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12 月18 日）

主持人，各位女士、先生，今天這個會是夏聯會，人間出版社、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共同主辦的毛澤東討論會。在台灣，這種非官方的，非反共教育節目中的毛澤東討論，可以說是破天荒第一次。官方會有甚麼反應，媒體會有甚麼反應，本人覺得也許可以拿來衡量台灣的民主，是不是已經民主到可以容許一個民間集會公開討論，而不是詛咒、醜化，一位當年國民黨的最大敵人，國民政府大陸政權的終結者—毛澤東。
本人因為四十多年前曾經被目為毛澤東的信徒，而有過長期的牢獄之災。主持人認為這種因緣相當特別，建議本人上台報告對毛澤東的想法看法。本人經過了一陣猶豫，最後還是接受了。倒不是因為自以為自己的看法有超人獨到之處，而是因為覺得，正處在政治的十字路口的台灣，在左右統獨交錯紛爭之際，如果有些人能用一種理智的平常心來面對毛澤東，面對這一位中國現代史中的劃時代巨人，應該是件饒有意義的事情。因為他不僅解構了數千年歷史的傳統體制，締造了一個新國家，並且對時代的思潮，和各種人民運動的理論，都產生了強烈而持久的影響，甚至超越了國界進入本世紀世界史的時空。因此本人相信，理智而自由，不受任何一方政治干擾的，台灣民間的毛澤東研究，它的意義是多層面的。為了導正被扭曲甚至被顛倒的中國現代史，它的最大缺口正是毛澤東評價，是應該受到更大的關注的。同時，如果透過毛澤東的理念和實踐的研究，使一個古老文明的民族在國際強權主宰下的生存競爭中，努力推進的自我解放的艱難道路，能超越毛澤東個人的功過評價而浮現出來，也許能使當前的兩岸心結漸漸走向舒解，彼此用一種更寬闊的歷史視野來共同思考世界問題中的中國問題。本人希望，今天幾個弱勢團體的大膽嘗試，終究能達成這樣的目標。下面本人分成，毛澤東的時代、新民主主義、繼續革命論，提出簡略的報告。
毛澤東的時代
如果用一句話來指出毛澤東的時代的特質，或許可以這麼說，那是中國為了現代化而備嚐艱辛的時代。人類的歷史是向前進步的。但那不僅是時間上的新舊替換。而是社會結構的內部揚棄過程。歷史上的現代，不僅是一個抽象的時間觀念，而是一定社會特質的「類型」的延續範圍。也就是說，社會結構上，政經體制上，和思想文化上的特定類型為內涵的社會，才稱得上是一個現代化社會。舉例說，19 世紀後葉中，日本和大清帝國，並存同一個歷史時段中。但在社會類型上日本已是當年的現代化國家，而大清卻屬於前現代化國家。現代化的意義在於社會的組織性、效益性、合理性的提高，因此「現代化」的小日本足以打垮前現代化的大清。八國聯軍能隨心蹂躪神州大地的緣故。在「力量就是權力」「權力就是真理」的資本主義世界中，沒有趕上現代化的國家或民族，在國際生存競爭中永遠是受欺凌、被壓迫者。對那些落後國家來說，唯一的圖生存求發展的路，也就只有現代化的一途了。中國經歷了多少年多少次的無情打擊和殘酷的壓迫後，也只有奮起走上現代化的路。但如前面所提，現代化的意思，是要具備上現代特質的社會整體機能。因此在社會各領域的新舊因素之間，必定要經過多場慘烈的內部鬥爭。舊體制下，有以舊體制為利的既得利益階級，則現代化的具體前提是代表舊勢力的階級和代表變革力量的階級之間的鬥爭。前者勝則現代化趨勢遭到阻力，後者勝則現代化向前邁開了一步。新舊兩勢力又不全是關起門來的內鬥。資本主義階級的技術條件，大大地縮小了空間距離，使國際間的連帶關係變成牢不可斷。內鬥引發外爭，外爭影響內鬥。總之，現代化的道路會呈現出相當複雜的面貌。過程充滿起伏和曲折。中國現代化的脈動，也就是中國在存亡危機的意識下的自救努力，開始在19 世紀後葉。到了本世紀前期，曾經出現過或大幅度或小幅度，或強勁或微弱的波動。但現代化的目標似乎仍然遙不可及。總脫離不了國不富兵不強，民不聊生，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前近代化狀態中。人民的苦難，時代的苦悶，反映在時人的主觀裡，形成了各種救亡意識。但各種救國的想法和主張，往往受到個人的階級立場和社會背景的影響，而會出現社會衝突，思想衝突。20 年代中國的青年們多人在這種使命感的驅使下，紛紛投入，或自行打開，各項名目的政治運動。
本世紀20 年代的中國社會，就是如此的情形。中國青年們的認識和精神狀況，就是如此。毛澤東晚年曾經有一封私人信件，好像是寫給江青的。裡面提到他為了救中國，曾經在中國傳統的學問中，接著在西方現代的學問中去尋找多年，而終無所得。一直到了蘇聯革命後，受到馬列學說的啟發，才發現救中國的路就在這裡。青年毛澤東，周遭的親朋對他有一致的評語—好學。但他苦讀書本，苦思方略，為的是「救中國」，成為他畢生的志業。
新民主主義論
青年毛澤東，曾經有過學習摸索的年代。不是為了個人出頭，不是為了個人得救。而是為了苦難的母親，疲憊的祖國。
