏。这时，从各个战线上流落出来的党人和同情者，涌向了左翼文化／文学战线，利用薄弱的合法性，延续革命的实践。一九三二年，诗人王白渊在东京成立了一个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组织，旨在「藉文艺的形式，启蒙大众之革命性」。同年，他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领导下结成「东京台湾文化同好会」而不久瓦解的两个月后，又结成「台湾艺术研究会」，推展无产阶级的文化艺术运动。

一九三六年，台湾共产党人王万得等创办《伍人报》，与「纳普」（NAP，「全日本无产者文化联盟」）旗下的日本《战旗》、《法律战线》、《农民战线》保持密切的工作联繫，并推动关于「台湾话文」、「台湾乡土文学」的重要论争，为当时无产阶级文化／文学运动中的语言和文艺策略，进行了深入的论议。

一九三○年，赖和、谢雪红等人创办《台湾战线》，旨在「以普罗文艺谋求广泛劳苦民众的利益」，解放劳苦大众，从「少数资产家、贵族阶级」手中，把文艺夺回到无产者的手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普罗文艺」。

《伍人报》和《台湾战线》受到日帝当局百般压迫而停刊。一九三一年，在台湾进步日本人伙同台湾进步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台湾文化人结成「台湾文艺作家协会」，除了宣传无产阶级文学，也成为台共瓦解后台湾的民族与阶级运动的据点。一九三四年，「台湾文艺联盟」成立，宣言「提倡大众文学」。

因此，必须在三○年代日本资本主义在战争政策下向国家独占资本主义转化，世界经济危机深化，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进一步挺进发展，台湾本地资本进一步萎缩，大众贫困化加剧等的历史背景下，才能正确理解与世界无产阶级文化／文学运动相结合的台湾无产阶级的文化／文艺刊物与结社的斗争、和无产阶级性质（或隐或现）的文艺、文化结社的深层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无来由地说这时期突然「出现了文学组织」、「发行文学杂志」，无来由地「开始」「以团体的力量专注文学作品的经营」、「结成联合战线」，是丝毫没有科学性的说明力的。至若竟谓此一时期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不仅脱离政治运动的阴影」，尤其荒腔走板了。无产阶级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是公开的命题。而且既说是此时的文学「有取代政治斗争运动之势」，则文学又如何「脱出政治运动的阴影」？

六、过高评价皇民文学

陈芳明把从一九三七年以迄一九四五年间长达八年的阶段，界定为「皇民运动时期」。

对于在日帝强权威逼下，殖民地台湾作家被迫为日帝战争政策画图解的条件下写的作品，应该怎样评价的问题，尤其在台独派文论家总是把皇民文学普遍化，从而直接、间接予以合理化甚至美化（谓台湾皇民文学有「现代化」和「爱台湾」的性质）的现时代，显得十分突出。

应该对战时日据台湾的文学作品，依个别的作家和作品；依其一时也要依其一生的创作历程，做个别的分析。在法西斯高压下不惮于利用任何可利用的机会、主题和活动，孜孜不倦地从事坚强不屈的斗争的杨逵，和在忧悒、后退、苦闷中苦苦挣扎的形式中透露深层的抵抗与徬徨的龙瑛宗，以及基本上以描写台湾传统家族风俗与葛藤，漠视皇民教条的压力，写作生产力旺盛的吕赫若，以及虽然也被迫参加大东亚文学会议，基本上没有写过严重危害民族利益的作品，而且事后表现了某种悔恨，而且从其一生的表现中尚不能贸然评价其附敌和出卖民族的张文环、杨云萍，甚至在皇民主义下表现出民族认同的犹疑苦闷，事后表示了某种修正的王昶雄，都和至死不变其皇民反华思想的周金波，以惨绝的呼喊否定自己的民族，必欲把自己改造成高洁伟大的大和民族的陈火泉，有根本性的差别。把周金波、陈火泉和杨逵、吕赫若、龙瑛宗、张文环、杨云萍和王昶雄一锅煮，相提并论，是台独派关于皇民文学普遍主义的故技，对各别作家和日据末期台湾文学，是难堪的侮辱。

在思想、精神上完全皇民化，写过严重污譭自己民族，为敌人的侵略战争涂脂抹粉的作品的作家，严格说，只有周金波和陈火泉两个人。但从其作品数量之单薄稀少，作品思想之丑恶反动、作品在审美上的粗劣而论，台湾皇民文学到底能否成立，已大有疑问，依陈芳明的「史识」和「史观」，竟将日据最后八年，在台湾新文学划期中，堂堂割给了「皇民文学」，令人匪夷所思。

七、光復初期的台湾社会是半殖民地化，不是「再殖民地」化

接下来，陈芳明把台湾光復的一九四五年，到蒋氏家族结束了统治，台湾人李登辉接任视事的一九八七年的前后四十二年间的台湾社会性质，竟而规定为「再殖民」阶段。

陈芳明的台独派逻辑是明白的：日据五十年是台湾「殖民地社会」阶段。一九四五年以后，「中国人外来政权」国民党集团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使台湾「再」次沦为「殖民地社会」。这苦难的、「中国帝国主义」下的台湾，至台湾人李登辉继蒋家担任台湾总统为分界线，在没有任何台湾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条件下，使台湾从中国帝国主义下解放，结束了「再殖民」社会阶段！

