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二十年前﹙一九七七﹚的四月﹐銀正雄在‘仙人掌’雜誌上發表了《墳地那裡來的鐘聲》﹐針對王拓的小說《墳地鐘聲》提出鄉土文學從“清新可人 ”﹑“純真”和“悲天憫人”“變質”為“赫然有仇恨﹑憤怒的皺紋”﹔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危險”﹐打響了從政治上﹑思想開攻擊鄉土文學的第一聲 炮火。同一期的‘仙人掌’也刊出朱西寧的《回歸何處﹖如何回歸﹖》﹐諷刺鄉土文學“流於地方主義﹐規模不大﹐難望其成氣候”。同月﹐王拓發表《是現實主義 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五月﹐王拓﹙以李拙為筆名﹚又發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的動向》﹐為台灣鄉土文學發展歷程和性質做了一番整理。同月﹐葉石濤發表《台 灣鄉土文學導論》﹐提出了他的日據台灣文學性質論。六月﹐陳映真以《鄉土文學的盲點》﹐就教於葉石濤。七月﹐彭歌在《聯合報》副刊上發表的連續專欄‘三三 草’中﹐刊出要儆戒“赤色思想滲透”的雜文多篇。同月﹐陳映真發表《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對戰後台灣當代文學的政治經濟學背景﹑性質和發展做了概 括。八月十七日開始﹐彭歌一連三天發表了對王拓﹑尉天驄和陳映真長篇公開點名的思想政治批判。八月二十日﹐余光中發表《狼來了﹗》控訴台灣有人提倡中共的 “工農兵”文學﹐一時風聲鶴戾﹐對鄉土文學恐怖的鎮壓達到了高潮。
文壇的白色恐怖並沒有嚇到當時的文學界和文化界。八月﹐南亭﹙南方朔﹚發表《到處都是鐘聲》﹐登高望遠地為鄉土文學的發展表態支持。九月﹐王拓公開發 表《擁抱健康的大地》﹐十月﹐陳映真發表《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對彭歌的攻擊提出駁辯﹐並要求立刻停止對鄉土文學誣陷和攻訐。此外﹐從八月到十月﹐文藝 界如尉天驄﹑黃春明﹑齊益壽和其他許多人﹐都發表文章﹑參加座談發言﹐熱情﹑勇敢地支持了鄉土文學。但在同十月﹐一貫以“自由民主”派的面貌示人的台大留 美教授張忠棟﹑孫伯東﹑董保中都紛紛對鄉土文學論扣政治帽子。
九月﹐胡秋原先生發表《談人性與鄉土之類》﹐公開駁斥官方打手白色恐怖各論﹐為鄉土文學辯護。十月﹐徐復觀先生發表《評台北“鄉土文學”之爭》﹐批判 文壇的偵探和密告者﹐至此恐怖的陰霾漸開。十一月﹑十二月﹐陳鼓應發表批判余光中詩作的長文。同月﹐胡秋原接受訪談﹐整理成《談民族主義與殖民經濟》﹐在 理論上深化了鄉土文學派。十二月﹐王拓發表《“殖民地意識”還是“自主意願”》﹐就台灣社會經濟問題﹐向孫伯東提出駁論。
翌年元月﹐國民黨集黨政軍特﹐召開“國軍文藝大會”﹐會中對鄉土文學大肆撻伐之餘﹐受到胡秋原﹑徐復觀和鄭學稼等老一輩理論家﹑學者的勸阻﹐據說最後 這樣地定了調﹕鄉土思想“基本上是好的”。但動機要純正﹐尤其切防為中共所利用﹐云云。而一場劍拔弩張的肅殺之局﹐至此漸為緩解﹐幸而沒有以逮捕﹑拷訊與 監禁終局。
二十年後回顧﹐特別在八○年代以降台灣文學批評和台灣文學論的豹變條件下﹐七○年代的文學論爭—包括七二年以迄七四年的現代主義論爭—在台灣戰後文藝思想史上﹐顯示了劃期性的意義。
這篇小論的目的﹐在整理七○年代文學論爭留下來的文藝思潮的標高﹐並思考當年留下來的突破性文藝思潮對當前時代依舊生動犀利的啟發。
一﹑在戰後台灣公開樹立現實主義旗幟的重大意義
在帝國主義時代﹐在強國﹑大國凌掠弱國和小國的時代﹐第二世界各族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文學藝術﹐大多採取抵抗﹑批判的現實主義手法。半殖民地的中國文學如此﹐做為中國半殖民地構造之一部份的日本殖民地台灣的文學﹐亦復如此。
但是﹐尤其在民族和階級鬥爭的形勢嚴峻的時候﹐往往就會發生堅持批判﹑抵抗和反映嚴厲現實的現實主義路線﹐和聲稱主張文學藝術的純粹性﹑藝術性與非政 治性的唯美主義之間的路線鬥爭。三十年代的大陸發生過圍繞著“文藝自由”問題的廣泛論爭。朝鮮的三○年代﹐據說也發生過唯美文學和使命﹙工具﹚文學論之間 的爭論。