中國必須自救，必須現代化。而中國現代化的最大敵人，是外在的資本強權—帝國主義，和內部的封建土地關係。於是反帝反封建，成為中國為自救而戰的革命目標。這種性質的革命，按理是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疇。也就是民族主義國民革命運動的性質。這種革命運動的領導任務，按西方先進國家的前例，應該由資產階級來擔任。但前提是，這個資產階級必須是經濟的真正的實力者，其力量，必須強大到足可與內外敵人進行政權的爭奪戰。但中國的新型資產階級，雖然是新型生產關係的代表，然這種20 世紀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卻不是中國傳統的封建土地生產關係自然發展的成果。而是來自外在強權—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社會的，所謂的資本主義同質化作用的結果。這種資本主義同質化作用，又是資本帝國主義為了提高剝削效果而移植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東西。因而是一種先天弱質，畸型變態的東西。既無淘汰舊生產關係—主要是封建土地關係的充分力量，更無自行發展積累資本的機能。在這樣的變態弱質的生產關係基礎上面，當然不可能培育出足可擔當革命指導任務的強有力的資產階級。而只能出現依附外國資本強權的，政治上消極妥協，經濟上只顧階級私利而無力推動改革建設的，反動化了的資產階級。顯然國民黨所代表的正是這一類虛弱的資產階級，只顧藉用政治特權來補足經濟機能的不足的官僚資產階級，和急思在失去了皇權庇護後如何維持紳權的地主階級。如此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革命主導力量，不可能來自資產階級。而應該來自備受壓榨，在極端的困苦生活中積累了反抗求生的巨大潛能的工農無產大眾。尤其是，在人口比例上佔有絕對多數的廣大農民群眾。於是由工農主導的民族民主革命，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做為20 世紀的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中不以資本主義化為近代化的內涵，而是以社會主義取向的兩階段現代化為內涵的，歷史進步的新範例出現了。
1940 年1 月，在延安的《中國文化》雜誌創刊號上，毛澤東發表了一篇題目為〈新民主主義論〉的文章。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分由中國在世界大環境和歷史進化中的定位，政治、經濟、文化的應有新內容等，明確地規劃出一個新中國的藍圖。本人在此不直接引用該篇文章中字句，然而以上的提法可視為新民主主義論的註腳。亦即，新民主主義論的歷史合理性和邏輯性的另一角度的解說。
繼續革命論
新民主主義論如果說是毛澤東做為革命領導者，對革命的歷史本質和建國方針的卓越的理論建構力的表現，則所謂的「繼續革命論」，則常被說成是毛澤東晚年所犯的最嚴重的錯誤產物。但本人總認為，對繼續革命論的批判者，似乎帶有一定的受害情結，而全盤否定的態度有時也顯得急躁了一點。當然，將繼續革命論視為十年文革的理論依據，甚至道德性基礎，是確有其事的。但領導者的一種理念在實踐中引發的社會災禍，即使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還是要經過周全的條件分析。否則，以事實判斷來片面制壓意義判斷，則該項錯誤原可發揮的教訓作用便容易遭到扭曲而終致失真。這一點還是值得警惕的。下面簡略地提一提毛澤東繼續革命論的成型過程。
1955 年7 月30 日，全國人代通過了以「穩步前進」為基調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國家建設大方針。準備以三個五年計劃達成國民經濟中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以此為基礎完成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翌日，毛澤東召集了參加人代會的各省、市、自治區的黨書記會議，在會上提出了「有關農業集體化的問題」的重大報告。在報告中，指出全國農村正出現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新高潮，而一些同志卻生怕群眾走得太快，提出這樣那樣的限制。他指出，這不是指導農村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的方針，而是錯誤的方針。他還強調，超過五億的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具有偉大的世界意義。即使出現一些偏差，也不難加以克服。毛澤東的呼籲在1955 年夏天到56 年春天之間，帶動出如火如荼的集體化高潮，甚至越出了農村，擴大到城市手工業，私人資本主義企業的領域裡。到了56 年，農村進入了急速的高級合作社化運動，甚至影響到投資膨脹，工資增高，農業金融影響到國家財政。於是《人民日報》根據黨中央指示登出社論，主張反對保守主義的一方面也要反對冒進急躁。9 月間，建國後第一次的第八屆黨代表大會，宣告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已經完成。