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北京，是二十世紀初期許多拒絕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奔慕而往的地方。有些人去得早，比方知名作家許地山（1893~1941，台南人）。馬關割台之後不久，年幼的許地山便隨著全家遷往大陸，後來於一九一七年前往北京念大學。在安平上船離台之前，他的母親做了兩件事，一是去豬圈看看那隻無緣登上「天公壇」獻祭的公豬；另一件事則是去關帝廟求籤，問台灣何時才會歸回中國，「簽詩回答她底大意說，中國是像一株枯楊，要等到它底根上再發新芽底時候才有希望。」因此，許地山的母親「深信著台灣若不歸還中國，她定是不能再見到家門底。但她永遠不瞭解枯樹上發新枝是指什麼，這謎到她去世時還在猜著。」（註一）
枯楊發新枝遊子返鄉時
但畢竟不是每個台灣人都能像許家那樣早早脫出日本殖民統治的鐵蹄，也不是每個台灣人都厭惡日本人的統治，甚至不是每個離開台灣的台灣人都厭惡日本人。仗著日本人的威風而在大陸上作威作福的人也所在不少，這樣的人，曾被蔑稱為「台灣歹（呆）狗」。
無論心態如何，多數離開台灣的台灣人總會選擇閩、粵等地作為落腳發展之所，許地山最初也是如此。但在一九二零年代，卻有另外一部分的台灣人直接前往北京發展，知名作家張我軍（1902~1955）、無政府主義者范本梁（1897~1945）、社會主義者謝廉清（1903~1961）、或者稍晚一點的宋斐如（1903~1947），都是這樣的台灣人。在一九二三年的北京，范本梁與許地山合作，開始了他們的無政府主義宣傳，散發了署名「新台灣社」的《新台灣創刊的宣言》之傳單，開啟了台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他們兩人的合作並非突然之舉，實際上，當時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京，正是東亞無政府主義者聚集的一個大本營，朝鮮革命者則是尤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當然，大部分前往北京的台灣人（或用他們的自稱：「蕃薯人」）並不是為了搞運動，而是為了拒絕日本殖民統治、為了生計，或者為了這座文化薈萃的古都。林海音（1918~2001）的父親林煥文（1889~1931）就是這樣的台灣人。林煥文夫婦帶著年幼的林海音──因為她的名字叫「含英」，因此長輩們暱稱她為「英子」──到了北京住下，並在北京郵政總局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不久之後，林煥文的弟弟林炳文一家也在父親的催促下離開故鄉竹南，前往北京投靠大哥。在林煥文的安排下，他也進了郵局工作。此時是一九二零年代中期，英子當時還不到十歲。（註二）
林炳文是英子最年輕的叔叔，因此林炳文被她喚做「屘叔」。「屘叔」是最疼愛英子的人。一九二五年，英子要上小學了，林家沒有把她送往北京的日僑小學，而是送去北京師大第一附小投考。考試那天，「屘叔」牽著英子的手去附小「認顏色、試聽覺、填木塊」。考取之後，「屘叔」帶著她與三妹去當時的「中央公園」玩耍，還留下了一張照片。照片上的林炳文就像林海音所說的那樣「漂亮瀟灑」。（註三）
看相的人曾說，「屘叔」的面相「骨肉不連」，必然短命。也許這是瞎話吧！但當時的英子絕沒想到，噩運竟會迅速地朝著她的「屘叔」逼近而來。
一九二八年十月，日本共產黨領導人渡邊政之輔（1899~1928）在基隆港邊拒捕而亡，渡邊的赴台，通常被認為是為聯絡同年四月才成立的台灣共產黨而來。但此時前往台灣聯繫同志的社會主義者並不只共產主義者而已，同年更早的五月，朝鮮無政府主義者申采浩（申丹齋，1880~193）就在基隆郵局領取匯款時被捕，申采浩是韓國獨立運動史上非常重要的歷史學家與革命家，此處先不贅述。與他同案被捕的還有四月二十八日在中韓邊境的安東火車站被捕並轉押大連的一個台灣人，這個出身於「竹南郡頭分庄頭分」的二十三歲台灣人，就是英子的「屘叔」──林炳文。（註四）
北京城南的抗日足跡
