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當代史，不是一個自來獨立的民族或國家的歷史。台灣自古屬於中國。鴉片戰后與祖國同時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八九五年日清戰敗，台灣淪為日帝下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二戰末期，開羅宣言和菠次旦宣言依歷史事實宣告台灣在戰后復歸中國。一九四五年，中國正式宣告並實踐台灣復歸中國的版圖。
一九五○年韓戰暴發，美帝國主義干預中國內政，占據台灣，台灣再次與祖國分離。一九四五年展開的台灣當代史，是美帝國主義對台灣施行新殖民地支配的歷史。
連雅堂在日帝下寫《台灣通史》，是深感「國可滅而史不可滅」，奮力記述日帝據台前祖宗開發台灣，為子孫建立基業的歷史。今人治台灣當代史，應該是為了克服新帝國主義支配，最終達成民族再統一所必要的營為。
一、光復與接收
一九四五年十月，代表舊中國大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等舊中國統治集團的陳儀團隊來台接收。台灣自日帝下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編入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接收集團繼續維持台灣地主封建制土地關係，並將自日帝接收的公地直接或透過本地地主包攬，租給貧困佃農，收取封建租稅。陳儀集團也將日本留下的大獨占體全部接收成為官僚管理的國家資本。
戰爭的破壞、失業日增、糧荒嚴重。四六年中國全面內戰暴發，中國內地的政治不安與財政經濟危機感染到台灣。加以接收集團派系鬥爭，貪污腐敗，終於在一九四七年二月爆發為要求民主改革、要求切實施行地方自治的二二八事變。在四七年當時全中國背景下，台灣二月事變其實是全中國反內戰、反獨裁、要求民主改革和地方民主自治的國民運動的一部份。
二月事變在台灣的民族團結上造成一定的損害。但越來越多的台灣人民、文化人和知識份子，能從中國革命的大局，超越省內省外的隔閡與誤解。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台灣新文學建設問題的討論；一九四六年來台發展的中共地下組織在事變後迅速發展；一九四九年二月著名作家楊逵的《和平宣言》事件；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大量逮捕台灣大學和師範學院進步學生的事件，都說明二二八事變後，在全國內戰所打開的新的展望下，省內省外團結鬥爭的事實。
二、國民黨「擬似波拿帕國家」(pseudo-Bonapartist state)的形成
馬克思所說「波拿帕國家」，是一個特殊形式的國家。
概括而言，這種國家形式顯示個人而不是一階級或多階級聯合的獨裁。獨裁者個人的權力高於包括統治階級在內的諸階級、階層和集團。因此，國家顯示為個人獨裁者、而不是統治階級的工具，從而顯示了高度的、國家對於階級和社會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即國家表現出對一切階級、階層、集團的威權支配。馬克思例舉十九世紀法國皇帝波拿帕如何使貴族、僧侶、龐大的軍隊、更不必說市民和窮人，在他面前戰慓伏服，說明這種高度個人獨裁的國家形式；這種特殊國家形成的條件，是社會上的諸階級（布爾喬亞、無產者、農民）勢力弱小，或勢均力敵，相持不下，因此沒有一個階級能出而維持國政。這時，個人而不是階級獨裁，成為維持秩序、促成資本順利積累的國家形式；因此，「波拿帕國家」形式，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一時性、過渡性國家，一旦資本主義發展，資產階級成熟化，個人獨裁的波拿帕政權就要還政於資產階級，依社會科學的規律還原為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準此，一九五○年以後，國民黨在台灣的政權－－以及戰後若干美國所支持的「第三世界軍事法西斯國家」(the third world military fascist states)，頗有類似波拿帕國家的性質，可以稱為「擬似波拿帕國家」(pseudo-Bonapartist state)
在台灣國民黨「擬似波拿帕國家」的形成，有這樣的過程︰
一九四九年底被中國革命所推翻的國民黨集團流亡到台灣。這個集團既失去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外在合法性，又因為它的階級根源不在台灣社會而不存在統治合法性。
在一九四七年前後形成，到韓戰爆發時達於頂峰的世界冷戰結構中，美國武裝干預中國內政，封銷台灣海峽，把台灣划為美國在東亞的反共軍事基地，並利用霸權主義使國際上「承認」「中華民國」的合法性，抹殺新中國。