一九三一年﹐台灣的抗日民族﹐民主運動遭到日帝當局全面鎮壓﹐台共和農組潰滅。從崩壞的戰線上四處奔竄流亡的黨人﹐湧向台灣左翼文學和文化戰線﹐艱苦 奮鬥﹐發行刊物﹑成立組織﹐一面推展無產階級文學和文化思想運動﹐一方面伺機恢復組織生活。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楊昌熾等人組成“風車詩社”﹐搞起現代主 義。一九四三年﹐台灣時已納入日本侵略戰爭的戰時體制﹐一些詩人組成“銀鈴會”﹐搞起現實主義。
必須著重指出﹐“風車”和“銀鈴”﹐都不曾公開地與抵抗的批判的現實主義派發生理論鬥爭—像在大陸和朝鮮的三十年代發生者那樣。而且﹐確實有進步的文 藝青年﹐曾在日本戰敗前夕直到光復一九四九年間﹐在“銀鈴”社活動﹐並且深受楊逵的影響參與了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間《新生報》‧〈橋〉副刊上關於重建台 灣新文學的理論鬥爭﹐而雖然“銀鈴社”的一些詩人在五○年代和紀弦的‘現代詩’社合流 ﹐也是事實。
然而日據時代現實主義和唯美主義的鬥爭仍是激烈的。一九三九年﹐日本在台殖民地皇民派文學家西川滿組成“台灣文藝協會”﹐成員以日本籍文藝人士為主﹐ 發刊‘文藝台灣’﹐提倡殖民地異國情調的“唯美主義”文學﹐消磨志氣﹐規避三○年代末期台灣戰時體制中嚴苛的現實。一九四一年﹐隨著日本“南進”戰爭擴大 ﹐西川滿進一步露出法西斯蒂真面目﹐要把台灣文學組織到日本侵略戰爭體制﹐發揚楊逵所說的“勤王”的任務。“台灣文藝協會”的機關刊物‘文藝台灣’﹐並揭 載皇民文學周金波﹑陳火泉的皇民文學作品。
但即使在法西斯氣焰逐日高漲的一九四一年﹐抵抗的現實主義作家仍然不憚於反抗。他們糾合並組織了以台灣籍作家為主的“啟文社”﹐發刊‘台灣文藝’﹐楊 逵等人在一九四三年與西川滿等日本皇民派作家在一場“狗屎現實主義”論爭中交鋒﹐針鋒相對地捍衛了台灣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堅守民族主義立場﹑反映台灣人 民在戰時體制的非理下呻吟苦悶的生活﹐在賴和謝世的日治末期﹐公開組織哀悼集會。‘台灣文藝’成員楊逵﹑呂赫若和簡國賢在戰後仍然奔向實踐的火線﹐遭到投 獄﹑逃亡﹑路死和刑殺的命運。
這樣一個在嚴酷的台灣民族﹐民主運動史中發展起來的台灣文學的現實主義道路﹐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慘烈的異端撲殺運動中徹底瓦解﹐一直要等到一九 七二年保釣運動的左翼﹐才重新把這反對帝國主義﹑主張民族文學與民眾文學的現實主義文學論再次公開地﹐做為一種文藝理論在台灣宣揚起來﹐意義自然重大。
此外﹐從文藝思潮的世界史看﹐七○年代的台灣文學論爭﹐在並不自覺情況下﹐參與了從二十世紀初期以迄七○年代的﹑世界範圍的﹑文學思潮的左右鬥爭﹐亦即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鬥爭。
這場論爭的地理範圍﹐包括舊蘇聯﹑舊東歐﹑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和中南美洲等地。現代主義文學藝術受到各國各民族的文藝批評﹑文藝思想界左翼的批判﹐其文獻可謂汗牛充棟﹐在思想學術上有豐富的收獲。
以最粗略的概括﹐現代主義受到左翼的﹑現實主義一派的這些批評﹕
—現代主義文藝﹙以下簡稱“現代派”﹚把人的個性和社會對立起來。把個人的幸福同群眾的幸福對立起來。
—現代派脫離社會和生活﹐鑽進極端個人的世界﹐誇大官能和肉慾的重要性﹐極端強調“個性”和“自由”﹐以推翻一切既有道德﹑邏輯為“前衛”與“革命”﹐卻沒有自己的新道德和人與人之間新關係的信念。
—現代派對人﹐尤其是對勤勞的民眾﹑對社會和歷史全然冷漠。他們把精神生活﹙文學藝術﹚與具體的生活在分工上分離開來﹐對立起來﹐把文藝和生活﹑歷史和社會完全割裂。
—現代主義的甄別﹐不在形式與技巧﹐而在於內容和世界觀。現代派的世界觀﹐表現為認定人的本然的孤獨與本然的非社會性。人是一種被拋棄的存在。人除了他自身﹐再沒有任何與他發生連繫的其他現實。