據《台灣日日新報》所載，林炳文當時是北京國際郵局的人員，由於他以「北京華北物產公司」所開具的偽造郵政匯款在基隆、台中、台南、高雄陸續被發現，因此引起官方嚴重警戒，並招致他們被捕。申采浩與林炳文等人為了獲取活動經費而進行的上述活動被視為跨國性的「無政府主義東方聯盟」的一次行動。（註四）據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柳子明（1894~1985）回憶，申采浩、林炳文，以及范本梁都是以北京為活動地的無政府主義同志，范本梁比他們早一步在台灣被捕。至於林炳文，林海音則回憶云：
他本是一個美滿的小家庭，但這時屘叔暗地裡和一些朝鮮人做抗日工作，朝鮮人的抗日，常以暴力方法，我聽母親說，他們的床下竟藏置炸彈。抗日固然很對，但是他們利用叔叔在郵局工作，匯錢方便，叔叔為了逃避父親的注意，就搬出虎坊橋的家，帶了妻兒到外面去住。出事的那次是他們叫叔叔帶款乘南滿鐵路。他們不肯自己去，因為過了鴨綠江就是朝鮮，容易被發現。年輕不更事的叔叔，可說是有勇而無智，到大連被日本人捉到，毒死在牢裡，父親去收屍，傷心生氣，回來不久也吐血病倒……叔叔真是一個反日的無名英雄，……。（註三）
林海音的女兒夏祖麗補充云：
心碎的屘嬸，帶著年幼的獨子朝楨和年輕丈夫的骨灰回台灣。北平是她的傷心地，她自此再沒回去過。屘叔的死，在英子無憂無慮的童年留下了陰影。考小學時，是屘叔牽著她的小手去的；第一次臨柳公權玄祕塔的字帖，是屘叔買給她的；是屘叔抓著她握毛筆的小手，一筆一筆教她寫。屘叔是那麼溫和親切，但他的照片登在日本報上，怎麼完全變了呢？他瞪著眼，兩手交胸，從沒見過他這麼兇的樣子，非常可怕，煥文先生看了痛哭起來。（註二）
「屘叔」的死，讓英子的父親林煥文一病不起，最後竟死於北京。失去了父親與「屘叔」的英子決意不回台灣念書。在她寫給祖父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們不願意失學，但是我們不能半路插進讀日本書的學校。而且，自從屘叔在大連被日本人害死在監獄之後，我永遠不能忘記，懷恨著害死親愛的叔叔的那個國家。還有爸爸的病，也是自從到大連收拾屘叔的遺體回來以後，才厲害起來的。……所以，我是不願意回去讀那種學校的，更不願意弟弟妹妹從無知的幼年就受那種教育的。」（註二）
蕃薯人的反抗是早春的新芽
「屘叔」死後，他的夫人──也就是英子的「屘嫂」──帶著失去了父親的五歲孩子與丈夫的骨灰回到了台灣頭份。光復之後，四九年前夕，當年的小英子也伴著自己的夫婿而舉家回到台灣。蒼老的「屘嫂」拉著她的手哭著說：「轉來好，轉來好，你的爸爸和屘叔怎麼就沒有轉來的命呢！」一時間，林海音也痛哭了起來。（註四）
據一份1930年之後出版的無政府主義刊物《黑色青年》所載，大連地方法院對申采浩判處「徒刑十年」，林炳文則「尚在審訓（訊）中」。但實際上，無論是申采浩或林炳文，後來都慘遭日本人殺害。不同的是，申采浩成為韓國民族運動史上的偉大英雄，林炳文卻迄今未受他的同胞所知。
歷史，在北京城南留下了令人傷感的一頁。在林海音涓涓滴滴用文字記下的鄉戀中，卻細細埋藏著一個家族以及整個民族的反抗足跡，這是一頁不屈的抗爭記錄。自1920年代以來聚集於北京（或日後的北平）的台灣人，不，「蕃薯人」，就是在這種與台灣島內社會運動相同步的過程中逐漸站上歷史舞台，並且隨著運動的消沈而歸於沉寂。許地山的母親到死也無法理解的「枯樹上發新枝」之真意，也許就在這些前往故都追尋理想，甚至投身抗日事業的這些青年身上。
當然，也在當代兩岸青年的身上。
參考文獻：
註一：周俟松、杜汝淼編，《許地山研究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
註二：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
註三：林海音，〈番薯人〉，《中國時報》（台北）。1984年7月26日，8。
註四：《台灣日日新報》（台北）。1924年5月11~12日。
註五：〈內外消息〉，《黑色青年》第6期。不晚於1930年，出版地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