陈芳明是怎样说明战后以迄一九八七年的台湾「再殖民社会」呢？他首先说，战后国民党以其带到台湾的「强势中原文化」，贬抑日据下台湾殖民地经验为「奴化教育」；其二，一九五○年后国民党在台湾「强化既有的以中原取向为中心的民族思想教育」；其三，国民党以武装的警备总部为「思想检查的后盾」，为「配合反共国策」，国民党政府周密地建立了戒严体制。最后，陈芳明下了这结论

「这种近乎军事控制的权力支配，较诸日本殖民体制毫不逊色」，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将这个阶段概称为『再殖民时期』，可谓恰如其份。」

从一到二是文化、意识形态的概念，三至结论则是政治的概念。这怎么能是一九四五到一九八七年间台湾社会性质，即台湾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总和的描写？前文说过，「殖民地社会」不是一个社会形态，不能是一切社会发展必由的阶段。那么，所谓「『再』殖民社会」论亦然。而且，按台独派把四百年台湾史一律看成迭次「外来政权」对台湾的殖民，则依陈芳明的高论，荷据台湾是「殖民社会」；明郑台湾才是「再殖民社会」。清朝台湾是「再·再殖民社会」；日据台湾是「再·再·再殖民社会」，一九四五∼一九八七的台湾，就是「再·再·再·再殖民社会」矣。世之谬说，曷甚乎此！

而且，人们无法理解，国府统治台湾时以「强势中原文化」「贬抑」日据下台湾经验为「奴化教育」，和台湾社会性质为「再殖民社会」有什么关系？说国民党把「以中原取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强加于人是「再殖民主义」，当然是建立在「四百年」来台湾已发展出外乎中华民族的一个新民族──而这种宣传，别说在当时，既至于今日，在社会科学上也大有争论的余地。至于说反共政策下军事法西斯体制，在战后美国影响圈内的「第三世界法西斯国家」、「国安压迫性政权」(The third world fascist state; National security-repressive regimes)中极为常见，但总不能说朴正熙、全斗焕的韩国是「（再）殖民社会」，六○年代迄八○年代非洲和中南美亲美反共军事政权对自己的同胞进行了（再）殖民统治吧。

陈芳明的「殖民社会」论，在他的〈初期新文学观念的形成〉中，对日据台湾「殖民体制的建立」，有一套错误与破绽百出的分析。陈芳明举了「六三法」的压迫；「内地延长」论的欺罔；为日本资本服务的现代基础教育和山林田野的调查与收夺⋯⋯来说明殖民地台湾社会的性质。事实上，台湾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表现在：一、殖民地现代基础工程之推动，达成了殖民地化必要的构造改革，为日本资本的渗透准备道路；二、殖民地米糖单一种植经济的形成；三、日帝资本主义和台湾传统半封建地主·佃农经济的苟合，以及四、法西斯军国主义下的「军事工业化」。然而，尽管错误和破绽百出，在〈初期新文学观念的形成〉中，陈芳明还闭门独自炮制了几点他对「殖民社会」之性质的界定。然而当他论证战后以至一九八七年台湾「再」次「殖民」化时，却以另外的、与他的日据台湾殖民社会论完全无关的、更加莫名其妙的逻辑来充数。足见陈芳明的社会科学知识之荒废！

一九四五年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台湾的统治，到底是不是「外来政权」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这就得以「殖民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界说来看。

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持续不断的扩大再生产、对市场和工业原料持续不断的飢饿，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急需向外扩张，输出资本的结果。一个被殖民地化的社会，往往被迫依照殖民宗主国独占资本的扩张、循环与积累的目的、利益与需要，遭到强行改造，在对宗主国经济的庸属性分工构造中，殖民地自身原来的传统经济瓦解，重编到宗主国帝国主义经济圈，成为其再生产运动的一环。殖民地只能从事原料与粮食生产，按宗主国的需要，进行农业的单一性种植。宗主国资本在殖民地奴隶性农业庄园、矿山、高劳力密集轻工业中进行超额利润的剥削⋯⋯

而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撤退来台的国民党国家，还停留在千疮百孔、贫困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主权并未完全独立，资本主义薄弱，半封建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一九四六年后又在内战中岌岌可危──这样的社会当然离开对外帝国主义扩张期的国家独占资本主义阶段十分遥远，又如何能向台湾进行「帝国主义」性质的「殖民统治」？国民政府将日产收归国有，是当时国民党在全国施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一部份，台湾传统的半封建主佃经济没有破坏，反而与国府半封建体制结合，没有「单一种植」，台湾也没有成为幼稚落后的资本主义内地原料供应地和倾销市场⋯⋯此外，国民政府从日帝手中收回台湾，是依据抗战期间对日宣战，废除马关条约，和二战结束前夕「开罗宣言」和「菠次坦宣言」收回，派遣了代表旧中国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国府的陈仪集团接收台湾，从而把台湾纳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应忘记的是，自日治以来，台湾的小农制地主佃农体制的半封建经济，在一九四五─一九五二年的台湾，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与保护。台湾不是什么被中国殖民的社会，而在政治、经济上都是一个被编入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收復的行省，和中国内地其他各省一样，受到旧中国统治集团即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陈芳明和一些台独派学者说台湾的光復，是中国「外来政权」对台湾的再次殖民地化之说，根本禁不住社会科学的质问。

陈芳明关于战后台湾社会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述论，不值一笑。然而一九四五年以后中国的台湾地方社会的形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课题。从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依不同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应该进一步做科学的分期。以比较科学的社会性质的分期为主要依据，分析和说明各阶段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组成部份的文学，才能有较高的科学性。

