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憤不平地說國民黨的「愛國主義」教育使人不能以「愛與同情」去評價「皇民文學」，恢復皇民文學的名譽，離開事實就不免太遠了……

二月十日的《聯合副刊》上刊有張良澤先生(以下敬稱略)的文章〈正視台灣文學史上的難題關於台灣「皇民文學作品拾遺」〉，文章雖短，值得嚴肅商榷的地方卻很不少。
張良澤說他對於在他的高中時代編過「反共壁報」，參加過「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參加過「反共演講」，覺得很後悔。他也對於在大學時代寫過「反共文學」，以及在七○年代研究台灣文學時，因基於他當時懷抱的中國「民族大義」而批判過「皇民文學」，深覺悔恨。
五○年代的高中生辦壁報，可以辦得才華橫溢，但是一般地絕不可能不反共一番，因為壁報是作為學校黨、安全、思想工作的核心訓導處所督管的。而五○年代台灣的中學，在白色恐怖政治肅清之後，根本不存在有「反反共」的左傾思想和知識的學生和他們的鬥爭，學生只能是跟著教官和教師反共，不存在當時中學生必須在左右、在國共、在進步與反動之間做出實踐選擇的問題，當然也就不存在後悔當年的無知與怯懦的問題。
至於救國團，當年凡是高中生，都不能不是救國團的團員。救國團是以高級中學為單位(大隊)全員編隊的。正如初中(今之國中)生皆須編入「童子軍」，凡高中生莫不是救國團的團員。因此，張良澤也似乎沒有理由為此扼腕乃爾。
然而參加了反共演講，寫過以反共抗俄為主題的文藝作品的張良澤，確實就比較突出了。這使我回想起我在高中和大學時代那麼幾個國民黨積極份子學生。在被迫去聽講的比賽會場上，我看到過他們講得熱血沸騰、字正腔圓，爾後看著他們穿著漿燙過的青年服，上台領獎，神采飛揚。我也在大學時代的校刊上讀過被排滿文藝版的文藝學生的「反共文學」作品，生澀荒蕪地寫著「殘暴共匪」的故事。如若從嚴肅對待自己的立場出發，對於已經具有行為、思想和選擇能力的青年期，爭取過「反共演講」和寫「反共文學」的榮譽的自己表示遺憾，則毋寧是一種值得推許的反省態度。但如果張良澤沒有以為了苟活(「活下去」)和為了立志「當作家」而有不斷發表作品(包括「反共文藝」)之必要為解辯，則在冷戰和反共意識形態支配一切的台灣六○、七○年代，基本上也還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張良澤對於他曾以中華「民族大義」批判過「皇民文學」，深感「後悔」當初之「無知」，問題就比較複雜，應當深入探討。
●反共和皇民主義
張良澤認為，在「如今回想起來」時深為「後悔」的少時反共和批評「皇民文學」的「無知」行為，「都是三十年間接受了『反共愛國』教育的必然結果。」辦反共壁報、參加「救國團」、參加「反共演講」比賽、寫「反共文學」發表……當然和五○年代以降國民黨的「反共愛國」教育有關。但是以「民族大義」「痛批」「皇民文學」的思想，卻未必和這「反共愛國」教育一致。
做為一九三七年侵華戰爭精神動員手段的皇民化運動，是法西斯主義的日本形態。而法西斯主義的背景，在於第一次戰後西歐和日本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刻化，大資本獨佔體利潤下降，中下層資產階級破產，農村疲憊，而林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黨紛擾不休，政局動盪。為了恢復和維持獨佔體的利潤率，恢復經濟發展，貧困化的資產階級市民和農民拋棄了資產階級民主，投向軍事性獨裁的國家，讓國家去壓迫和清除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並以極端反共右翼的鐵腕統治，維持資本積累所必要的秩序。