一九五○年代的台灣，由於殖民地時代備受壓抑，資產階級人數少、力量小；工農階級的力量也在一九三一年以後遭到致命的打擊。在美國庇護和百般支援而取得國際外交合法性的國民黨集團，得以在台灣建立高度威權性政權，成為美國圍堵新中國的基地和人工打造的工具性「國家」。
主要在美國軍事、經濟和政治、外交支持下，國民黨集團在二二八事變中、又在一九五○年至五二年間進行暴力恐怖的反共肅清(red purge)，顯示了國家形成的暴力威懾要素。也是在美國支持下，以黨的改造為名，國民黨在台灣展開了對異己派系的清理，全面建立效忠蔣介石一人的黨政軍體系，完成蔣介石一人的一元化獨裁體制。台灣社會各階級，龐大的黨、官僚、軍隊和特務體系，在蔣介石一人面前伏服戰懍。
蔣介石獨裁國家，由於美國強要在台灣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以顯示「自由經濟」相對於共產主義的「優越性」，再加上國民黨自己走「反共的富國強兵」政策，以獨裁權力培養和發展台灣戰后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就成為這個獨裁「國家」的功能與職務。
馬克思所舉法國波拿帕政權，自然沒有外國力量支持的這個因素。因此，我們說國民黨在台灣的獨裁支配是「擬似波拿帕國家」，是希望比較科學性地理解一九五○年到一九八八年間在台灣的專制統治的性質。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國成立，自然繼承了中華民國時代的主權，成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退守台灣的國民黨集團立刻面對了自己在國際外交和對台灣內部統治台法性的危機。
一九五○年，美國龐大的軍經援助和政治、外交支持，強使「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代表中國，一時解決了它在國際外交上的合法性危機。國民黨集團進一步利用「中華民國」的國際合法性，使「中華民國憲法」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成為統治台灣的合法性依據。
但這美國和國民黨集團聯合虛構的「中華民國」，不能不面對層出不窮的合法性危機。從一九五○年到一九八八年，國民黨利用美國的支持，以強權、違法、反民主方式延長從內地流亡來台的中央民意代表任期，凍結改選，使國民黨老民意代表無限期連任。國民黨也以同樣的辦法，強權、非法延長「總統」任期。一九七○年代，新中國進入聯合國，台灣代表被逐出這個國際機關，各國紛紛撤銷對台灣的外交承認，台灣的國際外交合法性崩潰，連帶動搖了它對內統治合法性。這時蔣經國開始竭盡所能地進行改革，以中央民意代表「增選」和「補選」，大量吸收本省精英進入內閣和國民黨機關，企圖補救統治合法性，為政權延命。然而為時已晚，台灣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崛起，國民黨面臨了四面楚歌的形勢。
三、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
殖民地經濟至少有三個特徵︰殖民者對殖民地進行制度和構造的改造，以便殖民母國的資本和商品可以無障礙地進入殖民地，從而使殖民地經濟整編到殖民國帝國主義經濟體系，為殖民國的經濟目標服務。日本據台初的田園林野調查，幣制和度量衡改革，外國商業資本的驅逐即為實例。在殖民地內部培養協力精英資產階級(collaborating elite bourgeoise)和協力機關，例如日據時代辜、陳、林、顏等附日地主豪紳、和各級「協議會」、戰時的各級皇民奉公會等等。殖民地經濟構造上喪失自己的目的和方向，只能為殖民國經濟的組成部份，隨殖民國經濟的運動而連動。日據時代台灣米糖經濟的目標與一切相關政策，只為日本帝國經濟體系服務。
日據下台灣殖民地經濟，是在總督府直接強權支配下展開的。光復以後，台灣資本主義經濟，是以新殖民地化的過程展開：
韓戰發生後，美國在經濟、軍事、政治等方面全面介入台灣，以前后十五年間計十五億美元，對台灣進行新殖民地化的構造和體制改造︰農地改革，促成以「四大公司」為中心的本地私人資本的發展、財政援助、匯率改革、公共工程的展開，等等。一九六五年，美援停止，意味著台灣對美國依附構造的完成。另一方面，美國以高等教育、留美政策、人員培訓等長期養成大量親美「協力精英資產階級」在台灣各領域取得指導權。「農復會」、「美援會」、「國際開發總署」是美國在台灣卓有成效的「協力機關」，對日後美國資本、技術、商品在台灣的發展起到深刻影響。
台灣新殖民地的構造改革，目的在為六○年代以後侵入台灣的外國資本創造優質的「投資氣候」(investment climate)。但所謂「投資氣候」不足是指財經制度的改造，也涉及對民族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工農活動份子、進步學生和知識份子的暴力性清洗，使帝國主義資本可以肆無忌憚地輸入，進行恣意的剝削，從而造成由國家發動的大規模人權蹂躪事件。這是台灣戰後白訴恐怖、戒嚴體制的本源。