我们以为，台湾光復的一九四五年到韩战爆发，美国封断海峡、民族分断的一九五○年间，是台湾地方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

日本战败撤出台湾，殖民体制一夕瓦解，台湾復归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台湾作为中国的地方社会，自然也带上帝国主义下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在一九五二年农地改革完成之前，台湾一仍存在着强固的、半封建的小农地主·佃农体制，和当时代表旧中国统治阶级的陈仪到陈诚集团互相温存，对农民进行半封建的榨取。于是台湾社会性质自日据「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变而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构成部份。

战争结束前夕，台湾的资产阶级（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在战时统制经济下，进一步遭到国家独占资本主义化的日本资本的挤压而萎缩，台湾资产阶级全面无力化。及至光復，一方面是战争带来的残破，一方面是陈仪当局接收了日据下专卖独占企业厂矿，形成国家资本主义的独占体，台湾资产阶级想在光復后靠日产兴业发达的希望落空。一九四六年，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四七年中后，形势逐渐逆转，台湾经济不能不受到一个旧政权全面倾覆的总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危机的冲击而混乱化，通胀严重，财政濒于崩溃。一九四九年，国府全面败北的徵兆益明，撤退来台的国民党武装集团开始展开对台湾的高压政治。

正是在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面倒塌的过程中，台湾在一九四七年元月爆发了大规模反美学生运动，反对美军凌辱北大女生沈崇，喊出了「美国滚出中国去」、「中华儿女不可侮」的口号。二二八事变，是当时全中国各地人民反内战、反独裁、要求和平建国，主张地方高度自治的民主斗争的一环。一九四六年以后，中共地下党在台快速发展，经过二月事变的的洗鍊和全国民主革命形势的鼓舞，大量台湾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奔向了当时全国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火线。

因此，从台湾作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部份所面对的矛盾，才能理解与说明台湾作家朱点人、吕赫若、简国贤和蓝明谷都参加了中共在台地下党，为中国民主革命最终在五○年代初的白色刑场上仆倒的历史，成为当代台湾文学的重要而突出的传统；也才能说明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间新生报「桥」副刊上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热烈争论，力言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份，主张写人民与生活的现实主义，介绍中国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理论和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充满热情地暗示台湾新文学的建设应以新中国的诞生为远景；也才能说明省外作家欧坦生（笔名丁树南）写出强烈抨击来台个别省外接收人员薄倖台湾少女，省外不良国府官僚欺压台湾农民的杰出小说《沉醉》与《鹅仔》；也才能说明杨逵在《桥》副刊上的文艺争论中，以及在四九年发表的《和平宣言》中，迭次疾言反对台湾独立论和台湾託管论；更才能理解杨逵和《桥》论争中的雷石榆、歌蕾、孙达人连同台大和师大进步学生在一九四九年「四·六」大逮捕事件中被投入白色的黑狱的历史意义。

八、「美援经济」下的资本主义改造

如前所论，一九四五年以后的台湾社会性质，四五年到五○年是一个突出的阶段，而五○年以后的社会，性质一变。

五○年韩战爆发，东西冷战对峙形势达于高潮。美国以第七舰队武装封断祖国的海峡，在世界冷战与国共内战双重结构下，台湾与祖国大陆分断，逐渐发展出和中国民族经济体系相断绝的、独自的国民经济，其社会发展道路和相应的社会经济性质，遂与革命后的大陆社会殊途。

先说社会经济的变化：

从韩战爆发到台湾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九六六年，是一个阶段。

韩战爆发后，台湾立刻成为美国在东亚冷战战略上的重要据点。从一九五○年开始，以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的形式，美国向台湾挹注了鉅额资金，至一九六五年美援停止，平均每年的经援高达一亿美元。这些援助稳定和改善了台湾纷乱的财政，扩大和改善了电力、教育、交通和农村建设等基础工程，分担鉅大的军费，减轻、从而改善了财政，巩固了国营企业。美援在这一阶段中，在台湾资本形成中占有鲜明、重要的比重，形成一九五○年到一九六五年突出的、依附性的美援经济体制。

美援经济深入地参与台湾的财政管理和经济发展计画，使台湾经济发展目标扈从于美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目标、逻辑与利益，丧失主体性，以致一九六五年美援的停止，不是标示台湾经济的自主化，而是对美经济依附结构的完成，迎接嗣后美国的直接投资和贷款形式的资本输入。

美援经济一面以巨资扶翼和巩固作为国府权力基础的公营企业，一面又对国府施加压力，发展民间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为了根绝共产主义在地主佃农体制下贫困化的农民中发展，配合一九五○─五二年国府对台湾地下化「在农村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残酷镇压，美国推动在台湾的农地改革，一方面使几百年来台湾封建的、半封建的地主佃农体制崩解，使地主和佃农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阶级消亡，更创造了由广泛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零细自耕农所构成的新农村，台湾社会经济中半封建的性质消失了。另一方面，台湾也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下，成功地将土地资本导引向工业资本，造就了战后第一代豪族系私人资本。这些资本，一面受美国援助的扶持而有买办资本的性质，又受国府的庇掖而有官僚资本的性质。