強烈的反共政策和殘暴地肅清、鎮壓各左翼人士和團體是德國、義大利、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共同政策。而領導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核心力量，正是各國、各民族共產黨領導的民主。民族戰線。因此，做為日本法西斯運動的意識形態，恰恰是極端的反共主義。因此，「反共」教育絕不「必然」帶來批判皇民主義的「結果」。恰恰相反，很有一些人主張離開中國人立場，重新評價皇民文學；主張皇民化雖然不曾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卻使台灣人變成不是中國人而予以正面評價；主張要以什麼「愛與同情」去重新「認真」「解決」皇民文學，恐怕才是以極右反共論為基點的台獨論的「必然結果」吧。
至於「愛國」教育，恐怕也要分別那一個階級，那一個集團的愛國論。楊逵被判刑十年，理由據說是「愛國過激」。彭歌指責鄉土文學派「愛國過於激切」而必欲置之於死地。反對美日帝國主義之間把中國領土釣魚台私相授受的保釣愛國運動，受到國府徹底的鎮壓。日本戰犯崗村寧次應蔣介石之邀，組織以日本前二十三軍參謀長富田直亮少將為中心的日本右派校佐，組成「白團」到台灣訓練台灣軍隊準備「反攻大陸」。這個由日本右翼將校組成的「白團」，在戰後來台祕密組訓台灣軍隊時，有這樣的誓詞：
「今赤魔逐日風靡亞洲大陸。崇尚自由與和平，深知中日合作之切要之中日兩國同志，皆以為此乃為亞東反共而聯合、為共同防衛而崛起，相互密切合作，為防共而精進之秋也。」
「茲日方同憂共謀，欣然應欲打倒赤魔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之招聘，期為中日恆久合作之礎石也。」
此外，日本戰犯岸信介、兒玉譽士夫，右派政客藤尾正雄等人，一貫是蔣介石的座上客。今天，有一群日本右派學者，也是出入總統府的上賓。今天的國中新編教科書，充滿著對日本在台殖民歷史之美化、正當化與合法化的敘述。因此，憤憤不平地說國民黨的「愛國主義」教育使人不能以「愛與同情」去評價「皇民文學」，恢復皇民文學的名譽，離開事實就不免太遠了。真正的事實是，在青春期間狂熱地度過「皇國少年」的一代，自台灣光復以後，從來不曾像今天那樣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言論上昂揚得意過。
●作家形成和機會主義
其次，不妨談一談「要做一個作家」，是不是一定要無原則地「活下來」和「發表作品」。
台灣遭受日本殖民統治長達五十年，在現實上，這是在一九三七年日本開始其強權的「皇民化」運動之前，即日本在一八九五年割占台灣的一刻開始，就一直推行將台灣人同化於日本的政策。但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都以抵抗同化，保住漢族種姓來回答殖民者的同化壓力。一八九五年就開始的台灣農民反占領鬥爭，以及堅持到一九一五年的抗日武裝游擊鬥爭、一九二○年代到一九三○年代的思想啟蒙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都是台灣人民為保衛民族主體性而在高壓下一仍堅持抵抗的歷史。從文學上說，堅持以白話漢語寫作，一生堅持不著和服只穿唐裝，在作品中表現出磅礡堅強的、對民族和階級壓迫的抗議，蔚為以賴和為代表的日據下台灣現代文學家光榮的歷史傳統。看來，「要做一個作家」的「條件」，未必一定要為了苟活而屈從，未必一定要發表違背原則、屈折於權力的作品。從賴和到呂赫若的台灣文學家，既使在壓迫最苛酷的時代，都不曾稍露屈服的奴顏媚骨。說到「發表作品」，人們也會想起在壓迫著嚴密控制下猶冒險秘密寫出反抗的心聲，隱而不發，迨敵人潰敗後才將作品公諸於世的吳濁流。台灣文學史上，不為「活下來」而失節，不為「發表作品」而寫違背原則，討好權力的文章的人比比皆是，而他們又個個都是從藝術上、思想上都能過關的，令後世景仰的真正的作家。
