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在哪裡？｣
｢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

 
一、全共鬪戰士
 

2010年11月13日上午，日本橫濱馬車道路口。
 
距離下午遊行的時間還有好幾個小時，日本的同志們和我們這些外國代表決定把握時間，在馬車道這邊的十字路口辦街頭演講的活動。日本同志們有秩序地散站在馬車道的兩旁，年輕人負責拿著布旗和標語，壯年人負責散發黃色的宣傳單，中年人負責拿著手提擴音機在街角演講。演講顯得平實無華、四平八穩，語調裡透著一股特有的克制，沒有那種急著想與人分享秘密的激情和衝動，就像橫濱這座城市一樣，有一種完全不準備應付一場騷動的平靜。
 
也許是太平靜了吧！演講街角旁的百貨公司，走出來一位白衣藍裙的女士，很禮貌地皺著眉頭，輕聲抱怨著音量大得很不禮貌的擴音器，看來是不希望我們在這個街角活動，然而負責演講的同志卻也面帶微笑地拒絕了她的請求。女士不死心，往馬路邊跨出一大步，舉起她的右手，向著初陽的天空指去，好像希望我們把話說給上帝聽似的。老同志們收起了露齒的微笑，調整了一下擴音器的角度，向著她所指的方向―但是人間，而不是天上―繼續從容地輪流演講。沒多久，百貨公司醒了起來，兩旁的櫥窗燈一一打開，大門也亮了，門左邊的大型電視機開始大聲地響了起來。那種音量很不友善，顯然想要掩蓋我們的演講。但有趣地是演講的同志們似乎絲毫不受影響，仍然用原來的節奏和音調，定力十足地繼續演講著。這兩種聲音和成了有趣的輪唱，演講總能從音樂的間歇中鑽出｢APEC橫濱會議反對｣、｢美日軍事擴張粉碎｣和｢帝國主義全球化反對｣的口號。然而，真正佇足停留或收下宣傳單的人卻寥寥無幾。

就在兩種聲音來回爭唱的時候，另外一股強大刺耳的噪音，開始從街的另一邊緩緩地駛了進來，一部像是運送鎮暴警察的大客車，用非常緩慢的速度，滑進十字路口，車身兩側大大地寫上｢天地正大氣｣五個大黑字，車上的窗戶都是緊閉的，車頭頂有個巨型的喇叭，斷斷續續地嘶吼著。車頭和側邊印著｢長崎市正氣塾｣的小字，字眼雖是右翼一成不變的陳腐，但字裡行間卻浸透著一種日本人才能體會的不安和恐懼。今天下午在城市另一頭的大野町，右翼的兩個組織也要舉辦一場集會，這場集會得到了日本保守派政治勢力的支持。｢正氣塾｣大客車在街頭的宣傳模樣，與其說是邀請市民參加他們的集會，不如說是恫嚇市民不要參加反APEC的遊行。吵鬧的大車一過，那些尾隨而來的右翼散兵游勇開始從對街一路鼓譟而來。這些人說話的內容並不清楚，也許也不重要，對他們來講也許更重要的是右翼份子特有的陰狠和暴躁態度一定要撒潑地表現出來才行。對付他們有經驗的同志們評估了現場的情況，決定相應不理，繼續演講。果然，那個頂著油亮光頭、穿著檸檬黃運動衣一路叫囂的胖子，不久就有氣無力地走開了。

街道上人群稀稀疏疏地來來往往，除了我們之外，就剩下對街穿著制式便服、帶著黑帽口罩、不時在黑色筆記簿上記下新動靜的情治人員。街角又恢復了原來的樣子，吵鬧的百貨公司繼續逗著這群踽踽獨白的左翼。
 