—現代派相信生活毫無意義可言。生活不可理解。人不能改變世界﹐世界更改變不了人。
—現代派崇拜在現代資本主義大規模生產下精神衰弱的現代人依靠麻醉藥物擴大官能和肉慾的刺激﹐推崇音感﹑味覺﹑色感﹑肉慾之相互倒錯與混亂﹐摒棄客觀世界﹐宣傳唯能﹑唯心的“另一真實”世界。
—現代派以病態和主觀的恐懼﹑焦慮﹑絕望和孤獨的世界﹐取代現實與生活。他們把這變態的﹑病態的認識和感受加以誇大和美化﹐對人性﹑人道主義﹑人類解放與發展的可能性加以公開的嘲笑和否定。
—現代派不相信任何生活的目標和理想。他們對生存極為厭煩﹑深覺空虛。他們因而追求敗德與肉慾來鎮靜自己想像的痛苦……
批判現代主義的西歐左派文論主張對待現代主義﹐不採取全面﹑機械地否定﹐爭取以現代的形式和技巧表現進步的﹑人的內容﹐爭取現代派回到群眾﹐回到社會和歷史現實。
七○年代台灣的文學論爭﹐首先從現代詩—即現代主義批判展開。二十年後回顧﹐七○年代台灣的現代主義批判論﹐基本上也提出了和世界範圍內的討論議題“ 不謀而合”的批判觀點—指出台灣現代主義的逃避現實﹑沒有社會意義和歷史方向﹑個人主義﹑絕望﹑腐敗﹑敗德﹑虛無等等。當然﹐在立論的論證上不夠深刻。事 實上﹐台灣的文學批評界基本上至今還沒有深入討論過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爭論這個宿題。但是﹐從台灣文藝思想史的視野看﹐七○年代現代主義批判﹐在世界範圍 的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大論爭背景下﹐自有十分重大的時代意義。
而其意義之重大﹐尤在論戰當時爭論雙方皆不自知的這個事實﹕即戰後的現代主義文藝思潮﹐是冷戰體制下美國據以對抗社會主義的﹑在全球領域推行的“文化冷戰”﹙culture cold war﹚”之意識形態工具之一﹗台灣的現代主義批判﹐竟是在極端反共／法西斯環境下對美國主流冷戰意識形態的公開的挑戰﹗
理‧阿皮革納內西﹙Richard Appignanesi﹚指出﹕三○年代以降﹐“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成為舊蘇東社會的主流文藝思潮。這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文藝方針﹐又以強烈的敵愾心 批判現代主義的“資產階級腐朽”性﹐於是彷彿是依“敵之所惡我好之”的原則﹐在戰後世界文化冷戰體系中﹐抽象主義﹑超現實主義﹐竟成了“自由‧民主世界” 的主流藝術意識形態。“美國以它自生自長的新興抽象藝術迎合了此一確認”﹐阿皮革納內西寫道﹐“戰後美國新興抽象美術界把一九一九年蘇聯康定斯基的“抽象 表現主義”“半途掠奪而去﹐在國際上廣泛宣傳為百分之百的美國貨﹐純粹形式的抽象藝術”﹐蓋因“如果共產主義政權官方禁止‘形式主義’﹐那麼形式主義必定 是自由企業﹙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一個基本要素”。阿皮革納內西說﹐特別是在五○年代美國麥卡西主義白色恐怖時期﹐“冷戰時代的戰略﹐要求一種‘真正美國 ’的認同﹐以截然有別於歐洲共產主義瘟疫”。現代抽象主義成了這“真正的美國”認同標誌。它透過美國廣泛設立在其勢力範圍的第三世界社會中的“美國新聞處 ”一類的機關﹔透過人員交換﹑基金會﹑人員培訓﹑國際學術會議﹑留學政策﹑資助展覽出版和講座﹑特邀訪問﹑廣泛推銷。現代抽象主義於是很快成為美國勢力範 圍下第三世界的文化﹙文學﹚霸權論述﹐而現代主義也成為這些社會的一代顯學﹐從而和各當地的反帝‧反美‧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藝術運動互相抗衡﹐讓青年離開 祖國在﹙美國﹚新殖民主義和本國半封建精英支配下陰暗的現實﹐在美式現代主義﹑抽象主義病態的個人世界中消磨意志﹑逃避現實—從而鞏固美國制霸下的冷戰秩 序。
由於不學和不敏﹐小論的作者一直要到九○年初才知道了戰後現代主義和美國文化冷戰意識形態的聯結構造。回想目睹過的五○年代台灣現代繪畫和文學興起的過程﹐我有了恍然大悟的理解。