●皇民化歇斯底里的機制
一九三七年，日本向中國發動野心勃勃的侵略戰爭。在此之前，日本人沒想到有朝一日必須調動台灣的人力和物力供侵華戰爭驅策。日本當局有鑒於據台四十餘年而絕大多數台民一仍懷抱強烈的漢民族意識，而開始強化對台民的強制同化，由國家權力發動全面壓服同化運動，收奪漢語、中文的使用，強力推行日語；禁止台灣的一切漢族系民間宗教，把日本神道信仰強加於人；禁止台灣人的傳統生活慣習，提倡日本式的生活、衣食和習慣；鼓動棄絕漢民族祖先傳用的姓名，提倡「創氏(姓)改名」，改用日本式姓名。在另一方面宣傳皇國史觀，宣傳所謂「日本精神」和「大和魂」，但在具體的政治、社會、民族關係上，仍然保持甚至實質上強化向來的殖民地歧視構造。
現代資本帝國主義以其強大而殘暴的現代化武裝顯示出來的暴力，以其現代化交通、運輸、產業、教育、法政和文官制度等向其殖民地呈現種族、政治、社會經濟、文明和權力上絕對的優越性，造成對殖民地強大的威懾，以遂行其政治支配和經濟收奪。這種暴虐的統治，一方面激發殖民地人民的抵抗，但也更多地造成被殖民人民和知識分子深刻的民族劣等感，對自己民族種性、文化和傳統，懷抱深層的厭憎和自卑，喪失民族主體意識，對自己民族的解放、進步和發展，抱持絕望、悲觀的態度，並從而對「文明開化」的殖民統治者表現為奴顏媚骨、卑屈馴從。這是從十九世紀末向全球迅猛擴張，統治了全球百分之七○以上的人口，而在二十世紀五○年代初迅速瓦解的殖民帝國主義對廣泛殖民地人民造成的深刻的心靈和精神的創傷，流毒為害至於今日，是殖民主義在政治壓服、暴力統治和經濟掠奪之外另一個荼毒廣泛久遠的罪行。
一九三七年的「皇民化運動」，正是日本殖民統治在政治壓服、經濟掠奪外，對台灣民眾的精神加害的著例。日本當局，一方面巧妙地利用了殖民地台灣人一部分知識分子和民眾的民族劣等感、民族自我厭憎感和對於自己民族文明開化的絕望感(而這些都是苛虐的殖民地統治和殖民地意識形態所造成)，另一方面則在「皇民化運動」中，突然開啟了「內台一如」、「皇民練成」之門，宣傳只要人人自我決志「練成」「精進」，可以鍛造自己成為「真正的日本人」，從而擺脫自己做為殖民地土著的「劣等」地位。這一套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大規模精神洗腦的裝置，於是促發了相當一部分台灣人「皇民練成」的歇斯底里，今日回顧，令人辛酸悲忿。
●皇民文學的經緯和主題
而「皇民文學」運動的發生，有這經緯：在一九三七年皇民化精神洗腦運動的延長線上，在日本進一步準備向祖國華南和南洋擴大侵略戰爭的一九四○年，成立「大政翼　會」於日本。同年，在殖民地朝鮮、「滿州」分別成立相呼應的「國民總力連盟」和「興亞奉公連盟」。一九四一年台灣成立在總督府領導下的「皇民奉公會」，在全台自中央以至行政末端成立支部、分會等，把報紙、廣播、戲劇、電影全面組織和統轄起來，為侵略戰爭宣傳動員。
在文學界則先成立「台灣文藝家協會」於一九四二年，並選荐作家張文環、龍瑛宗參加「第一屆大東亞文學會議」。一九四三年，進一步把台灣作家納入「台灣文學奉公會」，推派周金波、楊雲萍參加二屆「大東亞文學會議」。同年十一月，召開「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以「確立本島文學的決戰態勢，把文藝雜誌擺到戰鬥位置上」為會議主題。西川滿的《文藝台灣》和張文環的《台灣文學》皆廢刊而統合為全面支援侵略戰爭的《台灣文藝》。
現代台灣文學，是在日據下台灣抗日民族解放運動二十餘年的歷史中誕生、成長和成熟的。一九三一年的大檢舉，全面鎮壓了台灣抗日社會運動，但文學戰線一仍在鎮壓的火線上疏散出來的戰士們堅持下，在三○年代艱困條件下，繼續擎起抗爭的火炬。然而到了一九四○年以後，一切抗日運動被一掃而光，軍部法西斯的「皇民化」運動，以強權和威壓向島嶼的四面擴張。