當我開始對來往冷漠的民眾習慣地出神時，百貨公司大電視機放出來的音樂突然喚醒了我音樂的記憶深處。啊！這音樂，我聽過，而且聽過好多遍了。這樣的吉他獨奏很特別，因為那不是撥弦演奏能輕易辦到的，只能是雙手對位按弦的技法才能讓這些紛雜的音符即興而快速地起伏，讓和弦更飽滿，讓切分更隨興。我學著DOWNBEAT爵士音樂雜誌裡的｢Blindfold Test｣專欄，試著聽音辨人。一會兒，心中浮起了一個音樂家的名字，他叫Stanley Jordan，曾被DOWNBEAT雜誌譽為｢吉他巫師｣。吉他的獨奏並不長，接著是高音薩克斯風吹奏的｢Summertime｣，不是Dave Liebman的爆裂急促，也不是Steve Lacy脫俗的詩意，倒是有80年代溜進溫柔夜曲裡搖擺的優雅—-這一定是Grover Washington Jr.。串起了這些音樂的記憶，我得出了結論：這是1985年2月BLUE NOTE唱片公司集合了旗下所有爵士樂手，在紐約舉辦的一場音樂會。這場表演試圖透過精緻和標準化的演出，挽救爵士樂的市場頹勢。結果演出是成功的。自此之後，爵士樂手不必再躲在輕音樂的邊緣一邊伴奏賺錢、一邊憤世嫉俗地咒罵了。五年之後，橫跨古典樂及爵士樂的音樂奇才Wynton Marsalis登上時代雜誌封面，號稱｢爵士樂的新時代｣終於來臨，爵士樂精緻化的任務，於焉完成。從此之後，爵士樂離開了粗野的音樂叢林，它所特有的、即興的狂野全數被市場收編，吶喊無需再有滿腹深情，只要準確的指法練習和呼吸就可以了。聯想到這裡，我回頭去看那台吵鬧的大電視核對答案時，答案並不讓我意外，反而是電視機旁的日本同志們讓我非常意外，他們竟然也在電視旁不自覺地微踩著節奏，輕搖著旋律呢！
 

哦！我都差點忘了，他們當年那個運動的世代，也正是BLUE NOTE這批爵士樂手崛起的時代。那些樂手創作和演奏的許多音樂，都成了1960年代全球學運世代的配樂之一。不同的是：1985年後的爵士樂就像是開始裝瓶生產的佳釀，標籤、年份、氣味、色澤、封瓶的方式、飲用的方法和知識已經比酒本身還重要了。而1960年代，爵士樂卻像大量用力潑灑在正午曬燙的柏油路上的廉價紅酒一般，酩酊的酒氣和果香蒸融在跑步前進的口號裡，遊行隊伍在微醺的空氣中，用力汲取放肆對抗的力量。他們戴著標寫著各個學運派別代號的頭盔，掄著新制的角木棍，蒙起毛巾，走在亢奮的長蛇陣隊中，流下驕傲的汗水，在日以繼夜的煩人討論和與軍警痛快淋漓的短兵相接中，揭開了那個鬥爭世代的漫漫長幕……
1969年初夏，日本早稻田大學8號樓地下室。
早大已被學生全面佔領，機動隊也已將學校團團圍住。在最後的進攻和抵抗之前，校園裡瀰漫著一股不安的寧靜。兩年前剛從國立音樂大學畢業的爵士樂鋼琴手山下洋輔，決定到已經轉移到8號樓地下室早大的全共鬪 (全日本學生共同鬪爭會議) 總部，舉行一場演奏會，這是這位27歲的自由爵士前衛派樂手第一次重要的現場表演。那些奔出小節線的音符、四處散亂的鼓聲和高音薩克斯風精神飽滿的鬧叫，織成了他｢Dancing古事記｣的曲子。地下室集聚一堂的學生們在音樂奔放的鼓動下顯得士氣昂揚，但山下洋輔卻再也禁不起這樣亢奮的折磨，演奏完後就走過陰暗的長廊，離開那一屋子令人窒息的憤怒，到戶外呼吸一縷沉悶但新鮮的空氣，留下枕戈待旦的早大全共鬪學生們，雜坐在彼此的木棍和手舉牌間，隨著音樂的餘韻，繼續搖頭晃腦地等待最後一粒戰鬥的塵埃，掉進自己渴望作亂的鼻孔裡。
 

經過1950年代後半期的醞釀，到60年代全面展開的咆哮，自由爵士的音樂形式伴著全球學生運動的吶喊前進，剝去了和絃進行、褪去了切分節奏、打破了樂團建制，自由爵士留下來讓人足以辨識得只剩嘲諷、咒罵、焦慮與肆無忌憚的憤怒。然而這樣的情緒並非僅僅來自於當時那些樂手們的天分，而是來自於那無從遏抑的社會躁動。
1963年美國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翰教堂發生爆炸案；1965年美國回教領袖Malcom X被殺身亡；1966年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1967年美國黑豹黨領袖Fred Hampton在家中被警察射殺；1967年格瓦拉在波利維亞被處決；1968年越南名將武元甲向南越軍隊及美軍發動春節攻勢；1968年阿拉法特領導法塔赫展開解放巴勒斯坦的游擊戰爭；1968年越南美萊村民遭美軍屠殺；1968年牧師馬丁路德金恩被殺身亡；1968年蘇聯軍隊入侵捷克布拉格；1968年法國學運發動｢五月風暴｣；1969年美國學生民主協會分裂，｢地下氣象｣組織開始將運動激進化……
 