一九六○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分工重编，美国为首的跨国资本和美国制定的外资投资条例，经美援经济铺好的大道，长驱直入，使台湾编入向美输出廉价轻工产品，自日输入设备、技术、半成品这样一个「三角贸易」结构下发展加工出口工业化，在国民党反共独裁下压抑工农利益，把资本积累最大化而取得由外资主导的高额快速的、依附性的经济成长。加工出口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中小资产阶级、市民和工人阶级。从五○年开始，台湾经济实质上的资本主义化以空前的面貌快速展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有显着的发展。但这发展是假借外铄的美援经济而不是本地长期的积累；假借美国和国府权力所主导的政策，而不是本地资产阶级的发动，带有深刻的依附性和畸形性。而工业产值正式超过农业产值，则一直要等到一九六六年。

因此，在社会经济性质上，这一阶段的特徵是：一个传统封建体制消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显着发展，一方面经济上有依附性和畸形性，在一九六六年前农业产值高于工业产值而未臻全面工业化的「半资本主义」阶段。

再从包括政治在内的生产关系来看：

国民政府在我国的大革命中，于四九年底亡命台湾。完全丧失了权力的社会基础的国府流亡集团，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但韩战爆发，美国对华政策一变，给予国府庞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外交上强有力的支持。美国以强大的战后国际影响力，外交上抹杀新中国，强以「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使国民党流亡集团先取得国际外交的合法性，并根据这国际外交合法性，建立了对台统治的合法性。因此，来台以后的「中华民国」，一开始，就是美国在东亚冷战战略下一个人工的、虚构的国家。

九、国民党「拟似波拿帕」政权和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

而在美国强大支持下，国民党在台湾建立了「拟似波拿帕国家」（pseudo-Bonapartist state），在台湾施行高度个人专政的压迫性政权。马克思以法国路易·波拿帕个人独裁王朝为例，说明「波拿帕国家」有这些特质：一、社会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皆弱小，或势均力敌，致缺少强而有力的资本阶级出而主导国政。二、此时就会产生个人专政而不是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以高度个人独裁的国家机关、维持秩序、以利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机制。三、及至资本主义在独裁秩序下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成熟，高度个人专政的波拿帕国家就会还政于阶级专政，还政于资产阶级。四、因此，波拿帕国家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的、过渡性的国家。一九五○年以后，以蒋介石一人的一元化独裁统治，超越了一切阶级、阶层、集团和党派，让一切势力在个人威权下伏服战慄。一九五○年至五二年台湾全面、彻底、残暴的反共白色肃清，以暴力确立了蒋介石的波拿帕统治，推行极端反共的独裁高压政治。五○年代以后，冷战体制下美国支持的第三世界反共法西斯独裁政权，多数具有这种反共的、军事性的、扈从于美国的波拿帕国家性格。由于不同的历史，比起法国波拿帕王朝，多出了对霸权美国的扈从性，没有完整的主权，故称「拟似波拿帕主义」（pseudo-Bonapartism）。美国新殖民主义下的反共波拿帕政权，这才是五○年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而不是什么「再殖民」政权！

在经济关系上，台湾在「美援经济」体制下的对美附庸性格，已见前述。在政治、外交上，台湾也是美国反共政治和外交上的附庸和工具。在军事上，台美协防条约使台湾成为美国国防在东亚的前线，成为美国远东反共战略的前哨基地，受到和基地相关的治外法权的制约。一九七九年美台断交，台湾在美台关系中丧失了做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身分，又在美国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中成为美国的属地。

这一对美国多方面从属化的情况，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也不例外。美援体制推动了台美间人员培训、交换，在高教领域上，进行美国化改造，美国教科书至今充斥台湾高教领域。奖学金、留学制度，训练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美国化精英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遍佈台湾政、商、军、情、文、教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在台文化机关如「美国新闻处」（今日的「美国文化中心」）对台湾文化、思想、甚至文学、艺术都起到深远影响。至于美国大众文化的渗透，尤其不在话下。台湾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上对美从属化，已经无以復加。

二次战前，世界上有七五％的人口生活在各式各样的殖民制度下。战后，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帝国主义（如法、英）曾分别企图在越南半岛、马来半岛、香港等地继续殖民统治，但法国在奠边府一役败走，马来亚获得独立，香港仍在英帝统治下。为了继续维续帝国主义的利益，帝国主义者改变了策略，给予前殖民地以形式上、政治上的独立主权，同时利用过去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与殖民地精英资产阶级合作，巩固前殖民地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意识形态上对旧宗主国的扈从结构，称为「新殖民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中溃败，无力以新殖民关系重临台湾。然而在冷战体制下，美国取代日本在台湾取得了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和思想文化上的全面支配。于是因为冷战和民族对峙而与中国分离的、中国地方社会台湾，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美国的新殖民地。因此一九五○年后的台湾社会，不是什么被国府集团「再殖民」的社会，而是美帝国主义下的新殖民社会。国府不过是美国对台新殖民支配的工具而已。

而一九五○年后，台湾的新殖民地性，至今未变。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即半独立的（也是半封建的）国家。其中，自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中国地方社会的台湾，在全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中沦为殖民地。一九四五到四九年，台湾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一九五○年到今日的「中华民国」，其实从来也不曾「主权独立」过，美国的新殖民地支配是它最突出的社会性质之一。

因此，总括而言，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六年，台湾的社会性质，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是「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

十、一九五○到一九六六的台湾文学

作为这一新殖民·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上层建筑的台湾文学，至少表现出四个突出的方面：