在殖民地台灣，「皇民化」運動欲達到兩大目標：是徹底剝奪台灣人的漢民族主體性，以在台灣中國人的種族、文化、生活和社會為落後、低賤，而以日本大和民族的種族、文化、社會為先進和高貴，提倡經由「皇民練成」思想、意識形態的「皇國民化」改造，語言、姓名、宗教、文化的日本化改造，從而徹底厭憎和棄絕中國民族、中國人的主體意識，把自己奴隸化，對天皇國家輸絕對的效忠。
上述皇民化運動的第一個目標還僅只是一種手段，以達成運動的第二個目標，那就是以奴隸化、經過徹底精神洗腦、徹底破除了台灣人的民族主體之後的台灣人，供日本侵略中國和太平洋地區的「聖戰」驅策，鼓動以精純的日本人，為日本侵略戰爭「義」無反顧地充當砲灰，為天皇國家和意識形態效死而不稍悔！因此，皇民化運動展開後越四年許，就宣告徵召台灣青年為「陸軍特別志願兵」(一九四二)，翌年，徵「海軍特別志願兵」，四四年宣布在台灣實施徵兵，四五年實施。而為皇民化運動服務的台灣皇民文學，正是為皇民化運動的這兩大目標服務。周金波寫的《志願兵》，寫的是一個只有小學畢業，出身平凡、質性素樸的台灣青年高進六(自改姓名為「高峰進六」)，對皇民化思想，比一般的資產階級台灣知識分子有更深一層的體會。他深信神秘的「祭政合一」論(即神道信仰與皇國政治的一體性)，深信神道的擊手之儀足以使人「為(神道)諸神所引領」，從而益發「接近(大和)眾神」，甚至藉以觸摸到「大和心」、「體驗到大和之心」。和知識分子張明貴的懷疑論形成對此的高峰進六，決志要依所信而活，終於以血書明志，應徵為「特別志願兵」。
周金波主張拋棄理性，卻除知識分子的懷疑論，從神秘的日本神道信仰入手，去「觸摸」和「體驗」大和民族的心靈和精神，藉以使自己從卑汙的台灣人種脫蛻而出，成為高貴的日本人，然後以血書志願應徵，充當帝國侵略的鷹犬。
為了背叛自己的民族主體，把自己改造成日本人，陳火泉的自我鬥爭就更加披肝瀝膽了。他的長篇小說《道》(道路)表現了一個力爭在天皇信仰中把自己轉變成日本人時，近於哀嚎、呻吟的民族自卑、自我憎厭、和對於「天業翼◆」的無限忠心和信仰。小說的主人翁狂熱地想要戮力蛻變為日本人，但對於自身體內流動著的台灣人的血液這個自然的限制，感到絕望和懷疑。他對自己吶喊：
「菊花就是菊花。真正的花就數櫻花。但牡丹花終於也能算是花嗎？做為島民的我，終究會成為皇民嗎？終竟也是個人嗎？」因為生而為(低賤的)台灣人，因此力爭通過精神的精進修練，達到「與大和心交流」而成為日本人，但又對於身中流動著的畢竟不是大和民族「高貴」的血液而深為苦悶。在終於向日本當局提出應徵為志願兵時，小說的主人翁如此吟詠明志：
「願為日本臣民，而此身猥非日本骨血，傷悲寧過於此？
今為聖君之楯牌，吾輩懽欣勇猛以死」，他並且為他戰死後的墓碑上預寫了這樣的墓誌銘：
「青楠(小說主人翁的雅號)居士生於台灣、長於台灣、而以日本國民死。」「青楠居士，日本臣民也。居士為翼◆而生，為翼◆天業而劬勞，為天業翼◆而死」。
自己踐踏和羞辱自己的民族主體意識，以令人震驚的民族自卑感和自我憎惡，不惜以自身為皇國的侵略戰爭而破碎與毀滅，來求取獲得殖民者民族的認同。
以「皇民練成」為魔咒，造成人人蛻化為光榮的日本人的集體幻覺，並在魔咒幻覺的驅使下，向著毀滅性的戰爭狂奔。這就是「皇民化運動」的真髓。而「皇民文學」正是這邪惡道場的共犯和幫凶。
從全面看，皇民文學是做為日本對華南、南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時，做為戰爭的精神、思想動員「國民精神總動員」機制的組成部分而展開。皇民文學運動，是同時期皇民教育、皇民戲劇、歌謠運動的一部份，目的在集體洗腦，使殖民地人民徹底拋卻和粉碎自己的民族語言、文化和認同，從而粉碎自己民族的主體意識，在集體性歇斯底里中幻想自己從「卑汙」的台灣人蛻化成光榮潔白的「天皇之赤子」，在日本侵略戰爭中「懽欣勇猛以死」，「以日本國民死」；「為翼◆天業而死」。
●憤怒的回顧