這些當權者殘暴的鎮壓和因而興起的對抗，在在都挑戰著既有的社會規範和成見。也因此，像Miles Davis、John Coltrane、Charles Mingus、Eric Dolphy、Cecil Taylor、Ornette Coleman、Jackie McLean、Steve Lacy、Albert Ayler、Archie Shepp、Sun Ra、Pharoah Sanders以及Art of Esemble of Chicago等爵士音樂家和樂團都自由了。他們音樂創作上的新自由，並不只是因為Selmer Mark VI或King Super 20的頂級薩克斯風；也不是因為Rico No.3的薩克斯風硬簧片；不是因為吹奏時絕不換氣的循環呼吸法；更不是因為陶瓷製的小喇叭和敏感的弱音器麥克風；不是因為Steinway的鋼琴；不是因為Keith Jarrett演奏時的呻吟；不是因為John Coltrane幾乎掉光的牙齒；不是因為Lester Young異於常人的指法；更不是因為Charlie Parker的毒品與烈酒；也不是因為Dizzy Gillespie鼓如青蛙的雙頰；也決不只是Cecil Taylor終身續留的粗髮綹。他們的自由來自於源源不斷、從人民抵抗中所獲得了靈感，他們所奪取的藝術自由就像那時許多黑人音樂家紮成的黑髮綹一樣，象徵的是非洲肯亞民族解放軍領袖Dedan Kimathi所領導的兩萬名日夜兼程、奮戰八年、披頭散髮、蓬頭垢面、最終全軍覆沒的茅茅戰士，他們讓英國殖民者在殘暴的勝利殺戮後，還餘悸猶存地無法忘懷那些鬼魅般的容顏，這樣雖敗猶榮的集體情感，這樣｢我鬪故我在｣的奮進精神，刺激著爵士音樂家們擺脫音樂既有的規範，從音樂的戰線上發起了猛攻。
同樣的這種憤怒，在日本卻有著有不同的版本，在那個憤怒的自由還在爵士樂醞釀的年代，日本進步運動已經開始了他們長達20年的奮戰，戰後出生的｢團塊世代｣也在前一個10年預習著下一個年代的叛亂……

1956年，日本勞動人民與學生阻止東京和玉川美軍基地擴大的運動開始蔓延；1959年2萬名工人與學生包圍日本國會大廈，阻止了美日安保條約的簽訂；1960年，10萬人再度包圍國會大廈。6月4日，全日本560萬人(一說600萬人)展開總罷工和集會，反對簽訂美日安保條約，首相岸信介因此下台，但阻止簽訂美日安保條約的努力卻功敗垂成，運動也隨後發生了變節、徬徨、背叛與分裂，然而世界的變動卻沒法讓他們遲疑太久。
1965年，為了反對美國總統詹森藉所謂的｢東京灣事件｣將越戰升級，日本學生開始發動大規模的反越戰運動。1966年，這些學生阻止美軍潛艇進入橫須賀及佐世保軍港；1967年，反戰學生企圖阻止佐藤首相訪問越南和美國，在羽田機場路上的弁天橋兩度與機動隊激戰，10月8日，格瓦拉將在世界的另一端被處決的前一天，反戰學生掄起了被稱為｢Gewalt｣的角木棍開始發動｢武鬪｣；國家鐵道公司的工人也組織起來拒絕運輸美軍物資；學生們還阻止東京設立美軍的王子野戰醫院；1968年，學生再度阻止美軍航空母艦進入佐世保軍港；6月15日國際反戰行動日，在新宿車站的街頭，2000名學生與警察機動隊公開械鬥後全面佔領新宿車站，矗立在新宿站西出口的｢解放區｣木立牌震撼日本。1969年10月21日，為了阻擋燃料輸送車援助美軍，日本46個都縣道府的30萬人、31所大學的60個學生自治會的6萬名學生，再度佔領新宿車站，並且兵分多路進攻國會大廈、防衛廳和警視廳。此外，為了反對興建成田機場提供給美軍轟炸機起降，學生們在三里塚和機動隊大打出手，從此以後三里塚成為一條又長又遠的戰線。