一、和蒋介石反共波拿帕政权的树立相应，由政权的组织和推动，发展出为蒋介石「反共抗俄」冷战与内战国策服务的反共文学，受到国民党及其工具「中国作家写作协会」等的统辖而发展。

二、相应于蒋介石反共波拿帕统治的巩固过程，一九四七─四九年萌发于台湾的，表现在同时期新生报《桥》副刊上的台湾新文学论争中的、中国三○年代左翼文论在台湾的发展，在白色恐怖中中途全面挫断，致一九五○年后左翼文论和左翼文学的实践在台湾遭到致命打击而中绝，一直要等到一九七○年代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论争中才復甦。

三、在反共文学发展的同时，作为美国在世界冷战中强力的意识形态武器的「现代主义」文论和创作，相应于台湾的对美新殖民地化过程，相应于美国在思想意识形态对台湾的支配，透过「美国新闻处」，在台湾取得了全面性发展。现代主义文艺，原是西方在独占资本主义时代的创作方式。但由于美国新殖民主义性质的文化支配，在「半资本主义」的台湾和其他美帝国主义影响下的第三世界中漫延，对各当地的反帝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起到对峙抗衡作用。于是，美式现代主义在台湾取得了自五○年代迄一九七○年代（现代诗论争迄乡土文学论争）近二十年的统治。现代主义文艺刊物和结社蓬勃丛出，也在这一时期。

四、台湾的左翼的、批判的现实主义遭到反共镇压（杨逵、歌蕾、雷石渝投狱、简国贤、朱点人、吕赫若、蓝明谷刑死）后，一种素朴的、没有强烈政治倾向和阶级意识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以钟理和为代表的台湾本地作家中成长，后来匯合在六○年代中后吴浊流主宰的《台湾文艺》杂志旗下。五○年代末七○年代初，战后第二代作家如黄春明、白先勇和陈映真和其他一代作家登台，描写了五○年代到六○年代下半台湾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农村和城镇的变貌，农民的分解，和国民党没落权贵的消萎。

陈芳明把一九四五年以后的台湾社会经济性质规定为「再殖民」社会之不通、之贻笑大方，不必再论。但他把「反共文学」当成四九年到六○年近十年间台湾文学的主要文类，也是可笑的。被他划入六○年到七○年的「现代主义」时期也绝不准确。在一个意义上，反共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是双生儿。五○年代初，纪弦写反共的「战斗文学」〈在飞扬的时代〉后不久，就以《现代诗》诗刊宣传现代主义。七○年展开的现代诗论战和七八年乡土文学论战中，现代主义和官方结盟，以扣政治帽子、写密告信的方式恶毒打击乡土文学，就是证明。而被陈芳明划为七○年代主要创作方式的「乡土文学」，其中重要作家如黄春明等和他们的重要作品都在六○年代中即已臻于成熟，写出其重要作品的大半，绝不待七○年代才出现。七○年到七四年的现代诗论争和七八年的乡土文学论争，主要是文艺理论和思潮的左右斗争，是和四七年迄四九年左翼文论的、迢隔了三十年的对话，下文将有深入的分析。陈芳明历史唯心主义的「社会性质」论，和他错乱的文学分期论，丝毫没有科学性。逻辑上不通，知识上错误，其实是必然的结果。

十一、新殖民地·依附性资本主义阶段的形成

从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九六六年到初步形成战后台湾经济的独占资本主义化的一九八○年代中期，可以划出另一个阶段。

在这一时期，从社会经济上说，有四个特点：

一、在反共独裁体制和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重构造下，藉着把「国家安全」无限上纲，在政治上排除民众的民主参与，在经济上收夺劳动三权，压抑工会，形成对外资和内资可以恁恣剥削的「投资环境」（investment climate），使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夺最大化，形成外资推动的、加工出口工业化的「独裁下的经济发展」。跨国企业蜂涌而来，经济快速成长，至一九七四年石油危机而略挫。

二、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在依附化、半边陲化构造中发展的过程，在社会结构上产生了许多现代的大资产阶级和大量中小资产阶级。当然，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也使更大量的工资无产阶级登上了社会舞台。另一方面，社会矛盾也在戒严体制下不断积蓄。外资的侵入、劳资的阶级性矛盾，劳动三权的摧残、生态环境的崩坏，新兴资产阶级参政议政的要求和戒严政治的矛盾、和农村的解体等社会矛盾，都以台湾社会史上空前的规模扩大。

三、到了八○年代，一方面是资本以其对利润无穷的嗜慾，追求个别企业的增大和数个企业的集团化合併，而形成财团，形成资本的独占化。另一方面，因工资自然上涨，国际竞争力受限，环境成本高涨等原因，形成投资犹豫和工业升级压力的增大。闲置的资本流向投机市场而形成八○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

四、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原初公营／私营资本的双重结构，至此而形成其矛盾统一的「政商资本」，发展为政商资产阶级及其肥大化。商人攀结官、政界而特权积累，官政将商人的贿赠投资而资本化。国民党波拿帕国家形式和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因七○年代中后严重化的「外交危机」而加剧。

