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馬克思主義從西歐傳入俄國以及東亞之後，如何使馬克思主義與各地的實踐相結合，成為各地馬克思主義者所共同關心的主要問題。由於馬克思主義在歐洲所預設的革命動力基本上是工人階級，但工人階級在俄國與東亞都屬於社會中的少數，因此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便以不同的方式去設想如何在工人階級之外找尋可能的革命動力，然後使工人階級能夠與這些革命的階級形成一個統一戰線。而所謂的「階級分析」，就是為了判斷哪一個階級可能參加革命、為了判斷統一戰線可以包括那些階級而產生的。這個工人階級之外的革命動力，首先通常是指農民以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其次則是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或者「自由資產階級」。而我這篇論文所探討的「階級分析的隱沒」，就是指一種為了論證跨階級的統一戰線具有必要性，從而導致階級分析不存在，或者階級分析失效，形式化，乃至被架空的各種狀況。
而本篇論文所分析的主要對象，是以台灣革命為主題的政治經濟學討論。本文認為，由於二十世紀的台灣先後經歷了日本殖民統治的鎮壓以及國民黨長期的白色恐怖，因此台灣的社會主義者普遍認為台灣的革命必須以統一戰線為基礎。但是，恰恰是為了論證統一戰線具有必要性，就導致了階級分析遭到了架空，實際上成為了既定答案的註腳。而這個既定答案就是統一戰線。除此之外，由於二十世紀台灣面臨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無到有的出現，但是台灣又出現了多次政權轉移以及社會動盪，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們容易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台灣的發展前景產生不同的估計。加上分析方法的不同，就更容易使「階級分析」在不同人的手中出現不同的結論，從而使階級分析的主觀因素更加放大，並因為這種放大而實際失效。
在這篇論文中，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共產黨以及台灣光復以後的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基本上不是本文討論的對象。因為這些組織分別屬於共產國際以及中共的組織脈絡與理論權威之下，因此他們的階級分析必須從更大的組織範圍去考慮，不能孤立地分析這些組織。也因此，基本上本文所分析的主要對象是國共內戰以及國際冷戰造成原有的組織脈絡與理論權威發生斷絕之後的理論發展。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之後的理論發展。
階級分析在台灣發生隱沒的第一種狀況與台灣的「原始積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有關。由於原始積累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台灣大規模的展開，因此台灣社會「資本主義化」的趨勢就越來越明顯。但又由於國民黨政權普遍被當時的台灣社會主義者視為從中國大陸的「半封建社會」（semi-feudal society）嫁接到台灣社會之上的國家機器，因此當時的論述就出現了一種普遍的思路。第一點，國民黨政權是反動且殘暴的半封建政權（semi-feudal regime），因此，打倒半封建政權可以成為一種口號，並藉此形成跨階級的統一戰線。第二點，由於台灣社會正在資本主義化，因此，正在興起的新興本省籍資產階級能不能參與打倒國民黨的運動，就成為了眾所矚目的問題。以旅日的劉進慶教授來說，他認為這些新興的本省籍資產階級與國民黨政權之間沒有矛盾，是一體化的壓迫者。同樣旅日的分離主義左派史明則認為這些本省籍資產階級與國民黨之間存在著「民族矛盾」，因此可以成為革命動力。至於北美的《台灣人民》（Taiwan Jinmin）雜誌則認為，這些本省籍資產階級有兩面性，既反動，但也革命。很顯然，在劉進慶、史明，以及《台灣人民》的狀況中，史明的階級分析存在著最大的「隱沒」的危機，因為他對本省籍資產階級過度肯定，而且是以他主觀設想的「民族矛盾」去判斷本省籍資產階級的革命性。
階級分析在台灣發生隱沒的第二種狀況則與台灣的「資本壟斷」有關。這個狀況在一九七零年代末期開始成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所關注的問題。七零年代末期出現一種看法認為：由於台灣民間資本之間出現從自由競爭轉向集中乃至壟斷的狀況，導致民間壟斷資本與民間非壟斷資本──也就是中小企業──之間出現劇烈的矛盾。又由於當時的討論都認定民間壟斷資本與國民黨政權之間有密切關係，因此民間壟斷資本與民間非壟斷資本之間的矛盾開始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所關心的焦點。換句話說，此時也是討論資產階級是否具有革命性，但問題已經不單純是「本省籍資產階級」是否有革命性，而是以中小企業為代表的廣大「民間非壟斷資本」是不是能夠成為打倒國民黨政權的革命動力，以及「反壟斷」這樣的口號能不能爭取這些中小企業並形成統一戰線。
一九八六年九月民進黨成立之後，圍繞著「反壟斷」問題而出現了許多看法，有些人認為民進黨是中小企業在經濟危機中的產物，有些人認為民進黨應該以反壟斷聯盟為任務，有些人則認為需要在民進黨之外另外成立反壟斷聯盟。在「反壟斷聯盟論」發展的過程中，發生了一場非常關鍵的對話。對話的一方是主張反壟斷聯盟的海外社會主義者蔡健仁，另一方則是主張工農聯盟的島內社會主義者林書揚。蔡健仁曾在一九八零年代初期主編了北美的《台灣思潮》（Taiwan Tide）。這份刊物與《台灣人民》的許登源等人實現了海外社會主義運動上的接續。林書揚則是台灣遭關押最久的政治犯，從一九五零年被捕之後，直到一九八四年才出獄，長達三十四年零七個月。出獄之後的林書揚，是以《夏潮》（China Tide）雜誌為代表的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蔡健仁與林書揚發生對話的時間是一九八六年十月，也就是民進黨成立一個月之後。當時的對話其實並不是面對面的對話，而是一次通信。目前只能看到蔡健仁所撰寫的〈關於反壟斷同盟及其要旨〉以及林書揚隨後撰寫的〈有關反壟斷同盟的幾點意見〉這兩篇文章。