從這意義上看﹐七○年代台灣文學的論爭﹐自現代詩論戰以至鄉土文學論戰﹐竟是一場對美國戰後全球性文化冷戰意識形態的鬥爭﹐意義之深長﹐不言可喻。
在前文中說過﹐七○年代的台灣文學論爭中現實主義問題的提起﹐意味著因五○年代白色恐怖而被徹底鎮壓的現實主義文學復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新殖民 地條件下﹐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唯美主義﹑現代主義﹚的鬥爭﹐意味著保守的和進步的文藝哲學的爭論。這爭論表現為這些古典的論述構造﹕
‧現實主義主張文藝的社會性﹐具有解放和改造的使命與功能。
□反現實主義力主文藝的“自由”﹑“純粹”和“自主”。
‧現實主義重視人和生產人的社會與歷史間的聯繫。
□反現實主義文學把個人與社會﹑與群眾對立起來﹐除卻個人﹐沒有其他的現實。
‧現實主義相信為民眾﹑民族﹑祖國的改造和解放和實踐的價值。
□非現實主義不相信生活有任何意義﹐不相信任何改造和實踐的可能。
在七○年代的台灣的具體條件下﹐上述“古典”的對立概念﹐在鄉土文學現實主義和官方的反現實主義的鬥爭中﹐相應地延伸而表現為這些針鋒相對的爭論﹕
—鄉土文學派認為文藝反映現實﹐呈現生活中存在的矛盾﹐為社會和生活的改造做出貢獻。反對文學的個人主義﹑逃避主義和腐化墮落。
—反鄉土文學者認為文藝應該“清新可喜”﹑“溫柔敦厚”﹐不應該成為政治運動的工具﹐不應被“共匪”所利用﹐危害社會。
—鄉土文學主張反對帝國主義和“寡頭資本主義”﹐主張民族主義﹐為社會的弱小者代言﹐擁抱土地和人民。
—反鄉土文學派主張反共高於反帝反資﹐指責鄉土文學有“工農兵”文學的危險性﹐應該警戒﹑打擊。
—鄉土文學一派堅持﹐在中國民族分裂的現實條件下﹐台灣文學刻劃和表現台灣的民眾﹑生活和社會﹐正是刻劃了當前台灣的中國人民﹑中國民族﹑中國的生活和社會。鄉土文學﹐是祖國分斷條件下當前主要的民族文學形式。反鄉土派對鄉土派文學的指控是沙文主義的﹑分裂的言論。
—反鄉土文學一派認為鄉土文學只寫台灣地方性人物及其生活 ﹐有地方主義或分裂主義之嫌……
七○年代鄉土文學論的現實主義論﹐便是這樣地結合了當時台灣的具體現實﹐和現代主義的﹑官方的反現實主義論進行了尖銳的鬥爭﹐從而繼承了日帝殖民時代反帝解放運動的文藝戰線所積累的﹑左翼的﹑批判的﹑抵抗的現實主義文論的傳統﹐而有文學思想史的重要性。
二﹑鄉土文學和左派民粹主義
近年以來﹐所謂“熱愛﹑認同咱這塊土地”﹑“咱台灣人民……”這些話語﹐已經成了台灣分離運動的咒語。“會不會說”台灣話﹐“認不認同”台灣“這塊土 地”﹑“愛不愛”台灣和台灣人民﹐幾乎成了判別一個人的全部價值的標準﹐馴至這種“土地／人民”論﹐成了分離主義修辭的專利﹐彷彿世上只有講台獨的人提愛 台灣“土地／人民”﹐而主張反帝﹑主張反資本主義﹑主張中國統一的人則一貫“不認同﹑不愛台灣土地和人民”。
但歷史的事實卻與此成見完全相反。
有一種“定見”﹐認為七○年代現代詩論爭和鄉土文學論戰﹐起源於當時一連串國際外交上的重大衝擊﹐島內要求改革和反省的呼聲紛至﹐導致中國民族意識和 社會意識的高漲而來。但事實上﹐七○年代初台灣遭逢外交變局引起危機﹐也引起“革新保台”﹐“聯蔣反共 ”﹐以維續和強化既有體制的保守思潮和行動﹐與前述同因政治外交變局而主張反帝反資﹐尋求兩岸終極的統一者﹐形成左右對立。歷史地看來﹐最早以高度熱情提 出熱愛台灣的土地／人民的﹐恰恰是後者﹐而不是力言在危機下“革新保台”﹑“聯蔣反共”的右派知識份子和精英﹐後者連同今日以“本土論”為言的文學的分離 派﹐當時不是直接﹑間接地打擊鄉土派﹐就是明哲保身﹐龜縮逃避。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在台大“民族主義座談會”上﹐陳鼓應和王曉波首先展開了對於美日帝國主義在台“經濟控制”﹑在台灣進行“武器﹑經濟和思想侵入”的 論證。為了抵抗強國對台灣的支配﹐他們力言大家“要有同胞愛”“照顧好漁礦農工的生活”﹐並且表示在國際性危機下﹐誓與“台灣命運共存”的決心。