再从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考察：

一、蒋介石反共波拿帕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至少两个方面来的严峻挑战：1.进入七○年代，「第一次冷战」缓和，联合国因第三世界会员国陡增产生了一定的构造变化，美国只手蔽天支持的「中华民国」的虚构，发生破绽。七○年后，包括美、日在内的重要国家纷纷与台断交，与大陆建交，台湾「主权」的外交合法性受到沉重挑战，连带其对台湾统治合法性亦遭严重波及。2.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展开，台湾本地大资产阶级在蒋政权荫庇下成长，另广泛中小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也蓬勃发展，自然形成接管政权、要求由个人专政还原于阶级专政，还政于本地资产阶级，终结台湾的波拿帕主义，把台湾的政权机关改造为资产阶级的政权机关的压力日增。

二、一九七九年美国与台断交而与大陆建交，使这双重压力加厉，国府不能不加强其强权镇压，终至爆发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美丽岛事件，国民党与台湾资产阶级市民运动决裂。美国一方面把台湾人权问题与「与台湾关系法」及对台军售的实施结合起来，公开介入台湾资产阶级对腐朽国府的挑战。八○年初，「党外运动」在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海外台独运动在美国「人权」大伞下潜入岛内。台湾战后民主主义在反共、亲美的传统下，在反独裁斗争中延长为反中国、反民族运动。到了八○年代中后，台独思潮在岛内蔓延，逐渐在政权翼贊下成为主流的，官方的意识形态。

三、一九六六年大陆发动文革的风火。一九六○年底到七○年代初，以美国为中心，西方学界、校园、文化界发动了新的、进步的思想文化运动，要求反对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重新评价中国、越南、古巴的革命，反对种族歧视，要求高校教育在制度上、课程上、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自由化。中美建交的过程，使新中国的形象在美国大众传播中成为新的焦点。在这个背景下，一九七○年在北美爆发的保卫钓鱼台运动，迅速左右分裂。左翼向国家认同与民族统一运动飞跃，并且在北美的港台留学生中掀起了重新认识中国现当代史、认识中国革命、重新认识中国三○年代以降的文学，并且重新评价台湾现当代文学的热潮。这个与五○年代以来冷战与内战重叠的主流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新思潮，穿过严密的思想检查，流入了岛内，最终影响了七○年代两次文学论战。

十二、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五年间台湾文学的特质

依据一九六六年到八○年代中期的上述政治经济学的特质，吾人可以规定此一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为「新殖民·依附性资本主义」阶段。而与之相应的台湾当代文学，在这些方面说明了这一阶段的文学思潮与创作实践的特质：

一、一方面受到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在阶级关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矛盾扩大化的影响，一方面又受到保钓左派对中国和台湾现代史再认识，以及对三○年代中国左翼文学及台湾现当代文学重新评价运动的影响，在一九七○年初，开展了批判现代主义诗的「现代诗论战」，从而引发了一九七八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两次论战，概括地说，提出了文学是什么，文学写谁和写什么，文学为谁，以及探索现实社会的经济性质，从而以文艺表现其矛盾，克服其矛盾，具体提出了台湾经济是「殖民经济」之论，文学为人民大众，文学应该有（中华）民族风格，也就是提出了民众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口号，基本上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去抵抗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经五○年代白色恐怖以鲜血镇压下去的、在台湾的左翼文学理论，至此在三十多年后的乡土文学论争中引发了噤抑却坚定的回声。现代诗论争和乡土文学论争，是中国三○年代左翼文学理论与实践同国民党右派反动文论的斗争史在七○年代台湾的回应，而不是什么陈芳明所说官方／中国的文论与民间／台湾文论的斗争。乡土文学论争也不是什么「中国体制的动摇」而使作家「转而关心社会现实」，而是中国左翼文艺思潮的復活，从而从左翼文艺观点认识和批评「社会现实」。而且乡土派在力言台湾及其文学是中国及其文学的一部份上，七○年代的争论，实质上是四七年到四九年争论的延长与呼应。

二、进入八○年代，主张把台湾文学从中国文学分离出来，以「台湾意识」为检验台湾文学的标准的台独派文论，做为八○年代在台湾逐渐发展起来的台湾分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份，有巨步的发展，逐渐成为台湾文艺论述的霸权。但在创作实践上，台独文学似乎一直没有具体的成就。

三、随着外国资本深入的渗透，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而使社会矛盾显在化，在文学上，深刻表现了外来势力在企业中，在日常生活中，在卖淫观光工业中、在劳动运动中深刻的民族矛盾。从六○年代末一直到八○年代初，黄春明、王祯和和陈映真等人，远远在今日学舌而来的「后殖民」论尚未为学界所意识之前，已经凭着文艺作家的高度敏锐，对于依附化、新殖民地化台湾生活中洋奴买办、崇洋媚外等方面，以▲美的手段，提出了严峻的批评，形象地回应了历史与生活所提出的问题，表现了生活，也批判了生活。

总之，陈芳明把一九四五∼一九八七这一段漫长、复杂的社会形态，简单地收拾为「后殖民」社会，表现了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的贫困与破产。

十三、「后殖民」社会阶段论的荒谬

和绝大多数台独理论家一样，陈芳明把国民党台湾人李登辉继蒋经国出任总统，取得政权，看成台湾人从「中国人」对台「殖民统治」解放。中国对台湾「再殖民」因李登辉继任而获致解放，从而展开了「后殖民」这样一个历史和社会转变！陈芳明这种离奇的历史唯心论，突出了在三个问题上理论、社会科学知识上的严重无知与错误：