為冷戰的戰略利益，為了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周邊建立「自由經濟成功的櫥窗」，跨國資本一方面在NIE’s各國、各地區剝奪經濟剩餘，一方面又促成NIE’s社會一定的資本累積。台灣戰后資本主義便是這種又依附、又發展的「依附性經濟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的一例。
外資和外來技術一定程度帶動了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但資本和技術的依附又一定程度抑制了台灣自己的技術研發，從而限制了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台灣經濟深度依附外國資本、技術、半成品和市場而運動，最終只能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所規定的分工構造中，依附美日經濟的需要而循環，喪失獨自性。
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便在這新殖民地依附性發展中成長。五○年代的農地改革，使半封建主佃關係終結，土地資本流向工業資本，培養了以日據時代「協力精英」為中心的豪紳族系資本。嗣后，經由低米價、糖的統制、田賦徵實和肥料換穀等手段，收奪農業的剩餘，挹注工業，並以國家保護發展了私人輕工業。六○年代，世界資本主義分工體系調整，規定台灣承擔勞力密集加工出口產業的發展，在美國－日本－NIE’s的三邊貿易構造下，以對外市場與資本、技術的依賴，取得快速、高額發展。一九八○年代，台灣和NIE’s皆面臨工業構造變革，適逢大陸開放，把夕陽產業外移大陸及東南亞，台灣成功地轉軌到資訊、電腦、高級電子、電機等資本與技術相對密集產業。但是，關鍵技術、設備、半成品一仍高度依附美、日，基本上仍然是高科技組裝出口。
八○年代以後，以五○年代「四大公司」、上海紡織資本，五○年代進口替代工業化中登台的台灣企業，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逐漸發展由多個企業體結合的財團資本。它們長年來依靠權力的保護、市場與價格獨占、與國家資本大企業體聯合投資與聯合獨占，取得公營企業民營化持股的機先而不斷肥大。他們的生產額，占台灣GNP的四○％左右。財團獨占資本和大型國家資本的聯盟，統治著今日台灣。
一九七九年以後，兩岸恢復了自一九五○年斷絕的民族經濟關係。同一年，兩岸間接貿易七千萬美元。一九八八年和一九九○年，台灣逐步開放兩岸間接貿易。從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七年上半，累計兩岸貿易總額七百多億美元。一九九六年，年貿易總額達一百多億美元。兩岸貿易為台灣帶來對大陸高額順差。一九八八到一九九七，共順差近五百億美元。一九九五年，台灣順差三八億美元，超過台灣全球貿易的順差八一億美元。台灣資本主義逐漸組織到全中國民族經濟體系中累積和再生產，兩岸民族經濟體形成，意義深遠。
四、階級結構的變化
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三年農地改革，使地主和佃農作為社會階級退出了台灣社會舞台。地主豪紳中的少數精英，以「四大公司」為中心，變身為戰后第一代私營企業資本家，廣大佃農成為小資產階級的獨立小自耕農。
眾所周知，國民黨和美國主宰的農復會設計複雜巧妙的機制，一方面加強對農業剩餘的收奪，一方面促成農業之資本主義化改造。於是農民階級分解，流向都市為產業工人或城市貧民，農業性資本主義工資雇佣工人產生，新的富農、大農登場，農林兩極化加劇。另一方面，農業生產總值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快速下降至個位數。作為社會階級的農民，失去了政治與社會的重要性。
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大量的現代工資無產者，估計占全部就勞人口的80%以上，合計八百餘萬人，是台灣社會中最大的階級。但由於國民黨法西斯統治嚴苛邀進工農運動傳統覆滅，中小企業勞動現場因規模小無法意識到工人作為一階級的力量，虛構中產階級自我認定意識，意識化低落等原因，直到一九八四年工人沒有團結權，加上消費主義的侵蝕等，台灣工人階級處於無力、挫折的狀態。
戰後資本主義創造了廣大介於大資產階級和工農階級之間的「中產階級」。他們是中小企業主、企業管理人員、小店東、軍公教中上層、知識份子的上層、專業技術人員、專業自雇者等等。他們在戰後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受益，與社上層比較親近，但也有一定矛盾，時而要求參政議政，故在七○年代成為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的社會根源。他們以不同方式占有工農階級的剩餘，一般地對工農階級的命運冷漠。