1968年，日本大學執意要提高學生的學費，另一方面國稅單位卻發現日大教務處的小野竹之教授逃稅30億円，這引起了當時日大學生的反彈。為了反對高壓管理，反對學閥、財閥和政閥連手炮製的、只知圖利的教育政策，日大學生展開了為期四個月的鬥爭，儘管校方唆使和動員了一批一直領取獎學金的體育學院學生挑釁和攻擊文理學院的學生，但這些學生也組織了鬪委開始和校方進一步對抗。9月30日，3萬5千名學生將兩國講堂前廣場擠得水洩不通， 日大的古田董事長在日大學生選出來的全共鬪議長秋田明大的逼迫下，接受了學生的訴求。日大鬥爭取得了勝利，日大全共鬪也成為｢全日本學生共同鬪爭會議｣的先鋒骨幹之一，並在當年底加入到東京帝大的抗爭運動裡。

1969年1月18日，為了反對美帝佔領軍引進的實習醫生學奴制度，東京大學學生用木障桌椅封鎖全校所有大樓的出入口，還將即將舉辦入學考試的安田講堂鐵門深鎖，在大門上懸掛起全學連的戰旗和毛澤東的畫像，並且在大門的兩旁石柱子上漆上｢帝大解體！造反有理！｣的白色大字，在寒冷的冬日的與校方召來的警察機動隊開始對峙攻防兩晝夜。當其他的大樓一一陷落後，消防車開始群聚在已被改名為｢解放講堂｣的四周，用日以繼夜的冰冷水柱和催淚瓦斯，攻擊這座孤絕的城砦，在嗆人的瀰漫煙霧和已經透進單薄雨衣的刺骨寒冷中，共產同、社學同和中核派負隅頑抗的學生們仍在濕冷的頂樓，用簡陋的自製汽油彈，一次又一次地阻擋著地面機動隊的進攻，燒盡了機動隊們打造的防火木廊。儘管如此，東京帝大全共鬪議長山本義隆已經知道這場勢必彈盡援絕、四面楚歌的守砦戰鬥是不會獲勝的，但它不久後卻燎燒出一幅涵蓋全日本68所國立大學、18所公立大學以及79所私立大學｢大學解體！教育粉碎！｣運動的叛亂地圖，安田講堂的敗戰將成為新一個年代再度集結力量反對安保鬪爭的先鋒旗幟！

 

1月19日下午5點44分，機動隊扯下了解放講堂鐘樓頂上｢頑劣｣的紅旗之後不久，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特別到滿目瘡痍的現場視察，當他走進了這座充滿石塊、碎玻璃、焦黑灰燼和泥濘水灘的廢墟時，他忍不住拿出了手帕，當時的媒體宣稱佐藤是因為心疼自己的母校被糟蹋的體無完膚而傷心，但其實不是，他拿出手帕想要掩蓋的是那股連他都無法忍受的、赤裸裸國家暴力那陣陣嗆人的惡臭！

列寧當年在總結偉大的十月革命時，曾說過當時革命一天的發展，遠遠超過沒有發生革命10年的進程。對1960年代反對帝國主義、反對高壓管理、反對越戰的日本學生運動而言，這場偉大運動進行的速度，當然遠不如列寧十月革命的節奏那樣飛快，但如果按月份來估計運動進展的話，顯然也並不為過。除了像村上春樹那些冷眼旁觀的人之外，當時沒有一個熱血的日本青年可以自由自在地選擇自以為是的所謂｢戰線｣，然後牽強附會的強說自己｢進步｣、｢革命｣。當時，活生生的抵抗目標虎視眈眈地檢視你的一舉一動，就像凌亂的日大經濟系教室牆上大字報上所寫的一樣：｢只有理論而沒有行動，理論是無用的。只有行動而沒有理論，行動也將必死無疑！｣