兩人發生交鋒的問題點在於三點：第一點，如何看待民進黨的階級屬性；第二點，中小企業是否可以成為革命動力；第三點、如何看待統獨問題。蔡健仁認為民進黨屬於壟斷體制的一部分，是革命對象，但中小企業可以爭取。因此他主張以「反壟斷」作為口號，通過對立面界定盟友，形成類似「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的統一戰線。在這個意義上，蔡健仁認為那些同情中小企業並主張「階級聯合」的「台獨左派」也可以爭取。林書揚則認為，民進黨並不屬於壟斷體制的一部分，而是中小企業的代表，而中小企業具有兩面性，因此林書揚並不認為統一戰線可以寄望中小企業的加入。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應該以工農兩個階級為基礎，形成工農聯盟。此外，林書揚認為，反壟斷聯盟論忽略了「以社會主義為內容的中國新民族主義的韌帶作用」，低估了台灣民眾可能出現的階級與民族的雙重認同，因此他批評反壟斷聯盟論是眼光只看到台灣島內形勢的「單幹主義」。也因此，他認為台獨左派不需要爭取。他認為應該以工農聯盟為核心，形成一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雖然林書揚並不排斥以反壟斷聯盟作為「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準備，但他也指出兩種統一戰線論有銜接上的困難。
從目前所知的材料來看，蔡健仁與林書揚的書面對話並沒能夠進行下去。但從一九八七年開始，兩份同屬於「夏潮聯誼會」系統但分別代表「工農聯盟論」與「反壟斷聯盟論」的刊物先後創刊。代表工農聯盟論的刊物是林書揚參與編輯撰稿的《前方》雜誌，參與者中有不少白色恐怖下的政治犯。隨後創刊的《海峽》雜誌則代表了反壟斷聯盟論的立場，而這份刊物更形成了一個由《夏潮》、北美《台灣思潮》、《台灣與世界》（Taiwan and the World），以及「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等成員所組成的編輯部。由於當時民進黨的黨綱尚未定型，因此《海峽》的前面三期對民進黨提出了期待。《海峽》希望民進黨能成為反壟斷聯盟的中心，並將大陸市場的開拓納入他們的黨綱之中，《海峽》認為反壟斷聯盟與大陸市場將有效地把中小企業爭取到民進黨這邊。不過，從《海峽》第四期開始，刊物的立場全面為即將建黨的工黨提供理論準備，因此《前方》雜誌與《海峽》雜誌之間的細緻差異也隨之消滅了。不過，反壟斷聯盟論與工農聯盟論在作家陳映真的手中得到綜合性的發展。2000年民進黨取得執政權之後的形勢讓陳映真更加系統性地綜合這兩種論述，並將「波拿巴國家」（bonapartist state）這個範疇引入他的論述之中。
比較反壟斷聯盟論與工農聯盟論之後可以發現，反壟斷聯盟論因為過度突出對立面，使得階級分析遭到「隱沒」的危機再度升高。但是，工農聯盟論的統一戰線論也有重大缺陷。從工農聯盟論者日後的實踐來看，工農聯盟這條統一戰線並沒有辦法與「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相互滲透。也就是說，工農運動始終是工農運動，而統一運動也只是統一運動。而本文認為，這種狀況的發生，可能恰恰是工農聯盟論者的實踐其實與林書揚所批評的「單幹主義」沒有不同，因為工農聯盟論者始終無法或者拒絕對大陸形勢積極介入，從而不能與大陸工農實現連帶。
總的來說，階級分析在台灣遭到「隱沒」的關鍵原因是過度強調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分離主義左派為了爭取本省籍資產階級加入統一戰線，不惜過度強調台灣民族主義，並為此壓制了「民主主義」。然而伴隨著統一戰線問題而「隱沒」的並不只有階級分析，而還包括了「專政」（dictatorship）的問題。從俄國革命以來，統一戰線基本上是通過「專政」能不能由多個階級所共享而得到討論的。但在台灣，無論社會主義統一派或分離主義左派，他們的統一戰線論幾乎都不涉及「專政」。這種奇特的現象可能還是與民族主義有關。對於台獨左派來說，他們不提專政是為了遷就資產階級台獨派的「共和國」主張；對於統一派而言，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已經存在了「專政」，因此所有關於台灣革命的設想當然不可能包含「專政」問題。統一派迴避談論「專政」的現象或許正是林書揚所說「以社會主義為內容的中國新民族主義的韌帶作用」的結果。因為有了這樣的作用，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相當時間內成為台灣的運動者可以寄託的對象，其具體的例子就是七零年代保釣運動在海外轉化為認同社會主義中國的統一運動。然而，恰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系列挫折，特別是文革的失敗與改革開放帶來的資本主義化，使得這種「中國新民族主義的韌帶作用」土崩瓦解，並使台灣的社會主義統一派連帶失去運動目標的正當性。這種「中國新民族主義的韌帶作用」可能在今天已經變成了一種「遺產」，但這種「遺產」也許還有活化的可能。可是這份「遺產」的活化必須取決於一個重要前提。也就是：必須在這份「遺產」可能起作用的範圍之內，即刻地展開階級分析。
＊這是2012年6月7日在新竹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在東亞」國際學術工作坊的發言稿。全文請見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