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在皇民化運動下，總共有二十萬七千餘，台灣青年分別以「軍屬」、「軍伕」和「志願軍」、戰鬥員等名目被徵調投入戰爭。戰死、病歿、失者計五萬五千餘人，傷殘兩千人。另外因受皇民思想欺騙過頭，在南洋、華南戰場中誤信自己是真皇軍而犯下嚴重屠殺、虐殺罪行，在戰後國際戰犯審判中被判處死刑者二六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一四七人！
一九四五年，戰敗的日本拍拍屁股走人，在台灣留下滿目心靈和物質的瘡痍。驅策台灣青年奔赴華南和南洋，成為日本侵略戰爭的加害者和被害者的主凶，當然主要日本帝國主義殘暴的權力。但是，對於殖民地台灣出身的少數一些文學家在那極度荒蕪的歲月中，認真鼓動鄙視自己民族主體性，鼓動青年「做為日本人而死」，從而對為屠殺中國同胞和亞洲人民而狂奔的營為，後世之我輩，應該怎樣看待？
從反省的日本知識分子的立場，尾崎秀樹在評論陳火泉的小說《道》之餘，有這沈痛的感慨：
「……然則，陳火泉那切切的吶喊畢竟是對著什麼發出的啊。所謂皇民化、做為一個日本臣民而生、充當聖戰的尖兵云云，不就是把槍口對著中國人民、不也就是對亞洲人民的背叛嗎？」
因此，重讀陳火泉的皇民小說之餘，尾崎有這痛苦的呻吟：
「當我再讀這生澀之感猶存的陳火泉的力作時，感覺到從那字裡行間滲透出來的作者的苦澀，在我的心中劃下了某種空虛而又令人不愉怏的刻痕，無從排遣。」
尾崎秀樹並且發出了這樣的疑問–
「對於這精神上的荒廢，戰後台灣的民眾可曾以全心的忿怒回顧過？而日本人可曾懷著自責之念凝視過？只要沒有經過嚴峻的清理，戰時中精神的荒廢，總要和現在產生千絲萬縷的關係。」
尾崎的《舊殖民地文學之研究》，正是懷著對日本戰爭責任的深刻反省和「自責之念」，在日本右翼至今喧嚷「自由史觀」，指謫主張反省戰爭責任的史論為「自虐史論」，從而美化日本侵略歷史和殖民地歷史的日本右翼思潮氛圍中，早早敢以「春秋之筆」、「仗義執言」的力作。而正是像尾崎這樣，堅決不肯以「愛與同情」為言，去美化、去正當化日本侵略歷史對中國和亞洲人民所造成的鉅大物質、生命和精神的加害的日本人民和知識分子的存在，使我們對中日和亞洲人民之間真正的和平、正義與團結的展望懷抱了希望。
●冷戰和顛倒
怎樣對待在「決戰文學」旗幟下，在日本法西斯最張狂的時代，台灣文學家的思想和實踐？
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不是三、五年，而是五十年。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是滲透到生活細節的日日夜夜的五十年。五十年間，台灣人民給日本人納糧繳稅，不少的人不能不從事日帝統治體系下的下層公教職務，尤其在台灣成為日帝南侵基地和軍事要塞的四○年代，全島島民在嚴峻的戰爭動員體制下，更是無所逃於日本戰爭機器的淫威。當時的文人、知識分子，在權力下，寫些配合時局的小文章，參加一些戰爭動員的活動和會議，在所不免。因此，國民政府領台時，宣布了在台灣地區不清理漢奸問題的方針，純就政策而言，不能不說是十分賢明的政策。但照顧到台灣殖民地化歷史的特殊條件而抑止歷史清算以增進民族團結，到後來成為國府在台灣光復後急劇升高的國共內戰和國際冷戰態勢中，改而殘酷肅清台灣的抗日各派，反過來與日據下漢奸豪族(所謂「五大族系」，又皆在戰爭末期台灣皇民化運動的領導機關中擔任要職)相溫存，且以日帝下累致的鉅富為基礎，在戰後「內戰─冷戰」構造中發展為龐大的集團資本，享受不能仰視的權力和財富的結果。而五○年代以降，國府和日本舊軍部、反共右翼政、商、學界千絲萬縷的網絡，被在八○年代末「台灣化」後的國府繼承和進一步發展，甚至也在少數一些台灣戰後留日學界中發展成對日佔台灣史加以美化和正當化，宣傳和當年偽滿「建國」論如出一轍的各種建台灣為「新而獨立」的「民族論」和「國家論」的運動。但這已是餘話了。