面對這場即將再起的1970年反安保運動，連著名的日本右翼文學家三島由紀夫都對它產生了幻想。他和他那人數少得可憐的｢楯之會｣成員，在多少個全共鬪與機動隊鏖戰經夜的街頭觀察著發展，｢審時度勢｣，三島由紀夫也與全共鬪的學生辯論著鬥爭的目標和策略，他甚至於奇想著如果學生的叛亂擴大，機動隊無力招架，日本政府就會出動自衛隊平定暴亂，自衛隊再效法1936年為了｢清君側｣而發動政變，將那些向美國帝國主義奴顏屈膝的懦弱右翼趕下台，恢復｢戰爭憲法｣，成為｢正常國家｣。可惜這個奇想沒有實現，於是這位一生歌頌｢生時燦如黃花，死時壯如秋葉｣的沒落武士，學著他《金閣寺》小說裡的主人公溝口那樣縱火燒毀金閣寺一般，在東京自衛隊市谷營區結束了自己不甘寂寞的一生。
 

1970年，美日安保條約即將到期續約，10年前功敗垂成的反安保鬪爭重整旗鼓再戰。11月16-17日，再度阻止佐藤訪美的鬥爭開始發動。日本社會黨的反安保實行委員會在代代木公園舉行七萬人集會，而全共鬪的反戰青年委員會的學生們則選擇集結在蒲田，開始與機動隊在街道上開打，這些反戰鬥士們企圖突破機動隊防線，前進到羽田機場完成阻止佐藤出訪的任務，同一天在大阪、新宿、大森、琉球和日比谷公園，都成了反戰的戰場，共有兩千多人被逮捕。
 

儘管如此奮戰、儘管全共鬪精銳盡出，儘管新宿車站再度成為｢解放區｣，但美日安保條約還是續約了，而且美日政府為了避免10年就混戰一次｢反安保鬪爭｣，雙方決定從此以後永遠不必再有續約手續了。這個失敗的打擊，瓦解了全共鬪，這個失敗逼使每一個戰鬥的青年都必須要面對一個根本的問題：我們的鬥爭哪裡出了問題？
此後，15年過去了。所有那些因著時代運動的憤怒而獲得創作自由的爵士音樂家們，就像《水滸傳》裡眾家星宿一般，在人間作亂之後，紛紛回歸了｢神位｣，繼續供著爵士樂新的善男信女瞻仰膜拜，而那些拯救了他們藝術事業的街頭戰士，卻鮮血淋漓地躺在鬥爭過後的人間戰場上，反省著自己的呼吸。
大部分的戰士，有生以來第一次投入這場波瀾壯闊的運動，一起發散了熱情，一起經歷了運動潮汐風浪一再失敗的打擊，他們在這些打擊之下，紛紛帶著沮喪絕望的的心情，從此在政治上一蹶不振，離開了運動，潛進庶民的生活中調適挫敗的自己，並把這份對運動的記憶和情感深藏起來，成為努力生活的普通人，就像一群曾經企圖改造天地但失敗了的法師一樣，為了防止這可怕法術的秘密外洩，決定用沉默讓它快速失傳。他們承認了失敗，並且被這樣的失敗所馴服。
另一部分的戰士們丟棄了那些不堪一擊的角木棍、甩掉了頭盔、扯下了毛巾，放棄了信念，混身到日本經濟發展的最後一個高峰哩，成為學者教授、優秀的CEO和體面的政客，偶而還不無誇耀地掩面唏噓、自我標榜說：｢那美好的一仗，我已經打過！｣
還有一部分的戰士卻認為這樣的失敗，是因為沒有足以和那些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對抗的、旗鼓相當的真武器，來和這些敵人進行真刀真槍的戰鬥。於是他們舉起了赤旗，稱自己為赤軍，在此後的30年間，繼續尋找真的武器與新的戰場，將他們戰鬥的青春埋葬在監獄、中東和淺間山莊的困獸之鬥裡。

更有一批｢戰士｣―噢！不！是高明的政客，一開始就利用激進的口號和所謂流利的｢馬克思主義方言｣，在全球的革命重鎮，招搖撞騙地到處兜售著他們的｢革命｣斂財計劃。他們從來就不必擔心生死成敗，因為只要懂得國際革命的微妙關係，晾在革命鬥爭的旁邊嬉笑怒罵，他們就能無所作為地左右逢源，｢政治正確｣地繼續生存下去！
而在那個折戟沉沙的失敗荒原上，卻有最後的一批戰士留下不走。在20年的動盪中，隨著一次高過一次的動員和戰鬥，他們不斷地摔碎了部分的自己，直到最後體無完膚地破碎殆盡。儘管如此，他們並沒有匆忙地離開這個與之廝殺多年的戰場。他們在這個敗戰的荒原上收拾著自己的碎片，藉著社會底層不斷閃耀出的階級血光和哀嘆吶喊，他們才重新意識到自己散落的碎片曾是一個整體，於是他們細心地將它們重新黏合，留下龜裂的傷痕，清掃這片荒蕪的戰場，耐心等待下一次決戰，儘管面對路人的漠然和右翼的挑釁，還是固執地繼續在橫濱馬車道的街角，發著和說著他戰鬥半生過後仍然堅信的真理。