大資產階級包括前文所說大財團資本，大官僚資產階級，大型國家資本主義產業的高層管理者，不再多作說明。
在新殖民地性依附發展中，大資產階級、中小企業、官僚資本與外國跨國企業有各種複雜關係。如合資經營(joint venture)、技術合作、國際轉包、高級化的加工出口等等。因此，它們的民族性小，買辦性大。
五、國民黨專制體制的消萎和台灣大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登場
一九七二年，「中華民國」政府被逐出聯合國及相關的國際組織，新中國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恢復了更廣大的國際合法性。而「中華民國」二十年來由美國向國際社會虛構的合法性也為之崩潰，從而直接影響「中華民國」對台灣統治的合法性。合法性危機隨多國與台灣斷交，台灣內部的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的快速發展而岌岌可危。一九七二年日本與台灣斷交，一九七九年美國與台灣斷交，「中華民國」國際外交的合法性兩大支柱皆告摧折。
蔣經國自七○年中后，以增選、補選中央民意代表、吸收台灣人精英進入內閣和國民黨中上職位補救其統治合法性，但為時已晚。一九七七年以後，總稱為「黨外」的台灣資產階級民主化勢力，在縣市長、省縣議員選舉中獲得三○％以上選票。一九七八年底，黨外在中央民代選舉中聲勢強大，但因美台斷交，政府宣布中止選舉。十二月，黨外在高雄舉行紀念世界人權日遊行，遭到鎮壓，黨外精英百餘人被捕，世稱「高雄事件」。
「高雄事件」終竟沒有撲滅台灣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一九八○年、一九八三年連續選舉中，「黨外」收獲仍在增加。一九八三年九月，黨外以突擊方式宣告成立「民主進步黨」，直接向國民黨戒嚴威權體制挑戰。
一九八六年，蔣經國宣布繼續深化改革，解除戒嚴令，撤銷辦報的禁令，進一步充實中央民代，開放大陸探親。
一九八八年一月，蔣經國在國民黨波拿帕國家的消解過程中逝去，台灣人副總統李登輝繼位。由美國與國民黨扶養成人的台灣大資產階級開始無忌憚地蜂湧進入黨和國家的核心，形成大資產階級的「過大代表」(over-representation)。國民黨個人獨裁的波拿帕國家於是還政於台灣大資產階級，向大資產階級的階級獨裁轉移。這就是所謂台灣「民主化」＝資產階級專政化的性質。
國民黨反共法西斯政權的結束，沒有經過革命、政變和暴動的批判，而由國民黨主控下，由上而下，和平地、不損及政權根本性格地轉變階級內容。今日被人稱頌的台灣「民主化」過程，不是與過去獨裁腐敗體制斷裂的結果，而是與之相連續延命的結果。這說明李氏政權不但不能解決權力、金錢、黑社會的結合構造，而且使這構造變本加厲的原因。
進入九○年代，台灣大資產階級政權的代表和中間階級的民進黨，在反共、反中國、親美、親日、反民族道路上走得越來越近，不可分軒輊了。他們異口同聲擁護美日安保條約新指針，擁護TMD戰爭體系，擁護美帝國主義在包括沖繩在內的東亞武裝駐在。他們站到亞洲人民反對美日帝國主義陣線的對立面了。
六、「台灣獨立運動」
韓戰爆發以後，美國明確要占有台灣，作為圍堵社會主義中國的軍事基地。不使台灣與新中國統一，保持一個親美、反共，從中國分離出來的台灣，成為美國的台灣政策。
其實美國占有台灣，使台灣與中國分離的計劃卻早在大戰末期的一九四二年就開始了。為了反攻日本、美國可能登陸台灣，美國曾經設想宣傳以台灣戰后的獨立或聯合國軍的軍政託管，來交換台灣人民對登陸美軍的支持。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美國有影響力的三大雜誌《Fortune》、《Time》和《Life》同時發表文章論及「戰後和平方案」。其中，對台灣主張戰後交由國際共管，遭到台灣人李友邦等人的批評。一九四七年二月事變後，美國情報人員和駐台領使館人員宣稱進行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台灣民眾不要中國管轄，選擇首先是美國，其次是日本統治，並且向國際媒體發表「台灣人要求聯合國託管」的不實消息。一九四七年十月，有廖文毅向美國呈送《處理台灣問題意見書》，要求以「公民投票」決定台灣歸屬，並通過國際新聞社對外宣傳。同時，美國在台外交人員在台灣散布消息，說台灣地位未定，美國願意協助台灣人脫離中國或歸美國託管，誘使台灣士紳支持台灣託管運動。
但這託管運動受到台灣和旅居上海、南京、北平和香港的台灣人猛烈的批評。四八年，廖文毅組成「台灣再解放同盟」，宣傳台灣獨立，並在聯軍總部麥克阿瑟將軍默許下，把「再解放同盟」遷到日本活動，要求由聯合國在台灣主持一次「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致函美國國防部，在大陸國共內戰中國民黨節節失利情況下，建議「運用適當的外交和經濟措施，確保台灣不淪共黨之手，並對美友善」，符合美國的利益。