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階級鬥爭基本上已經終結。並且在新黨章中突出民主集中制，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等，削除了七全大會舊黨章中有關毛澤東思想的領導的部分。然而毛澤東卻在1957 年1 月的各地黨委書記會議中，批評黨的反冒進政策。更在10 月間的八屆三中全會，反對八全大會的決定，主張應以階級鬥爭為主要矛盾。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兩條道路之間的矛盾才是主要。以「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為主要矛盾的提法是錯誤的。在毛澤東的強烈堅持下，1958 年5月的八全二次大會上劉少奇接受了毛澤東的提法，更改了第一次大會的決議。從此，超組織的毛澤東個人領導權終於確立。社會主義階段中的階級鬥爭論，被納入九大、十大通過的黨章，和四屆人代通過的憲法裡面。變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導理念。
但在文革大風暴，十年內亂後的〈對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繼續革命論正式定為完全的錯誤。其理由有如下三點： 混淆了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界限。把前者階段中的矛盾搬到社會主義社會。做為發動激烈的政治運動的依據。違反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後的建設任務的規定。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高於一切等，使政府的工作重點無法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面。混淆了不同階段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內容、任務；主張在無產階級政治革命後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不能使天下由大亂到大治，反而使大亂持續了十年。
以上的批評，有其正面性。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所含的階級分析方法顯然違反了唯物史觀的社會結構論的原理。把上層建築對基礎結構的「有條件的，相對的」反決定視同正決定，幾乎要走上唯心史觀。對國家和社會在錯誤思想的領導下所導致的嚴重後果，我們不能不面對。但即使如此，本人仍然要強調，唯物論者的批判態度要注意如下兩種傾向。批判往往陷入於單純的結果論。原本屬於科學問題者，往往被歸納為道德問題。真正客觀有意義的批判，應該有更周全的，全方位思考。不僅將錯誤本身的因果關連弄清楚，還要找出關鍵性環節在那裡。否則一次錯誤只會產生另一錯誤，難以累積任何經驗教訓。下面舉出幾點本人對毛澤東繼續革命論的看法。在1956 年，中國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意識的高潮，有其客觀實際的理由。透過土改產生的自耕農，除了分配到的土地外，多數人不擁有其他的經營手段。對多數的貧農或中下農來說，要保持土地相當困難。他們透過土改的階級鬥爭，取得了夢寐以求的土地卻覺得無以為繼。因而普遍熱望以另一場社會主義運動來達成更高的集體化形式。他們認為集體化便是集體保障。毛澤東再三強調的「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高潮」並不是幻想，也不是空話。在開始階段，與其說毛澤東的號召引發了群眾的高潮，寧可說，群眾的運動高潮引動了毛澤東的一連談話。我們不能忘記，毛澤東原來也是贊成三個五年計劃的農業改造政策的。同年，在國際上發生了蘇聯的史達林批判，波蘭的玻茲南暴動，匈牙利事件，1959 年蘇聯毀棄「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翌年在布加列斯德會議中，蘇聯及部分東歐國家突然發難圍攻中國。美國對越戰的介入愈來愈深。東京灣事件。翌年美機轟炸北越。印尼發生九‧三○事件等等。這些國際危機事件都會帶給毛澤東對如何保衛革命的中國，很大的心理壓力。
以上兩點，不過是毛澤東形成他的繼續革命論的背景因素中的一二，而不是正當化他的主張的當然理由。只是本人感受到，畢竟中國的建設還在很大比例上要依靠群眾對革命的高度認同，在低度開發的物質基礎上，進行以勞動積累代替資本積累的基本路線，則這樣性質的偏差也許是不容易完全避免。這是一段反映革命艱苦性的人民歷史，我們在毛澤東晚年孤寂的身影上看出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