｢我們原本以為只要有一場巨大的運動就能發動革命！但我們錯了。我們其實需要的是一個黨，一個能撥開光怪陸離的現實迷霧，眺見歷史方向的政黨。｣相識近廿年的老同志江夏先生隔著厚厚的鏡片，認真的看著我，對這段往事說出了這樣的感慨。雖然經歷了長時間翻譯的疲勞，他的眼神就像他還沒時間修剪的鬍渣一樣，散亂但卻生氣勃勃。
｢那你為何不像大多數人一樣一走了之呢？那些人當年可能因為這樣那樣的理由，多多少少沾惹了一點運動，然後自由自在地離開了這些運動，事後還可以無情地消費這些運動，最後竟然還擺出歷史全知者的姿態，一面享用著這個社會當權者的資源，一面卻繼續詆毀著你們日以繼夜無用的戰鬥！｣我承認我問的並不是一個歷史問題。
江夏先生抿了抿嘴唇，向外突出的牙齒顯得更加頑強：｢首先，儘管我們有一些同志犯了極為嚴重的錯誤，但我們經歷的並不光是失敗，還有成功。我之所以沒有一走了之，是因為我出生在農村，我知道勞動者的艱辛。至於甚麼支持我繼續和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對抗呢？每當我想到剝削的殘酷和消滅資本主義後的美好，就值得我耐心等待再奮力一戰！｣
｢這麼多人都受到那場巨大運動的洗禮，為什麼像你這樣堅持下來的人卻寥寥無幾呢？｣和江夏先生一起身在1970年全共鬪反安保鬥爭運動重鎮–蒲田驛車站–的快餐店裡，我真的覺得我的問題有點超現實的疏離感。其實我更想向江夏先生打聽的是：40年前全共鬪那場反安保鬪爭戰役第一場與機動隊的遭遇戰，是在哪個街角和路口開始的呢？
江夏先生翻開他那本寫滿英日語隻字片語的翻譯溝通小冊子，用日本人寫硬筆字特有的工整嚴謹，一筆一劃地勾勒出｢疎外革命論｣幾個字。我搖頭表示不解。
｢嗯……｣自學英語有成的江夏先生認真地思索著正確的表達方式。
｢你知道，我們所努力要實現的革命，應該是由社會底層倍受剝削壓迫的無產階級大眾來發動和完成的。但60年代日本的運動主體和能量卻是來自於戰後出現的中產階級和他們戰後出生的、接受大學教育的兒女。此外，對戰爭的記憶、戰後美國佔領軍和復辟的右翼聯手打造的政治和社會體制，也讓渴望和平的日本人民感到疑慮和不滿。再加上戰後第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殖民的人民運動和獨立戰爭和新中國的建立等等因素，都促成了當時日本運動的發展，這些背景、歷史也影響了我們這一代青年的革命觀。當時那種緊湊、混亂的歷史節奏和思潮爭論，模糊了我們的政治視野，也使得我們的運動最終無以為繼……｣江夏先生說完後，留下了許久的沉默。眨動的眼睛，緊閉的嘴唇，更讓這段沉默饒富深意。對一位經歷過運動喧囂的的中年人而言，他的沉默讓我想起像爵士樂小號手Miles Davis的曲子｢Blue in Green｣，擺脫了爵士樂Bebop時期快速且飽滿的音符，留下了一大塊想像空間。