一九四九年，領導四七年二月暴動亡命香港的謝雪紅指責美國策動一小撮台灣人「敗類」如廖文毅，進行台灣獨立的陰謀。
同一年，美國國務院致函杜魯門總統，主張中共攻打台灣時，聯合國可視為「對和平之威脅」、或「台灣實質地位未定」為藉口，採取干預行動，即提倡台灣人民「自決」，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來。同一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提出一份報告，主張為防止台灣落入中共之手，應設法使台灣澎湖與中國分離，並在台灣培植一個親美反共政權，一旦時機成熟，由美國促成「台灣自立」的運動。
一九四九年春，共軍在三大戰役中消滅國民黨百萬大軍，解放北平，準備渡江南下。國民黨潰敗在即，美國宣告放棄國民黨政權，這些美國策動的台灣獨立運動一時停擺。五○年韓戰爆發，美國改變了台灣獨立計劃，全面支持了流亡台灣的國民政府，把台灣編入圍堵新中國的戰略基地。
但是美國並沒有放棄要將台灣獨立於中國的計劃。六○年代，在美日默許下，台灣獨立運動集中在日本活動。一九七二年中美建交，老一代台獨領導者先後向國民黨投降回到台灣。新一代台獨運動，開始遷往美國發展，主要以留學美國的精英為中心，受到美國反共、反中國政治勢力（如參議員和眾議員）的支持。一九七九年台美斷交，中美建交，但隨即以美國國內法「與台灣關係法」將台灣劃為其實質上的屬地，並破棄三個中美間的公報，賣武器給台灣，鞏固兩岸間同民族的對立鬥爭。
一九七○年代初，台灣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逐漸壯大，在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向島內滲透，在親美、反共（當然也反中共）和反對國民黨的共同基礎上，兩相結合。至一九八七年，民進黨的街頭運動中首先公開喊出「台灣獨立萬歲」的口號；不久又宣告「台灣人民絕對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同年十一月，民進黨正式將台灣獨立列入黨綱。
一九九○年以後，李登輝政權逐漸台獨化，以政權的力量，宣傳台灣為獨自的民族共同體，在學校課程中淡化中國歷史的教學，美化日據下台灣的歷史。最近又公開提出海峽兩岸關係為「特殊的兩國」論，千方百計要使兩岸的民族分裂固定化和持久化。而在「台灣獨立」的共同綱領下，執政國民黨和在野民進黨已經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差別。兩黨強列要求參加美國TMD體制，強烈歡迎美日安保條約新指針，歡迎日本「周邊有事」立法，台灣大資產階級的政權，從九○年代開始，以朝野全面保守化、反動化的體制，奔向亞洲民主運動和反帝運動的對立面。
七、民族統一運動的鬥爭：代結語
台灣現‧當代史突出的特點，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干涉下，台灣與祖國大陸被迫分離。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民族分離，起於日本對台灣的帝國主義侵占。一九五○年到目前兩岸的分裂，是戰後美帝國主義及其台灣的代理者干預中國事務的結果。
因此，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台灣的鬥爭，同時聯繫著復歸祖國的鬥爭；而戰後反對美國新帝國主義的鬥爭，必然地聯繫著反對台灣獨立，促進兩岸民族統一的鬥爭。
反對「台灣獨立」、爭取民族團結與統一，是台灣當代史中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歷史任務所提出的具體要求，也不能不是亞洲人民反對美日帝國主義的運動對台灣地區所設定的任務。
帝國主義的宣傳機器，別有用心地把台灣分離主義美化，說成是台灣人民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爭取民主與自由、自決的運動；把所謂「獨立」意識、所謂「台灣意識」說成是台灣人民在台灣當代史中的長期、一貫、主要的思想意識。這當然不符合事實。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台灣人民歡天喜地。這不僅是解放的喜悅，也是復歸祖國的狂喜，說明反日意識和漢民族意識是不可分割的。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台灣學生聲援在「東京澀谷事件」中被美日警憲壓迫的台灣僑民，是在中華民族意識上發出的怒聲。