●抵抗者和奴隸的分際
然而，即使在瘋狂的「決戰」期，台灣人民和作家也絕不只是消極地在戰爭體制的淫威下屈從而已。以文學界為例，最突出的例子是楊逵。他積極參加日本軍政當局組織的皇民劇運，卻大剌剌地寫〈怒吼吧，中國！〉利用日帝和英美帝國主義的矛盾，宣傳中國農民抗擊美英帝國主義的熱潮。明裡符合當局抗擊「英美鬼畜」的國策，暗中宣傳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之英勇。此外，他也寫〈驅逐登革熱〉按日語「登革熱」的「登革」，與日本傳說中的惡靈「鞍馬天狗」的「天狗」同音。劇本藉描寫台灣貧困農民撲滅登革熱的運動，從而對台灣農村以高利貸和地租壓迫農民的地主「李天狗」加以無情的批判。作品中浸染著鮮明的階級意識，其在屈折中表現出來的令人會心的堅強的抵抗，今日讀之，猶為之動容！
而至於吳濁流之冒險在日本軍政的槍尖下秘密從事抵抗的寫作，是世所周知的。
因此，對待「日據時代台灣作家」「寫過……『皇民文學』的歷史事實」，不能只看一個作家的一時，主要地也要看他的一生。看一時，也要分辨是積極主動地為虎作倀，還是消極的、面從腹背的言動。有人找到楊逵一篇似在呼應「時局」的短文，幾乎如獲至寶，大喜過望，彷彿這就足以為「日據下誰不寫皇民文學」找到有力佐證。然而，楊逵不憚於鬥爭和抵抗的一生，豈可因戰爭末期一篇面從腹背的短文，而與周金波、陳火泉之流相提並論？賴和不憚於在劇作、生活、社會活動上堅拒同化，力保民族尊嚴，不憚於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光輝的一生，豈又因他臨終前甫自縲絏中重病出獄、心靈一時的淒絕和弱所寫的短文，而硬將他與奴顏媚骨、「忘祖背宗」之輩同日而語！而呂赫若在皇民文學運動沸沸湯湯之際，把「時局」的主題大剌剌地擺到一邊，兀自去刻劃與戰爭無關的台灣傳統生活的風俗百相。在宣傳全面同化於日本的皇民運動主旋律下，刻畫台灣生活習俗和風情，就是對皇民主義的批判，有重大意義。
再次，「寫過所謂的皇民文學」的台灣作家，本身對於自己成為問題的、當時的作品與思想的態度，也各有不同。
周金波至今不曾稍悔當年皇民思想。在近年一次台灣文學研討會上，他在日本學者前，堅持以日語發言，發言內容，基本上與當年皇國青年的周金波無軒輊之分。這是堅持皇民有理的頑固態度。
陳火泉對自己的《道》，則採取辯解的態度。他說表現的是為當時「時代環境」所逼的言行。小說的主旨，在於促使讀者對日據下「被凌虐、被損害」的台灣同胞一掬同情之淚，云云。
不論陳火泉的說辭說不說得通，戰後的陳火泉的態度，和周金波者畢竟有所差別。至於為林瑞明教授認為較之陳火泉有「台灣人主體意識」的王昶雄，戰後在自己漢譯的《奔流》中，多處修改，聲言日文版本受當時日本當局檢閱時橫遭竄改，以適合「時局」標準而與原作失真。王昶雄改訂漢譯文本的做法固然引來爭議，但在對待皇民主義上，顯然他是有一定的羞惡之心，視同自己的恥部。這與周金波的堅持大和主義、與陳火泉的強辭飾辯，在性質上又有不同。至於龍瑛宗、楊雲萍、黃得時，他們在戰後的許多言論，已足表現對那精神荒廢時代的自己的言動的悔意，此處實不忍細說，但其對待自己當年皇民主義言論的悛悔態度，又與周、陳不同了。
而張良澤此次譯刊楊雲萍、龍瑛宗的「皇民文學」「作品」未審有沒有徵得當事人的同意(雖然二老目前已經相傳有衰老到癡瞶的程度)？否則，恣意公刊當事人或其子女未必同意公刊的舊時文章，是對二老的「愛與同情」呢，抑或是殘酷的二次傷害？●十六年後的回答一八九五年，強權割台成為定局的條件下，台灣紳商官僚組織了一個抗日臨時政權「台灣民主國」，「陽為獨立，陰奉大清」。