｢您剛才說到第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殖民的獨立戰爭，讓我想再問一個問題：1973年，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和美國帝國主義之間進行所謂的『關係正常化』時，難道你們沒有受到打擊嗎？你們念茲在茲的世界反帝運動旗手的中國和美帝就這樣暫時和好了，你們不覺得有被背叛的感覺嗎？｣我打破了許久的沉默，繼續質問他。
質問他，並不是因為我自以為比他對事業更堅貞。相反地，正是意識到許多人反覆訴說和評價歷史時，總會有一種超然自在的全知高度，久而久之會使人在認識歷史的過程中，產生一種感情上的缺陷，似乎只要熟知歷史過程的人事時地物，再參照某些既有的詮釋體系、政治立場和｢普世｣的價值判斷，我們就能在有限地閱讀和思辯下，理所當然地拿下對歷史理解的勝利。但當我們回過頭來面對我們日常的生活時，被現實生活事務所觸動的感官，往往引發我們的情緒與情感，影響著我們對日常事務的判斷，這時我們又失去了那種面對歷史時所慣有的冷靜，或者用歷史來為我們現在的感情服務，於是總會老生常談地感慨｢人類為何不斷地重複歷史的錯誤｣，這樣一來，我們好像又拿下對感情濫用的另一種勝利。所以，我覺得，要認識過去的歷史和此時此刻的自我，不能光對歷史的細節做冷酷的考證，還要從經歷過那些歷史的人們的感情中，去尋找我苦悶已久的共鳴。
｢當年中美關係的變化，的確對運動中的我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很多人的確覺得被中國背叛，而開始反對中國，但我們當時對中國有不同於他們的另一種理解。當時的中國身處在中蘇論戰和冷戰所造成的國際孤立中，而當時中國國內的局勢也非常複雜，所以作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他可以有他的國際革命戰略計畫，但作為中國政府而言，它卻得在現實中擺脫孤立地生存下去。就像釣魚台議題一樣。我記得當時一起反安保的左翼同志和朋友們都是反對美日帝國主義對釣魚台的擴張政策的，那時，我們大家都認為釣魚台本來就該是中國的。但到了這一次，連左翼的同志間在這個議題上都猶豫不決了起來。之所以有這樣的猶豫，只因為中國強大了，只因為害怕日本國內媒體極端的右翼宣傳，只因為對中國改革開放有了強烈的意見，於是就可以用當下的複雜心情，拿來當作重新判斷當年美日帝國主義挑起的這個歷史爭端！這可以是評判和理解歷史事件的態度嗎？如果真是這樣，得利的還是不斷鎮壓我們、排擠我們的帝國主義勢力和右翼啊！我們應該像當年反安保鬪爭時的信念一樣，承認釣魚台是中國的，然後再談共同開發的問題才是。｣望著江夏先生說完話後平靜的表情，我的心情很是複雜。在台灣，有許多自詡｢左派｣的人士，常喜歡用所謂的｢國族主義論述｣來貶抑｢統獨爭議｣，彷彿這樣的政治議題只是虛假的幻影似的，於是他們就可用理所當然地用冷漠態度來面對釣魚台歸屬的問題，或者將一個美日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的現實議題，變成一個憑弔保釣運動的懷舊活動。但是，在日本，美日帝國主義的｢尖閣列島擴張政策｣卻是和反安保、反美軍基地的運動針鋒相對的。日本這樣活生生的鬥爭現實，使得台灣那些所謂的｢左派｣不關心釣魚台議題的立場以及將釣魚台議題｢歷史化｣的活動，完全符合美日帝國主義及日本右翼的政治利益！
祕魯小說家略薩在他《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的小說中，提到了盛行於秘魯的一個叫｢尋找天堂｣的兒童遊戲。當鬼的小孩必須蒙上眼睛站在中央，其他的小孩商量好誰當｢天堂｣之後，就要手牽手地圍成一個圓圈，將尋找｢天堂｣的蒙眼小孩圍在圓圈的中央，一邊繞著圈子，一邊問：｢天堂在哪裡？｣。蒙眼的小孩可以喊停，然後摸著面前的小孩問他：｢天堂在哪裡？｣，如果他不是那個當｢天堂｣的人，他就會說：｢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而中間那個蒙眼的小孩就得繼續尋找｢天堂｣。但對於這些繼續奮戰40年的全共鬪戰士而言，這個遊戲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因為，對他們來說，天堂就在街角，根本不需要尋找，他們始終努力尋找的是可以和他們大聲喊出｢天堂再另外那個街角｣的堅毅同志。之後的五天，我將經歷一場運動和想像力的奇異之旅，並且和這些全共鬪的老戰士們在橫濱、在橫須賀軍港的街頭，大聲地喊出：天堂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