第一个问题是「后殖民」能不能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由的社会形态。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后殖民」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社会、经济概念，例如把二次战后新独立的、社会性质不尽相同的「独立后社会」（post-independent society），概称为「后殖民地社会」（post-colonial society）。另一个概念是文化概念，是今日现实上人们一知半解，经常挂在嘴上、笔上的后殖民论（post-colonialism），但两者概念上是风马牛毫不相涉。

先说社会经济概念。二次大战结束后独立的社会，带有形形色色的前资本主义性质，如中国和台湾的半封建性；马来亚独立后很长时间内保存着地方封建贵族制；在非洲，许多独立后的社会仍然保有原始部族共同体的痕迹。这些国家，在冷战对峙的世界秩序下，以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方针路线发展自己的经济，要之，都採取光谱不同的、依据各民族具体情况而建立的某种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在政治外交上，这些国家结成了独立于西方和社会主义两阵营的「不结盟主义」，坚持走自己的路。

这些后殖民地社会中，也有一些社会因殖民主义统治结束，殖民地时代的阶级关系瓦解，一方面在社会、经济、政治上与旧宗主国维繫着千丝万缕的依附性关系，有利旧宗主国资本之长驱直入，和本地资本结盟，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相对性的发展。这种边陲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受到第三世界激进发展社会学家所质疑。「依赖理论」的提出，就是这质疑与批判的典型。而二战后独立的若干社会，在东西冷战中彻底扈从美国冷战战略利益，实行反共·依附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者，也是这个意义上的「后殖民社会」的另一种形式。

用这一意义上的「后殖民社会」看，陈芳明的一九八七年后台湾社会性质是以台湾从中国殖民体制的蒋氏统治下解放为言的「后殖民」社会之论，实在不值一驳。如果从对美扈从来看，台湾社会的「后殖民」化，也该从一九五○年而不是一九八七年始。问题的关键在于陈芳明根本缺少关于「后殖民地社会」的科学性的知识。

第二个问题是陈芳明所称台湾「再殖民」社会及其解放而晋于「后殖民」社会的过程，在政治经济上是断裂、扬弃还是连续、统一的问题。非殖民化当然是殖民体制的扬弃与否定。但八○年代中期到今日的台湾经济，现实上并不是与过去的断裂、批判与否定，而是与过去的连续和发展。这是事实俱在的历史。

一九八五年前后，台湾资本主义因资本积累与集聚的规律而财团化、独占化。一九八八年李登辉继任总统，标志着蒋氏波拿帕国家政权的终结，把政权归还给它历经三十多年苦心呵护培育的台湾本地资产阶级。台湾大资产阶级在李氏政权下，向国民党中央、立法院、地方议会等政权核心蜂拥而至，取得了空前的、过大的代表权（over-representation），把台湾政权赤裸裸地、由上而下地、改造成台湾资产阶级的政权。八○年代下半到九○年代，台湾资本主义在新的世界分工下，扮演了电子、资讯产业的、较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较密集的、高级加出口工业化的角色，在更高的技术、半成品和市场上，一仍依附工业上的强权。前李登辉社会与后李登辉社会，在经济性质上、阶级构造上不但看不到所谓「后殖民」对于「殖民」的否定与扬弃，反而是旧时代、旧经济和旧阶级关系的连续与发展，陈芳明的「后殖民」社会论站不住脚。

第三个问题，要问李登辉政权是蒋氏政权的否定、扬弃，还是肯定与连续。

十七、八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市民革命、或流血、或不流血，瓦解封建贵族体制，清算了封建身份制度，使农奴得以「自由」地成为资本主义的契约性工资劳动。三○年代西班牙弗朗哥的反革命，在政治、社会、宗教各方面血腥颠覆了人民的民主体制。中国革命也在阶级上、土地制度上、经济社会体制上根本变革了旧中国的秩序。

但八○年代在韩国与台湾这两个反共独裁体制下取得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对过去朴正熙、全斗焕和卢泰愚以及蒋介石长期暴戾独裁的历史都没有经过革命、政变、民众蜂起的批判；在社会经济体制和阶级关系皆原封不动地、由旧政权主导地、由上而下地「民主化」了。历史的曲折未加清算，社会经济上，在独裁体制下依附嗜血的反共独裁、恣意榨取工农阶级而肥大的大资产阶级，依然位居要津，荣华富贵，在实际上统治着「民主化」、解严后的韩国和台湾社会。在政治上，反共、亲美(日)、拒统、死抱着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拥护美国在东亚驻军、拥护TMD及美日安保新指针⋯⋯的思想意识形态，自蒋而李而陈的三代政权，莫不代代相继，一以贯之。总之，在阶级结构上，在战后资本主义的独占化过程上，以及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台湾在一九五○年以降的历届政权都充分表现了做为美国战后新殖民主义支配下的「工具」政权，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新中国、拒绝民族统一的本质丝毫不变，甚且「变本加厉」。陈芳明视一九八八年李氏政权为蒋氏国民党政权的扬弃，现实上达到了掩饰后蒋时代台湾政权在阶级上和政治上的反动本质的目的。