經過五十年殖民統治，日本人培育了一批與殖民者同其利益的，協力派精英豪紳。迨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一些親日派台灣紳商豪族陰圖與駐台日本軍部勾結，倡台灣之獨立。但這一回是陽為獨立，陰奉日本帝國。同一年，尾崎秀樹有這樣一個難忘的體驗。一個和青年尾崎同一隊的台灣人「學徒兵」向尾崎道出他對光復的想法。這台灣青年說，經過了五十年的日本統治，台灣的生活、文化水平已經高出中國，台灣已經沒法兒跟著(落後的)中國走了，只有第三條道路台灣獨立，從而和日本、中國平等交往……
當時，尾崎啞然無以為對。十六年後(一九六一)，尾崎在他的論文〈決戰下的台灣文學〉中，對那位台灣籍同學做了回應。尾崎秀樹寫道：
……回答這問題，只能說日本的殖民統治所造成的傷痕無乃太過深切。只有把日本對殖民地台灣的這一筆虧欠鏤刻在心版上的時候，我才有資格回答那位台灣籍的同學。同時，我也想對我這位同學提這麼一個問題：
「對於曾經做為日本軍之一員的你自己，你是怎麼想的？」
在我遣返日本的第二年，發生了二二八事變。
過了幾年之後，聽說在台灣中南部武裝蜂起於二二八事變的民眾中，有不少台灣人原日本軍人。而且聽說特別是曾被徵召到海南島作戰的台籍原日本軍人，戰鬥尤為驍勇。
「當這些從戰場上回來的台籍舊日本軍人或軍屬，拿起武器在事變中崛起之時，到底受到多少日本殖民統治和侵略戰爭的影響？」
當我聽說了有一些台籍原日本兵在二二八事變中蜂起時，我痛烈地想到上面這個質問，是我們日本人必須向你們作答，卻至今一直不曾解答……
殖民者破壞被殖民者的主體性、剝奪被殖民者的語言和文化，對被殖民者強加思想、意識形態的同化，特別有效地使被殖民精英認同、同化於殖民者的史觀、世界觀、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而當殖民者離去，這些精神的歪扭依然頑強、長時期滯留下來。
五十年的殖民地統治，四十年代的皇民化運動，使一些殖民地精英妄以為自己在殖民地中現代化、蛻變成文明開化的人種，妄以為台灣的文化生活因殖民統治而高於中國，從而必欲拋卻自己的祖國，企圖獨立。
早在六○年代初，尾崎秀樹在對日本殖民主義深刻地進行自我批判時，就看到所謂台獨運動正是日本殖民主義在台灣遺留下來的「心靈的殖民狀態」這個嚴重的創傷。一九五○年代，弗．范農以「黑皮膚、白面具」之論，早已提出了被殖民者(黑皮膚」)在心靈上受到殖民者意識形態荼毒(「白面具」)的深刻的分析。
●精神的荒廢
(一)國民黨長年以來的「愛國」主義(中華民族文義)教育，是一切基於(中華)「民族大義」「痛批」「皇民文學」的根源。
(二)然而，在現實上，「日據時代的台灣作家或多或少都寫過所謂的『皇民文學』」。
(三)因此，「新一代的(台灣文學)研究者，應該揚棄中華民族主義，不可「道聽塗說就對『皇民作家』痛批他們『忘祖背宗』」；要「將心比心」，「設身處地」……以「愛與同情」的「認真態度」去「解讀」皇民文學作品?。
這就是張良澤的皇民文學論的邏輯吧。
否定、鄙視、憎恨被殖民台灣人(中國人)的主體性，把自己改造成日本人，使自己像一個日本人那樣地生活、思考、並且像一個日本人那樣地效忠和崇敬日本天皇，終於做為日本人而效死這就是四○年代台灣皇民文學的主題的真髓。
而主張對這樣的文學不要以被殖民者的主體性(「民族大義」)加以批判和反省，企圖以「反共愛國教育」論，以「日據時代的台灣作家或多或少都寫過所謂的『皇民文學』」為言……，對皇民文學無分析、無區別地全面免罪和正當化的本身，正是日本對台殖民統治的深層加害的一個表現長年以來未曾加以清理的、心靈的殖民地化的一個鮮明的表現。
「……只要沒有經過嚴峻的清理，戰時中精神的荒廢，總要和現在產生千絲萬縷的關係」。
每當在生活中眼見觸目皆是的、在文化、政治、思想上殘留的「心靈的殖民化」，尾崎的這一段話就帶著尖銳的回聲，在心中響起。
久經擱置、急迫地等候解決的、全面性的「戰後的清理」問題，已經提到批判和思考的人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