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兩萬學生聚集台北，抗議美國軍人在北京強姦了女學生沈崇，呼喊「中華民族不可侮！美國人滾出中國！」的口號。同年二月事變發生，其政治要求是在中國架構內要求台灣的民主改革，要求迴避內戰，要求具體地增加台灣省人參加政府以落實地方自治。四七年到四九年初，美國在台灣內部或國際上吸收台灣士紳煽動台灣託管和獨立，受到台灣有識之士的批判。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三月初血腥鎮壓二二八事變後半年，省內省外作家和評論家，在新生報《橋》副刊上展開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的熱烈討論，強調了台灣及其文學是中國及其文學的一部份，主張省內外作家、文化人要超克當前（二二八引起的）困難，團結一致，到人民中去，開創台灣新文學的新世紀。
四八年，大陸反國民黨的學生和國民運動擴大，強烈要求停止內戰，和平建國；要求民主改革…這個民主運動浪潮浸染到台灣，台灣大學和師範學院為中心的大學生以文藝、壁報、同人刊物、合唱團等形式響應內地的民主運動。一九四九年二月，著名作家楊逵發表《和平宣言》，反對內戰，反對美國煽動的託管論和台獨論，要求民主改革。同年四月六日，國民黨逮捕了楊逵和台大、師大學生活動份子。
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二年，國民黨對不斷發展的中共在台地下黨組、外圍、同情者和和無辜受累的人進行殘酷肅清，全面破壞了自日帝時代以來進步的、民族解放的力量與傳統。台灣左翼的滅絕，使五○年代到六○年代反蔣民主化政治和思想運動充滿了親美、反共的要素，但一般地並沒有反民族的要素。
一九七○年，由於反對美國片面將中國領土釣魚台歸於日本，在台灣和北美台港留學生中爆發了「保衛釣魚台」運動。運動不久，左右分裂，左翼進一步主張對北京的「認同」，又進一步發動兩岸民族統一運動。這是兩岸在五○年分斷後，第一次民族統一運動。
保衛釣魚台運動在五○年大肅清後的台灣喚醒了反對帝國主義、傾向社會主義、傾向新中國的眼睛。以《夏潮》雜誌為中心，展開了對日帝下台灣文藝、日帝下台灣反帝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史的再調查與研究。一九七○年到七四年，台灣展開批判西方舶來品的現代主義文學。一九七七年，發生了鄉土文學論爭。兩次論爭都是從民眾文學和（中國）民族文學的視點，批判作為美國冷戰意識形態之構成部份的現代主義和超現實主義。
一九八○年代初，在民主化運動顯著傾向民族分裂主義時，發生了「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的論爭。這是民間第一次反對民族分裂主義的鬥爭。在反民族主義的「民主進步黨」成立的背景下，八○年代中，以《夏潮》係人脈為中心，形成台灣戰後第一個階級政黨「工黨」。八○年代末，在工黨難於作用的條件下，另外組成提倡階級解放、民族統一的「勞動黨」。
一九八七年，以「中國統一聯盟」的組織，結成在台灣主張民族統一各方面的統一戰線。三年來，在艱苦條件下參與「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會議的台灣代表，主要是六十年代後陸續被釋放的左翼前政治犯、夏潮系和勞動黨系的同志。
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主統一，是一個歷史久長的，台灣反帝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傳統。我們要積極清理東亞冷戰的歷史；清理東亞冷戰和美國支持的法西斯國家所遂行的暴力和民族分斷的構造；我們反對美國在東亞的武裝駐在；反對美國軍事基地在東亞所造成的危機和傷害；反對美日安保新指針；反對「周邊有事」法；反對ＴＭＤ體系，反對美國把韓國、日本和沖繩軍事基地化；反對美國干涉下伎朝鮮半島長期分裂…都是從我們在台灣的當代史中身受美帝國主義的新殖民地化和民族分裂化的具體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結論和實踐。
由於五○年代台灣進步傳統的毀壞；由於戰後美帝國主義的價值、意識形態、知識體系在台灣全面性支配；由於蔣氏政府和李氏政權在反共、反中國、反民族、親美（日）的政治的連續性，在台灣的民族統一運動的處境有一時性的困難。我們的鬥爭是艱苦的。但我們堅信，作為全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終結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的一部份的、在台灣的反帝民族統一運動，終將取得最後的勝利。而在鬥爭的現階段，同志和朋友們，我們需要你的理解、支持和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