十四、一九八五年以后的台湾文学

在这样一个新殖民地·依附性的独占资本主义阶段(一九八五∼)台湾文学的三个方面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台湾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的扈从化，至八五年后达到了空前的高峰。美国学园转贩过来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同性恋论述」、「后现代主义」和 「后殖民主义」，透过留学回台教师、媒体炒作，在一知半解下成为某种「霸权性论述」。知识份子、文艺评论家，一旦离开了洋人提出的问题，就不会提自己的问题；一旦不用洋人的辞语，就不会用自己的语言谈问题，鹦鹉学舌，而犹沾沾自喜。原本反对文化殖民主义的后殖民论，到了台湾，竟恰恰成为美国对台学界文化殖民的工具。而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台湾文学才表现出深刻的「后殖民」性质–但与陈芳明所称，已南辕北辙了。这样的嘲讽，在陈芳明以「多元蓬勃」歌颂台湾的鹦鹉后现代主义，又与后殖民论混淆不清的说辞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在创作上，尽管鹦鹉后现代主义沸沸扬扬，但鹦鹉后现代作品却一直没有令人注目的作品。

其次，在八○年代末至今，有些年轻一代既不理会台独文论，也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无缘，偶尔也看见后现代论的影响的迹痕，但才华洋溢，出品了重要作品的一代作家，十分值得期待与注目。

第三方面，台湾分离运动虽然在两千年三月十八日达到了高潮，但台独派在文化、文学上的论述早有趋于疲滞沉寂之势。这固然是当年的台独理论家们先后纷纷转入政界，穿起笔挺的西装，出入庙堂之上，但其本身在知识、文化上的局限性，怕也是一个主要原因。陈芳明重构台湾文学史的雄图，雄则雄矣，但他的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局限性使他无法匹其鸿图，就是一个例子。

八五年以后的台湾文学应该还有可以提起的不少问题点，无如距离太近，难做全面、客观的观察，就略而不论。但今年黄春明以明快的现实主义创作的新小说集《放生》，竟创造了数万册的销行纪录。这应该是标志着鹦鹉文学的破产，当然也标志着黄春明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胜利吧。

十五、结论

台湾社会性质的推演，不是一个自来独立的社会之社会形态的推移，而是中国社会之一地方社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这是台湾社会史的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日据以降台湾社会形态的推移，由于一九五○年白色屠杀之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的不在，至今尚未有全面的、科学性的讨论。拙论初步主张台湾日据社会(一八九五∼一九四五)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九四五年到五○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组成部分；一九五○年至一九六六年，是「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五年左右，是「新殖民地·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而一九八五到目前，是「新殖民地·依附性独占资本主义」的社会。

这一初步的整理，必然有待于更深入的讨论甚至争论才能取得结论──正如一切社会性质的讨论莫不经历长期、纵深的讨论。但无论如何，陈芳明的「殖民社会」→「再殖民社会」→「后殖民社会」论之荒诞不经，已不必多论。

陈芳明投出了一个不忍卒睹的坏球。但如果因此而能展开一场关于台湾社会性质、台湾社会史、台湾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有科学性、有品质的球赛──有品质的争论，则陈芳明的此一台湾新文学分期论──虽然以负面的形象──将被台湾社会形态的讨论史所长久记忆。

事实上，陈芳明并不只投了这一次坏球。在台湾共产党史、台共纲领、台湾左翼运动史和台湾左翼文学问题上，出于陈芳明在知识上的严重破绽与局限性，屡犯大错。对于这些错误做科学性的批判、纠弹与讨论，对于发展台湾进步的社会科学与历史学，必有所助益。

台湾当面社会形态问题，以及与此相连繫的台湾社会史问题，是我们当前的、久悬未决的，十分重要的理论课题。在这一课题上的深入研究与展开，不但有益于对台湾社会实情的客观理解，也有益于清理已经基本教义化的许多论说──例如台湾民族论、台湾社会独特论、台湾意识论、台湾主权独立论，更有益于科学地探索新时期的反帝·民众的民主主义变革运动，包括文学的变革运动的纲领。

而对于在一片狂喜中接掌了统治权的新政权，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科学性的分析，对新的统治阶级和政权机器要怎样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清醒的认识，无疑更是当前重大课题之一。

陈芳明把他的「史识」与「史观」，不无得意地标榜为「后殖民」史观。查文化思想概念上的后殖民论、一言以蔽之，是对于旧殖民地历史，以及旧殖民历史在「殖民后」社会中的文化的遗毒，以及战后新的文化殖民主义对前殖民地社会和文化的为害，加以反省、纠弹、批判的思想。陈芳明的「后殖民」「史观」、美化日本殖民统治，谓带来高度资本主义；通篇无一字涉及美帝国主义的新殖民统治；以冷战辞语说中国帝国主义对台湾的统治；把美国学园对台湾思想文化的支配说成自由化和多元化⋯⋯把这样的洋奴「史观」说成「后殖民史观」，其实是对真正的后殖民主义的侮慢了，并且尖锐地表现出台独论的后殖民意义。

陈芳明在开宗明义中说：「任何一种历史解释，都不免带有史家的政治色彩。史家如何看待一个社会，从而如何评价一个社会中所产生的文学，都与其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旨哉斯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确是各有各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而我们关于台湾各阶段社会性质以及相应的文学的性质，也与陈芳明在「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上南辕北辙、针锋相对。然而，理论问题毕竟主要地要通过知识的对错、逻辑的真伪、以及具体实践的严格检验。「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毕竟不能取代科学知识，否则就是一场知识上的灾难了。

试问：陈芳明赖以「建构」、「台湾新文学史」的地基──台湾社会性质论，既是一片松软的沙渚，则他所要「建构」的「台湾新文学史」大厦，又如何能免于根本倾覆、土崩瓦解的灾难呢？

原文刊载于《联合文学》第一八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