而這種台灣“土地／人民”的思想聯繫和統一﹔對中國大陸／台灣的忠誠之統一和聯繫﹐遍見於一九七二年以降保釣運動左翼海內外的文章﹑宣言和論文。中國 統一﹑反帝民族主義論和擁抱台灣“土地／人民”﹑熱愛中國和熱愛台灣﹐對他們而言﹐自始就是互相聯繫和互相統一的思想與感情。而正是這種反帝統一論和擁抱 台灣人民／土地論的統一﹐和中國／台灣的聯繫性與統一性﹐貫穿一九七二年現代詩論戰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和鄉土文學論戰之中。
在七○年代兩個文學爭論中﹐尤其在鄉土文學論戰中﹐中國和台灣在民族﹑民眾﹑社會﹑文學和文化上的聯繫性和統一性﹐被許多今日已向台獨派轉向的評論家和作家不約而同地﹑以十分特殊的辭語表現出來﹕
葉石濤
“台灣獨得鄉土風格並非有別於漢民族文化﹑足以獨樹一幟的文化。它乃是屬於漢民文化的一支流。台灣一直是漢民族文化圈子內不可缺少的一環﹐因為台灣從來沒有創造出獨得的語言和文學……”
“‘台灣意識’—帝國主義下在台中國人精神生活的焦點”
“……居住在台灣的中國人的共同經驗﹐不外是被殖民的﹑受壓迫的共同經驗。在台灣鄉土文學上的反映出來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經驗﹐以及篳路籃縷以啟山林的﹑跟大自然博鬥的共通記錄。”
“﹙台灣﹚舊文學方面所代表的是傳統的封建思想﹐而新文學方面所代表的是反傳統的新思想。這和國內的“五四”運動如出一轍。”
“日據時代的文學始終是和台灣的現實環境息息相關的。它屬於﹙中國﹚抗日民族革命運動不可割裂的一環。”
王拓
“﹙小說中﹚如果太過強調﹙台灣方言﹚﹐便很容易使人陷入一偏狹的﹑分裂的地方主義觀念和感情裡。”
“台灣……在歷史雖然曾經有過被荷蘭人侵入殖民﹑和日本軍閥割據佔領的慘痛經驗﹐但是﹐她之與中國同文同種﹐並屬於中國的一部份﹐卻是不容爭辯的事實。……那麼﹐作為反映台灣各個不同時代的歷史與社會的﹙台灣﹚文學﹐也自屬於中國文學的一部份……”
“……‘廿世紀在台灣發展起來的中國文學’……亦即在台灣發展起來的中國文學”
“﹙日據下﹚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的發展﹐可以說是與當時的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採取著一致的步調﹐並且也是與祖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展開的反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國內封建剝削的一切運動相一致的”
“台灣的中國作家在文學上所反映的中國特色﹐是以台灣這個現實環境下的人和事為主的。”
巫永福
“﹙台灣的﹚鄉土文學即中國文化之一環。……歸根結柢﹐中國詩要有中國特色才能被承認。”
“﹙在皇民化運動下﹚……在精神上﹐他們還是認為是台灣人﹐心繫祖國﹐不因皇民化而變成了日本人。不像現在﹐有些人唯恐不變成外國人﹐兩者的精神真是天淵之別”。
“如果清文學是中國文學……光復前的台灣文學也應是中國文學﹐不能因為台灣被日本人統治就不能算是中國文學的一環……如果光復前的台灣文學不被承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那麼清代文學也不能承認是中國文學﹐因為他是異族入主中國”
李魁賢
“當然台灣文學是屬於中國文學的一部份﹐因為有與其他各省不同的特質﹐故乃形成獨特存在的事實。”
“真正的人﹐是切實地踏在自己的土地上﹐付出真正的愛﹐和這塊健康的大地擁抱在一起”。
另外﹐至今日堅持反對台灣分離主義文學的作家和評論家更是強調兩岸文學的歷史聯繫性﹕
南亭﹙南方朔﹚
“五十年來台灣的新文學一直是六十年中國新文學的一部份。它的發展主流在不斷的自覺中﹐從未乖離過中國共同的民族經驗。它是與中國民族認同的”
“﹙七○年代以來台灣文學的作品與理論﹚是中華民族本位的﹑理想主義的﹑充滿了批判精神的新寫實文學”
黃春明
“因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我們用中國的文學語言來寫自己周遭環境的生活和問題﹐這是我們民族的文學﹐即台灣本地土生土長的文學﹐也是我們中國的文學﹐所以當然我們要愛護它”
“……台灣的問題﹐也就是中國的問題。台灣地區以中國的語言文字來寫自己的問題﹐有它的特殊背景。因為自從馬關條約後﹐台灣被割讓給日本﹐但是在文化上﹑政治意識上﹐它並沒有和中國割斷……”
陳映真
“﹙當代台灣文學﹚使用了具有中國風格的文學形式﹐美好的中國語言﹐表現了世居台灣的中國同胞具體的社會生活”。
“……在台灣的中國新文學上﹐高高地舉起了中國的﹑民族主義的自立自強的鮮明旗幟”
“……台灣的生活﹐對於目前生活在台灣的中國人﹐在目前這個歷史時期﹐是最具有現實意義的中國生活……”
“中國新文學在台灣的發展﹐有一個過程。”
“由於深恐中國文學在﹙台灣﹚殖民條件下消萎﹔由於中國普通話和台灣話之間的差異﹔由於日治時代台灣和大陸的斷絕﹐當時傷時憂國之士﹐乃有主張以在台灣普遍使用的閩南話從事文學的創作﹐以保存中華文學於殖民地﹐而名之為‘鄉土文學’”。
“……由於三十年來台灣史在中國近代史中有其特點﹐而台灣的中國新文學也有其特殊的精神面貌。但是﹐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台灣新文學在表現整個中國追求國家民族自由的精神歷程中﹐不可否認地是整個中國近代新文學的一部份。”
“鄉土文學﹐是現代條件下﹙台灣的﹚中國民族文學的重要形式”
“中國文學……從東北作家的‘八月的鄉村’一直到台灣作家的‘送報伕’﹐再一直到‘莎喲哪啦﹐再見’﹑‘小林來台北’﹐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奉仕於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巨大民族主義運動的文學作品”
台灣的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份。台灣人者﹐“在台灣的中國人”也。台灣的社會和生活﹐就是“在台灣的中國社會與生活”。“台灣的問題﹐是中國的 問題”。台灣作家是“台灣的中國作家”……眾口一辭﹐不避拗口﹐三複斯言﹐莫不是在說﹐雖然兩岸在內戰和冷戰構造下分斷﹐七○年代當時台灣的作家和知識份 子﹐絕大多數一仍深信台灣和中國的歷史的﹑文化的﹑認同上的以及事實上的聯繫性和統一性。和中國文學對立的﹑分離主義的“台灣文學”概念﹐在七○年代幾乎 是沒有的。以已經發表的文學為憑據﹐則既便是葉石濤的《台灣鄉土文學導論》都還不能說是嚴格意義上分離主義的台灣文學論﹐也還披上“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之 一環”的外衣。而且從論爭的文獻上看﹐自現代主義詩論戰以迄政治上肅殺陰霾的鄉土文學論戰期間﹐今之台獨派文學界大老﹑作家﹑詩人﹑評論家和理論家﹐幾乎 沒有一個人有站在分離論的台灣文學上出來發言的直接或間接的記錄。不少今日英姿風發地成為台獨系文學英雄的大老﹑評論家﹑作家和詩人﹐倒是在七○年代留下 了和他們今日的主張完全相反的白紙黑字﹐已見上文所徵引。
對於努力要建設“台灣文學本土論”系譜的人來說﹐這個事實是很難加以說明的。難於說明而又必須說明﹐就不能強辭奪理。而強辭奪理﹐就難於不立論矛盾了。茲舉數隅﹕
一種說法是把文學的中國認同和文學內容上對台灣具體生活的關注對立起來。於是對於七○年代鄉土文學認同中國民族主義﹐在創作內容上表現台灣現實社會生活和鄉土人物的深切關懷﹐解釋成“﹙民族﹚意識上回歸中國﹐﹙文藝﹚創作上回歸台灣社會”。
這種解釋的第一個破綻﹐是鄉土文學和在七○年代的具體主張不對頭的。王拓說“台灣的中國作家”作品裡反映的“中國特色”﹐是以“台灣這個現實環境下的 人和事為主”。眾所周知﹐王拓是主張文學表現現實中的台灣生活和人民最力的作家﹐但同時也是最鮮明﹑最多次主張反對帝國主義對台灣經濟與政治的支配﹐公開 指出台灣社會經濟的“殖民地”性—即台灣﹙新﹚殖民經濟論的作家。不僅此也﹐王拓甚至還有意識地反對過文學的“本土化”即台獨化。他說作品語言一旦太過強 調台灣方言﹐便會“陷入一種偏狹的﹑分裂的地方主義觀念和感情裡”。此外﹐南亭﹙南方朔﹚也認為﹐七○年代鄉土文學是“愛國主義的﹑反地域主義的新浪潮 ”。這樣的主張﹐和同中國認同對立起來的“本土”論﹐是統一的還是互相矛盾﹐不言自明。黃春明也說﹐用中國的語言文學“寫自己周遭環境的生活問題”就是“ 台灣地方土生土長的文學﹐也是我們中國的文學”。對黃春明而言﹐文學的中國認同和文學關懷與取材於台灣的“周遭環境”和“生活”﹐是相互聯繫與統一的﹐而 不是相互對立和矛盾﹐就很明白了。他們都沒有從不同立場“回歸”民族﹑“回歸本土”的記錄。至於陳映真類似的主張﹐茲不贅言。
在社會科學上﹐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和改革現實生活中的矛盾﹐關心民眾的生活與疾苦﹐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密切相互連繫和相互統一﹐而絕非 互相對立和矛盾的。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三一年的章程所示“行動綱領”﹐把“支持反帝同盟”﹑“打倒一切反動派”﹑“打倒台灣總督政治”這一類上位綱領﹐與類 如“廢止日台人歧視待遇”﹑“減免自來水費”﹑“責由國家負擔青少年義務教育”具體關心生活﹑改革生活的綱領相提並論。一九三四年﹐中共號召“以革命戰爭 打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把革命發展到全國去﹐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而欲達到此目的﹐中共同時要求充份注意和重視“群眾切身利益”和“生活問題”—食衣 住行﹑柴米油鹽﹑合作社﹑農村對外貿易﹐等等。這理由極為淺顯﹕帝國主義的支配﹐使民族經濟停滯瓦解﹐經濟剩餘出血外流﹐政治上和民族上的歧視……都使民 族的成員體—民眾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遭到嚴重的苦害。資本主義對利潤不知饜足的貪慾﹐使社會的成員體—民眾遭到不公平的剝削和壓迫﹐帶來生活的破產。反對帝 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文學藝術家﹐當然要形象地取材﹑描寫帝國主義下和資本主義下作家生活周遭民眾的被害和生活中日常性存在的民族與階級的矛盾﹐喚醒民眾﹑ 改造生活﹑改造社會和歷史。
因此﹐把台灣文學的中國認同﹑反帝反資的立場﹐同關心台灣社會﹑民眾的創作態度對立起來的命題﹐在知識上和邏輯上都無法成立。而在七○年代台灣文學爭論中﹐鄉土派作家和批評家莫不熱烈高舉台灣土地／人民旗幟的事實﹐則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這個事實﹕
在七二年到七四年的現代主義詩論戰中﹐尉天驄批評現代人支借外國的情感寫詩﹐呼籲詩人深入台灣的工廠﹑鹽村﹑農村﹐體驗生活﹔高信疆批評現代派詩人“失去了根植的泥土﹐淡忘了此地的生活”……勞為民主張文學家要為大多數的社會民眾而寫作﹐表現人民的觀點﹑價值和願望。
在一九七七年展開的鄉土文學論爭中﹐鄉土派作家和批評家則進一步擴大了七二年提出的擁抱“土地／人民”的邏輯。對王拓而言﹐七○年代初台灣遭逢的外交 挫折﹐使人們產生關注帝國 主義—從而反對殖民經濟﹑買辦經濟和島內資本主義經濟下“一群被犧牲﹑被卑視的”﹑“收入少﹑生活水準低﹑工作辛勞”的人們。因此﹐王拓主張鄉土文學植根 於“現實社會的土地上”﹐反映現實﹐也“反映人”。他讚美日帝下台灣作家“頑強地﹑固執地堅守在他們生長的泥土上……真誠地反映了他們所熟知的社會與生活 現實”。他甚至充滿激情地說﹐“我們是兩腳深扎在這塊土地上的一群人﹐死了也還在這塊土地上﹐和這塊土地合而為一”。他吶喊﹕“這是我們的家園﹗”“我們 對這塊土地深情厚愛是堅定的﹑不可搖撼的”。陳映真則認為在台灣的文學和文化全面惡質西化﹑在外交危機中民族自信心崩壞﹐“脫產逃亡者如過江之鯽﹐在外來 勢力恣意干涉的歷史時代”﹐“投眼於自己的土地和人民”﹐“為民族的認同尋求軒昂自在的歸宿。”
熱愛和信賴人民群眾﹑歌頌土地和祖國﹐自認對勤勞人民有各種虧欠的知識份子﹐熱情洋溢地奔向農村﹑海濱等勞動現場﹐呼喊著“到人民中去﹗”﹙與七○年 代初台灣有大量青年上山下海﹐到廠礦訪問調查的運動頗為近似。﹚這是民粹主義的思想與實踐。民粹主義也主張藝術文學要有民族和民眾的特質﹐更要有啟蒙﹑教 化和改造的功能。
七○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爭論和運動﹐便帶有這強烈的進步的民粹主義的性質。然而﹐辯證地看待﹐人們容易發現﹐舊俄時代的民粹運動成為一些人奔向科學性的 社會主義運動的接待站。而在三十年代﹐一些頭腦發燒的民粹派紛紛投身到納粹‧法西斯蒂陣營。同樣﹐七○年代主要在民粹論的左翼推動的鄉土文學論戰中受到啟 蒙的青年﹐形成了五○年代異端撲殺恐怖後新生的民族統一派。而八○年代的民粹論﹐包括對立於中國文學概念的“台灣文學”論﹐則淪為右翼的台灣分離主義—反 共﹑把台灣“民族”﹑語言﹑“文化”無限神聖化﹑高唱沒有階級分析的“台灣人”意識和“台灣命運共同體”論﹐以塑造並聖化“台灣國民國家”﹐以“中國人” 為台灣萬惡之源﹐傳佈對“中國豬”的憎惡—從而呈現出一種“擬似法西斯”﹙pseudo-fascist﹚性格。
或謂﹕七○年代的文學論爭中總還有一位葉石濤﹐在歷史上頭一個公開提出“台灣意識”和“台灣立場”做為評斷台灣鄉土文學的重要條件。但“就文論文”﹐葉石濤所提出的“台灣意識”和“台灣人的立場”論﹐受到他自己同時著重提出的若干“中國條件”所制約﹕
首先﹐葉石濤說﹐由於台灣歷史上的一些獨特的過程﹐“台灣本身建立了不同於中國大陸文化的濃厚的鄉土風格”。然而﹐這“台灣獨得鄉土風格﹐並非有別於 漢民族文化的﹑足以獨樹一幟的文化。它乃是屬於漢民族文化的一支流。因而﹐台灣“濃厚﹑強烈的鄉土風格”﹐“仍然是跟漢民族文化割裂不開的”。也就是說﹐ 台灣的文化固然有其不同於大陸文化的﹑濃烈的“鄉土風格”﹐但在根本屬性上﹐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密切不能分割的一部份。這樣的文化認識﹐當然是葉石濤“台 灣意識”﹑“台灣立場”論的重要基礎和參照體系。
其次﹐葉石濤提出“台灣意識”這個辭時﹐是以這副題加以界定的﹕“帝國主義下在台中國人精神生活的焦點”。以“在台中國人”來指謂一般所說的“台灣人 ”﹐當然就不能是今日台獨人士所通用的﹑和中國﹑中國人對立意義上的“台灣人”﹐其理易明。而所稱“帝國主義下在台中國人精神生活的焦點”﹐正如葉石濤在 文章中清楚指陳﹐是在帝國主義下台灣“被殖民﹑受壓迫”的歷史經驗所形成的“反帝‧反封建”﹐和“篳路籃縷以啟山林”與大自然鬥爭以開發台灣的﹐站在台灣 民眾立場的精神。重要的問題是﹕葉石濤的“反帝‧反封建論”﹐包不包括中國治台的歷史呢﹖就文論﹐答案是明白的否定。葉石濤所理解的歷史上“蹂躪”過台灣 的“侵略者”﹐只有 “荷蘭人和日本人”。“明鄭三代及滿清二百多年”治台歷史清楚地被葉石濤從外族侵台史中“除去”﹐十分明確。“明鄭三代”和“滿清三百年”治台的矛盾﹐是 同一民族內部的階級性—而不是民族性矛盾。看來葉氏認識歷史的高度﹐遠非今日台獨“本土論”者可望其項背。
而在當時他的這種歷史認識下提出的“台灣意識”和“台灣的立場”論﹐和今日成為“主流”論述的“台灣意識”﹑“台灣立場”論﹐相去何啻雲泥。
此外﹐這篇重要文章中以“祖國大陸”稱中國﹔以“反抗割讓﹐冀復歸祖國”的高度去認識割台前夕在台倉促成立的抗日臨時政權“台灣民主國”﹐等等﹐都顯 示葉石濤在一九七七年的思想和史識﹐與今日許多標榜﹑徵引﹙斷章取義地﹚這篇文章者腦袋裡的東西﹐至少從白紙黑字的材料看來﹐是完全不一致的。
小論的作者在一九七七年發表《鄉土文學的盲點》就教於葉先生。近來有論者說我自己在文章中一方面“承認”台獨派的“台灣人意識”﹐並指責我以“用心良 苦的﹑分離主義議論”構陷葉石濤。然而﹐文章具在﹐我以“有過這樣的立論﹕”來轉述台獨派的“文化民族主義”論﹐引述之後﹐我指這種議論是“用心良苦的﹑ 分離主義的議論”。這一段文字以海外的﹑日文材料為對象﹐我不但未曾“承認”其議論﹐而且給予“用心良苦的分離主義議論”的評價。二十年後批評《鄉土文學 的盲點》的人﹐如果不是讀書略欠細密﹐就是有意歪曲了。
在七○年代的現代主義詩論爭和鄉土文學論爭中﹐文學和民族的中國歸屬﹔反帝﹑反資論和熱切擁抱台灣土地和人民﹐走向人民的左翼民粹主義﹐在理論和創作 實踐上是互相緊密聯繫﹑互相統一的。因此把台灣七○年代“文學意識”分成“本土論”﹑“民族主義論”和“改革論”﹐在知識上﹐邏輯上也難於成立了。